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兩代軍】，兩代軍人合輯：毛張苗楓亭楊元林

兩代軍人

【提示】掃描文章最后的二維碼投稿 ［聲明：本號所有文章、圖片均為原創，任何平臺未經許可不得復制轉載，違法必究！鼓勵原號轉發群發，如有合作意向，請聯系我們。] 兩代人，一條道路；兩代人，一個信念；兩代人，一生追求。 毛張苗、楓亭、楊元林 我父親的簡歷及其從軍前后 毛一江 父親毛張苗簡歷 　　毛張苗，浙江省奉化溪口鎮石門村人。 1943年8月，加入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 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戰士、班長、排長； 1945年，隨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北撤。 在三年解放戰爭中，毛張苗全程參與了所在部隊的諸如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魯南突圍、豫東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及上海戰役等一系列重大戰役。歷任排長、副連長、連長。 1950年11月，毛張苗隨部隊入朝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第20軍60師178團5連連長。 　　同年同月，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中，在朝鮮冰天雪地的長津湖地區，毛張苗率連隊與美軍精銳陸戰一師一部，鏖戰于古土水、小民泰里一線，多次擊退敵人的集團進攻，頑強阻擊近千人的美軍特遣隊，并將其遲滯到天黑，陣地寸土未失；使該敵軍傷亡百余人，為60師的兄弟部隊之后對該特遣隊的最終圍殲，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戰后，第5連榮獲集體二等功，毛張苗榮獲個人一等功。 　　在翌年5月中旬的第五次戰役中，178團2營擔任穿插敵軍防線、搶占敵后戰役要點的任務。在兩個前衛連相繼插錯方向的情況下，由后衛第5連擔任起了尖刀連的任務。 毛張苗提出：“要路不要人（俘虜）”，“插入敵人心臟，就是勝利！”的口號，率領第5連在敵后一夜穿插前進30余公里，沿途擊潰守敵的13次阻擊，含一個團級前進指揮所。殲敵一百余人，俘敵18名，繳獲化學迫擊炮3門。 是役第5連在規定的時間內，一舉奪占戰役要點五馬峙，截斷了韓軍第三軍團的退路，致使韓軍第3、9兩師之敵徹底潰散，為第五次戰役第二階段的殲敵目標作出了重大貢獻。此戰第178團5連合計斃、傷、俘敵達500余人，其中含3名美軍顧問，繳獲七門榴彈炮，三卡車自動步槍和汽車數十輛。為此，驚怒之下的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甚至在戰役進行時，就直接撤銷了韓軍第三軍團的建制。 在戰役進行中，60師178團因此獲中朝聯合司令部的通電嘉獎。戰后，第178團5連榮獲集體一等功，并獲志愿軍總部授予的“尖刀連”榮譽稱號。毛張苗再獲個人一等功，被志愿軍總部授予“一級戰斗英雄”榮譽稱號，并獲朝鮮政府授予的二級自由獨立勛章和三級國旗勛章。 邱相田主任（中）與英模們合影 　　1952年5月，毛張苗參加志愿軍歸國英模報告團，受到國家主要黨政領導人的接見與合影，并獲毛澤東主席當場親筆簽名的照片留念。 1954年8月，毛張苗當選浙江省第一屆人大代表。 一江山登陸戰在前沿觀察敵情 　　1955年1月18日，在浙東沿海我軍發起的一江山島戰役中，時任60師178團副團長的毛張苗，作為陸軍登陸第一梯隊的最高指揮員，靠前指揮，親率主攻第二營和“尖刀五連”，在海、空軍的配合下，強登北一江山島，直搗匪巢，將勝利的紅旗插上了一江山島的主峰203高地。此戰共殲敵一千余人，斃敵一江山地區司令王生明上校，生擒敵軍副指揮官王輔弼中校。經此一戰之后，國民黨軍全部撤逃出了上下大陳島，使浙東沿海全境都獲得了最后的解放。 接受一江山島步兵登陸作戰任務（中為張愛萍，右為毛張苗） 　　此后毛張苗歷任第20軍60師的團長、副師長、師長。 1975年1月，毛張苗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1982年3月，毛張苗在杭州離職休養。 1985年12月，毛張苗病逝于杭州。 我的父親作為一個純粹的革命軍人，他終生都勤勉地服務于這支人民軍隊，一生無悔的忠于這支人民軍隊，他為這支軍隊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也建樹了作為軍人所最具榮耀的功績與功勛。 因此，可以毫不夸張的說，他是以自己畢生的言行，切實地踐行了當初的那句入黨誓言：“我們的黨是為窮人的黨，我是窮人的孩子，因此，我要參加我們自己的黨，我要永遠為窮人辦事！” 父親的從軍經歷 　　父親在戰爭年代所立下的功績與功勛，早已為許多的人們所熟知。所以今天在這里不再鏊述，而是僅僅根據父親未及完成的回憶文章，專門地披露一些尚少為人知的歷史史實，同時，也介紹一下父親加入革命軍隊的前后經歷及其曲折的過程。 英模代表團歸國受到各界群眾熱烈歡迎 　　1925年12月，父親出生在浙江省奉化溪口石門村的一個貧民之家，我祖父是鄉村裁縫，他承襲了奉幫裁縫的傳統手工技藝，在老家石門村那一片山鄉里，是一位口碑頗不錯的手工裁縫。他為人厚道，手藝精湛，上門縫紉制衣，替人考慮亦比較周到，并且從不與主顧為報酬而錙銖計較或爭執不休。因此，家鄉那一帶的鄉親眾鄰們都愿意去請他上門縫紉制衣。所以，在日寇侵華之前，父親的家境還是勉強能過去的，甚至祖父還能供父親讀了幾年村辦小學，當然，也僅僅是為了能幫著祖父“記記賬”而已；因為祖父不識字，更不會算賬。 時至1937年日寇侵華之后，城里的富人們紛紛逃亡鄉下，引起物價飛漲。而山村人家賴以為生的毛竹及竹制品，幾乎沒了銷路，人們也因此頓失主要收入來源而陷入困境。鄉民們沒了收入，吃糧都成了問題，哪里還有余錢來制衣？于是，祖父失業了，而作為學徒的父親也跟著失了業，吃糧錢沒了著落，全家人的生計頓時竟成了夢魘。 當此全家陷入困境之際，毅然挑起全家生計重擔的，卻是性格堅強的祖母。老家山區無耕地不產糧，她就帶著不足14周歲的父親去替人家扛大米，以便補貼家用。他們經常是每人肩扛幾十斤大米，往返于家鄉與奉化城關之間，來回一趟足足有一百余華里山路，全靠辛苦奔波，才能掙回幾個腳力錢。到春天出筍時節，挑一擔毛筍到城里，賣了錢后換回些黃魚帶魚等海鮮，再沿途叫賣著返回家。如果恰逢運氣好，還是能掙上幾個錢。假若運氣不好的話，撞上保安團或偽警察，白白搶了貨不給錢不說，還得賠上本錢。 　　如此過了若干年頭，生性倔強的父親，實在無法忍受這種既辛苦又屈辱的日子，為了減少家里的吃糧人口，又能掙錢養家；于是就想到了外出當兵吃糧拿餉。當時的四明城鄉，到處都有打著各色旗號的征兵處，有偽軍的、土匪的、國民黨保安團的等等，當然也有新四軍的。