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即諸夏故也，足以證明徐國是在夏朝故土上建立的！

徐氏源流文化與村莊民俗

引用“徐國的“我之即諸夏也”是中國文獻典籍中絕無僅有的明確陳述夏王朝地望的記載，只有徐國境內的、與夏時期相當的考古遺址才有可能是夏朝國都。淮河涂山地區、徐國國都、夏王朝國都三者的地理重合點，正是夏水北淝河的四方湖古城。” 　　《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按《春秋·僖公十五年》。按《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 “徐即諸夏故也”徐徐國、徐土即就是諸之乎之于夏夏朝立國地方故緣故原由原因譯：徐就是夏后的原因也可理解為：徐是在夏地復蘇的后起之秀的原因。徐，就是徐縣，今安徽泗縣、江蘇泗洪縣一帶。夏起源于夏丘。夏丘夏丘縣也，今宿州、宿遷之間，迺故徐縣之地。西漢置夏丘縣，屬沛郡。唐武德六年（623年），廢夏丘縣入虹縣。考其遺址，位今泗縣城關鎮東近1公里處。王莽改為歸思縣。東漢建武元年復原名。魏武定六年（548年）復置夏丘縣，屬臨潼郡，移治今泗縣。北齊天保三年（552年），為夏丘郡治所。北周大象元年（579年），改夏丘縣為晉陵縣，將晉陵縣由取慮城改治夏丘故城東，仍為夏丘郡治。隋開皇十八年（598年），改晉陵縣為夏丘縣，治今泗縣城關鎮東。 近些年來，山東郯城、江蘇徐州等地古徐國研究會的某些、所謂的古徐國歷史研究專家及學者提出“古徐國都城在山東郯城，古徐國第一至二十代徐國君王全部葬在郯城豹公墩，純屬斷章取義、虛構、杜撰出來的偽命題，他們引用清末、民國的《徐氏宗譜》作為證據，然而他們又故意遮掩《徐氏宗譜》“今往無考”四個最顯眼的字。 無論是歷史古籍還是現在的《徐氏宗譜》、以及考古發現的徐國青銅器銘文，沒有一樣件能夠證明古徐國在山東郯城建立徐國。綜覈所有的歷史證據均表明，徐國最初的都城不在山東郯城，第一代至二十代徐國國君墓更不可能在全部擠在百十平方的郯城那個新建的豹公墩土堆里。 山東郯城是古郯國所在地，不是徐國故地。東海郡郯縣也不是山東郯城的專利。江蘇鎮江丹徒一帶也是東海郯。 自東晉初年到隋朝初年，江蘇鎮江、丹徒一帶也被設置了東海郡郯縣。這段長達兩三百年的江蘇境內的東海郯縣，有據可查，有史可考。 2014年全球徐氏聯誼會在郯城召開年會時拍攝的“豹公墩” 碑文，完全可證明山東郯城豹公墩不是徐氏始祖陵。 下文引用自《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匯編.官常典》 徐夏封伯翳之裔于徐，使主淮夷。按《路史》：皋陶有子三人，長伯翳，次仲甄，次封偃，為偃姓。伯翳封費，生大廉，若木，恩成。若木事夏，襲翳之封，后有費昌，為湯御右。費仲事紂。其立于淮者，為嬴氏。夏世有調，王命以徐伯主淮夷，三十二世，君偃一假仁義，而賓國三十六。周王剡之，而錄其子宗，十一世，為吳所滅。〈注〉偃即康王，乃穆王時都城。記云：穆王西巡，聞其威德日遠，遣楚師襲破，殺王偃。《后漢書》《七諫》《淮南子》注以為楚文滅之。楚文乃春秋時誤宗，北走彭城武原山，萬眾從之，因曰徐山。周成王三年，淮夷徐戎皆叛，魯侯伯禽討之。按《書經·費誓》：公曰：嗟，人無嘩，聽命，徂茲淮夷，徐戎并興。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吊，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乃阱，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干，甲戌，我惟筑，無敢不供，女則有無馀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按《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按《史記·周本紀》：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注〉括地志云：泗水徐城縣北二十里古徐國，即淮夷也。按《魯周公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興反。于是伯禽率師伐之于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按《竹書紀年》：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夷，遂入奄。按《通鑒前編》：成王三年秋，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淮夷徐戎皆叛。魯侯伯禽，帥師伐淮夷徐戎。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钖命為伯。按《竹書紀年》云云。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按《竹書紀年》：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秋七月，西戎來賓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穆王十七年，王師征徐戎，克之。