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朗的日子里

彭光成

昆明軍區空軍指揮所（簡稱昆指）成立于1960年，受軍委空軍和昆明軍區雙重領導，以空軍為主。排列在軍區空軍后，又在軍之前。司政后三大機關（后又增加工程部）的人員編制比軍略多。管轄云貴兩省空軍部隊，當時團以上部隊（含師屬團）40多個，機關建在昆明市西山區的明朗水庫旁。 　　這個點是空軍司令劉亞樓來現場考察后確定的，貫徹了“山、散、洞”的戰略思想。機關在水庫周圍，四面環山，比較隱蔽。山清水秀，空氣新鮮，機關同志都趣稱“夾皮溝”。此地距昆明市中心近30公里，又不通公共汽車，生活極不方便，小孩上學也帶來不少麻煩（機關只建有子弟小學），部隊來機關辦事也困難。昆指剛成立時，機關一些部門和指揮機構設在市里的穿心鼓樓空軍招待所，以后隨著明朗不斷建設才逐步搬到明朗的。 通知我來司辦是69年五月初，我5月8日離開瀾滄到達司辦做秘書工作。當時辦公室主任是劉鴻第，秘書有李俊堯和盧克敏。大約九月份，從27師調來陳生，71年7月左右，從通信處來了丁超棠，從機要處來了楊成凱，他們兩位是60年參軍的機關老參謀。許志龍情況特殊，入伍從機關打字員到警衛連當排長，一直跟朱剛副主任在省里支左，朱副主任當過省革委辦事處主任、省里常委，許大概71年初正式到辦公室。林彪事件后，李、盧二位離職審查后從司辦分別分到直政處和機務處，幾年后轉業回了老家。剩下幾位，他們年齡（許除外）比我大，參軍比我早，對機關也熟悉，都聰明能干。我從一個邊防小排長到這么大的機關，參軍前又在農村，沒見過大世面，完全是秘書中的弱勢人。除秘書外，辦公室由幾個小部門構成：保密室負責文件保管傳送，檔案整理保存。先后負責人有董永海、吳尚和、劉桂芝等。朱遠香、魏祥壽、曹俊學等幾位在保密室工作時間長，我和他們相處都很好。打字室的王茂全、尹婉卿走后，先后從電話連調來的女兵有田英英、董維惠、王秀萍、趙春利、王會徐、李淑亞、嚴永惠、姚暉等，這些姑娘們工作很好，加班加點從不叫苦，有的是高干子女，但從不顯露高干女兒的身份。我打印校對文件時去打字室，始終把她們當小妹妹看待。翻譯組十五人，多數年歲比我大，我常去他們辦公室或宿舍玩，他們對我也很好。組長魏原杰，對人客氣，辦事認真。大事小事愛找辦公室領導請示匯報。他相貌酷似列寧，我們星期五半天學習，他常來輔導，拿著學習材料進學習室時，我們有時打趣地說：“列寧同志請進。”翻譯組有英、老、越三個語種，平時用不上，是為戰時做儲備，因此非常清閑，在辦公室除學習外，常吹牛聊天，家屬基本都在老家，是“快樂的單身漢”。收發室先后換了幾人，崗位就一名干部，負責機關及直屬隊的報刊雜志、信件、文件的收發處理。通信站一名三輪摩托車駕駛員，頂風冒雨經常穿梭在昆明市和明朗水庫的公路上。鉛印室成立于70年，開始由遼寧籍幾位戰士和七八位機關處級干部的家屬共十多人組成，后來工作量不斷增大，廠址從防化連旁遷到了老服務社，機器設備增加，廠房擴大，人員增加不少。因機關離市區較遠，不少隨軍家屬難以聯系市區的工作，就近來到鉛印室，他們是正式職工，廠里工作很正規，也有相當技術性，大家工作是積極忙碌的。開始由辦公室臨時派干部管理，后來從巫家壩調來一名叫唐繼良的干部負責。 我來司辦工作的第一天，見到的首長是任政委，這位頭發花白、面容慈祥的首長進來后由劉主任介紹與我熱情握手，問了我的籍貫、文化程度、年齡等，當我回答25歲時，他笑著對我說：“還不到我年齡的一半，年輕好啊，歡迎歡迎。”隨后幾天里先后見到了昆指其他首長。那時因新建的辦公大樓還未竣工，大禮堂也沒建起來，司令部十多個處都擠在一棟三層樓（家屬樓）里辦公，首長們在家辦公，常來辦公室看文件、電報和處理其他公務。我來到辦公室一切都新鮮，什么也不懂，出過不少洋相，受到劉主任不少批評。比如：接過一電話，對方叫我準備個車，第二天早上八點半開到他家門口接他去昆明軍區開會，我問：“你誰呀？”回答：“我是張東梅。”我一聽嚇了一跳，他在電話里接著說：“你來不久可以原諒，以后不行哦，我不可能每次打電話都給你報名字。”放下電話后，問盧秘書：“張副主任要我準備車，他明天早上要去軍區開會，我怎么準備呀？”盧告訴我：“我們有一個汽車隊，隊里有個小車班，小車班的任務主要是負責首長用車，你給小車班打電話，告訴他們哪位首長用車，再明確開車到達的時間地點就算落實了。”又一次接一飛行部隊電話，說飛行中飛機的起落架收不起，我因不懂常識，認為收不起就是掉下了，報告首長時就說成是起落架掉下來了，鬧出個大笑話。還有一次，劉主任叫我通知在馬主任家的會議室開常委會，讓我做記錄，我急忙找來記錄本，因第一次記錄想翻一下過去是怎么記的，但來不及了。在會議開了大約一刻鐘，坐在我一旁的劉主任把我的記錄拿過去一看，生氣地一把將幾頁撕了下來，他自己作記錄，我看沒事就站起來正準備離開時，他叫我坐下，那一分鐘，常委們短暫地看了我一眼，是可憐？是同情？或是討厭？我不得而知，只能坐下來靜靜地當了半天“常委”。經歷這些后，我苦惱，自感不適合當秘書，但處于無奈只有硬撐著，有一種撞了南墻不回頭的勇氣。政委批的草書字體的文電，我幾次因有的字看不清，直接去問他，他都笑著告訴我，不久習慣他的字體了，再也沒問過。劉主任多次要求我說普通話，本來是對的，我喜歡普通話，也佩服普通話說得好的人，因擔心說不好反而不土不洋更難聽，再說了我上下交往包括給空軍、昆明軍區打電話這么多次，對方從沒有聽不懂的，我就不想學普通話，心想土就土到底吧，今后回老家也便于面對父老鄉親。隨后我只把四川一些方言，如“啥子、要得”等丟了，語音不改，頑固不化了。隨后的一段時間里，因不適應工作，加之受到一些批評，心情不好，產生了想回原部隊的思想，不止一次在辦公室集體學習毛著亮思想時講過，后受到劉主任批評。他找我專門談話，并批評我不識抬舉，說你的去留不是按你個人愿望，只能組織定。從那以后就只能耐著性子干著，在70年春節前我當秘書的正式命令下了，和陳生在一張紙上。對于我為什么能從一邊防連隊的小排長調來當秘書，機關不少同志曾問過我。我后來聽36團先后兩位干部（其中一位副政委）說過，昆指劉環副主任離昆前去到了36團檢查工作，在乘車的路上，劉對陪同他的張喜亭政委提出，你們團能不能推薦一個到昆指司辦當秘書的人。張政委后來推薦我，并在團里領導開會時順便說過他的意見，大家都贊同。 　　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母親對我的婚姻一直非常關心。我自從與重慶那位梁同志見面后，互相往來過幾封信，她還寄來兩張照片。可就在我調昆指司辦工作后，69年八月的一天收到她的一封來信，內容主要是要求我轉業，因為她是獨生女，怕以后父母老了難照顧，表示如果我轉不了業，就斷了與我的關系。我認為這種事不能勉強，馬上回信表態：讓我現在轉業辦不到，同意斷絕關系，信封里同時裝進了她寄來的兩張照片，了結了這四個月左右書信往來的關系。　　母親托人寫信，多次提到我年齡不小了，征求我要找個什么樣的對象，說好些人向她表示愿意說媒。我回信叫母親不要為我太著急，也說了如果她認為確實好的可以考慮，但我一時又回不了家……。對于這件事我有些拿不定主意。我的分析是：在家鄉找，生活習慣、環境都比較熟，很多女同志很能干，缺點是結合后兩地分居是個問題，對后代管教不便，想要隨軍調動也困難。如果就近找，部隊都清一色的男士，女同胞很少，即使有人介紹，也難找到合適的。況且，如果成了，那么今后轉業又怎么辦？這些都得慎重考慮。 