正是“打起征兵旗，自有吃糧人”。石門村里原來有一支青年抗日自愿隊，主要是護村莊防土匪的。其中的許多人后來都前往鄞州，加入了國民黨寧波警察總隊第三支隊（后來才知道，其中的六大隊是共產黨掌握的部隊）。 可那時的父親卻并不明白這些，當時鄉里就駐有國民黨奉化縣縣大隊的一個分隊，于是他就懵懵懂懂地加入了，結果卻令他大失所望。因為這個部隊既不保境安民，也不抵抗外侮，專事敲詐勒索，欺壓百姓。分隊幾十條人槍，土匪下山時居然無動于衷，等土匪搶劫回山后，朝土匪撤退的方向放幾槍，就算是剿過匪了。分隊駐在村莊里，一旦風聞日本人要進山清剿，霎時就逃得無影無蹤。等到日本人一走，就又堂而皇之的回到村里收繳抗日捐稅。分隊長帶著大小老婆，成天吃香的喝辣的，今天保長請，明日鄉紳宴，做張做智、胡作非為。對部隊既不教育管束，也不進行軍事訓練。如此則上行下效，幾十人的分隊分散住在百姓家中，平時從不扛槍，到處閑逛，吃喝玩樂；小隊長和一些老兵們賭錢捉雞搶東西，用父親的話說就是：“專干壞事不干好事。”而在部隊內部，當官的欺壓當兵的，老兵欺壓新兵…… 父親當時雖然年僅十五、六，不懂什么革命道理，但是對于國民黨軍隊不打土匪不抗日，專事禍國殃民的是非觀，還是有些朦朧意識的；也有想抗日，打日本佬的念頭。于是他就在一個夜晚，乘著無人注意，偷偷開小差跑回了家。 參加蘇聯建軍節（左三：王海，右三：毛張苗） 　　當時在國民黨軍隊里，逃兵是要冒殺頭風險的。因此，父親回村后不敢住在家里，只能躲在后山竹林里的一個山洞中，由弟妹每日上山送糧送水維持。幾天后，又轉移到奉化大橋鎮的一個遠親家里躲藏。過幾天恰好有從鄞縣回村探親的原石門自衛隊隊員，聽說了此事，就向祖母建議說，可以讓父親去參加他們所在的部隊。說是那支部隊才是好部隊，官兵平等，不欺壓百姓，專門打土匪、打日本佬。 當祖母把這個消息打聽瓷實后，隔日就急忙趕到了父親的躲藏處。“四明山游擊隊官兵平等”，“不欺壓百姓，專打日本佬”，“林大隊駐扎在鄞西XX寺里”。 聽罷祖母轉述的那幾條簡短的消息，父親幾乎是當即就認定了，這正是自己打算要加入的隊伍。盡管他并不知道新四軍是一支什么樣的軍隊？而三五支隊又是什么樣的隊伍？ 在離開大橋鎮前往找尋部隊那天，母子倆依依不舍，惜別十幾里路，祖母一程又一程的送別著尚未成年的兒子，她千叮嚀萬囑咐，走一路說了一路的話。可是自古送行千里、終有一別。然而又有誰能想到，這一別竟會是這一對母子終身的永訣！ 翌年春天，祖母不幸病故于石門，時年僅39歲。 1972年浙南拉練途中 　　與祖母分手后，父親獨自一人前往鄞縣，一路打聽一路找尋。他只知道那支部隊叫“六大隊”，大隊長姓林，隊伍里有不少同村的熟人。輾轉數日之后，他終于找到了與六大隊番號相近的隊伍。一問之后才知道，雖然是同一番號，但卻是同一支隊中的四大隊。 那些人問他：“找六大隊干什么？” “看親戚。” 人家當然不信：“看什么親戚？你是去那里當兵的吧？” “不是。” “去什么六大隊，那個隊伍有共黨嫌疑，不會有好結果。你還是留在我們這里當兵吧？” “我不干。” “不干也得干，反正你走不掉。” 生性倔強的父親也火了：“不干就是不干，當不當兵也得我自愿，我不愿意！” 這伙人攔住欲走的父親，繼續糾纏不休…… 他們扣押了父親幾天，最終還是無計可施，只得放了人。 幾天后，在鄞西的一個山村古廟里，父親找到了“林大隊”。當時它的正式番號是：國民黨寧波警察總隊第三支隊六大隊。六大隊是共產黨掌握的隊伍，由打入國民黨軍隊的共產黨員林一新、李明分別擔任正副大隊長，“林大隊”的大多數中隊、小隊和班以上干部，都是共產黨員或進步青年。因此，它雖然戴著國軍的帽子，但在骨子里卻是共產黨的抗日隊伍，遂行的是共產黨軍隊的紀律和政策。所以當地的老百姓都親切地稱它為：“阿拉林大隊。”這是具有當年新四軍特色的所謂：灰色隊伍。 　　來到了六大隊二中隊，這是個緣自原石門青年抗日自愿隊（由毛尹組建），基本上由石門村人組成的中隊，中隊長就是當年在那一帶曾經名聞遐邇的毛尹。他是石門村的富家子弟，比父親年長近20歲，也是父親的隔壁鄰居；他早年外出讀書，學有所成后成為當地頗有建樹的鄉村教育家；出自他門下的學生和弟子，有不少人后來成為了科技和文化界的名人，也有許多則成為我黨我軍的高級領導干部。這個來自石門村的第二中隊，孰料在之后竟然涌現出了兩位我軍的全國一級戰斗英雄，還都曾受到過毛澤東主席及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親自接見。其中一位是毛杏表，在抗美援朝的長津湖戰役中犧牲；另一位就是父親毛張苗。統觀全軍上下，就此而論，或許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這不能不是石門村人的驕傲！ 靠著這樣的一群石門老鄉在場，父親以為參軍這件事必是水到渠成，結果卻未曾料到仍是好事多舛。接收新兵的決定權不在中隊，一律得由大隊決定。 來到大隊部，林一新和李明聽完中隊領導的介紹后，這二人將父親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仔細的打量了一番，完了卻不約而同的搖搖頭，都是一臉失望和無可奈何的表情： “不行，你太瘦小了，連扛槍都夠嗆，更別說行軍打仗了。” “大隊長，別看我瘦，但是我能吃苦，也能挑著重擔翻山越嶺。” “不行，當兵打仗不是玩的，你還太小，過幾年再說吧？”………… 這下子麻煩大了，只能使出山村頑童的損招了——就地撒賴： “我不走，也無法回家；我就要當兵打日本佬，你們趕我也不走；反正你們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而且你們還得管飯……” 這一下，令得兩位大隊領導面面相覷、目瞪口呆…… 幾天后，在毛尹和幾個石門老鄉的多輪說情之下，已被糾纏的無可奈何的林大隊長總算松了口： “那就留下試試吧！” 就這樣，父親總算是暫時過了關，加入了革命隊伍，只不過還留有一個“試用期”。 幾個月之后，“林大隊”的“共軍嫌疑”被國民黨方面基本確定，同時也制定了對它實施包圍繳械的陰謀。1943年8月末，國民黨寧警總隊第三支隊長郭青白，命令六大隊集結于鄞西一個低洼的小山村——天井岙“集訓”，同時他又糾集起其他的五個大隊，在山村四周的山頭上居高臨下，企圖“圍獵”六大隊。 然而，早已掌握了該情報，隨時都防備著的“林大隊”，在浙東新四軍第三支隊的配合下，機動靈活地利用敵軍部署的間隙，乘夜暗跳出了敵軍的包圍圈，正式加入了新四軍三五支隊的行列。 在與國民黨公開翻臉之后，“林大隊”正式打出了共產黨的旗號，成為中共鄞奉縣委領導下的鄞奉縣大隊；隨后又配合主力部隊，向郭青白部發起猛烈攻擊，經數輪激戰后殲其一部；迫使郭余部越過鄞奉路向天臺方向逃竄，至此，郭部被全部逐出鄞西。 在這一系列跟隨浙東新四軍的抗日反頑戰斗中，父親也逐漸的成長為一個合格的革命軍人。 “林大隊”誕生地一一鄞西榠楂祖廟 注：本篇章均根據父親的回憶錄片段編撰而成 毛戰海：在軍偵察連4年里 　　時光荏苒，轉眼今年已是是我參軍50周年的日子了，我在部隊前后16年，實際上在野戰軍偵察連那一段最為刻骨銘心，偵察兵，長江750，帶兵的人是我年輕時心中揮之不去的縈繞。