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河歲月（之四）《草房春秋》

聊齋時光

太河歲月（之四）《草房春秋》 1972年五月份，為了修建太河水庫總干渠，淄川區團部要靠前指揮，需要搬遷到距離總干渠施工工地比較近的黑旺鎮西崖頭村去。那里已經建好了新的團部大院以及宣傳隊臨時宿舍，我們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也隨同指揮部一起轉移到西崖頭村。西崖頭村是淄河西岸的一個小山村。對面就是淄河東岸抗日英雄馮毅之的家鄉長秋村。兩個村之間的河灘上，有一片高高低低粗粗細細的雜樹林，當年我們的宿舍就建在這片樹林邊緣，與西崖頭村遙相對望。一排坐北朝南兩大間草房，房子門前是空曠的泥土場院，場院南側有兩棵挺拔的楊樹，樹蔭下有一個臨時簡陋的舞臺，這就是我們的駐地和排練場。兩間大草房，男女各一間，每間可以容納十幾個人。房子寬敞、干燥、明亮。這是我在太河水庫住過的最好的宿舍。團領導充分考慮到宣傳隊排練會出噪音的特點，遠離村莊，遠離團部，不會影響他們，當然我們也不會輕易被打擾。四周是淄河灘上疏朗的樹林，一群少男少女，組成一個團體，幽居其中，不用考慮生計問題，也不再參加重體力勞動，遠離了人群的喧囂，天天音樂歌舞作伴，人生進入到一個理想境界，生在福中不知福，那時候，我們沒有幸福感。這是我們幾個老隊員后來發出的感慨，想一想我們真是太幸福了，卻沒有好好珍惜。團部大院在我們南面不到一里處的河灘里，也是一個臨時院落。大院有領導們的宿舍和食堂，我們也在這里就餐。宣傳隊上午、下午各安排三個小時集體排練，其余時間自由練功。每周有一天休息時間，可以自由安排，回西河老家探親，或者去爬山、下河、逛附近的集市。什么長秋大集，廟子大集，甚至太河大集，我們都去過。生活快樂、緊張、富有節奏。我們名譽上是總干渠指揮部宣傳隊，實際上就是淄川區區委區政府的宣傳隊。淄川區有什么重要活動，經常需要我們去演出。我們不用區里專門經費，因為我們都是農民，都從生產隊拿工分，只是與民工一樣在工地上免費吃飯，后來，區文化館直接派員進駐我們宣傳隊，說明了區領導的重視與關懷。我們排練的節目有民樂合奏《軍隊和老百姓》，笛子獨奏《揚鞭催馬運糧忙》，二胡獨奏《北京有個金太陽》，以及表演唱《修好干渠為人民》舞蹈《洗衣歌》小呂劇，以及對口相聲，女聲獨唱，女聲小合唱等。女生表演唱，竹板書，京劇清唱等，還針對一些工地上涌現的新鮮事，自己編排創作一些新節目，如我寫詞并作曲《歌頌英雄張美花》，就是歌頌西崖頭村社員張美花的。在修建大寨田時，張美花為了救別人，自己不幸被土方掩埋犧牲，被追認為烈士。她本來不屬于我們一干渠宣傳隊的宣傳范圍，宣傳的范圍，但卻是身邊的英雄人物，英雄無分界，我們給與了必要的關注，積極采訪，連夜寫作，三天就拿出了節目。那時候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先寫詞再譜曲，詞曲搭配和諧，突出主題，就算成功。把工地上生活中好人好事題材編排成文藝節目，是我們宣傳隊烏蘭牧騎式的一大特色。定稿后交給演員與樂隊，開始排練，女的朱桂蘭、王連俊等，男的劉星友、杜元勝、封明杰等，群策群力，集體智慧，齊心協力，節目都搞的有聲有色，很活潑，也很受歡迎。我們樂隊除了排練、演出，其余時間就是練功。吳現強是我在淄博煤中讀書時的同班同學。淄博煤中的音樂教室是解放前悅升公司大資本家丁敬臣的居室改造的，大大的窗戶，四壁都是木板，地下鋪著木地板，擺著鋼琴，當時感覺很高大上。