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的父親江樂山

耕夫

（注：這是2020年清明節寫的，今年（2023年）清明節到來之際又重發，以寄托對逝世巳五周年的父親的深深懷念） 2020年5月5日是我的父親江樂山去世2周年，因“新冠病毒肺炎”的影響，我和老伴在武漢帶著孫子“居家隔離”著，清明節也無法回到老家去給父親上墳祭拜，只好委托在村子里的堂弟代我祭拜父親，愿他在天堂里無病痛。 父親因病去世兩年了，但在我的潛意識里他還沒走，他的音容笑貌經常浮現在我的眼前，特別是他那渾厚宏亮的聲音常在耳邊響起一一 正是：老父去世已兩春，思念不斷與日增。 但愿天堂無病痛，護佑江家眾后生。 一、最后的陪伴永遠的懷念　我父親是一位詩人、雜文作家，從事教育、宣傳、文化、工會、科技工作幾十年，最后擔任市總工會副主席、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等。還兼任過市政協常委、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副主任、杏花村詩社主編等。他1996年退休后和媽媽一起一直住在老家縣城，過著退休老人的“夕陽紅”生活，他身體一直很好，無大的疾病，頭發比我白得還少，八十多歲了還可以騎著電動車回鄉下老家村里，他笑稱爭取活到九十歲。他退休后沒閑著，堅持老有所為，經常寫詩作賦，有許多中青年、老年的詩文朋友，他也經常參加一些市里的社會活動，如參加“創建全國詩詞創作先進縣市”、“文明城市建設”、“詩詞培訓講座”等，也受邀到一些鄉鎮指導宣傳文化建設工作，如為歧亭鎮的“杏花村文化”、“杏花村景區”，福田河鎮的“菊花文化”、木子店的“老米酒文化”等建言獻策。還幫助我們中醫協會編輯出版了一本《聚醫杰之歌》。 <h3>這是我的父親母親</h3> <h3>這是我兄弟姊妹與父母親的合影</h3> 這是我家四代人的合照。前排中是我的奶奶(2003年去世的）。 　　2018年初，因老母親心臟病復發，我預約了省人民醫院心內科的江洪主任為她治療。3月5日我開車接老母親來武漢治療，父親也陪同前來。3月7日母親住進醫院，3月8日江主任親自為她做了心臟起搏器植入術，術后情況良好，父親也很高興。我每天開車送老伴和父親去20多公里外的醫院看望老母親，晚上就由我和大妹子江濤和女兒江玲輪流陪護，母親一直住到3月18日出院。 到了3月12日，住在我家的父親一早起來小便時，突然出現疼痛難忍、小便中排出膿血樣絮狀物，我連忙送他到泌尿外科最權威的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就診。掛了專家號，開了一大疊檢查單，我扶著父親樓上樓下跑了大半天，直到下午5點多才作完全部檢查，專家懷疑是前列腺癌，開了住院證。由于沒有病床，當天只能回家住。到第三天一早接醫院電話通知有床位，我馬上開車送父親住進了泌尿外科病房。住院后我找該科的專家們為父親開了兩次研討會會診，又做了彩超、腎臟C丅、磁共振、血液化驗等多種檢查，最后排除了前列腺癌，確診為腎盂腎癌，需要做手術切掉患側的腎臟。在此期間，我每天從早到晚一直陪著父親，照顧他的生活，送他上樓下樓做各種檢查，內心始終對他的病情充滿耽憂。眼見父親的身體狀況日漸見差，形體迅速消瘦，最后連小便也排不出來，只能掛著一個導尿袋。從3月14日他自己走進醫院，到23日就不能起床了，吃飯也需要人幫忙喂。病情進展很快，醫院也只是每天輸點消炎針劑和能量合劑作對癥處理。父親是個仁慈的人，自己非常痛苦，反而體貼我，他說我是60多歲的人了，不能太勞累，要我請一個護工幫忙，就這樣，我白天在醫院，晚上由護工值班。有一天中午，我正給他喂飯，他突然要求護工周師傅用手機幫拍一張我給他喂飯的照片，說是留一個住院的紀念，想不到這竟是我和父親最后的一次合影。 　　父親的腎切除手術原定是3月30日，醫院考慮到他年齡大，術前又作了一些檢查，可到檢查做完后醫院卻通知不能作手術，原因是癌癥已經轉移到全身了。我不甘心，又和女兒江玲一起慕名去找漢口的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一位對腎癌有研究的權威專家張廣原教授咨詢，張教授看了C丅片后也認為無力回天。面對父親日漸加重的病情和醫院的束手無策，我內心非常痛苦，但父親是一個堅強和明智的人，沒有流露出失望，他說同房有位病友告訴他：省腫瘤醫院有位老中醫擅長治腎癌，要求出院，說回家吃中藥治療。出院第二天我就送父親到省腫瘤醫院找到那位治癌癥有經驗的老中醫開了20劑中藥治療。