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夢拾零 ——漫憶五十年前的童年趣事

野水孤舟

<h5></h5> 　　經(jīng)常有朋友抱怨說：“眼前的事兒記不住，過去的事兒又忘不了”。其實我們都知道，那是在說——你，老，了！ 匆匆歲月，蹉跎人生，如今的自己，雖然已經(jīng)是滿面風霜、半頭白發(fā)，卻常常在夢里回到兒時的生活。曾經(jīng)在學校操場上與同學嬉戲打鬧，到什剎海游泳垂釣，或者結(jié)伴去郊野“探險”……。然而，那些少年時期的回憶大都是些殘碎的片段，有些已經(jīng)很模糊了。 又到了春明柳綠，花絮飛揚的季節(jié)。在蝸居之中，泡一杯清茶，在淡淡的茶香和滿眼的新綠中，把這些零散的記憶收拾一下，遂成幾段小文，只為從回憶中品味些五味雜陳的感受，以及歷經(jīng)五十多年的風霜卻仍然安好的滿足。 鼓樓中學的老屋 北京鼓樓中學1963年成立，前身是東城師范學校。1986年后又更名為北京財經(jīng)學校。現(xiàn)在的財經(jīng)學校設有普通初高中班，師訓、師范班、還有文物班、財稅班、會計班。 鼓樓中學南院在國興胡同的南側(cè)，院內(nèi)建筑雕欄畫棟，曲徑通幽，在清代這里曾經(jīng)是蒙古親王那彥圖王府的花園。而學校北院中部有幾間老式的北房，在一片新建的教學房舍中顯得別具一格。房子建在幾十公分高的臺上，門前有幾級石臺階。硬山筒瓦，居高臨下。從房子的規(guī)模和造型上看，似乎是王府中規(guī)格較高的殿宇。我們在校時，這里是學校圖書館。不過當時正值文革時期，圖書館在遭到前期劫掠后，一直處于關閉狀態(tài)，且對學生防范甚嚴。在校兩年多，我甚至根本沒有一次機會進入里面參觀瞻仰。因此，對這座建筑，我一直是耿耿于懷。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老屋</h5> 　　2018年夏，趁中學同學聚會的機會，在曾留校任教的老同學帶領下，我們一行十數(shù)人回校拜訪，看到那座古老的建筑竟然還在。經(jīng)過修葺，這座房屋已經(jīng)煥然一新，現(xiàn)在是“鼓樓話苑”的所在。幾十年過去，由于地面逐漸增高，這座殿宇門前的幾節(jié)青石臺階已然消失，地面與房屋門限齊平，看起來比記憶中的那座殿宇低矮了不少，失去了高大雄偉的氣勢。我們在這座老屋前久久徘徊，追憶中學時代的歲月。當年的意氣風發(fā)的老師們?nèi)缃駪请ｑ罄先肆耍行┗蛞央x世；而滿懷理想的同學們，一別近五十年，再次見面，也都是滿頭銀發(fā)，面染風霜了。唉，時間都去哪里了？！ 鼓樓 鼓樓可以說是居住在這一帶的人們心目中的北京。 我們現(xiàn)在所見到的鼓樓初建于明朝永樂年間，一直以來，它和鐘樓一道，是北京城市的報時中心。民國時期，京兆地方衙門在鼓樓與鐘樓之間就開辟了平民市場，據(jù)老人們回憶，這座“平民市場”在北城儼然是一處民眾游樂場所，這里既有固定的集市，也有平民娛樂的攤檔，其影響幾乎與當時的天橋齊名。簡直是附近民眾的樂園。 解放后這個市場被改名，叫鼓樓市場。市場由南北向的三排房子組成，西邊一排是庫房和辦公室；中間一排是魚肉菜蔬和油鹽店；東邊一排有估衣鋪、大食堂，南頭有茶館，下午和晚上還有說書唱詞的。大食堂里賣油渣湯和清醬肉的，給我留下挺深的印象。此外，還有一個供兒童閱覽的小人兒書店。在那個小人兒書店里，我和家兄看完了全套的《岳飛傳》和《楊家將》。沿著鼓樓北側(cè)的圍墻，那時還有不少臨時性的小攤點，比如賣魚賣菜的，買玩具和擦臉油的，在那口大鐵鐘的旁邊，還有半大孩子賣蛐蛐兒賣蟈蟈兒。每天這里熙熙攘攘，十分熱鬧。60年代市場營業(yè)仍然旺盛，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來臨，不知是何原因，竟忽然就徹底關閉了。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當年的鼓樓市場</h5> 　　此后這里就一直處于關閉狀態(tài)，直到1984年被徹底拆除。 　　六十年代，文革之前，鼓樓里邊是東城區(qū)文化館的地盤。北側(cè)臺基依斜坡安裝固定的條凳，建成簡易的露天劇場。劇場每天晚上放映電影，票價五分。有時候也有劇團來演出京戲、評戲、梆子等。票價稍貴，也就是幾毛錢吧。一間售票室在鼓樓東門那邊。