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邊防雷達連

彭光成

去到潼南縣武裝部，正好接兵的同志在場，看樣子武裝部的人已把我的情況介紹給了他們。他們發給我新軍裝，并表示不要我參加體檢了。過了沒兩天，我和我們縣的新戰友28人，由接兵的同志率領，乘長途汽車去到綿陽，與綿陽專區部分縣（遂寧、蓬溪、圤亭、射洪、中江、三臺）的新戰友共305人匯合后，乘貨運火車經成都南下瀘州、隆昌，再轉乘大卡車，經貴州畢節、威寧到達云南宣威后，轉火車來到昆明巫家壩附近的土橋，開始了為期40天的新兵集訓。 新兵分為三個中隊，每個中隊三個排。我們排長叫孫彬，是個少尉，副排長由一老兵擔任。305人的接兵總領導是一位叫李高潤的少校，北方人，滿臉絡腮胡子，大家叫他李政委。還有一位大尉軍銜的醫生姓王，也是建國前入伍的老革命。我們到達土橋第二天，有幾位新戰友很早起床，就約著去機場看飛機，被機場警衛人員阻攔后，電話通報到新兵隊，看飛機的戰友在新兵隊受了批評。過了沒幾天，因身體和家庭復查不合格退回原籍五位，剩下整300人。 新兵訓練多以排展開，主要內容是整理內務、走隊列、步騎槍射擊、投擲手榴彈等、整天翻來覆去就這些項目。我走列隊的正步不太好，主要是不穩；投手榴彈因臂力小投不遠；射擊三種姿勢（臥、立、跪）都不錯，每次基本是優秀。感到最不舒服的事，是300人同住一個大房子的地鋪上，雖然四周通風可以，仍覺得睡覺有股臭味。新軍裝只發了一套，很久得不到換洗，軍衣還可以與襯衣換著洗，褲子就根本沒辦法，中間只好利用星期天休息把軍褲脫掉趕快洗曬，穿一短褲蒙住被子睡覺，等褲子曬干后，跑出去收回穿起來。40天新兵訓練快結束時，大家最盼的是分配去向，一般認為技術兵最好，尤其都想開汽車，最怕分去當炊事員。訓練結束前一天，全體集合宣布了新兵分配工作崗位。我們班和另幾個班分去學雷達，雖不知道雷達是什么樣子，但總感到新鮮。 隨后我和被分去學雷達的戰友一起從昆明啟程，經貴陽上京廣鐵路到鄭州，再轉火車朝西，經西安到達西安與寶雞中間一個叫蔡家坡的車站下車，乘雷達學校派來的大卡車朝北，經約兩小時到達目的地——陜西省岐山縣雷達操縱學校（也叫雷達34團）。該校新進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分三個大隊，每個大隊三個中隊，每個中隊三個排，我在一大隊二中隊二排七班。中隊長姓湯，聽說是國民黨投誠的老兵，上尉軍銜，一位姓朱的副連長和一位姓王的副指導員，兩位副職是中尉。我們排長姓宋，58年兵，又黑又瘦小，住在我們班宿舍旁。我們班共12人，全是潼南人，在巫家壩訓練就是一個班，來軍校編為七班。班長鄭桂林，是和我高中一個班的同學，也是新林人，我是副班長，還有一個叫李宗平，是高中同年級三班的，他當了團小組長，其余是潼南各校的初中畢業生。 我和團小組長都很支持桂林班長工作，三人商量這半年軍校學習，一定爭取個先進班，為潼南爭光。在校學習相當緊張，開始學理論，有電工基礎理論、無線電原理及雷達原理等。每隔一段時間就考試，每一科目結束時總考。教員講課非常認真，我記得有一位理論課教員，進教室開始講課到下課，從不拿講稿，聲音洪亮，層次清楚，沒一句廢話，奇特的是，講課的最后一句剛落，學校下課號聲就響起，大家都為之驚嘆。他和學校另兩位教員被評為郭興福式教員，是全校師生在廣場上集合時，由主管教學的校領導隆重宣布的。理論課結束，就開始上機操作，雷達面板開關旋鈕密密麻麻一大片，從開機到調試要動用不少開關。教員帶領一組接一組上機，教操作程序、動作和是否調整到最佳位置等。經反復多次后，也要進行考核。最后，理論課的分和操作課的分加在一起計算出總分和平均分。學校紀律作風要求也是很嚴的，內務、打掃衛生后檢查都戴白手套到處摸。集合走路、跑步要整齊，我們中隊這方面太差，問題出在指揮口令上，除連長外，副指導員和副連長都不行，我們排宋排長更差。有兩次由他帶中隊去飯堂吃早點，由于隊列不好，被大隊長叫帶回宿舍前重走，害得我們早餐都沒吃飽就趕緊又排隊集合去上課。有一次，我不小心上廁所時把腰帶掉了，回來兩小時后才發現，那兩天我找排長反映，向中隊領導報告，看有哪位撿到還給我，但始終沒消息。我只好硬著頭皮去大隊部（全大隊一個廁所），見到大隊長報告了丟失腰帶的過程，他一面從旁邊一木柜里取出腰帶遞到我手上，一面說：“保管好，不要當校官（少校以上可以不扎腰帶）。”我接過后敬了一個禮，退了出來。