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娘

.今日歡呼

我出生時，媽媽剛在父親服役的駐地邢臺參加工作不久。50年代正是激情燃燒最旺的歲月，人們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都恨不得使出全部精力，剛參加工作的媽媽怎甘心因生產休長假而落伍？很快，媽媽返回老家涉縣東達村生下我就急匆匆上班去了。于是，沒奶吃的我便有了奶娘。 那個時代，我的老家似乎好多人都有奶娘，由此許多人名字都有個“乃”字，比如，乃亭、乃生、乃保、乃廣，就連我的奶爹任之儉的奶名也叫乃昌。曾有一篇散文《太行奶娘千千萬》記敘了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將領劉伯承、鄧小平等的孩子與涉縣奶娘的故事。鄧樸方就曾在奶娘家改名為“奶云”。當然，老區奶娘和奶兒那是一種人民群眾與共產黨的深情，是一種偉大的家國情懷。而我和奶娘只是普通百姓的母子情深。 我的奶娘家住在本村廟家胡同（本來胡同多以姓氏而定，只因胡同口原是一座大廟，便取此名），大廟是當時村里最大的院子，北房是廟殿，不知敬過哪方神仙。南側有個舊戲臺。大廟的院子的西側，是新蓋的新式戲臺，戲臺門額上方鐫刻著毛主席的手跡：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只是從我記事起，這里就沒見過這里泥胎神像，卻是我啟蒙識字的學校。人們一直稱這里為大廟，只是已演化為學校的代名詞。東達小學是有一至六年級的完全小學，據說是抗戰時期建立起來的，我的父親就是在這里念的抗日小學。上世紀80年代小學遷建，大廟小學連同戲臺都成了百姓的莊稼院。這里喧囂消失，風光不再。但在我的少年時代，大廟是除大隊部之外的又一個文化中心。平時常常傳出孩童特有的那種整齊扯嗓的朗讀聲，大年幾天和正月十五前后，由村劇團（文革時叫俱樂部）唱幾出現代戲，鏗鏘的鑼鼓聲，在我奶娘家小院都能感到強烈的震撼。 奶娘家院門外還有一道門。這道門沒有門板，就是個簡易牌坊式的門樓。緊挨門樓的有一小院，是奶娘家的本家。穿過門樓是個逼仄胡同，繞過墻角才是奶娘家的坐西朝東的低矮院門。院門過道右側是壘著石頭槽的牲口圈，當時沒有北屋，對著院門的西屋就算是正房。南屋黑魆魆的，放置雜物一直沒有住人。院子北側，曾有個小門，穿過小門是空蕩蕩的一塊空地。后來空地成了生產隊的馬棚。奶娘家封了北門，靠北墻蓋了三間進深不足兩米北屋，憋憋屈屈還比不過當今樓房走廊寬。不過，這總算是個四合院了。 我的奶娘家很有可能成為城里的干部之家的。我的老家是抗日老區，奶爹上世紀40年代就入了黨，當過村農會主席，據說還曾被選為南下的地方干部。又聽說，我奶娘家的人死活不讓奶爹南下，奶爹終被留下，在村里當了一輩子農民。當然，如果奶爹南下，我與奶娘就今生無緣，我的童年便將是另一種記憶。 我跟年邁的奶奶生活，奶奶患有多種病，手指頭腫的有時連飯都做不了，常常我空著肚子上學去。于是，課余時間時常不斷地就跑到奶娘家，找口吃的，喝口稀飯湯。那時，山里的百姓窮，好多家都沒有暖壺。遇到親戚貴賓來，都是趕緊現籠火現燒水。我去奶娘家，好多回奶娘不但燒了水，還在碗里滴幾滴香油，催我：總嘛嘍（快點）把這香湯喝了。至今，我依稀記著：坐在西墻跟的長條板凳，上午暖暖的陽光照在身上，端著冒著熱氣的碗，吸溜吸溜喝著滾燙的香湯，覺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湯。 奶娘家的孩子們有二男三女，待我非常好，長我三歲的二姐更甚，視我親如手足。奶娘對我念叨過多次，二姐在家里出力最大。二姐還在上初中時，有幸被招工進入了在涉縣剛剛建廠的河北東風制藥廠，那時節，在農村別說當干部，就是家里有當工人的，都是一種榮耀。 1977年，奶爹被查出癌癥。為奶爹治病的開銷全部壓在了二姐的肩上。二姐當時的工資也僅僅只有30多塊，為給奶爹做手術，她求廠里求朋友借遍了錢，好幾年廠里財務每月要扣二姐10塊錢。我想象不出，當時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承受著怎樣的壓力？ 東風藥廠距離老家東達村50多里，二姐每個星期天都要回家去探望父親，每次從廠里食堂買一大掐油條。