賣票的好像叫老崔，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平平常常的一個人，并不引人注意。 每當有了新片上映，吃過晚飯后，我便隨家兄一起早早趕來，買票入場，找好座位，靜候電影開映。傍晚的露天劇場，大喇叭里反復播放“喜洋洋”、“紫竹調(diào)”等歡快樂曲，仰頭看著天上數(shù)以千萬計的歸燕在鼓樓的高檐下盤旋飛舞，直到兩遍電鈴響過，電影開始放映。那個時候好像是我最為享受，也是最無煩惱的時候了。記得在鼓樓劇場曾看過的電影有《南海潮》、《六號門》、《馬蘭花》、《節(jié)振國》等，還看過話劇《南海長城》。 后來，好像是劇場維修，停止營業(yè)了。于是，又在鼓樓內(nèi)一層大廳里放了一臺黑白的小電視機，賣票觀映，票價3分。那時候，有電視機的家庭絕少。每到晚上也有不少人前來觀看。我和家兄當然也是常客。 66年文革爆發(fā)，劇場關閉，電視也不放映了，賣票的老崔不知因為何事，在他那間票房里上吊死了。有傳聞說他是“階級敵人”，但究竟是怎么回事，當時我等小童不得而知。鼓樓自此不再對普通民眾開放。 鐘樓，在鼓樓的北邊，當時屬于東城區(qū)教育局管轄，設有少年兒童活動站。小學時，曾跟隨學校苑老師在那里邊練習打乒乓球。但我自小無長性，練了沒幾個月就放棄了。文革前，每到周六下午（那時是每周日休息一天），學校組織我們?nèi)ョ姌腔顒樱蚱古仪颍x書報，草地上“騎馬打仗”，追逐嬉戲。少年之家還偶爾來人給小孩子們發(fā)放電影票。文革開始后，鐘樓也關閉了。 1984年，鐘鼓樓修繕，東城區(qū)文化館等機構(gòu)遷出，鐘鼓樓廣場開始整治。將市場內(nèi)的所有單位和居民用房全部拆除。 1988年，在廣場上開設“風味小吃市場”，其中還有供老藝人表演絕活的場所。1999年，又將小吃市場拆除，并于2000年建成“鐘鼓樓街心文化廣場”。 文革當中，鼓樓前邊長長的圍墻（南墻）成了紅衛(wèi)兵造反派組織張貼大字報的重地，大字報的內(nèi)容，一開始多是批判劉鄧司令部，后來逐漸演變?yōu)楦髋蓜e之間的相互攻訐謾罵。今天你貼，明天就被他的所覆蓋，常有因此而在街頭爭辯甚至扭打的事發(fā)生。 大字報層層覆蓋，累累相疊，厚至寸余，每到夜間就有撿破爛的半大小子，腳踏軸承三角車，呼嘯而來，將墻上的大字報手撕刀鏟，席卷而去。 那個時候，不知什么原因，撿破爛的特別多，都是十來歲的男孩。他們每人腳蹬自制的軸承三輪小推車，車上置一籮筐，孩子們手扶籮筐，一足踏車，一足蹬地，待小車滑行且動能十足時，便雙腳立于車上，滑行十數(shù)米，繼而再蹬。軸承與地面摩擦，轟然作響，有時還火星紛飛。他們往往是數(shù)人或十數(shù)人結(jié)隊而行，每人腰間別著短把的二齒撓子或鐵片鏟子，在大街上風馳電掣，招搖過市，也足以引人注目，竟成街頭一景。 油炸丸子 少年正是身體發(fā)育時期，能吃。而我們的少年時期，因那時生活水平較低，不得所需，所以特別能吃，且貪吃。那時一件與吃有關的事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寶鈔胡同與法通寺（華豐）胡同交匯的東北角上，在上世紀60年代，曾有一個小飯鋪，兩間房子，坐東朝西，屋內(nèi)低矮，光線稍暗，兩三張老舊方桌，幾個木凳，或可容納十來個食客。小飯鋪早上賣油餅豆?jié){燒餅螺絲轉(zhuǎn)兒，中午晚上賣大餅和炒餅，好像也備有幾個小菜。與北京街頭常見的飯鋪一樣，普通而不起眼。 但是經(jīng)常在這一帶走動的人們都知道，這家小飯鋪有一味“美食”讓人垂涎難忘，足堪懷戀。每天下午4點多鐘，正值附近學校放學，家庭主婦上街買菜的時候，飯鋪的大師傅們便在門外用鐵皮桶改裝的大火爐子生火，架上油鍋，開始制售油炸丸子。那是一種五公分左右扁而圓的丸子，似乎是用淀粉和五香料制成，灰白色，經(jīng)過油炸之后，外焦里嫩，趁熱食之，那味道咸鮮酥糯，香美無比。售價每個二分錢。店家現(xiàn)炸現(xiàn)賣，買主現(xiàn)買現(xiàn)吃。每當此時，油炸丸子的香味兒在街上彌漫，讓多少放學由此路過的小二郎為之駐足，流連徘徊！又讓多少家庭主婦將本來買菜的錢“挪作它用”！在六十年代，物資供應相對匱乏，普通百姓人家生活拮據(jù)，尤其是像我等這樣的學生，經(jīng)濟不能獨立，想要常啖此物，并非易事。 后來我參軍離開北京，在軍營中還常常惦記著這油炸丸子的美味。