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明天是父親節。</p><p> 我的父親今年八十九歲,退休后和母親一直居住在孟津橫水老家,目前行走雖有不便,但其它均還值得慶幸。在這個慶祝父親的重要節日里,我總想給父親說點什么或做點什么。征求意見,卻不知父親心里裝的全是他已過世多年的哥哥 ____我的伯父韓向陽。</p><p> 1938年冬,父親剛滿六歲,那個年令的他,記憶肯定是碎片形的,但送伯父赴延安那一生死離別,卻是刻骨銘心的。他說,送行的那天,天氣并不陰沉,老天也并未因他們的別離而滴幾點酸雨,他拉著伯父的手跟在祖父的身后,一步一步地哭泣著,而伯父更是含著淚水一步一回頭,直到伯父的身影消失在橫水西邊的養士村頭時,父親哇的哭號起來,這時的祖父僅回了一次頭,便咬咬牙拉起年幼的父親堅定的走上了回村的路上。</p><p> 伯父這一走便是半個世紀。從當八路到解放軍,十一個春秋一直未離開太行山;從四九年南下福建到八九年魂泯八閩,三十九載冬夏一直苦熬于宣傳。</p><p> 他走時,福建省四大班子副職和他的戰友們為他送行。他走后,福建省書協主席陳奮武送來了一幅書寫在白綢緞上的墨寶:半世紀風風雨雨,一輩子清清白白。</p><p> 在父親節到來之際,我將長期生活在福建的堂弟韓亞偉記錄伯父的幾個小片斷作兩篇分享給我的朋友們。</p> <p> 先父抗日戰場舊敘拾遺</p><p> 韓亞偉 </p><p> 一</p><p> 建國七十周年大慶將近,這兩天朋友聚會中常涉及以往戰爭話題。</p><p> 這倒是提醒了我,且將先父在世時向我談及的他對抗戰的某些感受以及點滴事寫出些許,以使朋友們對一個戰爭親歷者及他所經歷的戰爭有所了解。</p><p> 我父親1938年12月抵延安,與他同抵的有他11名師范同學。1939年1月入抗日軍政大學,為五期學員,學號03162。在學期間,共學習步兵學、炮兵學、戰術戰略、有效戰例、政治思想等九門課程。六個月后畢業,分配至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炮團四營三連任排長,由此至1989年9月離世,投身革命整整五十年,享年六十八歲。</p><p> 我不知道現在結論性的戰史是如何表述抗戰中某些事,它或許有一定的規范要求。但我可以對我今天的表述內容負責,我保證我的內容都是真實的,是先父在世時親口對我闡述的,這還可以由我八十八歲的老母親見證,因為每次我父親和我講述時,我母親幾乎都陪坐一旁聆聽。</p><p> 簡述如下:</p><p>1、日軍戰斗力:</p><p> 據我父親說,日軍的戰術素養很高,訓練有素,戰斗力極強。舉例:日軍對不同的戰術目標有不同的戰斗隊型。比如搜索,有搜索的列式,三人先行,成三角警戒,一前兩左右,行同行止同止,口號短促。后續戰員呈縱隊跟進,末尾士兵面向后方,所有人均是戰斗瞄準姿態。比如沖鋒,又有沖鋒的隊列。前排進沖規定距離后即匍匐倒地射擊,后排隨后進沖越過前排位置,至一定距離后再匍匐接續射擊,前排又復始,以此往復不斷,像潮水一樣一浪接一浪,秩序性很強。一般由一個持軍刀的低級別指揮官(多為軍曹)指揮,軍曹戰死,士官長接管指揮權。</p><p> 日軍士兵行動敏捷,奔跑速度相當快,沖鋒中常常呈半蛇形行進路線,隊型不變。</p><p> 另外,不須諱言,日軍士兵受武士道教育,戰斗中往往不顧生死,相當英勇。</p><p> 記得我父親說過,似乎我們打攻堅戰要比阻擊戰相對更容易一些,因為攻堅戰中日軍的防備性戰術辦法不多,兩軍基本處于一個水平面上,反而是阻止戰日軍更能顯示出戰術優勢,所以我方每次阻擊戰都打得非常艱苦,傷亡率更高。