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軍老戰士李竹漢的故事

王興南

10月2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之際，山東理工大學黨委書記呂傳毅，黨委副書記胡興禹，分別走訪慰問學校健在的李竹漢等7位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老同志，向他們頒發了“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章，并向他們表達親切問候、致以崇高敬意。 （呂傳毅等校領導向病中的李竹漢同志頒發志愿軍紀念章） 　李竹漢是誰？ 在山東理工大學的師生員工中，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李竹漢這個名字。但前些年居住在山東理工大學瑞賢園生活小區的人們，可能有人會看到這樣一位老人：他早晨在小區內鍛煉，獨自邁著軍人的步伐，有時還哼著軍歌在認真操練；上午推著自行車，后座上帶著些報紙，不時停下來認真觀看；下午四、五點鐘他又騎著自行車帶著從農貿市場買來的菜匆匆回家。他就是學校離休干部、志愿軍老戰士李竹漢！ （晚年李竹漢） 　　有人說，每個人背后都有一個故事，下面我就講講有關他的故事。 1929年8月，他出生于山東省高青縣花溝鄉，1937年入本村小學。由于他的家鄉在1940年就是我黨的抗日根據地，小學時的他就參加了本村的兒童團，并當了兒童團長，他曾混入鬼子駐地刺探過敵人情報，受到過軍區楊國夫司令員的表揚。1942年6月，中共清河區委和清河區行署為儲存和培養軍政干部，在長山縣創辦了一所“抗大”式學校——耀南中學，也叫抗日中學。李竹漢小學畢業后，有幸成為該校的第一批學生。他在耀南中學畢業后，參加了高青縣花溝鄉民兵和抗日地方武裝。曾配合八路軍參加過楊家、花溝等戰斗。1947年隨新兵連入伍，正式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員。后調渤海軍區學習，評為學習模范。由于他有文化，后在教導團當教員，曾立功一次。 （在部隊時的李竹漢） 　　1949年到劉伯承任校長的南京高級步校學習，后參加以陳賡、韋國清為團長的援越軍事顧問團赴越南，任務是幫助越南建立國防軍，他任教練，曾受到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表揚。1950年11月，他所在的解放軍第九兵團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由于當時任務緊急沒來得及換冬裝，就戴著單帽，穿著膠鞋開赴戰場。在著名的長津湖戰役中，由于氣溫達零下35—40度，他的多名戰友因天寒而不幸犧牲，他也嚴重凍傷。回國后的1953年，他被選送到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干部學校”。由于努力學習，他曾獲“保爾獎”（保爾是蘇聯著名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主人公）。 這時，從小參加革命，經歷過戰爭考驗，年紀輕輕又是軍校畢業的他，可謂前程似錦，多種崗位供他選擇：可以在部隊繼續任職，可以轉業到地方當國家干部，也可以到大學深造。渴望繼續學習的他，最后選擇了到大學深造。組織上曾建議他去軍事學院學習，但他覺得自己是農民出身，又對機械有些興趣，就選擇了到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學習。1955年9月，他被保送到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成了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1959級農業機械化專業的一名“調干”學生，每月35元調干助學金。 相對從高中直接考入大學的同學相比，他克服年齡大、基礎差等種種困難，頑強學習，他的實習課全部是優良。這種精神受到同學和老師們的贊揚，被學校評為“學習模范”，號召全體同學向他學習。并以“我的學習干勁為什么大？我的學習動力從哪里來”為題，在全校做過報告。并擔任了系學生會的領導。期間，他還經常給北京石油、礦業、鋼鐵等學院的學生上軍事課，受到北京市兵役局預備役軍官處的表揚。在1956年國慶節時，他被指定為北京市游行隊伍大學生支隊副總指揮。 （大學時的李竹漢） 　　按照這個軌跡走下去，他畢業后定會成為一名農機行業的專家或優秀的農機管理干部。 但天有不測風云。 