1974年，當兵后的首次回京休假，我又專門跑到那里去尋找舊時味道。然而彼時小飯鋪已然升級改成飯館，油炸丸子不再賣了，炸丸子的大師傅也不見了。面對裝修過的那兩間鋪面，我不禁悵然，若有所失。后來老同學聚會時，聽到不少同學回憶說，他們也有與我相同的感受和揮之不去的記憶。 毒瓦斯和煤堆 寶鈔胡同南段空軍后勤部西門的馬路對面，舊有北京造紙四廠的一個車間，時稱“濾紙廠”。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該車間生產(chǎn)時，每天數(shù)次向空中排放燒堿的臭氣，被附近小兒戲稱“放毒瓦斯”。每到臭氣降臨時，附近居民們便紛紛關門下窗，減少出行。那時我還太小，沒有聽說過有人因此向工廠或政府發(fā)難。京城子民之忠厚堅忍，可見一斑。大約在文革開始前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濾紙廠的臭氣竟然沒有了。應該是技術改造升級的結(jié)果吧。 草廠東巷南北走向的胡同原來較寬闊，濾紙廠在此處堆放燃煤，長可二三十米，高近院墻，時稱“煤堆”。那時小孩子好動，每次由打那里路過，放著平坦的路不走，偏愛從煤堆上翻過。濾紙廠有一位四五十歲的大爺專門負責用兩輪手推車往車間送煤，人稱送煤老頭。那時我十一二歲，正是淘氣的年齡，趁那老頭推車往車間送煤之際，將他鏟煤用的大鐵鍬藏在煤堆頂上，然后躲在自家大門后邊看那老頭四處尋找鐵鍬，以此為樂。后來跟同院的小伙伴吹噓此事，被老媽聽見，遭到嚴厲訓斥，還被罰去幫老頭鏟煤裝車，一干竟達半月之久。 現(xiàn)在，煤堆沒有了，街道社區(qū)在這里蓋了一排小房子，許多外來務工的人家在這里租住，一派混亂骯臟的場景。 養(yǎng)魚、撈魚蟲 文革開始后，學校停課。先是學生造反，給老師校長貼大字報，后來是社會上抄家，批斗“走資派”和“黑五類”，再后來是各路紅衛(wèi)兵造反組織之間相互攻訐，一天到晚轟轟烈烈，鬧鬧哄哄。再到后來，造反的烈火漸漸熄滅。忽然有一陣子刮起了養(yǎng)熱帶魚之風，幾乎家家戶戶的中小學生都傾情投入。那時，學生養(yǎng)魚沒法跟現(xiàn)在相比。受當時的生活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限制，魚缸、過濾器、加熱棒、甚至魚餌料等因?qū)儆凇八呐f”之類，市場上統(tǒng)統(tǒng)沒有銷售，即使有，一般學生也買不起。 一般養(yǎng)魚的入門，是從關系較好的同學那里索要幾條“孔雀”、“紅箭”等小魚苗，養(yǎng)在玻璃的罐頭瓶中，再放一兩株燈籠水草，看那花花綠綠的小魚兒在瓶中游弋，穿梭于水草當中，真是陶然怡神，樂在其中。不知是花鳥魚蟲消磨了人的斗志，還是斗志消磨之后心靈需要一些慰藉，反正彼時養(yǎng)魚成風，不少人沉迷于此，竟把階級斗爭拋諸腦后。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那時養(yǎng)魚可沒有如此精致</h5> 　　再后來養(yǎng)魚漸成規(guī)模，也有人開始自制魚缸，淘換點兒角鐵，鉚焊成框，玻璃店里買幾塊5厘（以上）的厚玻璃。安裝刷漆，儼然也是有模有樣，成了家里耀眼的一件擺設。 至于喂魚的餌料，說來真是曲折艱難。魚兒喜食活餌，如此才能健康發(fā)育，色彩鮮艷。而欲得活餌，則全靠自己跑到“城外”窯坑中撈來魚蟲或護城河里篩得紅線蟲。 所謂“魚蟲”，實際上是淡水中生活的一類浮游生物，小米粒大小，在水中作跳躍式運動，有粉紅色和淡綠色的區(qū)分。因形狀和行動很象跳蚤，所以又稱“水蚤”，是魚兒喜食的餌料。 撈魚蟲，首先要制備撈蟲工具。用粗鐵絲彎成直徑五、七寸的圓圈，再用紗布（豆包布）做成約二三尺長的圓筒，一端綴于鐵絲圈上，另一端用線繩扎緊，形成網(wǎng)兜。然后將網(wǎng)兜緊緊縛于一條長竿之上，長度有一米左右的，也有兩三米的，視你能找到多長的竿子而定。再預備一個小鐵桶，用來盛放魚蟲，有此兩樣工具，算是粗具裝備，便可伺機出動，撈魚蟲去了。 一般是天剛黎明時分，一幫小孩子（基本都是男生）便結(jié)伴出發(fā)，趕往城外的青年湖或更遠一點的久大窯坑（今天的柳蔭公園）。如果出發(fā)稍晚，被別人占了先，則此一行便可能是無功而返，所以必須得趕早。一旦來到水邊，撥開蘆葦，將網(wǎng)兜插入水中，手握長竿，舞動網(wǎng)兜在水中做8字型運動，一會兒功夫所得魚蟲便夠家中魚兒幾天飲食。