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胡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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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北京東城區麻線胡同。麻線胡同，明朝屬明時坊，稱麻繩麻線胡同。清朝屬正藍旗，稱麻線胡同。民國后沿稱。“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代代紅胡同，后恢復原名。它位于東城區東南部，呈東西走向，西端曲折，東起北鮮魚巷，南與侯位胡同、八寶樓胡同相通，北與西裱褙胡同相通，西至崇文門內大街。 　　 麻線胡同寬六米，長468米，胡同不大卻因名人而出名。愛新覺羅的后代溥儉（字松窗，奕諒之孫，載瀛六子），是著名的畫家，他家住在麻線胡同居易里的一棟西洋別墅里。記得胡同里有個大院子，院門是紅色的，大多時候門都是關著的，即使開的時候也看不到里面。大紅門里被一個假山擋著。聽爺爺說院里住的是位將軍，但不知是誰。后來，我查詢了這個院子的歷史。胡同內3號院，原為清朝一官僚住宅，后賣給北洋軍閥的國務總理唐紹儀。唐住不久，又轉手賣給梁敦彥。梁敦彥為清末第一批留學生，曾就讀于耶魯大學，回國后任外務部尚書。張勛復辟時，他接溥儀的命令到各使館活動，欲借外國勢力來維護復辟的政權，遭到各國使館的拒絕，他竟痛哭流涕，被世人看不起。梁敦彥買到此宅后，曾大肆修葺，將宅子改成中西式建筑，中間還有一大圓亭，作為唱戲、跳舞用。宅內有太湖石砌門洞，兩旁有大青條石，上有對聯，正面為：“泉淙澗底琴音瀉，峰依天邊畫景收”；背面是：“松老龍鱗皆合抱，山連螺黛自回環。”兩幅對聯皆為乾隆御筆，是圓明園遺物，不知何時搬到宅中。當時有個麻線胡同小學，和大紅門挨著，怕人窺見大紅門里面，限制學校不許蓋樓。著名的翻譯家蕭三也住在麻線胡同。蕭三夫人是著名的攝影家，常常給胡同的鄰居們拍照，我們家的一些生活照就是她老人家拍的。有一年，北京美術館舉辦蕭三夫人攝影展，我表妹去看了回來說有張我奶奶做被子時的照片，結果我們家的許多人都去看攝影展了。《北京日報》社也在麻線胡同。 　　爺爺奶奶住麻線胡同40號。一進院門，有一間南北朝向的房子，住著說山西話的崔媽媽一家。然后是個走道，走道里有一間房，住著三口人，金爺爺奶奶帶著孫女。金奶奶說一口天津話，孫女大家都叫她大超英，和我年齡差不多，我們總在一起玩。走道的盡頭朝東走是個小院，住著嚴媽媽一家，嚴媽媽講四川話。還有劉媽一家。朝西就是爺爺奶奶住的院子了。這個院子比較大，不是典型的四合院，因為沒有南屋。院子是水磨石的地，南墻下有架葡萄。東屋住夫婦倆，兩人都上班，不太和院里人打交道。西屋住張媽媽一家，記得張媽媽家的小女兒比她哥姐的孩子還小，那個小女孩常常指著他們家的孩子說：甭看人小可是我輩大，他們要叫我姑。西屋和北屋的拐角有一間房，住著馬姨一家，她家養了好多漂亮的熱帶魚，我老去她家看魚，家里還有一個可乖的大花貓。爺爺奶奶家是北屋，是個中西合壁的建筑，一大間一小間還帶個儲藏室，木地板，落地窗。大間和小間用雕花的木隔段分開的，抬頭朝上看，高高的屋頂全是花鳥圖案，房間寬敞明亮。這個大院子其實是金奶奶家的，她兒子是國民黨的高官，去了臺灣，政府就把院子沒收了。爺爺家之所以能住到最好的房子，是因為爺爺他們原來在東交民巷外交部街東口的一棟小洋樓里住，被政府沒收后，才去了麻線胡同。