吃中藥的開始幾天感覺還好，后來因胃痛，入水即吐，不能吃喝，只能靠輸液維持，病情危重，直到5月5日去世。 父親從突然發病到去世，疾病折磨，痛苦萬分，但他總是忍著，很少呻呤，是少見的堅強者，他還時常寬慰母親和我們。4月3日，他在出院后去腫瘤醫院開了中藥，離開我家要求去大妹江濤家住些時還笑說：吃了這些中藥會好的！為的是寬慰我們。其實他早就知道病情預后不好。他去世后，我們在他手機里發現他在中南醫院出院那天（3月30日）就寫了一首絕筆詩：“八十三秋夢一場，樵霜牧雨唱東腔。紅爐烈火癡魂赤，村屋孤燈寒夜長。斬棘栽花清風起，申情據理日光昂。阿彌接我西天去，愧對家人淚濕裳。”每每回讀這首絕筆詩，我非常非常難過，總是潸然淚眼。 在醫院陪護父親的十幾個日夜，可能是我與父親相處最長的時間，也是最后的陪伴。因我出生在農村，在我1一3歲時，父親還在武漢讀高中、上大學，當時家里困難，學校放寒暑假父親都沒有回家，只能在武漢打工掙點生活費；我4一15歲時父親在縣城工作，他一心撲在工作上，也很少回家，即使回來一次也只住一兩天。我參加工作后就一直住在單位，所以與父親住一起生活的時間不多。 　　父親去世頭一天，我為他清洗了全身。5月5日早上八點去世后，我又親自為他清洗了全身，換上了一身嶄新的壽衣并整容。遵照他老生前的愿望，魂歸故里，將他送回老家村后的向陽山上安葬，并舉行安葬儀式。這樣父親在辛勤工作一輩子后又回到了老家，可以每天第一個看日出，最后一個送走夕陽。讓他繼續閱覽人間，進行詩詞創作。父親在職時很關心家鄉的建設發展，力所能及地為家鄉做了一些事情，贏得了鄉親們的好評和感激。父親安葬這天，不僅是本村的鄉親們為他送行，還有周邊很多村莊的鄉親們都自發來為他送行。 父親去世后，麻城市詩詞協會的許多朋友不僅前來為他送行，并且寫下了許多悼念他的詩詞，下面選擇兩首以分享： 悼江老先生（古風）天地同悲為江公，駕鶴西游痛傷情。麻城科協曾為主，政績昭昭百世功。尋章摘句多妙韻，作賦吟詩李杜能。先生一去眾悲慟，子醫麾卷大風行。 （作者為麻城詩人：王英） 悼念江樂山先生逝世 噩耗傳來淚眼昏，文壇痛失一知音。 談詩總是情如火，待友相酬座上賓。 磊落胸懷貞節望，奔騰江水浪花馨。 先生駕鶴西天去，極樂仙山任暢吟。 （作者為麻城詩人：詹成中） 父親去世時，我悲傷不已，但想到父親一生寫詩愛詩，以詩為樂。于是也寫了一首詩詞敬獻給他： 哭父親(古風） 天公垂淚雨傾盆，一代詩人駕鶴行。 綿綿情思心中起，日夜夢想好父親。 畢生奉獻大別山，任勞任怨勤耕耘。 留下佳作二千萬，樸實精神傳后人。 麻城市詩詞學會還在其主編的《杏花村詩詞》2018年第1期上發表了許多會友懷念父親的詩詞。 二、困境中求學艱難中成長 父親青少年時期是在貧困中求學，奮發有為的；后來在工作中也是任勞任怨，不圖名利。一生平凡而偉大，為我們作出了表率。在醫院陪護父親的日子里，父親向我講述了他苦難的童年、艱苦求學的經歷及參加工作后任勞任怨的故事。使我對他的經歷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 我爺爺輩親弟兄六人，老大、老二、老三均継承家傳木工手藝，老四是教書先生，老六是務農。我爺爺是老五，從小過繼到村西頭養父母家（我稱太爺爺太奶奶），靠租種地主的土地度日，所以生活很貧困。我父親是1935年11月出生，從小就跟著爺爺奶奶“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干農活，經常吃不飽穿不暖，但他羨慕能上學的小孩，經常利用農閑時跑到四爺爺的學堂旁聽。由于他勤奮好學，聰明睿智，四爺爺覺得他是一個讀書的料，也熱心個別輔導他。到1949年家鄉解放后，四爺爺向我爺爺建議應該讓我父親上學讀書。但那時父親巳經14歲了，就直接挿班讀小學五年級，由于他沒有上過小學1一4年級，學習的困難和壓力可想而知。但父親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拼命補課和學習，不僅很快跟上了其他同學，而且后來居上，在六年級小學升初中的畢業考試中，考了個全縣第一名的成績。當時縣教育局還向我爺爺送了喜報。父親從1952年秋季到1955年秋季又在初中學習了三年，中考時又考了個全縣成績第一名，被錄取到武漢的華中師范大學第一附屬中學讀高中（當時全縣僅錄取他一人），1954年冬父親巳結婚了，由于家庭困難，準備放棄高中學業，但在親友們的建議下，爺爺還是讓父親繼續去武漢讀高中。在讀高中期間，為了節省生活費，父親經常只吃兩餐，忍饑挨餓，但學習成績一直是班上最好的，并擔任班長兼學習委員。