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輩風采——無盡的思念

紫蘇

歲月如梭，又到了細雨紛飛的清明時節，又到了一年一度祭祀親人的日子，我們將心中點點滴滴的思念隨著淅淅瀝瀝的雨絲化作簡簡單單的文字，以此紀念已經離我們遠去的父親與母親！ 父親王福堂攝于1955年授軍銜時的照片 　　敬愛的父親王福堂（1911～1995.10.20），出生于河南省陜縣城關鎮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因為父母雙亡，九歲就替陜縣城內馮家羊肉館放羊，十二歲又到楊家菜園當幫工。 一九二七年六月，馮玉祥將軍（1882～1948）統帥的西北軍出潼關參加北伐，因兵員嚴重不足而沿途征兵，十七歲的父親被地主以一百銀元賣到西北軍第三方面軍（總指揮韓復渠）頂替其子從軍，隨軍東進北伐，從此開始了戎馬倥傯、南征北戰、九死一生的軍旅生涯。 一九三Ｏ年十月，在馮、閻、蔣“中原大戰”（1930.5～10）中遭遇慘敗的西北軍被迫改旗易幟，我父親所在的西北軍被蔣介石（1887～1975）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父親在第二十五師（師長李松琨）第二團警衛排當兵，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開拔至江西寧都剿共。 馮玉祥蔣介石閻錫山 中原大戰用鐵路運輸兵馬槍炮 中原大戰 　　一九三一年九月，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的第三次“圍剿”失敗后陸續撤走，置二十六路軍于根據地軍民的包圍之中。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二十六路軍官兵紛紛遞交請愿書要求北上抗日，不但遭到蔣介石的拒絕，反而訓令二十六路軍：“不準離開寧都，更不能北上抗日，你們死也要死在寧都。”因而引起了廣大官兵的強烈不滿。不久孫連仲（1893～1990）離贛治病，以二十五師師長李松琨（1894～1966）代行總指揮職。 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1893～1990） 　　此時，中共中央指定隱蔽在第二十六路軍七十三旅旅部的共產黨員劉振亞（1911～1934）為該軍黨的特支書記，與袁漢澄（1908～2005）、王銘五（1908～1933）等人在二十六路軍秘密開展活動。十月，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1897～1933）被中共中央批準為共產黨員，于是開始積極籌劃起義。十二月初，行動計劃暴露，蔣介石下令逮捕隱蔽在二十六路軍的共產黨員，在此情況下，劉振亞與趙博生秘密聯系紅軍，并爭取第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1895～1937）、第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1901～1937）、第七十四旅一團團長黃中岳（1904～1934）共同參加起義。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趙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率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馀人攜帶兩萬多件武器舉行了震驚中外的“寧都起義”。此前，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保證起義順利進行，派王稼祥（1906～1974）、劉伯堅（1895～1935）、左權（1905～1942）等到寧都城東南固村就近聯絡指導，并令紅軍第四軍第十二師進至寧都、廣昌之間會同地區箝制國民革命軍第六路軍。 