2013年在安徽九華山戰友活動時我寫過一段回憶，這次就原封不動地放上了，以為紀念。 1972年尼克松訪華期間擔任警衛糾察（16歲） 　　每年一次的老連隊戰友聚會，已然十年了。這次是在安徽九華山上聚會，除了濃濃的戰友情義以外，又增添了一份景色怡然。自然也淡淡的浮現了一些往事的記憶。 　　我是1970年8月參軍入伍到了這個連隊一一20軍軍直偵察連。到1974年9月去南京上學，差不多整整4年在這個連隊，直到1973年上海兵通信二連的魯曉明（比我小一歲）調入連隊前，我一直都是連隊年紀最小的兵（14-17歲）。 　　我們這個軍偵察連是1962年蔣介石叫囂要“反攻大陸”時，中央軍委決定由本軍各師偵察連抽調骨干組建而成。我在連隊時大部分時間(71年至74年)的連長是王賢松，南京61年兵，64年南京軍區偵察兵大比武尖子。他滿臉的絡腮胡子，勇武有力，聲音洪亮，動作迅速，在我眼里他就是個標準的軍人。對我的影響很大，至今優缺點都從他身上傳染不少。 我們軍偵察連一排制式裝備是九輛長江750摩托車，三挺輕機槍，其他人清一色56式沖鋒槍，排長是上海產幸福牌單人摩托車。二排是30輛上海生產的專用摩托車，清一色的自動步槍，一人一輛。三排是手槍排。 一排每班三輛摩托車（長江750），那么也就是說一個班要選3名駕駛員。能成為駕駛員是我當時最大的夢想…… 1971年，偵察連一排攝于杭州文二路杭州商業學校（當時征用為軍偵察連、警衛連營房）。第一排左4排長姚人鳳（65年溫州兵）第三排左1班長王旭東（68年安徽兵），第三排左8副班長俞盤興（69年江蘇常州兵），第二排左3陳虎，左4老毛 　　1970年10月，剛到連隊不久，我被分到一排一班。連隊駐在杭州文一、文二路之間的軍部大院里。一天副班長河南69年兵楊安民開車去洗車。我積極主動要求隨他的車同行，結果車行至大院里拐彎時翻了車，他沒事，我坐在后座上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頭部著地，滿頭鮮血，最后在衛生所被縫了12針，算是一起事故。同時在我看來那次“事故”也是導致我實現不了當初夢想的最大因素。連長直到我離開連隊也沒讓我當成駕駛員。我心里對連長是有點意見的。幾十年以后，有一次戰友會，連長對我說：“那次翻車后，你老爺子來軍里開黨委會時，和我打過招呼，說不要讓你開車，免得闖禍。”就是這樣的一個“關心”變成了我在偵察連時長長的一個心結。我能怪連長嗎？ 1973年軍游泳隊（以偵察分隊為主組建，因有一項目為武裝泅渡1萬米）參加南京軍區比賽載譽歸來（獲得二亇獎項）軍政委孟克、副軍長張孝烈、副參謀長楊石毅接見游泳隊成員並合影留念 　　指導員周仲良61年無錫兵，長得標致精神，口若懸河，談起理論來一套一套的。當時也是我仰望崇敬的。記得1973年部隊野營拉練回到了最后一個點一一湖州九九橋下的一個村莊，我餓急了，于是花了兩塊錢買了駐地老鄉家十來個雞蛋煮了吃，這事做得很保密，也不知是怎么地就傳到了指導員的耳里。連隊晚點名講評時，指導員就在全連點名批評了我，理由是人民軍隊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犯的是“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這一條。但我內心是有點不服的，我想我是買雞蛋又不是拿、搶雞蛋……但是當時站在隊列里的我沒有作聲。現在看來有點“擅自行動”，對應“三大紀律”第一條“一切行動聽指揮”批評得也對。這就是我們嚴格的指導員。 實際在我看來，他們兩位作為軍政主官都是非常優秀的。由于年紀小，到連隊時大部分戰友都大我3、4歲甚至5、6歲，也有大10歲的（如劉宏）。但我的身高還可以，當時也有1米75左右，班里站隊一般都站第二個。作為軍人子弟，我的性格是倔強不服輸的，這樣引出的故事和麻煩就很多了。當年連長，指導員沒少傷過腦筋。 1973年與戰友華衛軍（右1）王衛衛（右2）陳新平（左1）于杭州錢塘江游泳訓練時在虎跑合影 　　軍偵察處熊參謀，58年安徽省宣城兵，長得白面書生樣。代表偵察處負責指導偵察連的軍事訓練。他點子多，主意多，嚴肅的臉上透著對士兵慈悲的心。偵察連無論拉練、游泳、格斗、射擊、夜摸、攀登、孤膽訓練等每場訓練的后面都有他的影子。 　　記得1973年軍區在安徽廣德地區舉行陸軍防蘇軍空降演習，期間指定我連擔任蘇軍空降軍假想敵（也相當現在的“藍軍”）。這次我當“大官”了，擔任假想敵蘇軍空降5師師長（實際也就是一排一個戰斗小組組長）有一輛三輪摩托車，3個兵（分別擔任團長）。第一次有了指揮權，在驅車分別開往演習指定高地時（離目的地有100多公里車程），沿途按偵察處指令進行兵要地志調查，一路上荒無人煙，路過一片水塘，水面上停著一溜的野鴨子，我即命令停車抄起56式沖鋒槍就是兩槍，頓時水面上漂著兩只野鴨。 晚上在老鄉家（野營期間住老鄉家）借老鄉的灶臺和鍋燉著野鴨湯，突然熊參謀推門進來了，他打開鍋蓋說：“很香啊。”我想完了，擅自開槍是要受處分的，但沒想到熊參謀沒說什么就走了。整個演習下來，也沒聽連隊說什么，原來熊參謀“隱瞞”了這事。我躲過一劫，還喝了一頓美美的野鴨子湯，這么多年，對他心存感激。 1973年西天目山野營拉練（張孝烈副軍長走在部隊的前面） 　　如今三位帶兵的人均已70開外，我這個最小的兵也已過了天命之年，但是每次戰友聚會總能看到他們健康的身體和年輕的心態。心里總有一種安慰。 他們就是我軍人生涯的領路人。是我青年時代的榜樣。每見他們就有一種青春時代的內心涌動，就有一份被包容、被寬容的暖暖的情感回憶。 有人說，戰友聚會，見一次老一次；也有人說，戰友聚會，聚會一次年輕一次。我贊同第二句話。如果時間能倒流，我仍愿當一名偵察連的兵。 如果沒有這位孤膽涉險的英雄科長整整一個紅軍團的命運還真不好說 馮楊 父親楓亭的傳奇故事 1939年，日寇鐵蹄踐踏華北大地。狼煙滾滾，烽火遍地。 晉冀豫三省交界處，巍峨的太行山脈雄峙屹立。 涉縣，太行山東麓一座古老的城池。一脈清流——漳河水從縣城邊經過，年復一年。秋天，山上掛滿紅紅的柿子、青青的核桃，還有一樹樹紅瑪瑙粒般的花椒。 傳說，這里是女媧娘娘的誕生地，建有一座媧皇宮。　　這年10月份，13歲的少年馮任亭（參軍后改名楓亭），報名參加了八路軍。 日本鬼子的燒殺搶掠在他的心里，早已種下仇恨的種子。在漳河邊，鬼子一次殺害了上百名手無寸鐵的鄉親。 對于楓亭來說，家仇國恨集于一身。 1926年冬天，楓亭出生于河北涉縣營子街一個家境殷實的家庭。爺爺奶奶育有五個孩子。爺爺馮兆良開一家小酒館。秋季，山貨收獲時節，爺爺便收購山貨，雇車運往天津販賣。回來時捎帶著各種小縣城稀罕的生活日用品。 就這樣，馮家的日子過得還不錯。有這條件，楓亭讀書，雖然只上了初小，但也識得不少字，有一定文化基礎。 然而，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者的槍炮聲擊破了萬千中國家庭寧靜和平的夢。 禍起戰亂，馮家的生意破產了，發往天津的山貨沒有收到一毫錢。在逃難的人群中，爺爺孓然一身落寞地回到家。由于山貨都是佘賬的，欠了鄉親們不少錢 　　自古燕趙出豪杰。荊軻刺秦的故事傳誦千年，孕育了太行山人豪爽、耿介、忠勇、信義、剛強、堅毅的血性品格，滲透在骨子里。 