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豐溝的變遷

老人河

西豐溝（一九六八年） 　　黑龍江省的版圖上綿延的張廣才嶺完達山余脈有一條山溝溝，一條季節小河從中蜿蜒流過，隔開了山溝溝與三江平原。山溝溝的名字叫西豐溝，蜿蜒的小河叫撓力河。 西豐溝開埠于上世紀四十年代，原屬合江地區饒河縣。60年至64年，饒河縣、虎林縣合并成虎饒縣，區劃面積又隸屬于牡丹江地區。64年后，虎饒縣分家，再拆分為虎林縣和饒河縣，虎林縣劃歸了牡丹江市，饒河縣則又劃歸合江地區行署（后改為佳木斯市）。上世紀九十年代饒河縣又隨寶清縣、集賢縣、友誼縣一并劃歸雙鴨山市隸屬。 上世紀50年代，西豐溝曾為八五九農場八分場場部所在地，后場社分家，西豐溝始定位為人民公社政府所在地，正式命名饒河縣西豐人民公社。六十年代西豐公社下轄西豐大隊、山里大隊、駝腰子大隊，實有人口千余；僅次于饒河鎮公社、小佳河公社，是饒河縣第三大居民點。西豐公社實有耕地兩萬余畝，其中，僅西豐大隊就擁有耕地一萬五千余畝，人口九百，勞力二百余人，下轄生產小隊四個；六十年代末又增設機務隊、副業隊。 六十年代初西豐溝與外界的陸路聯系只有一條通往縣城的寬不過七米，長約二百余里的砂石土道。 流經西豐溝的撓力河水道彎曲輾轉而不適通航，但卻極富淡水魚資源。西豐公社區劃內的撓力河上建有一處打漁點魚湸子（歸縣水產局管理），因其地勢象形取名王八脖子。西豐溝村西北五里是與撓力河孿生孕育的廣袤濕地和水面，村民們稱之為北泡子。西豐村前另有控山小溪水兩條，名曰，小南河、沙底河。西豐溝地上水資源雖豐富，然而地下水資源卻匱乏，村內僅小西山有控山水井一眼，西豐溝主要人畜飲水生活用水大多取自村外一里多地之外的兩條小溪水。 西豐公社地處饒河縣西北，以撓力河走向為界，分別與地處西北方向富錦縣行政區劃內的七星農場和地處西南方向寶清縣行政區劃內的八五三農場五分場相鄰。 上個世紀的西豐公社的經濟生活幾乎完全以農業種植業為主，主要作物是大豆、玉米、小麥。西豐村內有國有糧食購銷企業西豐糧庫，人財物直屬縣糧食局管理。除此，域內幾乎沒有納稅工商企業，西豐公社財政收支主要依靠農業稅留成和上級財政轉移支付，農業稅費改革被取消后的本級財政收支則完全依靠上級財政轉移支付。由于本級財政收支捉襟見肘，整個上世紀西豐公社所屬村鎮的公益基礎設施建設幾乎為零。 人民公社建制取消后西豐溝建制改為鎮，下轄西豐村、聯合村、河南村、河北村、永源村等十幾個自然村屯。 民間有老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西豐溝的人們得天獨厚，山水通吃。完達山不高不低不出神仙，卻長滿了形形色色的山貨；撓力河不寬不深不生龍王，卻繁衍了縷縷行行的淡水魚。 完達山余脈生長的植被主要是次生林，于是西豐溝家家戶戶都是從山上砍來柞木或槐木小桿做圍欄圍架自家的小院和園田地；男人們在公社林業所指定的林區里伐放“站桿”運回村里，再截成小段，統一分配給各家各戶做薪材；女人們則從山林里采摘木耳、蘑菇、榛子、猴頭、黃花菜、山花椒等做食材；副業隊在山里養蜂，窖鹿，打野豬，挖“棒槌”。西豐開埠初期村民多有種植罌粟，往山深處走，不時仍可以發現早年偷種鴉片的撂荒地，五十年代政府組織民兵搜山，并有上諭可斬立決，絕跡了鴉片人。 每年四月末撓力河開河一直到六月一日，是國營體制的縣水產部門允許集體體制的生產隊打漁的季節，西豐大隊副業隊每年都要在此時從各個生產小隊抽調人員組織打漁隊，赴二十余里之外的撓力河網灘蓮花泡打漁，一個漁季下來總能收獲上萬斤各類河魚。然而在統購統銷的年代，絕大部分捕獲只能等縣水產開來的汽船定價收購，只有少部分可供村民嘗鮮。撓力河盛產鯉魚、鯽魚、鯰魚、狗魚，其中尤以鯽魚是一絕。撓力河鯽魚常年生長在與河流共生的濕地里，肚皮是紅色的，味道極其鮮美，據說是上得人民大會堂國宴。副業隊在離西豐二十余里的蓮花泡網灘打兜網，撓力河開河跑冰之后上鯽魚，柳毛子開花上鯉魚，青草打擺上鯰魚，非常規律。各個生產小隊在開春時節也經常組織人到村外的湖泊北泡子下掛子、甩魚叉，打點“零食”；冬天則在撓力河上的洄水灣用冰川子穿冰眼，打冬網，魚多時一網竟達一萬斤鯽魚。聽西豐溝老戶們講，撓力河豐水時特別出魚，尤其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和后來的69年大澇期間，撓力河出魚尤其的多，竟惹得山外人常來偷搶。 西豐溝的農民收入主要依靠種植業。由于地處半山區，西豐溝的耕地多是坡地，有較強的抗旱澇能力；土壤級別為黑色腐殖土，松散肥沃；僅西豐大隊一萬五千余畝的耕地，每年出產小麥、玉米、谷子和大豆二百多萬斤，還有馬鈴薯、蕁麻和雜糧等作物。雖然當年的西豐大隊農業機械化水平算是很高，擁有東方紅54拖拉機兩臺，康拜因（聯合收割機）一臺，脫谷機二臺，其他播種機、中耕機械一應，但是偌大面積的耕地只有二百多個勞力辛苦勞累，縱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種植方式也是個廣種薄收（有說西豐人每年要消耗一萬斤白酒，一萬片正痛片來抵消勞作的辛苦）。