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 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第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 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 李學文《雄獅鐵軍——寧都起義將士錄》 《雄獅鐵軍》中父親王福堂的回憶（1） 《雄獅鐵軍》中父親王福堂的回憶（2） 　　“寧都起義”是在敵強我弱嚴峻形勢下的一次偉大壯舉，也是國民黨軍隊中首支起義部隊，使得中央紅軍由三萬馀人猛增到五萬多人，壯大了革命力量，具有重大的意義。中國共產黨對此有著高度的評價：“寧都暴動是中國蘇維埃革命中一個最偉大的士兵暴動”，“是革命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光榮的一頁”　！ 紅軍長征勝利后，毛澤東主席曾于一九三八年在陜北延安與“寧都起義”的部分將士合影并題詞贊揚道：“以寧都起義的精神用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一九三八年毛澤東在延安與“寧都起義”部分同志合影并題詞 　　我的父親從此徹底擺脫了舊軍隊的桎梏，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政委蕭勁光、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紅十三軍（軍長黃中岳、政委何長工）四十四團的一名紅軍班長，獲得了新生的父親在血與火的革命斗爭中不斷的磨練、不斷的成長，并于次年二月參加了共青團，四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紅五軍團政委蕭勁光（1903.1.4～1989.3.29） 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劉伯堅（1895～1935） 紅十三軍政委何長工（1900～1987） 　　一九三二年二月，父親所在的紅五軍團配合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滕代遠）攻打贛州，并擊潰了陳誠（1898～1965）、羅卓英（1896～1961）的兩個軍，父親在戰斗中擔任突擊排突擊班長。 四月，紅五軍團又奉命東進福建，參加了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指揮的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最后一仗——漳州戰役，并配合紅一軍團攻克漳州城，消滅張貞（1884～1963）的一個旅，并第一次繳獲敵人的一架飛機。 攻打漳州后繳獲的敵人武器 　　七月，紅五軍團又轉戰廣東南雄、水口圩地區，參加了朱德（1886～1976）總司令親自指揮的南雄戰役，配合紅三軍團消滅廣東軍閥陳濟棠（1890～1954）十五個團。 中央蘇區紅軍 　　第四次反“圍剿”結束后，紅十三軍劃歸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政治部主任羅榮恒、參謀長左權）建制，我父親擔任紅一軍團供給部管理科科員。 第四次反“圍剿”示意圖 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1907～1971） 紅一軍團政委羅榮桓（1902～1963） 紅一軍團參謀長左權（1905～1942） 　　第五次反圍剿（1933.9～1934.10）失敗后，為保存革命武裝力量，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進行了戰略大轉移。 第五次反“圍剿”示意圖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以后，父親所在的紅一軍團依依不舍的告別了根據地的民眾，從江西瑞金以西的寬田、嶺背等地陸續出發，跨過了清澈的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 紅軍連續突破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江西安遠和信豐之間突破了粵軍的第一道封鎖線，十一月二日在湖南桂東、汝城至廣東城口突破了敵人第二道封鎖線，十一月六日在湖南良田、宜章突破了敵人第三道封鎖線。 