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友華丨第一百二十四章　1958年：兩萬山東壯工赴閩采伐木材丨肆拾貳單元、兩萬山東伐木工

鄧友華

肆拾貳、兩萬山東伐木工 時光荏苒，歲月匆匆，背井離鄉的山東伐木工以他鄉為故鄉融入三明建設發展歷史，成為新的一批“客家人”…… 第一百二十四章　1958年： 兩萬山東壯工赴閩采伐木材 1958年兩萬山東壯工赴閩采伐木材，這是山東籍三明老伐木工張式利的回憶錄鉤沉出的史實，山東籍“森二代”邢保興極富道義和責任感地將其串編成書，彌補了“森工史”官說不多、民記罕見之缺憾。這些被搶救下來的史料，蘊藏著三明境域伐木場的變遷史和許許多多的“森二代”們的生命來處。 　　山東壯工赴閩入明 　　1958年，為了解決山東地方工業各項基建工程需要木材的困難，魯、閩兩省省委書記舒同和葉飛在華東協作會議上商定了兩省人和物交流、互相協作的協議，由山東組織兩萬多勞動力支援福建林區開發，福建支持山東木材二十萬立方米，毛竹二十多萬根等……期限一年半。 　　山東省委根據兩省協議精神，由省長趙健民擬定關于動員兩萬名壯工去福建采伐木材的具體問題的指示［(58)魯勞甲字539號文件］。下達濟寧、昌潛、萊陽、惠民、臨沂、聊城、荷澤專員公署，共計二萬二千名工人，其中聊城二千名壯工。當時分配莘(縣)、范(縣)二縣五百名。條件及農業社社員外出收益分配，均按各地動員去黑龍江的工人的規定辦理，工資、福利待遇、傷亡病殘處理，待到達福建后，按著福建省的有關規定執行。［1］ 　　為什么是福建省？ 　　福建省地處中國大陸東南部，北跨仙霞嶺和浙江省相臨，西、西北有武夷山把江西隔開，西南隔南嶺和廣東接壤，東南隔臺灣面向太平洋。位于東經115度50分－120度43分、北緯23度33分－28度19分之間，屬亞熱帶氣候。西、北兩面的綿綿山嶺，既可屏障或減弱北方寒潮的南侵，又可阻截來自海洋的濕熱氣團，亞熱帶季風氣候顯著，全年溫和濕潤，林木生長的自然條件十分優越。全省地貌以丘陵低山為主，地勢大體由西北向東南逐漸降低，倚山面海。主要士壤類型有紅壤、黃壤、磚紅壤性紅壤等，土層深厚。林業用地面積中，肥沃和較肥沃的占28.35％，中等的占58.8％，適宜林木生長。 　　考古資料證明，5000年前，全省幾乎到處都覆蓋著茂密的森林;鳥獸繁多，分布著以栲、櫟為主的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常有虎、象、熊、鹿等野獸出沒。 　　宋代，福建森林資源的開發利用逐步擴大，但仍保有大量的天然森林。明弘治二年(1489年)修撰的《八閩通志》載:閩西北地區的許多山峰，為森林所覆蓋。明清以來，人口增殖，墾耕發展，戰禍頻仍，木業興起，森林采伐毀損漸多。在閩西北，原始森林僅存于交通閉塞、人煙稀少的深山區。明末清初，商品木業逐漸興起，至民國時期，福建省成為國內三大木材產區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福建省是南方重點集體林區，在南方48個重點林業縣中，福建省有28個，分布在南平、三明、龍巖等地市。［2］ 　　三明是福建省重點林區。全市林業用地2822.6萬畝，占土地總面積的81.9％;森林面積2627.85萬畝，森林覆蓋率76.29％。三明林業生產歷史悠久。據記載:早在隋末唐初就已有木材產銷活動;南宋時期，開人工插杉造林;明清時期，隨著木材商業的興盛和人口的增加，森林破壞嚴重，森林面積和林木蓄積量銳減。民國時期，木材生產銷售量增大，木材加工業逐步興起，加上戰事不斷，森林資源的消耗加大，雖然提倡和鼓勵造林，但收效甚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三明林業經歷曲折發展過程。