后來，養(yǎng)魚的人多起來，窯坑魚蟲不敷供應，就有一些年齡稍長的，騎自行車結(jié)伴往更遠處跑，比如立水橋、白石橋等地。 紅線蟲又叫水蚯蚓，樣子像蚯蚓幼體，全身紅色，細長，一般4厘米左右，通常生活在河水或污水中，繁殖能力隨著氣溫升高而增強。是金魚和錦鯉、以及小型熱帶魚非常愛吃的餌料。 在護城河里篩紅線蟲，是用一片鐵紗網(wǎng)做成篩子，蹲在河邊撈起河泥，就著河水將河泥篩出，篩子里留下的便是細如發(fā)絲、粉紅色的線蟲了。不過一般紅線蟲長約寸余，太小的魚兒吃不下，不如魚蟲適用性廣泛。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安定門東側(cè)的護城河——當年我們篩紅線蟲的地方</h5> 　　按說撈魚蟲或篩紅線蟲都是挺簡單的活計，何來曲折艱難呢？原來幾十年前，城里城外的孩子們竟有地域分界。城里的孩子走到城外（今天的二環(huán)路以外），如果是單獨或人少，便常有城外的孩子前來“打劫”，搶奪抄網(wǎng)不說，有些還搶吃的，搶零錢。一旦確認我方在人數(shù)上或“質(zhì)量”上處于劣勢時，唯一的策略便是撒腿就跑。好在城外的孩子一般只是象征性的追趕幾步，然后就是用起哄和笑罵送我們跑過護城河的大橋，返回城里。然而城外的孩子偶爾進到城里來，也是立馬變慫，任由城里孩子謾罵、投石子挑釁，絕不回擊。不過城里的孩子也不敢真的上前動手打架，畢竟怕事情鬧大了，不好收拾。 到后來大家都不太敢出城撈魚蟲了，就在護城河南岸（城里一側(cè)）撈紅線蟲。有時與河對岸城外的孩子隔河叫罵，拿彈弓對射。但雙方絕不過河討戰(zhàn)，其中緣由，不言而喻。都是“耗子扛槍——窩里橫”罷了！ 今天的孩子也許不明白，城里人和城外人有什么不一樣嗎？其實很簡單，五六十年以前，城鄉(xiāng)差別還是挺大的。從人們的裝束上，一眼便可做出分辨來。城里的孩子基本都是制式衣褲，穿球鞋；而城外那時還是以老棉襖、緬襠褲居多，上下一身黑。那時節(jié)，以城墻和護城河（今天的二環(huán)路）為界，城里房屋成片，街市喧鬧。一旦出了城門或豁口，跨過護城河的橋梁，眼前就是綠色的農(nóng)田和菜地，城里城外涇渭分明。 安定門“探險” 走過東絳兒胡同，再往北邊就是古老的黑黢黢的北城墻了。因為缺乏管理和修繕，城墻多處破敗甚至坍塌。自民國以后，城墻失去了城市防御的功能，逐漸被看作是無用之物。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jīng)茍延殘喘了半個世紀。 當年我們曾經(jīng)無數(shù)次從它的身旁走過，去“城外”（今天的二環(huán)路以北）野游。學校組織的農(nóng)村勞動，就在護城河北岸的苗圃里。那時北城墻是這一地區(qū)城鄉(xiāng)的分界線。 文革初期的某天，我們幾個小學同學到護城河篩紅線蟲，因為收獲不如意，便改而來到安定門西邊的城墻下閑逛。 安定門城墻內(nèi)側(cè)，有東西兩條馬道可登城樓。彼時馬道上被一排木柵欄給封住，一般人不得入內(nèi)。但實際上并沒有人把守。我們幾人很輕松地便翻過柵欄，沿著坡道登上城墻，向東幾步就是安定門的城樓。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上世紀初的安定門城樓之上</h5> 　　古老的城門樓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站在近在咫尺的城樓下邊，抬頭仰望，那城樓愈顯雄偉高大，巨大無比的木頭柱子仿佛將城樓的屋檐直撐到天空。城樓里面深幽寂靜，灰暗破敗，陽光從破舊的門窗照射進來，可以看到巨大的梁檁。以前的油漆彩繪已然大部風化剝落，上面纏裹的鐵皮也早已銹跡斑斑。記得靠東側(cè)有木制的樓梯，通往二樓。但是樓梯已經(jīng)頹圮零落，不堪攀爬。我們沒敢上去，怕被可能墜落的磚瓦或木頭所傷。 城樓里實際上什么都沒有，到處布滿灰塵和蜘蛛網(wǎng)以及碎磚爛瓦。身處幽暗的城樓里，看著斑駁陳舊的灰墻青瓦，四周一片寂靜，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忽然襲上心頭。哥兒幾個面面相覷，踟躕不前，繼而不由自主退到門外。這時在門口數(shù)米的地方看到一塊木牌，上面是北京市公安局發(fā)布的禁止攀爬城墻和擅入城樓的告示。