事后班里不少人對我說，大隊長太兇，排長、中隊長可能明知腰帶在大隊部，也不敢幫你去要。 有一段時間倡導干部代職或下連當兵，學校政委常青來到我們中隊代理指導員一個月，他是河北人，38年參軍，辦公桌玻璃板下還壓著他在延安同七八個戰友們與毛主席的一張合影，我們感到政委太了不起了。但他在中隊對我們每個學員都很親切，有一次晚飯后，我們去菜地勞動，因為多是四川籍戰友，他用電影《抓壯丁》的四川口音說什么王保長、玉子娃的婆娘……，逗得大家都笑起來。后來王副指導員專門給我們交代，對政委要尊重，不要太隨便，政委是上校了。他代指導員結束回校不久，便調北京任空軍雷達兵部副部長。 我和鄭桂林都積極要求進步，向中隊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但后來中隊領導回答：學校黨委明確，因在校時間短，學校一律不發展黨員。我們不灰心，在65年五月底畢業時，我們七班被評為中隊的四好班，為潼南爭了光。畢業后，學校指定我和鄭桂林負責，帶領全校30多名四川籍戰友從進校的原路順利地返回到昆明，住進了昆明西壩的一個旅館。兩天后，由軍務處趙炳彥處長陪同昆指李發應副主任來看望了我們。 65年6月中旬，我經昆指和思茅三十六團兩次分配來到了離中緬邊界直線距離不足十公里的瀾滄雷達五連（后改為一連）。這兒距離昆明800多公里（昆明到思茅498公里，思茅到瀾滄320多公里。瀾滄縣城到連隊28公里），坐了五天公共汽車。就這五天汽車路，我就有三點感慨：一是山高路險，有的地段望不到山谷，有人形容說，如果翻了車到山溝，包餃子都可以了。二是百姓太窮，沿途看見的人穿得破爛不堪。每到一地吃飯都有一些要飯的人在邊上候著，我看到心里難受，每吃上一頓飯就留下一部分飯菜。第三是進版納后，就見到穿各式服裝的少數民族，感到很稀奇。 瀾滄縣叫拉祜族自治縣，聽說解放后從瀾滄劃出去一個西盟縣、一個孟連縣，但該縣雖人口不多，面積仍然很大，除拉祜族外，還有哈尼族、佤族、傣族、苦聰族等等，但還是漢族人口最多。 我們連隊所在地在該縣的東崗區旁，離縣城28公里。我們雷達操縱員一行7-8人，到連隊后被分到兩個雷達排，我和3位分到513排，其余分到407排（以雷達命名）。除雷達兩個排外，還有無線電班、油機班、警衛班、記錄班、炊事班，共計近100人。因為是邊防警戒連，兩部雷達輪換從不間斷開機，內地雷達是單機，基本是待命開機，就是下命令才開機。所以，邊防警戒連任務就重多了，人員也相應多了。我們連還有兩個重大任務，一是地面敵情復雜，中緬邊界蔣殘匪號稱一個軍，隨時來搗亂，除破壞地方政權外，就是突出針對我們的雷達連。大概在67年，團里向我們傳達過昆指首長的指示，說空軍吳法憲司令員（政治局委員）專門給昆指首長打電話，叫要加強瀾滄雷達連的對敵防范，蔣殘匪破壞的重要目標之一是要把這個雷達炸掉。對此，給我們連配備了一只軍犬，這也是所有雷達連的唯一一只軍犬。二是我們去到當時的連隊是老陣地，還在八公里外修建一個新陣地。常言道，雷達兵是這山望到那山高，其實只說對了一半，除選擇山高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反射面。既要山高又要反射面好，因此存在一個雷達試架，再選擇陣地問題。待陣地好后，通過雷達開機看探測范圍，再決定是否建永久陣地。所以建新陣地是連隊一個十分艱巨而緊迫的任務。新建陣地要修路、挖地平、建工作室（半地下）、找水源、蓋房子，每天派出二十多人去新陣地勞動，中午送飯，晚飯前才能回來。為此團里專門給我們連配了一臺舊卡車（比解放牌小），負責送人接人，到工地送飯、拉木料等等。 我剛去連隊時的一段時間，連里情況很差，聽說這是全團的后進連隊。原因有二：一是該連隊（除我們排）是從東北成建制調來的，大部分東北老兵都是超期服役，加之生活不習慣，他們想家、想親人。他們常說，東北平原多么好，黑土地多肥沃，沒想到來到這個窮山溝。他們主要表現是自由散漫，其實我對老兵們還很體諒，認為他們軍事技術好，干起正事來不馬虎。老兵們最喜歡包餃子，連里幾乎每星期要吃一次餃子，各班排自包自煮。我向老兵學包餃子，老兵告訴我，真正技術是搟餃子皮，他們手把手教我搟餃子皮，后來我達到可以供四人包的水平了。老兵們對我很客氣，都親切地叫我小彭。兩年左右，這些老兵終于如愿以償復員回東北了，別看他們平時罵罵咧咧，離隊時卻依依不舍。二是連里干部不夠團結，有的身體有病，嚴重影響了連隊建設。對于這樣一個任務特重，現狀又差的連隊，團黨委及時采取了措施，大概在我去后的三個月左右，就換掉了全部三個連干部。