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回憶》（第十四集）

江源劉春生

編者語：平遙中學群英薈萃，當年學子雖芳華己去卻拳拳愛校之心仍在燃燒。憶往昔崢嶸歲月，顧當年有趣故事，一顆顆熾熱的心靈綻放著青春的朝氣。 一件往事 ——撒落在文革初期的一粒塵埃 王鳳蘭 世事難料，天有不測風云。 一九六六年初夏，正當我們初三畢業，沖刺中考之際，一片烏云突然籠罩、迷茫了整個華夏大地，全國突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從一窩蜂似的批判所謂的 “三家村” 、“四家店”，批判文人鄧托、吳晗、廖沫沙開始，很快這股批判風波及到全國各大中學校，所有學校開始了 “停課鬧革命”。 我所在學校——平遙一中，當然也無法幸免的卷入其中。老師不再是老師，停教 ! 學生停課，棄學 ! 從此學校失去了原有的嚴肅與寧靜，校園內再也聽不到深入淺出、循序漸進的悅耳講課聲，也聽不到聲情并茂的朗朗讀書聲。全校六個年級的一千多名學生，大多數開始了狂熱的校內大揭發、大批判……，五顏六色，各種內容的大字報鋪滿了整個校園，個別校領導與一部分老師，被以情理不明的各種理由或被打倒或靠邊站，有的被強行 “請” 進了 “牛棚”。學生們撲風捉影、無止休的搜集各種材料，然后經添油加醋、憑空想象、上綱上線的加工處理，寫成各種揭發批判的大字報，爭先恐后的展示在校園的每一個地方。 處身文革初期的我，面臨打著革命口號，前所未有的混亂局面有一種莫名的興奮，無措的茫然和深深的不安。停課了，老師們不敢再冒然去教室里管教學生，于是，我們每天把大把的時間用于三五成群或獨自一人在教室里揮筆寫大字報，在校園里東逛西望的看新貼的、舊存的各種內容的大字報，連校園里的每一個犄角旮旯都要遍布足跡。 那一天的上午，也不知平日經常相隨的幾位同學何處“革命”去了，我一個人有點無所事事，在漫漫的一片大字報中略過，突然，一張題目為“看看資產階級分子杜云瑞的嘴臉”的大字報，使我嘎然止步，因為杜老師是我們初中三年的班主任兼數學課老師，教學與管理等方面，深受學生們的擁戴、贊譽，我們真誠尊重杜老師。 這張大字報上的內容，一二三四…的列了好幾條，從杜老師的剝削階級富農家庭出身說起，提升到杜云瑞老師與本校的太谷同鄉校長郝晉瑞、杜瑞碧夫婦，三人長期勾結在一起，在學校執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等，是獨霸一中的 “太谷幫” 、“三瑞店” 等等。幾條看下來，我內心雖有不認同之處，但是對著無數張諸如此類無聊內容的大字報，輕輕搖搖頭，也就不痛不癢的感觸不深了。然而，緊緊接著最后看到的一條內容，突然讓我震驚，并有點慌亂的心跳加快、目瞪口呆、手足無措，腦袋里空白一片，不知該如何處置。內容是這樣的 : 杜云瑞一貫資產階級思想嚴重，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三年前，我們入學的第一天，新生報到時，當著很多新生的面，杜云瑞指著我班王XX，對同級的聶老師說，這是 81班王X的妹妹，你看她多可愛啊……。此大字報落款處是: 無產階級革命小將。 雖然大字報上面對王XX網開一面，沒有直接指名，而只道姓，但是 81班王X的妹妹這幾個字的特定暗示，我內心十分清楚，此王XX非我莫屬。如果上面意有所指的是別的同學，事不關己，我可能會沒有太大的觸動，也許會一過而丟棄腦后。可這是無中生有的強加給我的啊，當時，我憤怒的第一個認知是，造謠 ! 無中生有的造謠 ! 既然三年前杜老師是指著我說的，我這個當事人，卻為什么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曾經發生過 ? 杜老師說的那句話中的任何一個字，我耳朵里都沒有聽到過? 那年我剛十三歲，應該正是耳聰目明的時候吧 !? 再說，假如確有其事，當時在場的同學一定很多，朝夕相處的長長三年中，為何一次也沒有聽任何同學提過此事 ? 鐵證如山，一定是無恥的造謠 ! 繼而想想最近滿校園的大字報，都是揭發批判校領導與教職員工的，捎帶提到學生的地方，基本都是指學生群體的，沒有一張大字報上具體意有所指個別學生的。而今天，擺在我面前的真實情況是，倒霉極了，我竟然奇葩的成為特例，被造謠內容捎帶誣陷 “中標”，竟然上了批判老師的大字報。當時，氣憤慌亂的我，沒有往其他方面或深處想，腦海里只被造謠兩個字沖擊著，恨不得立刻找出造謠者，當眾與之大吵一頓，讓其乖乖的承認自己是謠言制造者。更恨不得讓此大字報立刻徹底消失，幾次上前，想一把把此大字報狠狠撕掉，但是看著周圍三三兩兩的校友們，走來走去的觀看著各處的大字報，我沒有膽量付于行動，當時的形勢下，怕被指責為是破壞革命的壞分子。當兩個不熟悉的校友走過來關注此大字報時，我痛苦不安，還莫名其妙的有點心虛，逃也似地回到教室里，呆呆地的無聲坐回自己的座位，腦海中依然是那張該死的大字報，覺得落款的無產階級革命小將，一定是我班的一個或幾個同學。