不過，廣袤的耕地和辛勞的付出總是得到豐厚的回報，西豐大隊各個小隊收成好時一個工都能勾三塊錢，收成差時一個工也能勾個兩塊上下。每年分紅時，勞力多的人家能分得幾千元錢（71年隊上分紅，扣除第二年的豆油錢和口糧錢，我實分到手552元錢）。西豐溝家家戶戶豆油滿缸，糧食滿倉。六十年代末，西豐村首富張金喜家在信用社存款竟達五千余元。 完達山和撓力河哺育了西豐溝的人們，也造就了西豐溝人們的體性。西豐溝的男人象完達山一樣挺拔堅毅，西豐溝的女人們則如同撓力河一樣秀外慧中。但是西豐溝的人文脈絡卻讓人梳不清、理還亂。傳說，早年西豐溝有窯子館，內有名謂“喜鳳”的一個妓女，長得如花似玉，遠近聞名，方圓百里多有人士慕名而來，久而久之，便因此取之諧音“西豐”命名了此地。解放初期，二十來個彪悍的西豐溝的男人們竟打下了饒河縣城，還打死一名解放軍的營長。直到六、七十年代，閉塞的西豐溝的村民中還混居著俄羅斯裔人、日本裔人以及他們的血親；還有來自山東海陽的支邊青年；有來自關內和山外的無戶籍人口；有來自省城的下放干部；有來自縣城的問題干部。1968年后，西豐溝又接收了來自省城哈爾濱和與黑龍江省全國唯一一對“兩江”省份浙江省的一百多位知識青年。知識青年的到來使西豐溝這個山村與外面的大世界真正開始了交流與溝通，也讓村民們認識了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內容，同時相互分享了各自方式的喜怒哀樂。方圓幾十里西豐溝的人們有坐馬車，有騎自行車，有徒步，來到在西豐小學學校廣場上搭建的簡易舞臺上，耀眼的汽燈下，看上了知青自編自演的歌劇“張思德之歌”；看上了知青編排的京劇“智取威虎山”選場。西豐溝的年輕人很快與知識青年打成一片，每每在下工后來到知青宿舍，聽他們講述外面的世界，聽他們吹拉彈唱，看他們玩從未見過的排球。甚至知識青年抱來的一只母狗也成為西豐溝的土狗們爭寵的對象，知識青年宿舍前吠聲不絕，血跡一片。很快，注定有心的西豐溝男人就在女知青中找準“意志薄弱者”，抱得美人歸。很快，西豐溝的人們也體會了“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一對看似矛盾，卻又相輔相成的毛主席語錄的內在含義。 改革開放的浪潮徹底掀翻了西豐溝的農民“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的原生態生活，家庭聯產承包制為主線的農村經濟改革給西豐溝帶來的沖擊遠遠超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中蘇珍寶島戰役”。西豐溝農民習慣了幾十年的集體經濟生活一夜之間化為烏有，集體的資產、生產資料被拆分給個人；特別是世世代代與之打交道的集體土地，也按戶、按人頭分配到位。如此的變化即使是公社、大隊的干部也一時不知所措；就連省城的大領導也因認識上沒有跟上中央的改革步伐而被批評為“頂門杠”。不知從哪一年起，最具中國特色的黨政不分的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文件”的每年第一號文件必定是關于“三農”問題，即，農村、農民、農業，以示中央對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和措施。在經歷了短暫的困惑后，西豐溝的農民們很快振作起精神，以更高的激情投入到他們再熟悉不過的勞作中去，生產力改變了生產關系。八十年代初，大批覬覦已久的山外人涌入西豐溝，冗余的土地資源，以及大片的濕地都成為他們“掠奪”、開墾的對象。山溝里大片的次生林被砍伐燒荒種上了玉米和大豆；千百年來沿撓力河兩岸衍生的大片濕地排灌成耕地；狍子、野雞沒了蹤影，撓力河水灌了稻田。幾年功夫這批后來人的戶均耕地已遠遠超過滿足現狀的前人，成為西豐溝一代新人，新的主力軍。隨著農村經濟改革而來的政治改革，以及西豐溝人口的不斷增加，西豐人民公社改建制為鎮；原隸屬的山里大隊脫離西豐領導改建制為鄉；原西豐行政區內的“五七”，也脫離西豐領導改建制為永源鄉。至此，西豐溝的經濟社會又完成了一次巨變，生活在山溝溝里的一部分人們“物是人非”搖身一變成為了城鎮人口；還有另一部分人們雖然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但是繼續以西豐村村民的身份從事著與其相符的勞作。 黑龍江省大部分的縣鄉一級的本級財政的歲入只夠“吃飯”，饒河縣也不例外。饒河縣每年本級財政收入即使在改革開放后的若干年，每年不過三千多萬元；說到鄉鎮一級更是微微聊聊；基本靠上級財政轉移支付維持行政。除了鄉鎮村級工作人員的工資、必不可少的教育支出，再就是為應付無休止的上級檢查工作、視察時的下酒錢之外，根本無錢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因此，西豐溝的村鎮基礎設施，如，道路、上下水等建設幾乎處于“一窮二白”的局面。