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機廠的回憶

散淡村人

一 １９７４年，因三線建設一時半時上不了馬，我和其它四十個青工從曙光機械廠調到了昆明煤機廠。從此，我回到了昆明上班，再也不用去混火車，再也不用住在山溝里那空曠灰色的大車間里了。 昆明煤機廠是昆明近郊有名的工廠。它出名的原因是文革時期這里的工人武斗鬧得最兇，不要命的二桿子最多。其次是這里的工人不安分，有殺人的、有販毒的、有放火將戀人和自己活活燒死的、有被判刑甚至被槍斃的……說起煤機廠人人都知道。 剛來到昆明煤機廠時，我曾到鑄鋼車間去參觀過。 我眼前的鑄鋼車間黑暗、炎熱、粉塵密布、噪音喧囂、紛亂得像戰場一樣……火紅的鋼水前鬼魅般的幾個工人，穿戴得像中世紀的騎士，長手套、帶面罩的帽子……他們都像著了魔一樣在嘶吼著，在砂池里的砂型間跳來跳去，緊張地操作著……那場面非常驚悚。 鑄鋼車間橫梁上的行車是炎熱、粉塵的集中地。來回行走的行車吊運的是火紅熾熱的鋼包。 這行車要將一包包滾熱的鋼水準確地倒進鑄模。鋼花飛濺固然好看，但卻十分危險。稍有不慎，就有工傷事故發生，甚至有生命危險。 那天，我曾以仰慕的眼神看著行車籠里的人。但里面的人看不清，只隱隱約約看到一張被鋼水映紅的臉。但我想，那一定是一位有著三頭六臂，能夠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心細如發的老師傅。今天才知道，卻是萬曦這樣一個美少女在操作這桀驁不馴的鋼鐵巨獸。 當時，我們曾呆過五年的曙光機械廠雖沒有開工生產，但這期間我已經到過山西一家兵工廠和昆明的通用機械廠實習過兩年多。這兩個廠好像都沒有大型的鑄造和鍛造車間，只有悄無聲息而干凈整潔的精密鑄造車間。尤其是山西那家兵工廠，雖然生產的是蘇聯淘汰的產品，是那種十發九不中的武器，但工廠卻修得像個大花園一樣。 我所在的精密裝配車間更是高踞于五層樓上，一塵不染，干活都要戴白手套。這里的工人全是一水的黨員，政治學習時個個爭相發言，說起話來一套一套的，個個都像省委書記。 有一次，我們的產品將臺灣蔣軍那邊過來偷襲的艦艇硬生生地砸出一個大洞，卻沒有爆炸。這可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最后原因找到了我們車間。師傅們連夜從思想上找毛病，深挖私字一閃念，硬是忙乎了好幾天。 這家兵工廠和昆明的通用機械廠的工人都干干凈凈、講話斯文、舉止有度…… 曙光機械廠雖沒有開工生產，但座落在山溝里的車間寬敞明亮。車間里有技術室、工具室、休息室、衛生間……車間里安裝好的全是從德國、捷克、英國進口的、簇新的機床和設備。 昆明機床廠有個老師傅來到曙光機械廠，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機床設備，簡直羨慕得要命。這摸摸，那瞧瞧，舍不得走。當他看到有些精密的數控機床因為長期放置在戶外，木包裝箱又被我們拆了去做了箱子，就這樣風吹雨淋著，心疼得眼淚都掉出來了。 那天我到煤機廠鑄鋼車間，才算是開了眼，才算是真正見識了什么是產業工人？什么是煤礦機械廠？  其實，昆明煤機廠除了我參觀的鑄鋼車間，還有鍛造車間，還有鉚焊車間，生產時那一個不是搞得驚天動地、山崩地裂的？那一個不是在熱浪和灰塵中脫胎而出的？ 到食堂打飯時你就可以看到，那些穿得臟兮兮，手臉黑乎乎，行為舉止大大咧咧的，充滿了匪氣，嘴里“小雜種”、“小狗日呢”不絕的工人，不是鑄鋼車間的，就是鍛造車間的，再不就是鉚焊車間的。 