讀高二那年（1957年4月）我出生了，父親考慮再讀下去家里太困難了，所以高三開學后他就沒去學校，班主任老師見他遲遲沒有返校，知道可能是因家里困難輟學，就自掏腰包寄來四元錢并寫信催父親返校讀書。這位老師可是父親的恩人啊！父親講到這里曾幾度哽咽。 1960年父親大學畢業回黃岡行署報到時在黃州赤壁留影 　　父親在武漢讀高中時的成績也一直很好，本可以報考一個名牌大學，但考慮家中的困難，他選擇了報考學制短、不要學費、不要生活費為國家培養教師的武漢師范學院（即現在的湖北大學），讀的是中文系。畢業后本可以留在武漢工作，他考慮家在農村，就申請回縣里工作。1955年9月到1960年9月這幾年父親在武漢上高中讀大學時實在不容易，那時家里困難，爺爺沒有錢給他做生活費，學校放寒暑假他很少回家，就在武漢找一些苦力零活干，如扛碼頭、搬運土方等掙點生活費，既使是回家一次也是步行兩百多里路，舍不得買票乘車。父親說現在的小孩子從小就幸福，父母、爺爺奶奶要給買這買那，加強營養，可我小的時候他還在讀書，自身就難保，哪有錢給我買東西呢？我2歲那年，他回家時給我買了一個燒餅，還未裝進包里，就被路邊的一個討飯的乞丐搶去吃了，說到這里他雙眼淚下，說我小時是他最困難的時候，最對不住的是我。到后來有了弟弟妹妹時他巳參加工作有工資了，雖然還是困難，但情況相對要好些。是的，我奶奶在世時也多次向我講過我小時候的情況，我1一4歲時正值國家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國人民都沒飯吃，我的家鄉由于受浮夸風的影響更是嚴重，人們只能靠吃野菜、草根樹皮、觀音土充饑，餓死了不少人。大人們照顧我，能吃到一些現在喂豬用的糠料就很不錯，我常常便秘掙得下血，哇哇叫，大人們只好用手指幫我掏出來。我現在的老毛病痔瘡就是在那時得的，曾做了三次手術還是不能痊愈。 4歲時的我。左邊是奶奶，右邊是父親。 中年時的父親 三、積極地工作任勞又任怨 1960年秋季，25歲的父親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麻城師范學校教書，那時教師缺乏，他剛參加工作，一人干了兩個教師的活，同時擔任兩個班的班主任老師和整個年級四個班的語文教學，每天背課、批改作業要忙到深夜。那時糧食緊張，加夜班也沒有夜歺，常常以開水充饑，有時餓昏了，后來還患了營養不良癥。盡管如此，父親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象拼命三郎一樣，夜以繼日地工作，任勞任怨，贏得了校領導和師生們的好評，很快學校就培養他入黨。1962年5月8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來麻城到他當時執教的麻城師范學校視察，學校安排父親作為優秀教師代表參加座談會，與董老和詩賦詞，一時傳為佳話。父親當時獻給董必武主席的詩詞是： 師生有幸仰先尊，頓覺風和草木新。 播火一程昭日月，排災萬里問寒溫。 重施教誨心心印，更賦詩章代代吟。 接鐸欣為書案燭，當拼熱血化光明。 到了1962年底，由于三年自然災害導致國家困難，大批學校被撤銷，麻城師范學校也被停辦了，父親被調到縣第三中學任語文教師兩年。之后被選拔到縣政府（當時叫縣人民委員會）工作，給縣長王家存當秘書，過兩年后又調到縣文化館當館長，從事農村文化建設工作。1968年又選調到縣委辦公室工作，給縣委書記當秘書，之后又調到縣委宣傳部當通訊科長。1984年底，49歲的父親又調任縣總工會副主席（1987年改為市總工會）、1992年又調任市科協副主席直到退休。他工作一輩子是共產黨員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 父親一心撲在工作上，過家門而不入。有件事我印象特深。1969年父親作為縣委工作組組長，在白果鎮明山鄉的木牌樓村住點，去了幾個月也沒有回家看看。其實這個村離我家的村也只有幾里路，要是現在的干部下鄉住點不說天天回家，每周至少回一次是絕對的。但父親公而忘家，過門不入，幾個月未回家看看。到了7月份，麻城連降大雨，夜晚山洪暴發，把父親住點的那個村淹沒了，淹死了不少人。我全家聞訊后非常為父親的安危擔心。那年我才12歲，就陪著年邁的爺爺在泥濘的小路上慢慢步行到木牌樓村。只見村莊巳變成一片廢墟，到處是哀嚎之聲。費了很多周折才在附近的山上找到滿身是泥，正在忙著安置災民的父親，當時的情景我至今記憶猶新。 <h3>父母親年輕時的合影。