（張政委和我排戰友） 新來的指導員叫王祖修，50年代初參軍的武漢人，曾先后在兩個連隊任指導員，這兩個連都保持了先進。他是我們連的主心骨，有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平易近人，以身作則，快40歲的人了，常帶病堅持工作。可以說哪有問題有困難，哪里就有指導員的身影。他的愛人從武漢來探親，帶著一個兩歲多的小女孩千里迢迢來到邊防，看到炊事班忙，她去幫忙摘菜，連隊那幾天為準備軍地聯歡，有幾個人在排跳舞的節目，她主動指導，很是內行，看上去比指導員起碼年輕十歲，夫妻倆恩愛有加。夫人剛來時，連長和副連長都叫指導員晚上不要查崗了，指導員堅決不同意，我當時在場，連長為此事已向指導員發火了，指導員也未被勸動。從那以后，指導員沒耽誤一個晚上查崗。當時連隊晚上有四個固定的哨位，一個流動哨，這個流動哨就由連里幾個干部，包括排長、電臺臺長負責，每人每晚起碼也要兩個小時，這個流動哨的人就是查崗的干部。 新來的連長叫趙興年，河北人，55年參軍，是團里技術處的老技師。連長話少，但說一不二，有較強的管理能力，有些戰士怕他。30出頭了還未結婚，背后我們都說連長是個老光棍。他愛打籃球，常看見他晚飯后抱著一個籃球到球場上召喚人，他本來皮膚就黑，穿著個白背心、白球鞋，更顯得黑白分明。在球場上連長話多了，久違的笑聲出現了。　　我剛到連隊時，看到狀況不好，自己也想干幾年就回去了，這就是當時的所謂“活思想”。后來連干部換了，連隊氣氛很快好了，我也隨之改變。有一件事和三個人觸動了我。一件事是吃憶苦飯，我在連隊時吃過兩次憶苦飯，也發過言，因為在舊社會時間短，我記不起事，但憶苦時我流過淚。講到一個貧農出身的孩子能讀到高中畢業，淚水就止不住了，我初中開始讀住宿，六年里得到不少助學金，我要感謝共產黨，我的眼淚一半是感恩黨而流的，一半是為我勤勞善良的母親而流的。三個人，一個是王指導員，他對我的影響很大。特別值得提的是指導員在部隊一直很優秀，但職務就是上不去，聽說原因是他家庭成份高一點。在那個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明眼人都明白為什么，但指導員明知“進步”不了，仍顯得那樣坦然。那樣對黨對軍隊的忠誠令我難忘。第二個是我的一個戰友楊昌培，我們同是一起參軍，他分在另一個雷達排，因為業務技術稍弱，更主要是炊事班需要骨干，就把他調去了炊事班。他既當炊事員，又當司務員，司務長的工作他也做，一直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被評為團里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他和另一連的謝發明一道，到團里各連宣講他的事跡。我至今還記得他在事跡報告里的一句話：“開始調到炊事班想不通，覺得是高射炮打蚊子。”第三個是炊事班楊班長，59年安徽兵。我認識楊班長的幾年里，他除了干活還是干活，總沒見他休息過。他文化低，話不多，凡是來自各方面對伙食的意見，他都虛心接受，從沒有聽到反駁和解釋過，真是名副其實的老黃牛。67年，已超期服役的他被批準復員了。我那天早上因為上早班，和班里接班的幾個戰友提前去飯堂吃早點，看著楊班長還在為我們做飯，就問他：“你今天不退伍嗎？”（我以為有變化），他回答：“我叫他們多休息一下，不要早起了，我再做最后一頓飯，今后想給大家做飯也做不成了。”聽了這個話，我鼻子發酸，連祝一路平安的話都說不出來了，吃了幾口飯，淚水一直流到進了雷達工作室。 　　我在連隊的四年里，感受到苦的幾個方面：一是戰備任務重。上機時要全神貫注，我們當時面對美國侵略越南，空戰不少，但主要還是防止U—2和無人偵察機入侵。特別要警惕B52轟炸機。操縱員訓練后來都由我們自己負責，難度也是很大的。上機時新老搭配，出問題老的要負責。二是夜間不上機就站崗，時間都很長，正常休息得不到保障，特別是后半夜起來非常難受。我從起床到工作室，30多米的路都不想睜眼睛，曾在小道上踩過兩次蛇。三是防備地面敵人來炸雷達，夜間站崗也不能放松。那幾年連里夜間曾出現三次放槍，一次是槍走火，第二次是發現樹林有動靜，一位哨兵開槍打傷在樹林行走的老母豬，第三次是一個新兵因為緊張，看見一棵向日葵隨風擺動，以為是敵人來了，一梭子彈打了出去，全連起來，鬧了笑話。有時團里或地方民兵通報了敵情，我們帶著軍犬去埋伏到大半夜也沒收獲。四是吃水用水困難。