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幸存者后代在記憶傳承行動卷軸上寫下自己的名字。 （除署名外，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供圖）</h3><br>
<h3><strong>上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幸存者照片墻上，又有兩個燈箱接連熄滅，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援助協會登記在冊的幸存者只剩78人。</strong></h3><br>
<h3><strong>12月13日，是第六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時光飛逝，從82年前那場人類文明史浩劫中幸存下來的人們，也逐漸凋零。對于很多幸存者而言，這82年是一部苦痛的生活史，也是一部悲情的家族史。只有走進幸存者的內心，體會到暴行帶給他們的創傷，才能真正意識到戰爭的殘酷無情，也才能真正觸摸到歷史的溫度。</strong></h3><br>
<h3><strong>痛苦，深深地刻印在幸存者的記憶里，終其一生。他們，是和平最執著的守護者。當日本右翼勢力美化和否認侵略歷史，他們還能勇敢地走出悲傷和恐懼，向世界傳播他們親身經歷的暴行事實。一段段承載著“南京之痛”“民族之痛”“文明之痛”的口述記憶，讓歷史的真相在鮮活的訴說中豐滿充實。</strong></h3><br>
<h3><strong>“歷史人證越來越少，傳承工作迫在眉睫”，一種緊迫感曾將紀念館館長張建軍壓得心焦。讓他寬慰的是，如今幸存者的后代，已經接過了傳承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的接力棒，對幸存者二代、三代口述訪談工作正在南京逐步推開。</strong></h3><br>
<h3><strong>傳承灼熱的創傷記憶，是要從這段浩劫中吸取教訓，積攢和平力量，阻止新的暴行發生。這不是為了延續仇恨，也不是為了新的對立，而是為世界記憶續寫新的篇章，為人類和平貢獻新的力量。</strong></h3><br>
<h3><strong>記憶不能忘卻，真相不容否認。讓人類攜手，為和平代言。</strong></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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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葛道榮</h3><br>
<h3><strong>“每講一次暴行，她就痛一次”</strong></h3><br>
<h3>初冬的南京，大大小小、五顏六色的樹葉脫離樹枝，隨風飄落，用盡最后的力氣，舞出生命的精彩。</h3><br>
<h3>000037，是92歲的葛道榮的“幸存者編號”。82年前，在他本該快樂成長的童年里，因為一場浩劫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記。</h3><br>
<h3>“叔叔死了，眼睛還睜著，我們把他眼睛抹合上。我們用原來的被單把他的遺體裹了，放到盔頭巷外空地上……”沒兩天，1937年12月18日，葛道榮在漢口路金陵女子大學難民區南院樓下教室內，右腿被日軍用刺刀戳傷，至今留有疤痕。</h3><br>
<h3>雖已頭發花白，步履蹣跚，但只要有關于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紀念活動，都能看到老人的身影，工廠、學校、社區……他志愿做一名“和平使者”，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向世人講述南京大屠殺的悲慘歷史。</h3><br>
<h3>通過一遍遍地告訴子孫，葛道榮的口述早已成為老葛家的家族記憶。去年，葛道榮次子葛鳳瑾作為幸存者后代代表去日本廣島參加和平主題論壇。就在這幾天，葛鳳瑾又在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援助協會的組織下赴日本大阪、名古屋、靜岡、東京四個城市參加證言集會。</h3><br>
<h3>自1994年起，累計有55名幸存者赴日證言，由于年事已高，受身體條件所限，他們基本上已無法繼續赴日作證，幸存者赴日證言活動曾于2015年停止。如今，傳承記憶的接力棒已經交到了幸存者二代、三代甚至四代手中。</h3><br>
<h3>陸玲，幸存者李秀英的二女兒，是首位赴日作證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后人。</h3><br>
<h3>提起南京大屠殺的暴行，李秀英是一個繞不開的人證。當時，懷有7個月身孕的李秀英堅拒日軍的侮辱侵犯。搏斗中，她的臉、眼睛、嘴巴共中37刀。后來，經美國醫生羅伯特·威爾遜的救治，她奇跡般地活了下來。戰后，為維護歷史的真相，這個“不屈的女人”甘愿一次次揭開傷疤——“她是最早控訴揭露日軍暴行的幸存者之一，是最早接受日本反戰人士訪問的幸存者，是第一位到日本控訴作證的幸存者，也是第一位向日本政府起訴戰爭索賠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h3><br>
