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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指揮連歲月拾遺

老鐵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69年2月,我從廣州市入伍來到廣西平果縣,在陸軍第43軍129師炮兵團指揮連當偵察兵。當了兩年多戰士,從一個“毛頭小子”后來成為團里樹立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其中的苦與樂、人與事,50余載縈繞于心,久未忘懷。</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團指揮連駐扎在距廣西平果縣城約兩公里的母娘山旁。營房在一個山丘上,山上全是松樹,不知誰給它起了個當年很時尚的名字~青松嶺。連部在最高處,如果不是松樹遮擋,可以俯瞰全連。</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廣西平果縣母娘山(網上照片)</span></p> <p>  我們這批廣州兵經過幾天的火車、汽車一路顛簸來到這里,第一印象有些不可思議。營房全部是鋼架和茅草建造的,墻身下半截是石頭,上半截是泥土與石灰混合的“干打壘”。營區盡管干凈整潔,還是與想象有很大反差。新兵們個個灰頭土面,正想找個水龍頭洗洗,只聽帶兵干部大聲宣布:“大家馬上到下面小溪中洗把臉,15分鐘后操場集合”!原來除了飯堂之外再沒有水龍頭了,這條溪流就是我們洗漱的地方。我看了看集合的操場,是用“三合土”打造的籃球場,場內有些地方開始出現裂紋。這是全連集合與隊列訓練的場地,也是唯一的娛樂場所。也許與想象中的反差太大,一種陌生感油然而生,沒想到那個年代被認為“最佳選擇”的軍營生活,與自己的想象竟然另一重天地。一時不敢相信,這里就是我們要為國防事業獻身的地方。</p><p><br></p><p> 大概一個月的新兵訓練,主要完成隊列訓練和步兵輕武器射擊,總體感覺挺愉快。雖然嚴格的訓練有些苦累,但連隊經常組織籃球、拔河、歌詠等比賽活動,總給我們帶來一些從未嘗試過的歡樂。新兵遠離親人,在連隊朝夕相處,多少感到有一點家庭氛圍,慢慢就忘記了與家人分別的傷感。</p><p><br></p><p> 新兵訓練結束后,廣州兵中我和易善新留在了指揮連,常保穗、黃炳輝、文錦生、張德權等人去了其他營。大家都知道新兵連生活是暫時的,全然沒有離別的郁悶。</p> <p><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現在的平果縣(網上照片)</span></p> <p> </p><p> 二</p><p><br></p><p> 我被分配到團指揮連偵察排一班。連長是一位“老革命”,由于相處時間很短,印象不深。不久,劉鳳波同志接任指揮連長。他是湖南南縣人,高高個子,很壯實。1961年入伍,高中文化,口才好,略帶鄉音的演講常常有很多歇后語,我們都喜歡聽他的報告。連長對我很關心。一次他問我:“看檔案你是干部子弟,怎么黑不溜秋的像個農村兵”?我隨意地回答:“天生皮膚黑吧”。我在指揮連軍事訓練成績還不錯,副業生產、養豬種菜雖不在行,但也很賣力,吃苦耐勞不亞于來自農村的戰士。后來連長在大會上表揚,“不看花名冊,誰也不知道張黑子是干部子弟,從大城市來的兵和農村來的一樣……”。當然我知道,他說的“一樣”不是指我的膚色。</p><p><br></p><p> 我的班長梁尚勇,1965年入伍,來自廣西都安瑤族自治縣,個頭不高,身材矮壯,喜歡打籃球,在球場上只要拿到球,兩只大眼睛瞪得像《水滸》中的黑旋風李逵。一天晚上,不知誰在熄燈前把一條弄得將死沒死的蛇放在我被子里,上床睡覺時感覺涼冰冰的,掀開被子一看是條蛇,我十分惱火,正要翻臉的時候,班長勸我,“他們想看城市兵怕不怕蛇,開個玩笑,就當鍛煉自己膽量吧……”。事后較長一段時間我對班長有意見。直到后來有人告訴我,“那天班長把惡作劇的人狠批了一通”,我才原諒了他。其實,梁尚勇是個不善言辭但容易思想溝通、潤物無聲的班長,和他在一起,總能不經意間感受到一種正能量。后來他提為我們偵察排長,還是我的入黨介紹人。計算班長馮波,待人彬彬有禮,說話聲調溫和,作風嚴謹卻不失風趣。