我們自挖水井在半山腰，離營房可能快200米，全靠挑水上山，每天安排人給廚房挑水。各班排洗漱用水輪流去挑，都有一個洗臉的架子，洗衣服和洗澡都到水井的下邊。五是文體生活單調，連里除了一個籃球場外，還有一個乒乓球室。我們排有兩三個戰友分別會拉二胡、吹笛子，休息時也吹一吹。每逢“八一”或春節，縣區會派人來慰問，場面還是挺熱鬧的，我最記得的就是多次演過“阿佤人民唱新歌”的舞蹈。最高水平的演出是65年下半年，空政文工團下到我們連的慰問演出，他們來的當天開了一個座談會，隨后演出歌舞。我最記得的是舞蹈“洗衣歌”。演出結束后，他們開始做好事，打掃衛生、到各班排找衣服洗......。連隊開會或吃飯前，要列隊唱歌，除唱軍歌外，那時時興的是毛主席語錄歌，全連毛主席語錄歌基本都是我教會的，我聲音不洪亮，但自覺識譜還可以，矮子里面出“高人”嘛。我盡量讓大家活躍起來。比如，有一個星期天下午休息，我看到戰友們沒精打采的樣子，就去找到軍犬員小吳，請他把軍犬領出來和我們玩一玩兒。他想了想告訴我，把你們排的膠鞋都拿到球場上來，然后叫大家扔到各個角落，有的放到了營房后看不見的地方。他指揮軍犬將這近20雙鞋一只只用嘴銜了回來，在球場中央排列得整整齊齊，每人的兩只鞋尖與鞋跟相互對應，沒有一只是放錯的。重新打亂后，又來一次，軍犬如同緊急集合一樣，又迅速地完成一遍。這個表演吸引了全連不少戰友圍觀，不少人驚呼，軍犬嗅覺太靈了！　　在艱苦的歲月里，我也有樂趣。感到幾個方面：一是連隊所在位置氣候好，景色宜人。夏天不太熱，冬天最冷也在零上五到六度。山高但海拔低，特別是雨季，一些云彩在山間飄來飄去，像是一朵朵棉花，有時又把座座山圍起來，冒出一個個明朗清爽的山峰，真是“一覽眾山小”，美極了。二是連隊團結友愛的氣氛。互相關愛幫助，小到互相洗衣服、洗澡互相搓背，大到病了互相頂上班、做病號飯，困難危險任務爭著上等等。大家相處隨便，自然就不說什么“請”和“感謝”的話。部分同志還有外號，開玩笑時喊一下也是樂趣。如我們排長顏紹明，61年湖南兵，外號顏排骨；班長周正春，61年湖南兵，個子瘦小，能寫會畫，外號大個子；電臺臺長李樹雙，63年遼寧兵，聰明伶俐，外號李雙雙......。好像上上下下都沒有說假話、耍心眼的。三是軍民關系特別好，我們不遠的地方是回隆鄉，叫大回隆，還有一個小回隆，實際上是兩個大村子合為一個鄉。我們每到播種和收割季節都要參加助民勞動，過節時要去村里做好事，主要是挑水、打掃衛生、理發等，我那時就學會了理發。我們平時一到村里，老百姓都把我們當貴賓對待，請我們到家里喝茶，吃飯時給我們敬酒。無論鄉政府或老百姓個人來連里賣豬、賣魚、賣雞或水果，我們都不會講價，因為他們給我們的價很低，講價也不利于團結。我僅舉一例，我67年底當排長，有一個月發了工資，排里一戰友對我說：“排長都發錢了，你有什么表示？”我說給三塊錢，你們去兩個人到村里買香蕉。結果去了一個河南、一個陜西的戰友，兩人挑回香蕉時滿頭大汗，香蕉埋在菜地旁，我們全排十九人足足吃了半個月。四是過年過節很熱鬧。除地方來軍民聯歡外，就是連里的聚餐，殺豬、殺雞、殺羊，大家動手熱鬧又興奮，那時我們每月大概要買三頭豬來殺，我也學著殺過一頭豬，豬血噴了我一身。我們有一次殺了很多雞，煮熟后，兩人分一只吃，吃不完第二天接著吃。連隊伙食很好，油水大大的。每天只有0.625元的伙食費，但物價便宜，加上自己種了不少蔬菜，伙食費沒出現過超支的。我們剛搬來新陣地時，一塊比較平坦的坡地上滿是雜草，但土質不錯，要除掉雜草變成菜地太費力，我就想了一個辦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點火燒，燒的灰還可以做肥料，當時一把大火紅彤彤，我不禁想起“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著名詩句。　　到連隊大概三個月，我當了班長，66年3月10日入了黨。到67年我們排長因固定在東崗區支左，我負責了全排工作，年底正式當了排長。68年在連黨支部的正確領導和全排戰友努力下，我作為先進排的代表出席了昆指召開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68年底，我們排三個班被評為先進班。這里有一個小插曲，軍人大會全票通過三個班為先進班，報到團里后，團政治處給指導員打電話說：513排評得太多了，要拿掉一個班。當時正在開支委會，指導員把電話內容講完后，征求我的意見。