<h3>對陸玲而言，小時候的她，很難去體會母親遭了多大罪。</h3><br>
<h3>“母親經常低頭盯著傷疤，也不說話。我還以為她在打瞌睡，甚至趴上去‘玩’腿上沒有縫過針的傷疤，因為看上去圓圓的，按上去會覺得里面的肉軟軟的。她不讓我摸，說這是給日本兵戳的。你要好好讀書，不要做亡國奴，亡國奴日子不好過?！标懥嵴f，“37刀是威爾遜醫生數的，而我母親從未數過自己身上有多少傷疤，碰都不愿意碰?！?lt;/h3><br>
<h3>真正對母親的苦痛有印象，還是上小學的時候。上世紀50年代，她拉著母親從鄰居家借的外衣，乘坐馬車去鐵道醫學院作報告，那是母親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講述南京大屠殺。起初，她還只知道拿餅干吃。但看著母親在臺上將壓抑多年的情感爆發，臺上、臺下皆痛苦不已，陸玲在那一刻瞬間成長。</h3><br>
<h3>“母親每講一次，她自己就痛一次，即便不哭出來，也能看到淚水在眼眶里打轉?！标懥釤o時無刻不在思念母親。</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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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陸玲正將母親的故事整理成詳盡的文字材料。 邵丹攝</h3><br>
<h3><strong>戰爭的后遺癥延續終生</strong></h3><br>
<h3>12月4日，是母親離開陸玲的第十五個年頭。</h3><br>
<h3>雨花功德園內，有一座李秀英的半身銅像，那天一大早，她就如往年一樣帶著精心準備的祭品前來，小心翼翼擦拭掉銅像上的灰塵，祭奠母親。</h3><br>
<h3>陸玲的家，在紫金山腳下的崗子村63號，是一片有了年頭的居民區。敲開一樓的大門，頭發雪白的陸玲走出來迎接。與極為謹慎、對陌生人保有警惕的母親不同，她的性格更為開朗，樂于傾訴，講著一口地道的南京話。</h3><br>
<h3>舊式格局的老房子里，不過60平方米。陸玲正準備吃午飯，約10平方米的客廳里，擺著一張矮小的餐桌，上面只有咸菜。如過去數十年一樣，飯菜吃完得“擦個碗”，才算吃完?！澳赣H從小教育我們，飯吃完了想喝水必須倒在碗里，不想喝也得倒一點，把油沫‘擦’完喝下肚?！闭f著說著，她又想起母親。</h3><br>
<h3>陸玲獨居、簡出，客廳里并沒有什么精致的物件，最醒目的便是靠墻的一側柜子上擺著母親、父親等親人的遺像。母親有一件黑白粗呢格子的外套，不到100元，是母親最后一次穿的，她甚至再沒有洗過，外套的口袋里至今還裝著母親用過的手帕。</h3><br>
<h3>陸玲外公是一名山東武師，因護鏢被警察局看中，留在了南京。而她的外婆是一個開明的大家閨秀，看到別人給李秀英裹小腳，她就趁人不備偷偷地放開來。如果沒有戰爭，李秀英至少能過上安穩的生活。</h3><br>
<h3>那場暴行改變了一切。</h3><br>
<h3>一個破了相的女人，若是被丈夫拋棄，她未來的生活更加沒有希望。</h3><br>
<h3>幸運的是，陸玲的父親并沒有因為母親的遭遇而拋棄她。拍下李秀英傷后慘狀的美國人約翰·馬吉將其交給陸父，說：“你要好好待她，她將來會成為歷史最好的見證?！?lt;/h3><br>
<h3>“父親確實是這么做的。在家里，母親性格要強，有爭吵他也讓著母親；在外面，父親拼了命地攬活，9個孩子的家庭全靠父親一個人的收入支撐?！标懥嵴f，“父母的關系一直很好。父親離世前一直念叨母親這輩子吃了太多的苦，他把省吃儉用留下的500元給了母親?！?lt;/h3><br>
<h3>對于丈夫的離開，李秀英會自責，認為是自己的身體拖累了丈夫。</h3><br>
<h3>李秀英還不時在陸玲面前提起流產的長子：“要不是你大哥幫我擋了肚子上的那一刀。都不可能有你們。如果家里多一個男孩子，你們父親就有了左膀右臂，那我們家不至于這樣……”</h3><br>
<h3>“我們家窮得賣菜的都知道，走過家門口，他們就會吆喝一聲，把別人不要的剩菜葉極便宜地賣給我們，母親常用它們來包包子?！标懥岷托值芙忝靡惨恢迸p輕家庭負擔，納鞋底、剝花生、剝蠶豆，少年們打著幾分錢的零工。父母約法三章，他們必須讀到高中，才能出去工作?！皨寢寣ξ覀兊慕逃苤匾暎线^私塾，經常給我們讀《岳飛傳》，要我們像岳飛那樣精忠報國。”</h3><br>
<h3>讓陸玲心如刀割的是，戰爭的夢魘一直纏繞著母親：母親臉上有刀傷，再加上防備心理很強，根本不愿意出門，和外界絕少接觸；半夜里，母親經常會驚醒，夢見日本兵又進了南京城，大叫“鬼子來了，鬼子來了”；她的床頭總放著一個手電筒，作為防身武器，一可當榔頭擊打，二可用強光照人；夠得著的墻角還會放一根棍子……戰爭的后遺癥延續終生。</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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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葛鳳瑾向大阪市民講述父親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真實經歷。</h3><br>
<h3><strong>未來更關注生活史家族史</strong></h3><br>
<h3>在陸玲的印象中，母親是位勇敢、剛烈而又充滿智慧的中國女性，敢于以受害者的身份，向否認侵害的日本右翼勢力反擊。</h3><br>