大概在70年六七月份的一天，李俊堯秘書告訴我說：“幼兒園吳老師（劉永生副參謀長的老伴）叫我帶個話，要把幼兒園一位姓張的老師介紹給你，我在幼兒園（他在那里看被關押的王斌參謀長）注意觀察了，小張老師人還不錯，你考慮一下是否見個面。”我回答：“讓我想一下再說吧。”吳老師和我并不熟，主要是因為劉副參謀長生病，常年多在家里，我經常送文件電報到他家，看到吳老師打個招呼罷了。她后來見到我又專門提起這個事，說：“你見一下吧，我們小張很不錯。”我還是回答：“讓我考慮考慮吧。”為什么不立即見面？一是到底在家鄉或在部隊附近找，我沒拿定主意。二是怕見面后若女方同意，我不愿意，會對女方造成傷害。為此拖了近兩個月左右。 　　大概到九月左右，李秘書又提起此事并約我見面，當即我就隨他從司辦出發，步行到了幼兒園。吳老師早已等候著，她領著我和李秘書一起到一個宿舍，與張同志見了面。吳老師簡單做了一下介紹，我沒說幾句話，張同志一句都沒說，只時不時望我一眼。短暫見面后，我回到了司辦。之后開始交往，基本就是星期天（多數兩個星期一次）我去看望她，她就住幼兒園，見面互相問問情況，周圍路上走一走。我們沒有一起吃過飯，更沒有甜言蜜語，我只問過她的父母知道我們的事沒有？看上去張同志也是個老實本分的人。這種關系一直維持到71年5月下旬，我們辦了結婚登記，并于5月30日在劉永生副參謀長住的小樓會議室，由他主持舉辦了簡短的婚禮。熟悉的戰友和張同志幼兒園、學校的部分老師前來祝賀，那個年代不時興辦酒席，大家一起喝點茶水、吃點糖果、唱兩首歌熱鬧熱鬧就完畢散去了。 婚后，我們在生活上能互相照顧關心，雙方工作都比較緊張、辛苦，但都能夠互相體諒支持。在相處中，我逐漸發現，張同志雖然不善言談，但為人善良。我們先后生下兩個女兒，她都細心照料、教育、撫養，對家庭對子女是一個很負責的人，稱得上賢妻良母。我們性格上各有弱點，有時也發生爭執，但最終都能化解，如今也算相濡以沫，走到這一步也絕不容易。 　　為主便于開展工作，必須熟悉情況，增長知識，為此我經常到各處室討教。弄清部門之間的分工、工作交往關系等。如領航處與航行處的工作范圍如何區分？后勤部軍需處、裝備處、航材處都各管些什么？飛行術語名詞太多，什么四種氣象飛行、什么飛行四轉彎、什么進入螺旋、什么特技飛行、什么雙發停車、什么單發停車、什么一二三等飛行事故等等。我從軍訓處借來書籍雜志看或當面請教。到巫家壩和蒙自飛機場，我專門去到殲五、殲六、殲七飛機面前觀看對比它們的外表。到呈貢又去看運五、直五飛機，向飛行員了解這些飛機的飛行高度、航程、速度等，增加感性認識。到氣象處借來幾大本書，學習氣象知識，知道了什么叫云量、云頂高、云底高、云層厚度。到航行處了解什么叫飛行區域、飛行走廊。到飛機場的塔臺看由哪些人組成，指揮員的位置，與飛行中的飛行員如何通話等等。同時還逐步熟悉所屬各部隊的性質任務，導彈部隊干什么？裝備什么導彈？雷達部隊有多少種雷達？情報部隊有哪些偵查手段？工程兵部隊的人員編制、以及各團以上主要首長的姓名、外貌、講話口音等。　　秘書工作，我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辦理文件電報，這是工作量最大、任務最重的工作。每天收到文件電報幾十份，送首長傳閱要分輕重緩急，哪些先送主管首長？哪些又先送主要領導？有的首長出差或下部隊時間長了，回來以后文件堆積如山，送多了看不完，還受批評，有一位曾說過：“你要我的命啊！”送少了拖的時間又長，送漏了被發現或誤了事，秘書責任難擔。首長批示由秘書去處理，落實情況要檢查。文件電報一段時間要清退，有時查找不到要找幾天，一次一份機要電報，幾個人找了一天才從鐵柜的夾縫里用細鐵絲掏出來，電報丟失那是要命的。秘書中我辦理電報文件最多，深知它的苦和難，太像一根繩子緊緊綁住自己的身體。 第二，辦理會務。會務有兩種：一類是參加會議記錄。昆指常委會、大部辦公會、中心組學習、司令部部務會及部黨委會，都要由秘書記錄，記錄要求“準確完整”，通知參會人員不能漏掉。張磊參謀長剛從廣空來上任大概第三天，叫我通知在指揮所會議室召開部務會，開會時間一到，我報告參謀長說除管理處沈榮光副處長外，其余都到了。參謀長說：“不等了，開會。”他正講著話，大概過了三分鐘，沈副處長進門，一個軍禮一個報告，參謀長嚴肅地問他：“通知你幾點開會？”他回答說來的路上碰到通信站一位領導向他反映情況耽誤了。參謀長說：“是大家等你開會重要？還是你給人談話重要？”讓他坐下后，參謀長對大家說：“以后我們通知開會一定按時到，有事要請假，必須通過秘書報給我們同意才行，不要違反。”我和參會的十多人頓時感到參謀長的厲害。另一類是大型會議的組織安排、會務和寫作材料工作。昆指最通常的常委擴大會一百多人或團以上干部會。我參加這樣的會不多，陳生最多，因為他是筆桿子。 第三，辦理來信來訪。對首長的家庭信件和親收的信件不能啟封，其他信件開啟后，內容長的要摘出重點再呈上。對待來訪人員，要熱情接待，問明情況，該部門處理的盡力勸導去部門解決，確需由首長直接過問的，要報經首長同意后引進。辦理信件和來訪問題，我們要重視，并不能帶有個人意見。僅舉一例，大概80年初，收到一封侯主任親收的信，我去他辦公室遞上時，他叫我打開將內容報告他，原來是原作戰處參謀李劍英從貴陽場站來信，講了他工作的全部經歷后，請求即將轉業前給他提升一個職務或調一下工資。侯聽后在信上批示：“交干部處，該辦則辦，不該辦則不辦。”我把信送到干部處，譚長興處長看到批示后，馬上追出來問我：“侯主任還講過什么沒有？”回答：“沒有。”又問：“你對這個批示怎么理解，到底要我們辦或者不辦？”我說不知道。因為一個秘書對這種事不能有個人意見，我只覺得這個批示很有水平，至今未忘。 第四，跟隨首長下部隊或外出開會。下部隊一是單獨跟，一是隨工作組等團體。任秘書期間，我先后隨首長到的地方有：蒙自、巫家壩、平遠街、思茅、祥云、保山、麗江、中甸、龍陵、耿馬、維西、呈貢、貴陽、遵義、元謀、曲靖、峨山、北京等，跟隨的首長有：馬杰三主任、任敬湯政委、李向民主任、李發應政委、李建明政委、廖堅持副主任、胡開德副主任、劉曉峰副政委、王斌參謀長、鄭堃參謀長、姬長奎副參謀長等。有幾次重要行程：一是80年跟侯主任、李政委到北京出席空軍常委擴大會，見到政治局委員、空軍司令張廷發。他在主席團的預備會上講到一些飛行干部要停飛時，要求對停飛要想得通，說：“侯書軍同志飛行技術好，飛了幾十年，但現在已五十多歲了，這次也要停下來，作為一個方向的主要領導，集中精力抓部隊全面建設。”張司令還在我們小組（廣空、武空、昆指、成指、空七軍）發言，講到飛行訓練事故多時，提出爭取今后每年掉飛機控制在20架以內，第二天的會議簡報就出現張司令代表空軍黨委提出掉飛機每年控制在20架以內。那次李政委找我說，簡報上登他的發言少，認為我沒寫好，有些不高興，我只好把我記錄的送給會議簡報組的底稿給他看，并說職務越高的首長內容越多，有的軍長政委一句都沒登，他才沒吱聲。那次會議，我有幸參觀了中南海，看了毛主席故居。看了空軍政治部文工團自編自演的話劇《913事件》，出演林彪（李雪健）和江青的兩位演得太好了，臺下一片笑聲。二是滇西龍陵地區發生地震，我跟李向民主任前往。先乘呈貢的運五到保山再轉坐吳桂賢副總理的米八直升機到災區。巫家壩起飛不久，李主任認為飛機太顛，就把飛行員換下，自己親自去開，那一刻，我說：“李主任，怕不行吧（因為他們的飛行必須報空軍批準）。”他叫我回機關不要講，他駕機后確實平穩多了，我內心感嘆，不愧是飛了幾千小時的老飛行員。在地震區，我見到吳桂賢，她個子不高，但很有精神，穿著也樸實。聽說她走訪災區已去過不少地方。