下面是少年時期的我。</h3> 　　父親辛勤工作一輩子，干一行愛一行，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認真負責，力爭干出成效。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他擔任縣文化館負責人時，正是農村文化落后時期，區鎮（那時縣下面是區鎮、區鎮下面是鄉、鄉下面是生產大隊）沒有文化站、電影院、廣播站，更沒有電影放映隊、電視、廣播、文藝宣傳隊等，農民的業余文化生活困難。父親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跑遍全縣所有區鎮及一些生產大隊作調查，向縣委縣政府寫出了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報告，并跑省文化廳找大學時的同學幫忙反應情況爭取經費。在他的努力和縣委的支持下，一年后全縣各區鎮都建起了文化站、成立了農村文藝宣傳隊，部分大隊也成立了宣傳隊。父親還親自帶領館里的工作人員下鄉指導各區鎮的文化工作，白天搞指導、晚上搞會演，把全縣的農村文化建設搞得紅紅火火。麻城縣被評為全省農村文化建設先進單位，他本人因工作優秀被選調到縣委機關工作。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后期，父親擔任縣委宣傳部通訊科科長，他又積極工作，并向縣委建言獻策，使各區鎮黨委都配備了一名通訊干事，還成立了宣傳通訊報道組。在那個信息落后的年代，由于通訊報道工作做得好，使中央、省委、黃岡地委對麻城的工作能及時了解和指導，同時又引進了外地的先進經驗。父親不僅自己親自帶頭寫通訊報道稿件在各級新聞媒體發表，而且還支持各區鎮的通信干部、農民通訊員積極寫稿。為了提高農民通訊員的寫作水平，每年他要主辦一期農民通訊員培訓班，他親自講課傳授經驗。為了鼓勵農民通訊員的寫稿積極性，每年還要組織一次“優秀通訊員”評比活動，激發農民通訊員的熱情和積極性。那幾年父親自己發表的文章也很多，每年有一百多篇，在湖北及黃岡地區新聞界享有盛名。麻城的宣傳通訊報道工作也在全省全黃岡（當時叫黃岡專署）年年被評為先進單位，父親也是多次被省委宣傳部、黃岡地委宣傳部表彰為全省全區的優秀宣傳通訊干部。有幾次省、黃岡的新聞單位要調父親去工作，但他甘當人梯，推薦他年輕人。先后推薦了幾名他親自培養的農民通訊員到中央、省、黃岡、縣里的新聞單位工作，有的后來還成為新聞單位的廳級處級領導。在麻城也有許多他當年培養的農民通訊員后來都轉為國家干部，有的還當了鄉鎮和市直機關的領導。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1984年），縣里進行了機構改革調整各單位各部門的領導班子，父親當時正年富力強，本應該是提撥對象，但因他耿直仗義批評過某位縣委領導，遭遇報復，反而平調離開了他工作十多年的縣委宣傳部，調到市總工會任副主席。當時的市總工會只有一位主席和他這位新到任的副主席。主席是原來留任的。但父親是個工作狂，不計較個人得失，到任后即學習了解工會工作的性質、內容和上級要求，與中層干部交心交朋友，調動工會機關干部的積極性。還很快向縣委寫出加強全縣(1987年改為市）工會工作的建議報告并得到支持。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將全市的企事業單位和行業的工會組織恢復建立起來了，并開展創建“職工之家”、“先進工會單位”等活動，還把全市職工文化活動等開展得有聲有色。使市總工會機關干部由過去無事干、無作為，變為有事干、有作為，同時為各行各業的發展提供了工會工作的正能量。父親的工作有目共睹，他也被全國總工會、省總工會等表彰為優秀工會干部、還獲“省級優秀共產黨員”稱號。湖北省總工會當時的主席常俊德來麻城調研工作時，在座談會上對父親的工作作了高度評價，說：“江樂山同志為人忠厚正直，待人誠懇熱情，勤于學習，思維敏捷，努力工作，無論在什么崗位上，干一行愛一行，干出了成效，是優秀的工會干部”。父親積極地工作，無私無畏，但因功高蓋主，不僅沒有被提拔，反而受排擠于1992年再次被平調到市科協擔任副主席。 　　科協是科技工作者的群團組織，在國家和省里的科協是好單位，但在縣市級科協就是沒人愿意去的單位，因是既沒錢也沒權的“清水衙門”，門庭冷落，經常為發工資發愁。尤其是象當時麻城這樣財政十分困難的縣市，科協工作人員的工資財政就保證不了。