<h3>上世紀末，日本右翼人士松村俊夫炮制的《南京大屠殺疑問》一書出版。公然聲稱李秀英的遭遇是假的?！啊赌暇┐笸罋⒁蓡枴烦霭娴南⑹菍＜腋嬖V母親的。母親聽了笑了一下，也沒說什么。到了睡覺的時間，我到她房間，她點了一根又一根香煙抽?！标懥嵴f，母親十分氣憤，在日本提交侵害名譽權訴訟。經歷了一場司法馬拉松，日本最高法院終審判決李秀英勝訴。</h3><br>
<h3>現在，陸玲也會拿起筆，寫下母親的故事。77歲的她決定代母親發聲，向下一代訴說這段歷史。已經有人先她一步，幸存者常志強的女兒撰寫的首部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生活史《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常志強的生活史》日前出版，通過對老人普通又不平凡的一生的敘述，反映戰爭傷痛給他和家庭的影響。</h3><br>
<h3>除了撰文著書、報告演講、赴日證言，還有幸存者后代通過更為特殊的形式傳承記憶。</h3><br>
<h3>幸存者馬秀英的重孫女馬雯倩就讀于南京高校。兒時，祖奶奶經常給她講述大屠殺經歷，每次臨走前，祖奶奶都會和她說：“希望你一輩子都平平安安的，這個世界永遠不會發生任何戰爭?！?lt;/h3><br>
<h3>老人的悲痛記憶讓她決定成為紀念館的志愿者。第一次接待日本團隊時，她特別緊張。她不知道，日本人究竟抱著什么樣的態度來到這里，回國之后又該怎樣訴說。直到看見普通日本百姓緊皺的眉頭，她豁然開朗?！皯撓窭钚阌⒛棠陶f的那樣，記住歷史，而不是記住仇恨。”馬雯倩說，“我現在愿意接待日本友人，希望他們可以帶動更多的日本民眾來紀念館參觀，珍視和平?！?lt;/h3><br>
<h3>今年4月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啟動幸存者后代傳承記憶行動，希望尋找更多后人，將傳承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的接力棒傳遞下去。</h3><br>
<h3>截至上月底，這一行動共收集82位幸存者家庭的761位幸存者后代信息，并制作幸存者后代家譜，組建幸存者后代信息數據庫。紀念館文物部負責人艾德林介紹，幸存者后代中男女比例基本持平，男性略多；36歲至60歲居多，為246人，年齡最大的后代已有79歲。其中，近400人愿意參加傳承行動。</h3><br>
<h3>紀念館歷史記憶傳承口述史項目組成員王立表示，該館口述歷史工作在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與加害者不斷逝去的情況下，將抓緊搶救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記憶的同時，開啟南京大屠殺親歷者、幸存者二代口述訪談工作；同時，為了深入了解南京大屠殺慘案對于一個個鮮活生命和單個家庭的影響，訪談不能僅僅側重于記錄暴行，而是需要立足于生活史、家族史，著眼于個體一生的變化。</h3><br>
<h3>“我們針對幸存者后代的口述工作仍在緊張計劃中，目前處于搜集信息階段。之后才是考慮口述方案。畢竟幸存者后代數量龐大，理論上來說，需要找到典型的、經歷豐富的、參加紀念活動常態化的、對這段歷史和整個家族有清晰了解的人?！蓖趿⒄f。</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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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首部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生活史《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常志強的生活史》出版</h3><br>
<h3><strong>關注暴行對幸存者后代帶來的創傷</strong></h3><br>
<h3><strong>——訪南師大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strong></h3><br>
<h3><strong>文匯報：南京大屠殺口述史研究經歷了哪幾個階段？</strong></h3><br>
<h3>張連紅：口述史在南京大屠殺研究中的運用由來已久，形成的豐富資料已成為南京大屠殺史料的重要組成部分。</h3><br>
<h3>第一階段，南京大屠殺發生后，口述記錄便已開始，當時從南京逃到后方的難民，包括公職人員和參加南京保衛戰的軍人等，通過撰寫回憶錄或者接受媒體采訪，控訴暴行。目的在于揭露。</h3><br>
<h3>第二階段是抗戰結束后，國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等機構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查，征集南京大屠殺案的證人證言，為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供證據。目的在于作證。</h3><br>
<h3>第三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后，相關部門組織在大陸的國民黨軍官撰寫南京保衛戰回憶錄，口述南京大屠殺記憶。目的在于從歷史記憶中吸取教訓。</h3><br>