對著教室里進進出出的三年同窗，我帶著探究、懷疑的目光細看過每一個同學，總覺得也許就是他(她)，再看，又覺得不可能是他(她)，反反復復逐個猜測著。煩躁的坐臥不安，繼而又走出教室，去到那張大字報處，還是想找機會撕毀了…。 那天的中午飯難以下咽，抬頭看著天空一朵朵云彩飄過，幻想、期盼著“雷公”馬上大發雷霆，天降傾盆大雨，淋壞那張胡說不道的大字報。當天下午，我依然不快的坐在寥無幾人的教室里繼續發呆，那張令人討厭不安的大字報在我腦海里揮之不去……。這時，一位同窗告訴我，有人找你，我抬頭一看，教室門口站著的是兩位曾經對我有過熱心幫助的學長。看到她們，我像見到親人一樣，心里更加委屈…。一向笑臉迎人的學長們一臉嚴肅，一言不發的帶我到教學樓外人少僻靜之處，我剛想向她們傾吐我的不快，期盼她們給與我幫助。她們卻仔細的前后左右看看，見近處無人，不高興的沉聲責怪我，說你太不應該了，你為什么要上綱上線的給杜老師寫那樣的大字報? 杜老師隨口說你那么一句話就是資產階級思想? 你覺得杜老師是壞人嗎？我手腳發涼，失望透頂，心情更加忐忑不安的趕快聲明，不是我，大字報真的不是我寫的，又氣又急的我眼淚都掉下來，有點語無倫次的連聲為自己辯解著，并且說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 從63年入學至今已三年了，我始終不知道有過此事，肯定是他們造謠誣陷，我十分委屈的盡力解釋說，我正為此事很不快呢……。她們說如果真不是你，會是誰? 哦 ! 一定是曾經你惹其不快過的同學所為吧 ? 你心中應該有底吧 ……。有底? 底是什么? 天知道我惹哪位不快過 ? 兩位學長最后安撫了我一會，看到我的心情稍有平靜后才離去。 二位學長走后，我一團糟的心情雪上加霜，令我更加焦慮不安的，不再是氣憤的急著去追查造謠者是誰，緊要的是如何才能不讓師生們像兩位學長一樣，誤會是我寫大字報造謠誣陷杜老師的。更令我十分忐忑不安、擔憂害怕的是，如果杜老師本人親眼看到此大字報后，會不會也懷疑是我這個“當事人”，無端造謠、興風作浪? 我豈不是有嘴說不清，在尊敬的杜老師面前，也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了。 此后幾天，我總會不由自主地每天遠遠注意著誰在看那張大字報，杜老師是否看過? 記不得是第三天，還是第幾天，怕什么來什么，我竟然看到了杜老師正在皺著眉頭看著那張大字報，真是一波三折，防不勝防 ! 我很想上去給杜老師立刻解釋清楚，但是，看看眾多校友，杜老師與任何人都沒有開口問此事，我多此一舉的主動去解釋，會不會讓別人覺得是做賊的心虛。再說，反復考慮，也實在不知道該從何談起，如何解釋此事……。 　　此后，在被無端延長留校的兩年中，校園里偶爾見到杜老師，杜老師依然隨和自然的面對我們每一個學生，而我的內心總是充滿歉意與不安…。1968年10月離校后的最初幾年中，雖然很少再見過杜老師，但是，忙碌工作之余，特別是身處異地那幾年，夜深人靜，偶爾，一個人信馬由韁的懷念往事時，這件事，有時還會像迷團一樣，始終不解的在腦海里流過。 1978年，我從臨汾市調回平遙，抽空會與三兩同窗相隨，一道去學校看望杜老師等恩師。而杜老師因為師母的腿疾與家人們的健康，也多次去醫院，每次都會去我所在科室坐坐、聊聊。有時候路過或有事，也會去我家里，師母與杜老師在平遙工作的兒子也與我逐漸熟悉了。歲月滄桑，生活在繼續，文革中的大小事隨著歲月的流逝越來越淡化了。 現在，靜下心來看，文革初期混亂中的那張大字報，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猶如文革初期校園里飄過的一粒塵埃，但是這微不足道的一粒塵埃，卻曾壓的我幾乎喘不過氣來。自己當時實在幼稚，有點焦慮太多，小兒科了。 事實的真相，我至今未知。隨著年齡的增大，經過生活的洗禮，坦然面對一切，我對此事早已如風吹過，丟棄腦后了。 只希望那樣歷史再不要重演。 最后，愿遠在天堂里的杜老師一切安好 ! 徒步串聯到北京 王振穎 1966年秋天，全國性的學生大串聯已經形成轟轟烈烈、不可阻擋之勢。鐵路上的客車滿載著南下北上的學生，甚至車門外、車頂上都是人；公路上東出娘子關西渡黃河的紅衛兵自行車隊和步行的隊伍來來往往，紅旗獵獵。 我和班里十幾名同學經過商量，決定學紅軍長征，步行串聯到北京，我們也要去見偉大領袖毛主席，要到北京取文化革命的“真經”。　　于是大家湊錢、湊布票，買紅布做隊旗、印袖章，到校文化革命委員會開介紹信，領糧票、預領步行串聯補助。當時每天補助4毛錢，其中2毛5分錢伙食費、5分錢醫療費、5分錢宣傳費和5分錢的交通費（大概當時每人領了12元）。　　在回到老家向父母告別時，大人們因為路途遙遠不同意。三叔說：“舊社會我們坐兩個轱轆的驢車還得走半個月，不用說是兩條腿的小孩。”我只不過是回家告別，又不是征求意見。 