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友華：第一百一十五章　建設公仆余震岳丨叁拾玖單元、建市元老與大廠

鄧友華

叁拾玖、建市元老與大廠 如果說，要在三明建市歷史上列出三位最被市民們念叨的行政長官，第一位無疑是建市元老張維茲，第二位是提倡精神文明的袁啟彤，第三位便是建設公仆余震岳。 第一百一十六章　建設公仆余震岳 1959年1月2日凌晨二時許，三鋼元旦出鋼結束福建省“手無寸鋼”歷史的最關健時刻，第一爐鋼水在運作時突然出現險情，廠領導十分著急，喊道：“余震岳，趕快采取措施！” 就在現場的余震岳為了排除險情，冒著高溫奮力從鐵梯攀到轉爐爐頂…… 這就是余震岳在三明建設史上的閃亮登場。（??摘引自三明市檔案館編：《檔案見證三明工業榮光》） 　　 　 　江蘇老家與南下服務團 余震岳先生，原名余國梁，1931年10月出生于江蘇太倉縣沙溪鎮外婆家里。他的祖籍是江蘇省無錫縣，老家在北門外前洲鎮浮舟村的田都里。祖上世代務農。他父親余洪寶青年時到太倉縣昆太電話公司當學徒，后來成了電話機匠。他出生時家境還可以，靠父親的工資維持一家的生活。 1937年“八?一三”滬戰爆發后，他父親隨公司經理趙貢三在轉移途中，被日寇殺害，同時遇害的還有他的舅父周永平等16人。因此，余震岳是在國破家亡的雙重苦難中度過他辛酸童年的。［1］ 在讀小學六年級時，他沉默寡言，埋頭讀書，由于學習成績好，級任朱老師在成績報告單上曾批語：“該學生成績優異，誠一佼佼者……”教歷史的潘夢麟老師也十分夸獎他。他領到了獎學金，下學期被選為級長。1943年夏，他小學畢業時，學校送給他一張小卡片，上面印了“卜他日之鵬飛”。［2］對于所有的苦難少年來說，老師和學校的賞識與關愛，都是他日鵬飛的跑道，這是人才成長的規律，余震岳只是用他的人生經歷又提供了一例。 隨后，由于家庭經濟困難，他僅差半年沒能在昆山縣立初級中學畢業，從此失學失業二年半。此間，他在沙溪聯絡并組織起一批失學失業的知識青年，以他為主結成了溪星文藝月刊社，以文會友，發泄對舊社會的不滿。他自己刻制了“溪星社”印章，討論制訂了簡章，他取名余震岳，既當編輯又做具體工作，先后發展四十多人，由社員自己寫稿，靠社員每月交的紙張費，由他和浦中一兩人刻蠟紙和油印，裝訂成冊后分發給社員。［3］《溪星》雜志共出6期(第5、6期為合刊)，在辦刊期間，他受到昆山地下黨員張震(又名張學明)的影響。當《溪星》出到第4期以后，他離開沙溪去了上海，《溪星》也就停刊了。［4］ 　　1948年7月，他正式改名余震岳進了上海一亞電工實驗室，在社會上找到了一個立錐之地。實驗室實際是個微型工廠，坐落在北四川路底多倫路燕山別墅29號的住宅里。一樓是飯廳和廚房，晚上是他們幾個學徒地板當床睡覺的地方，二樓是資方楊方朱先生一家人的臥室，三樓的亭子間就是工場，生產紙質電容器、半導體氧化銅整流器和小型高溫電爐，連楊先生在內，一共才七個人。楊方朱早年曾參加地下黨組織，由于在泉州參與領導“反饑餓搶米暴動”，遭國民黨政府抓捕而逃到了上海。楊的妹夫是國民黨上海港口司令部的副司令。有了“保護傘”，楊一面在上海招商局當工程師，一面在家里辦了小工廠。楊經常通過收聽新華社廣播向他們灌輸一些革命道理，并曾先后掩護從上饒集中營赤石暴動逃出來的同志安全轉去蘇北。楊與他們同吃同勞動，還鼓勵他們業余時間去補習英文。余震岳當時月薪才銀元一元，為了節省幾個錢，舍不得坐電車，每晚堅持從北四川路底步行到南京路上的夜校去補習英語。年青的他，擺脫了失學失業的痛苦，心想的是學好本領，將來可以出人頭地！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在解放前夕疏散到太倉縣城姑父處的他興奮極了，迫不及待地趕回上海。楊方朱先生這時十分忙碌，在解放前夕主動承擔了里弄的糾察工作，上海解放才幾天，他又忙于與華東局聯絡。6月初，楊先生找他們商量，由于上海才解放，經濟尚待恢復，他們實驗室生產的產品一時不會有銷路，他已聯系上了華東局工作的同志，決定參加華東軍區南下服務團南下福建，他們可以一同南下，也可以解散回鄉。