一次開會，有人向她建議是不是少走一點，有些老干部（主要指省委賈書記）有點走不動了，她回答：“走不動的就少走點嘛。”我當即感到吳對老百姓是有感情的。經歷三天左右，我跟李主任又回到昆指機關。三是跟王斌參謀長去峨山前指。林彪下達第一號令前，戰備工作十分緊張，部隊上下作動員，擬作戰計劃又演練，給人的感覺是戰爭馬上來臨。我隨司政后工作組由王參謀長帶隊去巫家壩機場檢查戰備，聽匯報、實地查看。參謀長越檢查越生氣，總的認為巫家壩基地（那時還保留基地）和二十七師抓戰備差。第二天晚上在一個大會議室開領導干部會，先叫大家做匯報發言，當基地領導李樹亭（解放海南的陸軍戰斗英雄）講到內緊外松時，參謀長打斷問：“你說說什么叫內緊外松？”老頭子文化也低一點，越講越講不清，心里還發慌。參謀長火氣上來：“你胡說八道，戰備這么久，內緊外松都不懂……。”會正開著，昆指馬主任來電話，要參謀長親自接，短暫的電話后，參謀長宣布散會并告知工作組的全體馬上收拾行李回昆指機關。一路上參謀長不講話，我認為肯定有大事。快到機關時，他對我說：“小彭，你回去快準備一下，今晚出發跟我去峨山。”我回家打背包找行李，又到辦公室找出一些文件夾等辦公用品。來到通信站的操場上，見到已集合隊伍大約一百多人，大車小車在公路邊有幾十輛，已裝載各種設備物資。馬主任傳達了林彪的第一號令，宣布去前指的任務并提出要求后，各類人員迅速上車，浩浩蕩蕩出發前往峨山地下指揮所。我跟參謀長坐的是開在最前的一輛北京吉普即指揮車，車上還坐有張利助理和領航處潘維堃副處長。第二天早上安全到達后，搬行李、安裝設備、打掃衛生，迅速展開了工作。那個洞子很長，指揮的中心位置很寬敞，住宿卻在門口的地面房間。第二天參謀長交代，我的全部任務是：1、辦理文件電報；2、參加所有會議記錄；3、接轉參謀長的有關電話；4、管理洞口外不遠的警衛班，這個警衛班是從警衛連調來的，班長是68年的陜西兵，叫甘志槐（轉業到省政協，退休后享受副廳待遇）。我在前指工作到全部撤回共三個多月。工作比司辦輕松，參謀長和各處長對我也很關心，工作很順利。 第五：做外事工作，這是一項特殊工作。抗美援越期間，中越友好，越南多批飛行員均由我們培訓。航校開始建在柳州，后來搬遷至祥云機場。航校及一些越國內來往人員都途徑昆明，他們也常去越駐昆領事館辦事，飛機轉場祥云至河內也有過。司辦主管外事，分工先是盧克敏，后由許志龍負責，因為分工都不絕對，有時也派我去工作。我記得我送過三次越南航校的人從昆明坐火車到河口，將他們送到河口與老街之間的橋中間（國界），每次至少有二十人。還有一次送他們去安寧溫泉，見到了正在療養的越軍最高領導人文進勇（送電報）。他們來昆主要安排住昆明飯店（國際旅行社）。“外事無大小”，辦理外事都很謹慎細致。比如安排住宿，不同身份規格不同，吃飯上什么酒，哪個坐什么位置也不能隨意，最高層次的人和突出的活動用茅臺，依次是五糧液和董酒等，太低檔次就沒用過。陪同越南人我們都有翻譯，外事活動不少內容要報告空軍作戰部（主管外事部門），聽他們說有些直接報到了周總理。陪同外賓還特別要注意安全，有一次我護送大概近三十個航校人員去河口，行至中途遇前方塌方，我和翻譯想盡一切辦法，保證他們吃上飯、睡好覺。與列車長、乘警通報并商定保衛工作（因要在車上過夜），最后聯系上汽車，經蒙自安全到達河口。 第六，擔負值班。全年24小時值班由秘書輪流進行，值班除守好電話外，也常有文件電報的辦理，安全守護辦公室和各首長辦公室。擔負值班雖然工作不重，但對于人員本來就少、守護時間太長的司辦也是一個沉重負擔。沒人時，一個人連續值幾天，顧不了家，特別是星期天節假日，人家可以洗衣服、帶小孩、打掃衛生、看電影，自己什么都顧不上，心里難免煩躁。我們這些有家的人，下午下班要到服務社買菜，有時排了半天隊賣完了，那頓飯就不好辦了。不少人在家門前開塊地種點菜，就是為防備買不到菜有個后退之路。但到旱季缺水又缺肥，則什么收成都沒有。那時沒有煤、沒有氣，各家做飯只能靠星期天到山上砍柴，拖到家門前劈成小塊堆起來曬干做飯用。前兩年，原門診部的李發英（李紀南處長夫人）和我們講起一件事，他家有次突然來客人，沒有一點肉，急得沒辦法，只好找到干部灶食堂管理員周傳國，傳國同志很不錯，立即去灶上大鍋里撈出一塊肉給她解決了燃眉之急。他見到傳國來昆明還在記著感謝著。我怕做飯缺柴，也與家屬上山砍柴拖回家堆起來。直到84年搬家進招待所南院，車上還裝了點剩余的柴禾，幫我搬家的直政處戰友陳正安風趣地說：“彭副主任，國民黨軍官搬家搬金條，共產黨軍官搬木條。”惹得大家笑起來。星期天或節假日大禮堂放電影，雖然不少是老電影，但在沒有電視的年代，大家進禮堂看電影也是十分快樂的。分隊集合，機關有的是全家老小，有的是單身干部，三三兩兩，往大禮堂前行，有點像過節似的熱鬧。后來有了電視，我家最開始買的一臺九寸飛躍牌電視，滿足一下小孩興趣，同住一個樓的陳生說：“快去彭光成家看連環畫。” 　　做好秘書工作的幾點體會：　　一、擺對位置，公道正派。秘書官小地位低，但辦的都是大事，它代表首長、黨委。處理任何事情都得站在首長和黨委的立場和角度，不能夾進個人的東西，不得以秘書自己的意志行事，否則會造成不良影響和后果。十年間，我沒給哪位首長辦一件私事，如家屬子女辦戶口、正常的調動工作等都沒辦過。坐車從沒幫首長開關過車門，更不用說送禮物了，但首長們對我是信任的。我唯一的想法是盡力做好本職工作，不能患得患失，我常想的一句話是時刻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對于李發應副主任，我到昆指司辦工作時就聽說他在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至于具體犯了哪些錯誤，嚴重到什么程度，我不得而知。那時他已不是昆指常委了，但行政副主任職務還保留。他大會小會很少參加，指揮所首長值班沒有他，空軍或昆明軍區開會他未去過，也沒下過部隊，基本上是處于靠邊站的狀態。上上下下對他十分冷淡，他在路上或辦公樓前主動向機關干部打招呼，大多不理睬。可是任政委對他處處關心，比如昆指開大部辦公會，政委不止一次告訴我說：“你請李副主任參加會議。”當我向他報告政委請他參加會議時，他總是滿臉笑容，喜悅的心情溢于言表。政委還囑咐我：“你們給李副主任送文件電報要及時等等。”我認為李副主任是一位29年參軍的老革命了，不知經歷了多少槍林彈雨，應該是對中國解放事業做出過貢獻的人。雖不是常委但仍是副主任，出于尊重更是出于同情，我是盡力做好服務工作，比如送文件電報到他辦公室，他多次站起來用雙手接過去，看完后我去取文件時，他又站起來雙手遞給我，我能與他多說幾句話，他都十分高興。三十六團帶來芒果，我分給了常委的同時，也給他分一份，叫他的警衛員領回去。70年我跟他去遵義出差，慶祝紅二導彈發射成功。在火車的軟臥上，當服務員征求我們吃面條或米飯時，他回答：“彭秘書，你和小董（警衛員，70年入伍，遼寧兵）愿意吃什么我就跟著吃什么。”聽了這話，我心都碎了，一位老革命怎么這樣低三下四呢？到遵義后天氣很冷，晚上休息時我看昆明軍區、貴州省來的領導房間里都生火取暖，唯獨他的房間里冷冰冰的。我問小董為什么不生火，他不回答。我把他叫出來再問，小董很不高興地回答：“彭秘書，我跟他當警衛員都不光彩。”我批評小董說：“這是我們的工作，組織安排我們來服務，怎么能說不光彩呢？”隨后我和小董一起找來栗碳給他生火，炭火一照，他的臉上也露出了笑容。可就在他于73年當上昆指政委后，對我的態度隨之改變，我一個小人物也無所謂，可他對任政委的態度實在令我寒心。任政委師范畢業，38年從山東老家奔赴延安參加革命，他是我軍一位優秀的政工干部。