白牌黑字，透著幾分“嚴重警告”的味道。 離開城樓，在城墻之上向東行走，一路邊走邊聊，憑著城墻的垛口，我們一幫半大孩子想當然地“論證”著古人該有多么高大孔武。站在城墻上，向北瞭望，眼前護城河的對岸就是我們常去參加勞動的農(nóng)村苗圃。再往遠處看，綠色的田野在盡頭與藍天連成一線。 城墻上不時能見到一蓬蓬的野酸棗棵子，但是卻幾乎見不到酸棗果實。不知有多少像我們一樣的“野游者”先來了一步，給我們造成不小的遺憾。 少年之家 車輦店胡同中部北側(cè)，曾有個少年之家（少年兒童活動站？）。此地以前叫“花園”，在民國初年的地圖上標注的是蒙古“韃子府”花園，實際上這里曾是蒙古達爾漢親王府。王府南曾是一片空地，舊時是明清時期的車輛廠或車轅店，后來改成了王府花園。 上世紀50-60年代，此地曾經(jīng)開辦過“少年兒童活動站”，供附近學校的小學生在這里游戲活動。 少年之家的院子非常大，附近學校的學生定期來這里組織活動，兒童們在里面可以游戲，唱歌跳舞，滾鐵環(huán)，踢足球，還可以免費借閱圖書。我也曾辦了借書證，每次借一本書，借期一個月。記憶中最后一次借書，借到的是《南方來信》，這是一本講越南南方人民抗美救國事跡的書。書未看完，文革爆發(fā)，少年之家隨之關門。此書終未歸還。……非我之錯。 寶鈔胡同小酒鋪 寶鈔胡同與豆腐池胡同交匯處的西南角上，曾經(jīng)有一間小酒鋪。其實說它是酒鋪也不準確。因為除了賣酒之外，還賣一些糕點和水果之類。只是因為附近只有這一家鋪子，酒客可以在此坐地喝酒，所以被稱為酒鋪。 那是坐西朝東的兩間小屋。每次進去，便有一股酒肉混合的氣息撲面而來。抬眼看去，迎面是玻璃柜臺。北邊靠門口的柜臺售賣糕點水果，南邊賣酒。玻璃柜臺里擺放著幾種下酒的涼菜，幾乎全是熟肉制品，有香腸小肚排骨豬肝等等。沿西墻是一排貨架，上面擺著各種酒瓶和酒壇，還有就是玻璃量杯。與柜臺相對的東邊窗下，雖然已經(jīng)很窄仄，但仍然擺了一張八仙桌，兩三只木凳子，專為在此喝酒的客人而設。 每天都會有一兩個老客坐在店中，用那種粗瓷茶杯盛著白酒，細斟慢酌。他們下酒的菜肴，有時是在店里買的一小盤香腸，有時是自帶的豆腐干，還有時就是一兩塊水果糖。老客們好像都是附近的住戶，似乎以販夫走卒為多。他們一邊齜牙咧嘴嘖嘖有聲地享受著白酒，一邊山南海北，天上地下地聊著一些不著邊際的閑話。最難得的是那位健壯高大的老板娘，打酒端菜應付自如，偶爾也漫聲應付著酒客的問話。不過，這位大媽永遠是目不斜視，不茍言笑。對待客人，無論是常來光顧的“酒膩子”還是來打散酒的小孩子，一概是平淡而周到，真有那種不卑不亢的京爺范兒！ 酒鋪門外，舊有一個一米多高的郵筒，草綠的顏色，碩大醒目。過去通訊業(yè)不發(fā)達，人們與外地友人聯(lián)系，寫信是最實在的一種方式。上學途中，常見有婦女兒童將手中的信件塞進郵筒，然后瞇起一只眼向那投信口張望，確認其信件已安然入內(nèi)，方才放心離去。如今無線電通訊帶來的便捷，使寫信漸漸遠離了人們的生活。那只郵筒好像也消失了。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什剎海后海</h5> 什剎海釣魚 由鼓樓大街（即地安門外大街）往西穿過煙袋斜街，就是什剎海了。文革開始，學校停課。我們一群半大孩子，無所事事，家兄動議去什剎海釣魚玩兒，我自然是積極跟隨。 文革之前，什剎海有人管理，釣魚撈蝦都被禁止。文革爆發(fā)，一切規(guī)矩蕩然無存，別說釣魚了，你脫了衣裳下河摸魚，都沒人管！ 一般釣魚，有“講究”和“將就”的區(qū)分。 有閑有錢的大人們釣魚，來到水邊，先挑一塊有樹蔭的好地方，插裝好那三竹兩葦?shù)尼灨停賹⑿』@子里的魚漂、魚鉤、魚線等各種精致的小備件一一裝配，然后，搓餌裝鉤，拋竿入水，再然后，便坐在小馬扎上，點上一只香煙，吞云吐霧，悠然自得，靜等魚兒光顧。一旦釣上魚來，用魚護裝著，放入水中，使魚兒保持鮮活。這樣的釣魚是為“講究”。 而我們這樣的小孩子釣魚，只能是“將就”著玩兒。山貨店里花兩毛錢買一根兩三米長的竹竿子，前頭綁上一根箭竹苗子（從大竹掃帚上抽來）就是釣竿，再花幾分一毛來錢買來幾米魚線、一只魚鉤、一只塑料的魚漂，就算齊了。至于鉛墜漂座等都是自制。把家里的剩窩頭掰一塊，少加點水揉搓至軟，再滴一兩滴香油或白酒，便是魚餌。也有跑到護城河邊挖上幾條蚯蚓來當魚餌的。