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三代人與家風

四方

<p class="ql-block">　　2019年10月1日，新中國迎來了70周年華誕，在這喜慶的日子里，許多朋友、同學們都在寫作、暢談自己的人生經歷、國家發展的所見所聞和心得體會，涌現了許多令人激動、令人感動的好文章。受這種氣氛影響，我也忍不住想寫一寫我的家族經歷與時代變遷，就從我的祖父開始寫起吧。</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一、我的祖父</p><p class="ql-block">我的祖父：周子仁，漢族。文化程度：小學。生于1899年，卒于1980年，享年81歲，經歷過清朝末年、民國和新中國三代。主要職業：舊社會為農民、小販、船工，新社會為黃河船務集體企業會計。</p> <h3>（圖：爺爺周子仁）</h3> <p class="ql-block">我的老家在河南省洛陽市孟津縣白鶴鎮（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白鶴公社白鶴大隊），位于洛陽北邊，北鄰滔滔黃河，南依巍巍邙山。洛陽為中國著名的“九朝古都”，孟津為商朝末期“八百諸侯會孟津”、周武王帶領諸侯伐紂時的匯合點和出發點。白鶴鎮風光秀麗，歷史悠久，因為傳說東周周靈王在此駕鶴西去而得名，建鎮歷史已經有兩千多年了。傳說伏羲氏在此觀河畫八卦，《詩經—關雎》中的“在河之洲”，即為境內的黃河鳥島。從位于白鶴鎮北邊的我老家舊居到黃河邊大約只有800多米。</p><p class="ql-block">聽爺爺說白鶴鎮的周姓族人（有兩百余戶）是漢朝開國元勛周勃和岳飛師傅周侗的后代（周勃就是劉邦口中那位“安劉氏者必勃也”的那位漢朝大將，被劉邦封為“絳侯”，封地在山西南部），在明朝初年自山西遷移到河南洛陽。我看過我們河南這一支的家譜，它是從明初開始的家族系列的準確記載，之前的周勃、周侗都是虛線，也許以后我們到山西尋根問祖，就能夠看到從西漢延續1000多年至明朝的老家譜。</p><p class="ql-block">爺爺奶奶出生在清朝末年，聽老人講在清末和民國前期時我家還比較富裕，民國后期逐漸衰落，土改時定為中農。由于相對富裕，所以爺爺才能夠是小學畢業，1927年出生的爸爸是初中畢業，他們在當時普遍貧窮落后、普遍文盲的農村已經算是文化人了（1949年以前，中國文盲率為80%以上）。爺爺個子中等，為人熱情善良，臉上常常掛著微笑。奶奶是小腳女人，在我的記憶里，他們那一代女人、我的奶奶、姥姥和村里其他老年婦女都是小腳女人，都是封建社會的受害者。</p><p class="ql-block">我爺爺奶奶至少生了三四個孩子，但由于舊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差、農村醫療條件非常落后、缺醫少藥，有病得不到及時治療，所以最終只存活了兩人，即我的爸爸和叔叔兄弟二人。我家是比較富裕的家庭，嬰兒成活率才50%左右，可以想見當時廣大的貧窮家庭的嬰兒成活率只會更低。最近看過資料，解放前很長時間內我國人均預期壽命不到40歲，新中國成立后，人均壽命一直快速上升，2018年已經提高到人均77周歲，與許多發達國家接近，這是一個多么鮮明的對比和進步！</p><p class="ql-block">我爺爺解放前夕、解放后一直在黃河白鶴渡口服務站（屬于當時政府下屬的的集體企業）工作。