1957年5月，學校同全國一樣開展了“整風”運動，作為一名調干生和轉業軍人，當然要聽黨的號召積極參加。開始，他是班級“整風領導小組”成員，按黨組織指示，他必須要動員班里同學大膽向黨提意見，他認真把這些意見記在了他的一個筆記本上。就在這“整風”將要轉入“反右”的關鍵時刻，接到家中老母“病重速回”的電報，他就請假匆匆回山東老家。他是國家干部，家中老大，他又是孝子，給母親看病、發喪事等事自然落在他的身上。就這樣他在家住了近一月的時間。辦理完母親的喪事，他就急忙返回學校。 他哪里會料到，他剛踏入校門，“右派”的帽子就扣到了他的頭上。他突然懵了，這是怎么回事？原來在他回家不久，學校就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反右”斗爭，他那個記錄著同學們“整風”時發言，還沒來得及向黨組織匯報的筆記本，在宿舍被同學們發現。看到上面有自己名字的一些同學感到很是緊張，有人就想，如果不把李竹漢打成右派，等他回來我們就成右派了。于是，這些人就收集他平時的一些“反黨”言行，性格直爽的他，平時說話難免有些不當。諸如，他曾說過，黨支部有些人瞧不起他這個“土包子”，只看重學習好的人；還說過朝鮮戰場上凍死多少人等。這些話一經“上綱上線”，就成了“惡毒攻擊黨的領導”、“散布戰爭恐怖論”等，再加右派數量有指標，他又不在學校，在那種情況下，他被打成右派似乎也不奇怪。 戴上右派帽子的他，有口難辯，絕對沒有發言的機會，只能在一次次批斗會上低頭認罪。所幸的是，由于他的轉業軍人和調干身份，再說言行并不那么“反動”，學校從輕處理，沒有被勞改和開除學籍，留校由群眾監督改造。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不再是什么“學習模范”，也沒有人“向他學習”。每天的課余時間，在別的同學都能歡聲笑話地進行娛樂活動時，他卻只能低頭從事打掃廁所等勞動。 1959年底，他戴著“右派”帽子，從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畢業，被分配到當時在德州的山東農業機械化學院，到實習工廠和農場繼續勞動改造。但他并沒有消沉，仍用他學過的知識積極搞科研，他研制出一種地瓜自動插秧機，曾在德州市展覽。從1960年下半年起，我國由于自然災害，學校教職工口糧供應嚴重不足，由于他在朝鮮戰場受過傷，再加饑餓就病倒了。 再說他的家庭。他在去北京上學前就在家結婚，妻子原是個婦女主任，思想進步，因他被打成右派，撇下兩個不懂事的孩子，和他離婚而去。此時的他，一方面在學校忍受著饑餓和病痛，另一方面又牽掛著在家的兩個孩子，就提出辭職回家的申請，學校同意并派人將他送回家鄉。 從此，他就成了一名沒有公職和工資，只有一頂“右派”帽子的高青縣花溝鄉農民。還好，鄉親們并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只知道他是從小參加過兒童團，上朝鮮打過美國鬼子的復員軍人，包括村里的領導對他的態度依然很好，他這顆每天戰戰兢兢的心才稍有安定。回家以后，他和一位犧牲戰友的遺孀結婚，組成了新的家庭。 （再婚后的李竹漢夫婦） 　　由于他勞動積極，群眾威信高，不久被選為生產隊隊長，在村民兵營長換屆時，大家說他打過仗，又選他當了民兵營長（當報到上級時，一查他是右派未批準）。他的家鄉多為鹽堿地，時任生產隊長的他，看著大家守著大片土地挨餓，覺得自己畢竟上過大學，感到內疚和慚愧，他決心要帶領社員根治鹽堿地。開始只是研究尋找適合鹽堿地的作物品種，并培育了?子、秫子等作物，有一定效果，后他又試驗了移苗、挖豐產坑等方法，提高了畝產量。這些做法受到了上級的表揚，并在當地推廣。 他回憶說，回鄉當農民近二十年，正是他的壯年時期，這些年，他沒有了過去追求“進步”的欲望，沒有了“右派”帽子的壓力，只有鋪下身子為鄉親們做點好事、實事的決心。生活雖然艱苦，但這是他一生中活得最踏實的時期。 1979年2月，山東農機學院為他在北京農機學院錯劃為右派問題進行了甄別糾正，恢復了名譽，落實政策又回山東農機學院工作。經歷了20多年坎坷的他，終于又成了山東農機學院的正式員工。來校后，他先是在學校農機實驗室任實驗員，后又在學校后勤部門任職員。1980年學校又解決了他的家屬“農轉非”問題。已年過五十歲的他，平平淡淡工作到1989年離休。 我問他，離休后為什么還要過著這種緊張、艱苦的生活？他說，那是在懷念部隊的生活，懷念那些犧牲的戰友，牢記那饑荒的年月，想從報紙中看看家鄉的變化。 （李竹漢老人90大壽時全家福） 　　從去年開始，由于身患疾病，行走不便，只能在家休養。    祝志愿軍老戰士李竹漢同志早日康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