我在煤機廠仍然是當裝配工。 煤機廠主要是生產礦山上用的礦車、電機車，后來還有液壓支架。在這里，任何產品都需要用行車吊運，沒有那一件是可以抱得動的。相比那家兵工廠和曙光機械廠，煤機廠就顯得粗獷、厚重、黝黑些。 裝配礦車和電機車，活計很苦很累。常常要將機油池燒滾，把里面煮膨脹了的大軸承，用行車吊起來，由我們站在高臺上，用巨大的鐵錘將這加熱過的軸承打進礦車軸里。這是個力氣活。我們幾個小伙子輪番上陣，揮動這巨大的、短把的鐵錘一百多下，才打得進一個大軸承。一個班要打幾十個。下班后，手還在哆嗦發抖，吃飯時連碗都拿不住。 這巨大的、短把的鐵錘有20多公斤重。看到那么大的鐵錘有人好奇，就上去提提，要是力用不好，常常會掙傷了。 我們都變成了穿得臟兮兮，手臉黑乎乎，行為舉止大大咧咧的，充滿了匪氣，嘴里“小雜種”、“小狗日呢”不絕的工人了。 我們盼望發工資的日子。我們渴望喝酒。是的，我們的工作繁重得要命。但不管我們是閑得難受還是累得疲憊不堪，都會有想喝酒，想喝醉的沖動。 到了發工資的日子，我和樓賢武、王策群、胡文等工友就會騎單車到馬市口那里一家名叫“國營食堂”的餐廳，叫上一大桌子菜，用大碗暢飲散裝啤酒。 那真是一個愉快的日子啊！ 尤其是當我到后所煤礦維修電瓶車呆了一個月，每天要鉆兩次礦硐，才能領到兩毛錢的補助時，才真正見識了什么是煤礦？什么是煤礦機械？什么是煤礦工人？  二 那天看到萬曦寫的開行車經歷，寫得十分精彩。 看了萬曦的文章，想起了我的一段難忘的行車經歷。確切地說，那是一次嚴重的事故。 昆明煤機廠有個特點，就是工人們的工具箱都特別大，特別氣派，連拉手都精雕細刻的。有的工具箱甚至大到可以在里面換衣服，睡午覺。這些工具箱都是工人們用做礦車的鋼板焊的。 我也想擁有一個這樣的工具箱。 有一天，乘中午吃飯時間，我一個人溜到鉚焊車間開動了“隆隆”作響的、巨大的剪板機，心驚肉跳、忐忑不安地將鋼板按尺寸剪切好。說是“心驚肉跳”一點也不過份。我雖當工人多年，因為是鉗工，是裝配鉗工，從來沒有開過什么機床。尤其是聽說這龐大的剪板機弄不好會將人的手指切斷。 然后我又爬上高高的行車，同樣心驚肉跳、忐忑不安地將行車開到鉚焊車間，將剪好的鋼板吊了一大疊，準備吊到我們加工車間。誰知，我正沉浸在開動了行車這樣龐然大物的喜悅中，在越過鉚焊車間與加工車間的那堵短墻時，只注意了行車橫向行走，沒有注意右手一直按著上升鍵，致使那行車葫蘆一個勁地往上升，直到死死卡在行車架上，發出怪叫聲了我才發覺，才松了手。 等我將行車開到我們加工車間，急忙爬上去看，才知道鋼絲繩都要被拉斷了，整整一百多米粗大的鋼絲繩全部報廢了。嚇得我更是心驚肉跳、忐忑不安，小腳彈三弦啊，心里七上八下的…… 事后，我被車間主任一頓臭罵，倒也沒有挨什么處分。只是掏錢請幾個連夜加班換新鋼絲繩的機修工，到飯館里吃喝了一頓了事。 那天下午，行車不能用，影響了生產。有人問：“這個爛行車，雜個又爛得啦？”有人說：“是裝配呢周文敏吊鋼板整爛得啦。”“周文敏？”“就是曙光機械廠來呢那個周文敏曬。” 這個月15日，進廠五十周年的工友們在金殿后面的相府山莊聚會。四十多年了，很多人都不認識我了。但我一說名字，他們都說：“哦，是周文敏！名字很熟，人卻對不上號了。” 我估計，有人就是通過那次行車事故認識了我的名字。  三 1977年，我從曙光機械廠調到昆明煤礦機械廠三年了。當時，廠里文革硝煙未盡，這派那派的鬧得不可開交，真正是“你剛唱罷我登臺”。 