胸懷坦蕩，大公無私，他領導能力強，政策水平高，他舉重若輕，關懷下屬，深得昆指干部戰士尊敬和愛戴。可就在隨著批林批孔不斷深入的73年，這位與林彪事件沒絲毫牽連的首長與張磊參謀長一道被戴上對運動不力的帽子，受到了批判，這都是昆明軍區聯絡組操作的結果。73年后半年，他被迫離開昆指主要領導崗位，去到濟空后離休。好人終有好報，任政委活了102歲。 二、善于學習、增長知識。我在秘書崗位工作到后來比較適應，與我長期加強學習有直接關系（前面已敘述）。 　　三、熟悉首長性格，適應其作風和工作方法。秘書適應首長，不可能首長適應秘書，這種適應絕不是討好，不是八面玲瓏。我從未當面說過贊揚奉承首長的話，也沒告過誰的狀，但我深知，熟悉首長的性格脾氣，對工作的開展有利。舉個簡單例子，有的喜歡坐快車，有的喜歡坐慢車，秘書在派車時，如有可能就做一下調整，或單獨給司機打個招呼，坐起車來會順心一些，否則開車的人在路上挨訓，還會產生不安全因素。有的首長話少，秘書就少講，報告事情就簡明扼要。 我曾兩次發生過給馬主任打電話（一次他在招待所，一次他在蒙自）報告事情，通常接電話都是警衛員小宋出現，我問：“你是小宋嗎？請馬主任接電話。”對方“哼”了一聲，聲音小，等了一會兒，我問馬主任來沒有，對方才回答：“我就是。”通完電話后，我想馬主任肯定不高興，我心里也不好受。到他家送文件電報，從送去到他看完離開他家，他經常一句話都不跟你講，他家客廳擺了很多水果，劉桂芝同志會熱情地遞給秘書吃，有時也給倒茶水，可馬主任連坐都不喊你坐下，也不會叫你吃水果，但哪怕你把水果全吃光，他也沒意見。進他辦公室請示工作，他回答很簡單，向他報告事情簡明扼要，講多了他非常不高興。他平時很嚴肅，很少有笑臉。他自己在機關講，軍區譚甫仁政委在遇害后一段時間，進軍區大院門衛嚴格檢查，但他的車輛進大門暢通無阻。他生活上很隨便，洗澡都在大池，泡一會兒，就隨便叫一個戰士：“你給我擦背。”戰士在擦背時問他：“馬主任，你怎么不洗小池呢？”他回答：“我這么胖，洗小池，池里就不會有水了。”說得大家都笑起來。那次我正好也在洗澡，這就是40年從河北農村參軍到延安，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時，他在飛機旁負責保衛的人。他60年代初就任空七軍副軍長，后來到昆指當副主任，分管作戰。曾坐陣蒙自親自指揮打下多架美國無人駕駛偵察機。 張參謀長話也少，一次我到他家送電報，他不在，老伴劉玉瑛在我臨走時對我說：“彭秘書，你經常來家里玩，我老頭子話少，也很不笑，你不要介意。我和他結婚幾十年，只見他笑了三次：一次是文革受審查，出來后回到家，我和小孩問他，你是不是算完了？他笑了但沒說話。第二次是姑娘結婚，親朋好友來參加婚禮，他笑過。第三次……。” （張東梅副主任） 　　相反，張東梅副主任嚴肅，話多，問事很詳細。有一次他要我派一架運五飛機第二天下部隊，我告訴調度室安排，回答航路上有雷暴，只有等到下午可能好轉。我向張報告后，他問我：“雷暴發生在哪一段？”我又打電話問調度后轉報首長。他又問我：“云頂高多少？云厚度多少？”我只好又電話問氣象室后第三次向他報告，他聽后還批評我工作不細致，說什么秘書要經得住問，還說空軍的秘書為什么這么厲害，都是劉（亞樓）司令摳出來的。在經歷的多少位首長中只有他總為一點小事批評我，抓住不放。但靜下一想，他對我是很關懷的。在我結婚第二天晚飯后，他親自來我家表示恭喜祝賀，還說昨天在指揮所值班就聽說了，走不開沒來，我們很感動。在后來的日子里，張副主任在他辦公室叫我坐在他身旁看他改文電，一次是一個電報，處里寫的，他認為不行，叫我重寫也沒過關。另一次是軍訓處的一個文件，他修改的同時還向我說，這句為什么不要，那幾句為什么放在前頭……等等。等他改完后站起來說：“你這個彭秀才，還要加強學習啊。”我佩服，一個38年參加革命，最初是河北武工隊，后來又成為飛行員，當過航校校長、飛行師長的老革命。難怪他反復把一本《共產黨宣言》的書都翻爛了，紅點點、綠杠杠的布滿書上。 侯主任，45年從山東文登參軍，經歷磨難后進航校學飛行。抗美援朝他擊落兩架敵機，特別是首創夜間擊落一架美戰機，在空軍傳為佳話。他回國后從一名中隊長、大隊長、飛行團長、空一師師長直到69年擔任副軍長。來昆指時任副主任，中越自衛還擊前夕擔任昆指一把手，指揮著西南方向的空軍對越作戰，他領導能力強，愛看書學習，知識豐富。當副主任時，一次因要訂第二年報刊，我列出清單給他審查，第一個就是《航空知識》，他說：“你為啥給我訂《航空知識》？”我回答：“你搞飛行，看一下這個多好。”他說：“我比他的航空知識多得多。”我說：“你太驕傲了。”他說：“啊！你彭光成說我驕傲，我革命幾十年還是第一次有人這么說我。”說出此話我真有些后怕，但在不久后就消除了。他坐車路過車家壁上山，凡見到路邊有穿藍褲子要上山的人就叫上車來，上車后的干部或戰士得知是昆指最高首長都深受感動。 我來昆指司辦工作后，一直想讓母親來昆明玩一玩，同時幫我照料一下女兒。74年六月初的一天，她終于來了，我把她從火車站接到穿心鼓樓空軍招待所，但碰巧那一天是星期五，沒有機關的交通車上山，我們只好坐在招待所值班室門口等待有無便車可搭。如果沒有，就打算在招待所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再上山回家。沒一會兒，只見一輛被大家俗稱為“方屁股”的北京吉普開進大門，到西樓門前停下，大約一刻鐘，這輛車又往大門方向開來停下，姬副參謀長下車朝我走來，問道（他肯定是看見我才停車的）：“小彭，你在這里干什么？”我回答：“我從火車站接來母親準備上山，可是今天沒交通車，我們可能要住一晚上再上去。”他立馬說：“我帶一個工作組剛從部隊回來，你和老人就上我們的車吧。”我以為他的車有空位，跟他走近一看，坐得滿滿的八個人。他對車上的人說：“你們下來兩個，今晚就住招待所，明天上山，讓小彭和他母親上車。”我立即回答：“這怎么行？”他說：“有什么不行的。”只見兩位參謀從車上迅速下來，讓我實在不好意思。就在上車時，他又叫我母親坐在司機旁他原本的位置上，讓我和他一起坐后面。熟悉這種車的人都知道，后面是兩排凳子相對應，每排坐四個人，既無窗口又無把手，與坐前面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檔次。我怎么能讓一位曾是飛行師長現在又是我的直接領導來讓座呢？我說：“副參謀長，這是絕對不行的，要不我就住招待所，明天再上去。”姬回答：“你小彭今天怎么那么犟呢？老人應該照顧，聽我招呼，馬上上車。”話到這個份兒上，我只得服從，把母親安頓好后，我和首長從后面爬上了車，一路搖來晃去回到了機關。姬副參謀長對我母子的關懷，我至今記憶猶新。 （姬副參謀長伉儷近照） 　　對林彪事件的看法。71年9月13日，林彪攜葉群及兒子林立果駕機叛國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這是震驚中外的大事。隨即，在全國掀起了深入揭發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熱潮，空軍成了全國重災區。林彪的兒子叛逃前任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林立衡也在空軍報社工作。