十一月三十日，紅一軍團在廣西全州、湘江西岸狙擊湘軍劉建緒（1890～1978）部四個師的兵力，經過激戰于十二月一日突破了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 湘江之戰是紅軍離開江西根據地后最為慘烈的一仗，也是損失最為慘重的一仗，中央紅軍從最初的八萬六千多人劇減到不足四萬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紅一軍團在貴州省甕安縣回龍場強渡烏江，一舉攻占了遵義城。并繼續攻打婁山關、桐梓、土城，擴大占領區，以確保中央機關的安全。先后消滅了王家烈（1893～1966）、周渾元（1895～1938）、吳奇偉（1891～1953）等部十八個團的兵力。 魏傳義《強渡烏江》油畫（1957） 　　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主席的英明指揮下，紅軍連續進行了令敵人眼花繚亂的四渡赤水戰斗，將追敵甩在身后，取得了戰略轉移的勝利。 多年后，父親的戰友鐘群叔叔（1917～1989）曾經對我們這些晚輩由衷地贊道：“毛主席指揮的四渡赤水就是偉大，把敵人耍得團團轉，還沒等敵人明白過來，我們已經跳出了包圍圈！肖華歌詞里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真是千真萬確啊！” 一九六Ｏ年，當英國著名二戰將領伯納德˙勞˙蒙哥馬利元帥（1887～1976）訪問中國并盛贊毛澤東主席所指揮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堪與世界軍事史上任何一次偉大的戰役相媲美時，毛澤東主席卻說：“三大戰役沒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筆。” 遵義會議舊址 沈堯伊《遵義會議》油畫（1988～1993）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將幾十萬敵人拋在身后的紅軍巧渡金沙江，并且順利通過了彝族區。 金沙江——曲愛國、張充田《長征記》 紅軍進軍云南巧渡金沙江要圖（1935年4月8日～5月9日）——曲愛國、張充田《長征記》 　　五月二十五日，以紅一軍團（師長李聚奎、政委賴傳珠）紅一師紅一團（團長楊得志、政治委員黎林）一營（營長孫繼先）二連連長熊尚林（1913～1942）為首的十七勇士突擊隊，在四川省西南部石棉縣安順場取得了強渡天險大渡河的勝利。 由于交通工具的匱乏，僅憑幾條小木船運輸幾萬紅軍渡過湍急的大渡河需要月馀的時間，而國民黨軍各路追兵不幾日將趕到安順場。值此生死攸關之際，中共中央將戰略眼光投向了遠在三百二十里外的瀘定橋，于是紅四團團長王開湘（1908～1935）與政委楊成武（1914～2004）臨危受命，即刻率領全團官兵向瀘定橋進軍。 貴州安順場紅軍渡——曲愛國、張充田《長征記》 沈堯伊《地球上的紅飄帶》（1988～1993） 一九三六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與強渡大渡河官兵合影。 　　也就在大渡河戰斗結束當日，我父親奉命與紅一軍團司令部管理科科長翁徐文（1901～1981）到紅二師（師長陳光、政委劉亞樓）紅四團隨部隊行動。 五月二十七日拂曉，父親跟隨紅四團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瀘定橋，先后在葉坪、菩薩崗、猛虎崗、挖角壩等地與敵人遭遇四次，打了三次勝仗。尤其是菩薩崗戰斗最為激烈，紅軍戰士打敗了國民黨二十四軍的一個營。 五月二十八日夜，指戰員們在滂沱大雨中沿著崎嶇山路奔襲一百二十公里，終于二十九日清晨六時趕到了瀘定橋。 經過短暫的修整與充分的準備，總攻在十四時開始，團長和政委親自站在橋頭指揮作戰，全團的號手們齊刷刷地吹響了沖鋒號。 在嘹亮號聲的激勵下，在戰友們猛烈彈火的支援下，以二連連長廖大珠為突擊隊長的二十二位勇士冒著敵人密集的槍林彈雨，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匍匐在鐵索橋上向對岸英勇突擊，三連的戰友們緊隨其后在鐵索橋上鋪設木板。十七時，勇敢的紅軍指戰員終于攻占了瀘定橋。 