有的人懼于困難退縮了，更有人勇于接受挑戰，加入了我們的行列。1966年11月14日上午8點20分，我們“平遙中學長征紅衛隊”十名隊員站在教學大樓前，面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像莊嚴宣誓：“我們決心走紅軍的道路，學習革命先輩的革命精神，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十名隊員是：王振穎（原班干）、梁紹東（原團支部委員）、宋玉蘭（團員、紅衛兵）、高全芳（團員）、郝瑞梅（團員、原班主席）、趙喜林、毛森（課代表）胡一智、程國鼐（課代表）、王志仰。　　我們就像解放軍戰士一樣，背著被子、挎包，打著隊旗，捧著毛主席像，每個人都背著塊小黑板，上面寫著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詩詞，為的是鼓勵后面的人克服困難，緊緊跟上，不要掉隊。 我們曾于1965年“抗美援越”高潮時接受過簡單軍訓，臨行前又向有當兵經歷的人討教過，所以有了一定的行軍常識。剛開始行軍速度不能太快，一天的行軍距離要控制在50華里以內……行軍結束時，首先用熱水燙腳，如果打了水泡，用頭發十字穿過，以免再生……過河時先用石頭或木棍試探深淺，即使河道沒水，也不能多停留……　　這是沒有當過兵的人難得的人生磨練，是一筆難能可貴的巨大財富，足以享用終生。 　　宣誓完畢，在鮮紅的隊旗引導下，我們“平遙中學長征紅衛隊”十名隊員雄赳赳氣昂昂地踏上了步行串聯到北京的征程。 第一天住祁縣“紅衛兵接待站”，第二天住太谷縣招待所，第三天向榆次進發時，困難就多了起來。腳上打了水泡，只要停頓休息一下，腳就脹痛得難以挨地，我還得摘下樹枝當拐杖。住在晉中地委第二招待所，在榆次休整了一天。18日從榆次出發，到壽陽段廷火車站開始進入山區。山區的黃牛特別多，地里是牛，山上是牛，拉車的也盡是牛，不由地聯想到對勤勞、樸實的山區人民“老黃牛”的贊譽。當天晚上住壽陽縣羊頭崖學校（當地人讀崖為nai）。山村的小學生剛開始時用新奇的眼光打量著我們，很快就像老朋友一樣了。　　山區的人對“道”和“路”是這樣分別的：能走得開馬車的路叫“大馬路”，只能通過一輛小平車的路叫“大道”，羊腸小道就叫“小道”了。 19日的時候，我們住在了昔陽縣沾尚村（當地人把沾讀作dian），那是一個公社所在地。我住在一位中年單身漢家，他的家里很整潔，對我們很熱情，招待得很周到，第一次體會到了山區人民勤勞、樸實、厚道、好客的優秀品質。第二天一早出發，前往昔陽。當天郝瑞梅同學因為鞋不合腳，腳趾甲掉了，不能行走，只好改道坐車。當天住昔陽人民銀行，在昔陽招待所就餐。 因為全國各地到昔陽串聯的學生太多，接待能力有限，所以供應的咸菜來不及腌好，就撈出來吃，大鹽塊都沒有化開。這是見到的第一個山區縣城。它坐落在一個孤立的高地上，街道上排列著為數不多新建起的建筑物，只有一條寬度跟平遙的大街差不多的街道，而且短得非常可憐，一眼就能望到頭。 11月 20日，我們前往聞名中外的大寨大隊參觀。一路上卡車、公共車、小轎車、吉普車川流不息，一隊隊的紅衛兵朝著一個方向，一桿桿紅衛兵隊旗隨風飄展，山崖的石頭上到處是用石灰刷的“向大寨人學習”的標語口號。參觀了大寨展覽館、登上虎頭山、走遍了七溝八梁一面坡。要想在大寨勞動一個小時都不行，只有從北京、延安、井崗山來的以及少數民族的紅衛兵才能參加半天勞動。全國勞動模范、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接見了我們，他剛從地里勞動回來，取下纏在頭上的白毛巾，拍打了中式衣褲上的塵土，開始給我們講話。陳永貴文化低，講話水平卻出人意料地高。他用地道的昔陽話講起來滔滔不絕、頭頭是道：我們大寨人天不怕，地不怕，階級敵人更不怕！……我還是群眾的長工、群眾的勤務員……　　陳永貴在1975年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不掙國家工資、只拿大隊工分、頭扎白毛巾的國家副總理。 1966年的11月份已是深秋，天氣很冷，水面已經結了薄冰。但是晉東山區的婦女們穿著各色花布中式棉衣褲，甩著長辮子（文革初期的剪辮子風波并沒有沖擊到山區），提著竹籃、荊條筐來到流水潺潺的河邊，沿岸散開，把衣物鋪在石頭上，手揮棒槌，捶呀搗呀，翻過來折過去，一片歡聲笑語。她們不用肥皂、洗衣粉，只用皂角（一種樹上結的莢果，能去污），有的連皂角也不用，完全依靠棒槌。來自平川的學生真有點擔心會把衣物搗爛的。 在山西有一首流傳很廣的民歌——“平遙的牛肉太谷的餅，清徐的葡萄甜盈盈，平定的砂鍋亮晶晶……”吃過平遙牛肉，嘗過太谷餅和清徐葡萄，就是不知道平定的砂鍋怎么個好法。在平定，可能是鎖簧吧，見過一個砂鍋作坊，老遠就瞧見那銀光閃閃的待運砂貨了。最大的有四尺多長的長簸菈那么大，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有大鍋小鍋、砂壺等品種，反正用途很廣。