整個上世紀西豐溝只有一條土路通往縣城，夏天下雨道路成大醬缸，冬天下雪變迷茫，那條路一年四季運輸離不開爬犁，完全是“世外桃源”的山水鄉。中蘇珍寶島戰役后，為了備戰需要，上級又規劃建設了一條自西豐溝通往“石場”的60里山路；另一條自西豐溝通往八五三農場五分場十連的65里的平原路。路的等級雖不高，總算西豐又多了幾條出路。西豐溝地上水資源豐富，地下水資源卻十分匱乏，村里挖地三尺就出串皮水，不過再下挖三米卻無足量地下水，因此西豐溝的人畜吃水問題一直困擾著百姓和領導。西豐溝雖然是產糧大戶，但基本靠天吃飯。家庭聯產承包前的集體經濟制時，大隊還有能力搞點農田基本建設，土地承包后家家戶戶就各自為戰了。除去人畜飲水問題，還有個交通問題，“要想富，先修路”，道理都明白，錢兒哪兒來？整個饒河縣對外的交通都是饒河縣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何況西豐溝？！困擾建設的資金問題一朝天賜良機，按著省里的安排，本世紀初包扶饒河縣的省直單位由省婦聯改為省交通廳。饒河縣的領導不會忘記，其鄰縣撫遠，上世紀在交通廳的幫扶下，幾年功夫修建了幾條高等級公路，極快地拉升了縣域經濟。因此，按著饒河縣委縣政府的考慮，饒河縣最急需修建改善的道路線形應起自饒河鎮，經西林子、八五九、小佳河、大佳河、山里、到西豐溝。這條道路將直接帶動沿線饒河縣最主要的十幾個村屯的路邊經濟，而且還可以從西豐溝跨撓力河與比鄰的建三江農場連接，進而與三江平原的腹地佳木斯市的經濟社會連接起來。躊躇滿志的饒河縣主要領導甚至在項目沒有正式獲批之前就率先動工。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項目在報批中遭到饒河縣的新上級雙鴨山市不留余地地堅決否決，饒河縣首要的是與雙鴨山市緊密聯系，“誰是爹，不知道。”按照雙鴨山市領導的部署，新道路線形首選自饒河鎮起，過大岱，經石場，進寶清縣境，聯系雙鴨山市。西豐溝和饒河縣的腹地鄉鎮村也由此失去了一次絕佳的提早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機會。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終將是這個世界默默無聞的過客，但也有少數人在歷史的長卷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錄。“霹靂一聲春雷響，來了老趙當縣長”。此人在任饒河縣縣長、書記十余年，殫精極慮后悟出道理，饒河縣這個農業縣經濟社會的發展靠“造血”遠不如靠“輸血”來得快。老趙執政的后幾年，把“跑部進京、進省”作為中心任務，請客送禮，“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功夫不負有心人，終究國家有關部門正式批準饒河縣為“國定貧困縣”，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稱號。還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央出臺了一項政策，每年安排中央預算內資金專項扶持國家級貧困縣。資金跟著項目走，學名“以工代賑”。由于國家級貧困縣特殊的待遇（每年每個縣能無償得到上千萬元資金的國家扶持），因此，“國定貧困縣”是打破了腦袋都要爭取戴的帽子，甚至有些貧困縣在脫貧后還要上級為其“保留國家級貧困縣待遇”，完全沒有怕被“笑貧”的羞恥之心。果然在饒河縣成為國家級貧困縣之后，短短的幾年之間，西豐溝就利用以工代賑資金修了路，打了井，搞了農田基本建設。雖然遠談不上補上了多年的基礎設施建設欠賬，但還是給西豐溝的發展帶來了從無到有的變化。2004年西豐糧庫又爭取到國債資金兩千余萬元，兩年的時間新建了四萬噸容量的糧倉，以及其他專項設施，順便蓋上了西豐溝真正意義上的住宅樓房，而成為西豐溝地標性建筑，西豐糧庫一躍成為饒河縣乃至雙鴨山地區的骨干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承擔起區域糧食宏觀調控的責任。接踵而來的是國家拉動經濟的4萬億投資帶給農村的實惠，“通鄉公路”專項投資項目使西豐溝的人們終于有了一條白色路面{水泥路面的俗稱}的大路通向縣城（即那條讓饒河縣領導傷透腦筋的路）。西豐溝通往原八五三農場五分場十連的道路得到了修整。特別是在西豐溝河北村的撓力河段上修建了連接大興農場的跨河橋梁，進而使西豐溝和饒河縣與域外的建三江農場管理局，富錦市，三江平原腹地的經濟和社會更緊密地連接起來，從此，往日的山溝溝在地理上與外面世界的山門算是徹底打開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臺的眼花繚亂的種種政策措施著實讓西豐溝的經濟社會發生了欣欣向榮的變化，不過也留下了讓西豐溝的人們感到差強人意的遺憾或者是美中不足。由于體制方面的原因，城鎮內的城市交通道路建設歸城建部門負責；城鎮外的道路交通歸交通部門負責；“通鄉公路”的建設主要由交通部門負責具體實施，其建設內容主要在“通”，并不包含村鎮內的道路建設。