按《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注〉《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于水濱。孤獨母有犬鵠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乃成小兒。生偃，故宮人聞之，更取養之。及長，襲為徐君。后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化為黃龍。鵠蒼或名后蒼。《括地志》又云：徐城在越州鄍縣東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傳云昔周穆王巡狩，諸侯共尊偃王，穆王聞之，令造父御，乘騕裊之馬，日行千里，自還討之。或云命楚王帥師伐之，偃王乃于此處立城以終。按《竹書紀年》：穆王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夏四月，王畋于軍丘。五月，作范宮。秋九月，翟人侵畢。冬，蒐于萍澤。作虎牢。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作重璧臺。冬，王觀于鹽澤。十六年，霍侯舊薨。王命造父封于趙。十七年，王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秋八月，遷戎于太原。按《博物志》：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于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為異，覆煖之，遂伏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后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乃葬之徐界中，今見云狗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為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遣使乘驛，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斗害其民，為楚所敗，遂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后遂名其山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按《通鑒前編》：穆王十有三年，王西征。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作亂，王歸，征徐戎，克之。〈按《通鑒前編》：十有三年，王西征，下引《竹書紀年》曰：穆王十有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憩。又云：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作亂，王歸征徐戎，克之。下引《竹書紀年》云：穆王十七年，王西征，遂引《史記》蜚廉造父事，是以見西王母在十三年，伐徐在十七年也。今按《竹書》原文，則伐徐在十四年，見西王母在十七年。《前編》既引《竹書》為據，而年又舛訛，今改正之〉穆王三十五年，荊人入徐，毛伯帥師敗荊人于泲。按《竹書紀年》云云。惠王九年，秋，魯侯會宋人、齊人，伐徐。按《春秋》：莊公二十六年。惠王二十年春，徐人取舒。按《春秋》：僖公三年。〈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舒楚之同類。詩所謂荊舒者也。徐附齊，故為齊取，楚之與國。襄王七年春正月，楚人伐徐。三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諸侯之大夫救徐。冬，楚人敗徐于婁林。按《春秋》：僖公十五年　按《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齊師曹師伐厲。以救徐。冬，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襄王八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按《春秋》不書。按《左傳》：僖公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襄王九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按《春秋》：僖公十七年。按《左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注〉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襄王三十二年冬，徐伐莒。