長達上千年時間直到上世紀80年代，白鶴渡口都是黃河中游最大的渡口，是河南到河北的重要通道，人來舟往，商貿繁忙。爺爺做售票員和會計，直到65周歲退休。他是農村為數不多的工人隊伍中的一員。他工作勤懇敬業、認真負責，善良熱情，樂于助人。我爺爺做會計幾十年，賬目和資金上從來沒有出過任何差錯。</p><p class="ql-block">爺爺退休后有退休工資為生，但他仍然主動為生產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例如收糞積肥、掃街種樹，從來不閑著。有人問他：為什么無償地給公家勞動不要工分（工分為當時的勞動及分配依據）？他說“我一輩子勞動慣了，能為集體再出點力，心里高興。我有退休工資，不在乎記不記工分”。直到如今，我腦海中的浮現最多的爺爺形象，就是爺爺背著背簍在鄉間道路上撿牲口糞便、為生產隊積肥的身影。</p><p class="ql-block">我老家院子里有顆大葡萄樹，夏秋之交時常常大豐收，可以收獲幾十串葡萄，剪到籮筐里堆成小山，爺爺奶奶只留下幾串，其余的都讓我們送給左鄰右舍一起分享。我小時候在老家看到，每天晚飯之后，總有十幾位叔叔大爺到我家爺爺奶奶的臥室，在煤油燈的亮光下一邊喝水抽煙、一邊聊天，海闊天空地聊，聊天下大事，也聊家長里短，我家的臥室（那時沒有客廳）實際上就是一個長期的鄉村沙龍，這體現了我爺爺的熱情好客和好人緣。</p><p class="ql-block">沒有聽說爺爺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和豐功偉績，我家也不是書香世家，但他就是億萬普通的、正直勤勞、樸實善良的勞動人民的一個縮影。可以說，爺爺為我們家打下了良好的家風基礎，他的優良言行積極影響了兒子輩和我們孫子輩。</p><p class="ql-block">爺爺和爸爸都給我講過1942年河南發生了“水旱蝗湯”四大災害，當時民不聊生、食不果腹。我家近親就有人餓死。“水旱蝗”災在幾年前的電影《1942》中有很形象的反映，湯是何人？爺爺告訴我是國民黨將軍、負責河南地區軍務的湯恩伯，他的部隊軍紀比較敗壞，平時橫征暴斂，在豫湘桂戰役的河南會戰中遇到十萬日軍進攻時，他的三十多萬大軍很快潰敗、逃散，37天喪失38座城池，使豫中、豫西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所以當時河南人民盛傳名句“水旱蝗湯、河南四荒”。</p><p class="ql-block">爺爺奶奶給我講過日本人在1944年5月占領了洛陽，也有部隊到過我們鎮。我問爺爺奶奶鬼子殺人多嗎？奶奶說：日本人在黃河以北是燒殺搶掠，因為那里是老解放區。在占領我們老家時，很多鬼子都是少年兵，強奸搶東西現象不少，但殺人不多。我長大后知道1944年已經到了抗戰末期，日本在太平洋和大陸多頭作戰，兵源已經嚴重枯竭了，所以才會有許多少年兵參戰。</p><p class="ql-block">我們老家在1948年4月獲得解放，有一段時間我家就住有解放軍。爺爺奶奶覺得解放軍是一支為人民的好隊伍，不久就送我17歲的叔叔參加了解放軍。我叔叔后來成為人民空軍的軍官，在空軍工作了20多年，于1976年轉業，后來是光榮的離休老干部。</p> <h3>（圖：奶奶、爸爸、懷著我的媽媽、叔叔、我姐姐）</h3> <h3>我在2018年冬季又陪著母親回老家一次，在黃河邊上流連忘返，由于位于上游的小浪底水庫的沉淀過濾作用，由于故鄉的環保措施比較到位，在冬季的白鶴，我們所見的黃河之水真是一派碧藍、清澈見底，藍天碧水，令人心曠神怡。