</p><p> 我父親經歷過不少戰陣,但唯獨沒有跟日軍面對面肉搏過。</p><p>2、日軍輕武器:</p><p> 抗戰中日軍的一線武器主要是三八大蓋、歪把子輕機槍、九二式重機槍以及小山炮。聽父親說,三八大蓋是優點缺點同樣明顯,優點是射程遠,精度高,穿透力強,但優點也正是缺點之一,穿透力雖強卻殺傷力不夠,有時穿透就一個小洞,穿透后子彈繼續飛向后方,所以只要不打到要害部位,傷害不大。不比漢陽造,漢陽造雖然機件粗糙,精度不足,但一旦被擊中,子彈會在人體內翻滾,有撕裂性,且傷口面大,所以致死率更大。</p><p> 我父親在戰場上總共負傷六處,其中五處均為三八大蓋擊中,除一處是因打斷小腿一側脛骨較嚴重外(后文詳敘),其余四處都是自行簡單包扎處理完事,一周多即結痂。最可笑的是其中一處因血流不止,指壓無效,干脆從地上抓了一把土把傷口塞堵糊住,纏兩圈繃帶,十來天后照樣好了,根本沒有什么感染一說。</p><p> 最嚴重一次受傷是在羊腸山(音)戰役中被小山炮彈片擊中下腹部,小腸斷為三截,幾近殞命。好在戰地醫院僅相隔五華里,及時救回,但這處傷給我父親一生都留下了腹絞痛的后遺癥。</p><p>日軍的小山炮爆炸力不強,響聲也不大,好像僅比二踢腳鞭炮響不了多少,但小山炮有個最壞的地方就是彈片四濺,而且都是碎彈片,體積不大,卻散布面積很廣。我父親腹部傷就是一塊指甲蓋大小的彈片所至。所以小山炮對我步兵是個嚴重威脅。</p><p> 八路軍中的老戰士每個人都能聽出來日軍各種不同武器的射擊聲音,獨對小山炮比較忌憚,一聽到小山炮聲會立即臥倒,臥倒時面腹部朝下緊貼地面,雙手抱頭。新戰士防范上會差一些,但經一兩場戰役,也很快學會。</p><p> 我父親說他最不怕的就是歪把子,原來,歪把子機槍故障率極高,且打一會兒槍管就發熱,發熱就要停下冷卻。所以,我父親聽到歪把子機槍聲,就會暗暗數數,數到大概三梭子子彈后,槍聲必停,這個時候再動作,保險沒事。</p><p> 我父親在戰場上沒有正面遇到過日軍九二式重機槍掃射的情況,所以無法描繪這種武器,而且,那么多戰役下來,也沒有遇到過重武器。</p><p>3、國民黨中央軍的戰力:</p><p> 整個抗戰經歷,我父親沒有成建制地與國民黨軍在一處戰場上共同對敵作戰的時候,唯獨有一次在轉移中,臨時奉命接防一處國民黨地方部隊營級陣地,與國民黨軍交匯,兩支部隊擦肩而過,互相看著對方,彼此不交一言,各自行去。</p><p> 我父親在抗戰中任職連指導員時間較長,升任營教導員時抗戰已近于結束,參戰次數顯著減少,中間因負傷還轉入地方工作一段時間,后又復召歸隊。</p><p> 但八路軍基層指揮員中有口耳相傳,國民黨黃埔系中央軍的戰斗力極強,且軍紀嚴謹,有正規軍的風范,很多戰役也都打得非常慘烈,死傷慘重。</p><p> 聽我父親說來,給我的印象是,老八路對黃埔系國民黨軍還是非常佩服和敬重的,至少在基層指揮員甚至普通士兵中是這樣。</p><p>4、打掃戰場:</p><p> 我父親多次和我說過打掃戰場,是因為打掃戰場是連級指導員的常備任務。</p><p> 通常是帶一個班的戰士,橫排搜尋前進。打掃戰場有嚴格的規定,戰利品無論大小一律上交,不得私藏,否則,處分很重。我父親連里有個小戰士曾因私藏了一把漂亮的日軍銀柄柳葉匕首,差點被處決。戰利品一律上交到旅一級單位,有些小戰役旅部也會委托團一級處理戰利品,好像從來沒聽說過團級以下有戰利品處分權的。有時有些戰利品上交后也會再退還回來,允許留用。</p><p> 有一次,我父親就是在一個日軍少佐尸體的軍裝上衣口袋外繳到一支1917年美國生產的派克金筆,他非常喜歡,但需服從規定,只好忍痛上交。