因為廠里鬧得亂烘烘的，上班不上班都沒有人管。我就趁亂混火車到重慶、西安玩了十多天，回來后竟然沒有人查覺。 我正在暗自高興得意時，有人來叫我到車間辦公室去。我頭皮一緊，以為事要發。 誰知，是后來上來掌權的這一派的頭頭之一，我們加工車間當時的黨支部書記。就是煤機廠有名的“子弟張福元”找我談話。 不知道為什么，他竟然看中我這個吃糧不管閑事的人，竟然要讓我當加工車間團支部書記。 　　我連忙說：“我連團員都不是，怎么就可以當團支部書記呢？你們還是找別人吧。”他說：“噢，你還不是團員？那好辦。” 就這樣，在某個星期五下班前的團支部生活會上，在全體團員剛剛舉手通過同意我入團的儀程后，“子弟張福元”馬上就宣布我為車間團支部書記。我心里自然是十分欣喜。心想，我申請入團許多年一直沒人理睬，今日不但入了團還撈了個官當當。 沒有想到“子弟張福元”又接著宣布：“下面，團組織生活由新任團支部書記周文敏主持。” 我一下子慌了。我是活了這么多年，可組織生活我還沒有過過，也不知要怎樣過？人說沒有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走嘛，可我是真沒有見過這組織生活是咋過的啊。 當時在座的團員如樓賢武、王策群、湯平、高妹等，哪個不是資深團員？他們都大睜著眼睛看著我這個坐火箭上來的團支部書記怎樣表演。 還好我這個人臉皮厚。馬上正二八經地說了幾句：“感謝組織培養，希望大家支持，本人有決心把團組織工作做好……”等等廢話。說完，我從屁股下面找出一張報紙，請一個人給大家讀報紙。 那些年政治學習是興讀報紙的。就算是報紙上沒有社論，也可以讀讀新聞什么的。 報紙讀完，我宣布散會。 大家走后，我才擦了擦額頭上沁出的汗。 四 在這個廠里，我和湯平、許建輝、于堅、張福言等幾個人經常在一起玩。 我們在一起學畫畫。有時間我們就到工廠后面的金汁河邊畫油畫寫生，畫完就評頭論足，好像我們就是大藝術家，大評論家一樣。其實，我們大家都畫得很差，但我們沒有人教，就自我陶醉，相互欣賞，以為自己畫得很好了。 我們還在一起讀書。大家輪流看完我的那本雨果的《九三年》后，就到張福言家的擱樓上討論，人人縱情指點評論，好像我們就是大藝術家，大評論家一樣。 “四人幫”登臺時，我們畫了巨幅漫畫張貼在廠里。 周恩來逝世時，我們用了一個通霄，制作了一個巨大的花圈送到廣場上…… 我們應該是那個時代的熱血青年吧。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報考了美術學校，以為自己只有這一點技能。 誰知，那一年報考美術的人太多了。我交的畫卷竟然沒有被打開，就被退了回來。白白浪費了一次機會。 第二年，我開始準備考文科。這對我來說真是不容易。我沒有上過一天中學，那里會什么語文、英語、數學、地理、歷史？我就開始硬著頭皮讀那些生澀的書，硬背歷史地理，硬背英語字母和單詞。 那時我甚至不知道還有高考補習班可以上，全靠硬背。 每天我騎單車去上班時，就抽出小紙條來背一兩條，記住了再背上一條。可以說，歷史、地理的大部分內容全是我在上班路上背熟的。 那時，要是有人在穿金路上看見一個，嘴里嘰哩咕嚕地自言自語念念有詞地騎著單車的人，那就是我了。 那時的我，已經進入了一種半瘋癲的狀態。 干活時，我加緊時間地干。干完了活也不敢聊天休息，就急忙跑出廠門去坐在金汁河邊的田埂上看書。 我硬是就這樣不問世事地弄了整整一年。 1978年高考時我考了一百多分，達不到本科線，且數學是零分。