因此，西豐村鎮內的道路只能由西豐鎮另行籌措資金解決。以工代賑的“人畜飲水”項目規定，只負責打井，解決有無的問題，并不負責解決管網的建設；也就是說西豐溝的飲水井打出來了，飲用水通往千家萬戶的管道建設資金還需要自籌解決。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排干了濕地里千百年來的蓄水，上萬畝的濕地被開發成稻田；西豐溝濕地的消亡又直接使撓力河中的魚兒賴以繁殖的溫床不復存在；撓力河從此只是稻田的灌水渠。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曾出現過短暫的糧食供大于求的現象，中央政府曾提出“退耕還林、退耕還草、退耕還濕”，但在具體實施中才認識到，林地可以還，草原可以還，唯有濕地是不可以逆轉的。農村稅費改革使西豐溝的農民體會了一把明朝末年民謠所唱出的喜悅，“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但是也讓經濟結構完全以種植業為主的西豐溝的村鎮本來還可以自行組織和運營的一部分農業稅化為烏有，徹底喪失了自主進行村鎮公益設施建設的能力。此外，轟轟烈烈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運動帶給西豐溝的農民的不是冀望的家園建設，而是“畫餅充饑”的精神食糧。不過，西豐溝的人們還是有理由相信，隨著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對“三農問題”愈加重視，西豐溝會有讓人難以忘懷的昨天，日新月異的今天，更加美好的明天。 寫在后面的話 1968年10月，我剛滿18歲，就和意氣風發的一伙兒三中的同學，毅然決然地再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來到饒河縣西豐公社西豐大隊插隊落戶當農民。初出茅廬，對社會、對未來還是一片懵懂，只是很快就投入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村生活中去找尋廣闊天地里的“作為”。在西豐溝勞作生活了將近四年，雖然時間并不算長，但在生產隊務過農，在副業隊打過魚、打過油、漏過粉、割過蜜，在基建隊蓋過房，在知識青年食堂做過飯，在縣值班連隊當過民兵。要用千八百字把當農民的感同身受寫出來還是做不到，還是留給他人吧，我自嘆弗如。【變遷】只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對西豐溝的所見所聞的思考，不一定十分準確，但求無過。1972年，我就離開了西豐溝返了城，四十年間，由于工作的便利條件與饒河縣的歷屆領導和有關人員保持有聯系。期間，有隨知青返鄉團兩次大規模回訪；我也乘工作之便，幾次在縣里有關領導陪同下“視察”過縣里和西豐的有關工作。因此，有條件近距離地觀察到西豐溝的一些變遷。中國農村問題是幾代領導人和經濟學家，還有政府部門致力于破解的難題，在多年的努力之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體制上和結構上的矛盾始終困擾著“三農”問題得到根本性的解決。【西豐溝的變遷】就是一個縮影。 【變遷】寫作的初衷絕沒有研究農村問題的目的，如有此嫌，純屬巧合；只是寫來給我那些曾共同生活在那里的人們解個鄉愁。 西豐溝（二0一九年） 西豐溝知青史略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至一九六八年初已經近兩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逐漸開始平息，社會生活秩序中面臨最大的突出問題之一是如何安置停課在校的學生，特別是中等學校，由于六六、六七連續兩年學校停課，同時形成了初中、高中一共六屆的畢業生。當時的大、中專院校仍處于停止招生狀態，國民經濟各個領域的發展也還處于停滯狀態，各行各業用工的需求很少。因此，如何妥善輸送數千萬計的中學生走向社會成為各地的主要矛盾。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召開群眾大會，正式號召并動員廣大學生上山下鄉，至此，黑龍江省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上山下鄉的主要方向是從號召廣大中等學校學生學生“到農村去、到邊疆去”開始，動員大會上省內部分邊疆縣份也同時配合作出宣講報告，合江地區的饒河縣在列。 “上山下鄉”的提法始見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概念。之后，毛主席提出“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作為對青年人的思想教育，號召年輕人實踐政治理想，邢燕子、侯雋、董加耕是當期其中的代表。 