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閃動的歲月

蘭馨

關于附中高64-2班的記憶 我上高中所在的班是河北師大附中高64-2班。我們這個班產生在上個世紀的64年，距今已近60個年頭。當時高一有兩個班，我們和高64-1班。據說兩個班的學生是按升學考試的成績分配的。第一名歸一班，第二名歸二班，第三名歸一班，第四名歸二班，以此類推。因此，一班的學習成績應該略優于我們。我們的班主任先是個女的，叫曹桂華，華僑，長得漂亮，舉止優雅，說話南方味兒，柔聲細語，教數學。后來是林漢明，廣東人，帶個黑框眼鏡，身強體壯，且不乏儒雅風度，教語文。科任老師有高景善，李凡，何風光，馬殿榮，崔進美等。我們班的同學有，王毅風，趙桂蘭，馬惠珍，尚秀菊，周英巾，白青霞，柴滏陽，趙玉娥，王愛書，楊樹惠，徐燕麗，何平，李玉環，李彥叢，楊雪辰，羅春綿，曹敬東，李書月，任進軍，晨智敏，張春燕，李偉，王秀義，蘇朋貴，谷國樹，趙破城，單正春，胡建芳，劉瑞平，王燕平，郭英杰，張白小，彭小英，劉振海，任樹光，王俊嶺，韓立水，張連記，史法亭，馬德良，陳立仁，金玉華，李勝利，王永華，周文成。這其中有個別幾個同學曾經轉入或轉出。按正常情況，高中階段學制三年，64年入學，應該67年畢業。但因“文革”，延長了幾乎一年，到68年5.6月份我們才畢業分配工作。并且在后兩年軍訓期間，取消了教學班建制，實行了部隊班排建制。解放軍擔任排長，付排長。當時，63軍的趙遜，盧寶岐是我們的排長。我們班的同學來自不同的家庭。有革命干部家庭，有軍隊干部家庭，有知識分子家庭，有城市職工家庭，有農村農民家庭。家庭背景不同，生活環境不同，成長道路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觀念和處事風格。有的大方，有的小氣，有的張揚，有的低調，有的活潑，有的拘謹。剛走到一起，形態各異，五光十色。后來由于統一教育，共同生活，相互滲透和影響，逐步趨同。那個時代是講政治講覺悟的時代，社會風氣好，師德師風好，師生關系好。同學之間沒有利益之爭，關系融洽。幾年間基本沒有吵嘴，打架，閙意見的。分手之后的幾十年里，全班還聚會了多次，和高64-1班相比，應該要好很多。當時我們處于青春期，暗戀的事肯定有，極個別的也有寫情書的，但公開搞對象的還一個沒有。我們的教室在教學樓三樓西頭南面，從西數三個窗戶都是我們的。離開附中后，從中山路過，能清楚地看見我們教室的這三扇窗戶。看到窗戶就好像又看到里面的幾年前，十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的情景。一個個年輕的身影，一張張青春的面龐。溫和大方的周英巾，處事老練的李彥叢，優雅開朗的徐燕麗，樸實正直的李玉環，俊俏靦腆的趙桂蘭，踏實好學的何平，能歌善舞的晨智敏，天真活潑的王愛書，愣頭愣腦的任進軍，穩重老成的王燕平，文采飛揚的谷國樹，心平氣和的張白小，老實巴交的韓立水，友善和氣的胡建芳，老謀深算的馬德良，能言善辯的史法亭，精瘦干練的金玉華，蔫頭巴腦的王俊嶺，赤腳大仙陳立仁（愛光腳踢足球）……，那么清晰，好像就在眼前。也好像聽到我們曾經熟悉的聲音。排練節目，《洗衣歌》那歡快的曲調。課間，王秀義，蘇朋貴震耳欲聾的竹板聲。班長劉瑞平站在講臺頤指氣使地大聲宣布某些紀律。張春燕的北京話，王毅風的天津話，馬德良的束鹿腔，李書月的元氏調，劉震海的正定音兒和張連記的欒城味兒仍在教室里回蕩。那時的我們學習緊張，生活艱苦，但是很快樂。上課，大家認真聽講，熱烈討論。下課，說說笑笑，侃大山。課外活動下象棋，打撲克，打籃球，踢足球，呈現一片現在學生不可能有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的景象。人們說，人是要講緣分的。我相信這句話。幾十個人能夠在無數個因素的作用下聚集在一起，而且一聚就是幾年，沒有緣分可能嗎？我退休后去市老年大學學手風琴，和王秀義又成了一個班的同學。1996年我調市建委工作，和柴滏陽成了同事，一起工作多年。這是更大的緣分！彭小英真誠，正義，開朗，和我脾氣相投。我和他在聯立小學是同班同學，上初中在附中同一年級，上高中又是同班同學。分配工作后，小英在鑄鍋廠，我在有色金屬加工廠，一墻之隔，常來常往。我在市政府工作期間，曾給他的父親當過兩年秘書。我到市政協后，他父親已從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下來，逢年過節，我率隊慰問，必去看他老人家。