50年代初，林業工作以保護現有森林為主，并輔之以封山育林。1955年，尤溪、永安、寧化等縣先后創建松香廠，三明的林產化工業起步。1957年，林木入社基本完成，人工造林面積逐步擴大。同年起，三明進入大規模的林區開發時期，各地大力開展水運河道工程建設，修建林區公路，創辦一大批國營伐木場、國營林場，木材產量迅速增加。［3］ 　　森林工業的重點是伐木。在三明境域，清代中葉至民國時期，從事林木采伐的大多來自閩侯、閩清、古田、永泰、福清等地的貧困農民。伐木工人被稱為“柴夫”。“包頭”將承包的山林雇“柴夫”砍伐后，賣給木行老板，結賬后才付給雇工工資。采伐作業一直沿襲著斧砍、鋸截、人馱肩扛等落后方式，條件艱苦，生產效率低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包頭”制被取締。1952年，在沙縣、永安、尤溪等地相繼出現“民主廠”，也就是在采伐工隊伍中，通過民主選舉組成民主管理委員會，由管委會向國營木材公司承包木材采伐業務，負責“廠”內的收支結賬與工資分配。木材公司、采購站向“民主廠”派駐少量的“駐廠員”，協助搞好管理工作。1953年以前，只砍伐杉木，而且多是采伐人工林，面積不大，小的幾畝，大的也不過數十畝，采完一片就遷廠。所以，這些采伐廠都沒有固定廠址，類似流動采伐隊。1953年以后，永安、三元、沙縣、將樂等縣承擔修建鷹廈鐵路的枕木生產任務，需要采伐大量松木，于是從采伐小片人工林轉向采伐大片天然林，并且為開發邊遠林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運材道路，采伐廠就在一個地方較長期固定下來。 　　1956－1958年，組建國營伐木場50余個。伐木場以“民主廠”的采伐工為骨干，從省內(閩南)沿海各縣及山東、浙江等地調來大批工人充實采伐隊伍。與此同時，各地在農林合作社建立木材采伐專業工隊、搬運工隊(組)的基礎上，相繼組建伐木隊、社辦伐木場。擁有森林資源和水運或陸運條件的鄉鎮，一般都建立社辦伐木場(隊)。全境有上百個社辦采伐場，每年有上萬名社員伐木工上山作業。［4］ 　　1958年，“大躍進”展開后，全省在短時間內辦起235個伐木場及一批貯木場、水運隊、采購站、運木車隊、林業工程隊等森林工業企業，森林工業職工猛増到10.53萬多人。另有社隊采育場(隊)570個，專業勞力4.2萬人。1959年木材產量高達498.34萬立方米，高指標、瞎指揮造成森林工業巨大浪費和損失，1959－1960年，僅“漂木”就損失木材174萬立方米。［5］ 　　就今三明市范圍說，1958年新建的伐木場三明有樓源、陳大、中村、吉口、臺江；清流有芹口、下禾、拔口、莊前；永安有半村、湍石、大坑、嶺頭、貢坪；沙縣有潩州、靈源;將樂有將溪;泰寧有小北斗、水源；建寧有大源、武調等45個伐木場。［6］ 　　木材的流向與歷史的流變 　　再說木材的流向。 　　三明地處閩江上游，流經境內的沙溪、金溪、尤溪3條可通航的溪流最終都匯入閩江。木材水運都是順江而下，到達南平、福州轉運銷售。 　　1956年以前，邊沿幾個縣雖還有用肩馱運輸木材出境的路線，如建寧縣的黃坊、溪源鄉，泰寧縣的新橋鄉都有木材靠肩馱跨越武夷山脈進入江西黎川至德勝關，然后下川水運入鄱陽湖再運入長江銷往南京、鎮江等地，但運量甚微。肩馱運材以杉木為主，還有樟木、楠木等，材長以6尺6寸為標準，口徑過大的則剖成兩半運之。夫力多為貧窮的山民，按肩運路程與重量計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各縣設立國營木材采購機構，這條人力馭運之路也就不復存在。 　　鷹廈鐵路通車后，鷹廈線貫穿沙縣、三明、永安3個縣。永安、寧化、清流的木材出九龍溪后就在永安集結，然后裝火車運往省內外各地。