有的有水桶那么高、比水桶略粗，聽起來人們可能不信，姑娘小伙們竟能用它挑茅糞上山；大小砂鍋則像我們平遙一樣可用來煎藥、燒水、熬稀飯。平定山區的砂貨隨處可見，用途很廣，廢品利用別出心裁。塌了底的砂鍋在房頂上壘起來能當煙囪，砂貨碎片用來填車轍，有的甚至用砂鍋壘成院墻，怪不得當地有“砂鍋壘墻墻不倒”之說。看來平定的砂鍋不僅“亮晶晶”，而且是“硬繃繃”。　　11月24日，從平定中學出發，沿著盤山路，所經過的村莊在村口都立有村史碑，記錄著光榮斗爭史；大多數人家門上掛著“光榮軍屬”或“光榮烈屬”牌匾，有的甚至兩塊都有。可想而知當年太行山區人民為了趕走小日本、推翻蔣家王朝、打倒土皇帝、保衛新中國付出了多少代價。晚上住在平定縣槐樹鋪，在一中年夫婦家吃飯，給我們做了玉茭面面片，菜是能有盡有。我住在同院一位老大娘家里，鄰居來了不少，坐在炕上，圍著火盆，熱情地談論著。山里人打聽平川的新聞，學生們問訊山區人民解放后的生活……山區百姓質樸的獻身精神教育了我們，我們小小年紀步行串聯的行動感染了老百姓，用房東老大娘的話來形容我們之間的感情是再合適不過了“咱們是一家人啊“。 　　1966年11月25日早上，戀戀不舍地離開了如同家人的槐樹鋪老百姓，朝北京方向進發。到了舊關，登上城墻，站在烽火臺上，舞動隊旗，盡情呼喊，雄偉壯觀的太行山山脈盡收眼底，懷古思今，大有作詩的沖動。無奈人笨心拙，只會一手叉腰一手揮動——“啊……”，山谷間也隨著“啊、啊……”。站在晉冀交界處深情回望，然后兩眼向前看，就像跳遠一樣，一下子從山西蹦到了河北省。晚上住井陘縣（育紅）中學。吃飯時看到飯牌上寫著：主食稀飯、饅頭、餅子。離家多日，好久沒吃餅子了，那就專吃餅子吧。誰料想井陘人管窩頭叫餅子，并非山西的燒餅！所謂井陘縣，實則縣城在微水。微水的新建筑物較多，街道也比井陘平展。過了微水，沿路設立著許多飲水點，也叫毛澤東思想宣傳站，渴了喝點水，累了歇歇腳，順便大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11月26日晚上食宿于獲鹿縣人民銀行（當地讀獲為huai）。接待我們的是一位剛轉業的軍人，非常熱情，十分認真，已經備好了熱水和床鋪，第一次不用打開背包就能美美地睡上一覺了。（就在這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乘車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心想，毛主席還會接見我們的。誰料想，這竟是最后一次接見紅衛兵。） 11月27日中午，走出太行山區，踏上了一望無際的河北大平原，到達河北的新省會——石家莊市（所謂新省會，是因為原省會天津要改為直轄市，省級機關正在搬遷），食宿于石家莊二中（當時易名為“中國工農紅軍戰校”），當晚給一直擔驚受怕的年邁雙親寫了一封平安信。 我們這伙人大都沒有坐過公共汽車，很想過一把坐汽車的癮。在市內，當一輛公共車停下時，不問它駛向何方，蜂擁而上。售票員問上哪兒，我們商量了一下說到百貨大樓（初中生的智商是知道大城市肯定有“百貨大樓”的），還沒來得及掏錢，百貨大樓已經到了。惹得滿車人哄堂大笑，我們滿臉通紅，煞是尷尬，急忙擠下車來，笑得連腰也直不起來了…… 接著瞻仰了肅穆的華北烈士陵園，有名有姓的山西籍烈士不少。當時暗下決心：為了無數革命先烈打下的江山永不變色，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當時石家莊的紅衛兵已經分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各自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宣傳車上的高音喇叭震耳欲聾，領喊口號的聲嘶力竭，對陣助威的橫眉冷對，簡直就要打起來了。　　在石家莊干過一件頗有“自豪感”、“成就感”的大事，現在看來卻是十分荒唐、十分可笑，令現代人十分費解的蠢事。　　幾位隊員一起到飯店吃飯，看到有一桌年輕人穿著花里胡哨、說話大呼小叫，把服務員指揮得團團轉，于是怒火中燒，嚴厲呵斥那一伙痞子。并且跟飯店領導要來紅紙筆墨，寫下“勒令書”貼在墻上。“勒令書”批判了資產階級坐享其成的腐朽思想和資產階級大少爺的糜爛作風，并且勒令他們自己收拾盤碟，結清飯錢立即滾蛋。號召大家自己動手端飯端菜，不準再指使服務員干這干那。大家鼓掌表示支持，那幾個年輕人灰溜溜地走了，服務員自然十分高興。　　殊不知，社會自有行業分工，飯店服務員就是為食客服務的，食客就是來享受方便的。但是，因為我們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戰士，生來就是要革資產階級的命的，造資產階級的反的，絕不容許資產階級的丑惡現象在我們面前發生。