此役以極小的傷亡奪得了“飛奪瀘定橋”的勝利，此役為紅軍大部隊順利北上打開了一條生命通道，此役使得紅軍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國將領翼王石達開（1831～1863）的覆轍，此役也讓蔣介石圍追堵截紅軍的詭計再一次遭受重創。 硝煙散去，時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1892～1986）在橋板上重重地連跺三腳后感慨萬千地說：“瀘定橋，瀘定橋，我們為你花了多少精力，費了多少心血，現在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是紅軍長征史中最為驚心動魄的一頁”（曲愛國、張叢田《長征記》），以至于多少年后，當楊成武老將軍回憶此役時，一邊落淚一邊哽咽道：“我的戰士苦啊！急行軍跑到腳上的皮肉都跑掉了，都露出了骨頭！”半個世紀以后，美國資深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1909～1999）曾經這樣評價“飛奪瀘定橋”的壯舉：“能夠親臨人類歷史上如此重要的地方是激動人心的。在五十年前克服種種艱難奪取這座橋梁的偉大紅軍面前，每個人都會肅然起敬。” 父親在世時，我曾經問過他老人家：“聽人說您也是飛奪瀘定橋的二十二勇士之一，是真的嗎？”父親鄭重的對我說：“我不是的，但是二十二勇士是我們連的。”雖然我稍稍有點失望，但是隨即油然而生的是對父親的崇敬之情，并且為我父親與他的戰友們親身經歷了這場戰爭史上的奇觀而感到了由衷地自豪！ 紅四團團長王開湘（1908～1935），應為黃開湘。 紅四團政委楊成武（1914～2004） 瀘定老橋 劉國樞《飛奪瀘定橋》油畫（1957） 上海大學美院創作組《飛奪瀘定橋》油畫 　　六月至七月，父親和戰友們在饑寒交迫中艱難翻越了四川境內的夾金山、夢筆山、亞克夏雪山、倉德山和打古山等五座雪山。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地區，終與前來接應的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艾中信《紅軍過雪山》油畫（1957） 孫立新《走過岷山》油畫 紅軍關于兩大主力會師的報道——曲愛國、張充田《長征記》 懋功會師會議舊址——曲愛國、張充田《長征記》 　　八月，經毛兒蓋會議后，紅軍分兵兩路，紅一方面軍繼續北上，穿越茫茫的松潘草地，奪取臘子口，消滅甘肅軍閥魯大昌（1889～1962）一個師。 在隴南宕昌縣西北部的哈達鋪休整幾日后，部隊又繼續前進，翻越六盤山，最終于十月月中旬到達陜北吳起鎮，與紅二十五軍徐海東（1900～1970）和陜北紅軍劉志丹（1903～1936）會師，勝利結束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紅軍在毛兒蓋修建的關卡——曲愛國、張充田《長征記》 張文源《紅軍過草地》油畫（1976） 劉侖《紅軍過草地》國畫 鄭凱《紅軍過草地》油畫 林崗、龐壔《崢嶸歲月》油畫（1979） 《戰士報》報道奪取臘子口的消息——曲愛國、張充田《長征記》 六盤山紅軍長征紀念碑——曲愛國、張充田《長征記》 　　自離別江西蘇區后，父親與戰友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和指揮下，歷時一年，轉戰江西、福建、廣東、湖南、廣西、貴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肅、陜西等十一個省份。一路跋山涉水，一路風餐露宿，一路攻城陷陣，一路浴血奮戰。到達陜北時，紅一方面軍人數從八萬六千多人劇減至七千多人，我的父親親眼目睹了無數戰友拋頭顱、灑熱血，犧牲在自己身旁！我的父親親眼目睹了無數戰友因為饑寒交迫、缺醫少藥而倒在了長征路上！ 紅軍長征路線圖 圖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自右至左）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合影—新華社 四川省松潘縣川主寺鎮元寶山上的紅軍長征紀念碑（1989） 長征紀念館——曲愛國、張充田《長征記》 一九三六年春，為擴大西北革命根據地，紅軍東渡黃河攻打閻錫山（1883～1963），因蔣介石調動七個師前來增援，紅軍又撤回陜北，此時父親已擔任紅一軍團供給部管理主任一職。