他專業技術十分好,負責計算班的圖板計算作業,連長一百個放心。他常說的“母娘山下練兵忙,援越抗美保邊防”這句話至今猶在耳邊。</p><p><br></p><p> 我們班的陳世和是同年入伍的新兵,湖南麻陽縣人,家在農村,身材瘦小但靈氣十足,他學東西很快,擔任主觀方向盤手,我背著炮隊鏡跑側觀。我們訓練中配合很好,平時也聊得來,每天早晚我倆總是一起下到小溪邊洗漱。我常常丟三落四,不是忘記拿肥皂盒就是牙膏落在溪邊,每次他都幫我拾回來。有一天他終于問我:“你為啥子記性這么差,丟東西多浪費啊”?我告訴他,“從小母親就說我,如果腦袋不長在脖子上也丟了……”。他的話從側面提醒了我,要與大家打成一片,就要改變干部子弟那種大手大腳的習慣做起。</p> <p><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我的第一張軍裝照</span></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三&nbsp;</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指揮連緊張的軍事訓練我能適應,最不適應的是那個年代“早請示晚匯報”、開飯前的集體背誦語錄,有時還跳“忠字舞”。那時,哪怕心里有不同看法,也不敢公開講。</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同年從北京入伍的羅云毅在四排當無線兵。他是“老三屆”,新兵中文化程度最高。平時愛學習,知識面很廣,還下一手好棋。16歲時曾在公園與一位號稱四段高手的老先生對弈圍棋,對方突然暈倒在地,可能“用腦”過度吧,可把他嚇得夠嗆。他下象棋可以不看棋盤,靠記憶同時對付兩至三位高手。我倆在指揮連關系很好,無話不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天,我終于忍不住了,私下和羅云毅說:“連隊現在從早到晚都搞形式主義”。我說,比如早飯時間只有半小時,先要集合背誦語錄,必要時來段“忠字舞”,連長還要訓話,十分鐘過去了。飯后馬上訓練,要穿軍裝、排除大小便、準備訓練器材,又需十分鐘。實際吃飯時間只有十分鐘,總是吃不飽。羅云毅聽了我的牢騷,馬上制止:“咱們私下講一下就行了,以后千萬別講了,會犯錯誤的……”。羅云毅年長我三歲,善于分析思考問題。他興許贊同我的觀點,但保持沉默。那個年代,特別是軍隊不能有任何不一致的想法。事后我想通了,當你改變不了環境,只有努力去適應它。很快,我的吃飯速度也不影響訓練了,最快時五分鐘可以吃完一餐飯。但是,胃病也隨之而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指揮連的城鎮兵不多,我們幾個來自城市的戰士都能嚴格要求自己,與大家打成一片。我連續兩年被評為“五好戰士”。有時,也會“放松”一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那時連隊生活標準很低,每天伙食標準只有0.45元,一周能吃上一次肉是很奢華的事。特別是部隊調防河南后配有三分之一的雜糧,常常饑餓難耐。一天,羅云毅來找我,“周末休息,我們買點兒吃的,就去前面的高粱地里,誰都發現不了”,他順手指了指已經快成熟的一片高粱。覺得這個主意挺好,于是我倆偷偷買了午餐肉、鳳尾魚、菠蘿罐頭和啤酒,跑到高粱地里飽食“大餐”。沒有開瓶工具,我們就用牙咬開啤酒瓶蓋,還差點兒咬崩了牙。高粱地里的美餐,環境雖然簡陋一點兒,但讓我們感到無比快樂與享受。</p> <p><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連續兩年被評為“五好戰士”</span></p> <p><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幾個城市兵在河南省唐河縣合影</span></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四</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指揮連在廣西平果縣時,營房前不到二十米有一條山間溪流,終年川流不息,清澈見底。