1956年7月，省森林工業局在永安設立永安貯木場，負責木材的接收與調撥。1959年，在永安與漳平交界處的嶺頭鐵路邊沿設立嶺頭轉運站，接收永安西部邊沿和大田北部的外調木材。1960年，省森林工業局又在沙縣城關東門仙舟半島設立沙縣貯木場，并在三明荊西設一轉運站(原屬沙貯分支單位，1961年升格為貯木場)，負責接收永安以下沿沙溪兩岸的三明及明溪縣生產的木材。將樂、泰寧、建寧3縣的木材水運出金溪后，在順昌縣交由順昌貯木場出河裝火車出運。至此，除尤溪縣的木材仍循原流向在閩江放排直達福州貯木場交貨外，其余各縣(市)木材流向分別通過3個貯木場調撥外運。［7］ 　　1958年后的幾年，因為大批新工人上場，生產技術不熟練，缺乏安全知識和措施，管理比較混亂。當時，大量推行木材“大河趕羊”，發生不少工傷事故。1958-1961年，全省因工死亡職工372人，重傷600人次。其中，1959年和1960年工傷死亡均在100人以上，是林業系統傷亡事故的高發期。［8］ 1961-1962年貫徹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撤并一批國營伐木場。1962年底，全省130個國營伐木場，職工28981人。［9］1962年，三明境域撤并了8個場。以后，又新建了永安的福溪、虹橋，三明的白葉坑、龍泉、明溪的福田賽、箭竹坪，清流的廖武，大田的大吉，尤溪的包溪、涪頭，將樂的樓杉，建寧的溪源等伐木場。［10］ 　　說回那“一年半的期限”。1959年的下半年，省林業廳黨委書記鄧超向副省長梁靈光匯報講：這批工人已成為林業生產中骨干，又都是強勞力，如果調回山東對整個木材生產影響很大，梁副省長在華東開會時向山東省韓哲匯報了并征求山東其他負責同志的意見，同意愿意不回去的就留在福建工作，后來定下來個文件:去留自愿，留下的同意把工人家屬分批遷來福建，落下戶口，原先的工人一年半轉為正式國營工。所以六零年開始留下的工人陸續從山東接來家屬，在福建三明林業系統開始一種新生活。　　五八年來時大部分同志在農村沒文化，百分之八十以上沒有結婚，有的工人回家探親很多人給介紹對象，山東老家農村因為大躍進更加貧苦，讓強制賣愛國糧，農民家中基本就沒有了糧食，因此餓死很多人。工人只要老家父母中同意，有的就直接送姑娘來福建給伐木工做老婆;在火車站甚至有的你給她一碗面條她就愿意跟你結婚，有的工人寫信讓家中父母兄弟姐妹全家來逃荒，所以那兩年從山東來的家屬特別多，逐漸形成了伐木場特有的社會生活形態。［11］　　1960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決定，安排山東籍林業工人家屬4.1萬人來福建。　　1958年，大批新職工上場，當時的原則是“先生產、后生活”，林區職工生活非常艱苦。伐木場地處深山密林，遠離市鎮村莊。大部分職工住的是就地取材自己搭蓋的茅草棚，少量借住民房。20世紀中期，才投資興建了一些木板房或土木結構房。1978年之后，林區職工住房明顯改善，由以混合結構為主，逐步從平房向多層樓房發展……［12］ 　　在歷史的進程中，伐木場還面臨著上級領導機構的變遷。　　1951年3月，永安專署設農林科，管理農業、林業工作。轄永安、三元、明溪、寧化、清流、大田、寧洋等縣農林部門。1952年，農林科分設為農業科、林業科。1956年3月，改稱永安專署林業局。1956年6月，永安專區撤銷。1959年10月，三明人民公社設立林業局，管理林業和森工生產。1960年1月，三明人民公社林業局改稱三明市林業局。1962年1月，三明市林業局析設三明市森工局，林業和森工分開管理。1963年4月，三明市林業和森工局分別改稱為三明專署林業局、三明專署森工局。