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二團回憶抗日戰爭片段家父魯之沫遺留的書籍｛選摘七｝手機橫版

魯夏冰

這是一本發行于1957年在12軍35師在江西上饒軍營內部發行的小冊子，00五五部隊是12軍35師當年的代號。從粗糙的紙張和這么小字體的排版就可窺視當年物資的匱乏。 以紀念那年我軍建軍三十周年。文章內容涵蓋了1940年—1951年35師所參加的各個戰爭時期，35師官兵們關于戰役回憶片段。 （上一版有朋友提出字太小，所以作一橫的看看） 送戰俘 魯之沫1939年底，國民黨在晉東南的二十七軍和四十軍協同閻錫山的部隊，發動了瘋狂的反共活動：屠殺我們的地方工作人員，企圖圍剿我地方游擊隊，并糾合起來，向北推進。為了避免摩擦，爭取共同抗日，我在豫北太南的部隊，經歷了艱苦斗爭，沖破了重重圍困，向北轉移到長治、壺關一線。朱總司令在1940年春天，去洛陽和衛立煌談判，路經這一帶地區時，會同國民黨駐這一地區負責人進行了面談，并確定了東起石坡村，西至李掌村以南一線，為雙方的臨界臨時界線。那時我在129師新編一旅二團三營任副政治教導員。部隊隨這團部駐在平順境內的大井村。國民黨的四十軍正在我們南面。對面的山上，他們布置了嚴密的警戒，槍口就對著我們的駐村。他們的便衣偵查隊經常襲擊我們的哨所，或者扣留外出生產的居民，搜集我們的情況。在我軍正西不到三十里的地方，就是日本鬼子盤踞的壺關城。我們處在“前門防虎后門防狼”的情況下。1940年的夏天。團里敖政委交給我一個任務：總部讓我們把兩名經過教育的日本戰俘，送到國民黨專門為“反共”而進駐到晉冀東南的四十軍去，再由他們轉送到當時住在洛陽的[第一戰區司令部]，想籍此加強聯系，消除隔膜，團結他們積極抗日。并交給我一份公函，那是十八集團軍朱德總司令和彭副總司令簽名給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員衛立煌]的。從大井村往正南本來有一條大路通向四十軍騎兵旅駐的樹掌鎮，相距只有三四十里，但中間駐著他們的便衣隊，他們是見到我們就打的。我們只好幾次想同他們聯系，都被拒絕了。這次只好繞道而行；從石坡以東再翻一座大山，順山上的小路過去。我帶著一個班。在這不久以前，我軍后撤時在安口（大井以北五里）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仗。得了不少戰利品，所以我們這個班全是日本式裝備：三八式步槍、皮子彈盒、水壺等。路上，兩個日軍，用他們那不流利的中國話不斷地向我們表示：對我們的給他們的寬大待遇十分感激，但對送他們到國民黨軍去卻感到極大不安，害怕國民黨軍隊可能會殺害他們。休息的時候。長吁短嘆，不斷地說：“你們大大的好！國民黨的不客氣！”翻過大山，就插上了通樹掌的大路。山下便是馬家莊，我們北撤時會在這里駐過，村北的大廟是村公所。我們進到大廟去準備燒點兒水喝，休息一下。戰士們都在院子里坐下，我走進村公所辦公室，想找幾個老鄉，打聽下我們走后的情況。忽然外面吹起了急促的哨聲，許多人在爭吵喧嚷。我連忙趕出來，看見幾十個國民黨軍隊的士兵，已經把我們一個班包圍起來了。爭奪著要繳武器。四周山頂，已布滿了部隊，正訊問我們誰負責。我告訴他們：“不要大驚小怪的，我們正是來找你們的。對我們這樣少數人，何必驚動這么大的陣勢！”他們只好說：“這是執行命令，不得不如此”。接著就搜查我的身上，并要收繳我帶的小手槍。我請他們考慮：“我是執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的命令，送公函和戰俘給你們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我們是把你們當成友軍，才這樣正大光明的來。至于你們要采取什么態度和手段對付我們，請你們隨便決定”。他們只好讓我們休息。馬上派了人出去搖電話請示他們的上級。我們戰士的搶還是被他們收繳去了，院子里擁擠的混亂的人群，爭著看搶。有的指著嶄新的三八槍說：“這可真是日本人的！“有的問我們戰士：”你們在什么地方搞到的？！”兩個日軍戰俘。坐在背陰的屋檐下，低著頭一語不發。周圍擠滿了國民黨士兵，嬉笑說鬧，不斷地傳說著：“看鬼子！看鬼子！”有的在罵：“八格牙奴！”有的在問我們戰士：“真是打仗捉來的嗎？”我們的每一個戰士周圍都圍這十個八個的國民黨士兵，問這問那，好像感到非常奇怪。戰士們都在向國民黨士兵介紹我們的戰斗故事，答復他們的詢問。我聽到一個戰士說：“你們在后面追我們。日本鬼子在前面堵我們。我們就和鬼子干，這槍就是那次繳獲來的”。還有戰士說：“上次我們朱總司令從我們這里經過。牽走了許多洋馬，聽說也是送給你們司令長官的！”約莫過了兩個小時，我們才接到通知。讓我們到他們旅部去。他們把槍還給了我們。還專門派了一個排跟著我們。路上，兩個日軍戰俘悄悄地對我們說：“他們對你們不好，對我們大大的不好！”戰士只好說兩句“沒關系！沒關系！”，讓他們安心。樹掌鎮在陵川通林縣的大道上，過去我們會在這里駐一個時期。那時街道兩旁的店鋪還很熱鬧，來往的騾馬行人絡繹不絕。現在都是關門閉戶，冷冷清清。有的店鋪門窗不見了，屋里的柜臺、爐灶只剩下一堆亂七八糟的土坯磚塊，像日寇剛到這里掃蕩過一樣。他們的旅長接見了我。當他看過朱德總司令和彭副總司令的簽名信后，就比較客氣了。我除交代了送戰俘的任務外，還向他們提出了我們兩軍分界線的問題，并要他們撤除對我軍的警戒和襲擊，共同研究如何抗日……等等。但他只是推說“這是上級的命令”。而且拒不承認有關襲擊我軍的事實。對抗日的問題卻一字未提。在我們準備返回的時候，我又去看了看那兩名日軍，他們驚恐不安地望著我，依依不舍。這時，在廟里包圍過我們的那個軍官向我提出，要求換一支槍，以作紀念。我告訴他：“我沒有這個權力。如果你們的上級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們的上級會送更多的戰利品過來的。“最后，我還是給了他一個裝滿三八槍子彈的日式皮子彈盒。回隊的路上，戰士們嬉笑地向我談起了國民黨旅部度過一夜的情況：許多國民黨的士兵，跑到我們房子問長問短：“聽說你們在華北都是[游而不擊]，真的嗎？”[游而不擊]哪來的三八式槍？國民黨士兵中間有人自己回答了。你們真的[共產共妻]嗎？。“你們可以隨便找女人嗎？”“你們當兵的就再也不認你們的親人了嗎？”問題問的很多，還有一個國民黨士兵。悄悄地找到我們那個班長，到外面去說。“聽說你們那邊有一個抗大。現在搬到什么地方啦？我們去了收不收？”還說：“我們這里光說抗日，可是我們連日本人看都沒看見過。又說八路軍破壞抗戰，我看還是你們抗戰積極。”戰士們最后笑著說：“我們都當了宣傳員，如果上級允許的話，保險可以把他們好些人都爭取過來。” 1940年夏，家父也就是二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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