70年空軍三代會上，放了林立果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錄音報告，題目是《空軍未來作戰的幾個問題》，時任政治局委員的空軍司令吳法憲在三代會上吹捧這個報告講得好，是“放了一顆政治衛星”，并叫嚷“空軍的一切要服從立果同志調動，要服從立果同志指揮”。吳法憲的講話和這個講用報告隨后傳到了全空軍所屬部隊。因為吳法憲講了，不要幫倒忙，這個所謂講用報告才沒公開下發。昆指機關不少處室，主要是司辦組織學習過這個報告，傳達吳法憲的講話。因為昆指是空軍的下級，自然成了云南的重災區。昆明軍區由蔡順禮副政委率領聯絡組進駐了昆指機關，同時來昆指任職的有兩位首長：閆秀文（貴州省軍區副司令）、趙世英（十四軍副政委），分別擔任昆指副主任和副政委。昆指從最高首長馬杰三到機關各部及處室的部分同志被隔離審查或離開工作崗位專門交代問題。隨后云南又揪出蔡、雷、馬、董（昆指軍區副政委蔡順禮、云南省軍區政委雷遠高、昆指主任馬杰三、陸軍十一軍軍長董占林）。從批林到批林批孔，運動一浪高過一浪，辦公大樓鋪天蓋地大字報，大會小會揭發批判，嚴重影響到部隊工作的正常開展和軍隊建設（一段時間部隊工作幾乎停了），不少同志感到委屈。 我那時到現在一直認為，批判揭發是必要的，但是應明確：昆指機關及部隊的絕大多數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沒有也不可能懷疑林彪反黨反毛主席。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親密戰友，這是黨章確定的。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在當時可能無人有那么高的水平看出報告本身（我說的本身）有什么問題。吳法憲講的兩個服從，我認為欠妥，在林彪事件發生前司辦的集體學習時講過的。后來蔡、雷、馬、董都得以平反，有的還升職（如董占林離休前升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其他同志又落實了什么呢？昆明軍區聯絡組的部長科長們把運動推向了極端，使不少干部受到傷害，是有責任的。 我對首長們廉潔自律的看法： 我在昆指司辦工作期間經歷的昆指首長有：馬杰三、任敬湯、李發應、李向民、侯書軍、李建明、王培祿、林虎、張東梅、朱剛、黃則奇、劉曉峰、胡開德、廖堅持、閆秀文、高長吉、劉保榮、趙世英、葛虹、薛倫，加上幾大部首長，粗略估計有50位左右。除了一位因犯男女關系錯誤被處理外，沒有違法亂紀的，也未發現利用特權謀取私利的。 他們不但自己廉潔奉公，對家庭成員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都非常嚴格。例如，70年代中期，機關工作人員開始評定等級職務，昆指機關與我同年入伍的戰友中一半被定到了正營，而我和另一半定為副營。我認為自己提干早，來機關工作時間也早，工作不錯，為什么在同批入伍中就定在低檔上？我感到不公平。黃副政委找我談話，意思是因為我在首長身邊工作，更應該嚴格要求等等，我聽完沒吱聲。住房方面，在明朗機關先有兩棟小樓，分別由主任、政委居住，其余首長均住普通干部家屬樓。隨著辦公大樓竣工后，又建了六棟（家屬區2棟、水庫邊3棟、辦公樓旁1棟）兩戶一棟的小樓，解決了部分首長住房，還有部分仍住干部家屬樓。用車方面，車隊專門有一個小車班，最高級的車就是開了多年的伏爾加，相對固定給昆指馬主任用，其余轎車是幾部舊華沙，后來增加了幾輛上海牌轎車，加上幾部北京吉普，首長們凡外出走得遠一些，特別是山路都自覺地乘坐吉普車。各家生活所需米、菜及副食品，都與普通干部家屬一樣去服務社或市里購買，沒有任何特殊供應或走后門的現象發生。大吃大喝和收禮的事沒聽說過。舉辦大型會議的伙食標準稍高一些，也就是有一些會議補助，基本部分都各自承擔，所謂必要應酬也很少。 我記憶中的幾件事： 1、70年的一天，思茅雷達36團通過貨運便機給昆指首長們送來兩筐大約20多公斤的景東象牙芒果，在當時商品流通極不發達的計劃經濟時期，昆明市面上芒果是稀少的。芒果送來正碰上我接收，在辦公室領導不在的情況下，我只好直接報告了任政委。政委聽后很不高興，叫我馬上給36團主要領導打電話：“叫他們以后再也不要搞這種事情了，這是一種不好的風氣。”我用電話把政委的原話轉達給了36團張政委。 2、71年的一次，盧克敏秘書隨張東梅副主任去北京參加空軍外事工作會議。會議結束后，張副主任因病需要到空軍總醫院做檢查治療，因預約等了三天。回昆后，盧將各種票據送財務報賬，財務審查后，需要經張副主任簽字（他分管財務），張一看那些單子，就把盧秘書叫到他辦公室說：“在北京等治病那三天的費用，包括吃、住、用車都不能報，你的費用也由我負責，我們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并叫盧把那些單子馬上剔出來，由財務重新審核。張批評這事時正好我在場，事后，盧對這個批評感到委屈，認為利用開會看個病，又不是私事，怎么就占公家便宜呢？我對此有同感。 　　3、71年的一個月初，管理處的程會計來辦公大樓發工資，通常都是首長的工資由秘書代領，再分送給各首長。我簽字后將張東梅副主任的工資扣除他應繳的黨費，交到了軍務處黨小組，因他下部隊我就代交了。隔些天他回來后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問我：“你為什么替我繳黨費？”我回答：“不知你下部隊多久回來，所以代你交了。”他笑著回答：“我這個黨員要你來當嗎？”接著，他就講了一個領導干部要參加基層組織生活，當好一個普通黨員的……。緊接著又說：“你還犯了第二個錯誤，我多年的黨費都是加一倍交，你給我少繳了一半。”我說那一半我給你補上，他說由他自己補。從他對我的批評，使我受到了一次增強黨性的教育。 4、70年代后期的一天，李向民主任帶領司政后一個工作組到蒙自四十四師，飛機中午一點多才到蒙自機場。去飯堂吃午飯時，他見到桌上擺的菜太多了，馬上叫旁邊的一位師領導把食堂管理員叫來說：“你搞了這么多菜，真把我們當客人了，今天剛來，我不批評你，要求你現在把桌上的菜撤走一部分留著晚上吃。以后我們跟機關干部一塊就餐，不準加菜，由彭秘書監督。”大家看著都是些家常菜，沒有一個高檔的，飯后議論，李主任也太認真了。 5、80年十月的一天，侯主任對我說：“我去邊防雷達連的事，你告訴一下雷達處處長，叫他們就不要去了，你懂雷達，你跟我去就行了。”我問：“這樣好不好？我知道李處長要帶一個參謀去，早已準備各種資料了。”侯說：“有什么不好的，人去多了，吃住都要增加連隊困難。我去邊防看一下干部戰士，也不要帶什么資料了。”我將此轉告了雷達處李處長，并電話通知祥云45團安立生團長也少帶人。到45團與安團長匯合后，侯主任對著安團長和我強調：“我們這次去，吃住都在連隊，不搞特殊化，不能增加連隊負擔，彭光成就跟我住一個房間，其他人你老安來安排。”我們經歷半個多月，行程幾千公里，道路狀況很差，一路顛來簸去，風沙又大，每到一個連隊就立即開展工作，看環境、開座談會、聽連領導匯報等，每個連隊呆了兩天。第一站到維西，那里山林茂密，連隊被森林緊緊包圍著，去看環境時，見到一棵大樹倒在地上被鋸條鋸去，連長就問侯主任：“這種木料做菜板很好，我們剛鋸過，想給首長也鋸兩個。”侯表示：“那好吧，我要兩個，一個給女兒，你們給彭秘書弄一個帶回去。”他們鋸好后還仔細打磨，為避免開裂，加了一層清油后放進了吉普車的后備箱。這塊菜板很大，我至今還使用著。