父親于1992年底平調到市科協任副主席后，要是一般人就會消沉，不會再積極工作了，但他卻不是這樣。他去時，科協有一位主席和一位副主席，都是老實人受排擠調過來的。4名年輕的機關干部也是意志消沉，認為沒前途，和父親當初調市總工會工作時的情形差不多。但父親是位積極進取不甘虛度時光的人，他到任后對科協工作的性質、任務、前景，及麻城當時科技界的情況作了全面了解，并進行了認真的研討，提出了振興科協的幾點建議：一是要建立健全各行各業的科協組織（學會、協會、研究會等）；二是要調動全市科技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建議開展全市優秀科技成果和先進科技工作者的評選活動；三是建議將科技工作納入市、鄉兩級黨委政府的工作職責，明確分管領導的責任；四是設立市級科技攻關項目。這些建議后來也爭取到市委發文件在全市貫徹落實。為了建立各級科協組織，父親親自上門到市直機關各行業主管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去做工作，很快在全市建立了兩百多個科協基層組織，使科技人員“有家可歸”了，市科協機關也有人上門了，也有人交會費了，市科協組織活動也有經費了。全市科技人員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促進了全市工農業生產的發展，父親結交了很多科技界朋友，直到他退休后仍有許多科技人員找他傾訴衷腸。 　　一個人的起點與平臺很重要，我曾想過，假如父親當年大學畢業時不回縣里，能留在武漢或者黃岡工作，肯定發展比在縣里好，個人前途也好些。他在大學里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而且還擔任班長，品學兼優。他同班的同學凡是留武漢的個人級別待遇都比他好，大多是廳級處級干部或專家教授，而父親在麻城工作了一輩子，把終身獻給了麻城，他在基層所干出的成績比別人付出得更多，而且有些成績在全國全省都有影響。當時在麻城象他這樣的老牌大學畢業生是很少的，但在那個不重視知識分子的年代，特別是父親為人耿直、作風正派，在寫的文章中無意得罪了個別領導，致使受排擠得不到重用，受到委屈。他直到退休時也只是麻城的一個正局級干部（麻城是縣級市，正局級也就是正科級），他雖然晉升了高級記者、高級教師、高級政工師等職稱，由于是在行政單位工作而不能享受相應待遇。所以也有許多朋友為他鳴不平。如麻城文學界泰斗、父親曾經的同事和朋友金仕善先生在為朋友出書作序中曾直言談到“壯年時的樂山兄一身正氣，寫雜文用詞犀利，針砭時弊縱論得失，遇不平事如魚鯁在喉不吐不快，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某些當權者不知犯了哪門子糊涂，竟然硬要“對號入座”，且遷怒于作者，致使樂山兄仕途不順。”（見《杏花村詩詞》2018年第2期第84頁）。多少年后，有一位當年的縣委書記退休后請父親幫他修改他個人的回憶錄時，還為當年沒有重視提撥父親而向他道歉呢！ 三、言傳身教惠及后代 父親工作時一心撲在工作上，很少回家看看，但他對爺爺奶奶和母親、對子女卻充滿親情，只能把深深的愛埋在心里。上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期我家在農村，我和弟弟（1961年9月出生）、大妹（1965年4月出生）都是在農村出生農村長，在鄉下上的小學、初中、高中（小妹是1970年出生，后在縣城上的小學、初中、師范），媽媽是農村婦女，在農村從事生產勞動還要養育我們，也是吃盡苦頭。那是個特殊的年代，我家是“缺糧戶”（即人多勞力少，要向生產隊交口糧錢的公干家庭），在生產隊倍受歧視，當時有句順口溜說“地富反壞右，外加公干家屬”，可見當時干部家屬在農村多受歧視，人家把你與被管制的地主、富農、反動分子、右派分子家庭一樣對待。所以我兒時在農村也是受盡歧視和苦難，五歲就上了小學（因農村無幼兒園，加之弟弟、與堂妹是同年生，奶奶一人同時帶不了3個小孩，故只能讓我先上小學），那時上小學往返要走幾里路，母親要參加生產隊勞動，經常放工晚，我放學回家了有時還得自己做飯。由于人小個太矮，就只好搬椅子到灶臺邊，站在椅子上炒菜煮飯。放了寒假暑假還要幫生產隊放牛、撿糞，到上初中、高中時，放假了還要參加干農活。那時我家人口多，母親勞動的工分低（那時歧視婦女，男女同工不同酬，男人干一天10個工分，婦女干一天才6個工分，）。父親每月的工資還不夠交口糧款和家庭開支，老是借錢度日。