動員大會結束后，哈爾濱第三中學革命委員會旋即派出學生隨同市、區安置辦干部共同奔赴合江地區饒河縣，實地做出考察并為后續的工作做好準備。考察組在饒河縣工作期間提出，知識青年來到饒河縣要到艱苦的地方去、到反修保邊疆的第一線去，饒河縣縣里有關領導在考慮了綜合性的各種因素后，將哈爾濱第三中學學生到饒河縣插隊落戶的具體地點選擇在西豐公社西豐大隊。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再次召開群眾大會，紀念毛主席“五七”指示發表一周年，會上，除了一批黨政機關干部開始奔赴“五七干校”，首批被批準上山下鄉的中等學校學生也同時誓師。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來自于哈爾濱第三中學的八位同學（王顯生、全為民、陳向東、張愛華、李金榮、王秀芳、莊唯、曹汝光）登上去往饒河縣的行程，正式插隊落戶成為西豐公社西豐大隊社員。其中：陳向東、莊唯被分配在西豐大隊第一生產隊，王顯生分配在第二生產隊，張愛華、曹汝光分配在第三生產隊，全為民、李金榮、王秀芳分配在第四生產隊。 西豐大隊是西豐公社所在地，距饒河縣政府所在地饒河鎮公路距離二百華里，地處張廣才嶺完達山余脈的半山區（因此得名“西豐溝”），隔撓力河與富錦縣、寶清縣相鄰。一九六八年，西豐大隊人口近千人，系饒河縣第二大自然村屯。西豐大隊擁有耕地面積一萬五千余畝，勞動力二百余人，種植結構以大豆、玉米、小麥為主。西豐大隊轄四個生產小隊、一個機務隊、一個副業隊；是年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機務隊、副業隊人員采取小隊平均核算。西豐大隊主要集體資產有米面加工廠、油坊、粉坊、酒坊；東方紅-54履帶拖拉機兩臺、康拜因（聯合收割機）一臺、脫谷機兩臺等大型農機具；四個生產小隊生產資料一應。 8月8日，第二批赴西豐溝知青從哈爾濱啟程，共有：韓平、陳曉薇、張宏志、楊建新、楊建軍、蔣淑萍等，共計六人。 10月9日，第三批赴西豐溝知青從哈爾濱啟程，共有：馮曉光、國連城、梁釗、陳頻佳、魏今波、遲強、陳文萊、陳樹頡、王偉、周小麗、胡紅英、白世義、梁銓、張梅青等，共計十四人。 10月18日，第四批赴西豐溝知青從哈爾濱啟程，共有：曹家年、趙險峰、荊建華、王永紅、孫兆華、蘇義濱、解鉅盛、劉成業、石景榮、孟兆樹、楊煜、劉喜光、白永明、王石、李忠范、常頌平、王一麗、劉銳鋒、秦寶江等，共計十九人。 10月25日，第五批赴西豐溝知青從哈爾濱啟程，共有：陸錦斌、王春江、蘇桂春、生開元、馮大為、王壽鈞、李寶琦、于向東、武勝利、邵衛東、俞增平等，共計十一人。 11月16日，第六批赴西豐溝知青從哈爾濱啟程，共有：岳云程、崔玉良、王孝勤、張松秀、李艷芬、施哈英等，共計六人。 一另有零散從哈爾濱赴西豐溝的知青：衣濱濱、劉晶、張星、莊路、張乃建、王揚、馮晨陽等，共計七人。 至1968年底，當年共計七十一名知青來到西豐公社西豐大隊插隊落戶，其中：哈爾濱第三中學五十一名、哈爾濱師范附中十名、哈爾濱三十二中兩名、哈爾濱女子中學兩名、哈爾濱第七中學一名、望奎縣一中一名、哈爾濱鐵路中學一名、哈爾濱第十九中學一名、哈爾濱第十八中學一名、未清楚一名。 知識青年分配在第一生產隊的有：陳向東、梁釗、楊建新、李寶琦、莊唯、陳文萊、荊建華、王偉、王永紅、馮大為、孫兆華、李艷芬、施哈英、白永明、劉銳鋒、劉晶、莊路、張星、王揚等，共計十九人。 分配在第二生產隊的有：王顯生、石景榮、馮曉光、陸錦斌、蘇桂春、王壽鈞、陳頻佳、于向東、陳曉薇、王孝勤、魏今波、蔣淑萍、衣濱濱、謝鉅盛、孟兆樹、常頌平、秦寶江等，共計十七人。 分配在第三生產隊的有：張愛華、曹汝光、楊建軍、韓平、邵衛東、趙險峯、胡紅英、周小麗、遲強、生開元、俞增平、岳云城、劉承業、王一麗、王石、劉喜光等，共計十六人。 分配在第四生產小隊的有：全為民、王秀芳、李金榮、張宏志、國連城、王春江、曹家年、白世義、陳樹頡、蘇義濱、武勝利、張松秀、崔玉良、楊昱、李忠范、梁銓、張梅青、馮晨陽、張乃健等，共計十九人。 七十一名哈爾濱的知識青年們以懷揣反修保衛邊疆的決心、響應毛主席“上山下鄉”的號召、投奔集體、投靠親友等思想來到西豐溝插隊落戶，甚至有幾位知青由于政審不合格不被批準，不惜“偷渡”來到這里，很快他（她）們就全身心地融入到西豐溝的生產和生活中去。 當期西豐溝實有耕地一萬七千余畝，西豐大隊雖具有較高的農業機械化程度，但是絕大部分農業生產勞動仍需人力完成。之前，絕大多數從未有農業生產勞動實踐的城市里來的青年與西豐溝的鄉親們一起投入到鏟地、割地、整地、上山伐木砍柴等各項生產勞動中，生產大隊為知識青年統一配備了必要的生產工具。期間，部分知青開始走向新的勞動崗位，莊唯、曹汝光等人分別從生產小隊被調入機務隊，國連城、王壽鈞調入大隊木工組，陸錦斌調任西豐大隊會計，王揚調入西豐公社郵電所工作等。 