1965年12月，三明專署森工局撤銷，成立黃沙森工局和燕江森工局，統一管轄區內的國營伐木場、木材采購站、貯木場等企業，為一級核算單位。［13］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三明專署林業局機構癱瘓。1968年11月，由三明專區革命委員會生產指揮處農林水組管理林業工作。1970年1月，三明專區革命委員會設立林業局。1972年5月，改稱三明地區革命委員會林業局。1978年3月，三明地區革命委員會林業局改稱為三明地區林業局。1983年5月，三明地區林業局改稱為三明市林業局。同年12月，三明市林業委員會成立，1984年4月，市林業局撤銷，其職能由林委行使，延至1992年不變。［14］　　1980年，國營伐木場發展到71個，經過調整、合并，至1992年基本穩定下來，共42個。這些國營專業性采伐隊伍和集體的季節性采伐隊伍是林區木材采伐的主要力量。［15］　　1989年8月，伐木場更名為林業采育場。1992年底，三明市共有42個國營林業采育場，職工4548人，經營山林面積222萬畝。［16］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貫徹“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木材除主要完成國家上調材任務以外，也有部分進入市場，森工企業從過去純產品生產轉向商品生產，從生產型轉為經營服務型，產品的流通領域擴大計劃外產量及等外材、綜合利用產品，不再歸交貯木場統一調配，生產單位可以直接銷售，木材流向相對分散。1985年，根據中共中央［1985］1號文件，取消木材統購，開放木材市場，實行產銷見面，議購議銷，木材按照市場需要流通不再受統一調撥計劃的制約。［17］ 一本罕見的民間森工史料書 　　我在寫過建市元老、遷明企業、三標廠和重機廠之后，很想再找一個能寫的行業來寫一單元；機緣巧合，這本我盼望了很久且“眾里尋它千百度”的書像個美少女翩然而至。　　這本圖文并茂的書是國際開本，正文114頁；按內容大體可分“文”和“圖”兩部分。　　先說“文”。“文”分兩部分。　　首先是張式利先生一萬多字的回憶錄《我的回憶》，分三節：“一、源起　南下”；“二、來到福建　森工生產”；“三、‘文化大革命’中的伐木場”。從個人的視角串起了從1958年9月至1980年12月共23年的親歷史實。其中寫到“文革”中他和幾個各伐木場的領導干部帶著組織介紹信親赴山東“上訪”，甚至找到了原山東省委書記舒同親筆寫下材料，并在山東省有關方面的幫助下查到了當年怎么會到福建支閩的歷史文件，并抄錄下來，每人一份。讓這段歷史不致因資料的缺乏而變得撲朔迷離。 　　文中還記錄了“文革”中山東籍伐木工群體有想回鄉，后來山東與福建協商，福建省委書記韓先楚同志說，山東同志在福建幾年采伐技術已成熟，是福建林業戰線上的寶貝，我們要做工作，不能讓這批同志回去，就這樣我們這一批支閩工人就留在了福建，我們的命運從此就與福建林業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了。 　　后來，各伐木場慢慢恢復了生產。經過幾年的實踐努力，木材生產班組逐漸實現機械化來代替手工操作砍伐木材，絞盤機、油鋸，減輕工人很多體力勞動，生產逐步走向正規化。［18］ 　　其次是王鳳閣先生的《山東?福建――從山東籍福建林業工人說起》書稿的摘要，在書稿封面、原稿目錄和前言之后，是一組老伐木工的訪談錄，標準的民間口述歷史！更珍貴的是，隨后所附的相關資料，如《福建森林資源及開發概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福建林業》、《福建省人民委員會關于接待安置山東籍工人家屬工作方案》等有關文件，是為罕見。 　　