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技術與行政 ——北京城的借調生活隨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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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科技大學現代領導科學與藝術研究中心教授 陳海春 引子：1999年春，我被學校借調到中央國家機關某部門工作，后來又陸陸續續去過若干次，大致在4、5個司局工作過。在北京城借調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難以忘懷的一段，我在北京城是一個生活匱乏但思想富足的人。那是一個在基層聞所未聞之地，見所未見之地，思所未思之地。我對自己的要求是“低姿態、勤工作、觀大事”：低姿態就是要學會裝孫子，這里的大爺特別多，輪不上我們做大爺；勤工作就是努力把領導交辦的工作做好，既不失職，也不越權，而我們這些人原本就沒有權；觀大事就是將對學校發展有關的大事記住，在為部里工作之余為派送我來此工作的校領導服務，因為，原單位的領導才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們這些在北京所謂“借調”一族的同志們大多如此，不過我還有一個收獲就是在工作之余思考和撰寫了一些東西。這幾天，剛好我把學校“兩代會”的主文件做好，有些空閑的時間，就把原來寫過的東西稍作修改，再寫一些新的東西，組成一個“北京城借調生活隨筆”系列。從我們部門往東不到二公里，穿過靈境胡同，就到了府右街，府右街旁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南海。中南海指北京故宮西側的兩個連通的湖——中海、南海，以及附屬建筑群的總稱，也稱西苑，1949年后，成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駐地和部分國家領導人居住地，因此，也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高層的代稱，有如美國政府之白宮，英國政府之唐寧街10號。中南海現在的主人是我們新的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主要是政治局常委們和中央書記處同志們辦公的地方。按照黨章的規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中央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辦事機構；成員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名，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并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 歷史經驗表明，黨和國家事業的前進和發展，必須有正確理論和路線的指引，必須有堅強的領導集體。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是在2002年11月15日產生的。十六大閉幕后的第二天，新的一屆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其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如下同志組成，他們是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干。這樣一批朝氣蓬勃、奮發有為的領導干部進入中央領導機構，這充分表明，我們黨興旺發達，前程遠大。一個時代的領導集體有著一個時代的特點。從這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整體情況看，有如下特點： ——本屆領導層最年長的是羅干，生于1935年；最年輕的是李長春，生于1944年。用錦濤同志在介紹常委時的話說“這是我們班子里最年輕的同志”“這是我們班子中的老大哥”。可見他們都是在共產黨建國之前出生，不少人的孩提時代是在戰亂中度過的，對舊中國的苦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對人民水深火熱的生活有著直接的感受。 ——他們的學業，特別是大學學業是在建國后，“文革”前渡過的，他們是新中國 “教育十七年”的產品。因此，第一，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精英”，當時的“毛入學率”——同齡人口上大學的比例，就是百分之一左右。因此，他們比同齡人學識和修養要好得多，人們注意到：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央領導，無論是即席演講，還是發表重要講話，常常引經據典，表達政治理念，其文化底蘊和學識，給人耳目一新之感。第二，他們得到了新中國最好大學教育，那個時期的大學教育的培養目標很明確，就是培養“國家干部”，國家給予這批人生活和學業的資助是其他時期的大學教育不可能辦到的，因此，他們對黨和國家有著極強的認同感和親和力。 ——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大多數是搞技術的，而且大多數時間在基層渡過，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比較“邊緣化”的。因此，第一，從政并非是許多人的初衷，而早期的技術背景，給了他們早期的生存空間和實踐場所。第二，在基層的多年生活，使得他們對中國的國情非常熟悉，即便他們有些人后來 “留學”過，但是與現在對中國國情知之甚少，又喜歡妄評天下的某些“海龜派”是不同。第三，“文革”中的邊緣化狀態，使得他們躲過人生的一劫，如果他們當時是“中心化”的人物，就不可能在“文革”后進入小平同志的“人事名單”，“文革”期間的“三種人”是小平用人的底線和禁區，這叫“路線出感情”；這也告訴我們，從政有個有趣的法則：你刻意做的事情對你未必是好事，而你不經意做的事情對你一生影響卻很大。不過，“文革”十年對他們最大的教益是：宏觀決策失誤對國家和個人帶來的后果往往是災難性，對此決策者是要承擔責任的。 ——他們個人的發展得益于某些“機遇”。從干部晉升的角度看，所謂“機遇”一是指具體的人——“貴人”，二是指由導致自己發展的時代。沒有某些具體提攜者的賞識和重用，誰都不會自己用雙腳走到特定的崗位，而沒有某些特定的歷史機遇，在有本事的人也只能是望天興嘆。第一，這批中央領導同志從政之路最初就是得益于鄧小平同志干部的“四化方針”和改革開放的時代。因此，對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十分感恩的。第二，他們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迅速成長和成熟起來，有些人本身就是這個集體的一員，因此，對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也是十分感恩的。第三，他們是“改革開放”時代的產物，通過二十多年的磨煉，他們有著非常豐富的工作經驗和閱歷，在觀念、心態和能力上與我們這樣一個時代有著高度的同步性，作為新的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是有能力駕馭全局的，是中國共產黨當然的歷史繼承人。 ——在他們走上黨中央主要負責人的崗位時，他們是年富力強的，其中“四大正職”的出生年齡是：胡錦濤（1942年）吳邦國（1941年）溫家寶（1942年）賈慶林（1940年）。中共領導人除毛主席外，鄧小平1978年主政時年74歲；江澤民1989年主政時年63歲；與同時期的大國領袖相比年齡差距也不大：美國的布什總統（1946年），法國的希拉克總統（1932年），英國的布萊爾首相（1953年），俄羅斯的普金總統（1952年）。 不過，從領導學的角度，我最感興趣的還是他們的發展背景、發展路徑和發展特征。其中，最明顯的就是他們早年的理工科教育背景、剛走向社會后的技術工作的經歷，以及后來從事行政工作所反映出的特點。簡而言之，就是走了一條早期技術后來行政之路。 按照我國學科分類標準，除軍事學科外，有十一大門類，包括文、史、哲、教、經、法、理、工、農、醫、管，一般來說，前6個稱為人文社科類，后4個稱為理工類，管理則橫跨兩大類。學習理工科的人要經過嚴格的科學訓練——科學思維、科學實驗、科學研究。學理工科的人往往有這樣一些特點：一是非常重視可操作性，光吹牛是不行的，要把東西做出來；二是非常重視工藝水平，只把東西做出來還不行，還要把東西做漂亮，才能得到同行的認可。因此，理工科好學難混，數理邏輯是最嚴謹的，只要一步一個腳印跟著走，就可以走出來，但稀里糊涂混是混不出來的。這種嚴謹、求實、精細、踏實的作風和習慣，從校園帶到社會，學術修養就變成職業素養。素養，指一個人在平時的鍛煉和教養，是一個人的內在素質和公眾形象的綜合體現；而職業素養，是指一個人在從業過程中穩定的表現。技術，包括工程，都是要真刀真槍干的，因此，它對人的知識和技能的要求是嚴格的，同時，對人協調關系，化解矛盾的要求也是嚴格的。從書本知識到實際成果，給人帶來了經驗，帶來了滿足，帶來了信心，也帶來了認可。因此，早期的理工科學業背景和技術工作背景，往往是人后期發展的基礎，甚至是發展的動力，這是被公認的事實。 行政工作是一個與技術工作完全不同的行當。所謂“行政工作”，狹義的講，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依據憲法和法律行使工作權力，對國家事務進行管理的一種組織活動；而廣義的講，就是指對公務或政務的推行和管理，人們一般指“行政工作”是后者。許多人恰恰是因為技術工作做的好而得到了組織的認可、識別和選拔，讓其轉行做行政工作的。但不是什么人都適合的，有如當年的孫悟空從花果山的“美猴王”到天宮的“弼馬溫”是何等的難受；不是什么人都愿意干的，有如當年人們要愛因斯坦競選美國總統，他卻知難而退；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沿著新道路走到底的，我國上世紀80年代初，為了配合國家的“四化”大業：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小平同志起用了一批“四化”人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來替代“扛過槍、渡過江”的老同志，人們俗稱“350工程”，即30年代左右出生，50年代左右的正規大學畢業生，可不少人幾年后就出局了。 真正從技術崗位轉到行政崗位，又能夠走到較高位置的人才是高手。沒有技術身份的優勢，他們不可能遇到同齡人遇不到的機遇，從政從來就是可遇不可求之事；沒有行政能力的優勢，他們也不可能在同樣有從政機遇的同齡人中脫穎而出，走到最后。那么，在行政崗位上生存和發展，究竟有什么訣竅呢，那就是“規范”與“創造”。沒有規范性，行政工作人員很難在組織內立足和發展，幾乎所有的行政領導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無論你多么有才氣和傲氣，在這里，你得按照規范性來，否則，要么你走人，要么我走人。沒有創造性，從業人員很難得到領導者的賞識和重用，幾乎所有的行政領導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在這里，你得按照創造性來，否則，要么你走人，要么我走人。這是因為，每一個下屬的規范性和創造性是組織規范力和創造力的基礎，而組織規范力和創造力恰恰是領導者由下往上發展的基礎，是他們的政績所在。 領導不發展，你又談何發展。由此可見，規范性和創造性，是行政工作人員畢生難以把握又值得追求的工作藝術！ 昨天接到一個培訓界的老朋友的電話，請俺本月中旬去外地講學，講學的題目是《心態激勵與責任擔當》，對象是一個大型國企的員工。按照慣例，先把課件發給了她，然后再把身份證號碼發給了她，按照“主題、對象、時長、地點”的八字套路，有了火車票，就可以走了。新冠肺炎大疫的源頭是哪里，眾說紛紜，有中國說、美國說、歐洲說，等等。但有一個事實是沒法說的，那就是在中國湖北武漢鬧的最厲害，鬧的最麻煩。而我恰好是這個城市的市民，老夫的身份證前面四位數4201，讓我一段時間成為過街老鼠。好了，許多城市，首先是北京，防控等級由一級調整為三級，北京西客站的湖北人“專享”通道取消了，老夫也可以恢復到正常的生活方式。當然，美篇還是要干的，這不影響我，因為早上總是我的時間。看到十多年前寫的東西，是何等的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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