彼時，西豐溝實行生產小隊核算制，勞動取酬按照工分制，實行農閑、農忙兩個標準，農閑季節日出工最高分值（標兵分）十分；農忙季節日出工最高分值（標兵分）十二分；十分為一個工，勞動者所取得的工分按照行政年度計算總和；每一個生產小隊的工酬標準按照糧食年度于來年初各隊核算出結果，實行“分紅”（分配）。在機務隊、副業隊等生產大隊參加勞作者，按照各自所屬生產小隊的均值計算工分，提取工酬。西豐生產大隊各個生產小隊工分評分標準均采取“大寨評分法”，即，由各個生產隊全體社員集體評議個人生產勞動表現，給出評議，知識青年的絕大多數人的勞動表現都得到充分肯定。 對于幾十名知識青年來到西豐溝，西豐大隊的領導盡力安排好知識青年的食宿，在全村動員了十來戶老鄉騰出自己的部分住房安頓知識青年住宿，又專門開設了知識青年集體食堂，并專門選派了幾名社員為青年們做飯。是時，按照國家有關部門的政策規定，對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落戶的第一年實行供應國庫商品糧，每人每月定量供應五十斤，品種以大米、小麥粉為主。 到西豐溝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在參加生產勞動的同時，仍保持較高的政治熱情。知識青年中除建立了共青團組織，發展部分青年加入共青團，還建立了學習制度，定期組織大家學習。部分知識青年還被公社、縣有關方面選派參加相應的社會工作。 城市知識青年來到西豐溝，同時也為西豐溝帶來了活躍的文娛、體育氛圍，豐富了邊遠山村的文化內容。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號，毛主席向全國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在全國進一步掀起城市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西豐溝知青的歷史進入一九六九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六九年年初，各個生產隊糧食年度里的各項收成和支出已經基本明了，在生產隊（村）提留、公社（鄉）統籌扣除后（知識青年在新的行政年度的口糧款、豆油款預留到位后），西豐溝迎來了一年一度的“集體分紅”，絕大多數知識青年將是人生第一次領取到走向社會，通過自己的勞動付出所換取的報酬。 　　由于當年西豐生產大隊采取“小隊核算制”，各個生產小隊最終工分分值有所區別。有知識青年提出：在知識青年中實行每個個人在各自所屬生產隊里應得的收入先集中起來，然后再按照各人實際出工天數平均攤分（知識青年中史稱其為“共產主義大花盆實驗”），最終此項提議在部分知識青年中得以具體實行。由于68——69糧食年度西豐溝風調雨順，各個生產隊都取得了較好的收益，特別是影響西豐溝農業主要的經濟作物大豆取得了歷史上的豐收，西豐糧庫一等大豆收購入庫價每市斤一角六分八厘錢，各隊核算工分分值普遍在3元錢/每工左右，當年來到西豐溝參加勞動的知識青年也普遍收到望外的“分紅”。（以陳文萊個人為例：68年10月中旬至年終的兩個半月的勞動里，實際分得159元錢） 一九六九年春節過后，原隨父母調轉工作去了四川的哈爾濱第三中學學生李鈺湘、李儉國及其四川同學李昌轉赴西豐溝插隊落戶，已經下鄉在某農場的哈爾濱第三中學學生候克環也轉赴西豐溝，哈爾濱知青遲英玉赴西豐溝投奔親屬，使黑龍江本省在西豐公社西豐大隊的知識青年達到最高峰值七十五名，其中最多的是來自哈爾濱第三中學的知識青年達到五十四名。 一九六九年注定是不同凡響的一年，三月二日震驚全世界的中蘇珍寶島戰役打響，西豐公社西豐大隊上下同仇敵愾，全部適齡青年按照政治條件不同、身份不一的“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武裝基干民兵”組建了西豐公社西豐大隊民兵連，全員戰備，西豐溝全體知識青年在列。戰備期間，西豐大隊選派多名知青參加縣里統一組織的民兵培訓，培訓后作為骨干。五月，饒河縣組建饒河縣武裝基干民兵值班連隊，西豐大隊民兵連選送多名骨干力量加入，多名來自西豐溝的知識青年在值班連隊被委以重任，其中：于向東任值班連隊副連長、王春江被任命為連隊副指導員、全為民擔任連部文書、荊建華出任排長、王顯生和生開元分別擔任班長。（以后民兵連各期都有西豐溝知青的加入，其中很多人擔任過不同民兵干部職務） 一九六九年四月，饒河縣知青辦組織各公社部分干部和知青組團隨同黑龍江省有關部門、縣市赴杭州市，配合浙江省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并參加宣講，“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無不激發浙江省年輕人到黑龍江的熱情。五月十四日，杭州發知青火車專列開往黑龍江省，車載浙江全省八百余知識青年，其中半數分配在饒河縣。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西豐溝迎來了單批次來插隊落戶規模最大的知青團組。 