現在的年輕人根本理解不了我們那一代“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的思維。用現在的話來形容是“腦子里進了水啦”。荒唐吧？可笑吧？愚蠢吧？ 12月2號，從石家莊出發，經過正定縣住宿在藁城縣張莊村。出了石家莊，各路紅衛兵打著各自的隊旗，雖然語言有別，人有差異，但裝束都差不多。大家互贈毛主席語錄，交換宣傳品，相互鼓勵，互通信息，交流經驗。有要到延安、大寨的，有同路的，沿路還碰到了不少軍事院校的學生，他們跟我們一樣缺乏鍛煉，走得腿拐了，困乏了，都一樣得坐下來休息休息。　　12月3日，從藁城縣張莊村到了當年打地道戰出名的藁城縣三邱村，聽了當年武委主任和副主任的介紹。由于年久失修，地道已大部分坍塌堵塞，只能到當時戰斗激烈的地方看了看。　　又從三邱村到了無極縣郭莊，那是一個民兵英雄的村莊。村中心矗立著懷抱地雷、肩扛長槍、手擎手榴彈、象征著人民戰爭的民兵群像雕塑。在群像前聽了老民兵、老貧農以及民兵副營長的講話。　　晚上住在了郭莊中學的教室里。那里的學生跟我們一樣，都離校串聯去了，就睡在空蕩蕩的教室里。河北缺煤少炭，加上村莊里從來沒有接待過如此眾多的客人，晚上凍的睡不著覺。凍得沒辦法，就把掉下來的壞頂棚點著，結果是連凍帶嗆，一夜也沒有睡覺，只是抱膝圍坐，談理想，想未來，總結一路走來的經驗教訓……一直聊到大天亮。 12月4日天一亮，趕緊離開凍得不能睡覺的河北省無極縣郭莊中學，在河北大平原上一路前行，朝著北京的方向走啊走啊，眼看太陽就要被地平線扯下去了，我們還想再趕一段路程。到了一片沙灘地時遇到一位趕著鐵輪牛車的老大爺要回鈕店去，老大爺關切地跟我們搭話，勸我們跟他返回鈕店住一宿，要不天黑了不好找路，容易迷失方向。他老人家怕我們堅持要走，反復地說：到了哪里也是家，到了哪里也是家……看看一眼望不到邊的沙灘，再看看慈祥熱心的老人，一股暖流在全身淌過，我們還能再說什么呢，只有遵命才能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　　跟老大爺返回定縣鈕店時，已經是掌燈時分。我們分開住在老鄉家里。當時村里沒有通電或是遇上了停電，記不太清了，用煤油燈照明。當晚吃了蒸紅薯和烤紅薯，第二天早上給我們做了紅薯面面條（相當于咱們平遙的切板板），那面條光滑得很，到了嘴里不用專門吞咽，自己就溜到食管里去了。不說營養搭配，一年到頭只吃一種食物，胃肯定受不了。但是房東說當年春天大旱下不了種，才都栽了紅薯，只好一年到頭以薯代糧。臨離開時我們按規定放下錢和糧票，老鄉再三謝絕，最后才用顫顫巍巍的雙手接下了為數不多的錢和彌足珍貴的糧票。當時我獨自暗想：農村老百姓的生活咋會是這樣呢？毛主席他老人家知不知道距京城僅僅幾百里的鈕店老百姓一年到頭在以薯代糧呢？在那個年代確實只能是“獨自暗想”，萬萬不可跟人交流，哪怕是要好的朋友…… 12月5日從鈕店出發，住在定縣清風店。清風店是一個大村，是區公所所在地，區公所下轄好幾個公社，比我們平遙最大的生產大隊大多了。第二天離開定縣清風店，穿過望都、唐縣、完縣、滿城縣境，行經五個縣份，步行八十余里，住在了滿城縣郎村。　　天將黑，我們男生被領進一幢院子，房東正忙著收拾閑房，房子的窗戶紙全是爛的，而且只有一扇門板——看樣子主人剛得到要住紅衛兵的通知。每到宿營地，吃飯倒在其次，熱水洗腳、挑水泡最當緊。洗過腳、吃罷飯，打開自帶的針線包，開始縫補衣裳；房東老大娘親自給我們提來尿罐，又抱來一大抱干草，分成好幾把點著后，伸到炕底下的洞里來回擺動——給我們熱炕，因為他們沒有煤。　　自打11月25日進入河北一路走來，所見所聞確實與山西的風土人情有很多不同之處。 石家莊人以大餅油條為主食（他們管油條叫馃子），賣大餅油條的攤子到處都是，每個攤位前都排著長隊，設攤的大都是回民，而且無論男女幾乎個個都是大胖子，要知道在那缺吃少穿的上世紀60年代大胖子是很少見的（可能是被油煙熏烤的結果）。 河北遼闊的大平原上最顯眼的就是磚窯，這種古老的產磚設施到處可見，尤如一座座沒有槍眼的矮碉堡，因為它是除村莊、工廠、樹林以外僅有的地面凸出物。 河北農民的裝束別具一格。老頭兒頭戴黑、白圓氈帽，身穿藍、黑粗布棉長袍（也有夾袍），腰扎一條布腰帶；小腳老婆婆頭戴老式帽子、或用家織花布小方巾箍頭，穿中式有襟襖（無紐扣、帶襻）、中式褲（無褲襻的直筒褲），用帶子扎著褲腳；從十五、六歲的小伙子到成年男子大都不留長發，光頭上一律頭纏白毛巾，衣服顏色以黑色為主，中式衣褲的材料可能全是家織粗布；姑娘、媳婦們都穿花色上衣，不少婦女穿著紅底大花中式棉褲。在這些人身上保留了純粹的“中國式”，毫無“西洋”味道。（估計這番情景，現在只能在影視劇中看得到了）。 生在河北的豬要比生在山西的豬“低一等”，山西人用谷糠、高粱殼等煮熟后喂豬，而河北的豬以吃野菜和糞便為主，它們被稱為糞豬。在沿路的廁所蹲坑下面便是嗷嗷直叫的大豬、小豬。小豬仔發現有人蹲在坑口，便從底下爬上來，我們的一位隊員曾被嚇了一跳——不知道廁所下邊是豬圈！