<h3>第四階段，上世紀80年代，日本右翼勢力否認南京大屠殺，將侵略中國描述為“進入中國”。南京市在編史、建館和立碑的同時，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展開了大規模系統調查，形成了一批珍貴的一手證言資料。同時，零散的口述采集也一直在不間斷地進行，目的在于反擊。</h3><br>
<h3><strong>文匯報：近年來的口述研究又有哪些新變化？</strong></h3><br>
<h3>張連紅：從以上各階段可以看出，南京大屠殺口述史研究的內容、方法、目的都處于不斷的認識和深化之中。長久以來，南京大屠殺口述主要關注暴行，即幸存者受害史的特定一段，訪問也比較簡單，細節較為缺乏，共性大于個性，抽象記憶大于情感記憶。</h3><br>
<h3>近年來，口述逐漸側重于幸存者個人口述史和家庭微觀史，更能顯現戰爭對人性的摧殘、對美好生命的剝奪、對心靈長久的創傷。南京大屠殺是千千萬萬個鮮活的個人、家庭的災難，對幸存者而言，大屠殺的影響并沒有隨著戰爭結束而消除，肉體和心靈的創傷像夢魘一樣一直伴隨著他們的一生，甚至影響他們的后代。舉個例子，我們在湯山發現一位幸存者，12歲時一邊胳膊被子彈打斷，噩夢一直在繼續：成長中受到小伙伴嘲笑、農活也干不了、找老婆特別難、結婚了又因為窮離婚，兒子也是極為艱難地養大……一顆子彈引發的悲劇，一個快樂的少年、一個家族的命運就此改變。讀完這個故事，全世界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厭惡戰爭。</h3><br>
<h3><strong>文匯報：為什么要對幸存者后代做口述記錄？</strong></h3><br>
<h3>張連紅：許多幸存者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通過陪同祖父輩參加各種紀念活動，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擔起傳承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的責任。</h3><br>
<h3>對這些后代做口述記錄，第一個考慮是他們身份的特殊性。他們與幸存者朝夕相處，更了解幸存者的歷史，對戰爭創傷體驗更有“切膚之痛”。記憶傳承是立體的、多維的、滲透式的，方式有很多，但幸存者后代這個獨特的視角是不可取代的。家族記憶、家庭傳承本身就存在，我們的口述記錄，就是把家庭傳承社會化，讓更多人緬懷這段記憶。比如，李秀英在口述時，旁人只會聽暴行，不會注意到，她可能會靜坐一上午、可能講完之后久久無法平靜，而她女兒陸玲則會非常關注母親神情、舉止和習慣的變化。</h3><br>
<h3>第二個考慮，從求證到關愛，通過幸存者后代的口述喚起各方對這一特殊群體的關注，國外的研究中，大屠殺的確可能對幸存者二代、三代造成傷害。幸存者常常被當作歷史證人的角色出現在公眾視野之中，相對于物質生活狀況而言，精神創傷卻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這種情況應避免發生在幸存者后代的身上。他們對祖父輩的名字和故事有多敏感？他們講述后會不會整晚都難以入睡？我們不能僅僅在需要幸存者后代傳承記憶時才想到他們，這樣很有可能造成二次傷害，而是應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撫平他們內心的創傷。</h3><br>
<h3><strong>文匯報：未來，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南京大屠殺研究？</strong></h3><br>
<h3>張連紅：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一步步加深，今后可在以下三個方面繼續前進。</h3><br>
<h3>第一，加強學術性的深度客觀研究，即真相。史學界應盡可能占有不同視角的資料，認真考證、比較不同史料。</h3><br>
<h3>第二，除了研究暴行之外，對創傷研究要加強、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要包含在內，這是全人類的創傷記憶，只有在深深剖析精神創傷的基礎上，才能真實地傳遞給外面的人，傳遞給后來的人，傳遞和平與希望。</h3><br>
<h3>第三，加強研究的國際性，要將大屠殺放到人類文明史的視角來思考。對于中日兩國而言，南京大屠殺不是復仇的種子，也不該成為一種歷史的包袱。我們的研究要和日本民眾連接起來，形成更多的共識，而非更多的誤解。同時也希望所有熱愛和平的人都來研究這段歷史。因為南京大屠殺不僅是南京記憶，更是世界記憶。</h3> 部分在網上悼念： <h3><font color="#010101"><a href="http://www.sohu.com/a/360089446_120244154?_trans_=000014_bdss2_dkgjgj"><i class="iconfont icon-iconfontlink"> </i>查看原文</a> 原文轉載自www.sohu.com,著作權歸作者所有</font></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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