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滄口劫獄事件其中兩個當事人的一點逸事

藍信釗

1942年在嶗山的“青保”為了營救關押在滄口日本憲兵隊的青保大隊長高方先，對滄口日本憲兵隊進行武裝劫獄，劫獄成功，救出了大隊長，又營救了被關押的幾十名中國人。這次事件已載入青島史冊。在這次事件中有兩位我認識的當事人，現在我講一講他們倆的一點逸事。 一位是被營救者之一的王書和。當年，他在滄口的日本太陽鞋廠（即現在的橡膠二廠）工作。日本人對中國工人的壓迫是十分殘酷的，工作勞累不說，吃的是一種橡子面窩頭，又苦又澀且難以消化，還很貴。工人們怨聲載道。 有一天，王書和找了一張紙，在上面寫了“大洋八分”四個大字，把紙連同一個橡子面窩頭釘在電線桿子上。用這種方式表達對日本人的反抗。工人們見后拍手稱快而日本人卻惱羞成怒。當年日本人對這個八路軍的“八”字是很忌諱的，就因為“大洋八分”中有個“八”字，便認為王書和私通八路，將他抓進了滄口的日本憲兵隊。這個憲兵隊是活著抓進來，卻沒有活著出去的。王書和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但王書和是幸運的，因為當時“青保”大隊長高方先在與日偽戰斗中受傷被俘，關押在憲兵隊，他的戰友們為了營救他進行了劫獄，劫獄成功，一同被關押的幾十名中國人全部解救出來，王書和被解救出來后，一刻不停地順著現在的永安路一直朝東北方向的灣頭村跑去。當年這一帶大部分是莊稼地和荒野。他就這樣黑燈瞎火深一步淺一腳地拼命奔跑，結果連鞋跑掉了竟全然不知。一口氣跑了十五六地，到了灣頭后才發現自己的鞋沒了，雙腳血淋淋的，并粘上了許多棘刺，這一路是竟沒有感覺到痛，可見他這一路是多么緊張。之后就躲藏了兩年多，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后又回到橡膠廠工作。 另一位當事人就是劫獄者之一趙培河。他在劫獄成功后又回到嶗山繼續進行抗日活動。他曾對自己的孩子講:當年他帶領他的戰友們曾到橡膠廠倉庫劫了一批日本人的膠鞋。這件事在李先良的回憶中未提及。抗日戰爭后，他便駐扎在滄口，那時他已經是一名軍官了，他曾說過當時生活挺好，每頓飯兩菜一湯。之后他又加入了國軍，當了團長。在淮海戰役中，他那個團被派往戰場，由于當時他看到國民黨沒有什么希望了，便偷偷的派人聯系解放軍，準備起義。他這一作法遭到幾個人的反對，他怕這幾個人鬧出亂子便把他們都捆了起來。最后起義成功，他的團被編為解放軍的一個團，他仍然任團長。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準備把他那個團調到入朝鮮，由于多年的戰爭經歷，他見過眾多的死者，在他心中已有厭戰情緒，在這種情緒的影響下，他決定不去朝鮮了，自行離開部隊回到青島。在“文革”中，由于他的那段國民黨軍隊經歷，被橡膠二廠的造反派定為歷史反革命。他不服，由他的親戚拿著他那解放軍軍官證明上訪，在那個時代是無濟于事的。免不了的就是批斗，乃至拳打腳踢。由于他戴著這個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他的子女就業都受到影響。直到“文革”結束，他這個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才摘掉，予以平反。有一次，他的兒子要找在“文革”中打他的那個造反派報仇，被他知道后，予以制止，說到:“都過去了，算了吧。”又過了幾年，海峽兩岸施行三通，有幾個臺灣老兵打聽著找到他，一起敘敘舊。在他七十歲多時病逝，其實在他病逝前，有關部門有文件，對于像他這種情況的軍官，有一定的待遇。由于他不知此事，所以也沒有享受到這個待遇，不過有關部門后來補發了一定的資金，給了他的后人。 俗話說，無巧不成書。巧的是這兩個人在解放后成了鄰居。在解放初期橡膠二廠為了解決職工的居住問題，蓋了一批職工宿舍（俗稱小紅房）。王書和作為橡膠二廠職工，全家搬進宿舍，而趙培河的愛人也是橡膠二廠的職工，也搬進了宿舍。這兩家就這樣成了鄰居。兩人經常一起聊天，王書和業余時間好撒網捕魚，經常給趙培河送幾條魚嘗嘗鮮，有時兩人還會小酌一會兒，孩子們都知道他倆關系挺好。多年后，孩子們都參加工作了，有一次王書和與趙培河的孩子閑聊說到:“當年你們的爸爸救了我一命啊……”趙家的孩子這才明白王大爺和他們的父親關系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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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滄口劫獄事件 其中兩個當事人的一點逸事

藍信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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