一切具備，我和家兄以及同院的二三伙伴便肩扛竹竿，手提小罐頭瓶子（以裝漁獲）向什剎海出發(fā)。 也別說，饒是這般簡陋的裝備，只要在水邊靜氣凝神，專心守候，總會有一兩條小魚來照顧你的面子。一旦看到水面上那只紅白相間的魚漂點動幾下，不由得你心跳加快，攥緊魚竿，再稍等一下，見那魚漂沒入水中，你便快速揚竿，一條手指長的小魚兒被提出水面。一個下午，少則一兩條，多則四五尾，不知給我們這群孩子帶來多少欣喜和快樂。 夕陽西下，小哥兒幾個肩扛竹竿，提溜著小罐頭瓶子回家，臉上志得意滿的神色，分明是凱旋回朝的氣概。回到家里，隨便找一個舊水盆，將小魚兒養(yǎng)在里面，這時同院的大人小孩也會前來圍觀欣賞，聽我們添油加醋地“白話”著釣魚趣事。不過在水盆中養(yǎng)魚都活不了多久，最多一個晚上，魚兒即因缺氧而亡。一旦小魚翻了肚皮，便撈出來給家里養(yǎng)貓的同學送去。 這樣的釣魚活動持續(xù)了兩年。后來，什剎海排水清淤，周圍的居民用各種網(wǎng)具將困于湖底的魚兒捉拿殆盡。等到再次放水，什剎海就沒人釣魚了。 不過，那段時間去什剎海釣魚留給我的不光有愉快的記憶。文革期間，揪斗老師、抄家打人，讓不少人在絕望之中走上了絕路。那段時間在什剎海，常有自尋短見投河自盡的事情發(fā)生。我們在垂釣時，也常見從河中打撈上來的尸體，被停放在岸邊，身上覆蓋一張草席。現(xiàn)在回憶起來，仍然讓人心驚。唉，一場文革，吞噬了多少生命，拆散了多少家庭!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銀錠橋頭，曾有一位老人在此自沉</h5> 什剎海游泳 小時候沒游過泳。那時住家附近，只在什剎海業(yè)余體校院里有一個人工泳池，那是供體校學生使用的，一般人群不得入內(nèi)。即便如此，那不過也是一個露天泳池。 大概是在文革前一兩年的那段時間，什剎海前海西邊，原來的荷花市場的沿岸，湖底經(jīng)過清淤，鋪上沙石，開辟成為對外營業(yè)的所謂“天然游泳場”，票價十分親民，好像是只需三五分錢。從此，每到夏天，附近的大人小孩都跑到這里來游泳了。湖中岸上，人頭攢動，萬紫千紅，蔚為壯觀。用俗語說——那真是“烏泱烏泱的”人粥一樣！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原來的荷花市場后來改成游泳場</h5> 　　游泳場設施還算齊全，有更衣室、存衣處、淋浴處、廁所，還有醫(yī)務室和救護點，只是比較簡陋罷了。 什剎海的湖水來自西北的昆明湖。天然水體，經(jīng)京密引水渠，一路川流來到這里，水色黃綠，富含各種微生物，不時還能看到幾條小魚兒搖頭擺尾從游泳者的身邊竄過。以今天的衛(wèi)生標準來衡量，此游泳場的水質(zhì)無疑不符合現(xiàn)代泳池的要求。不過那時整個國家的經(jīng)濟水平不高，人們的生活狀況仍然較差，能有一個供平民百姓消夏娛樂的地方實屬不易。所以，這樣的游泳場一經(jīng)投入使用，便立刻被全民接受。 地壇 地壇原是古代帝王祭祀土地之神的所在，屬于皇家禁地，平民百姓不得入內(nèi)。進入民國后，此地開設了“京兆公園”，后來改稱“市民公園。1937年侵華日軍占領北平，為修建西郊機場，將征地內(nèi)貧戶遷至地壇，分撥房屋和土地，令其耕種。因此，過去的皇家祭壇成了平民百姓生活居住之所，人員成分十分復雜。解放后，此地建立了”農(nóng)林試驗場，后來又重建公園，更名為“地壇公園。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民國時期的地壇</h5> 　　出安定門北行里許，東邊一個路口拐進去，就能看到地壇高大的灰色院墻。小時候覺得它離我們很遠。那時候地壇好像沒有人管理，破舊的門闕，破舊的院墻，人們可以隨便進出。可是在五六十年代，在我們中小學生中傳說，地壇里面去不得！因為無人管理，地面不靖，多有地痞流氓盤踞其中，對一般人等實施搶劫，弄得不好可能連命都不保。我那時認識的各類大小朋友，無論在學校里或在住家附近有多么牛X、多么豪橫，沒聽說哪一位有膽量，敢于去地壇里面走一遭的。文革期間，因為去地壇北邊的體育場，我曾經(jīng)在地壇西門外沿著壇墻往北走過一次。當時心里十分緊張，感覺周圍的人仿佛都在用一種冷峻敵視的目光盯著你。雖然是光天化日，但后脊梁還是陣陣發(fā)冷。 直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地壇公園經(jīng)過整頓，重新對外售票開放，我才有機會進去一開眼界。