到饒河縣西豐公社西豐大隊插隊落戶的浙江省知青共計42名，人員來源分布杭州各區縣，其中：杭州市江干區25名，主要分布在筧橋街道、閘弄口街道、閘口街道、通江街道、紫陽街道等，原就讀學校主要是江濱中學、筧橋中學、杭州五中等學校。成員有：葛鳳仙、龔倪福、密長明、顧鳳娥、陳勝軍、陶月娥、俞寶娣、俞林法、王元春、王青敏、余澤彪、王國昌、嚴琴英、程福元、沈培根、金錦木、鞠建華、吳生龍、孫連生、胡蓮花、陳紅蘭、顧建良、趙小毛、王耀坤、裘寶德。富陽縣4名：胡志韻、張海鷹、張繼國（富陽中學）、柴志琦（新登中學）。建德縣1名：柴七一。臨安縣2名：盛建（臨安島石中學）、朱振華。余杭縣10名：胡石雪、錢望岳、張航、孫秀珠、楊蘭芳、莊澤建、沈允安、高夢恩、商月娟、王梅仙（臨平中學）。42名知青中部分人已經安排在當地下鄉，或是已經分配工作，他們再報名去邊疆下鄉插隊。其中余杭縣：孫秀珠、錢望岳已下鄉到下沙公社、莊澤建、沈允安已下鄉九堡公社、胡石雪已下鄉雙林公社、張航已下鄉翁梅公社；盛建已分配工作。 浙江省知青分生產隊情況： 西豐一隊（8名）：葛鳳仙、陶月娥、龔倪福、宓長明、商月娟、胡石雪、張航、盛建 西豐二隊（13名）：王國昌、顧鳳娥、陳勝軍、俞寶娣、王元春、余澤彪、俞林法、王青敏、錢望岳、沈允安、王梅仙、楊蘭芳、朱振華 西豐三隊（9名）：嚴琴英、沈培根、程福元、鞠建華、金錦木、吳生龍、孫秀珠、高夢恩、莊澤建 西豐四隊（12名）：孫連生、胡蓮花、陳紅蘭、顧建良、趙小毛、王耀坤、裘寶德、張海鷹、胡志韻、張繼國、柴七一、柴志琦 隨著來自浙江省四十二名知青抵達，與先期抵達的七十六名知青一起共計一百一十八人，整個西豐公社西豐大隊歷史上接納知青的總數達到最高值，同時也是整個饒河縣單個自然村屯里最大的知識青年集體。 分配在第一生產隊的有：陳向東、梁釗、楊建新、李寶琦、莊唯、陳文萊、荊建華、王偉、王永紅、馮大為、孫兆華、李艷芬、施哈英、白永明、劉銳鋒、劉晶、莊路、張星、王揚、葛鳳仙、陶月娥、龔倪福、宓長明、商月娟、胡石雪、張航、盛建等，共計二十七人。 分配在第二生產隊的有：王顯生、石景榮、馮曉光、陸錦斌、蘇桂春、王壽鈞、陳頻佳、于向東、陳曉薇、王孝勤、魏今波、蔣淑萍、衣濱濱、謝鉅盛、孟兆樹、常頌平、秦寶江、王國昌、顧鳳娥、陳勝軍、俞寶娣、王元春、余澤彪、俞林法、王青敏、錢望岳、沈允安、王梅仙、楊蘭芳、朱振華等，共計三十人。 分配在第三生產隊的有：張愛華、曹汝光、楊建軍、韓平、邵衛東、趙險峯、胡紅英、周小麗、遲強、生開元、俞增平、岳云城、劉承業、王一麗、王石、劉喜光、李鈺湘、李儉國、候克環、李昌、嚴琴英、沈培根、程福元、鞠建華、金錦木、吳生龍、孫秀珠、高夢恩、莊澤建等，共計二十九人。 分配在第四生產小隊的有：全為民、王秀芳、李金榮、張宏志、國連城、王春江、曹家年、白世義、陳樹頡、蘇義濱、武勝利、張松秀、崔玉良、楊昱、李忠范、梁銓、張梅青、馮晨陽、張乃健、遲英玉、孫連生、胡蓮花、陳紅蘭、顧建良、趙小毛、王耀坤、裘寶德、張海鷹、胡志韻、張繼國、柴七一、柴志琦等，共計三十二人。 知青中抽調在在機務隊的有：莊唯、曹汝光、王偉、胡紅英、邵衛東、蘇義濱、遲強、莊澤建；在大隊木工組的有：國連城、王壽鈞；在老頭隊的有：謝鉅盛；大隊會計：陸錦斌 一九六九年黑龍江省遭受了自一九六一年以來最大的自然災害，先是嚴重的秋澇，緊接著是早霜和低溫，西豐溝當年種植的莊稼也受到了極大的危害。 (一九七零年) 由于六九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影響，69——70糧食年度西豐溝的經濟收益大幅下滑，各隊核算工分分值不足兩元錢，上一年分紅時部分知青采用的平均分配制也旋即取消。 西豐溝由于地下水資源匱乏，大田種植以旱田作物為主，同時為了拉高糧食總產以及平均畝產，上級要求各個生產隊必須保證一定數量的玉米種植面積，因此西豐溝的老鄉口糧長期以玉米為主。一九六九年的秋澇和早霜致使秋糧品質也受到嚴重影響，糧食的成熟度不夠和極高的水分也給糧食保管帶來極大的困難，大量的玉米發霉質變。同時，國家給予下鄉知青提供一年期國庫口糧的優惠政策也基本到期，盡管生產隊里動用大量儲備玉米供做補充，新的年度里知青們的口糧基本由變質的“捂苞米”替代了大米和小麥粉。 屆時的國家關于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給予的優惠政策中，還包括了給予每一名知識青年一定數量的“安置費”（上級財政拔付西豐大隊知青240元/人），并全部由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到知青落戶的縣級財政，再由縣財政下撥到知青所屬公社、生產大隊。西豐大隊開始動用此項資金為知識青年修建集體宿舍，建成西豐知青食堂一棟、知青宿舍兩棟，有部分知青搬進了自己的新房。 為了豐富知識青年的文娛生活，大隊同時購置了手風琴、揚琴、二胡等樂器，勞動之余知青們排練了多部自編自演的小劇目和樣板戲“智取威虎山”選場，極大地豐富了西豐溝的農村文化氛圍。 