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個知青 --回憶我在海南橡膠農場四年的知青生活

jianping

<h5>圖中的大多數女孩子都是我曾就讀的華南師范大學（舊名為華南師范學院）附中的同學。</h5> <h1><b>第一章彼此之間</b></h1><h1><b><br></b><b>我忘記了很多關于三十八年前我是如何離開廣州的細節。那場離別已成為中國知青運動的經典場面，毋庸我去多說，各種圖片和很多當事人的回憶都很清楚地描述了整個過程。</b></h1><h1><b><br></b><b>我所能記住的就是，我在離開廣州的前一天，突然很想到關押母親的郊區九佛農場探訪她。于是，我拉著二姐，一人騎一部自行車，向著目的地出發。走到一半，二姐說她不想去了，要回家。那時，我并不知道第二天就要上船往海南島，不過，我很不愿意中途而棄，連勸帶拉終于把二姐硬扯到了九佛。</b></h1><h1><b><br></b><b>到了那里，我們遇到的尷尬更大。看到母親象犯人一樣，被帶到我們面前，二姐再也無法忍受，毫無顧忌地哭了起來。這場面，讓看押她的人員都點措手不及，會面馬上被叫停，他們把我們帶到一旁。一個負點責任的看押人員過來和我們談話，要我們端正態度。</b></h1><h1><b><br></b><b>來人竟是二姐所在中學的團委書記，此君文革前曾來我家告過狀，說二姐拒絕參加民兵訓練。新仇加上舊恨，二姐狠狠地瞪他一眼，轉身不去理他。我見狀，只好自己迎上去，聽他一番教導。他對著我說了些大道理，無非是要相信群眾、相信組織云云。他也很不客氣地說，你們姐倆在這里哭，影響很不好，希望我們要注意影響。無論他說什么，二姐連一眼都沒看他，唯我馬馬虎虎地應了他幾個諾，算是打發了這位”教育者”。</b></h1><h1><b><br></b><b>然后，母親又被叫了出來，會面繼續進行。我記得，當時，我告訴母親，二姐和我都定了要到海南島。她也沒有太強烈的反映，說了句”好好鍛煉”而已。但是，母親很小聲地叮囑我們，千萬不要失去信心，她的問題遲早要解決的。整個過程不過持續了幾十分鐘，母親就被帶走了。</b></h1><h3><b><br></b></h3><h1><b>二姐和我一出農場，飛身上車，急速地向廣州進發。天好象在下雨，我覺得二姐一直在流眼淚，我們默默地騎車，很久都沒有說一句話。我并不難過，但一種莫名其妙的憤怒在充塞著我的心，我再也不想在廣州呆下去了。這個城市帶給我的痛苦和難堪太多，幾乎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我想，還是快點出發到海南吧，到一個遠一點的地方，不要讓我再看到那些令我煩惱的事情。</b></h1><h1><b><br></b><b>我們回到家里，天已暗了下來，大姐很匆忙地告訴我們，學校來電話，說附中到海南的同學明天就要出發。我們姐妹三人潦潦草草打發了晚飯，刻不容緩地開始收拾行李。</b></h1><h1><b><br></b><b>家里沒有大人，父親不知下落，母親關在“牛欄”里，大姐成了我們的家長。在廣州這個城市里，父母除了工作之交，沒有任何親友，家里出了許多大事，只有我們幾個孩子自己擔著。如果不是在父母情況惡化前，很有先見之明地轉了些錢到大姐的銀行戶頭里，否則，我們真是連置辦行裝的錢都不知到哪里籌去。其實，我們也沒買什么。我在附中住校，被鋪、蚊帳、水桶都有；衣服也沒添置，反正也是到農村勞動，帶新衣服去反而不合適。大姐帶著我只買了些小日用品，還有一些零食，最奢侈的是為我買了一鐵罐奶油蘇打餅干，那圓圓的小餅顏色黃澄澄的，很是誘人。學校很早就告訴我們要做好準備，待命出發，所以該帶的東西早就買好了。現在，說要走，不過是要把東西放進箱子里而已。</b></h1><h1><b><br></b><b>很多年前，母親給我買過一個皮箱子，質量很差，實際上是涂了漆的紙皮箱。我把所有的衣物雜品都塞進那只舊箱子，再將蚊帳和鋪蓋打成背包，往水桶里放了牙刷、漱口盅、毛巾、飯碗，行裝就準備完了。