我說，隨便拿掉哪個班都可以，我負責做工作。連長說，下午就開軍人大會了，把團首長的意見在軍人大會上講一下，再舉一次手，舉手少的那個班就拿掉。大家贊同連長意見。可是軍人大會上，指導員已經講明了團首長的指示，全連戰友對我們排三個班還是全票通過，當時我非常激動，激動的不是多一個班少一個班的榮譽問題，而是戰友們對我們和我個人的認可。當晚我好久未能入睡，我感到自己并沒做過什么了不起的事，作為個人要做個總結的話，就十二個字：“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　　我們排的戰友來自全國各地。貴州：吳光祿（63年3月）；武漢：華永成（64年9月）；河南：張二旺、孟金選（66年3月）；湖南：劉志清（66年3月）；四川：彭光成、勾成滿、劉國寶、王太忠（64年9月）；安徽：汪立群（65年1月）；上海：范永海、秦秀福、陳志鵬、周德勝（68年3月）；陜西：張忙得、張米倉、董興凱、董明朝（68年3月）。全排三個班，每個班兩個戰勤組。上機時只一個戰勤組，多數時間是包括訓練，就全班上，因為訓練室就在雷達工作室旁。作為一個雷達排這么多人，在全部雷達團也是不多的，因為是邊防警戒雷達，加之地面敵情復雜。　　我認為我們能評為先進，除連黨支部、連首長正確領導和全排戰友努力外，我這個當排長的自然起著一定作用，我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四個字：當好仆人。這個定位一直貫穿了我的整個人生。　　當時是號召學習“老三篇”，在全黨、全國、全軍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我們營的朱教導員帶頭在我連軍人大會上一字不差地背完“老三篇”。后來的場合，指導員也背，我們當排長、電臺臺長的也得背。當時“天天讀”一個小時，基本都是學“老三篇”。那些日子里，我反復思考，張思德、白求恩、愚公的精神集中起來就是為人民服務，我們是服務者，那就是仆人，服務對象是人民。要做好服務，應像白求恩一樣做純粹的人，應像愚公一樣不怕艱難險阻，這種精神支撐并鼓勵著我。我當排長的命令一宣布，排里幾個戰友議論著馬上要去連部給我搬干部床，被我制止。我排全體住在一個長條的鋼架房里，兩排很整齊，中間一過道。我身體瘦小，與大家同睡床板也很舒服，為什么要換一個寬一些的床而拉開距離呢？為了把全排工作做好，我首先做到了起好模范帶頭作用，無論戰備值班、嚴格的作風紀律、規章制度遵守或生產勞動的參與，我處處帶頭。和戰友散步，發現機油班的戰友推大油桶太費力，馬上上去助一把力；炊事班太忙了，我幫忙去劈柴、洗菜……。實踐證明，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把自己當仆人、當普通一兵，排里的戰友也就跟上來了。比如，洗漱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每個班排都搭了一個洗臉腳用的架子，另配有兩只水桶和一個扁擔。我看見水快沒了，就主動去挑水，大家也就爭著去，在用水上，排里就沒有專門輪流安排的，爭著挑水習以為常。　　對于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我始終認為思想教育最重要，思想領先了，團結的氛圍就有了，嚴格的紀律和規章制度也能自覺遵守，管理也自然上去了。對規章制度，大到三大條令，下到團、營、連的各項規定都夠多了，我不再搞繁瑣或層層加碼，比如連隊規定外出時必須兩人以上，我絕不會搞成必須三人以上等等。對于思想政治工作，范圍內容廣，方式很多，比如集體政治學習、連里點名、班排開會、文化娛樂、看報紙聽廣播等等。我們原有一位老教導員叫周景友，是遼寧人，45年參加革命。我們在勞動休息時，請他講戰斗故事，他文化不高，但講話層次清楚，每次講他參加過的塔山阻擊戰都很生動細致，他參加了此戰役，立過大功，我們都深受教育，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會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我在排里注意思想政治工作，但全排集體學習或開會，我不愛講大道理，常用一些事例來說明大道理，也簡短，大家容易接受。我作為排里的頭，注意身教重于言傳。我喜歡個別交談，這樣更具針對性，也便于掌握一個度，戰友們也易于接受。