太行山脈，漳水兩岸，燃燒起抗日的烽火。 　　楓亭當上“小八路”，從此踏上革命道路，一生都奉獻給了人民軍隊。他先后任涉縣獨立營通訊班通訊員，太行五分區宣傳隊宣傳員，129師機要訓練隊學員，八路軍前方總部機要科學員，“朱德警衛團”宣傳組長，晉冀魯豫野戰軍第3縱隊第7旅21團宣傳干事，3縱7旅司令部作戰參謀，第11軍第31師91團作戰參謀，第12軍31師作戰科副科長、科長，第12軍第31師91團團長，第20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作訓處長，20軍60師參謀長、副師長，20軍司令部副參謀長。1982年，離休。 　　父親平時威嚴有余，親和感略遜，做事一板一眼，加之在部隊工作難得回家，所以與我們幾個孩子總有些距離感。小時候很少聽父親講他的故事。 從父親的片言只語中，我了解到他剛參加“八路”的時候，在涉縣獨立營給營長當通訊員，營長去哪總帶著他，常常坐在營長的馬屁股后面，搞得不好就會摔地上。父親在宣傳隊里年齡最小，人也秀氣，經常在表演街頭抗日活劇時“男扮女裝”。那時候，部隊里女兵少，就拉父親扮演小女孩。父親的嗓音樂感其實都挺好的，可惜最后沒有在文藝隊伍里干下去。 　　一生中，讓他最難忘懷的是冒著九死一生危險深入敵人重圍帶著91團絕地突圍的傳奇經歷。 抗美援朝五次戰役第二階段，志愿軍第12軍第31師擔任整個戰役右翼突破及穿插迂回任務。5月16日，前衛第91團在洪川峴突破韓軍第5師防御陣地，殲敵一部后，迅速向敵縱深勇猛穿插，進占射南山、兄弟峰等要點，準備斷敵后路，配合友軍殲滅下珍富里之敵。 這時戰局發生變化，志愿軍全線撤退，91團孤懸敵后。情勢萬分危急。時任第31師作戰科副科長的楓亭，臨危受命，帶著三個偵察員，向深陷敵人重重包圍中失去聯系的先頭突擊部隊91團傳達上級撤出戰斗的命令。在穿越束沙里美軍封鎖線的時候，三個偵察員全部犧牲，楓亭義無反顧，只身迎著敵人的炮火奮勇向前。最后，他歷經曲折終于找到了91團。此時，91團處境極為兇險，大量敵人正趕來“圍獵”這支穿插得最遠對敵人威脅最大的志愿軍部隊。91團不愧是誕生于大革命時期身經百戰的鋼鐵紅軍團，面對敵我力量對比30：1的險惡環境，臨危不亂機智英勇，采取往東南方向敵側后迂回運動的方式，翻山越嶺，經歷重重苦難和多次遭遇戰，碾轉數百公里，沖破敵人圍追堵截，完整地勝利歸建，還抓了100多個俘虜。 91團的安全突圍，創造了我軍戰爭史上的奇跡，受到了兵團和志愿軍總部的高度贊譽。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以91團下珍富里突圍作戰為經典戰例編入教材，作為全軍指戰員學習的范本。 　　40年多后，從北京軍區空軍顧問崗位上離休的原31師師長趙蘭田感慨地對楓亭說，多虧你把91團帶出來，才使我們這輩子沒有留下遺憾。真的，當時應該給你記大功啊！ 楓亭說道，從來沒有想過立功的事，這只是完成了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革命軍人的使命。 　　每當說起這件事情，兒女都不免要問父親為什么部隊沒有給你立功受勛。父親淡淡地說，當初入黨的時候就宣過誓，要為黨的事業奮斗終生，完成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就是一個軍人的使命，無論遇到再大的困難，那怕流血犧牲也在所不惜。父親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無論在哪個崗位上，他都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做好本職工作。 父親的教誨也成了子女恪守不渝的家風。在工作中，那怕最細小的事情都會有一種神圣的使命感，因為她是和信賴、托付、榮譽交織在一起。 母親李宗堯 　　1949年底于四川遂寧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1軍軍政大學，后分配到31師91團宣傳隊，隨即調到團參謀處。1951年1月參加抗美援朝，先后在31師后勤醫療隊、通信科軍郵處、司令部保密室工作，1957年，轉業。 馮楊（楓楊）：當兵八年愛上寫作 　　1970年12月從杭州第二中學入伍，時年14歲。穿上綠軍裝跨進軍營，因為從小就在軍營長大，一點也不陌生。 新兵集訓，從軍容到隊列，很快一個月就過去了。接下來，被分配到第20軍60師警衛連。 在連隊，并沒有因為年齡小受到特殊的待遇。和普通士兵一樣，出操、訓練、執勤、放哨、種菜、養豬，一樣也沒落下。 　　軍事技術是檢驗軍人夠不夠格的重要標志。夏練三伏，冬練三九。萬米武裝泅渡、步槍射擊一至六練習、刺殺、投彈、班進攻戰術訓練、反坦克訓練等等，全部成績優異。有一次，步槍射擊練習，突然下起大雨，整整在泥水中泡了二個小時，雖然有雨衣但全身還是濕透了。　　萬米武裝泅渡的時候挺有意思。之前，聽人說連續游幾個小時體力消耗很大，要是補充一些糖份對體力恢復有好處。他就到軍人服務社買了半斤奶糖，裝在放牙刷的塑料筒里背在身上。誰料，上岸后發現奶糖大都被水沖跑了，剩下沒幾顆早泡烊了。管不了那么多，連水帶糖灌進嘴里。 營門口的小河 　　部隊的生活非常艱苦，城市兵總是想著法子偷偷“打牙祭”。有一次，部隊拉練到外地。晚上放哨，接機槍班杭州兵王勝利的崗。交完崗，他從懷里掏出一個紙袋包的東西。原來是一小包羊肉，大冬天的，還帶著他的體溫。雖然沒幾片，可很暖心。　　1971年夏天，為防止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期間蔣軍異動，進行浙南地區戰備（機動）布防。部隊移駐麗水。冬天部隊開展千里大拉練，從麗水向溫州機動，進行反登陸演習。從常速行軍到急行軍、強行軍，腳磨出血泡忍著鉆心疼痛，一步不落。 1975年5月，部隊自金華調防河南信陽，未幾，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多個水庫發生垮壩潰堤。部隊迅速投入抗洪救災戰斗。我們擔任抗洪救災指揮部警衛任務，風里雨里水里，奮戰十多天，衣服沒有一天是干的。大概不注意飲用了不干凈的水，一直拉了二十多天肚子，患了腸炎。直到抗洪救災結束，才入院治療。 前排左起：楊志放、宋大原、馮楊后排左起：蔣凡、葉生東、孫小炎 　　參軍之前，我初中都沒有讀完，參了軍也只是個懵懂少年，完全不知道人生的路該怎么走。 當兵的第二年，部隊大院四牌樓發小李一江來看我。他在12軍35師當兵，和我同年兵，回家探親。見面后，他興奮地說，他們連里有個兵叫張京生，很有文才，在《解放軍文藝》發表小說。聽了李一江的話，不知道為什么，心里一陣沸騰。李一江回去后，給我寄來一本刊載張京生小說的《解放軍文藝》。更沒想到，張京生還給我寫來一封信，勉勵我多看看文學作品，多練習寫作。 打這之后，我就讓母親盡量給我帶些書，還去宣傳科借《解放軍文藝》來看。除了平時寫寫日記，連里出黑板報我也踴躍投稿。1974年，師里辦了個寫作培訓班，連里讓我去參加。負責培訓班的是宣傳科副科長余方德。