少年時我曾多次喝過黃河水，這次情不自禁地又捧起母親河的河水喝了幾口，甘甜入口，鄉情依舊......</h3> <h3>我出生在河南鄭州。鄭州與洛陽相距不遠，只有140公里，洛陽市到白鶴鎮有30多公里，小時候我父母經常送我回老家（火車轉汽車）陪伴我的爺爺奶奶，我小學一年級就是在老家入學的，上了一個學期后才轉學到父母工作地鄭州。后來高中畢業后我作為回鄉青年又回到老家農村勞動了一年，所以與爺爺奶奶比較熟悉和親近。因為我是長子長孫，所以我小時候爺爺非常喜歡我、寵愛我，他常常給我講故事、講諺語、讀小人書。其中在我五、六歲時他教我的四句順口溜，至今我仍然記憶猶新：“岳飛抗金保江山、王祥臥冰驚動天、孟姜女哭得長城斷、關公結義在桃園”。自然，他給我講了岳飛、王祥、孟姜女、關公的故事，長大后我知道這都是舊時“忠孝節義”的典型案例。我對岳飛和關羽的故事最感興趣，纏住他問長問短。長大之后，我學習了解了更多的歷史知識，但我一生最崇拜的英雄仍然是宋朝的民族英雄、愛國名將岳飛，“精忠報國”思想深入骨髓，這恐怕與爺爺自小的教育和影響不無關系。</h3><h3>2010年，我陪著爸爸媽媽和叔叔、率領我們全家十余人回到老家為爺爺奶奶掃墓，這時我已經闊別老家近20年了。爺爺的墓地位于邙山嶺上周氏家族的墓地中，地勢很高，風光秀麗，背依邙山、能夠遠眺黃河。我跪在爺爺奶奶墓前泣不成聲，無比感慨。我告訴爺爺奶奶，我們后輩都沒有給你們丟臉，我們盡力為國家為社會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希望爺爺奶奶的在天之靈保佑我們，與我們一起看到祖國的發展、家鄉的變化和更美好的明天！</h3><h3>我們也再次回到爺爺和爸爸曾經工作過的黃河白鶴老渡口，此渡口在改革開放后的上世紀80年代逐漸廢棄，因為國家在附近黃河上建設了鐵路橋和多座公路橋，木船擺渡已經成為歷史。白鶴鎮的黃河往上游15公里處已經建成了著名的黃河小浪底水庫。黃河兩岸舊貌變新顏，在原白鶴渡口服務站的舊址上，現在是水利部下屬的一個機構——黃河西霞院水文站。</h3> <h3>（圖：故鄉現今的冬季黃河）</h3> <h3><br></h3><h3>二、我的父親</h3><h3>父親：周烈勛。生于1927年，卒于2011年，經歷過民國和新中國兩代，享年84周歲。文化程度：解放前，初中；解放后，工人業余大學進修畢業。職業：舊社會為維修廠工人、黃河渡船船工；解放后為紡織機械廠工人、干部，共產黨員。</h3> <h3>（圖：父親周烈勛）</h3> <p class="ql-block">我父親個子比爺爺要高一些，比之爺爺顯得更嚴肅和堅毅。他是吃過許多苦的人，黃河船工主力是那些電影里的拉纖工人，在需要老式無動力木帆船（我在老家時，常常看到大型木帆船上可以同時裝載兩輛解放牌大卡車和幾十位旅客）逆流而上時，必須有拉纖工人往上游拉，木船下行時，他們要幫助撐篙、搖擼。我爸爸在解放前后就干了三年多這種工作。在洶涌的黃河邊上，經常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伴隨著低沉鏗鏘的“嗨呦、嗨呦”的纖夫號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艱苦生活的磨煉，使我父親吃苦耐勞、堅韌不拔。我在下鄉時，多次乘坐大木船過黃河，不但看到了船工們的艱苦生活，而且有兩次在黃河漲水季節過河時，作為青年勞動力被抓差充當了臨時纖夫，從而有著親身的體會。