本來在當時，我這樣的成績可以上師范之類的專科，但我心氣高，非本科不讀。于是準備來年再考。這次有了一點考試經驗，就專攻重點難點。 我請三姐夫教，請老高中生教……晚上，他們邊教我邊打瞌睡。醒過來后，非常的不好意思。白天干活太累了啊。這么多年都沒有學習的習慣，聽著這些生澀枯燥的東西怎么能不睡著？ 終于到了1979年高考的日子，我第二次進了考場。那時參加高考家里也不當回事。父母認為我這樣的小學生怎么可能考上大學呢，就讓我弄弄玩玩，反正多看點書也不是什么壞事。那時也沒有今天送考啦，做營養餐啦什么的。考試當天清晨，我一個人餓著肚子騎單車到了十一中的考場，考完了出來在路邊買個燒餌塊當早點和中飯吃了，再進去參加下午的考試。考完試后，接著去上班，也沒有太當回事。 有一天，我到云南大學去看高考批卷。那時的高考批卷也不像現在武警站崗，全封閉進行。就是弄兩間教室一大伙人亂哄哄地批改考卷。我看到數學第一題的正確答案是“1/2”。我驚喜極了，我的答案也是這個啊。這一題的做法還是頭天晚上三姐夫教的，我似懂非懂地學會的。沒有想到竟做對了，我終于告別了數學零分的歷史！ 十多天后考試結果出來了，我考了１８９分。數學竟然考了１５分，不但告別了數學零分的歷史，還小有成就呢。英語被我瞎蒙也考了２５分，我高興極了。填報志愿時，我全都填寫的是云南大學。我也想到外面去讀更好的、更名牌的大學，但沒有錢啊，家里根本不可能拿得出錢來讓我出去讀書。 接著就是心情忐忑不安地等待著《錄取通知書》。放榜的那幾天，我每天都忐忑不安地到廠門口去等郵遞員。這時，廠里已經有人接到了《錄取通知書》，而郵遞員找了半天也沒有我的。在一旁的車間書記老張說：“小周，人家馮景雯都考上了，你這次又沒有考上？” 我知道這次又完了。不但心涼了，連手腳都發冷了。但我不死心。就一個人騎了單車到五公里外的關上官渡區招生辦去查。結果在官渡區招生辦的一大堆信封里看到了我的名字。我驚喜極了，急忙打開一看，原來我已經被云南大學經濟系錄取了！ 這是我的第一志愿啊。 要拿到《錄取通知書》，還需要出示我的《準考證》。懷著喜悅的心情，我又騎著單車飛奔回家去取《準考證》。十多公里的路被我一個多小時跑了個來回。 我原來以為我入學的考分恐怕是全班最低的，可能屬于漏網之魚，屬于僥幸溜進大學的。進校后，對誰都不敢講我的考分。后來才知道，班上還有比我考分低得多的，還有英語和數學成績大不如我的。有的同學分數雖高，但科目分數太懸殊。而我的得分很平均，是個可塑性人才呢。 那是剛剛結束文化革命的時候，人才青黃不接。文化大革命對于整個國家和個人的影響太大，太深刻了。全國人民都只會講假話，講套話，只會渾渾噩噩地活著了，連基本的文化知識都荒廢了。像我們這樣稍微惡補了點基礎知識的人，就已經算是可用之才了，就可以進大學深造了。 張福言聰明，他1978年就考進了云南大學。我則是1979年進的大學。那一年煤機廠和我一起考進云南大學的還有馮景雯、龐玉琨、張春生。 又過了一年，李維亞和于堅也考了進來。于堅的耳朵不靈。體檢那天我們站在他對面，看醫生檢驗聽力的音叉放在那邊，我們就悄悄對他示意，就這樣過了關。 后來，于堅成了著名的大詩人。                                                     周文敏  于202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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