</b></h1><h1><b><br></b><b>第二天大清早，天色陰沉，但我的情緒還好，那種自我放逐的欲望還使我有幾分興奮。兩個姐姐和我，提著我那幾件扎得松松垮垮的行李，出了門。到了廣州市太古倉客運碼頭（洲頭咀碼頭）我微微感到吃驚，人很多，場面出乎意外的熱鬧。每個要走的人都有數量可觀的送客，除了家人，還有同學和朋友。</b></h1><h1><b><br></b><b>看到不少人都亮出家伙照相，大姐說聲：糟糕，忘了拿照相機。我反而不在意。這么匆匆忙忙地離別廣州，我實在無法發思考更多，只盼望著快快結束這個過程。與別人相比，送我的人很少，因為，我的很多同學好友都要與我同一條船到海南去，而家中只有兩個姐姐。</b></h1><h1><b><br></b><b>想到要和兩位姐姐分手，我還是生出幾絲愁緒，不由地握住她們的手。三姐妹手握手走在送行的人群中，有點顯眼，幾位我似識非識的附中男同學，經過我們身邊都好奇地回頭看我們。后來，由于行李沒扎好，我行李箱子的蓋竟散開了，我們姐妹三個七手八腳又將箱子重新合起來，想辦法再扎好。經過這一陣忙亂，反而把我的那幾分離愁竟沖淡了，直到上船，我還在擔心箱子會不會再散開。</b></h1><h1><b><br></b><b>離開廣州的時候，我快滿十八歲了。我做夢都沒有想到，以后的人生要發生如此多的曲折和艱難。</b></h1><h1><b><br></b><b>以后的事，我都記不十分清楚了。我記得船開的時候，很多同學都擁到甲板上向親友們揮手再見。開始，我打心眼里笑這些同學太柔情。后來，我卻忍不住跑到甲板上，擠在其他同學背后，想找兩個姐姐，卻看到站在彼岸邊上的記者們不斷地朝著前排的女同學們拍照。熱鬧了一陣，船走遠了，記者們也放下了手中攝影機。我很快就回到了房間，和同一房間的女同學們聊上天了。</b></h1><h1><b><br></b><b>我當時真是很興奮。因為是第一次離開家人，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生活。我很高興地打開了餅干罐，請同行的女孩子們分享，別的人也拿出自己帶的零食，所以，在船上，我們的嘴幾乎沒有停過。</b></h1><h1><b><br></b></h1><h1><b>整個紅衛輪，到處充盈著青春的氣息。</b><b>我在船上遇到一個老海員，他笑瞇瞇地對我們說，第一次離開家，看把你們樂的。說畢，他表情復雜，欲言又止，嘆了口氣說，就不想爸爸媽媽了？！我看著這位慈眉善目的海員老伯，心情有點復雜起來，然而，少年壯志不言愁，我挽著其他女孩子的手，向他揮揮手，離開了，我很快就忘記了老伯伯的嘆息。</b></h1><h1><b><br></b><b>我再次回到船鉉，回頭北望廣州，這個城市已經離我很遠了。那時，我遙想將來，還是很樂觀的，海南再不好，總比天天見到那些兇神惡煞盯著我們不放的機關“革命群眾”要好。我的家早就不成家了，父母都被關押，已經工作的大姐對我和二姐也是心不在焉，后來我才知道此時她已和姐夫在悄悄地談戀愛。我唯一的寄托就是離開，與附中的同學們結伴到海南去。我就這樣離開了此岸--廣州，向一個陌生的彼岸--海南島進發。</b></h1> <h5>兩位姐姐與我分手前的留影紀念。那時，我很不高興，面對鏡頭，全無笑容。</h5> <h5>離開廣州的城市青年向自己成長的地方和親人揮手告別。</h5> <h5>離別廣州前與同校的同學們合影留念，圖中的女孩子們全部都到了海南橡膠農場接受再教育。</h5> <h1><b>次日醒來，大家都嚷著，說到海口市的秀英港了。哇，秀英，一個港口能以女人名字命名，令我禁不住開始想入非非。我記得，好象那天的天氣很好，其他都忘了。</b></h1><h1><b><br></b><b>當晚，我們被送到海口市的一個大禮堂里開歡迎大會。歡迎會的秩序很不好，噓聲很多。代表廣州知青發言是一位附中高中的男生，我們都不喜歡他那吊得高高的嗓音，還有不著邊際的豪言壯語，加上我們與他所屬的紅衛兵群眾組織派別不同，趁著人多雜亂，我們痛快地發出了好多的噓聲和笑聲。發言之后，照例是宣傳隊的演出，場面就更熱鬧了。這叫什么呀！