以至于以后在飯店就餐時再不愿點帶豬肉的菜了。 河北人積肥的方法也很特別，不是像我們山西農民那樣一桶一桶、一車一車地掏大糞，而是把尿水之類另作處理后用荊條筐過秤計量記工分。（河北人冬天交隊里糞(肥料)是沒有尿水，因冬天凍成硬塊了，就可放入筐里"。） 河北馬車夫使用的馬鞭比山西的馬鞭要長得多，足有兩米多長。即使坐在滿載干草的最頂端，只要車老板一甩長鞭，足以打到轅騾、套馬的腦袋，毫不費事就能起到調度指揮的作用。 12月7日從河北省滿城縣郎村出發，經保定、徐水、新城、涿縣、房山縣境，于12月11日住在著名的長辛店。聽了“二?七機車車輛廠”老工人郭佳德的報告，參觀了廠史展覽。換洗了衣服，又理了發，準備干干凈凈進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 給我理發的師傅解放初期曾在平遙火車站工作過，他關切地詢問平遙的近況。不料，他話鋒一轉，說“你們平遙人太小氣，蒸的饅頭只有老太太的腳后跟那么大。”我的臉騰地就紅了，好像是我做錯了什么事。 12月12日一大早從長辛店出發，踏上了聞名中外的盧溝橋。我們被橋上千姿百態的大小石獅所吸引，被古代工匠的聰明才智所折服。有的抬頭仰望天空，好像向蒼天討要公道；有的倆眼直盯橋下，似乎在監視永定河的動靜；有的懷抱幼獅，在給它的孩子梳理茸毛；有的四目相對，就像在互訴衷腸……我們曾經嘗試過好幾次，數一數盧溝橋上到底有多少石獅，數著數著就亂了。說實話，盧溝橋的獅子真的數不清！在橋東的左邊立著一通乾隆御書石碑，上書“盧溝曉月”。雖然我們不是書法家，總免不了對乾隆的書法大加贊賞；雖然我們不是雕刻家，對那栩栩如生的石獅卻不得不拍手叫絕。這時候全然忘記乾隆是封建社會剝削階級的總頭子，那些石獅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文化，面對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只有敬仰，沒有批判，已然忘記了紅衛兵的“歷史使命”是“破四舊”……　　那時候將盧溝橋更名為“抗日橋”，盧溝橋人民公社更名為“抗日人民公社”，雖然有點拗口，卻能夠提醒后人：1937年7月7日日軍全面侵華從這里開始，勿忘國恥！ 上午12點多，我們“山西平遙中學長征紅衛隊”打著隊旗，背著背包，手捧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本），精神抖擻地來到了向往已久的偉大祖國首都——北京，來到了毛主席身邊。我們要找“紅衛兵接待站”，一位熱心的三輪車工人為了給我們指路專門送了一程。在位于虎坊路勞動保護用品展覽館的“紅衛兵接待站”，我們被分配到北京礦業學院食宿。北京真大，如果不是大公共車專門送我們，一南一北恐怕又得走大半天。到了北京礦業學院，憑介紹信登記，不收糧票、不要錢，就能領取就餐券。我們男生住在機電系大樓407號。　　自1966年11月14日從平遙出發，開始了徒步串聯到北京的歷程，至12月12日歷時29天，行程大約1500里。除去途中學習、參觀8天外，平均每天步行70里地。因各種原因，我們“山西平遙中學長征紅衛隊”由當初的10名隊員到北京時只剩7名了。 （“平遙中學長征紅衛隊”徒步串聯到北京留念，前排左起毛森高全芳宋玉蘭；后排左起胡一智王振穎趙喜林梁紹東) 到北京的當晚，我們就迫不及待地決定第二天到天安門照相。因為這是夢寐以求的愿望，也是最容易辦到的事情。 12月13日我們七位同甘共苦的同學打著隊旗來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天安門廣場。雖然不是人山人海，卻也是熙熙攘攘，幾乎全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和紅衛兵。廣場周圍搭了不少蓆棚，以解決人們的大小手問題。排隊照相的人很多，由于照相點也多，倒是很快就能輪上。隨著攝影師相機的“咔嚓”聲，我們天真、熱忱、虔誠的面孔被定格在了那個特殊的年代。 　　每當我端詳這張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的時候，就會想起大多數人所沒有經歷過的那些歲月。它給了我們磨難，但也鍛煉了我們；它使我們失去了很多，但也收獲頗多，使我能在困難面前有勇氣有信心堅持下去，在崎嶇曲折的人生道路上一直走到底。 我們七個人在后來更復雜更激烈的文化大革命斗爭中，還算頭腦清醒，雖然分別參加了兩派組織，但都沒有做過出格的事，更沒有結下冤仇。到1968年春天，我們就自謀生路、各奔前程去了。后來其中至少有四人成了中共黨員，我們中有農民、工人、職員、教師、公務員，孩子們都已成家立業，正在為第三代人服務，過著其樂融融的幸福生活。 那些日子里，我找到了在北京工作、定居的（堂）長兄振溫，他在位于西單大木倉巷的北京西城區百貨管理處工作。我第一次欣賞到了傳說已久的電視節目，就是在大哥的單位，算是大開眼界。　　