比如幾位陜西戰友，樸實、能吃苦，但自尊心強一些，講他們缺點或弱點時，只需點一下就行了。幾位上海戰友，聰明，學雷達也快，但體力勞動很弱，他們種菜時必須有農村戰友幫帶，他們接受批評不錯，我批評他們就“狠”一些。　　67年臨近老兵退伍期，指導員要我考慮一下排里走的人員。當時，吳光祿63年初入伍，我找他個別征求意見時，他向我提出希望再延長一年，爭取入黨，復員后工作好安排，未婚妻才不會斷掉。我心里裝住這件事，同意了延長他一年退伍。為了他達到入黨條件，起碼討論他入黨時大家能舉手通過這一目的，我很用心。吳工作態度是好的，會一些木工活，經常為連里、排里修修補補，做了不少事。但這位老兵毛病不少，特別是虛榮性極強，哪個當班長了他沒當上不高興，做了好事也愛顯露自己。我為了幫他克服弱點，在那一年里想盡了辦法。如他做了好事，我在排里故意不表揚他，他爭強好勝，我故意掃他的風頭，他不知多少次當眾或個別與我發生爭執，有時氣得手發抖。一個夜里我已睡著，指導員來我們排把我推醒后說：“吳光祿對你意見很大，認為你整他，現在還在連部坐著，我也難談通。”我起床去連部，對他沒有一點安慰，反而繼續批評他，我想的是如果我退讓，他的毛病難改，是對他不利呀。批完他后，叫他跟我回去睡覺，下半夜還要上機，他隨后跟我回到了宿舍。我就這樣長期磨著他，讓他難過吧，我為他好，可我的目的能對誰說呀？更不能對他本人說，否則就成演戲了。過了近一年，由于他進步很大，黨支部通過了他的入黨申請，作為他的入黨介紹人，我高興，他更高興。他退伍的前一晚，約我談了很長時間，說了很多感謝我的話，最后說到：“排長，前些天有人告訴我，是你為了我入黨費盡了心，我這才明白過來，以前是我錯怪你了，太對不起你了。”我回答他：“沒什么錯怪的，順利回家，抓緊結婚，早點生個胖娃娃吧。”他笑了。　　上海68年入伍的一個戰友叫周德勝，是個獨子，他在排里年齡最小，家庭環境較好，他入伍初期的一段時間，由于部隊管得緊，他不習慣，感到很受約束。我把他當小弟弟一樣，經常把他帶在身邊，我怎么做也要求他怎么做，他洗了被子，曬干裝進后，被子頭我給他縫，時間一長，他自我約束力就強了。他父母對他比較寵愛，經常給他寄些小禮品來，如毛主席像章、針線包、糖果等，每次寄都是雙份，其中一份必定送給我，我也很感慨。　　 69年三月，我請假回老家探親。入伍以來，我早到了探親年限，但因工作太忙，加之想多攢一點錢，就拖了下來。這次回去，除了看望久別的母親、弟妹外，還有兩個具體任務：一是家里房子（茅草房）快倒了，我要回去買木料蓋房子；二是重慶的三媽給我介紹了個對象，早就叫她女兒（我妹妹）寫信來，要我去見個面。 　　我離開連隊到達思茅團里后，組織股和保衛股兩位負責同志要求我出趟差再回家。任務是把陜西68年剛入伍的三位新兵送回原籍武裝部，一位是有點反動言論，一位是家庭條件不合格，還有一位是患夜游癥。他們兩位把具體情況介紹后，向我提出了注意事項，同時問我是否需要帶手槍，我說槍肯定是不帶，帶在路上只有壞處。與三位新戰友見面后，我們四人坐著長途公共汽車前往昆明，就在去昆明的途中，我患了感冒還發燒，到昆做簡單治療處理后，我們登上了從昆明至重慶的火車。可在貴陽轉車后，到買飯時我才發現外衣口袋里的糧票和錢被偷了，數量不大，但關鍵是把從昆明寄至寶雞的行李單子丟了，失去了取行李的憑證。我仔細回想，在去貴陽的火車上，有一個30多歲的男子沒有坐票，就在我座位邊上擠，因為我人瘦，就靠緊新戰友讓出點座位給他擠著坐下，我因生病有些迷糊，應該是那時下的手。從貴陽上車后，那個人不見了蹤影，肯定是他干的。沒有任何挽救的辦法，只能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繼續前行。到達重慶站后，我把三位戰友安排坐在一起，叫他們哪里也不能去，只等我回來。在此短暫時刻，我馬上先去買好了兩小時后重慶至北京的20次特快列車票，接著跑到一個標明廣播室的房間，說明了丟失行李的情況，請廣播員馬上給寶雞站行李房的同志打個電話告知情況及我們的車次和時間。我聽她在電話里講：“有四位解放軍同志從昆明寄出發往寶雞的行李手續被盜，今天乘20次從重慶到北京的特快列車很快就要出發，請到時取行李給予方便。”此時我的心才放下一些，回去告訴三位戰友車次和上車時間后，迅速去見了我三媽，見到了她和妹妹帶來與我見面的對象，得知女方叫梁偉，是重慶機器制造學校的應屆中專畢業生。與她們交談了十來分鐘后，我們四位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車。 