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了——永豐場部（二）

大唐貴人

在永豐農場我曾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吃過“瓜菜代”的苦，家庭貧困而輟學的無奈； 那時家境貧寒，我年邁的老父親月工資收入32元錢，艱難的維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1963年7月我考上了花園前衛中學，要去花園農場上學，每個月的費用（含學雜費）8元錢就夠，可家里拿不出。為此我的班主任韓家榮老師還親自到家里（因我在班級里學習還屬挺好）詢訪，看到我家確實困難念不起，感到很惋惜卻又愛莫能助，無奈只好輟學在家。 　　經歷過走向工作崗位首次拿工資、兩年后又轉干的欣喜； 1963年11月23日，后南陽戚（國福）隊長通知我上班，說是到三分場當通訊員，并帶我到三分場去報到。這算是突如其來的驚喜吧。通訊員也算是重要崗位，不是誰想當就能當得上，因為我是農場基本工人子弟，家庭成分貧農，政治要求是合格的。心想既然上不了學了，上班也行。那時我才虛15歲，個子很小，身高也就1.5米。戚隊長帶我去報到，接待我們的是分場政工干事婁（顯文）干事，經交代一番，從那天起我就正式上班了。 當時家里確實窮，布票不夠用，上班時老母親給我拿了一床被，一個枕頭，沒有褥子，就算是全部行頭。當我第一個月拿到18元的工資時，別提多高興了，看著錢都不相信我也能掙錢了，能幫家里一把了。 兩三個月后，給我工資正式定為24元。做了13個月通訊員，于1965年初把我調到場部財務科當出納員，進了機關。1965年10月份，經省公安廳政治部批準，轉為正式干部。定為辦事員，月工資27.5元，行政28級。 　　經歷過“文革”中的“批斗當權派”、“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深挖階級敵人”、“抓革命促生產”、“忠字化”、“大聯合”、“革命大批判”、“公物還家”、“反擊右傾翻案風”……各項運動： 永豐農場文化大革命，我記得是在上海“一月風暴”影響下，1967年1月份開始的。 當時在場部成立了“112紅色造反團”、“毛澤東思想戰斗團”兩大造反組織，隨即對農場領導奪了權。當權派（場領導和科室長）都靠邊站。我當時參加的是“112紅色造反團”。經常大會批判的當權派是張俊三（永豐勞改支隊政委）、唐子坤（永豐勞改支隊支隊長），有時批判大會過后，還有機關科室長陪同，戴上高帽子一同游街。 破四舊針對的是禁書不許看，人手必備一冊毛主席語錄。禁歌不許唱，唱的是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語錄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唱遍了各種會議、活動，唱遍了全場上下。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深挖階級敵人運動更為嚴肅激烈。成立了“群眾專政指揮部”，專門負責深挖階級敵人的斗爭。震驚全場的“HXH事件”就是在此期間發生的。 抓革命促生產，提出的口號是“夜間鬧革命白天促生產”！我當時在機關財務科當出納員，我的印象是1967年全年，機關各科室留一人值守外，全部參加一線生產勞動大會戰，從春種、夏管到秋收，從水田整地、拔草到收割，從大田鏟地到收割小麥，幾乎每個生產環節，每個分場都去過。晚上是學習會、批判會，每天如此，最早也是10點鐘以后才結束。那時人人都干勁十足，確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從無怨言、牢騷怪話，用現在的話描述就是滿滿的正能量。那時思想單純，我的想法就是，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爭當革命左派，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記得1967年獲得了有史以來的農業大豐收，創糧豆總產最高紀錄，全場經營虧損17萬元，也是有史以來虧損最少的一年。 1967年10月份后，各造反組織實現了“大聯合”，1968年5月份成立了“永豐農場革命委員會”。 至于“公物還家”、“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時，我已經調到分場工作了。 