第二站到中甸，那里是藏族居住地，海拔高又寒冷，第一天晚上連里幾個干部陪首長喝自己制作的酥油茶，我因不習慣奶腥味沒有喝，侯主任還說：“好東西你不吃，難怪你彭光成這么瘦。”說得大家都笑起來。他們說因為這個環境連里經常做酥油茶。第三站到龍陵，因一天路趕不到，出發前侯主任叫我跟大理軍分區司令員打個電話，請他安排在分區招待所住一夜，他說這位司令員在版納集訓時認識。可我怎么也打不通，只好出發，到達后再聯系。可是去到招待所，我們要求見司令，他們出來一位軍分區參謀長，說司令在外面還未回來，又說分區正在開會，安排住房有困難。侯一聽，就說我們去住附近旅館，不用麻煩他們了。到旅館住下后正準備吃晚飯時，軍分區司令來了，看上去他年歲很大，太像個老紅軍了。司令員對侯主任說：“我剛從外面回來，才聽說你來了，真對不起了。”并一再要求我們退房住他們招待所去，侯主任說：“不用了，我們已經住下了，只過一晚上就離開了。”對司令來看望表示了謝意。司令走后，侯對我們說：“當個主任，有大有小，居委會也叫主任，今天進到招待所，你老安走在前面，又帶一副眼鏡，人家肯定把你當首長，只跟你說話，把我晾在一邊。”到龍陵兩天后，最后去了耿馬，工作程序還是照此進行。我覺得龍陵和耿馬的氣候環境比中甸和維西好多了。去了沒多久，指導員來對我說：“這么大的首長，太難得來連隊了，我們沒什么好吃的，準備打一頭牛招待首長。因為是一群牛在陣地周圍，我們只能用槍打，不要因槍聲驚擾你們，來報告一下。”我一聽立即制止：“你們要殺牛，侯主任不但不同意，而且要挨批評。吃飯時，我看到一大群狗，能不能殺一條狗作為感謝領導的心意。”指導員聽后立即同意，還說連里不少人不吃狗肉，我們這么多狗還正愁不好處理呢。我們離開耿馬往回趕到了保山營部，第二天才回到祥云團部。侯主任在團機關干部會上講了一次話，重點講加強學習問題，對連隊的事提及不多。在回昆的路上，侯主任叫我用三天時間給他寫出匯報提綱。后來，他在昆指常委會上將這次邊防之行作了專題匯報。此次考察邊防連隊，摸清了情況，鼓舞了士氣，提出并部分落實了解決問題的措施，是加強邊防連隊建設的一個重要舉措。 78年下半年的一個晚上，剛從空四軍副軍長調來昆指的胡副主任兼參謀長叫我下班后到他辦公室去一趟。我九點多鐘到他辦公室后，他對我說：“彭秘書，不知道你家有沒有事，我今晚想請你介紹一下昆指機關，主要是司令部機關的情況。”我說：“家里沒事，就是沒準備怕說不好。”他說：“你隨便說，像吹牛一樣，因為我才來幾天，知道的情況太少。”我沉思了一下，先講了一些司令部的總體情況，然后從作戰處開始，十多個處都分別作了匯報。胡副主任聽得很認真，時不時還插話問或做點記錄。到11點左右，他說：“我們加點夜餐吧。”說著從鐵柜里拿出兩包東西，說是他女兒在他離開上海時給他買的，我們吃著點心，喝著水，又不斷在講。到十一點半，我說匯報完了，他回答：“很好，有些情況與我這兩天掌握的一樣，以后你想起什么都可以跟我講。”我說：“胡副主任，我個人有個請求，就是自己認為不適合做秘書工作，想到雷達處去。這個請求我早給部首長提出過，沒得到答復。”他說：“我一來就聽說過了，雷達兵處也要你，你再等一下，讓我們研究一下告訴你。”這一席談話，使我感到這位新來的首長太注重調查研究了，也很平易近人。過了一段時間，我被任命為雷達處參謀的決定下了，胡副主任對我說：“你去處里報到后，爭取先去西山雷達連當一個月的兵，對你有好處。”幾天后，我到雷達處向李處長、陳副處長提出當兵的事，他們直接給該連打了個電話，并安排一輛吉普車把我送上了山。 西山雷達連歸屬雷達32團。但它是一個很特殊的引導雷達連，作戰指揮權都直接在昆指指揮所的九分隊（雷達情報站），它的雷達信息直接傳到昆指指揮所，對指揮所引導和重大飛行任務（如專機保障）起重大作用。我去時連隊共50多人，一部441雷達待命開機，就不像邊防那樣兩部雷達24小時不間斷開機。另配有一部843測高雷達，測高雷達只一人上機操作，所以與大雷達合編一個排，排里總人數也不多。排長姓徐，我的四川老鄉，年輕有朝氣，對我的到來十分熱情。我當兵滿后回到機關，聽說他不久就被派往武漢雷校深造去了。指導員姓簡，年紀比我稍大一點，62年入伍的，他也是時時關照著我。我既然是來當兵，就始終把自己限制在“兵”的位置，與班排戰友同吃同住同上機同站崗。因為機型不同，我又相隔時間長，開關調試雷達區別都大。雖然操作生疏些，但勉強還能報出數據維持上機操作。連隊山高，半山腰是西山龍門，站崗時，遠眺無邊的滇池，山上風很大，夜里站崗穿上軍大衣還寒冷，回去睡覺鉆進被窩好半天腳還是冰涼的。連隊伙食一般，因為種不出多少蔬菜，大部分蔬菜及副食、肉類只能開車下山去買。連隊因為人少，文體生活單調，遠比不上瀾滄雷達連熱鬧。 當兵滿一個月后，我回到了雷達處。處領導征求我對分工的意見，我提出分管訓練，因為我十年前在連隊對雷達理論、訓練是比較熟悉的，對作戰指揮沒有經歷過，處長同意了。但是沒過多久，中越自衛還擊戰開始，處里開始忙起來，有的留機關，有的去前指，我被安排去巫家壩的昆指機關農場接送新雷達。先后從內地送來有六七部雷達，主要分配到雷達32團，因為他們離中越邊界近，雷達36團極少。送來的兵器停在農場里，團里派人來辦完手續后，開往前沿陣地。我記得最清的是薄竹山連就分去一部新雷達。自衛還擊戰結束后，大概在處里工作近三個月的一天，李忠孝處長找我單獨談話，說：“老彭，今天找你征求一下意見，直政處老耿和老張（正副主任）兩次找過我，想要你去直政處工作，認為你當政工干部很合適，這兩天還催我。你本來在處里工作也很好，怕產生誤解，今天才找你說。”我回答：“工作變不變請領導和組織決定，我不會有意見，也就是說去不去都行，你是我的老首長了，我在團里當兵，你就是副團長，對我一直很關心，不用顧慮。”大概不到一周，我到直政處當了干事。司政機關的許多同志見我就問：“怎么回事？秘書、參謀、干事，變得那么快，我們喊你口都轉不過來。”還開玩笑說：“這是重點培養你老彭，全面鍛煉。”我分管宣傳，干起工作同在雷達處一樣，四個字“輕松愉快”。可是好景不長，大概又過了三個多月，司辦卞秘書通知我立即到鄭參謀長辦公室，說參謀長找我有事。我去后，參謀長對我說：“彭光成，你的工作要變動一下。黨辦羅昌杰、胡占才調出，安排別的工作，留下汪學鑫，你和許志龍去，由你主持工作。”我說：“我不當秘書你是知道的，不當是不適合，不是對哪位首長有意見，也不是怕苦，我是覺得壓力太大，請首長考慮我是否能不去？”他回答：“是李政委經過到機關了解后確定的。”我回答：“我馬上去找李政委。”并站了起來。他又說：“你不用找了，政委下部隊去了，再說命令都打印馬上下發了，你去也沒用。”大概談話進行十分鐘后，我悶悶不樂地離開了。過了四五天，我離開直政處去到黨辦后，聽汪學鑫說李政委回來了，我立即去到他辦公室對他說：“政委，我來上班了，你不知道，我是不適合當秘書，也不想當秘書的。”他回答：“你怎么不早說呢？來了就安心工作。” 昆指黨辦是從司辦抽人出來組成的一個臨時機構，聽說是為了縮小保密的范圍。它歸政治部組織處，但組織處不管工作，黨辦不向組織處請示和匯報工作，只參加組織生活。當時組織處長是王恒儒，56年入伍的廣東人。黨辦的工作范圍是圍繞昆指常委，當時的常委由侯書軍主任、李建民政委、廖堅持副主任、林虎副主任、胡開德副主任、黃則奇副政委、王培祿副政委、鄭堃參謀長、政治部張進凡主任等組成。首長人數多，我們工作繁重是自然的。我們三人商量了分工確定：許、汪分別負責侯、李兩位一把手，彭抓面上。由于我和志龍都是老油條了，小汪也干秘書一段時間了，三人都能密切配合，相互彌補，工作完全是好的，首長們很滿意（這是有的首長后來親口說的）。81年三月，我和志龍離開了黨辦，分別到了直政處和干部教導隊任副職。 