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和母親，母親沈佩生前草擬，執筆整理：方濟南

方濟南

父親和母親1946年的結婚照 　　今年（2021年）是父親誕辰100周年，寫完《我的父親》五篇美篇（1.童年，少年，青年時期，2.抗日戰爭時期，3.解放戰爭時期（一），4.解放戰爭時期（二），5.父親與空降兵）。隨手又翻閱著父親和母親留在辦公桌抽屜里筆記本，手抄紙等。突然母親手寫的幾張草稿映入我的眼簾，特別是醒目的標題《追憶方銘同志》，說是草稿，實則是題綱，于是我就有了完成母親心愿的沖動。 母親和父親是一對生死相依的革命戰友，他們又是一對親密的革命伴侶，他們在一起生死與共地生活了三十六年，因父親過早地離世，母親又獨自和子女一起渡過了三十七年（母親逝于2019年2月14日），生前她曾多次和我們講起，想等到2021年父親100歲的時候她再去與父親相見，但是天不由人，她卻在2019年春節就去天堂與父親相會。所以今天我就來完成母親生前的心愿，把她在父親走后的三十七年對父親的思念和回憶記錄下來，可能文章中沒有文學修辭，在時間的節點上也會有些跳躍，但這是母親的真實思想所在。 　　方銘同志是我最親密的戰友和伴侶，我們在革命的歷程中共同渡過了三十六個春秋，可是他卻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整整三十七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卻時刻都浮現在我的面前，依然那么清淅，那么親切，就象在昨天，他走了，走的那么匆忙，他雖然只走過五十九年的路，但卻為他所追求的事業耗盡了自己的心血。 我和方銘同志相識，是一個特殊的時期。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舉國歡騰，而不久新四軍浙東縱隊接到命令渡海北撤，我也隨部隊北撤至江蘇鹽城。這是我黨我軍信守國共兩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而撤出八個解放區（包括浙東）。 在鹽城整編時，與蘇中的一部分編為一個縱隊，為58師，59師，60師，浙東縱隊為60師，繼續北上山東，我被分到58師衛生部。就在這時經衛生部副部長鄭素文介紹，我認識了方銘同志。他在二團任參謀長，也是帶著他的團隊從浙西根據地北撤的，他年輕英俊，特別是帶著濃重寧波鄉音的普通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來我調到旅政治部審計室，離二團更近了，他經常讓警衛員送個信，約出來散散步，此時我們戀愛了。那是小麥剛剛發芽的季節。1946年7月1日，我們寫報告經縱隊政委譚啟龍批準我們結婚了。婚后不久，解放戰爭爆發了。他經常對我說，作為革命軍人，是要為革命事業付出一切的，你應該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萬一我犧牲了你要挺得住。在三年解放戰爭中我們是離多聚少，天各一方。結婚不久，有一次我和沙路同志一起去一團，她愛人朱啟祥是一團政治處主任。那天天下大雨，師部和一團隔著一條沙河，河水猛漲，原來過河的一條石橋被淹，天色已黑，我們只能摸著慢慢通過，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當天晚上師文工團一名女同志在過橋時被淹死了。好險啊！這短暫的一次見面差點付出生命的代價。作為一名革命軍人和革命軍人的妻子在戰爭年代里真是雙倍的奉獻，既要在戰火紛飛中完成自己的任務，撫育革命的后一代，自己要經歷生死考驗，還要為丈夫承擔風險，每每戰役一結束，既有勝利的喜悅，又怕聽到意外的不幸消息。 魯南戰役打的比較順利，傷亡也不大，大家都很高興。可是豫東戰役打常郭屯，部隊傷亡很大，副團長譚忠犧牲（妻子還懷著孩子），團參謀長胡云標犧牲（他們結婚才36天），還有作戰參謀唐鶴林，宣傳股長王立相繼犧牲，消息傳來我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擔心方銘怎么樣了？這就是革命軍人的妻子的要承擔的。以后我調到縱隊后勤部審計室，我們相距更遠了。打仗時他們在前線沖鋒陷陣，休整時我們后勤部門又忙的不可開交。有時半年也見不到面，有一次部隊休整時，縱隊后勤部廖部長命令我到方銘同志部隊去，起先我一肚子氣，見到他就發牢騷，認為是他拉了我的后腿，他卻笑著說：我理解你，也支持你的工作，第二天一早他就讓我回去了。（說心里話我也非常想念他） 在外線出擊時，有一次縱隊后勤部宿營地和二團宿營地在個村莊，可誰也不知道對方，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就這樣匆匆見上一面就各奔東西了。 方銘同志參加了解放戰爭的多次戰役，每戰都是親臨前沿指揮，他的老警衛員金榮告訴我，碭山戰斗時，前沿突破受阻，通過橋梁時傷亡很大，方銘親臨橋的一側，直接指揮炮兵炸毀敵人暗堡，使部隊通過橋梁，炸開城墻，直接奪取敵軍旅部。老警衛員顏強說：豫東戰役常郭屯戰斗中，他送方銘同志進入指揮所時，天色漸明，他只帶著兩個偵察員，一個排長，通過敵火力封鎖地帶，進入突破口，每次聽到這些情景，真是讓我心驚肉跳。 1948年9月我生下第一個孩子后，49年6月我就從三野留守處所在的山東曲阜，回到上海20軍58師方銘同志身邊。1950年7月我國成立了第一支空降兵部隊，方銘同志調任副旅長，他是我軍空降兵部隊組建者之一，還從全軍的英模中抽調了三，四千人。還有蘇聯顧問團，白手起家，利用了日本舊駐軍營房，我們不少人就住在城內老百姓家，我和方銘同志就住在老鄉家，打地鋪，因衛生條件差，我得了“阿米巴”痢疾。 訓練跳傘，有時他一天要跳二次，有一次跳傘因風向改變，他跳在了卡車的車箱里，把跳傘鞋的后跟都拉掉了，真是好險啊！ 1951年6月在安微臨淮關河川進攻聯合演習，受到了演習指揮部好評和劉伯承，粟裕等接見。 1955年9月至11月，他率個加強營參加遼東半島抗登陸戰役演習，受到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和各社會主義國家軍事代表團的一致好評。 