培訓班一個月，我創作了一篇近萬字的故事《雪夜架線兵》，作品雖幼稚，卻為以后的寫作道路打下基礎。 　　當兵八年，歷任戰士、副班長，師軍務科代理參謀、保密室保密員。部隊復員后，從事新聞傳媒工作。 直到今天，寫作依然是我最大的愛好與樂趣。 馮曉冬：經歷戰火洗禮 　　1976年12月，母親帶著17歲的我從杭州乘火車到河南開封。只是一頓中飯時間，我就直接打背包坐上大卡車離開了父母親。當晚11點多到達駐扎在河南鞏縣的43軍128師醫院，自此開始了四年的軍營生活。 伴隨著早晨的軍號聲，我們開始了三個月的新兵訓練，從出操正步走到規范軍容風紀，從頂著烈日練習射擊整月野營拉練，到逐漸適應北方的饅頭蘿卜大白菜生活。記得有一天哥哥送兵來到新兵營，這是我參軍后第一次見到家人，無比的興奮和溫暖，哥還掏出50元錢送我，在當年每月6元生活費的時代那真是巨款啊！這也應該是他自己生活費中省下來的錢。 新兵訓練結束后我回到醫院，被分配在內科工作，隨之而來的又是六個月的護士職業訓練。我們這批女兵基本來自軍人家庭，分別從浙江湖北遼寧河南北京等地聚集到鞏縣這個小小的地方。大家在學習和工作中都很積極向上，團結相助，互相比拼，給來自兩廣的128師醫院注入了生機勃勃的新鮮血液。 　鞏縣位于鄭州與洛陽之間，南依嵩山，北靠黃河，是杜甫的故鄉，也是宋陵所在地，歷史悠久。醫院離宋陵不遠，是那種黃土高坡感覺，周圍老百姓住著窰洞，醫院周圍是不見邊的玉米地。大家吃著蘿卜白菜粉條稀粄饅頭這些千篇一律看不見肉的伙食，喝著百米深的井水，每年頂著風沙氣候，對我這南方人來自說挺不容易的，我在那里幾乎掉了一半頭發。記得衛訓期間發生了一件事：因為一位在睡眠中去世的基層連隊班長，我們白天看了一天的病理解剖，晚上副院長來叫女兵去幫助清理后事，我們十來個女兵被“逼著”到醫院角落的一個小房間去，走在慘白月光下的大院里，一個女兵尖叫一聲“落荒而逃”，而我們被副院長帶著硬著頭皮去到小屋，從那間沒有燈光的小屋里擔架上抬出那位班長。i門口的一具未上漆的棺木早已備在月光之下，我和另三位新兵將他抬入棺內。當時真是膽戰心驚，不過，這個膽量訓練對今后自己上戰場很有幫助。 我在醫院的四年時間先后在內科、傳染科、急癥室待過，還跟隨一名軍醫專做部隊計生推廣工作，為那個時代的軍隊建設出力。在業務大比拼時，向老護士學習，努力爭當技術先進標兵。我們那個年代真是全心全意為部隊指戰員服務，平時對基層來的病號態度好到仿佛真如親人一般，時常收到基層來的表揚信。 128師醫院內科外景 　　部隊后勤部所屬三大部分：汽車連、修理所和醫院。70年代的鞏縣就一條街，每個星期洗澡還要乘車去縣城另一頭的師部大院，順便在師部服務社買回一些生活必需品，那時候沒有什么文化娛樂生活，偶而放一場電影我們必須帶著小馬扎走幾里路去修理所或汽車連看電影，也就是印度電影《流浪者》之類，在部隊的日子挺清苦的。再往后醫院有了一臺黑白電視機，每天晚上六點半抬出來讓病人和工作人員一起看，那也就是《加里森敢死隊》的片子。 　　1979年中越戰爭爆發。78年12月的一天，全院官兵坐在禮堂里參加戰前動員誓師大會，聽后勤部部長作參戰動員。會后我堅決地寫了申請參戰的決心書并且積極備戰，自我感覺祖國這時候需要我們沖向前，舍我其誰？ 這一天真的到來了，12月31日我們全體參戰官兵搭上了南去的悶罐車，整整三天三夜，火車將我們送到廣西境內，然后轉乘大卡車駛向邊境。那一輛輛望不到頭尾的卡車陣容將我們這些灰頭土臉的女兵拉到了廣西扶綏縣渠離公社，駐扎在當地進行一個月備戰。那地方附近有一個麻風村，并且是肝炎高發區，部隊中得肝炎的人挺多。 我們住在少數民族的高腳竹樓內，每天不是背著40幾斤的裝備爬山涉水體力訓練，就是對著兔子和狗做靜脈穿刺手術訓練。當晚必定為兔肉或狗肉餐，對我這不吃兔狗的人真是心理挑戰。負重訓練每天登高山真是累到腳打泡軍裝泛白鹽，有些女兵邊流淚邊堅持連滾帶爬地走下去。有一天在途經的一所小學校教室里宿營，當天晚上只能披著隨身雨衣睡在木課桌上，冷得半死。半夜輪到我站崗兩小時，對著背后的山坡恍惚覺得不時看到人影晃動，估計一是緊張心理二是視力下降造成的。 在當地我們正好遇上過春節，部隊和百姓一起搞了個聯歡會，我不知為何情緒低落，寫好了遺書心中默默向親人和家鄉告別。“每逢佳節倍思親”啊！ 　　在挺進路途中我得了嚴重的腹瀉，一天拉了十幾次肚子，半夜忍不住把我的戰友叫起來陪著出去，當時感覺實在是精疲力盡，戰還沒開打就“掉隊”了。第二天，帶隊的胡祖來所長給了一瓶黃連素，我一口氣吃了14粒強行止瀉，才得以跟上前進的步伐。 2月13日11時，我們出發乘大卡車向邊境進發，經十小時顛簸到達寧明縣峙浪公社開展臨戰訓練。我被分配在前線救護所，由胡所長帶隊加上外科醫生、護士和司藥共21人。我們必須前行到靠邊境的小村子駐守，那是離前線三公里的愛店下板辛村。前線民工運下來的傷員和陣亡者都必須首先經過我們這一站進行急救后才能運往后方醫院。那是個壯族人村子，女人們都穿著黑色或白色的服裝，印象當地人似乎有些缺乏營養，并且有一個風俗：如果誰得病了就得放一些血。這是我從那個腳趾包著布的年輕女孩處得到的回答。到那兒的第一天，我和蔡軍醫、尤素琴三人一起挖野戰廁所，先在地上挖三個長條型的坑，然后在坑里放入草編。　　2月17日早上6點30分戰斗打響了，我軍萬炮齊鳴真是振耳欲聾，氣勢磅博，映紅了大半個天際。望著這壯觀而震撼的場面，我想象這大概就是戰友張海寧他們炮團的杰作吧！ 18日清晨剛拂曉，僅有兩個房間的救護所（抗休克組、手術組各一間）即刻被擔架擠滿。面對這個從未遇見過的狀況，我們真是無法形容地手忙腳亂。一個士兵因失血過多而陷入譫妄昏迷狀態，拼命嘶吼，血壓跌到30，盡管我們采取了最大力度的急救措施，卻無法挽回他年輕的生命。看著我們的士兵流盡最后一滴血，我的心緊緊揪著，無力又無助，唯有拼命工作，盡最大的努力。救護所的輸液包幾乎當晚就快用完了，而我們接下來整整一天幾乎沒有吃干糧的時間。 第二天早上，我獨自走進搶救室旁邊的一個沒有屋頂只有四面圍墻的空地，里面停放了幾十具蓋著白布等待運往后方的年輕戰士的遺體，白布上灑落著早晨的陽光，靜謐的空氣中我的心只感覺他們跟隨清風陽光去了天堂。這就是戰爭。 　　我去過一次前線接傷員，那是戰爭中間128師助攻127師打下祿平縣之后。我們進入一個越南小村莊，挨家挨戶進去搜索，沒有見到任何人，我整個人感覺緊張的不得了，手時時刻刻按著槍，隨時提防不知道哪里會突然射來的冷槍。 19日，我們接到命令撤至板堪，20日下午3時又轉移到愛店。這個地方比較繁忙屬交通樞紐，各部隊來往人員不斷。在這里我見到了工兵營的龔小平，老鄉互道平安保重。在一次準備接傷員的行動中，我剛坐上大卡車的最靠后一個位置，等待過程中手中的槍無意中走火，好在子彈穿過卡車擋板沒有造成嚴重后果。這可是戰爭啊！這一槍卻把我的立功獎狀打掉了。 3月5日中國宣布撤軍，部隊開始逐步回撤。9日我們轉移到44號界碑附近，后半夜又緊急轉移到板堪，10日撤至峙浪公社，11日撤至林場，12日下午4時撤到草篷，6時到達寧明火車站。14日上午到達伶俐火車站，之后在邕寧縣劉圩公社進行戰后總結休整。部隊后撤中，我們救護所仍然十分繁忙，因為很多軍人被地雷所傷，既有越南人的地雷也有我軍埋的。 在后撤途中，我們看到廣西境內的許多山坡上大批的臨時墓地。