我去直政處任副主任時，耿主任和張副主任轉業地方工作，李玉強副主任提為主任，到李主任轉業時，志龍接他當主任。我在直政處從81年上半年干到85年轉業共四年多，協助兩位領導當好助手。在那些日子，兩位領導很關心我，對我的工作一是支持，二是放手，我干起來也無所顧忌。處里的干事有：林天元、魏祥壽、崔民主、王秀萍、吳少華、徐彬、陳正安、汪永文、周憲文、惠潤戶、侯文超、郭樹慧、馬新民等。 所管直屬隊，營級有：門診部（副團）、通信修理所、通信倉庫、通信教導隊、飛機修理廠、氣象勤務站、峨山維護一隊及兩個招待所。連級有：戰勤連、警衛連、防化連、維護二部。82年初，政治部又把他們所管的子弟小學和幼兒園交給了直政處。對司令部機關十六個處的干部，主要是政治教育，黨務工作及干部調動或轉業的手續辦理、接送。當時最多時，排以上干部達500多（含機關干部），人數遠超一個團。處里分工有干部、組織、宣傳、保衛、群眾、計劃生育。總之，政治部各處室的職能我們都與之相對應，干部工作任務最重。（和二女兒在營區家屬樓門口） 　　我認為直政處工作最大難處有兩點：一是不象師、團那樣有獨立性。直政處管干部、組織等工作，后勤工作又是管理處管，部隊的業務（主要是通信）又由業務處管，各處之間能團結協調得好就好辦，否則就扯皮鬧矛盾。比如干部的調整、升遷，主要是直政處負責，往往管理部門或業務處也有些不同看法。直屬黨委由一副參謀長當書記，行政上也總管。委員由直政處正副主任及管理處、業務處處長組成，會上有些事難統一。二是機關和直屬部人員太雜，又接觸機關首長多，從處長下到一個兵、一個職工、一個駕駛員、一個衛生員，都有機會直接向首長反映情況，有的難免不真實，首長如果偏聽偏信，事情難以處理。（在直政處） 　　幾年里，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該出手時就出手”，調查處理問題比較迅速果斷，我不喜歡什么“等一等，研究研究”。有的事情處理了，干事不知道，主任和首長也不知道。有一次，李主任告訴我，叫我做了工作還是多向首長匯報。我多次獨自處理事情，想到不帶私心就不計個人后果。我抓了兩部分工作：一是整體，二是個別事件的處理。對整體，我跑完了所有直屬部隊，搞整頓、搞教育、搞組織活動、開座談會或個別談話進行調研等。　　我去得最多的一是通信修理所，它在昆明東郊的小板橋旁，干部多又老，主要是技術干部，下設三個車間，比較散，容易出問題，我多次去整頓，除思想政治工作外，行政后勤也抓。因為去得多，有時一進門，有人就對我說：“彭副主任又來了”，“又來”就證明我來得多。第二是防化連，這是一個幾年的先進連隊，我去得多是怕先進掉下來，因為整體看，干部比較弱。通過多次去整頓開干部會、軍人大會、找干部戰士談話等，保住了先進。第三是狠抓學校建設。政治部決定把幼兒園和學校交給我們管，我們內心是不愿意的。交出的原因是難管問題多，這是一個口頭未表達出來的不爭的事實。李主任對我說：“老彭，你多花點精力抓一下學校和幼兒園。”我對幼兒園比較放心，幼兒園的頭是黃副政委的老伴老曲，她能力強，魄力大，加之教職工隊伍比較整齊，有事電話里商討一下就行了。但學校比較頭疼，王校長隨夫君轉業回重慶，我們新確定的校長艾月英（宣傳處費祥林副處長夫人），天津人，教學能力、組織能力、以身作則都不錯。新來的黨支部書記是鄧昌友副政委夫人張瑞華，從陸良小學支部書記崗位調來，四川遂寧人。她們兩位經常向我匯報反映學校各方面的情況，我也多次和林干事一起去學校調查。情況摸透后，從教學設備、規章制度、思想工作樣樣抓，小到給每一位教師買個包，我立即就批了。學校思想工作的重點是解決自由主義，搞好團結問題。我對全體教師講，黨支部會上講，該批評的點名批評，有的當時就哭起來。他們的丈夫都是三大部的機關干部，我都熟悉，但得罪就得罪吧，為了培養好孩子們我不在乎。宣布我轉業后，學校兩位領導曾到市里我家看望我感謝我，還叫我買些自己喜歡的書，費用交她們報銷，我一本也沒買，不可能去占公家便宜。鄧昌友副政委調烏指前夕，張瑞華專程來到家向我道別。多年后，我愛人從別人那里得到艾月英家的電話，我打到她家，先是費祥林接的，聽到是我后，他對我說：“我小艾對你印象太好了……。”接著艾老師又很激動地與我交談，表示以后故地重游來昆明首先來看我。 （幼兒園工作人員） 　　在抓個別突出問題方面，我舉以下事件： 第一件事，我到處里沒幾天，李主任告訴我說有昆指首長找他交代，招待所陳剛毅馬上轉業，爭取把他受的處分取消，否則影響地方安排他的工作，叫我抓一下這個事。我去招待所找他談話，很簡單：“陳剛毅，你或者是你老婆（招待員）可能向昆指首長要求過轉業前把你的處分拿掉，現在我來辦這個事，我們參軍是一個火車皮拉來的，與你兩口子都熟，這個事要解決，你必須馬上去找人證物證，直接或間接證據都可以，證據充分才能推翻你那兩個鬼事情，找到后再主動聯系我，今天不多談，談了也沒用。”隨后，我離開招待所上了山。過一段時間我也電話催過他，根本找不到證據。我向李主任說辦不了，復查無新證據。后來李告訴我說，首長認為處分拿不掉，就把黨內嚴重警告改成警告，重新寫了一個處分決定，寫這個決定我未參與。（幼兒園小朋友們） 　　第二件事，招待所一位叫楊麗仙的服務員突然上吊自殺身亡，我馬上去到現場與所領導安排人將遺體放下來，進行拍照，請來法醫鑒定，并通知她保山的家屬親友迅速趕來昆明。做通各方工作后進行了遺體火化，并安撫送走了家屬。據說該服務員前些年因看上一機關干部，就單相思解脫不了，多少朋友熟人和所里組織給她介紹對象，她連見都不見。后來患了間歇性精神分裂癥，導致了這次后果。　　第三件事，招待所一位廚房宋師傅，工作時腦出血倒地當場死亡，他的兒子也是該所職工，全家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悲痛欲絕。我為此也在所里呆了幾天，與所長、教導員一起做安撫工作。家屬提出按工傷處理，我親自到省里咨詢，并找來相關文件對照，結果是予以否定，最終比較平穩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第四件事，通信倉庫發現器材被盜，我去后組織全面調查，最后發現是一名干部監守自盜。這位干部退賠了全部器材，在干部會上深刻檢查，因認錯態度好，器材數量少，只給了一個最低的行政處分。　　第五件事，通信修理所一名戰士喝敵敵畏，我連夜趕到空軍醫院，經醫務人員及時搶救脫離了生命危險后，回到所里做了一些善后工作。　　第六件事，維護二隊一名戰士從市里帶一女人來隊里同居了兩天，因隊里人少、房子大，兩天后才發現。我去到該隊負責對此事嚴肅處理，將其開除團籍，與管理處協商相關手續，將該戰士強行退伍回家，并對隊里規章制度、作風建設進行了規范和整頓。　　第七件事，我和林天元干事于81年在響水閘招待所辦了一期轉業干部培訓班（當時規定每轉業一批干部，離隊前都要集中培訓），那批干部有六十多人，是歷次轉業最多的，還有幾位部里的處級干部，如李忠孝、孫衛等，當時轉業不像后來，不少人不愿轉，認為叫轉業是挨整，有的干部與單位領導有些矛盾而心里不快。對此，我和天元都白天晚上多次找他們談話，進行疏通調節，組織集體學習盡量有針對性。林天元長期管干部，情況很熟，比我有耐心。我們配合很好，結束時我們擔心的昆指首長接見照相吃飯時會發生矛盾的問題消除了，培訓班順利結束。 　　直政處的工作性質與司辦截然不同，直政處是管干部管理戰士的，部隊要管好，關鍵是把干部管好。管好干部，一是嚴格要求干部，二是關心愛護干部，我自認為做到了。