第二天一大早，列車到達我們的目的地寶雞站。去到行李房間，房門緊閉，我迫不及待地敲門說明情況，只聽一女同志在房里回答：“你們的行李到了，過15分鐘來取。”等到打開房間時，那位女同志立即把所有的行李交給了我們，并再三問齊全了沒有？我表示了誠摯的謝意，這顆懸著的心終于落了地。隨后我們找到離公共汽車站最近的旅店住了下來，我對三位戰友說：“你們的家分別在三個縣，我只能送走一位再回來送一位，這樣算下來，沒有特殊情況我得花六天時間，你們一定要聽我招呼，不能亂走，因涉及手續及你們的戶口問題，找不到你們就辦不了手續，同時希望你們注意安全。”我留足他們的伙食費，他們都表示了配合的態度。我第一位送的是鳳翔縣的，最后一位送走太白縣的。到太白縣那天很冷，山上堆積著不少雪，這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山區。我去到縣武裝部，住在部里一個招待所，床位很少，房間設施很差。部長親自給我生火取暖，他看上去是一個很樸實的人，不停地說：“對不起，我們的條件太差了。”我說你不用客氣，我是一個農村人，吃苦習慣了。第二天，從太白回寶雞的路上，公共汽車中途停下來休息時，一股風吹來，一個渣子進了我的右眼，我睜不開眼直流淚，揉來揉去都解決不了問題。這時聽到身后一位中年女同志的聲音：“解放軍同志，你怎么啦？”我回答后，她說：“讓我給你看看。”她讓我坐在車里的椅子上，一面給我檢查一面說：“你放心，我是醫生。”她掏出手絹小心擦拭，卻怎么也弄不出來，反而讓我更疼得眼淚直流，怕弄傷我，她停了一下，把我眼皮撐開翻起，用舌尖把那片渣子舔了出來。在場圍觀的幾位乘客都為之感動，鼓起了掌來，那一刻，我非常激動，醫者仁心啊，為了一個陌生人不受傷害，做出這么溫暖又勇敢的舉動。我連說幾聲：“謝謝。”她也連聲回答：“不用謝，不用謝。”我聯想起重慶站的廣播員和寶雞站行李房的同志，不禁感嘆，天下還是好人多啊！ 我完成移交任務后一身輕松，感冒也快好了。在寶雞呆了一天，看見滿大街紅紅綠綠貼滿標語，有的街面還拉上橫幅，不少人在一起跳忠字舞，一片熱鬧景象，他們在慶祝黨的九大勝利閉幕。當天下午我乘火車從寶雞抵達綿陽，第二天早上從綿陽乘長途汽車翻山越嶺，下午到達雙江。我的小弟光和來接我，挑著行李渡過涪江回到了我離別近五年的家鄉，感到家鄉的空氣是那樣的甜美和新鮮，家鄉的一草一木是那樣的溫馨。彭家院的男女老少知道我回來都沸騰了，來看我的人一波又一波，不停地問這問那，完全像辦酒席一樣。我叫弟妹們給他們發從昆明帶回的糖果、香煙，母親高興得合不上嘴，只有我五叔說：“我怎么看光成曬黑了，人也瘦了，是不是云南太陽光太強了？” 家里的茅草房太舊了，還在不斷傾斜，連大門都難關上了，再這樣下去會很危險的。經打聽，重新建房其他材料花錢不多，我們家鄉的竹子很多，瓦片生產隊就有，關鍵是缺木料，我們那里的木料多數是川西產的，通過水路運來（就是把多根木頭綁在一起，由人掌握，用流水沖力運送）。常年來國家木料指標控制很緊，而黑市木料根本買不起。據說只有區、縣才有權批木料供應，當時我們雙江區的軍管會主任姓袁，是五十四軍駐雙江部隊的一位指導員，區里一切權限都歸他。此人霸道，脾氣很壞，全區上下都知道他的外號叫“原子彈”，我明白我們家修房子的木料只能找這位“原子彈”了。回到家的第三天，我去雙江區政府見到了他，我還沒說幾句，他就說要馬上去開會。我只好中午在街上隨便吃點東西，等著下午上班再找他。見到他進辦公室后，我跟了上去，很客氣地對他說：“袁主任，我是新林人，參軍后一直在云南國界上守邊防，現在是一名邊防排長。我已經離開家快五年了，這次回來探親的主要任務是給家里修房子，家里房子已經快倒了。今天來向你反映，是請求你批點木料，我家很窮，弟妹年小，我當排長一年多來積累了點錢，就是為了修房子，雖然不夠，但其他的我另想辦法，只有木料無論如何請你開個恩。你軍齡肯定比我長，現在掌著一個區的大權，但我們都是當兵的，解決這個困難只能靠你了，你如果不信，可以派人隨我去調查。”隨后我拿出團里開具的請地方政府給予建房關照的證明。沒等他開口，我就先講了這么一大堆。他聽完后從頭到腳看我一遍，又問了一下邊防的情況，可能要核實一下我是否是邊防軍人吧，然后又強調了木料指標太少的問題。看他腦子很好用，對我態度還好，我接著半開玩笑對他說：“袁主任，要是換著你是云南人，我在云南坐你現在的位置，你從四川來找我，我肯定會幫你一把。”