上音樂課時，音樂教師彈著鋼琴教我們唱歌。休息時就聽唱片，有胡松華的《贊歌》，郭頌的《烏蘇里船歌》王鐵錘的笛子獨奏，還有嗩吶獨奏《百鳥朝鳳》等，王國潼的二胡獨奏《江河水》等，我后來喜歡音樂，與那個時候的音樂欣賞課很有大關系。我們有一點樂器基礎的同學，學校組織我們成立了一支民樂隊，樂隊十幾個人，董桂金、呂毅吹笛子，李海山打楊琴，還有小提琴，我和吳現強等五、六個人拉二胡，有時候集中演奏一陣，然后就一邊聽唱片，一邊跟著演奏。那時候我與吳現強都是學校文藝宣傳隊隊員，一起演出。想不帶幾年之后，我們又在太河水庫宣傳隊一起做樂隊了。吳現強的哥哥吳現剛，對現強的二胡學習抓的很緊，不惜花錢給現強求師，現強經常背著二胡到處學琴。曾經拜著名二胡演奏家張平為師。名師高徒，技藝精良。而且現強練琴特別吃苦，每天除了集體排練之外，我們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在練琴上。經常早晨忘了吃飯，別的演員就給我們捎回個玉米面窩頭。我晚上在屋外練琴，經常用一塊綢子蒙在琴面上盲打，這樣看不見琴弦，也壓低了聲音。經常一練幾個小時，坐的條凳太硬，久坐不動，反復擠壓，屁股竟然患了壓瘡。不管是二胡還是楊琴，都需要名師指點，需要老師手把手教才能學到真本事。否則，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譬如二胡的左手要輕輕靠住千斤，這樣才能按準音。揚琴的持鍵，也是很有講究，如果沒有人給與指導，一旦養成不良習慣，改起來會很費勁。由此得知，任何一門技藝，必須拜名師，從基礎學起，正規訓練，不然一輩子都是半瓶醋。名師、天賦、勤奮，三者缺一不可。吳現強的二胡獨奏《北京有個金太陽》，《江河水》《慶豐收》，杜忠勝的笛子獨奏《揚鞭催馬運糧忙》等，是我們的保留節目，只要演出，必然返場，說明他們的演奏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我們宣傳隊就是一所大學校，通過勤學苦練，我們每個人都在不斷進步。雖然收入微薄，但我們吃著一份水庫民伕的口糧，又拿著一份家里的工分，那個時候待遇應該很優越了，所以我們都很珍惜這段時光，至今回憶起來，依然對當年宣傳隊的工作生活充滿了感激與向往，非常懷念那段神仙般的日子。1972年7月的一天，吳現強突然消失了。我倆住在一起，床挨床。白天不見他蹤影，晚上也沒回來睡，他去干什么了？我還一直為他擔心。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與吳現強一個村的女演員朱桂蘭悄悄告訴我:山東藝校來招生了，在淄川四中設了考場，吳現強昨天回去準備，今天要去考試呢。哦！原來是這樣啊！我沒拜過師，沒見過大場面，也極少見過專業琴師演奏，藝校招生，一定有很多人去考試，遇到這樣機會，可以去看看眼界，也測一下自己的水平。我對朱桂蘭說那我們也去看看吧？我倆立刻動身，步行走了一個多小時，從西亞崖頭跑到黑旺鐵礦公交站。好不容易等來一輛車，擠上去晃里晃蕩近兩個小時到達淄川。又到處打聽四中在哪。當我倆汗流浹背氣喘吁吁趕到考場時，考試已經結束了，老師們在收拾東西準備撤離考場。看到我們狼狽的樣子，老師說既然來了，加考一下吧，你們會什么呢？，我說會打揚琴。老師說你帶琴了嗎？我說今天早晨才知道考試，沒來得及帶琴。老師說沒有琴怎么考啊？哦哦！考試需要自己帶琴，這不是白折騰一趟嗎！然后老師又問朱桂蘭會什么？朱桂蘭就唱了一段什么歌曲還是京劇，我現在忘了。老師又問我，你還會什么樂器？