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后，國民黨與共產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父親所在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父親時任后勤部（應為供給部）輜重營副營長。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一五師由陜西東渡黃河，迎擊進犯山西的日本侵略者。九月二十五日，于繁峙縣橫澗鄉平型關伏擊日軍坂垣師團，殲敵二千馀人，平型關大捷震驚中外，狠狠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 平型關舊照 任夢璋、楊為銘《平型關大捷》（1959） 　　一九三九年三月，八路軍一一五師分為兩部，一部由副師長聶榮臻（1899～1992）帶領到五臺山建立晉察冀根據地，一部由代師長陳光（1905～1954）和政委羅榮桓（1902～1963）帶領進入山東魯西、泰西地區，連續重創敵人。在經歷了陸房突圍戰（1939.5.11）、梁山殲滅戰（1939.8.2）等戰役后，于一九三九年九月進入魯南抱犢崗山區，開創了魯南抗日根據地，有力威懾了津浦鐵路中段的日本軍隊。抗戰結束時，一一五師已從當初的不足一旅兵馬發展到十萬人眾，可謂殺敵無數、戰功赫赫。一九三九年父親擔任魯南軍區司令部參謀。 一九四Ｏ年春，父親經由組織派遣至運河支隊工作，臨行前，魯南軍區第三軍分區政委鄺任農（1910～2003）交代我父親：“你去的任務是改造部隊，教育指戰員，組織發動群眾，鞏固抗日根據地。” 我的父親不孚眾望，在支隊部擔任參謀時，與支隊長孫伯龍（1903～1942）、副支隊長邵劍秋（1910～1983）、參謀長胡大勛（1899～1964）以及時任嶧縣縣長朱道南（1902～1985）一起開始艱苦卓絕的抗日活動。由于敵強我弱，部隊白天化整為零四處隱蔽，晚上則集中隊伍對群眾進行宣傳、發動。經過不懈的努力，終于扭轉了被動局面，創建了大大小小各級根據地，給日偽軍以有力打擊。 一九四Ｏ下半年開始，父親歷任運河支隊一大隊政委、二大隊副大隊長、費南大隊長。 隸屬一一五師的運河支隊是一支活躍在蘇魯邊界、運河兩岸的八路軍抗日隊伍，與赫赫有名的鐵道游擊隊、微湖大隊互相配合，狠狠打擊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戰爭中屢建奇功，被羅榮桓政委譽為“敢在鬼子頭上跳舞”的部隊，陳毅亦贊道“運河支隊可以寫成一部大書”！ 父親曾經在《記大郭家戰斗》一文中記錄了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間發生在山東臨朐寺頭鎮郭家莊的一場戰斗，文中提到在戰斗中，“敵人向我們進行了九次反撲，每次反撲都被我們打得像去了頭的蒼蠅亂跑亂竄”，然后“敵人惱羞成怒，竟慘無人道的向我們施放毒氣”，但是敵人的戰爭罪行反而激起了官兵們的頑強斗志，繼續與敵人拼死戰斗，最后日本鬼子只得丟下遍地尸體和槍支彈藥灰溜溜的跑了！ 八路軍一一五師代師長陳光（1905～1954） 八路軍魯南軍區第三分區政委鄺任農（1910～2003） 八路軍一一五師運河支隊第一支隊長孫伯龍（1903～1942） 八路軍一一五師運河支隊第一支隊副支隊長邵劍秋（1910～1991） 八路軍一一五師運河支隊第一支隊參謀長胡大勛（1899～1964） 魯南黃邱套抗日根據地運河支隊指揮部舊址 徐州運河支隊抗日紀念館—閆峰攝 　　一九四一年九月，父親調回魯南軍區司令部作戰股當參謀，同年十二月擔任費南大隊副大隊長。 二0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中央電視臺十套“科技頻道”《探索?發現》節目連續播放了三集紀錄片《運河支隊》，在其中的第二集《英雄碧血化長虹》中詳細介紹了我父親曾經參與的一場發生在山東臺兒莊庫山腳下的毛樓戰斗：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拂曉，運河支隊三十馀人在黃邱套外圍的毛樓村遭到數倍于己的日本軍隊偷襲，已調任魯南軍區副司令員的孫伯龍在指揮部隊突圍時不幸中彈犧牲。值此危急時刻，支隊秘書梁巾俠毅然擔負起指揮任務，面對敵人的數次進攻與施放毒氣彈，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抵抗。