我第一次見識“蜂窩煤”爐，是在大哥家，覺得比起老家的炕火、風箱火爐來是多么的方便省事。　　我第一次聽說大城市鄰居之間的關系，是大哥告訴我的，覺得不可思議。他說：熟一點的知道姓什么、在哪個單位工作，見面說句話；不太熟的見面點一下頭；不熟的就連頭也免點了。　　大哥、大嫂抽時間在家里招待了我，大哥家住在一個大雜院里，大家共用一個水龍頭。大嫂是江蘇鎮江人，在亨得利鐘表店工作。待人特別熱情豪爽，對我就像親小叔一樣，就是盛米飯的碗太小了，只能放下一只大后生的拳頭。為了給我的破棉襖打補丁，把大哥的舊衣服給拆了。直到現在，已經幾十年了，我們一直在相互掛念，感情頗深。 我們集體參觀過天文館、動物園、天壇公園、故宮泥塑群像《收租院》。　　我在人民公園（即頤和園）昆明湖畔單獨照了一張紀念像。相片比我先到家。我回到家時，相片已被父母放入相框。當我第一眼看到時，簡直就不相信那是我的身影。大高個兒細身材、圓溜溜的眼睛尖下巴，身穿父親的舊夾襖，腰扎皮帶，腳蹬“二鼻子”布鞋。父母自收到照片后就心痛不已。 我們到北京的目的絕不是為了走親訪友、游園觀景，而是為了學習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在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接受毛主席的檢閱。絕大部分時間用在了搜集傳單材料、抄寫大字報，參加大學生們的集會。　　當時已有人貼出大字報、大幅標語、散發傳單說“現在林彪也可以懷疑了”、“林彪算老幾？”、“林彪靠邊站！”……林業學院的學生李洪山因為在天安門廣場散發反對江青、陳伯達的傳單，被蘇聯電臺廣播了，他被當做反革命反剪雙臂、額頭觸地挨批斗。　　堂堂的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彭佩云也照樣低頭挨批斗。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參加了斗爭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十萬人大會。這次被批斗的是“文藝黑線”上的人物和“四條漢子”。最高級別的是陸定一，他是中宣部部長，負責宣傳、文化的副總理。其他也大都是部長、副部長級的老干部。每個人脖子上用鐵絲拴著的大木牌子上面寫著名字以及對他們的負面稱呼，名字用紅筆打了大大的叉子。他們是：陸定一、林默涵、田漢、于（余？）立群、齊燕銘、林楓、夏衍。原高級黨校校長林楓脖子上的大牌子有三分之一床板大，時間長了就站不住了，脖子架在木牌上，癱倒在那里。（“四條漢子”是指哪幾個人，時間久遠記不清了） 　　由于光顧兩條腿走路了，錯過了被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的機會，但是我永遠不會懊悔這次徒步串聯。因為在廣闊的天地里、崎嶇的山間小路上、偏僻的山莊窩鋪中，在接觸各種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同脾氣性格的人群中，學到了課堂上、火車上無法學到的東西和知識，錘煉了一種特別的意志，打造了一種難得的精神境界。 12月27日晚上接到第二天中央領導要接見我們徒步串聯紅衛兵的通知，興奮得連覺也睡不著。 28日早上天麻麻亮就起床，洗涮完畢吃了飯，帶上分配的一份干糧水果，坐上專車，到達工人體育場，座位分配在第12看臺。 一直等到中午12點38分，以周總理為首的中央首長出現在主席臺上，全場立刻爆發出暴風雨般的掌聲，歡呼聲、口號聲響成一片。中央首長在主席臺就坐以后，掌聲依然不絕于耳，當周總理起立揮手示意安靜時，掌聲更加熱烈。　　周總理、江青、康生、楊成武、劉志堅、李富春、吳德等分乘敞篷汽車繞場一周，跟全體長征紅衛兵見面。當總理的汽車駛近我面前時，我激動得若無旁人高聲疾呼，心情異常激動。沒有經歷過徒步串聯的苦難、沒有身臨其境的人是難以體會和想象得到的。直到周總理等中央首長回到主席臺時，才知道我的嗓子喊啞了，手掌拍麻了。　　總理的講話精力充沛，身姿特別吸引人，他的講話不時被熱烈的掌聲所打斷。　　江青講完話后，總理親自指揮幾十萬紅衛兵高唱歌頌毛主席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雖然只能夠看清周總理的面目，沒有近距離接觸，但對他的崇拜之情難以形容。總感覺他像有一個強大的磁場在吸引你，就像一股神力在降服你。這絕不是神話。江青除不時地向大家揮手致意外，經常雙手合十以表謝意，講話的聲調也很特別。大家不約而同的看法是：江青到底是演員出身，連姿勢表情也與眾不同。 在北京礦業學院住的舒服、吃的豐盛。雖然幾十個人打地鋪，但暖氣充足；頓頓有豬肉燉粉條、雞蛋炒大米、雪白的大饅頭。想想在老家晚上睡覺冷得頭皮發麻、住人的家里水缸凍得結了冰；想想老家連高粱面“擦圪蚪”、玉茭面窩頭也吃不飽，在這里簡直是神仙過的日子。