不曾想過了不久,這筆被上峰給退了回來,指令我父親可以留用,可把他高興壞了。后來這支筆我父親一直用到他去世。</p><p>父親去世后,我母親將筆轉給我,我也一直在用,遺憾的是1994年在江西某地簽約現場不慎失落,愧心良久。</p><p> 我父親還領用過一條日軍的軍用毛毯,這毛毯應該是其他戰場繳獲的戰利品。毯子是單人格制,卷起來沒多大,質量非常好,雖然又輕又薄,但極其暖和實用,且不掉毛不起皺不沾水。我父親一直用到南下。后送給了南下路上蘇州的一位房東,因為那房東治好了他的疥瘡。</p><p> 戰利品分為三種:武器、物品、藥品,每一件都要造表登記,按“重要”“次要”“一般”分類,鋼筆屬于重要,毛毯則屬次要,而眼鏡和食品就算一般了。</p><p> 戰利品中有時有少量食品,但不多,至于藥品,我父親說他從沒在戰場上見過。</p><p> 打掃戰場還規定不準搜尸體,不得扒死者衣服。但我父親說戰場上日軍尸體并不多,因為日軍會想盡辦法甚至冒著風險將戰死的日軍尸體拉走,除了迫不得已才會留下。如果某戰役日軍死傷較多,他們還會組織專門的小股部隊突擊一下戰場,目的就是搶回尸體。這些小股部隊一般就十數人,每人左臂上綁一條白毛巾,到戰場時會朝天放槍,并不對著我們的陣地打。我軍官兵似乎也知道這些扎著白毛巾的小股部隊是拉尸體的,所以通常也不向他們射擊。這有點像戰場上的某種默契。但不允許他們靠的太近,太近了就會開火。日軍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也是將其他尸體拉走靠我們陣地太近的尸體,他們也只好放棄。可能日軍的軍紀也有相關的規定吧。</p><p>5、黨員團員:</p><p> 在那個年代,入黨入團不僅沒有任何好處或優待,還意味著危險。因為每到戰斗最艱難的時刻,比如沖鋒、爆破、誘敵、排險等等,黨員首先要站出來,先上,黨員死光了,團員接著上,沒有任何講價的余地。因為這個緣故,部隊中黨團員的犧牲的比例是相當高的,比普通戰士要高的多,所以那時入黨入團完完全全是覺悟,是勇氣。黨團員在戰士中有著非常高的威望。</p><p> 我父親1939年6月抗大畢業時入黨,到擔任指導員時已有數年的黨齡。作為基層黨員干部,他早已做好了隨時犧牲的準備。</p><p> 那時,部隊建制上沒有副連長一職,每個連設有一個作戰干事,這個作戰干事專司各戰斗位的協調,軍階排級,沒有指揮權,也不能調度戰斗布局。而連長是不準帶兵沖鋒的,這是軍紀,因為一旦連長戰死,全連的戰斗系統就會大亂,連級戰力機能性就會迅速下降,所以那時連長大多坐鎮指揮,帶兵沖殺在第一線的往往以指導員為多。</p><p> 但很奇怪的是,我父親卻總是幸運地與死神擦肩而過,除負傷外,竟然活了下來,這一點連我父親自己都感到驚訝。</p><p> 與我父親同批到達延安的11名同學,活到1949年解放后的包括我父親在內就兩個人,另一個叫丁辛。他與我父親是師范的隔壁班同學。我父親直到1951年才聯系上他,那時他任河南周口軍分區司令員,1955年獲頒軍銜為大校。</p><p> 其他九名同學除一位張姓同學病故外,余八位均陣亡。</p><p> 我父親抗大的同學在福建的就一位,女性,姓程名克,是文革前南平地委書記、文革后復職任福建省林業廳長劉健夫的愛人。程克八十年代曾擔任過福建省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一職,業已去世多年。</p><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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