年青的他們心向革命，除了倪德山想回海門縣老家外，其他五人(周兆璋、凌云、張仲華、杜維森和余)都一致同意南下。他當時想：投身革命到福建去，二、三年后經濟恢復了可以再回來搞生產。楊先生為他們報了名，給每人發了三元銀元。他寫信告訴母親，向她告別。為了安排好楊先生家屬子女的生活，他們在報到前趕制了一批氧化銅整流器，作為她們今后的生活來源。　　6月15日，他們一行六人由上海科普協會介紹到大同大學附中去報到，被編在第二中隊的一個小組里。6月17日，華東軍區南下服務團成立大會在大同附中禮堂舉行，出席大會的第一批團員共三百六十多人，除了他們六人來自工廠，幾乎都是各大學、中學黨組織推薦參加南下的學生。由于形勢發展很快，急需大量干部南下組建政權，上海市學聯召開動員大會動員青年南下干革命，報名十分踴躍，核準參加南下服務團的達二千多人，集中在復旦和滬江大學。他們在30日也從大同附中遷至滬江大學重新編隊，他被編在建甌大隊二中隊三分隊九小組，發了八一帽徽和新軍裝，胸章上寫的是“華東隨軍服務團”，他的胸章編號是1581號。［5］ 　　1949年10月，赴閩后的余震岳被組織分配到晉江城關區總工會，先后擔任過工作隊員、縣店員工會主席、總工會組織部干事。1951年3月，他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51年9月至1958年6月間，他先后在泉州市紀檢委和晉江地委紀檢委擔任干事和辦公室副主任。［6］ 　　在三鋼的日子里 　　1958年，福建省委為了改變省境內“手無寸鋼”的狀況，在三明市創建新興的工業基地。該年7月，余震岳奉調到三明鋼鐵廠，最初是擔任動力車間副主任，廠部元旦出鋼指揮部成員，負責1959年元旦出鋼的水、電、風等動力保障。10月8日，他從上海回到三明。工地上熱火朝天的氣氛感染著每一個人。省建一公司三處的第三工程隊，兩班倒砌筑45米高的熱風爐煙囪，二個月的工期只用了108個小時，質量很好。水泵房廠房，原計劃五十天建成，結果只用了八天。煉鋼車間正在緊張安裝轉爐，為了確保生產用水，市水廠用松木箍成直徑900毫米的木管，用元鋼做成的鋼筋箍住，代替水泥管，從鐵路邊一直接到三鋼的水泵房蓄水池。為了安全供電，除了由熱電廠用木桿架設連接線到三鋼廠區邊上的方形木桿塔，還從省里調來了列車發電站，外部力量都在為三鋼的元旦出鋼出力，他們廠內更是要千方百計知難而進，為元旦出鋼，改變福建“手無寸鋼”的歷史而忘我工作　　因時間緊，材料缺，人員少，他把主攻方向定在供水上，由本鋼調來的老電工溫墨林帶幾個人負責架設從方形木塔到煉鋼車間和水泵房的供電線路。他和本鋼調來的供水老工人夏寶忱、郝書策、安義堂等六人負責安裝水泵和鋪設從水泵房到煉鋼車間的臨時管路。那時，材料又供不上，沒有水管彎頭，他們就自己加工，缺少安裝材料，他們設法找代用品。他們扛鋼管、抬水泵、用板車運材料，每天都是早出晚歸，中午吃在工地，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這樣連續苦干了十多天，終于在十ー月底提前完成了任務，受到了廠部的好評。 　　1958年12月30日，三鋼元旦出鋼的一切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就緒，全廠沉浸在期昐和緊張的氣氛中。31日，給煉鋼車間供電的列車電站有故障，電送不過來，煉鋼車間的化鐵爐鼓風機無法啟動，沒有鐵水也就無法煉鋼，直到元旦那天，供電正常了，余震岳再次檢査了水、電、風等動力保障的安全情況。這天深夜，煉鋼車間里燈火通明，熱浪滾滾，各個工段都在緊張有序地做著準備工作。不少來賓在廠領導的陪同下來到車間現場，他那時對來了哪些來賓并不在意，滿腦子想的是要確保煉鋼的供電、供水和供氣不出問題。次日凌晨二時許，通紅的鐵水從化鐵爐里流入鐵水包，由行車吊起鐵水包把鐵水倒進轉爐，傾時，火焰騰起，轉爐吹煉的轟鳴聲振蕩著每個人的心。才吹煉了十幾分鐘。突然，轉爐爐頂的防火焰噴燃屋頂的水箱，由于是非標設備，所用鋼板太薄，經不起高溫燒烤，鋼板在不停地鼓動，情況十分危急。萬一水箱爆裂，后果不堪設想！