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69年拆安定門</h5> 扒城墻 公元1969年，整個中國正燃燒在“文化大革命”瘋狂的熱焰之中。一切舊時代遺留下來的事物都遭受著無情的沖擊和破壞。 那年3月，中國和蘇聯(lián)因為什么緣故，在邊境烏蘇里江上的一個小島上大打出手。“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最高指示時時警醒著經(jīng)過“文革”洗禮的七億中國人民。“蘇聯(lián)社會帝國主義”可能的侵略在一夜之間忽然變得現(xiàn)實而且緊迫。全民動員起來，工礦企業(yè)、機關學校、乃至居民大院都被要求“深挖洞，廣積糧”。 很快，北京的所有院落，不論大小，雨后春筍般的出現(xiàn)了數(shù)不清的“防空洞”。這些所謂的防空洞是大約二、三米深，一米多寬的壕溝。長度視院落的大小而定，長則百米，短則三四米。人們堅信這些壕溝足以抵御蘇修的軍事進攻和轟炸。如此眾多的壕溝，需要大量的磚石來壘砌墻體和券頂，才能把它變成真正意義上的“防空洞”。可是，上哪兒去找磚石？本就孱弱的國民經(jīng)濟因“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幾乎陷入停頓，政府連每個月給京城居民供應半斤豬肉的事都無法完全保障，遑論為這些壕溝撥款購買建材了。 忽然，不知是誰出的主意，拆除老北京的城墻可以解決防空洞的建材之需。 立馬，全北京的百姓們肩扛鍬鎬，手推排子車，浩浩蕩蕩直奔有著600多歲高齡的城墻而去。后來才聽說，無論是專家學者的反對，還是街頭巷尾老人們的哀嘆，都淹沒在了決策者的偏執(zhí)和平民百姓的狂熱之中。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扒城墻</h5> 　　當年我14歲，正在讀初中。我所就讀的那所中學，其前身是一位蒙古親王的府邸。校革委會一聲令下，學生們出大力，流大汗，把學校的操場“開膛破腹”，挖成蜿蜒曲折的壕塹。接著又奉命去“扒城墻”。學校地處北城，因而被分配到安定門以西的一小段城墻。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從書中了解到，我們挖掘鏟除的這段城墻，是明朝軍隊1368年攻陷元大都后，為防御元朝殘余勢力的反攻，由徐達、華云龍指揮，在大都城里，沿壩河修建的防御工事。它是北京城歷史變遷的見證，更是元明朝代更替的實物見證。 北城墻被大塊的城磚包覆甃壘，磚石之間用白色的灰漿黏合，十分堅固。有人說是古人在石灰漿里加入了大量的雞蛋清和糯米湯，因此才堅固異常。我們以十三四歲的年紀，笨拙地用十字鎬，鋼筋撬棍等工具，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艱難地把大塊的磚頭從城墻上撬下來，然后，身背肩扛，把每塊重達二十多斤的大城磚運回數(shù)里之外的學校。 包覆城墻的大城磚幾天就被挖沒了。人們接著挖掘城墻里面小塊的碎磚石和黃土。所謂小塊的磚頭，是與那些重達二十余的大城磚相比較而言。現(xiàn)在回憶起來，大部分小磚頭都是大約30*20*5公分的青磚，其規(guī)格明顯有別于現(xiàn)代機磚，想必是元朝或更早年代制成的建筑材料。我至今后悔，當時應該保存一兩塊這樣的小磚頭，留作紀念。 在磚石黃土間，不時出現(xiàn)朽木或陶器碎片，我曾親眼目睹有一只長滿鐵銹的鋤頭埋藏其中。現(xiàn)在，我仍然清楚地記得，每當在同學們的歡呼聲中又有什么不同尋常的東西出現(xiàn)時，學校一位老師眼中流露出來的悲戚和無奈。他什么也不說，只是在邊上抽著煙，默默地看著我們。那時他是所謂的“黑五類”，不能參與教學，除了與我們一起干力氣活外，甚至沒有說話的權(quán)利。 因為參與挖掘搬運的單位和人員太多，場面幾近哄搶，不時發(fā)生因爭奪地盤而引起的謾罵和斗毆……。 接下來，人們又把城墻里面的黃土用小車拉回來，學校要用這些黃土燒磚。不能不佩服人民群眾的力量，在幾乎沒有任何現(xiàn)代化機械的情況下，城墻很快被連根鏟除，從地面上消失了。 那段時間，常常傳來各種消息。某天，一位同學兼發(fā)小告訴我，雍和宮后面的城墻下挖出了一座院落。