按《春秋》：文公七年。按《左傳》：七年，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景王七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按《春秋》：昭公四年。按《左傳》：四年春，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許之。夏，諸侯如楚。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景王八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按《春秋》：昭公五年。景王九年秋九月，楚伐徐。按《春秋》不書。按《左傳》：昭公六年秋九月，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泄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吳人敗其師于房鐘，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泄而殺之。景王十九年春，齊侯伐徐。按《春秋》：昭公十六年。按《左傳》：十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敬王五年夏四月，吳公子掩馀奔徐。按《春秋》不書。按《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馀，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遂弒王闔廬。吳公子掩馀奔徐，公子燭庸奔鐘吾。敬王八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按《春秋》：昭公三十年。按《左傳》：三十年秋，吳子使徐人執掩馀，使鐘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鐘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引用文章如下： 終于發現明確文獻記載，夏王朝地望華夏文明起源地終將解開范華rsvujmvet12020-07-10關注（作者：趙輝）夏王朝的地望、夏朝的歷史、華夏文化的發源地一直是中國歷史研究與考古學研究中的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明確記載于中國的文獻典籍中，但近代興起的西方考古學卻無法證明中國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夏王朝的存在。之所以產生如此狀況，是因為從中國考古學誕生起，夏王朝的地望就被人為地定在黃河流域的河洛地區，以至于在二里頭遺址尋找的最多3700年歷史的二里頭考古遺址，因進入文獻典籍記載中的夏王朝時期，而被作為夏王朝國都的重點研究對象，從而屏蔽了在其他地區對夏文化的研究。如果我們對歷史典籍中記載的“夏”進行深入細致地研究，基本可以排除黃河流域河洛地區夏王朝存在的可能，夏王朝、華夏文明存在于淮河流域涂山地區更具現實性、真實性。對二里頭遺址的夏文化研究，主要依據來自于司馬遷的《史記》中的一句話“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這雖然是《史記》中的原文，但卻是違背司馬遷作為一個嚴謹史學家的寫作筆法，最大可能是被后世添加或篡改的語句。《史記》是在司馬遷去世十多年后才被公開出版，存在被修改篡改的可能性。司馬遷是被漢武帝嚴重迫害的史學家，說明司馬遷創作《史記》與漢王朝當權者的意識有嚴重沖突的地方，后人在出版《史記》時改動或添加個別語句是完全可能的。夏商周三朝，至今仍是我們歷史研究與考古研究的未解之謎，司馬遷也無明確具體詳細的認識，因此，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的這句陳述，夏商周三朝皆在“河洛之間”建都，嚴重違背司馬遷的寫作風格。事實證明，西周在豐鎬建都，不在河洛之間；殷商在安陽殷墟建都二百多年，不在河洛之間；夏王朝在哪建都，至今是個謎，司馬遷如何會記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這嚴重違背歷史事實。中國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又是如何認定司馬遷這句話的真實性并得出夏王朝是在河洛之間建都？因此，把河洛之間的二里頭考古遺址定位夏文化的重點研究對象是徹頭徹尾的錯誤；附會為后羿代夏或夏桀的都城，更是無根無據，讓人不可思議。《左傳》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敘事完備的編年體史書。其中隱含有許多對夏王朝地望的記載：“夏之興也以涂山”“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楚失華夏”“徐夏故也”。