這是福建省的第一爐鋼水，許多來賓都在現場觀看，面對險情，廠領導也十分著急，不知道是哪位領導喊道：“余震岳，趕快采取措施！”［7］　　就在現場的余震岳知道，為了排除險情，只有設法攀到爐頂，關閉水箱的進水閥門，打開放空閥門。他就迅速從別人身上抓了一件帶有帽子的短雨衣穿在身上，從鐵梯攀到轉爐爐頂，去及時排除險情。他踩在水箱的鋼梁上，冒著高溫和腳下轉爐噴出的鋼花，一只手抓住鋼梁，固定住身體，另一只手使勁關了閥門，并打開了放空閥，在處理完畢后，他從梯上下來，著實松了一口氣，也有些后怕。雖然后來水箱燒毀了，但避免了一起惡性事故的發生，保證了第一爐鋼水的順利吹煉。當耀眼的鋼水在午夜里澆注入鋼錠模時，鋼花飛濺，大家都在歡呼，他也由衷地感到欣慰。事后，廠領導和同志們都贊許他的行動。　　元旦出鋼后，廠部要求動力車間再接再厲，為1號高爐國慶出鐵做準備。為了保證在國慶節出鐵，向國慶十周年獻禮，他連續三天三夜堅持奮戰在鍋爐旁和汽機房中，馬不下鞍，身不卸甲。他還自制了測量汽機振動的振動表，并提出了改進鍋爐的建議，這個建議得到了上海鍋爐廠的贊許和采納。　　1959年9月15日，1號高爐按計劃開始烘爐，按操作規程，汽輪鼓風機需空轉72小時正常后才能投入生產，但因急于在國慶節出鐵，省冶金廳唐曉光廳長要求縮短空轉時間，馬鳴琴廠長遂決定空轉24小時，于是10月1日上午8時40分，1號高爐點火送風，下午6時左右，鼓風機突發事故，停止送風，那時估計在高爐爐缸里已有鐵水一噸左右，如果凍結在爐缸里，那就麻煩了。廠領導決定高爐保溫立即采取措施，把轉爐煉鋼車間的兩臺鼓風機并聯向高爐送風，經過近17小時的搶救，終于在10月6日晚10時50分打開出鐵口，流出了鐵水，一直到10日才完全排出，但爐膛已嚴重損壞需要檢修。　　廠部決定2號高爐在春節出鐵，1959年農歷除夕，高爐準備投料，汽輪鼓風機試運轉，鼓風機又出現了間題，經檢査是葉輪的平衡塊脫落，懷疑連接軸也有問題，這故障在三明沒法解決，汽輪鼓風機急待修復，他是分管生產的動力車間副主任，經與汽輪機廠派來的瞿師傅研究，決定立即帶著短軸趕去上海，時值除夕，他來不及回家取衣物，和瞿師傅二人用麻袋包裹了短軸坐廠里派的吉普車到火車站去趕北上的火車，他順手借了熟人的一頂皮帽，把節日加餐票托人捎給家里，就跳上汽車直奔火車站。當他們踏進車站時，還沒有買票，站臺上的鈴聲已響，列車馬上就要啟動。他立即找了站長說明情況：“高爐出鐵急等修復這個部件，我們必須搭乘這次列車去上海，否則耽誤了時間誰也負不起責任。”站長當機立斷馬上吹哨叫停了已經啟動的列車，讓他們二人抬著短軸上了列車。在調試好短軸后，初三上午，他們又立即坐上南下的列車趕回三明安裝。也就是短短幾天，辛苦的奔波換來了設備的安全運行，風機又重新呼嘯著住高爐送風了，終于在2月27日，2號高爐練出了第一爐鐵。　　1961年11月6日，廠黨委下通知免了他的廠部技術科科長職務，調任煉鐵部主任。因事先已找他談了話，他10月5日就到煉鐵部去熟悉情況進行工作了。煉鐵部是三鋼的主要生產部門，也是廠里最大的一個基層單位，其他如煉鋼、軋鋼等均為車間建制，唯獨煉鐵設部，下轄高爐、燒結、機修和原料場四個車間，在冊人員1613人。他和三位副主任相互支持，分工合作，配合得不錯，每月生產生鐵2700--3000噸。他在煉鐵部任職至1962年6月24日高爐停產。高爐停產后轉上設備維修保管他也一直堅守崗位，直到調離三鋼。［8］ 　　分管小市工業 　　1963年7月，三明市改為地區成立縣級市，余震岳調任三明市計委副主任，市委工交部副部長；1964年，他又升任三明市副市長，并到廈門參加“四清”運動。“四清”結束后返回三明市分管計委、工交和基建。“文革”初期，在擔任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期間，指揮修建了城關大橋和中銘、白坂兩條公路，還指揮修建了荊西公路大橋，功在當時，造福后人。1971年5月，在三明市黨代會上被選為市委常委，后擔任生產指揮處長、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副書記，直到1982年調離三明市。