那一層層用木牌寫著名字的將士之墓就是中越戰爭中一座座＂血染的豐碑＂。 參加建軍54周年文藝匯演（前左三） 在醫院表演節目（右一） 　　4月10日，我們乘專列回到河南駐地，受到鞏縣老鄉的熱烈歡迎。廣西回來后我被調去師宣傳隊工作了八個月，主要是為越戰回來的部隊官兵表演文藝節目。除了音樂舞蹈，我們還演話劇。話劇主要內容是中越戰爭越軍被中國軍隊打得一敗塗地。我在劇中扮演越南女兵飢餓到只能靠吃木薯維生。 1982年我退伍回到家鄉杭州，開始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但軍人的剛強不息，吃苦耐勞的精神深深融入骨子里，并且鼓勵我在人生中永遠前進。 父親的軍裝，曾是我心中最神圣的向往 楊志群 　　父親走的那天，母親忍著悲痛，親手為他穿上65式軍裝，釘上領章帽徽。戎馬倥傯的父親，以軍人的姿態走完一生。這是他生前的愿望，也是他一生的見證。 游擊隊小通信員 　　1943年10月，父親在老家余姚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新四軍浙東縱隊，那一年他14歲。我的曾祖父是當地的大戶人家，房屋有三進，良田近百畝，但到了我祖父這一輩，開始漸漸的敗落。我奶奶在我父親5歲時，就因病去世，父親和叔叔成了沒有娘親的孩子。后來祖父又娶了填房，但小奶奶對父親兩兄弟刁鉆刻薄。父親的外婆可憐這兩個小外孫，把他們接到了自己身邊，并供父親上了5年私塾，也正是讀了這幾年的私塾，讓父親終身受益匪淺。 私塾先生許介夫，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1942年8月，何克希任司令（解放后曾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的“第三戰區三北游擊司令部”（后改名：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司令部）成立，許介夫就在當地拉起了一小隊抗日武裝：浙東游擊縱隊馬渚區小隊。父親追隨先生成了區小隊的通信員，自此就跟隨浙東游擊縱隊和日寇、偽、頑在慈溪、余姚、上虞一帶周旋、戰斗。其間雖沒有大的抗日戰事，但時不時的偷襲一下日軍、端掉一個碉堡、殲滅若干偽軍、擾亂敵軍后方。 四明山抗日根據地是全國19個抗日根據地當中最小的一個，但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像把匕首插在了敵人的心臟上，有效地支援了正面戰場中國軍隊的抗戰。 1945年9月抗戰勝利后，根據國共兩黨簽訂的“雙十協定”，共產黨顧全大局，把在長江以南的抗日武裝全部撤退到長江以北。 1949年于上海市郊參加文化教員培訓班合影 　　北撤，意味著要離開家鄉了，區隊長許介夫考慮父親年紀尚小，勸他留下。父親說什么也不肯，堅決要求隨部隊北撤。父親對自己的封建家庭充滿了厭惡，他再不想回這個家。望著父親堅毅的眼神，許介夫嘆了一口氣說道：“那就一起走吧”。許介夫日后回憶，當初要不帶楊元林一起北撤，他會恨我一輩子。 浙東縱隊從余姚臨山等地坐船渡過杭州灣北撤到了上海奉賢，后又輾轉到了江蘇漣水。在那里，新四軍浙東縱隊被改編為新四軍1縱3旅，父親被編入3旅8團1營2連。游擊隊小戰士第一次穿上新四軍灰土布軍裝。一支昔日的江南抗日游擊隊，逐漸成長為驍勇善戰的華野勁旅。在解放戰爭中，父親所在的華野一縱(20軍）是全軍殲敵最多的部隊。 部隊渡江前戰斗動員場景 戰火中成長 　　隨著國共內戰的爆發，父親隨部隊轉戰南北，先后參加了江蘇南峰戰役、楊樓阻擊戰、丁長里阻擊戰、宿北戰役、魯南戰役、孟良崮戰役、豫東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解放上海戰役。 父親194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3月，父親任3師8團管理股文書。1949年2月，華野一縱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0軍，軍裝改成土黃色。1950年6月，任60師179團一營見習副政指，1950年11月入朝時，父親為179團宣傳股干事。因出國作戰需要，帽徽摘掉，胸章改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父親參加了慘烈的二次戰役長津湖戰斗。1951年5月五次戰役后，父親回179團1營2連擔任副指導員。 　　父親日后談起朝鮮戰爭，尤其提及長津湖戰斗，神色就會變得格外凝重。父親告訴我，1950年11月下旬，志愿軍九兵團（下轄20軍、26軍、27軍）奉志司命令秘密入朝，為了搶時間，部隊只穿著江南的薄冬裝就跨過了鴨綠江，在長津湖地區為美軍布下了口袋陣。這一年天氣格外的冷，氣溫降到了零下40度，部隊在行進中就出現了大量的凍死凍傷，非戰斗減員十分嚴重。但那時部隊士氣高，抱著“保家衛國”的信念，戰役部署仍然順利完成。 11月26日戰斗打響后，志愿軍官兵排山倒海地沖向美軍。九兵團面對的是素有美軍王牌之稱的陸戰第一師，這支部隊在二戰中屢立功勛，在太平洋戰場的瓜達爾卡達爾群島，給予日軍精銳師團沉重打擊，部隊武器裝備精良，戰術素養高。 美陸戰第一師從最初的驚慌失措中馬上回過神來，立刻就地構筑工事展開防守。陣地外流動坦克巡回，中間再布有固定坦克陣，最后才是步兵陣地，炮火猛烈。美軍一個營的火炮配置，就相當于志愿軍一個軍的。 　　當時，父親所在的60師奉令插入敵人的縱深，展開在朝鮮東北部蓋馬高原黃草嶺附近的一段高山公路上打援。朝鮮北部山區異常的寒冷，美軍有羽絨睡袋，而志愿軍除了那一身江南的薄冬裝，幾乎沒有御寒的被褥。很多志愿軍戰士晚上和衣睡下后，就再也沒有醒來。 關于長津湖戰斗，我曾經問過父親；這么冷的天您為什么沒有凍傷? 父親對我說；“晚上不能睡死覺，必須有人值班，到兩小時叫醒大家，起來蹦蹦跳跳，搓手、搓臉、搓耳朵，甚至搓腳”。正是靠的這個土辦法，179團團部沒有一人凍死或嚴重凍傷。 179團多次沖鋒，就是突不進美軍陣地，后來變成白天美軍炮擊及飛機轟炸，一到天黑就是志愿軍突襲，戰斗成膠著狀態。但美陸戰第一師仍在九兵團的重重包圍之中，部分被打散的敵軍開始喪失斗志，甚至出現了集體投降。 二次戰役長津湖之戰后部隊休整期間 伯父楊錫林 　　這里就不能不提及我的堂伯父楊錫林。楊錫林1944年加入浙東游擊縱隊，長我父親一歲，之前在上海當學徒，聽說家鄉有了抗日武裝，就毅然回了老家。他找到父親，要求參加游擊隊，父親問他：“你在上海不是有口飯吃嗎？”“我受不了當亡國奴的罪，要跟他們打”。就憑這句話，他被留下了。 　　1950年入朝時，楊錫林已擔任179團1營通信班長，在長津湖戰斗打響后第5天的一個晚上，下面送來一個美軍俘虜到1營指揮所。經過審訊得知，這位俘虜是陸戰一師的一位中校新聞官，是這一撥被圍美軍中軍銜最高的。照他的說話，剩下的人已經不敢再打了。2營教導員沈燦聽后嚴厲地對這位美軍中校說：“那就請你立即向你們的士兵喊話，叫他們放下武器，向中國人民志愿軍投降。”