到我稍大點后，為了給父母分憂，我每年除寒暑假都要參加生產隊勞動外，還利用早晚的時間砍柴草、挖草皮樹根做柴火。那時農村到處都是光禿禿的，山上無樹、地上少草，農民做飯靠燒柴草（那時農村沒煤炭及煤氣），我家只能靠花錢買柴草。為了減輕家庭的開支，到我上初中以后基本上是自己掙學費，每年寒暑假我帶著村里比我大一些的小孩走村竄鄉賣桃子、蘋果等，收購頭發、雞內金、土別蟲、舊銅器等土特產賣，還自采夏枯草、香附子、桔梗等中藥材賣，還折貼付食品商店作包裝用的紙袋子賣，捉青蛙、鱔魚等到縣城去賣。從那時就養成了我的吃苦耐勞、自力更生意識，也鍛練了我的組織能力。 父親雖然在外工作，但每次回家都很關心我的學習，問寒問暖，教我要聽媽媽的話，好好搞好學習。記得他給我訂了一份圖文并茂的《小朋友》雜志，我當時非常喜歡讀。我上小學四年級時，學校的詹校長到縣城開會時遇到了父親，父親買了一本《毛澤東著作選讀》和一本《毛主席語錄》及幾個練習本托詹校長帶給我，當時給我非常大的鼓勵，同學們也很羨慕。 我和弟弟及兩個妹妹，從小學到初中高中讀書都很認真，學習非常努力，成績也很好，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可能是遺傳或是艱苦環境鍛練的原因吧！ 我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在班上成績是優秀的。由于正值“文革”期間，國家取消了高考，是好不容易才被推薦上了中專衛校。但我始終感謝父親在我人生路上給予了正確的指導，選擇讓我上衛校學中醫，因當時我高中畢業時只有15歲，不懂得學什么好。當然后來我也曾問過父親，當時很多條件不如我，甚至連小學、初中畢業的還被推薦上了湖北中醫學院等大學，而我上的卻是中專。后來才明白這不能怪父親，因當時的推薦權完全是在區里和生產大隊，還需要有招生名額，父親當時只是縣委一般干部，又不會與區里、大隊里拉關系，人家怎么會照顧推薦他的孩子上大學呢！更何況當時還有人嫉妒父親是大學生呢！我參加工作后為了彌補“先天不足”，通過在職學習參加了中醫的大專及本科函授及在職研究生學習，并取得正高級技術職稱，成為全國中醫界的知名專家和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還兼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評審及政策研究專家和一些中醫院校的兼職教授和博導。和父親一樣，我的付出要比別人多很多才能取得現在的這些成績。 　　我中專畢業后，于1974年10月分配在縣醫院工作，在那個“文革”后期缺乏人才的年代（“文革”中有三年全國所有大中專學校都沒有招生），中專畢業生也是很俏的，但縣醫院是西醫的綜合醫院，也是全縣最大的醫院，醫院“文革”前畢業的老大學生也很多，可謂人才濟濟，一個中專畢業生要想在縣醫院站住腳或出類拔萃是很不容易的，但我是在農村吃過苦受過艱苦鍛練的，能吃苦耐勞，就象當年父親剛畢業在師范工作時一樣，吃住在醫院，夜以繼日地工作學習，別人不干的事情我干，一人頂倆，不到兩年我就入黨了還兼任院團委書記。那時的中醫科什么病都治，我虛心向三位老中醫（即趙淑炳副院長、占茂怡主任、王光潤醫師）學習，并拜全省名老中醫趙淑炳為師，在縣醫院工作的10年使我的臨床水平提高很快，令當時的兩位西醫權威醫師也很佩服。特別是1976年一1980年這5年又兼任國家衛生部全國中醫函授教育試點單位一一湖北中醫學院麻城中醫函授站的負責人兼教師后，中醫教學水平、臨床水平、組織能力提高很快，以致在1982年縣里進行的機構改革公開選拔縣衛生局領導班子成員的民意測驗中，全縣衛生系統180多名衛生所所長以上的領導干部參加投票，我得票是最多的。到1984年3月12日我被正式任命為縣衛生局副局長兼任黨委副書記，當時我才27歲，在三千多人的衛生系統可謂是千里挑一，當時在縣里也是一大新聞，父親也為我高興。當時的縣委組織部干部吳隆旺、楊恩金、何顯田和統戰部陳昌平及縣委書記王雙喜和衛生局的趙淑炳、朱富均、汪魯謙等對我支持幫助很大，至今難以忘懷！ 　　我弟弟江涌從小在農村跟著我參加了很多勞動，也吃了很多苦，我走后他還在農村干了幾年。記得他也是5歲開始在農村上的小學、初中、高中，和我一樣是在農村的艱苦環境中鍛練成長，雖吃盡苦頭，但學習成績一直很好。但他比我幸運，在他高中畢業后第二年國家恢復了高考，即1977年他參加了“文革”后全國第一次高考，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北京農業大學（當時與清華、北大錄取分數線是一樣的），該學校“文革”中被遷到河北涿州，弟弟上學一年后學校才搬回到北京。