水底多為大小不一的鵝卵石,魚翔淺底,美景盡收。不少溪邊大點的石頭還成為我們洗衣服的“搓衣板”。雨天時,水流湍急,溪面增寬,最寬可達十多米,順著溪水可以游泳。記得偵察二班班長(廣東人,姓名不記得了)聽說我游泳較好,提出來和我比賽。我多少受過一點訓練,也沒把他放在眼里。他的泳姿不規范,但游得非常快,結果我輸了。領教了高手,才懂得了任何時候都不能小看任何人的道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指揮連有四個排和一部15瓦電臺,從溪水上游開始,按1~4排順序,每周輪著去上游洗漱。1969年7月,廣西天氣潮濕炎熱,不知哪個排的人襠部有癬,在溪水上游洗漱,結果“人傳人”,全連許多人染上了襠部皮癬,我也未能幸免。早上出操,不少人齊步走都叉著腿,跑步走和正步走根本無法進行。這次病患后,連長把責任落實給班長,發現類似問題必須及時報告,否則追究責任。1969年底,部隊調防河南,終于離開那條讓我們難以忘懷的山間溪流。</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部隊調防到河南鄭州郊區的須水公社,團部駐鄭州火車站西邊第一個小站~鐵爐火車站附近。進團部大門右邊是團衛生隊,左邊就是我們連,看病十分方便。一次,我哮喘發作去衛生隊拿藥,見到一位新來的醫生,瘦高個,文質彬彬,白俊的臉龐似乎永遠沒有陰天,舉手投足與其他醫生不一樣。看病時,他帶著輕微上海口音問我:“你是廣東兵嗎,怎么講話沒有廣東口音”?我告訴他“祖籍山東,父輩南下廣州,從廣州入伍……”。那次看病對王醫生印象很好,不僅醫術高明,態度也好,沒架子。后來才知道這位醫生叫王敬文,1964年考入西安第四軍醫大學,畢業后先下步兵連鍛煉,再分配來我們炮團當醫生,是團里唯一的大學生。王醫生說話語氣平和,善解人意,表達能力強,大家都愿意和他交流。印象最深是王醫生的愛情故事。他戀愛對象是中學同學,后考上南京醫科大學。那個年代干部結婚要搞“外調”,兩次都沒能“過關”。團首長親自找他談話勸他放棄,他卻表示堅持自己的選擇,如果因此而讓他脫下軍裝也只能無奈地接受。在忠貞不渝的愛情感染下,團首長破例批準了他們結婚。1976年王醫生離開了部隊。四十多年后見到他和夫人依然恩愛如故,深感當年他的選擇非常正確,一場時代的愛情悲劇沒有出現在他們面前。</p> <p><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山間溪流</span></p> <p><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1973年與王醫生合影</span></p> <p><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2020年在揚州與王醫生合影</span></p> <p><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團籃球隊部分球員在南陽臥龍崗合影</span></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五</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69年底部隊調防河南,我當了偵察一班班長。一天,指導員楊正保派通訊員通知我去連部,說“團機關來人了,要和你談話,寫你的講用材料,準備到團里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大會上發言”。我一臉愕然,直接向指導員表達兩點意見:“一是自己不喜歡出風頭,不想當典型;二是平時在班里講話還湊合,在連隊發言都緊張,更別說去團里大會發言了,我不去”。指導員說了一句“你去找鄭文副政委說吧”!誰都知道鄭文副政委的厲害。一頭白發,不茍言笑,批評人用“吹胡子瞪眼睛”來形容一點不為過。無奈之下,我去見了機關來的孟祥梯參謀和羅正揚干事。孟是通訊股參謀,經常到連隊檢查通訊兵訓練,我們認識。羅干事瘦高個,略帶駝背且不愛說話,看上去很嚴肅,一看手指頭就知道是個寫材料煙不離手的人,據說他是政治處第一筆桿。見到我,孟參謀先說:“小張,給你兩天時間自己先寫個初稿……”,如何如何寫講了很多思路,其實我當時就亂成一鍋粥。