我和小英可以說是緣上加緣，真正的同學加兄弟。三扇窗戶里面的教室只有幾十平米大，但當時我們的感覺卻是一個偌大的社會舞臺。全國人民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全市人民團結在市委，市政府周圍，全班同學團結在班主任，團支部，班委會周圍。軍訓后，團結在解放軍周圍。社會上政治，思想，經濟，文化的各種矛盾都會滲透到班里來，影響著每一個人，包括老師和同學。1968年上半年我們開始畢業分配，按照當時所謂"左中右"的順序，一部分分到教育戰線當老師，如白青霞，楊樹惠，楊雪辰，羅春綿，馬惠珍，郭英杰，單正春等。一部分分到工廠當工人，如彭小英，趙桂蘭，尚秀菊，王俊嶺等，我在其中。一部分分到財貿戰線，如徐燕麗，何平，王毅風等。還有一部分回農村當農民。憑心而論，沒有嚴格的考試考核和民主方法要確定一個學生的分配方向和工作起點，缺乏科學和公允，可能會對一些同學后來的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但這是當時政策的偏頗，不是某個人的過錯。兩年以后，落實政策，老師王靈英(原校教導處主任)來我所在的工廠修改附中學生的檔案，把我檔案里的所有不實之詞統統抹掉了。我們班先后有6位同學參軍。最早是趙破城，大約在高二上學期春季征兵的時候。我們分配之前，王秀義，蘇朋貴參軍，晨智敏轉北京參軍。分配工作后，谷國樹和劉振海從工作單位參軍。高中階段，我們基本都是十八，九歲的青年，單純稚氣，但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也有滿腔熱血和不畏艱險敢于斗爭的精神。1966年8月24日，我們高二年級兩個班的七名同學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組織成立了河北師大附中第一支紅衛兵組織——“八.二四”紅衛兵。這天早晨，成百上千的師生圍觀貼在學生宿舍樓的《紅衛兵宣言》，震動了整個校園。世界上除了親情，愛情以外，同學情當屬最寶貴的。離開學校時間不長，我和彭小英騎自行車跑70多里到元氏縣毛遺公社北白樓村看望史法亭。法亭一家熱請款待，中午飯是餃子，炒菜和白酒。我和小英鐘情那盤好吃的炒雞蛋，不怎么喝酒。于是法亭以東道主的身份宣布了一項紀律，不喝酒不能吃雞蛋。隨后喝酒的速度加快，三個人都醉了。睡了一覺，我和小英才懵懵懂懂地騎車回家。退休前，同學們忙工作，忙家務，伺候老人，照顧孩子，沒有多少見面的機會。退休后，清閑了，我和彭小英，陳立仁，劉瑞平，王秀義，劉振海，谷國樹等來往增多，一起喝茶，吃飯，聊天，談國事，家事，當然也少不了談同學，談過去班里的事。久別重逢，倍感親切，同學情溫暖了我們每一個人。高64-2班和高64-1班是兩個兄弟班，除了在學習上是楚漢爭鋒的對手以外，其它方面都相處的很好。他們班的陳建新，張惠民，王志，陰立然，馮桂榮等是我在聯立小學上學的同班同學。在附中初中的同班同學就更多了。孫汴生和我就是初中一個班的同學，他還曾是我們的班長。汴生聰明好學，真誠正義，有見識，有理想，是一個絕對的好人。受“站隊”的影響，他是我們年級分配最晚的一個同學，到市搪瓷廠當了工人。但是由于他的努力，不久就當上了車間團支部書記，后又提拔為廠團委書記，再后被選拔為工農兵大學生，到唐山礦院學習。可惜的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奪去了他年輕的生命。我一直在想，如果他還活著，憑他的人品和才學，一定會比我和其他同學對社會的貢獻更大。“文革”串聯，我和他在重慶第十一中學住過幾天。前兩年我去重慶，專門從江北到南岸的十一中學故地重游，緬懷我的這位英年早逝同學和朋友。光陰荏苒，轉眼離開附中高64-2班已50多個春秋了。參加工作后，我轉換了多個工作崗位，經歷了多個集體生活，但可以毫不含糊地說，都沒有高64-2班給我的印象深刻。那時的我們太年輕了。我感恩那個時代，感恩各位老師，感恩解放軍的兩位排長，感恩各位同學，什么時候都不會忘記他們。 昔日的校園 校園新貌 撰文: 太山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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