［9］ 　　余震岳從三鋼調到小市是張維茲在特殊時期儲備人才的杰作。20世紀60年代初，為了貫徹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和省委的貫徹意見，張維茲首先考慮的還是盡可能保留技術骨干、業務人員和老工人。他到各廠與廠黨委研究，制定貫徹“八字方針”的具體方案，指示告誡各廠一定要把技術骨干留下來，以備將來形勢好轉時派上用場。市委還專門發了一個文件，通知各廠在精簡機構，壓縮多余勞動力中對富余的領導干部、技術干部不能外流，由市委統一調配。全市壓縮勞動力任務完成后，立即從這些廠中調整出一部分干部充實到地、縣兩級機構。［10］ 　　余震岳在《我心目中的張維茲同志》中曾經寫過：1958年從泉州調來三明后，張維茲同志一直是他的老領導。首次認識張維茲同志是1960年，他擔任三明鋼鐵廠技術革新辦公室主任的時候，當時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正在全國的工廠企業中蓬勃展開。三明，是一個新興的重工業城市，作為地委書記的他，親自抓廠礦的“雙革”運動，聽匯報、提要求。治金部在鞍鋼召開全國技術革新會議，張維茲親自帶隊參加。在去鞍鋼參加“雙革”會議的路上，經過山東濟南，余震岳從一些山東的老同志口中，知道了張維茲1949年南下時是先到了蘇州任職，后來才從蘇州調來福建。并不像其他南下福建的干部那樣，是從山西或河北成建制地南下的，沒有什么老上下級、老同鄉之嫌。干部來自五湖四海，按他自己的說法，人際關系是“人和萬事興”。兩人在這次會上初次接觸，余震岳十分敬重張維茲的品德，張維茲也賞識余震岳的組織才能，兩人都互相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11］ 　　1963年6月，三鋼全面停產，余震岳在移交了高爐停產后的設備維護工作以后，就隨著廠黨委書記牟星伍同志和廠長徐祇福同志，調到新組建的地屬三明市工作。張維茲同志是地委第一書記，市人委與地委的辦公地點僅一墻之隔。1964年5月，余震岳擔任市人委副市長后，與張維茲的接觸多了，特別是關于市區的工業布局和城市規劃，經常能聆聽張的指示。張在三明的城市規劃上，一直按照1959年3月擬定的《三明城市總體規劃意見》去執行，要把三明建設成像多瑙河畔的布達佩斯那樣，建成一個新興的帶形工業城市。沙溪河西岸是重工業區，河東的徐碧是重機、特鋼和輕工業區，富興堡也是輕工業區，列東為行政中心和生活區，在河段之間要建幾座大橋，連接工業區和生活區，兩岸均有大道組成交通網絡，江濱辟為公園。我們在工作中也一直按照這一藍圖建設著我們的城市。在城市綠化方面，張維茲敦促選擇好的行道樹樹種，余震岳他們在主干道上就選擇了法國梧桐。這種樹夏天像傘一樣，可以遮陽，冬天落葉又有陽光，像南京市通往中山陵的大道兩邊的梧桐一樣美麗。 　　在城市工業布局上，張維茲是盡心盡力，而余震岳是再接再厲。1959年夏，葉飛同志陪同華東局書記陳丕顯同志來三明視察，張維茲同志在匯報時，抓住機會提出要求，希望上海能支授一批輕紡工業工廠來三明支援建設。當時正是上海支援全國內地建設的時期，陳丕顯同志當即表示可以從上海搬遷一些輕工業廠來三明配套。隨后省委正式向華東局寫了報告，華東局決定從上海搬遷三星糖果廠、奇美內衣廠、長寧印刷廠、永久制鞋廠、傅振興五金廠、中國金屬制品廠、新興電機廠和玻璃廠等首批工廠到三明支援工業建設。從1960年到1961年，這些廠先后來到三明落戶，為三明市屬工業的起步和改變市區的工業布局開創了局面。但輕工業的比重仍不足，用張維茲同志的話來說，僅有牛郎，沒有織女不行。張維茲竭力爭取省里的支持，又先后從沿海城市陸續遷來了包括塑料、農藥、制藥、機床、齒輪、工模具、鍛沖件等多種門類的工廠，隨后又有了上海第二批的遷廠單位，國棉26廠和立豐染織廠。1966年，又從上海遷來了泰昌膠合板廠和永昌五金廠。這樣的省內外支援三明和本地的加快發展，使三明市區的工業結構逐漸趨向合理，有了個門類較多的工業體系。這是一個城市的脊梁，有了一定規模的工業，才能形成一個新興的工業城市。