</p><p class="ql-block">1952年，父親到鄭州紡織機械廠工作，這是個有著六、七千工人的國營大廠。父親入廠時雖是個工人，卻也將這一很普通的職業發揮到了極致，一直干到級別最高的八級工，中間還上了工人業余大學，學習努力，成績良好。做過技術能手和先進工作者，入了黨、后來又提了干，先后做過班長、工段長、車間副主任、車間主任等。作為廠里的中層干部，父親也是做得很優秀的。由于出身工人，再加上以身作則帶頭苦干，所以一直與廠里的工人們的關系很好。哪怕是1966年至1967年 “文革”的高潮期，幾乎所有廠級領導和中層干部都被作為“走資派”受到了沖擊，幾乎都有被批判、掛紙牌子、戴高帽子、挨打體罰的經歷，但我父親卻是少有的只被批斗而沒有挨打、肉體被折磨的中層領導之一。</p><p class="ql-block">1967年許多地方派別林立、武斗盛行，我們鄭紡機廠僅僅1967年7月16日一次兩派大武斗，雙方就戰死了近20人（含鄭紡機的工人和其他單位前來參戰的人員）。那時我9歲，我姐11歲，我家在工廠家屬區南七樓，外邊就是武斗戰場，雙方的口號聲、喊殺聲從中午持續到深夜，我們看到了多位頭破血流的傷員，空中飛著雙方投擲的的磚頭瓦塊和鐵彈子，把我家的玻璃窗都打碎了幾塊，嚇得我們躲在家里的床下不敢出來。第二天趁著黎明前的休戰時機，父親把我們送到了鄭州火車站，讓我們回老家去避難。</p><p class="ql-block">當時大小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由于莫須有的罪名，我父親又一次受到誣陷和批判，大字報貼遍了我家周圍，不但使父親，而且使我們家屬子女都有幾個月時間惶恐不安、提心吊膽。我父親像當時許多受到迫害的干部一樣，盡管很苦惱、很惶恐，但他始終相信組織相信黨，一直堅持到組織上搞清事實，獲得“解放”。舊事難忘，希望“文革”這種悲劇永遠不要重演！</p><p class="ql-block">在工作之余，父親最大的愛好是看書看報。記憶中他在家總是在看《參考消息》，這份當年的內部報紙他持續訂閱了三十多年。他還購買或者從圖書館借閱了不少書，即便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家庭經濟困難時期，仍然擠出錢為自己和子女們購買了全套的《十萬個為什么》。他從讀書學習中受益不少。后來我的中學同學曾在他手下工作，說他知識面廣，面對幾百人講話，不用講稿就可以侃侃而談一個多小時，從國內到國外，從眼前事例講到三國、水滸中的事例，使我同學非常佩服。我們兒女們也深受父親影響，從小愛讀書愛看報愛學習，也從中受益匪淺。我后來在湖南大學和清華大學組織的每次有上千學生報名參加的百科知識競賽中都獲得較好的名次(湖大第十一名，清華第二十多名），與父親熏陶出來的讀書學習習慣直接相關。</p><p class="ql-block">1965年中央決定從戰備和國防布局著眼建設三線，幾百萬建設大軍從全國各地陸續開往西部。1968年起紡織工業部在湖南邵陽籌建第二紡織機械廠，一聲令下，一兩千名干部工人從北京、鄭州、天津、上海、山西等各地老廠老單位被調往邵陽。盡管我家在老家有三位老人（我爺爺、奶奶、姥姥）需要照顧，我爸爸媽媽不想離開河南，但他們還是服從了組織調動，1970年帶著全家到了邵陽安家落戶，全身心地投入了新廠的建設。</p><p class="ql-block">在1970年至72年的建廠時期，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我父親擔任工廠設備安裝總指揮。