戰斗至傍晚時分，我父親帶領著第五中隊及時趕到毛樓村，從敵人背后給予痛擊，打得日本鬼子措手不及，只得狼狽逃竄，及時解救了被困的抗日戰士。 紀錄片《運河支隊》中我父親的照片 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者對黃邱套抗日根據地的圍攻 在毛樓戰斗中接替犧牲的孫伯龍指揮作戰的女指揮員梁巾俠（1916～2000） 臺兒莊澗頭鎮毛樓村 臺兒莊澗頭鎮毛樓村 日本侵略者的丑惡嘴臉 　　一九四二年四月，我父親入山東抗大五分校學習，畢業后于一九四四年任魯南軍區第三軍分區十七團團長。 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父親所在部隊奉命在郭里集伏擊土頑王洪九（1906～1979），并活捉其副司令王輔宜等大批官兵，王洪九只身逃往泰安、濟南，此戰大顯了八路軍的威風。 　　解放戰爭時期，我父親擔任華野魯中南縱隊一Ｏ三師（師長于懷安）三Ｏ七團團長。 在淮海戰役中，父親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七日指揮該團攻打山東郯城，打垮守敵一個團，提前三小時全殲敵方。 在渡江戰役中，父親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奉命攻打江蘇江浦，率部“從城北擔任主攻任務”，經過一夜激戰攻克了江浦縣城，使得國民黨首都南京門戶大開。 父親王福堂所在的第三十五軍占領了南京總統府 　　建國后，我父親歷任浙江軍區金華軍分區參謀長（1949.5）、第三十五軍一Ｏ三師副師長兼第三（衢州）軍分區副司令員（1950.10）、浙江軍區衢州軍分區司令員（1951.8）、浙江軍區建德軍分區司令員（1955.2）、浙江軍區溫州軍分區司令員（1959.1）。一九六Ｏ年，父親入南京高級軍事學院學習。 在衢州軍分區任上，積極開展剿匪工作，“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全區殲匪近六千名，公審和處理了一批民憤極大、血債累累的罪魁禍首，鎮壓了一批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基本肅清了境內武裝匪特”。至一九五一年底統計，“全年殲滅土匪四百二十二名，全區共殲滅匪徒六百多人，基本消滅了境內公開的武裝匪特，潛伏的武裝匪特組織也基本被破獲”。自此剿匪斗爭勝利結束。 一九五0年6月衢州剿匪委員會訓令—鐘睿《衢州剿匪往事：翻山越嶺追窮寇》，《衢州日報》（2019年6月24）。 剿匪分隊正在搜索殘匪—鐘睿《衢州剿匪往事：翻山越嶺追窮寇》，《衢州日報》（2019年6月24）。 公判土匪惡霸現場—鐘睿《衢州剿匪往事：翻山越嶺追窮寇》，《衢州日報》（2019年6月24） 一九五一年，父親在浙江三軍分區任上。 父親王福堂在解放初期的照片 　　在溫州軍分區任上，積極參與東海前線國防建設中，狠抓基礎民兵訓練，培養了聞名全國的洞頭海島女民兵和女連長汪月霞。 領頭者為汪月霞 　　黨和國家也給予了我父親很高的榮譽和待遇，一九五五年授予大校軍銜，并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一九八八年榮獲二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父親王福堂所獲取的勛章 　　文化大革命前，父親王福堂司令員（前排右3）在分區大院與拿到省軍區冠軍的分區籃球隊隊員們合影 父親王福堂與戰友們的工作照 父親王福堂與戰友們的工作照 　　一九六九年，我父親被迫離職休養，舉家遷至嘉興干休所居住。一九七三年，父親出任浙江省軍區副司令，繼續為黨和國家，為人民和軍隊奉獻自己的余生！一九八八年離職休養后，在風景如畫的杭州安度晚年直至去世。 一九七四年時任浙江省軍區副司令員王福堂接待瑞典陸軍司令一行 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我的父親是一位革命意志堅定的人。 無論是戰爭年代的腥風血雨還是歷次極左極右政治運動的洗禮，都沒有摧毀過父親的革命信念。