張維茲同志在這方面傾注了心血，為三明人民作出了貢獻。［12］因“文化大革命”對張維茲同志的沖擊是巨大的，一夜之間他成了三明地區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被“解放”出來后，又是離開三明去龍巖任職。余震岳則還留在小市的領導崗位上。 　　余震岳在擔任三明市副市長和市委副書記期間，雖有十年時間處在“文革”中，但他能夠兢兢業業，立黨為公，千方百計抓人才，引進技術骨干，吸納大中專畢業生，積極爭取外地的工廠遷來三明落戶，力爭設備的更新改造，增強競爭實力，搞好內外協作配合，提升產質量，努力發展市屬工業。對他在這段時間的工作后來得到了肯定。2002年8月《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南下服務團?巻四?綜論》一書中，對他作出較高的評價:“在“三鋼”擔任煉鐵部主任的余震岳同志于1963年調入原縣級的三明市工作，并于1964年起先后擔任分管工業的副市長和副書記，直到1982年調離。在這18年間，三明市的工業總產值從112萬元增長到1.6億元。這當然是市委領導和全市人民努力的結果。余震岳也為此克盡職守，付出了許多艱辛的努力。余震岳同志的經歷也反映了許多服務團同志對福建工業的創建一一挫折－一再發展一一崛起的過程中所走過的道路和表現的不懈努力。”［13］ 沙溪河與集郵等 　　粉碎“四人幫”以后，余震岳卻被誣為“策劃三明武裝暴動的主謀”，接受了長達四年多的審査，被關840天，直到1981年4月，三明地委批復“經過內查外調，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屬于錯案，這個責任在地委”，予以平反。同年5月，經福建省委批準，撤銷對其停職檢查的決定，恢復市委常委、副書記職務。［14］ 　　也許是有緣分，余震岳生于江蘇省太倉縣沙溪鎮，他的后半生又與“沙溪”掛上了鉤，不過彼“沙溪”不是此“沙溪”，那是地處福建省的沙溪。［15］ 　　先說沙溪河上的城關大橋。 　　1970年5月17日上午，沙溪河水暴漲，城關浮橋斷開，由于渡船超載，導致在河中心傾覆，干部群眾22人不幸遇難，慘痛的教訓引發了修建城關大橋的決心，經上級批準，1970年6月成立工程指揮部，由余震岳擔任總指揮。他們自行設計，全民動員，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大橋。1970年10月1日大橋正式開工，各行各業的干部群眾都積極參加義務勞動，社隊也慷慨捐獻木材和毛竹，經過不到二年的奮戰，1972年6月，全長306.77米、高18米，橋面寬9米，兩邊人行道各2米的城關大橋勝利建成，總投資才105萬元。在建橋過程中，沒有發生重大的傷亡事故。 　　1972年7月1日通車典禮那天，余震岳揮動著指揮旗指揮車輛過橋，內心十分興奮。他感覺到，這是他在三明留下的又一個足跡。在修建大橋的同時，他又肩負起修筑中銘和白坂二條公路的任務，大橋工程指揮部改為“二(路)一(橋)工程指揮部”，仍由他擔任總指揮。［16］ 　　行文至此，或許可以這樣說，張維茲在1958年為三明這座城市所畫的那張藍圖因了“文革”未及實施還大多是在紙上，那些美麗的構想落實到土地上的只是一部分，余震岳接過了接力棒，在擴大工業規模和服務遷明企業上做了很多工作，在建橋修路上補了一些城市建設的歷史欠賬，所以他會被樸實的市民們牢記著。再后面，同為南下服務團的袁啟彤書記又提倡和實踐了精神文明建設，一座城市所需的配套逐步完成，精神文明和麒麟山、瑞云山兩座公園一起成為市民口耳相傳的紀念碑。 　　再說回沙溪河。 　　福建省委、三明地委對于開發沙溪十分重視，于1982年將余震岳調到沙溪規劃開發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以后又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任。