出于好奇，我們跑到雍和宮后墻，看到了已經(jīng)被人清理完畢的挖掘現(xiàn)場。好像是幾間北房和半間東房以及小部分院落的遺跡。院落的地面低于現(xiàn)代地面將近一米。我站在那里發(fā)呆，不理解一座挺好的院子何以被壓在城墻之下。路邊一位羸弱的老者告訴我們：西邊，新街口豁口西邊，桃園、后英房那地方挖出來的房子比這里的更大更氣派。第二天，我與幾個發(fā)小，又沿著殘破城墻的遺跡向西而去。 后英房的遺址被圍擋起來。透過圍擋的縫隙看到里邊的殘垣斷壁，院子也是低于地面，有平整的地磚和石頭的臺階，房屋只剩下半截青磚墻面和涂成白色的內(nèi)壁，與現(xiàn)代民房幾無差別。幾個居住在附近的大叔（我猜想）在那里七嘴八舌地為我們“講解”著他們的見聞。什么煤球爐子跟咱們家用的是一模一樣啦，什么瑪瑙的圍棋子兒價值幾何啦，……。 想到這些被城墻掩埋了數(shù)百年的歷史遺跡將要隨著古老的城墻一起被永遠鏟除，我的心中忽然生出一種莫名的憂傷。不知道是在為那房屋曾經(jīng)的主人而憂傷，還是為已經(jīng)消失的城墻憂傷，抑或是為我們現(xiàn)在的行為憂傷。難道我們應該以這樣的方式來面對古人嗎？ “特別能走”的學生 生為60年代后期的中學生，“特別能走”是我們經(jīng)過艱苦鍛煉得來的一項本領。所謂能走，有兩重含義。一是走隊列，二是走遠途。 文革之中，曾有一個口號響徹大江南北，經(jīng)久不衰，那就是“全國學解放軍”。大約是1968年吧，“軍宣隊”和“工宣隊”先后進駐學校，學校的一切工作趨于軍事化管理。班級改稱排，小組改稱班，幾個排編成一個連，而一個年級往往被編成幾個連。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所謂能走隊列——那時候，每天正式上課之前，各排的學生要在操場上列隊出操。訓練橫隊、縱隊、齊步、正步，向左轉(zhuǎn)，向右轉(zhuǎn)，無冬歷夏，天天如此。再加上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門廣場活動，學校也需專門抽出部分上課時間來演練隊列。所以學生們的隊列素質(zhì)日臻提高，其完美程度，幾乎可與儀仗隊一較高下。 學校定期舉辦會操。會操當日，操場周圍彩旗招展，主席臺上張掛巨幅領袖畫像，軍宣隊、工宣隊、校革委會的領導端坐主席臺上。各連排列隊正步通過主席臺前，接受檢閱。那真是隊列威武嚴整，步伐整齊劃一，歌聲嘹亮，口號震天。會操之后，有關領導評選出最優(yōu)秀的集體，予以獎勵。記得那時一旦有校外的活動，學生們則列隊步出校門，那整齊的隊列和嘹亮的歌聲，足以引來滿大街行人的稱贊。“七億人民七億兵”的歌曲幾乎成了我校的校歌，每當這歌聲響起，周圍的居民就知道是鼓樓中學的隊伍出來了。 本人后來由學校應征入伍，在新兵隊訓練時，部隊警通連專門為我們新兵做隊列示范表演。看那隊列表演，讓我不禁嗤笑。心想這解放軍的隊列比我們學校的可是差了不止一星半點！ 所謂能走遠途——那時候，學校組織活動多，動輒要學生們徒步行走十幾里甚至幾十里路程，那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比如： 清明節(jié)去八寶山陵園掃墓，單程15公里（來回就是60里路！），我們列隊走路去； 五四青年節(jié)去圓明園搞愛國主義教育，單程約14公里（來回56里），我們列隊走路去； 立水橋背沙子，單程約20公里（來回80里路），我們列隊走路去。不過回來時還要背沙子，真是累得不成隊形了； 三夏支農(nóng)勞動去東壩樓梓莊，單程23公里，我們還是走路去。 此外，一些短途的行走，比如去天安門游行，去體育場參加“公審大會”等幾公里或十來公里的路程更是不勝枚舉，如家常便飯了。十三四歲的我們（男女生并無差別）由此練就了一雙鐵腳板，一個個有如神行太保附體。那時節(jié)，連家長都抱怨，孩子們真是費鞋！ 當兵之后，我也參加過野營拉練，一天三四十公里的路，并不感到特別辛苦。全賴學生時代練就的“童子功”啊！ 現(xiàn)如今，每當有人勸我要多走點路，以收鍛煉身體之功效時，我基本不予采納。原因嘛——“小時候走傷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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