新中國誕生后的第一次跳傘表演，也是他這個空降兵的師長親自率領著120名男，女跳傘員在北京圓滿實施的。（那是1952年8月3日在全國第一屆運動會開幕式上，他自己先后共跳傘二百多次。1958年7月，方銘根據我國國情和我軍特點寫下《有關空降兵建設的幾點意見》編寫了空降兵戰術，技術專題資料在軍委擴大會上作了重點發言。 每當晴空萬里，我會情不自禁地想，方銘會在那朵云彩里跳將下來吧！ 作為妻子，我會有別人無法體會的感受。 我們是一同調到空降旅工作，他在司令部我在后勤部，那時部隊要求很嚴，干部要每天早上出早操，他很支持我，我每天早上都要到后勤部出早操，當時我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我平時要外出開會，報賬，有時一出去就是半個月，孩子們在他那里，雖然是有保姆，奶媽，也還是要他操心。 1955年部隊動員女同志轉業，那時我正好懷第四個孩子已經七個月了，有不少女同志辦了復員手續，但我堅持要轉業，他很支持說：女同志應該有自己的事業。 部隊營區離開封市有十幾里路，而且交通不方便，只好把三個孩子先放在他那里。 55年我生完第四個孩子，就提出做絕育手術，當時市領導不太同意，因為當時做這種手術的很少，我四個孩子不祘太多，年紀還輕，最后還是我去做了絕育手術。在家里他很尊重我的意見，我們是平等相待。 薪金制之前是供給制，按級別發津貼費，孩子發保育費，因為我和方銘的家里都很窮，每個月我們要把津貼費和孩子的部分保育費給老家的父母寄去。 1958年我在開封市政府工作時，組織上想讓我到中國人民大學深造學習，那時我們已經有四個孩子，老大10歲，最小的才3歲，我和他商量時，他卻欣然同意了，說學習是好事，你就放心去吧。在我學習的這兩年時間里可是累壞了他。他做為一師之長，工作忙是不言而喻的，每逢星期天還要抽空趕到十里之外的家中去看看孩子們，后來市委機關的領導把我的父母親從寧波老家接來，才緩解了他的壓力。他愛這個家，愛孩子們，但是他更多的是對孩子們進行艱苦奮斗的教育和嚴格要求，給他們講自己的艱難童年，談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大兒子上中學后，他鼓勵孩子要學雷鋒并給兒子買了一套理發工具，讓他在學校為同學們義務理發，兒子斑上的一個同學得了肺結核，可他家里很窮，只有個母親，兒子回來一說，他馬上拿出五十元錢，五十斤糧票叫孩子給同學送去。 三支兩軍中他在武漢市擔任主要領導，但從沒有以權謀私，他對子女嚴，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很嚴，他在武漢市工作了五年，可是沒有將一個身邊工作人員家屬的戶口遷入武漢市，在生活上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是很照顧的，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他都要我給他們送點去，我家里的老阿姨年齡較大，每逢上樓灌開水，只要遇上，他總是接過去自已提上樓。 1973年他離開武漢市的工作回到武漢空軍，臨行前他把市委行政處處長叫到家里，把市委配的每一樣東西一一拉了清單，就連一盞臺燈也做了交待，并和我一起把房子打掃干凈，他說這是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求的。 當年我轉業到地方工作后，遇到幾次調級，他都動員我主動讓給別人。63年部隊動員家里還有直屬親屬在的家屬回鄉，我的父親沒有兒子，就我和妹妹兩人，母親59年就在我這里去世了，就剩下父親一人，本來是可以留隊的，但是他考慮到做為領導干部不帶頭會影響這項工作的開展，就和我商量，動員父親回了寧波老家。 方銘同志不管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他總是有那么一股拼勁。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只上過小學五年級，但是他努力學可，勤于動腦，對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都系統地進行了學習，并做了筆記。對上級文件的精神，報刊上的學習資料，他都摘抄在筆記本上。68年在三支兩軍工作中，因勞累過度得了糖尿病，緊接著是急性胃出血，大口大口的吐血，他還不想去住院，堅持要去參加晩上7時在武漢軍區召開的會議，后來還是醫生強行把他送到醫院。輸血后醫生要他最少要住院半個月，但是他只住了十天就非出院不可，以后只有做了胃切除手術，切除了胃的五分之四。 1981年春天，他最后一次下部隊是在他臨終前三個月，從河南到湖北他轉了四個部隊，直到作報告時，最后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他仍然堅持轉完一個點，回到武漢就在醫院查出了肺癌，在病危期間，他仍然念念不忘他分菅的工作，每次有人來看望他，他就用沙啞的嗓子囑咐他放心不下的工作。 方銘同志的一生，是為黨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我和孩子們永遠的懷念他！ 愛妻：沈佩 二〇一八年十二日二十八日 （這一天是父親九十七歲生日，也是母親去世前2個半月，所以就用了這個有紀念意義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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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和母親，母親沈佩生前草擬，執筆整理：方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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