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如書

陳老中叔

蕓蕓眾生中，每個人的父母，都有著他們自已的人生故事，而每個人的父母，在孩子心中，永遠都有著一個獨特的位置。 我的父親,是我心中一本厚厚的書, 書中透著知識分子獨立理性良知的風骨和豐富的內蘊。 1945年在廣州中山大學搞地下黨工作。 　　1945年，18歲的父親加入了共產黨, 任地下黨宣傳部部長，在中山大學搞學生運動，他發起成立并領導了左翼的“燕劇社”，隨著革命形勢緊張，他奉命轉移, 從“地下”轉到了“地上”,任東江縱隊文工團團長。 東江縱隊文工團時期。 　　父親先后創作了不少作品，因其才華，1951年被調到北京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任黨支部書記、編導室主任，他因工作成績突出受到中國電影局的表彰，被毛澤東主席在懷仁堂接見。 1951年在北京中央新聞電影紀錄片廠。 毛澤東主席在懷仁堂接見文藝工作者。 　　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和秉書直言, 使父親在“反右運動”中受到影響。1958年, 父親攜全家離開北京, 南下調回廣州，參與籌建珠江電影制片廠。 與美國著名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合影。 　　1964年父親編導拍攝了紀錄片《銀河金網》,周恩來總理和陶鑄陪同美國著名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觀看影片后極為贊賞, 將此片帶到美國放映 1964年，父親在廣東農村拍攝紀錄片《銀河金網》。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父親是嚴肅而慈祥的, 和我們孩子們說話時, 他總是儒雅而又認認真真的, 尤其是在檢查作業或者聽我們背誦唐詩的時侯。 父親酷愛讀書, 買書和藏書是他的僻好。我小時候特別喜歡跟父親上街, 因為他總是在新華書店呆上一兩個小時, 用有限的工資買一兩本書,我也可以趁機翻看自已喜歡的連環畫, 每次央求父親也給我買一兩本小人書, 久而久之, 積少成多,小朋友們都特羨慕我有那么多書。 　　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沖擊，審查、挨批斗、下放五七干校，在五七干校每天下大田干農活“勞動改造”。 在五七干校勞動，跟當地的農民一樣農耕。 　　1972年父親被“清理出文藝隊伍” ，“放逐”到海南島, 恰如900年前的宋代文豪蘇東坡一般( 蘇東坡于1097年被“放逐”海南島)。 　　父親不在家, 造反派到家里來“破四舊”搜“黑書”, 當時15歲的我, 一個初生牛犢不怕死的楞頭青，帶著幾個小兄弟, 我把菜刀剁在桌面上, 指著造反派說: “來搜書? 我答應, 這把刀可不答應！”硬是把父親的藏書全保下來了。 　　為了藏好管好這批書, 我實行“堅壁清野”，釘了幾個大木箱，把書裝箱，用磚把床墊高，木箱藏于床下，用床單罩著，那時候,可真是天天睡在書堆上。 父親的藏書上千冊，基本是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在那個“讀書無用論”的文化荒蕪年代，我尤如擁抱著一個文化富礦，如饑似渴地閱讀，在經常餓肚子的同時，享受著豐富的精神生活。 1977年父親平反，恢復了工作。 　　打倒“四人幫”以后，鄧小平復出，父親得以落實政策，重返珠影。當父親看到他的藏書完好無缺時, 喜溢顏表, 豎著大姆指對我說: “兒子, 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這批藏書終于可以見光了。我買來木方和夾板，自已動手做了四個大書柜，占滿了整整兩壁墻。當把這些書一一放進書柜時，父親樂得合不攏嘴。 1978年在太湖，拍攝風光紀錄片《太湖之春》。 　　1978年, 父親編導的風光片《七星巖》得到國際電影大師伊文斯的贊譽并翻譯成多國語言在海外發行。他編導的電影《太湖》、《太湖之春》得到影界好評亦譯成多國語言在海外發行。 　　1985年，他不顧年近花甲、深入生活、抱病創作，撰寫了電影文學劇本《女花王》。 1988年, 父親病故。父親臨終前特意告誡我：“搞一門專業，不要碰政治。” 真正的知識分子，骨子里是獨立的，思想上是自由的，人格是不愿意被扭曲的。這是區別于那些見風使舵、人云亦云的權貴政客們的根本不同之處。正如中國古代的士大夫，貴不在富爵，貴在才品。 　　父親所處的那個年代, 是中國社會從殘酷的革命斗爭到建國后百廢待興的年代, 是從勒緊褲腰帶的艱苦奮斗到政治運動風云激蕩的年代,，他的一生，在政治輪番壓縮了的狹窄空間中，沒有過上幾天舒心的日子, 也沒有多少施展才能的機會。所幸的是, 一直有他喜愛的藏書陪伴著他,直到生命的最后。   父親的一生，也是中國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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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中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