這位中校聽后先是低頭不語，過后又結結巴巴說了許多，反正一個意思。他的軍銜雖高，但不是指揮官，人家不會聽他的，指揮官是陸戰一師的一位少校營長。“不投降就把你們全部消滅！”楊錫林用卡賓槍指向中校，怒瞪雙眼說到。這場戰斗打得異常激烈，楊錫林很多戰友犧牲了，其中就有通訊班的兩位戰士，所以，楊錫林恨不得把這個中校“突突”了。 就在這個時候，團部派人送來一個黑人士兵，借助粗通漢語的中校，教導員向這位黑人士兵傳達了我軍的要求，這位黑人士兵當即點頭應允。一陣喊話，很快有了反應，對方回過話來，愿意談判，不一會便派出一名美軍軍官和一位**部隊的軍官，乘坐一輛吉普車進入我軍陣地。可是美軍只是想拖延時間，于是營長張寶坤命令部隊再打，楊錫林押著黑人士兵再喊話，這次美軍真怕了，負傷的美軍少校營長也出面了，表示愿意立刻投降，但提出要我軍派一個人一起和他回去。 “我去”，楊錫林主動請纓，“他們能來，我們為什么不能去”。營長張寶坤、教導員沈燦、副教導員楊石毅都向楊錫林投來贊許的目光。營長脫下大衣披在楊錫林的肩上。楊錫林卸下肩上的卡賓槍，從地下抓起一把雪，擦去臉上的硝煙，從容的朝美軍陣地走去。 孤身進入敵軍陣地的楊錫林，不時敞開大衣，朝著湊過來探視的敵人點點縫在自己左胸口袋上方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字樣的符號，分明是在告訴他們，他是一個來受降的中國軍人。楊錫林不時操著上海當學徒時學會的幾句“洋涇浜”英語，一邊比劃著動作，對已經放下武器的美國兵，豎起大拇指，連聲說“OK”，看到那些還在挖工事的就沖上前大喊“NO”。楊錫林要美軍全部排好隊，舉起雙手集體走向我軍陣地。 240人，整整240人。事后查明，這批俘虜有美國、英國、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官兵，打著“聯合國軍”旗號的侵朝美軍，號稱有17個國家出了兵，這里占了三分之一強。 　　乾滋開受降的消息通過新華社向全世界廣播了。楊錫林孤身一人深入美軍陣地受降，智勇超群，因此榮立二等功。 遺憾的是從朝鮮戰場活著回國的楊錫林，卻在1953年5月29日參加解放浙東沿海島嶼（大、小鹿山）戰斗中光榮犧牲，這時他已經升為排長。事后父親詢問楊錫林的戰友，都說楊排長沒留下一句遺言。他是在望到敵人主峰時倒下，只有他向上攀登的雙手，為他說出了他最后要說的話。 參加一江山島戰役 　　1955年1月，60師奉命攻打臺州近海的一江山島。這場戰役要說規模不大也可以，步兵實際投入兵力四個加強營3000多人，但也可以說規模很大，因為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陸、海、空三軍協同奪島作戰，是為今后解放臺灣預演。 　　一江山島，易守難攻。就地理而言，該島分北一江、南一江兩個島，中間隔著100至200米寬的水道，據說一江山的名字皆由此而來。其中北江島東西長約1900米，南北寬約100~700米，面積1.1平方公里，南江島東西長約1010米，南北寬約300米，面積0.65平方公里。就在這彈丸之地，國共兩軍展開了殊死搏殺，可謂是尸山血海。我軍除了登島攻堅的步兵，還出動了188艘艦艇和184架飛機。其支援火力包括4個地面炮兵營另12個連，6個高射炮營、火箭炮營。整個戰役到黃昏時，北江的東山頭被攻下為基本結束。共殲敵約800余人，俘虜131人。國軍守備司令少將王生明戰死，上校守備隊長王輔弼被俘。我軍犧牲426人，負傷1039人。可見戰斗之激烈。 　　這時父親已調任60師青年科助理員，戰后負責審訊被俘的國民黨軍官。現在臺州椒江的“解放一江山島紀念館”，陳列有一張父親審訊國民黨軍守備隊上校大隊長王輔弼的一張照片，彌足珍貴。 解放一江山島后，大陳島守軍在美國第七艦隊協助下，裹挾島上原住民一起撤退到了臺灣，自此浙江無戰事，父親的軍旅生涯也開始進入了和平年代。 　　1955年8月，部隊開始實行軍銜制，父親被授予上尉軍銜，1962年晉升少校。穿著漂亮的軍服，父親首次去照相館拍下了全身戎裝照。 和平年代父親的履歷如下：1956年8月赴湖南長沙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政治學校學習。1961年2月，20軍組織處助理員。1964年2月，60師工兵營政委。1965年9月，60師組織科科長。（這一年，部隊的軍裝改為一顆紅心頭上戴，兩面紅旗肩上掛的草綠色65式軍裝）。1966年8月，60師179團副政委。1969年7月，60師179團政委。1970年10月，60師政治部主任，次年當選軍黨委委員。1973年9月，赴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學習。1976年9月，赴湖北襄樊武漢軍區五七干校學習。1982年1月，武漢軍區下令離休。 我的軍旅歷程 1977年2月，參軍后拍的第一張照片 　　我1961年11月出生在杭州，1976年12月參軍入伍，當時正讀初三下學期，當兵時只有15歲。從小我就渴望成一個像父親一樣的軍人，做夢都想著有朝一日能穿上綠軍裝。 1976年的冬天來得有點早，杭州碰上百年不遇的嚴寒。鵝毛般大雪下了幾天幾夜，氣溫下降到零下11度。學校也都停課了，而西湖則迎來了冰雪童話世界。西湖的冰層厚的可以走人，更有人居然在冰面上腳踏冰刀滑冰。 學校不上課，我自然也沒閑著，約上幾個同學也去西湖瘋玩了，打雪仗、堆雪人，我們居然從冰面上走到了湖心亭，一切是那樣的不可思議。 　　那天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中，原以為會挨母親的一頓臭罵，不料母親只是看了我一眼，轉而對我說：“你爸爸來信了，部隊給了我們家一個名額，可以當兵去。”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消息來的太突然了。這一晚，我興奮的直到半夜才朦朧睡著。 1976年12月21日，我由接兵干部帶著乘坐綠皮火車先抵達父親所在部隊，60師駐地明港，檢查完身體，就發了一套冬裝。 “我終于穿上軍裝了”！ 我在心里發誓：我也要成為一個像父親一樣的軍人。 當晚，60師派車，由軍務科代理參謀馮楊帶隊，把王杭平、孫亮、王愛萍和我一行4個小鬼送往洛陽43軍駐地，我們真正服役是在那里。兩天后，孫夫章參謀長兒子孫戎也到了。我們被分配在了43軍127師379團，只有同行的王來根副參謀長的女兒王愛萍被留在師醫院，因為師以下沒有女兵編制。 在洛陽東馬溝連部門口進行模擬訓練 　　到了部隊后我慢慢的了解到，127師是一支英雄的部隊，一支有著輝煌革命歷史的部隊。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孫中山大元帥的鐵甲衛隊，后來以葉挺獨立團的身份參加了共產黨第一次武裝爆動——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后，由朱德、陳毅率領殘部輾轉江西，在贛南崇義上堡整訓后，上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匯合，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朱毛會師”。