前兩年，我在網上搜到了東交民巷老照片，讓我爸爸看，問他這是哪兒？爸爸90多了，好多事都記不得了，可是一看到這些照片馬上就說出來是哪。可見兒時的記憶是那么深刻。 那時候，大院的人們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都是和和氣氣的，和睦相處。好像家家的門都是開著的，從沒有關的時候，院里的大孩子小孩子玩成一團，東家串串西家走走。爺爺家的大院最熱鬧，因為是水磨石的地面，小孩們在那玩抓三角、抓拐、拍包子、滾鐵環、跳房子等游戲，實在再好不過了。院里人互相的稱呼也很有親情的味道，崔媽媽、顏媽媽、張媽媽、劉媽、馬姨、金奶奶，人們都管我爺爺叫劉大爺，管我奶奶叫大院劉媽，管東院的劉媽叫小院劉媽。我當時小，很奇怪為什么不稱呼我奶奶為杜媽呢？（我奶奶姓杜）其他女人家的先生都姓什么？好像她們的姓都是自己的不是先生的。 爺爺奶奶有九個孩子，到了我們這一輩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就一大堆，所以，我們家那時永遠不缺人，總是熱熱鬧鬧的。奶奶做了一手好飯菜，雖然是經濟困難時期，什么都缺，可是奶奶總能用有限的東西給我們做出來很好吃的。“去胡同口的副食店買兩毛錢的醬、五毛錢的肉，我們吃炸醬面。”那是最高興的時候，不僅可以吃到好吃的炸醬面，奶奶讓我們買東西時都會多給幾分錢，順便可以買點各種顏色的糖豆慢慢吃。到現在我媽媽總說：你做的熱湯面沒有奶奶的味。我一烙餡餅，媽媽就說：你奶奶做的餡餅沒有邊圓圓的，餡飽飽的，皮薄薄的。你奶奶做的西餐牛肉餅多么好吃……。說真的，奶奶烙餡餅真是一絕。聽媽媽說只有我大娘（大姑，北京把比爸爸小的妹妹叫娘）學會了，其他人都不行。我試過，不是皮厚了就是皮爛了，從沒有做完美過。記憶中，奶奶永遠都是忙碌著的，因為孩子多，為了補貼家用，她不是去街道的小工廠找活干，就是給人家拆洗被褥。那時，誰家要拆洗被褥就交到街道居委會，天氣好的話，奶奶一大早就趕過去領回要拆洗的被褥，拆完了在大盆里用搓板吭哧吭哧的洗，曬干后晚上又在家里的大西餐桌上縫被子。第二天交到街道居委會就能領到錢了。爺爺愛喝點酒，每次吃飯前，奶奶就給他準備兩碟小菜，他把酒壺放到熱水杯子里一燙，自己慢慢的品。這時候，我們就會湊過去吃到他的小菜。到了開始吃飯的時候我們就緊張了，爺爺的規矩是吃飯時不能說話不能吧唧嘴，誰要是犯了就拿筷子敲誰的頭。我喜歡家里來好多大人，這樣家里的大西餐桌上就坐不下，奶奶給我們小孩準備一張小圓桌，我們就不用和爺爺一去吃飯了。     那個年代，胡同里多數人家都沒有電話。我爺爺家有個電話是公用的，誰要打電話必須到爺爺家來，打完電話往旁邊的小盒子里放三分錢。幫胡同里的人接一次電話，去叫人來聽電話或送電話，送一次五分錢，回來要交給爺爺，那時在爺爺家住過的孩子都送過電話。我經常跟著爺爺，或是老叔、老姑還有哥哥姐姐們去送電話，收到錢就覺得很有成就感，說不定這個錢奶奶會賞給我們，讓我們去買點好吃的。記得有一次，一個歪嘴的女人來打電話，打完電話沒有零錢，需要找錢，我急忙跑過去收人家的錢，在給人家找錢時，眼睛一直盯著人家的臉看。后來，奶奶說不能這樣看人家，不禮貌。     爺爺的院子寬敞，屋子明亮，是養花的好地方。當時，爺爺家養了不少花，我記憶最深就是曇花。曇花是晚上開。那天晚上，胡同里凈是“劉大爺家的曇花開了，快去看吧”的喊聲。那盆開的滿滿的，花香四溢的白花在我腦海里至今都是清晰的。還有那天爺爺坐在太師椅上看著自己家的花和來看花的人那得意的眼神，家里熱鬧的場景讓我終生難忘。曇花很快就合上了，再要開就到第二年了，什么叫曇花一現我體會最深。