記得父親曾經說過長征時因受到極左路線的不公對待而被貶為擔架員，父親并未因此而對革命產生動搖，仍然以堅韌不拔的毅力戰勝了饑餓、寒冷與體力透支，最終到達了陜北，要知道美國著名作家和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曾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提到紅軍長征時犧牲最多的便是擔架員和炊事員！ 七十年代初，父親王福堂與兒子王國慶在嘉興南湖紅船前留影。 　　我的父親是一位無私的人。 從不利用自己的職權或者戰友的關系為家人謀取任何私利。我大姐王素梅從部隊復員后一直在外地的電信部門當接線員直至退休，我妹妹王熠也是按照統招統分到街道衛生院從事醫務工作。因為父親多年來擔任師級與軍級職務，可以享受專車待遇，但是父親從來不會因為兒女回來探親或者搬家或者親戚來訪而動用公車，這已經是家中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了。印象深刻的是當1979年2月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之后，我所在的第十二醫院奉命奔赴中越邊境參戰，父親義無反顧地支持我，并在臨行前短暫的通話中諄諄告誡我：“當兵就是要準備打仗，不要怕犧牲，你是軍人，也是紅軍的后代，我等待你凱旋！”老驥伏櫪的父親以其擲地有聲的話語激勵著我踏上征途！ 父親王福堂與四女王素行、蘇曉峰在杭州住所合影 　　我的父親是一位生活儉樸的人。 不僅自己身體力行，還非常痛恨鋪張浪費。家中兒女結婚從不請客吃飯，也不講究排場，只是雙方家人聚在一起吃頓飯便算是舉行過儀式了。當父親看到家中有的子女吃饅頭時嫌發硬的表皮不利于咀嚼而將其撕掉，就會進行嚴肅的批評。家里包餃子從來只包一種餡的，當有的家人提出想吃肉餡時，父親就會以自己在長征路上吃野菜、樹皮和草根的經歷來教育家人不要忘本，要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父親王福堂和母親王加會與我二姐王素華攜大姐王素梅長女在杭州住所合影 　　我的父親是一位具有愛心的人。 自己過著簡樸的生活，卻毫不吝嗇的幫助有困難的親友。記得1958年至1960年當國家遭受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有幾位家住安徽鳳陽災區的親戚生活艱難，父親便慷慨解囊，幾次拿出平時節約的錢財和糧票、衣物寄往親戚家，并一直資助他們已經輟學的子女繼續讀書。 一九七八年老紅軍老八路參觀毛主席紀念堂合影 　　我的父親也是一位重于言傳身教的人。 作為一名身經百戰的革命戰士很少在家人面前提及自己的非凡經歷，卻時刻牢記自己肩負著宣傳隊、播種機和宣言書的歷史使命。曾經多次到學校給學生們講述當年紅軍長征時爬雪山、過草地的生死歷程，吃草根、啃樹皮的艱苦生活；講述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場上，鉆蘆蕩、穿輕紗與日本鬼子打游擊的英勇戰績，扒火車、奪機槍的鐵道游擊隊的傳奇經歷；講述在“宜將剩勇追窮寇”的解放戰爭年代，百萬雄師以排山倒海之勢打響了渡江戰役，以及攻占南京總統府的喜悅瞬間。這些活生生的親身經歷，這些活生生的人和事，大大激發了學生們強烈的愛國情懷，也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奮發前行。除此之外，父親還積極配合軍史的采集與寫作，《雄師鐵軍——寧都起義將士錄》就登載了父親的一篇回憶文章了，另外還有《激戰江浦——打開解放南京的大門》。 寧都紀念館《寧都起義》 《寧都起義》中關于父親王福堂的介紹 　　我的父親更是一位有著革命襟懷的人。 1946年，我大姐王素梅出生，因戰火頻仍、居無定所，我的父母便將大姐寄養在敵占區老百姓家里。雖然我的父母親心中有著千般的不舍與萬般的無奈，但是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是作出了忍痛割愛的選擇。當時我父親關照我的母親：“如果孩子發生了不幸，我們不要責怪老百姓！”并慨然道：“如果我們犧牲了，也請他們一定要把孩子撫養成人！”父親當年的話語至今思來令人熱淚盈眶。其實當年收養共產黨后代的老百姓們也要承受著一旦遭人舉報便會株連全家的后果，所以母親也對老百姓說只要收養孩子給口飯吃，以后就聽天由命吧！值得慶幸的是我的父母和大姐都迎來了全國解放的日子！都迎來了幸福團聚的日子！ 父親王福堂與長女王素梅 　　我的父親還是一位具有幽默感的人。 