那時上學去北京及放假回家都得從武漢坐火車往返，那時火車少，買票很困難，回來時學校可以集中訂票，但去的時候得自己買票。當時在火車站是買不到票的，只能托朋友們幫忙買。父親在武漢沒關系，我剛好負責中醫函授工作，與湖北中醫學院的領導老師關系較好，記得為買票找過湖北中醫學院的許多老師領導幫忙，還帶著弟弟在張林處長家、葉洪安老師家吃過飯住過宿呢！弟弟上大學第一年放假回家時，我到武昌火車站去接他（那時窮學生買不起臥鋪），見坐了16個小時車（那時武漢到北京一趟要16個小時）的弟弟一臉疲憊和蒼白時我非常心痛，當時的印象至今未去。弟弟買了一盒北京的特色糕點帶回，全家人是第一次嘗到北京特產，非常高興！更高興的是北京那里有我家的人。1979年9月，我應遼寧中醫學院院長茹古香的邀請，去該院為遼寧全省中醫函授教師培訓班講課（當時國家衛生部向全國推廣了我縣的中醫函授教學經驗）路過北京時特地看望了弟弟。第一次去學校竟直接找到了他的宿舍，帶著他到天安門廣場去看了一下并照了個兄弟合影照。弟弟當時在北京雖然上了兩年學但還沒有去過天安門廣場，因周末或假期他總是在教室里學習，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 弟弟在大學學習很努力，成績優秀，畢業后又接著報考本校校長作導師的碩士研究生學習三年，三年后又考上博士研究生，到德國去學習了三年，博士畢業后又做了三年博士后。結婚后和弟媳（也是博士后）一起去澳大利亞工作生活至今（有一兒一女兩個孩子）。其間，于1995年（?）接父母親去澳洲住了大半年。弟弟、弟媳是我家學歷學位最高的，也是父母親和我們兄弟姊妹常常引以為驕傲的！因寒門出才子！ 　　大妹妹江濤也是農村生農村長，小時候也是受過農村的許多苦難，聽媽媽講她三四歲時，有一次生產隊分口糧油，家家戶戶都拿著油壺去生產隊庫房領油，妹妹吵著要媽媽也去領油，要媽媽炸園子給她吃，那時農村生活艱苦，能用食用油炸一點小麥粉和的條條吃就很不錯（我們老家把這種油炸食品叫園子，一般過年時才能吃到），排了半天隊輪到了我媽領油時，分油的人卻不給，理由是我家缺糧款還沒有交齊就不能給油，我媽媽說等過幾天父親發了工資一定交齊，好說歹說人家就是不給。只好空手回家，可年小不懂事的妹妹卻躺在地上不愿走，哭泣著要油炸園子吃，搞得媽媽也傷心地哭了。這件事至今想起來令人寒心！說明當時公干家屬在村里倍受歧視。要是在現在，一位縣委書記秘書的家屬在農村，鄉村干部巴結還來不及呢！ 大妹在農村讀小學、初中、高中也是很努力的，門門功課優秀。高中畢業后碰上縣里征女兵，當時縣里有三個女兵的征兵名額，要應屆高中畢業生，分配到縣委機關、縣政府機關、縣人武部機關各一個名額，縣委機關剛好只有我妹妹一人是應屆高中畢業生，沒有競爭對手，所以她就幸運地于1983年冬季當上了女兵。先在武漢的193部隊醫院工作了一年，第二年就考上了在河南平頂山的部隊衛校學習護理專業(中專）三年，畢業后分配在河南開封市的155部隊醫院工作，工作兩年后又被推薦到濟南軍區的醫學院學習護理專業（大專）三年，畢業后回原單位工作。由于她継承了父親吃苦耐勞的精神，在部隊醫院一直是先進工作者，很快就入黨并提干，擔任了大科室護士長，最后以團職干部退休的。她是我家幾代人中唯一當過兵的，也是現在退休工資最高的。 　　小妹妹江蘭是1970年出生的，她是我姊妹中相對幸運者，也是很有文學才華的。是在縣城上的小學和初中。她継承了父親學習刻苦努力的的優良傳統，是個讀書迷。在小學、初中時的學習成績也非常好。初中畢業后考入麻城師范學校學習（那時考縣師范比考縣一中分數高、難度大，因她是農村戶口，考上師范就可以“農轉非”），畢業后分配在麻城衛校擔任文化課教師。工作也是很積極努力，特別是繼承了父親的文學特長，擅長寫詩歌散文等。發表了不少的作品。父親去世后她寫了一首詩詞“懷念老父”，特轉錄在此： 我的父親，值得人驕傲， 文友們譽她為楚鄉文壇泰斗 雖然早走的有朱長文、李明 黑發早逝令人哀傷 父親去世更讓我痛斷肝腸 住進醫院，你說不做切腎術 透析以茍活不是你的作風 終于等到了四代同堂 你卻不禁要沉沉地睡去 您很累了么，我的老父哇！ 