他大聲笑了起來，又聊了幾句，他大筆一揮批給我了近兩立方米木料，我高興極了，告訴他：“我哪天來雙江請你吃飯，再見！”回到家后，彭家院的人知道了這事兒都夸我辦了一件大事。兩天后，我辦好了買木料的手續，并付完款，之后由我五叔組織了十幾個壯勞力，從涪江邊上把木料抬回了我家。剩余修房子的事，只好由五叔牽頭，母親和弟妹們一起處理了。因為十多天的假期，我還要會會同學、熟人，同時辦一些別的事。 彭家院的父老鄉親見我回來都非常熱情，很多家邀請我去吃飯，只有15天假期，輪流吃飯排隊也排不過來。我感到很為難，不去吧，怕說瞧不起人家，因為有的邀請時就說叫我不要嫌棄；去吧，太麻煩，增加別人負擔，那時的生活雖然比困難的59-60年有很大改變，但畢竟還是很窮，而我們那里請客吃飯起碼要弄十個菜，少不了雞鴨魚肉，這些都得用錢買呀！再說，我自己從來是不太講究吃的人，可能是窮慣了。我母親知道我愛吃的，一是煙熏肉，我們家鄉叫臘肉，特別香；二是豆腐；三是泡菜。家里煮上一鍋紅薯稀飯，里面放點兒青葉子白菜，一盤泡菜，一盤豆腐，我是最喜歡的了。 我為家里買好蓋新房的木料，心就放下了。隨后那些天，彭家院里的每家我都爭取去坐一會兒，擺擺龍門陣，同時誠心地謝絕掉不少吃飯的邀請。彭家幾百號人，長輩或哥姐都叫我光成，弟妹們都叫我光成哥，下一輩都叫我光成叔，從來不帶“彭”字，這也使我感到特別親切。我妹妹對我說：“哥哥，我看好多從外面回來的人，大家也沒像對你這樣熱情。”我想可能是原來在家時，我對大家尊重，也愛做好事的原因吧。 在一位伯父家吃飯時，我去得比較早，看見他們把一只正生蛋的母雞抓來殺，我說太可惜了，不要殺了，同時去搶著想放掉，他家幾人上來阻攔，說：“光成，你幾年才回一次家，殺個雞算啥，以后又養吧。”還有一天在一個叔叔家吃飯，見他兒子（我稱弟弟）從河里捕魚回來，兩只光腳丫凍得發紅，我吃著這些飯，心里很難受。     又一次早飯后，五叔來到我家，對母親和我說：“我買了一只烏龜，要燉一天，光成晚上哪里也不要去，就來我家吃烏龜，補一補身體。”五叔喊我當然不能推辭了，晚飯前我來到他家，見他還在往灶里加柴禾，他把一個大鍋蓋揭開，讓我先看一下這只烏龜。為我能吃上這只烏龜，他足足煮了一整天，勞動也沒去參加。不一會停火了，他雙手端上一盆帶湯烏龜放在桌上讓我吃，我勸他一起吃，但怎么也勸不動，我問起五娘，他說她帶著小孩出去了，我明白是故意回避。他勸我認真吃，說到部隊去也要有好身體，我吃著烏龜，鼻子一陣陣發酸。    五叔是一個體格健壯、性格直爽、說話也隨便的人，他對農村勞動樣樣在行。舊社會，他在彭家院地主家（僅有一戶地主）當長工，長年和幾位長工一起負責榨油。他勞動的地點叫做油坊，和地主的住宅連在一起。油坊很寬敞，房頂蓋著瓦，墻壁是磚泥混合，房里安裝著三套榨油設備，還有幾口大鍋做煎炒原料用。他們主要榨菜籽油，少量花生油，一進油坊，一股香味撲鼻而來。通過榨油，五叔練就了一副好身體。解放后，他被劃為雇農，三十歲了仍是單身，后經人介紹，與本院一位叫永達叔的已去世教書先生的遺孀結合組成了家庭，生有一男一女，加五娘前面兩個女兒共四個都是我的弟妹。我這次回家送給五叔一雙部隊發的膠鞋，讓他勞動時穿，他高興極了。幾年后，我聽弟妹說起，五叔穿著這雙膠鞋到處炫耀：“光成給我這雙鞋太好了，又合腳又耐穿。”    利用這次短暫探家的機會，我拜訪了幾位小學、初中同學，其中一位就是那位家里養著一條嘴巴又黑、相當兇狠的大黃狗的同學，他叫劉國康，當了一名小學校長。我們敘舊的同時，我又問起那條兇狗來，他一一作答，使得我倆都笑了。    臨近假期滿的前兩天，我告別了母親、弟妹和父老鄉親，乘長途汽車經130多公里去到重慶三媽家。她約來了那位梁同志，因不熟悉，我們沒有更多的話，也不好意思互相多問。第二天，她的父母約我上他們家吃了一頓中午飯，我才知道她是獨生女，父母年紀大一些，但精神很好。在他們家呆了大概三個多小時，兩位老人都滿是笑容，看樣子對我很滿意。兩天后，我又告別了三媽和她女兒，還有這位梁同志，幾天后順利回到了瀾滄連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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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邊防雷達連

彭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