嚴格要求方面，我對干部的問題缺點認真指出、嚴肅批評。有一次戰勤連指導員晚飯后找到我家，進門后就一直大哭，我開始一聲不吭，看他哭多久，哭停后，我說：“再哭吧，為啥停了？”還沒等他講話，我就說：“我知道你今天找我說啥，一個指導員、政工干部，管著一百多人的大連隊，而且就在指揮所邊上，為家屬來隊的一些小事，是吃面條或飯，是咸了或淡了，就吵得沒完沒了，把連隊搞得烏煙瘴氣。你家屬一個農村人，帶著小孩千里迢迢跑來看你，容易嗎？你不找我，我還正準備找你呢。明天晚上你在連里全體干部會上做檢討，檢討得好可以放一馬，否則你這個指導員會被拿下，我來參會。”基本沒讓他講什么話，給我敬了個軍禮就走了。他走后，我老伴對我不滿意，說我太惡了，話都沒讓人家講。　　在關心干部方面，我聽到有些干部向我反映個人問題，該調整的我向李主任反映，盡量調整，能隨軍的盡量安排隨軍。有一個61年入伍的湖南籍教導員向我提出想轉業，主要是家里父母年紀大需要照顧，我在后來那批干部轉業時提出來，滿足了他的要求。有的干久了提升不了，我明確告訴他，直屬隊的高干就是營職，我的官也不大，都不要計較，認真工作吧。氣象處有一名陜西籍干部，前兩年在昆明市見到我，還十分動情地感謝我，說幫了他家屬隨軍又安排了工作，其實我早忘記了。機關還有一位副處長，老婆嚷著要離婚，他不愿意。我知道后，與林天元專門派一輛車去市里女方單位了解情況，做工作。找她談話時知道這是一位重慶人，也能講，和我們坐下后，我說：“今天我和林干事來了解一下，你為什么要離婚？”她馬上說：“彭副主任，你沒見他有多少毛病，我嫁給他算是倒霉啦！吃個飯像豬一樣，嘴巴會吧嗒吧嗒響。”說得我們忍不住笑起來，她接下來又講了其他一些不滿意的事。我對她說：“你說的這些都是小事，吃飯有些響聲算個啥？以后每次吃飯你叫他注意一下，時間一長就沒聲音了。要看到夫妻一場不容易，俗話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就隨了吧。再說人家優點也很多，就憑不愿與你離婚這一點，這份感情，也要看看人家對你多好。”林干事也做了不少安慰，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走了，后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沒見離婚，最后結果不清楚，因為男方已轉業到地方。　　85年，我找趙副參謀長談話，表達了要求轉業的強烈愿望，還說：“一年前已向你反映過，等李主任走后，我下批走。”理由是要管教子女，兩個小孩已在市里讀書，我很難照顧到小孩，管教不好以后是個大麻煩。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我個人的重點也要轉移了。其次是越來越覺得部隊風氣在變，我處理有的問題也涉及到個別領導人，口頭說不出，內心對我是有看法的，我在處理前就知道會得罪人，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無所顧忌。過了若干天，趙副參謀長找我，說批準我轉業，同時問我有什么要求，我說只請求能早點休息，因為身體不夠好，想做些調整，其余什么要求也沒有，并表示了對批準我轉業的感謝。過了一段時間，一位機關干部兩次來找我，說：“侯主任要從福空到成空當司令，千真萬確的消息，你跟侯主任關系好，打個電話到福空征求一下他對你去留的意見。哪怕不用他接電話，打到他家讓他家屬轉告也行。還說這個電話你不打，我幫你打。”我聽后，明確表示不打電話，也要他堅決不幫忙打這個電話，后來的情況印證了那位干部的說法。88年，我老伴對我說：“我跟你說幾次了，侯主任常來昆指，你得去看看，要不人家傳到侯主任那里他聽到不高興，這次又來了，你要去看一下（因為她是招待所職工）。”我說：“他那么大的官，工作忙，我不便打擾，再說了我去見他，如果人家不理睬，我心里也不好受，這次就去吧。”晚飯后，她陪我從南院剛到北院的七號樓，就聽到侯主任和一群人講著話朝七號樓走近。當時是冬至前兩天，天已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朝人群喊了一聲：“侯主任”。他聽出我的聲音，馬上說：“怎么在這里見到你彭光成？”我回答：“前兩年就被昆指打發了。”他說：“我還以為你回四川了，我問你為什么忙著轉業？你不走我肯定給你安排好。”我說：“誰知道你回來當司令。”他說：“我不相信你不知道，你哪年轉業我早打聽清楚了。”接著又問：“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嗎？”我回答：“什么事都沒有，看看老首長嘛！”他回答：“那好嘛，今晚上我們在院里轉一轉。”接著，他向我介紹了跟他來的幾位首長，他們分別跟我握手。那天晚上，我和老伴陪侯主任圍著招待所禮堂轉了無數圈，互相問問家庭、工作等。我問他：“你還會不會動一動（指職務）？”他說：“我都63歲了，還能往哪里動啊？能到這個位置就不錯了。”一個多小時里，不少人前來向他敬禮，說要匯報和請示工作，他都一一回絕，說：“今晚什么都不干，只和過去的秘書敘敘舊。”我看時間不早了，對他說：“你有早睡習慣，回去休息吧，時間夠長了。”我與他告別時，他問我還有什么要求？我說：“今后我全家回四川，如有機會坐坐你的飛機到成都。”他說：“小事一件，你不管什么時候來成都，都來我家住，我老伴也很喜歡你。”見了侯主任后回家，我很激動，分別六年多，他不僅沒忘記老部下，而且還這樣熱情，我沒想到。 　　85年六月份的一天，趙副參謀長來直政處找我征求意見，希望我去一趟山東，處理一下車隊志愿兵崔增壽和對象的矛盾問題。崔增壽是昆指宋主任的駕駛員，他的對象是老家相距不遠的農村人，談了幾年對象，崔不干了，女方認為他當志愿兵又跟大首長開車，地位變了，看不起農村人了，認為耽誤了她這么多年青春。來車隊幾次，后面派人送回去，不久又來，真是“三進春城”。這次來了表示：“不結婚，死也要死在昆明了。”我向趙副參謀長表示：“我去吧，離開昆指前再做一件事吧。”我努力做通了女方回山東的工作，機關安排氣象室的宋杰和王會徐兩位女同志隨我前往。離昆前夕，我接到宋主任的電話，他主要告訴我，事情處理完后他女兒要回一趟濰坊的老家。 （去山東） 　　我們一行五人坐火車（硬座）從昆明到達山東益都（后改為青州市），我直接去縣委辦提出要見縣委書記。書記會面時，我介紹了基本情況，并對他說：“部隊派一名團職干部來處理這件事，說明了部隊的重視程度，請書記也分點心安排人來共同解決好。”他非常客氣，立即叫縣委辦公室通知有關人員來和部隊同志組成工作組，迅速開展工作。他們參加的人員有：一名縣人事局副局長、一名縣武裝部副部長、一名縣婦聯副主任、一名公社婦女主任，與我部隊三人密切配合，經近十天努力，使問題得到徹底解決。為了不留后遺癥，我提出寫成文字協議，每人簽字蓋章。核心是女方不再來隊，其次是男方的賠償按時到位（因女方來昆誤工補償及心理安慰，由男方補償幾百元）。我帶崔回昆后，等待著轉業去向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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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朗的日子里

彭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