七零年初，西豐大隊建立合作醫療衛生室，知識青年李昌、常頌平、王一麗擔任半脫產赤腳醫生；各個生產隊也從知識青年中選出不脫產衛生員；在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中發揮了作用。 七零年夏，西豐大隊第一生產隊調整人員，原西豐一隊知青陶月娥調入二隊；陳文萊、盛建、胡石雪調入三隊；荊建華、宓長明調入四隊。 同時，還有多名知識青年離開生產隊，走向新的工作崗位，其中： 隨著社會秩序逐步走向正軌，西豐公社學校開始實行九年一貫制教學，由于師資力量嚴重缺乏，公社決定從西豐大隊選派部分具有高中學歷的知青到學校里教學。石景榮、王顯生、全為民、陳曉薇、張宏志（此后又有岳云城、蘇桂春等）陸續被抽調出來充實到西豐學校教書育人，主要承擔西豐學校教授數、理、化、外語等課程，幾個人后來逐步走上學校的領導崗位。 王春江、張梅青調入公社廣播站工作。 曹家年調入公社農機站工作。 十一月，知識青年于向東、蘇義濱、曹汝光應征入伍，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光榮的成員。 十二月，饒河縣在全縣財貿系統組織“一打三反”運動，縣有關部門在各個公社抽調部分人員參加，西豐大隊從知識青年中選派了李鈺湘、荊建華、武勝利、孫秀珠、張航、劉靜和施哈英等七人參與此項工作（任務結束后，上述人員全部留任在縣里財貿系統內有關單位）。 年中，先后有部分知識青年入黨、入團，積極參加了縣里和公社舉辦的有關社會活動。 (一九七一年以后) 進入七十年代后，全國上山下鄉運動勢頭開始減緩，到農村插隊落戶的城市里的知識青年數量銳減。除了來自饒河鎮里的回鄉知識青年和七五年接收部分來自佳木斯市的知識青年之外，西豐溝再也沒有接受其它城市里來的知青。同期，城市里的招工、接班、困退、工農兵學員等項政策也開始松動了知識青年的隊伍。 七零年八月，西豐溝走出了第一位知識青年工農兵學員張愛華；七一年初，七位西豐溝知青走上了饒河縣商業科、土特產站、水產公司、五金石油站、百貨商店等工作崗位；王春江調轉饒河縣氣象站；七二年初，李金榮調任西林子學校負責人。七二年底，莊澤建從西豐溝應征入伍。 一九七二年起，知識青年開始大批離開西豐溝。是年，全國大、中專院校開始大批招收工農兵學員，從西豐溝走進各類院校的知識青年有陳向東、魏今波、生開元、常頌平、馮大為、蔣淑萍、周小麗、胡志韻、張海鷹、王一麗、王永紅、蘇桂春、柴七一、遲英玉、孫連生、岳云城、邵衛東、胡紅英、王偉、崔玉良、梁銓、沈允安、曹家年。 一九七二年同年起，哈爾濱市開始招收原哈爾濱籍的插隊落戶農村知識青年返城參加工作，西豐溝知青莊唯、王壽鈞、遲強、孫兆華、劉銳鋒、衣濱濱、李寶琦、王孝勤、劉喜光和侯克環等人在列。黑龍江省其他城市工礦企業也從西豐溝招收了部分知青：楊昱、孟兆樹、顧建良、王國昌、宓長明、王耀坤、余澤彪、另有沈培根、裘寶德、嚴琴英、俞林發等四人抽調參加修建福——前線鐵路建設（福利屯至前進）后分配在饒河鎮工作。白世義、白永明調饒河縣發電廠工作。錢望岳、顧鳳娥（先在西豐幼兒園任幼師）抽調至西豐糧庫工作。 還有部分知識青年通過不同方式離開西豐溝，或是返城參加工作、或是參軍、或是上學，甚至轉赴農場和其他農村繼續務農。 至一九七九年，當年下鄉到西豐溝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的118人中，除趙小毛（八十年代末舉家遷回杭州定居）、楊蘭芳、鞠建華三人在西豐溝結婚定居外全部離開。 1968年到2017年，近五十年過去了，當年的西豐溝的知識青年們都已經是七十上下歲數的人了，他（她）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把在西豐溝勞動、生活的日子那一段往事銘記心頭。西豐溝知青王一麗寫道：“知青”二字，已被歷史在我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沒有誰能輕易地將它寫就，因為它有太多的內涵，它浸滿了一代人的哀怨和深深的遺憾，用我們青春的生命和汗水寫就，它是樸實、熱誠、頑強、勇敢、犧牲精神和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的寫照。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西豐溝——我們的第二故鄉！ 我們永遠緬懷把遺骨留在西豐溝那塊熱土上的知識青年姐妹鞫建華和楊蘭芳！ 知識青年精神永存！ 一九九八年，知青集體返鄉出發前合影 二OO八年，知青集體返鄉時與饒河縣領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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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豐溝的變遷

老人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