<p>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經參加了《核科學家的足跡》一書的寫作,書中記述了19位參加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的核科學家的故事,這些科學家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隱名埋姓多年,那次是中國核科學家的第一次集體大揭秘。</p><p>我們參與寫作的沒有作家,沒有記者,大都是科學家所在單位的工作人員,大都與這些科學家相識。但在參與寫作的日子里,我們仍然每天都被感動著,對這些科學家充滿了敬重。記得寫鄧稼先的小劉,高聲讀著寫的鄧稼先院長的稿子,淚流滿面。</p><p>曾因寫作,我先后走近了姜圣階,王承書兩位院士,隨著他們的敘述,走近了他們波瀾壯闊一生,同樣被感動著。</p> <p>姜圣階院士是我國化工泰斗侯德榜的高徒,一生致力于實業救國,曾為永利寧戰后重建立下汗馬功勞,建國初期,其主持高壓容器的研制,使我國化肥生產實現跨越式增長,人民日報還專門發了社論。在前蘇聯撤走專家,我國核武器研制面臨前所未有困難時,周恩來總理約他進京,親自和他談話,調他到四零四任總工程師。姜圣階安頓好半癱的妻子,從綠樹成蔭的古都南京,來到了寸草不生的荒涼戈壁,一呆就是二十年。</p> <p>1956年,已經在米國科學界取得一定成就的王承書夫婦沖破重重阻礙,回到祖國。王先生用三次“我愿意”,承擔起祖國的重托,參與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成為我國鈾濃縮理論的奠基人和實踐領頭人。為第一顆原子彈研制立下了汗馬功勞。</p> <p>王先生畢生致力于科研,她曾信奉“君子群而不黨”,戰亂時,她在湖南湘雅任講師時,因不接受加入國民黨的條件,寧愿放棄得來不易做導師的工作。</p><p>在新中國成立后,她目睹了祖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她加入到建設新中國的行列中后,年近50歲時,她鄭重地提出了入黨申請。</p><p>在她入黨后,她一直以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p> <p>那年,王先生生病住院,我到醫院去看她,正好遇到劉書林部長也去醫院看望王先生。劉部長趴在王先生床頭,兩個花白的頭緊緊地靠在一起,一個是曾經擔任過毛主席警衛員,跟著毛主席南征北戰的老革命,一個是海外歸來在學術上卓有成效的科學家。在王先生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們在一起談著信仰。王先生問劉部長:“劉部長你是我的入黨介紹人,你還記得嗎?”劉部長說:“記得記得”,王先生說:“我這個黨員做的不夠好,你介紹我入黨沒后悔吧?”劉部長說:“你是我們黨的優秀黨員,能夠介紹你入黨,我感到自豪!”王先生搖了搖頭,說:“我做的不夠好,我還應該做的更好些!”</p><p>看著眼前此情此景,聽著他們的對話,我背過身去,擦著止不住的淚水。</p> <p>這是王承書院士在我的報告文學上寫下的一段話。</p> <p>作為一個科學家,王先生嚴格的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她一生苦苦追求,功勛卓著,她對自己仍然不滿意。</p><p>她在遺囑中說:虛度八十春秋,回國已36年,雖然做的一些工作,但是由于主觀原因,未能完全實現回國前的初衷,深感愧對黨,愧對人民。</p><p>王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科學,包括自己的遺體。</p> <p>這是王先生繳納最后一次黨費的收據。</p> <p>在王承書眾多的頭銜中,她最鐘意的是“先生”這個頭銜;她最敬重的人是她當了一輩子教師的大姐;她心中最美好的回憶,是少女時代站在黑板前,手持教鞭,為同學補課的場景;她最欣慰的是為核工業培養了“幾名”人才;她最遺憾的是只有“幾名”,而不是“一大批”。</p><p>所以,當一個“希望工程”在中華大地展開時,王先生要解開這個在她心中多年的情結,她要把她畢生的積蓄留給“希望”!</p><p>這是王先生把自己的積蓄捐給希望工程的文件。</p><p><br></p> <p>王王先生的一生是非凡的,她留給這個世界的,不止是她的書,她的錢,更重要的是她的精神!她的書留給了科學,她的錢留給了“希望”,她的精神留給社會,這一切都是為了祖國更美好,明天更美好!</p> <p>這些科學家不是一個兩個人,而是一批人,一個群體!他們中有核事業的科技領軍錢三強,有用生命保護了重要資料的郭永懷,有率先沖進爆破場取樣的鄧稼先,有核潛艇總設計師紅二代彭士祿……他們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祖國的核工業。正是有了他們,我們才有了兩彈一艇,才有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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