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志華：這才是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真實！

福星高照

來源：《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 對知青上山下鄉與政治運動、中斷學業、城鎮就業、計劃生育、接受再教育、下崗分流等幾個問題的關系談一點粗淺認識。 一、上山下鄉與“政治運動” 有人說中國的上山下鄉是“文革”運動的產物。回答這個問題，只要把新中國整個上山下鄉歷史分成四個階段或時期就清楚了。 1、“文革”前（1955-1965）時期，知青下鄉120萬； 2、“文革”政治運動（1966-1968）時期，知青下鄉199萬人； 3、“文革”（1969-1976）時期，知青下鄉1202萬人； 4、“文革”結束后（1977-1979）時期，知青下鄉244萬人。 這四個時期下鄉知青人數總數是1700多萬。看了這四個時期的劃分，明眼人就能看出，第一和第四時期下鄉的知青和“文革”運動一丁點關系都沒有。第三個時期的知青和“文革”有點關系，但關系也不大。真正全程參加三年中學“文革”運動的是老三屆。老三屆城鎮學生共計400萬，下鄉當知青的是199萬，留城的是200多萬，並沒有“一刀切”的上山下鄉。 《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以下簡稱《始末》）一書，96頁公布的數字是：1966一1972的7年時間里，上山下鄉知青是715萬人，留城就業的是994萬人。 如果上山下鄉是一場統一的“政治運動”，怎么會出現一大半學生留城就業呢？ 我們查閱了黨和國家有關上山下鄉的全部正式文件，發現文件中在上山下鄉后邊都不用“運動”二字。 1978年10月9日，國務院召開知青工作專題會。康世恩副總理把上山下鄉講的很清楚，他說： 知識青年問題實際上是個就業問題。過去上山下鄉的做法不等于就業，下去是為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是屬于教育范圍。三兩年回來了，農村也不缺勞動力。要解決問題就必須同發展生產與安排就業結合起來考慮。(注:《始末》一書133頁) 二、上山下鄉與“中斷學業” 今天的中國，高中教育已經普及，大學教育也達到80%的錄取率，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國情可不是這樣。有人指責上山下鄉是“中斷學業”。在《始末》一書中，作者做了如下合理解釋： 新中國成立后，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同我國人口的迅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仍然極不相適應。許多青少年由于不能升學，過早地加入待業隊伍。而實際上初中畢業能夠升入高中的只占30％，高中畢業能夠升入大專院校的只有5％，絕大多數初、高中畢業生需要就業。（注：《始末》一書169頁） 另據《新中國50年》一書的統計數字，1976年的高中生人數已經比1965年增加了14倍，初中人數增加了3倍多，就是這樣，當時大學和高中仍然滿足不了社會需求。以1977年恢復高考為例，全國570萬人報考，只招27萬人，錄取率4.8%，也就是100個人報考，只有5個人能上大學。你能說考不上大學的人不優秀？你能說他們被人為的扼殺了受高等教育的權利？ 今天的中國大學升學率是84%，2017年錄取人數是790萬，是1977年的29倍，有的學者拿當今的標準去評判40年前中國的“中斷學業”，有失公正。 三、上山下鄉與城鎮就業 早在1965年，時任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組長的副總理譚震林就向中央打報告，提出 “從1966年至1981年15年時間在全國動員1100-1200萬人下鄉，安置方向仍以插隊為主。” 譚震林在解釋原因時說： “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城市工業只能安排500萬人，將有600萬人無法就業。”（注：《始末》一書66頁） 那什么是造成上山下鄉的基本原因呢？《始末》》一書給出的答復是這樣的： “人口失控，增加了就業困難。從1949年到1964年，15年內全國人口凈增1.6億多人。平均每年凈增1088萬人，這一部分在70年代正陸續進入勞動年齡。從1964年到1978年，14年間又凈增2.58億，平均每年凈增1840萬人。人口過多，增加了消費開支，又間接影響了就業容量的擴大，形成惡性循環。”（注：《始末》一書170頁） 四、上山下鄉與計劃生育 觀察中國長達20多年的“上山下鄉”，就會發現，它有三個高峰期。1969年是第一個高峰期，下鄉人數是267萬；1975年是第二個高峰期，人數是236萬；1977年是第三個高峰期，人數是171萬。這三個高峰期都和人口增速相一致，和“政治運動”無關。 1978年12月以后中央決定停止“上山下鄉”，同時又倒逼出史上最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1978年，計劃生育政策正式寫入憲法。1980年9月25日，中央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這一政策實行了30多年，這才緩解了人口失控和就業的嚴重矛盾。 五、上山下鄉與“再教育” “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鄉”是“安置就業”為主導的“上山下鄉。”“文革”運動初期，數萬此前下鄉的知青陸續返城要求回城。 實踐證明，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現實情況下，采用行政方式的“上山下鄉”行不通，采用政治動員式“上山下鄉”難長久。毛主席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把“上山下鄉”工作規劃到教育范疇，把上山下鄉同培養鍛煉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結合起來，把下鄉和返回結合起來，把過去有去無回的“上山下鄉”單行線，改成有去有回的雙行線，這才順利地推進了上山下鄉工作，使下鄉知青感到既光榮又有奮斗的目標。 1973年，毛主席親自批準的中央30號文件，就把上山下鄉路線圖規劃得清清楚楚。這個文件是整個上山下鄉過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從國家政策層面上保證了知青的權利。文件規定把知青納入國家招工、招生、征兵、提干的計劃，并制定了知青病退、困退的特殊政策。在毛主席“再教育”思想指導下，全國知青共有126.46萬人上了大學（其中有53人后來當選為科學院或工程院院士），有86萬人參軍，912萬人招工，5.96萬人提干，359萬人病退、困退。更可喜的是從上山下鄉隊伍中培養出了新一代社會主義事業的可靠接班人。 六、上山下鄉與下崗分流 有的學者把發生在2000年左右的國企改制、下崗分流的原因歸罪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鄉”，說是知青少文化的結果，這個說法十分可笑。 因為下崗分流并不專門針對回城知青，它包括所有的國企，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均在其中，也包括企業中高學歷的工程師。 回顧歷史，恰恰是由于“上山下鄉”分流了就業壓力，保證了工業健康發展。眾所不知的是，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之時，恰恰是城市工廠人滿為患之時。1978年10月9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主持召開了知青專題會，他說： “對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個估計，把成績肯定下來。是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嘛！不把成績肯定下來就亂了套。”“不肯定這條，這么多勞動力怎么辦？國營企業總的說是人多了，整個工業多了2000萬人！”（注：《始末》一書132頁） 1978年全國工業多了2000萬人的情況下，從安定團結的政策出發，國企又大批接受了政策性安置的人員。在表面上皆大歡喜的氣氛下，一個新的危機在九十年代浮出水面。在市場經濟改革開始后，背負沉重社會負擔的國企紛紛改制，大批人員在減員增效的號召下，不少被買斷工齡，成為城市低收入群體。 有人說是民營企業解決了就業危機，豈不知民營企業招工基本要求是35歲以下，大批老工人的后半生還是要靠國家出手相助，國家每年都向養老基金轉移大量國資利潤，所以單靠民企解決就業也是不行的。 回顧中國革命光輝的歷史，就是一部從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取得政權的歷史。1949年離開西柏坡時，毛主席稱其為進京“趕考”。他擔心共產黨重走李自成的老路，擔心干部貪圖享受、脫離廣大農村群眾。過去的知青上山下鄉既是緩沖城市就業壓力的過渡性政策，又是對年青一代培養的戰略考量。今日大學畢業生去農村、去邊疆當村官、當第一書記也是對過去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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