經過十年努力，十年奮斗，市里并沒有多少資金投入，僅給三個人員的編制，在他的努力下，爭取省閩江辦、省水電廳和省交通部門的支持，配合水電部華東設計院和南京大學等單位，先后實施了永安到沙溪口河段的勘察測量，完成了《沙溪永安至沙溪口河段水電開發規劃》、《航運規劃》和《沙溪流域國土規劃》。永安以下河段西門、貢川、竹洲、臺江、斑竹、沙縣、高砂和官蟹等八個梯級電站于1992年9月后先后開發，沙溪流域開發的設想和規劃在福建省委和三明市委的領導下，終于成為現實。 　　十年治河，他與華東設計院真誠合作，結下了深厚友誼。華東院不僅積極做好勘察，測量和規劃設計，還主動向有關方面呼吁開發沙溪。上至院長，下至測量隊員與他關系都很好，儼如一家。張發華院長稱他為兄長，總經濟師蔣鳳俊也與他稱兄道弟，退休后至今仍保持聯系。副院長陳正雄退休前特地到三明故地會友，在飯后動情地對他說：“下輩子我還為你打工！”兩人激動得都流淚了。他們都是為祖國建設的同一目標攜手共進的人。 　　1992年10月，經過了40余年的革命生涯，余震岳辦理了離體手續。離休以后又被聘為三元區政府竹洲水電站顧問。步入老年的余震岳先生，夕陽無限好。他熱心集郵，頗有成果，曾擔任福建省集郵協會常務理事、學術委員，三明市集郵協會名譽會長、顧問。《樹》和《五星紅旗》郵集獲省展銀獎，《中國橋》等多部郵集獲省展銅獎和三等獎。1992年10月和2002年8月，他先后二次被評為全國集郵先進個人。［17］　　我和余老有文字之緣。因我年輕時在三標廠呆過，他寫的回憶金屬廠的文章陪伴了我十幾年，我做三標廠的題目時引用了很多他寫的資料，出書時特地委托楊慶楨先生送本給他，以表謝意。他看了非常高興，找楊要了我手機號碼，與我有了聯系。當年的老領導和“小屁孩”如今成了忘年之交。 　　他有一首自嘲為打油詩的詩寫得很具概括性：　　一生正直　　兩袖清風　　三明創業　　四海為家　　五十治河　　六十離休　　七十郵齡　　八方交友　　九秩高壽　　十分知足　　三明是塊多情的土地，市民也都人眼是秤，真假善惡，美丑功過，自會明察，也有評價；或毀或譽，或高或低，自有分曉，并不含糊；這就是市井中的歷史，口中之碑…… 注釋：［1］［4］［7］［9］［13］［14］［15］［17］肖迅：《建設功臣余震岳》，江蘇《太倉文史》第十九輯，第15－16頁。［2］［3］［5］［6］［8］［16］余震岳：《八十回眸》（回憶錄）［10］鄭升旗：《張維茲，三明人民懷念您》，三明市文聯編輯《三明故事》，海峽出版發行集團、海峽文藝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56－57頁［11］［12］余震岳：《我心目中的張維茲同志》，《上善若水――張維茲紀念文集》，第217－220頁。題圖照片：2007年9月2日，余震岳與南下服務團的老戰友、省人大原主任袁啟彤在泰寧“海峽情”兩岸郵展現場。 　　二0二0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二十八日初稿五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三十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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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友華：第一百一十五章 建設公仆余震岳丨叁拾玖單元、建市元老與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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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友華：第一百一十五章　建設公仆余震岳丨叁拾玖單元、建市元老與大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