油條是那個年代城鄉百姓最奢侈的食品，城里人也不舍得常吃，奶娘將油條放在吊籃里，見天給奶爹做湯面時，將干油條跑到湯里漂起油花，也就省的放油了。患了癌癥的奶爹手術后，又活了7年。手術后的奶爹吃著干油條很是滿足，笑瞇瞇地向人諞：“一輩子我也沒吃過這么多麻糖。” 衛星地圖下的東達村<ol><li>奶娘家的小院位置</li><li>長長的縫隙是廟家胡同</li><li>原來的大廟（小學兼戲院）被瓜分成幾戶農家院子</li></ol> 　　奶爹的弟弟，按我老家的稱呼應叫“奶小叔”。小時候家里窮，奶小叔被他父親賣到了山西，而他的母親也被賣到山西另一個地方。奶爹沒當上南下干部，奶小叔卻在山西參加了劉鄧大軍，一路南下到達巴蜀，長期在重慶賓館當領導。 大概1970年的一天，奶娘家突然熱鬧起來，“裝修”黑魆魆的南屋——迎接奶小叔回家探親。所謂的“裝修”就是在黑墻上貼滿了報紙，還別說經過一捯飭，小南屋也變得亮亮堂堂。 奶小叔回來了，他高大威猛身軀偉岸，嬸子是滿口巴蜀方言腔的普通話，快人快語很健談。她講了很多有關重慶的話題，我都像聽西洋景式感到新鮮，許多至今還記憶猶新。比如，我們見女性長輩稱是“阿姨”重慶叫“嬢嬢”，比如描述山城，嬸子說她在銀行工作，每天步行“要一咯噔（臺階）一咯噔地上，上一千個咯噔。”那時節，我正在偷著看還沒解禁的《紅巖》，嬸子對重慶的表述，讓我在書中得到了印證,使我少年時代就對山城有了感性認知。 奶娘與我的兒子在達活泉亭子下 　　80年代末的一個春上，在我多次約請下，奶娘終于走出大山走進了城市來了邢臺。我的兒子倒是和這個奶奶有種自然的親近感，把剛剛學會的童話故事、小人書上的傳說炫耀式地講給老人，奶娘似懂非懂地與孩子不找邊際地交流著，倒也有一番情趣。期間，我們逛了商場，公園，還在達活泉公園留下了幾張孩子緊貼在老人身邊的寶貴的照片。那段日子，奶娘很是開心，給我講了許多我不曾了解的往事。我想叫奶娘多住些，可天氣越來越熱了，奶娘穿的還是棉襖棉褲，非要回去。我拗不過她，便找了輛車將奶娘送往二姐那兒。一路上奶娘暈車嘔吐數次，走走停停，終于到了東風制藥廠二姐家。東風制藥廠建于60年代末期，是三線建設的產物，坐落在一條深山溝里。二姐家是廠里分的樓房小單元。站立窗前遠眺，倒也是“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 二姐盛情款待了我，還領著我到工廠所在的溝口赤岸村，參觀初見端倪的八路軍一二九師舊址，還給我講解了漳南渠的來歷，以及剛剛修砌了石梯、安放劉伯承元帥骨灰的將軍嶺。那時這個景區還屬草創階段，沒料到，如今這里已成為名聲遐邇的旅游勝地。 奶娘的兒女們一個個長大，又一個個離開了村子。大姐去了外地，二姐和小弟在東風藥廠，大弟在水泥廠，小妹嫁到了河對面的小村。大廟胡同深處的小院漸漸寂靜了，奶娘在80年代就成了獨居老人。她思念兒女，牽腸掛肚，望眼欲穿。那年在邢臺奶娘給我念叨：好幾回，村里有人傳信說，恁家的誰誰回來了。奶娘總是趕緊把小院拾掇一番。好多回一場空喜，是傳信人“編笑話誑我嘞。” 那時節，孩子們在外上班，是奶娘的榮耀。孩子們遠離身邊，又讓奶娘常守難捱的空寂。晚年的奶娘生活在孤獨里，也生活在渴望中，對孩子們、親人們的思念成了奶娘排遣孤獨寂寥的動能源。我對奶娘說，來年再來邢臺，奶娘也答應了。可奶娘再也沒有走出大山，奶娘得了重病，是那種讓人聞之色變的病。奶娘不認字，雖然患了重病，并不知內情，沒啥壓力心情還是快活。 一個寒冷的冬日下午，老家打來電話，奶娘去世了。我找了輛吉普車，和妻子連夜往老家趕。吉普車不嚴實，寒風直往車里鉆，走到邯鄲已是黃昏，動的手腳僵硬，在路旁小攤喝了碗羊湯，才暖和了些。一路顛簸，到了東達都大半夜了。冬夜的山村，沒有路燈，山風陣陣襲來，寂靜中似乎卷著蕭殺之氣。 第二天，奶娘出殯，儀式隆重。我披麻戴孝，手拄哭喪棍，一路啼哭，轉過幾條街，把奶娘送至墓地。除了1974年奶奶去世，按老家傳統戴重孝送殯，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二次。 之后好多年，我很少回老家，再也沒進過奶娘家那個小院。再后來二姐打來一個電話：“老家房子被賣了。沒有家了！”一聲嘆息，悲愴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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