父親雖然平時不茍言笑，卻能在看電視時發現其中存在著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笑料，并能一針見血的指出其中的紕漏，往往語出驚人，令人忍俊不禁，至今都成為我們的笑談。 父親王福堂晚年軍裝照 　　我親愛的母親王加會（1923～2008.11），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人。家中有父母和姐姐。我的姥爺四十歲左右去世，家境艱難，全靠姥姥做點小生意維持生活。1941年5月，我母親與姥姥因“跑反”（舊時指為躲避兵亂與匪患而逃往他鄉）而到了山東嶧縣，不久便經《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改編成電影名為《大浪淘沙》）的作者朱道南（1902～1985.3.1）指引參加了革命，一直在魯南軍區后勤部門工作。1945年又通過朱道南的介紹與我父親王福堂結婚。1955年，我母親從部隊復員，從此在家奉養老人、相夫教子、含飴弄孫，其樂融融。 擔任過運河支隊政委的朱道南 朱道南《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我的母親是一位堅強勇敢的女性，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中吃盡了各種苦難，卻依然堅持走革命之路。記得母親曾經告知在懷孕大姐時，有一次從馬上摔落下來，當時還以為自己要去見馬克思了呢！還有一次部隊在宿營時接到國民黨軍來襲必須連夜轉移的緊急通知，因母親的鋪位在房間最里面的靠墻處，又因為母親白天行軍過累而沉沉入睡，只顧著默不作聲的整理行裝戰友們卻忘了叫醒我的母親。當母親一覺醒來發現只剩下自己一人后毅然起身去追趕自己的部隊，途中為躲避敵人隱藏在一座山坡后，不久便遇到了父親派來尋找母親的戰士才化險為夷。 母親王加會 幼女王熠與母親王加會在旅游途中 　　我的母親是一位溫和善良的女性，雖然文化程度不高，卻明白事理，從不與人計較長短，以誠摯待人。在父親，真正起到了一個賢內助的作用！在子女，真正做到了如沐春風般的慈愛！在親朋，真正令人感受到了無微不至的關懷！ 晚年的父親王福堂與母親王加會坐在小院中的照片 　　我的父親和母親相濡以沫半個世紀，養育了我們子女六人，并盡心盡責的將我們培養成人，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為祖國建設做出了不同的貢獻。今天，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告慰父母親的在天之靈：作為老紅軍的后代，作為革命者的后代，我們一直遵循著父母親的教誨，誠誠懇懇的做人，踏踏實實的做事！ 當父母親還健在時，有多少次看著二老瞇縫著雙眼坐在庭院里盡享安逸晚年時，有多少次看著二老面帶慈祥的笑容坐在客廳里閑聊時，有多少次看著二老拄著拐杖在房前屋后踽踽而行時，我都會為這種溫馨親切的場面所感動，我都會心潮如涌地希望這種幸福時刻永遠定格，永遠存在！我永遠的愛您們——親愛的父親和母親！假如還有來生，我一定繼續做您的兒女！ ——王素梅王素華王蘇玲王素行王國慶王熠 二0二0年四月三日 父親王福堂在浙江省軍區副司令任上 后記：《無盡的思念》一文由王福堂伯伯長女王素梅與四女王素行、幼女王熠口述并提供資料和照片，由紫蘇代為執筆并根據王福堂伯伯的《自傳》及相關歷史資料成文，借用紫蘇的“美篇”平臺發表，特此說明。 2020年，《無盡的思念》獲四川省甘孜州瀘定縣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館舉辦的紀念“紅軍飛奪瀘定橋勝利85周年”征文評選優秀獎。 2021年，《無盡的思念》被四川甘孜州滬定縣黨史辦涂通棟主任編寫的《1935年飛奪滬定橋中》選用。 紅旗漫卷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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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風采——無盡的思念

紫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