當我們看到那些不入流的舞蹈表演，口音很重的普通話朗誦，全都笑翻了。海南人就是土，這就是我對海南的最初印象。</b></h1><h1><b><br></b><b>我們在海口市住了幾天，就要坐著大卡車分赴各個國營農場。為了將原來學生已形成的派別小團體打散，軍訓團和工宣隊對分配方案進行了精心策劃，力求去每一個的農場的學生都要包括各路人馬，但人數卻要保持平衡，不多又不能少。甚至，連班別、年級都要打亂。去每個農場的同學，從初一到高三都有。我所在班級的同學大概被分在兩個農場里。我在分配方案下來之前，就聽到了風聲。為了能和自己要好的同學同去一個農場，我和同班的好朋友小藝找到軍訓團派到我們班的譚排長，求他網開一面，讓我倆不分開。結果，他真的幫了我們的忙，我和好友如愿以償。那些比較老實的同學基本上都是隨著學校的統一方案，搭配著到了各個農場。</b></h1><h1><b><br></b><b>想到馬上就要和相處了多年的同學們分手，我感到很不舍，在文革中，我和同班的三個女同學結成了一個小辯子寫作小組，寫了很多大塊頭文章，然而四個小辯子卻被分配在兩個不同的農場，令人非常難過。</b></h1><h1><b><br></b><b>三十多年后，我聽說，有的同學在分手之際，就比我要有大將風度。一位在文革中風頭很足的紅衛兵宣傳隊員，很瀟灑地向其他男生揮揮手說，咱們北京人民大會堂見（據本人說，這里有誤傳的成分）。一語成孅，十一年后，是我，而不是他，真的走進了人民大會堂，站在臺上，同首都幾百名大學生一起，高歌一曲。</b></h1><h1><b><br></b><b>而我在那時，真覺得自己要在海南的山溝里呆上一輩子，竟沒有難過的感覺；更沒有想到將來要離開，到北京去上大學。人與人就是很不一樣，我在那時的覺悟程度真是差遠了，天真而又可愛。</b></h1><h1><b><br></b><b>我要去的農場是海南島的中坤國營農場，以經營橡膠為住。那年十八歲的我，絲毫沒有愿望或者意識，對這個自己將要工作和生活的單位進行任何考察和研究。直至讀到一本由中坤知青編的圖片集，我才對這個中坤農場的地理和社會經濟有了一個全面的了解，這是后話。</b></h1><h1><b><br></b><b>我們乘坐的卡車到了農場，大家被安置在農場的禮堂里，照例是一片吵鬧。很多人對將要和誰一塊，特別在意，卻不懂要選擇條件好一些的生活點。中坤農場將我們這百十來人分配到好幾個生活點。不料，很多人都對分配不滿意。于是，很多人忙著找學校送知青下鄉的解放軍和工宣隊員疏通，希望重新調整分配方案。農場的干部從來沒有領教過這種無政府狀態，一個表情嚴肅、個子不高的中年人突然大喝一聲：不要再吵了，你們太不象話了！霎時，我們都靜了下來。然而，禮堂馬上又陷入了嘈雜。從大城市來的革命小將，誰在乎這么一聲嚇唬。</b></h1><h1><b><br></b><b>我反倒一點不忙，因為譚排長一直跟著我們到了中坤農場，我心中有數，知道他一定會保護我和八一。果然不出所料，我和小藝被分在勝利隊。能這樣我就很滿意了，看著別人在一邊瞎忙，我還感到幾分僥幸。可是勝利隊在哪？生活條件艱苦嗎？和我們一塊的知青還有誰？對這些很實際的問題，我想都沒想。</b></h1><h1><b><br></b></h1><h1><b>后來，全體勝利隊的知青都集中在一塊，和前來接我們的指導員見面，我才從得意忘形中清醒過來。原來，那個對知青大吼大叫的中年人就是勝利隊的指導員，姓姚。這人像是來者不善，怎么說話那么沖，我暗中打量他。從離開廣州到中坤農場，只有此時，我才對自己的將來有了一點憂慮，在一個兇神惡煞的領導下工作，以后的日子一定不好過。</b></h1> <h5>當年，我們四個小辮子寫作組威震附中，皆難逃知青命運。四十多年后，我們氣定神閑坐在一起合影，可惜其中一位已經駕鶴西去。</h5> <h5>這是當年中坤農場的大門口。</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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