樵霜牧雨八旬秋 您的同事仙翁先后辭世紅塵 您的政德政績巳少被人知曉 退休的詩文碩果 后輩們跟緊了才知道 杜枚的杏花村不是山西 是您提出在麻城歧亭 書記怠慢了新聞記者 是您據理力爭，不畏強人 一生正直艱貞，勤奮耕耘 燭光里的父親啊 您生我養我之恩難酬報 再任發妻怎么慟哭思念 再任兒孫們怎樣槌床殷殷呼喚 攔不下您匆匆去向天國的腳步 滿屋子的書籍本子 仍舊留下的是您的氣息和筆跡 滿園的花草也在為您垂淚 從今往后誰為它們澆水施肥 挺拔的松竹梅也在為您哭泣 我因忙而太少對您陪伴 您雖孤寂仍熱情而堅韌地耕作 夢中，我想接過您的馬拉松棒 開始自己的平常而曲折的奮爭 継續為我的家園祖國思考和歌唱 （此詩原載《杏花村詩詞》2018年第2期） 四、詩文碩果累激勵后來人 父親一輩子生活節儉。源于他從小生活艱苦，成年立家后，小孩子多，家大口渴，入不敷出，養成了勤儉節約的家風，他從不請客送禮，也從不接受別人的吃請送禮，幫人辦事，盡心盡力，從不受禮，廉政勤政，兩袖清風，受人尊敬，有口皆碑。哪怕是到家庭經濟條件好轉了也還是艱苦樸素，一件衣服要穿十幾年，一雙襪子穿得破了洞也舍不得丟，他不抽煙不喝酒不喝茶，沒有什么嗜好，沒有什么個人消費，只有奉獻沒有索取。唯一的愛好就是筆耕。 　　父親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物質財富，但留下了是無價之寶的滿書房的古今書籍和他不朽的精神財富及作品。他的精神財富主要是艱苦樸素，克難奮進；勤奮好學，不斷攀登；為人正直，敢于講真話做實事，不唯上只唯下；樂于助人，提攜新秀，關心后學，真心幫教；勤于思考，勤于筆耕。 父親主要是擅長于詩詞和雜文創作。先后在全國130余種報刊雜志上發表了各類體裁的作品300多萬字。有幾十篇在全國或全省、地市獲獎。編著了《守車護糧》、《星星集》、《樂山詩選》、《龜峰山詩選》、《浪花集》等書籍，有50多篇作品入選其它書籍出版。 　　父親的詩詞寫得是很有特色的，既有老體律詩的韻味，又有現代新詩的流暢。著名詩詞作家宗元波是這樣評價的：“詩如蘭花般清香淡雅，散發出一縷“靈氣”；詞似大浪淘沙，彰顯一派“豪氣”；描寫農村，讓人聞到一股純樸的“土氣”。作品中，體現了一個“情”，宣揚了一個“善”，謳歌了一個“美”，鞭撻了一個“丑”。寫了前人未寫之作，唱了前人未唱之歌，寫得清新自然，唱得酣暢淋漓。”宋先生還對父親的為人進行了客觀評價：“樂山先生為人忠厚正直，待人誠懇熱情，他勤于學習，思維敏捷，是位德厚才豐的好干部好朋友。他始終堅持“高格辦事，低調做人”的理念，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因工作或創作成績斐然而沾沾自喜，也不因“徒進師不進”而怨天尤人。他總是懷著一種平常的健康心態，以海納百川般的胸襟去面對現實，笑對人生。他無論在什么工作崗位上，總是干一行愛一行，鉆一行干好一行，故曾受到全國總工會、省、地、市的表彰。他在父母眼里是孝子，與其夫人一道，長期侍奉著高齡的老人。在子女眼里，他是嚴師慈父，讓孩子們在艱苦奮斗中鍛練成材。他在朋友眼里，是難得的良師益友，是一盞不熄的智慧明燈”。（宋元波語原載《浪花集》第196頁） 父親的雜文寫得也是很有特色的，他觀察事物細致，堅持弘揚正氣，針貶時弊，謳歌時代，增加正能量。他的雜文作品在全國全省都有一定的影響，先后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湖北日報、黃岡日報等媒體發表很多。著名作家、原黃岡地委宣傳部副部長丁永淮為父親的雜文匯編《星星集》作序，是這樣評價的：“江樂山同志的“花邊體”雜文是寫得有自己的特色的。其一，是它的戰斗性和尖銳性。作者愛憎分明，針貶時弊不留情面，褒揚先進飽滿熱情，堅持原則，針對性強，相當充分地顯示了雜文的戰斗作用。其二，是它的精粹性。它短小精悍，往往一事一議，一理一論，寫得相當集中，篇幅不長而多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其三，是它的形象性和生動性。大都借物喻意，談古論今，因事立題，注重從個別到一般，從具體到抽象，從感性到理性，運用形象思維，盡量使每篇作品寫得有藝術光彩。”（見《星星集》序言） 　　由于忙于工作，對父親的懷念與回憶只能暫時寫到這里，待以后補充完善。 謝謝本文發表后諸多朋友、前輩、同行、專家們的關注和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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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我的父親江樂山

耕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