但是少數大城市來的學生卻不珍惜這樣的生活，飯菜不合口味就倒掉，有的只吃饅頭皮。你看造孽不造孽？ 大樓里邊的廁所是由穿著呢制服的教授們來打掃的，這在當時毫不奇怪。因為他們是“臭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就得勞動改造。　　在同一間教室里睡覺的還有來自天津郊區的學生，不搞集體衛生就不說了。不刷牙、不洗腳，腳上有了泥垢就用刀子刮，而且他們睡覺還是一打一顛倒的。　　同舍有一個來自安徽的學生，滿臉麻子，根本不穿褲衩，晚上去廁所也是光著屁股。中央早已宣布解散全國的“紅衛兵糾察隊”了，他還頑固地戴著“紅衛兵糾察隊”袖章，趾高氣揚。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有著比別人更“高貴的血統”。其實人們都在鄙視他。　　有一位山西老鄉，是五寨縣人。連蹩腳的普通話也不會講，黑色的中式棉衣棉褲顯得比我們還土氣，也不穿內褲、褲衩。但他毫不避諱出身不好的事實，他把“血統論”批得體無完膚，不由你不佩服他的膽識。 北京雖然交通發達，又從全國各地調來許多公共汽車，還是運力十分緊張。即使幾分鐘來一趟車，沿路各個站點候車的人仍不見減少。車還沒有停穩，外地來的學生不顧一切往上擠，有的同行者被擠分開了，有的挎包被夾在車門外了，有的只上去了上半身。女售票員可真行，她脊背扛住最后一個，硬是塞進去了。擠得那些女生“媽呀”“娘呀”地直叫喚。北京人文明，他們默默地等待下一趟，也許是他們不敢惹惱“紅衛兵”。（他們也可能在心里咒罵這幫外地來的學生，干擾了他們的正常生活） 可能那時候沒有什么便宜水果可吃，北京人排隊買凍柿子吃。柿子硬邦邦的，直接就咬著吃，我看著都牙齒直打顫。 東、西交民巷的各國大使館的建筑是按照他們國家的風格建造的，由我國的警察站崗，不讓靠近。而且都設有新聞櫥窗，在宣傳他們自己國家如何先進，人民如何幸福。可笑的是連印度這樣的窮國也大言不慚地往自己臉上貼金。　　在北京笑話鬧的最多的是找廁所。在礦院操場看電影，跑遍四周也找不到個小便的地方，后來才恍然大悟，跟我們平遙不一樣，人家的廁所在大樓里邊。上街后找廁所，按老經驗去鉆小胡同，結果往往看到的是回民飯店或者是小吃部。而居民院子的門上大都掛著塊牌子“本院無所”、“閑人免進”。　　我們幾個看到“民族飯店”，就覺得是各民族的飯菜都會有，想嘗嘗我們山西的過油肉、刀削面。進到旋轉門才看清楚，戴著白高帽、穿著黑皮鞋的中國人在為西裝革履的外國人服務，刀刀叉叉在潔白的臺布上閃閃發光。看這勢頭不對，趕緊往出跑。 1967年的元旦是在北京過的。　　山西的大字報貼到了北京，山西在行動。這些召喚著我們、吸引著我們。況且中央通知1967年六七月份繼續大串聯，“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于是就連到天津的打算也放棄了。（后來才明白，所謂繼續大串聯是把學生疏散離京、減輕壓力的妙招）　　離京前幾天，我們最后一次瞻仰了天安門，站在有警衛戰士守衛的中南海門口，向毛主席告別。心中暗下決心：我一定要遵照您的指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天安門的東西兩側觀禮臺上有人貼出“炮轟周總理”、“打倒李先念”的標語，而“打倒余秋里”的標語，則用石灰刷在長安街上，一個字有卡車那么大。 在北京呆了27天。于1月8日凌晨3點乘坐87次列車返并。（并，太原的簡稱）我們真的是滿載而歸。一大包收集的傳單、宣傳材料被當做寶貝，我比別人多的是大哥給三叔家里帶的白面大米和豬肉。　　在回家的火車上大家都不瞌睡，議論著在北京的收獲，想象著未來的階級斗爭。我們既是開玩笑，又是當真地說：咱們之中將來不知誰是保皇派，誰是造反派。果真，曾一起同甘共苦的的長征隊員，一起在北京取經的革命小將，所走的人生道路不盡相同。 回到太原后，看看呆不得，就趕快回平遙。回到平遙已是半夜時分，在候車室坐到天亮。走得地方多了，第一個感覺就是平遙車站太小太土了，那個大個兒男值班員的平遙土話太難聽了。　　只有看到宏偉的平遙古城，才覺得平遙也有很多可愛之處。她畢竟是我的故鄉，有我住過的窯洞、瓦房，有給我啟蒙的老師，有教育我成長的中學，有我的親人朋友…… 這次徒步串聯鍛煉了我們自主自理的生活能力，培養了我們在學習工作中勇于克服困難堅耐不拔的頑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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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中回憶》（第十四集）

江源劉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