共和國十大元帥有5位在這部隊工作、戰斗過。光是379團就有5個紅軍連，而我所在的82無后座力炮連也是其中之一。開國上將楊得志及我軍第一任炮兵司令趙章成先后擔任過我連連長。在我服役期間，時任武漢軍區司令楊得志、政委王平親自來連隊視察。 戰馬退役之前，在駐地東馬溝麥田溜馬 　　部隊的生活是緊張而又枯燥的，尤其對新兵是一種歷練。早上起床號一響，幾乎是蹦下床去，麻利的套上衣服，瞇著朦松的雙眼到門口列隊，邊系扣子邊喊口令，接著就是5公里的晨跑。 而新兵最怕的還是緊急集合，半夜時分一陣急促的哨聲吹響，新兵屋里簡直亂了套，又不許開燈，常常是衣服都互相穿錯。我記憶最深的第一次緊急集合，我是倒數第二個到達校場的，帽子是歪的，衣服扣子是不對稱的，背包打得松松垮垮。隱約看見連長鐵青的臉，心想，這回糗大了，肯定要挨訓了。可能是連長念我年紀尚小，沒有對我加以訓斥，做了一個簡單的講評就解散了。可我回營房后，在新兵班長的指導下，一口氣練了10遍打背包。晚上睡覺也機靈了，個人物品都會在睡前整理好，再遇緊急集合，可以做到從容不迫。 新兵訓練結束后，我到連部擔任兩瓦電臺兵，緊接著就去澠池師通信教導隊培訓三個月。 電臺的操作并不難，難的是收發報，戴著耳機聽著滴滴噠噠的電波聲，要準確的記錄下來。老兵一般能壓5個碼，而我只能壓到3個。最費勁的是背密碼，密碼本一共10頁，每頁10行，每行10個字，共1000個字，我們要背得滾瓜爛熟，隨便挑出密碼本里1個字，腦子里就要反應出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個字，收明話密語時都不用抄電碼，直接就把字寫在抄報紙上了。我以優異的成績從教導隊結業。 前排左起：余又明、楊志群、曹東新后排左起：熊新啟、張琳、汪海波 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就到1978年的冬天，這時我當兵已經兩年了，是個名符其實的“老兵”，很多新兵見了我都尊稱我“老兵小弟”。 在廣西崇左臺村，戰前和連部戰友合影 　　12月9日，我部接到中央軍委命令，開赴廣西中越邊境，準備實施對越作戰任務。我們師是總參戰備值班師，動作非常迅速，師長張萬年給全團開了戰前動員會后，12月22日部隊就荷槍實彈登上了南下的悶罐車，三天后，抵達廣西崇左，我們連駐扎在江洲公社臺村。部隊安頓好后，馬上開始投入緊張的戰前訓練。“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這句話的含意，這時不用多解釋，大家全都懂了。 這一年的春節，我們是在廣西渡過的，當地的鄉親抬著一籮筐用芭蕉葉包的粽子犒勞我們，這粽子比我們嘉興的粽大五倍，一個班分到一個。 身穿127師特有的作訓服開展戰前訓練 　　1979年2月17日，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127師在張萬年師長指揮下，從鎮南關東側愛店向越軍發起進攻，戰役目標是肅清邊境越南一側高地上的越軍，強攻支馬，翻過公母山，占領祿平縣城，切斷4號公路，阻隔越軍338師從東向諒山方向增援，跨過齊窮河，穿越彌漫山，隨時準備協助主攻諒山的55軍對諒山實施鉗形夾擊。 我們連戰時全部配屬到各步兵營，我跟隨李巖林指導員帶領的3排，配屬到3營。 戰斗第一天就打得很艱苦，越軍占據地形優勢，在2號高地居高臨下，把用來打飛機的高射機槍平射，對我攻擊部隊造成很大威脅。3營在17日凌晨到達1號高地腳下，在我軍停止炮火準備后，開始進攻。越軍火力依然很猛。 “82炮，干掉它！”眼看進攻受阻，3營長爆脾氣就上來了，在兩瓦電臺直接喊起了明語。 82無后座力炮就是為打坦克和碉堡設計的一款武器。我連戰斗班排受命后，在步兵掩護下實施抵近射擊，準確干掉了敵火力點，為步兵突擊提供了有力保障。到下午5點，我部已基本肅清邊境越方一、二、四、十等高地之守敵。次日，擴大戰果，繼續攻占400、540高地。也就在這晚，我連3班新兵何明智遇越軍特工隊襲擊，被手榴彈炸傷，卻因無法送下山去，在衛生員懷里血流盡而亡。這也成了衛生員梁軍元永遠的痛。 東莞127師烈士陵園內電臺兵雕塑 　　當我第一次看見抬著血肉模糊傷兵的擔架從身邊經過，聽見傷員痛苦的呻吟，我心里想，這不是演習，這是真實的戰爭。但我并不畏懼。我是一個電臺兵，保證通訊暢通，完成上情下達，下情上報就是我的職責。行軍時我常常冒著踩到地雷的危險，跟著指導員走在隊伍前列，為的就是能及時把敵情通過電臺傳遞給營指。戰后，我榮立三等功。 我們的戰地生活非常的艱苦，配置的背囊在出國時全部扔在了國內，隨身除了武器裝備，唯一遮風擋雨御寒的只有一件雨衣。越南北部多是崇山峻嶺，草木叢生，溝壑密布，空氣濕度大，露營條件非常差。晚上在山坡上挖個貓耳洞，用雨衣裹住全身，佝僂一晚就算是休息了。早上醒來，雨衣上滿是露珠。最要命的是炊事班熱飯基本送不上來，因為部隊一直在移動，當時通訊又不發達，炊事班連自己的連隊的位置都很難找，而整個炊事班只有一支沖鋒槍，送飯途中自身的安全也很難保障。所以我們每天基本以壓縮餅干果腹，難得有分到罐頭。可這壓縮餅干吃到后來肚子發脹，口干舌燥，實在難以下咽。不過想起父親當年在朝鮮時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日子，我已經很欣慰了。 前排左起：楊志群、孫亮后排左起：孫戎、王杭平（1979年3月于廣西南寧邕寧大王灘水庫） 　　3月10日子夜，接到撤退命令，我們每人左臂綁上白毛巾，快速向北移動。凌晨，我們撤回到邊境線我方一側時，看到當地民眾用松樹枝扎的凱旋門，頓時覺得身上背著的兩臺電臺是那么的沉重，真想丟掉一切行囊，跳到身旁的小河里暢游一番。 這場對越自衛反擊戰，我軍給了越南沉重的打擊，迫使它放棄了成立印支聯邦的夢想，也為我國后續開展的改革開放，掃清了障礙。更讓我覺得自豪的是，我和父親一樣，也為祖國上過戰場了。 1981年1月，我以“葉挺獨立團”紅炮連班長身份，懷著戀戀不舍的心情脫下了軍裝，退伍還鄉。 回顧四年從軍歷程，我驕傲，我自豪，我對得起曾經穿過的這身軍裝！ 與戰友孫戎在洛陽白馬寺合影 征集：美篇《共和國兩代軍人》入編樣本 艱難歲月中，父輩們為新中國的奠基，拋頭顱灑鮮血； 和平年代里，子承父業，為祖國繁榮強盛，揮灑青春熱血。 軍人使命、軍隊生涯、軍營情結、軍旅文化，共鑄兩代人的理想和偉績。 只要你懷有對父輩的無比景仰，只要你有過軍旅生活的閃光之點，就給我們投稿吧。 說說父輩的故事，曬曬自己的精彩，讓我們一起來創作《共和國兩代軍人》，紀錄共同的時代歷程，激發民族復興的強國夢想。 相關事項： 一、請提供文字材料（不超過5000字）； 二、圖片若干； 三、版權歸原作者。 《共和國兩代軍人》編輯部 統籌：毛戰海、楊少華文案：毛一江、馮楊、楊志群題圖：范曉瑩美篇制作：馮楊外聯：林平(135 1682 9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