這些記載，無不將大禹奠定建立的夏朝，指向淮河之濱的涂山地區。淮河涂山地區正是古代徐國的地域，是徐國的傳統控制地區；徐國的建立直接來源于淮河涂山。 徐國國君徐偃王是徐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倡導“仁義”而著名，是儒家仁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徐偃王志》記載，在西周周穆王時期，“徐處漢東，地方五百里。既受命天子，乃弛戈甲之備，墜城池之險，修行仁義。被服慈惠，視物如傷，以懷諸侯。諸侯贄玉帛死生之物于我者，三十有六國。是共戴君為王。”，成為東夷地區、淮夷地區諸侯的共主。“穆王六年春，君朝于京師。是時徐戎方偪，天子分東方諸侯，使君主之，是始錫命為伯。君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徐偃王受周穆王的冊封，成為東方諸侯的首領，管理西周東部地區，向我們傳遞了一個歷史史實：徐偃王的徐國國都是在陳國、蔡國接壤地區，靠近陳國、蔡國的地區。這一地區正是筆者前期研究成果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其距離淮河涂山北一十五公里處。徐偃王“為政而行仁義”統領著東方諸侯，引起了南方楚國的嫉妒與算計，受到楚國的武力侵犯，“穆王三十五年，楚人伐我。君曰：“吾聞之也，君子不處危邦，賢者不顧榮祿。吾其去之。”去之彭城，民從之者數萬人，居之，是為徐山。”徐偃王寧愿失去徐國土地，也不愿意徐國百姓、楚國百姓、周天子百姓生靈涂炭，以百姓的生命來換取徐國領土的完整、成就個人的名譽。徐偃王以土地換取百姓生命安全的歷史事件，不僅記載于《徐偃王志》，也廣為流傳于北淝河四方湖古城當地百姓的民間傳說中，是四方湖古城歷史流傳下來僅有的民間歷史傳說。雖然四方湖古城百姓代代相傳留下了這個歷史傳說，但對傳說背后的歷史記憶已一無所知，這也是筆者確定四方湖古城遺址為徐偃王徐國國都的唯一確定的可信可靠線索與證據，是史料記載與民間傳說完美的印證，是中華民間傳說反映華夏歷史的真實案例，值得中國歷史學家與中國考古學家深入細致地研究。四方湖古城的地理位置緊鄰陳國蔡國，才是徐偃王“君通溝陳、蔡之間”成為可能，具有現實性，這是四方湖古城為徐偃王徐國國都的又一證明。而歷史研究中把婁林定為徐偃王國都的結論，就顯得不現實與不合理，其距離陳國蔡國遙遠。徐偃王在楚國的武力進攻下，失去了對涂山地區的控制，卻為周穆王的軍事與政治進駐淮河流域涂山地區，提供了合理合法的理由，成就了周穆王的“涂山之會”，促進了淮河涂山文化華夏文化進入西周統治階層，為華夏文明走向中華大地提供了契機。楚國對徐國涂山地區的窺視與垂涎，使得徐國與楚國之間為爭奪淮河涂山地區，發生了多次領土戰爭。之所以楚國不惜一切手段奪取徐國統治下的淮河涂山地區，是因為“楚人惡我之即諸夏也，尋師于我”。《徐偃王志》記載：“惠之九年，我有諸侯之師。即成，以女妻齊桓公。及桓公將觀兵召陵，使我取舒以通道于楚。楚人惡我之即諸夏也，尋師于我。桓公既為牡丘之盟，使大夫援之。師退而楚師至，是以有婁林之敗。”《左傳》中記載的“徐夏故也”，如果還讓歷史學家有不同的理解，那么《徐偃王志》記載的“楚人惡我之即諸夏也”，簡明扼要地重申了徐國既是“諸夏”、徐國的地域既是夏王朝地域、夏王朝的地理位置就在徐國境內、徐國的人文才是夏王朝的人文，徐偃王的仁義思想直接繼承于夏王朝的夏文化。 徐國的“我之即諸夏也”是中國文獻典籍中絕無僅有的明確陳述夏王朝地望的記載，只有徐國境內的、與夏時期相當的考古遺址才有可能是夏朝國都。淮河涂山地區、徐國國都、夏王朝國都三者的地理重合點，正是夏水北淝河的四方湖古城。“楚人惡我之即諸夏也，尋師于我”，楚國強占了徐國的淮河涂山地區，得到了華夏土地，擁有了“華夏”。當楚國與陳國蔡國發生戰爭，陳國蔡國在諸侯的幫助下擊敗了楚國。楚國偷雞不成蝕把米，楚國也失去了淮河涂山地區，失去陳國蔡國相鄰的四方湖古城地區。因此，《左傳》記載的“楚失華夏”，就是對這段歷史的真實陳述；“楚失華夏”通過另一段史實，證明了華夏之地位于楚國得到的徐國土地，也就是淮河涂山地區，曾經的徐國國都四方湖古城地區。光輝萬丈的華夏文化、華夏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基石。華夏文化、華夏文明的歷史，之所以成為我們民族的歷史文化之謎，“楚人惡我之即諸夏也，尋師于我”不僅陳述了一段歷史事件，而且也是華夏歷史文化至今沒能破解的根本原因。在黃河文明與淮河文明誰是華夏文化、華夏文明的起源地的歷史對決中，“楚人惡我之即諸夏也”不僅揭示了歷史淵源，也具有現實意義，“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作者：趙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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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源流文化與村莊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