經歷過1968知青下鄉來農場，朝夕相處，建立友情，和1978年知青大批回城的全過程； 在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偉大號召下，永豐農場于1968年9月28日，接受了第一批哈爾濱下鄉到永豐的3個知青連隊，一、二連是男知青連隊，安置在二分場，三連是女知青連隊，安置在農場機關大樓居住。之后的1969年春開始又接收了大批量的上海、哈爾濱、天津知青連隊，直到1970年上半年，還有零星的知青（含北安知青）下鄉到農場。農場的各個分場、單位，都有知青進入，總共接收成建制的知青連隊17個，總人數約2270多人。 2200多知青是農場職工總數的3倍多，徹底改變了農場職工年齡、文化和技能結構的構成，誠然農場也就把重點轉移到以知青工作為中心上來，為適應工作需求，在農場政治處下設了“知青辦”。 知青的到來為農場增添了新鮮血液，他們年輕有文化，富有青春活力，有干勁、闖勁，實踐雄辯地證明了知青群體對農場的建設發展，觀念更新，思想文化的升華產生了重大影響。 我在機關當出納員時，是由我為3連知青每月發放工資。因為工資表由我做，全連清一色的每人32元，裝好工資袋，發放到每人手中，所以3連知青的名字基本上耳熟能詳，畢竟100多人，有時名字和本人也對不上號。像連干部王秀玲、李鳳至，管理員李家琴，徐慧錚、展力，劉艷芳、于厚香，谷秀芳、鄭熙敏…… 印象都很深。 1970年我調到五分場做政工干事，后改做文書。3年期間接觸到了上海9連，天津14連，哈爾濱5連，更多地熟悉了知青朋友。直接的工作交往交流，如天津連隊的孫巨祿、劉世敏、汪大菊、師大宏……哈爾濱連隊的榮大偉、宋迎新、王桂珍，劉卓、李麗萍……上海連隊的張美麗、沈小貞、院祖洪、奚秀敏、高建崗……同他們建立了工作友誼和個人感情。 1973年我又調到南陽當會計。五年半會計期間，七任出納員都是知青。和他們朝夕相處，配合默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因為他們都是經組織領導精心選拔任用的，人才優秀，素質過硬，勝任工作。他們是于厚香、洪毅、劉秀梅、趙維、李麗筠、王蘊芬，劉艷芳。在都很優秀的基礎上，更勝一籌的是于、洪、王三位。工作緊密接觸的還有3任統計楊同斌、于得寧和劉俊杰，這也都是南開學子素質過硬。 時至1978年，知青開始返城，年底達到高峰，絕大多數都離開了農場。我就在這年11月末被調到農場機關計財科，接替秦廣書的計劃統計，直至1984年做了五年半的計劃統計工作。 知青們在農場10年，正像原永豐農場革委會副主任張碩發所評價的：“……廣大知青成為了屯墾戍邊的生力軍，成了溝通交流城鄉文明的媒體。他們和農場的老職工一起為建設新永豐而奠基，在共同的社會實踐中孕育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誼。2200多名知青把自己的寶貴青春獻給了永豐大地，多名知青把年輕的生命留在了永豐大地。同時在極其艱苦的勞動和生活實踐中，廣大知青經歷了人生的磨難，培養了堅韌的意志；提高了適應艱苦環境的能力；對知青們后來的人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仿佛又看到當年冒酷暑，戰嚴寒，臨風沐雨，戰天斗度的英姿；又看到春種秋收，積肥送糞大會戰的旗幟獵獵飄揚；又看到知青們用身體筑成人堤，攔擋訥謨爾河滔滔洪水的動人場面；又看到不幸殉職的天津知青許建軍、楊學禮那稚氣憨厚的面龐；又看到上海知青付國資為追捕逃犯，毅然躍入剛剛開凍的冰水激流；又看到上海知青孫國平在烈火中奮不顧身搶運國家財產的身影；又看到知青大返城時與永豐父老鄉親難割深情、含淚相別的情景……”。 原永豐監獄政委馬云浦深情地說：“曾經在永豐生活奮斗過的知青所熟悉的永豐農場會永遠張開雙臂歡迎曾在這里留下青春腳步的一代親人，永豐就是你們永遠的第二故鄉，永豐永遠記得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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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了——永豐場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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