我當時緊張的忘了說會二胡。考場似乎有把二胡。你會不會打擊樂？老師問。我說我不喜歡打擊樂。老師無奈的雙手一揚，考試結束。這次山東藝術學校（山東藝術學院前身）來淄博招生，是文革后期第一次來淄博招生，彌足珍貴的一次機會，就這樣與我擦肩而過。后來才知道，山藝招生的學員是有年齡限制的，男女都不能超過18周歲。那一年我已經21歲了。吳現強和朱桂蘭都是20歲，我們都超齡了。我們糊里糊涂跑去湊熱鬧，監考的老師給我們面子而已，即便我們能達到山藝的錄取線，因為超齡也不會被錄取。從考場出來，感覺肚子餓了，就到當時淄川大橋東頭的橋頭飯店，想買幾根油條時，我一摸口袋，才發錢包丟了。那時侯，我在太河水庫出民伕，水庫雖然每天補助四毛錢，但都交給了食堂做了生活費，在太河水庫幾年，我從來沒有見過水庫發給我們一分錢，僅僅提供一口飯吃。這樣，我需要每月向父母要五元錢，買點牙膏肥皂之類。住工棚學會了吸煙，三天能吸一盒金魚牌香煙，一個月抽不了一條。況且這草房四周只有一片荒涼的河灘，沒有條件消費啊，每月五元也花不了，半年我已經攢了十五元，計劃買一雙黑色皮鞋，滿足舞臺演出需要。想不到這一次把十五元全丟了，面臨流落街頭被饑餓困擾的風險。這時候多虧了朱桂蘭，她知道我丟了錢，急忙去買了油條和包子，我們一起吃。然后她又拿出五元錢說，借給你先用著，不夠再說一聲。這件事我一輩子忘不了。朱桂蘭雖然比我小一歲，但卻經常給我們以關照，特別在遇到困難時，她總會給與溫暖與幫助。幾年后宣傳隊解散，桂蘭繼續回到西河廣仁村務農。后來嫁到張店，老公對她百般疼愛，他們育有一兒一女，現在都已經結婚成家，兒孫滿堂，晚年幸福，好人好報！這次與藝考失之交臂，還丟了錢包，差點在淄川流落街頭。回來后情緒特別低落，甚至一度陷入焦慮或憂郁之中，不吃飯也不餓，夜里嚴重失眠，一支接一支吸煙，最多時一天抽三包。吳現強考藝校的事，在我們宣傳隊里引起較大反響。宣傳隊總有一天會壽終正寢，我們希望都有一個比較好的出路，就是有一份力所能及，且能養家糊口的工作。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事，在那個年代，簡直就是很奢侈的想法。我們就是一群農民，種地絕對是穩定的工作。但是，我們這些年來的經歷深切感受到，當農民真的不容易，有一線之路，也要努力走出去。但是，很多城鎮居民就業都有困難，所以，y勞動部門不會輕易批準從農村招工，除非是特例特招，如煤炭、邊遠、鋼鐵、環衛、等艱苦行業，還有企業需要的特殊人才。我們這個年齡，考藝校的大門已經關閉了，大多隊員的唯一希望，就是當煤炭工人的父親退休后頂替。我父親當時才五十多，距離退休還有近十年，我能等十年嗎？大家都再等十年嗎？不可能！同樣的問題，困擾著宣傳隊的每一個成員。不久，我們遇到了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我成為唯一的幸運兒。敬請期待下集《星光熠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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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河歲月（之四）《草房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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