爺爺家還有一盆山影，長的比我高一頭（那時我大約八、九歲，有1米2、3高），形狀像座假山，以后我見到過好多仙人掌類的植物，都沒有爺爺家那盆的形狀好看，那絕對是盆精品山影。爺爺種的繡球花，開的特別好。麻線胡同小學開會時都來借用。 我們大家庭在麻線胡同40號院里的老照片 這張照片背面是爺爺記的時間 　　小時在胡同附近有好多好吃的，麻線胡同口祥泰義的面包……蘇州胡同口的華記小泥腸……，東單菜市場旁邊有個饅頭鋪，專買硬面饅頭，特香[色]，爺爺帶我去吃的擔擔面……     　　1976年初，我高中畢業（我們是特殊年代的春季生）回了趟北京。奶奶已經不在了，老叔去了北京門頭溝煤礦當工人，老姑插隊去了東北的黑龍江農場。家里只有爺爺一個人，感覺空落落的。花也都沒有了精神，好像是人氣走了把什么都帶走了似的。只有那盆山影又長高了，越來越像座假山了。聽爺爺說院子里比我大的孩子有去內蒙的、有去東北的、有去陜北的，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也在北京附近的農場和農村插隊了。院子也沒多少人，只見到了馬姨，爺爺介紹說這是儉儉，一起寒暄聊了聊。她們家的小妹（小女兒）去插隊了，兒子去陜西的陜北了。家里原來養的好看的熱帶魚也沒有了。其他人家感覺都是大門緊閉沒有人進出。和爺爺一同出去，在胡同里碰見熟人，他們都和爺爺打招呼說：老丫頭回來了。我長的和小姑姑像，他們便把我當成了老丫頭。爺爺說是孫女。有一天，家里來了個壯壯的穿著灰藍色風衣的人，進門拱手叫劉大爺，我爺爺趕忙招呼那人，讓座沏茶，那人說他還有事不坐了，就是來看看您和您的花。一邊看一邊搖頭說都不好了，帶著失望的表情走了。他走后，爺爺告訴我這個人是咱們胡同里多少號（我忘了）的人家，是外交部亞洲司的司長，文革時期去五七干校勞動，家里的花就交給了我爺爺幫他養。爺爺的花養得好，在胡同里是出了名的。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家的大北房，又是落地玻璃窗，很適合養花。爺爺這幾年也經歷了奶奶去世，孩子們一個個出去工作，最小的丫頭去東北離他最遠。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哪有什么閑心事拈花弄草了。 我爸爸媽媽1949年在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學習了一段時間，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貢獻力量，從北京來到了西北，在西安扎下了根。我是西安生西安長的，對老北京的記憶只是童年和少年時期僅有的幾次假期生活。上世紀80年代回去一次，那時的麻線胡同還在，雖然爺爺奶奶不在了，老姑、老叔（北京把最小的孩子稱老）還在那里住，住在老房子里還是有種回家的感覺。2006年，我帶女兒去北京，故地重游，東單的一大片胡同都拆了包括麻線胡同。胡同的具體地方都很難找到了，北京新聞大廈的大樓倒是提醒人那一定是麻線胡同的所在地（原北京日報社在胡同里）到了那里果然在大廈的東邊還有一小段了。麻線胡同的牌子還在。胡同里那個叫居易里的巷子還在。可是我們家卻沒有了，永遠也沒有了！再也沒有家可回了！ 　　現在的崇文門內大街旁的胡同，已經被高樓大廈取代。北京的胡同已經不是住所的概念，是北京文化的象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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