回來后指導員知道我有寫稿任務,沒讓我訓練,叫我呆在宿舍寫稿子。我憋了兩天,腦子一片空白,無從下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兩天后我交了“白卷”,孟參謀、羅干事兩位高手只好親自操刀。我們三人在連隊會議室,他們一邊啟發,一邊誘導,讓我順著他們的寫作思路講“故事”。講用材料至今我還記得,題目是《用毛主席哲學思想改造世界觀》,內容大概是自己通過活學活用毛主席哲學思想,在改造客觀世界同時改造自己主觀世界,最后成為一名先進戰士。</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兩位“高手”為我寫了三段內容:記得第一個觀點是“自來紅與改造紅”,主要講自己如何克服干部子弟的“自來紅”思想,用辯證唯物主義和實踐論觀點來分析“自來紅”是唯心的,只有通過客觀實際的鍛煉去改造自己才能真正“紅”,所以叫“改造紅”。第二個觀點是“紅一陣子與紅一輩子”,主要講我在連隊思想改造中,有時遇到困難和問題,會出現畏難或者滿足情緒,怎么去克服。用辯證唯物主義的事物發展規律非直線上升的觀點,要紅一輩子就要不斷克服困難,不能因為一陣子的困境影響一輩子的進步。第三個觀點是“紅一點與紅一遍”,主要是用矛盾的同一性觀點,講述班長和班里同志共處于矛盾統一體中,相互依存,相互轉化。自己當班長不僅要做出表率,還要帶動全班同志一起進步。一花獨放不是春,要滿園春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講用材料寫好后,我先后到團、師、軍等多個單位講用。在那個火紅的年代,我講的“故事”自然也“紅”起來。其實,他們為我準備材料時,已經拔高、再拔高,許多事情原本不是那么回事兒,也許為了樹立典型,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吧。那段時間我收獲最大的不是所謂的當標兵、樹典型,而是在孟參謀和羅干事這兩支大筆桿那里偷師,知道了文章的構思和文字的推敲是怎么回事,為后來在機關工作打下基礎。2017年孟祥梯老首長來香港旅游,見面聊起這段經歷,他還隱約記得,我們談得很開心。</p> <p><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那個年代的海報,難以忘懷</span></p> <p><br></p><p> 六</p><p><br></p><p> 我在指揮連兩年多戰士經歷,正值文革“左”的時期,我們的人生軌跡都是順著那個年代走過來的,雖然“五味雜陳”,但都有自己不同收獲和記憶。大環境不說,在那個年代,指揮連戰友之間有著一種樸實難忘的情誼,它沒有因時間的流逝和戰友社會地位的變化而褪色。比如莫榮根是四排無線兵,在那個年代屬于不聽話的所謂“后進戰士”。經過部隊“大熔爐”的鍛煉,復員回鄉務農,改革開放讓他過上了小康生活。至今不僅我們常聯系,他還與指揮連戰友、曾擔任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所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的羅云毅保持聯系。</p><p><br></p><p> 半個世紀過去了,那些人和事兒,有的記憶猶新,有的模糊不清。時隔多年,往事雖然如煙,我依舊喜歡用心去回憶和解讀那段彌足珍貴的連隊戰士生活,那個歲月是我最快活、最舒心、最愜意的時光。在那里,我完成了一個普通學生到革命軍人的華麗轉身,形成了自己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價值取向,為后來個人職業生涯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現在,我們已經老去,有關當年炮團軍營的話題還要延續,這正是撰寫此文的動機。盡可能把那個特殊年代能夠想起來的事情記錄下來,留一點兒心底印記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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