不能不提到主編邢保興的《前言》和《后記》，特別是前者，起到了全書提綱摯領的作用，畫龍點睛地點出了該書的主旨：時光荏苒，歲月匆匆，背井離鄉的山東伐木工以他鄉為故鄉融入三明建設發展歷史，成為新的一批“客家人”，他們只是一群默默無聞的山東漢子，因勞動強度大、受傷者多、早逝者眾;晚年他們往往疾困相隨、生活條件差，目前健在者寥寥。/“工人偉大，勞動者光榮!”共和國建設從一窮二白起步，1958-1968的十年沒有機械相助，在荒山野嶺中是伐木工用血肉之軀鑄就起閩省的森林工業:“抬起來呀，嗨嚆(hao)!齊步走啊，嗨嚆……！”撼人心魄的勞動號子雖已成絕唱，但他們“吃大苦耐大勞，無怨無悔”的精神和老“森工”們對三明經濟、社會發展“拓荒”般的貢獻人們不應當遺忘……［19］　　再說“圖”。 邢保興先生本來就是民間攝影家，特別是在記錄歷史上下了很多功夫，因此“圖”這部分非常到位。他的照片主要是給《我的回憶》配圖的，但又與眾不同，一般大家都是前面集中在一起的精選彩頁，然后再是跟著文字走的照片，大小則“隨遇而安”。他則不然，照片沒在前面集中展示，卻彩頁似地分插在行文中呈幾頁一組地出現，像“工人偉大　勞動光榮”、“大躍進　魯閩省領導人　濟南　莘縣　范縣”、“福建森林工業紀實”、“文革時期伐木場狀況”、“山東人在三明系列”，似乎既能配圖，又能以圖獨立存在。有這樣的圖文相加，已然是一本罕見的民間森工史料書。　　反復研讀保興兄主編的這本書讓我百感交集！他說他是“森二代”，其實我也是。我父親鄧繁詵1965年調出地委，所進的單位就是黃沙森工局。他說：“曾幾何時三明經濟支柱是林業、工業結構主體為森工、伐木場的出現成為三明最早一批國企。”［20］而我作為本土學人，所看到的不僅是森林工業，而是更廣闊的。我常說的生我養我的“這塊土地”，既不是平原，也不是草原，就是大森林！森林，是我的父兄等上輩賴以生存的所在，是我生命的來處，是我的文化根脈，是我的精神家園……于是，我把這篇讀書筆記寫成了森木工業的變遷史。 注釋［1］張式利：《我的回憶》，《失落在閩山深處勞動號子絕唱》，第8頁。［2］《福建森林資源及開發概述》，摘自《福建省志?林業志》，轉引自《失落在閩山深處勞動號子絕唱》，第86頁。［3］《三明市志》第558頁。［4］《三明市志》第594頁。［5］［6］［8］［9］［10］［16］《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福建林業》，轉引自《失落在閩山深處勞動號子絕唱》，第90－91頁。［7］［17］《三明市志》第596頁。［11］張式利：《我的回憶》，同［1］，第21頁。［12］《山東籍福建林業工人隊伍》，資料大部取材于張瑯主編1996年版《福建省志?林業志》和潘子凡主編1998年版《三明林業志》，轉引自《失落在閩山深處勞動號子絕唱》第94頁。［13］［14］《三明市志》第606頁。［15］《三明市志》第594頁。［18］張式利：《我的回憶》，同［1］，第40頁。［19］［20］邢保興：《前言》，同［1］，第1頁。 二0二0年八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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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友華丨第一百二十四章 1958年：兩萬山東壯工赴閩采伐木材丨肆拾貳單元、兩萬山東伐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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