工廠建成之后，他先后擔任動力車間、機二車間、冷作車間主任，機械研究所支部書記，工廠紀檢會書記等職務。</p><p class="ql-block">他是一個按照傳統共產黨員條件嚴格要求自己的人，同時也嚴格要求他的家人。上世紀60年代，父親曾借調到了北京的國家紡織部，而且有正式調到紡織部工作的機會，但他惦記著鄭紡機的工作需要，并沒有努力爭取這個機會，幾個月后又回到了鄭紡機。我媽媽說，無論在鄭州還是在邵陽，我媽媽都有從工人轉為干部的機會，但是爸爸不但沒有利用影響力為媽媽升職出力，反而總是勸說媽媽要安心于原來的本職工作，所以直到退休，我媽媽還是工人序列和崗位。寫到此處，再想到爸爸對我自小至大、從小學生到博士都相當嚴格的要求和期望，比如總是鼓勵我要當先進，總是要求我要謙虛謹慎、謹言慎行、多干少說等等，有時我多說幾句、多為自己辯解幾句都要受到批評，我不禁想到他要求自己和家人是否都太嚴格了點？</p> <h3>新廠建設期間，我爸爸總是早出晚歸，工作緊張忙碌，常常都是晚上九、十點鐘帶著一身不是泥水就是汗水回到家里。我聽到我媽曾對他抱怨說：“天天回來這么晚，孩子們都快不認識你了”。身先士卒、沖鋒在前是他一貫的工作作風。1971年冬季，我父親帶隊到武漢的長江上拆卸舊輪船上的柴油發電機，準備帶回邵陽新廠重新安裝使用。他們要冒著寒風、在江邊上冒著危險爬繩梯登上十幾米高的的輪船工作，船舷外就是遼闊的大江。聽說第一天風大浪急，輪船晃動很厲害，大家都不敢上船，爸爸說了聲“我先上”，已經40多歲的他攀登繩梯第一個登上了輪船。</h3><h3>去年某一天，我在邵陽二紡機同學微信群里看到網友“靜靜小憩”寫的微信美篇《那片土地》，主要以圖片為主線講述了二紡機的建廠過程和廠區的變遷。我們看到了幾十張珍貴的近50年前建廠時期的黑白照片，使我們這些二紡機人（含當時的家屬子女）心情激動、思緒萬千。</h3> <h3>（圖：二紡機建變電站鋪設電纜）</h3> <h3>突然，我們看到了一張在三號馬路（工廠編號）邊上建設變電站時工人們熱火朝天地鋪設電纜的老照片。我和姐姐一眼就看到，那安裝隊伍里走在最前面的領頭人不正是我們的老父親周烈勛嗎？那是1970年初冬季節，天上還下著細雨，父親意氣風發地舉著紅旗，領著隊伍冒雨安裝電纜，嘴上還叼著香煙呢（退休前他是離不開香煙的，香煙多數是我們為他用木制的小手工卷煙機自己卷的）。我和姐姐都覺得這張照片是父親當時生活的真實寫照。</h3><h3>我們聽過媽媽及廠里長輩講起，父親工作總是帶頭苦干、身先士卒，也聽過他在長江上冒著危險爬繩梯登船工作等事跡。現在看到這張老照片，聽著美篇上那懷舊抒情的音樂，歷歷往事都鮮活地浮現在我的眼前，我的眼睛不禁熱淚盈眶......當時我就在中學同學群里發表了一段感想：</h3><h3>1，我為我們的父輩驕傲，為自己家族驕傲，也為我們這一代感到自豪。經過我們前輩的奮發圖強、經過我們一代接一代的不斷努力，我們的國家逐步走向富強。衷心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在下一代的接力下，國家越來越發達，人民越來越幸福；</h3><h3>2，家庭傳統（家風）對于我們后輩有潛移默化的感染力和傳承力。在思想作風上，父親踏實苦干、集體第一、真誠待人、謙虛謹慎等優良作風一直教育、影響著我們兒女甚至孫子輩；在行業和專業上，他的兒子輩和孫子輩，多數都在繼續干著機械制造行業，也都敬業愛崗，常受表彰。尤其我弟弟幾乎完全繼承了父親的職業和崗位，后來成了大型國企集團設備安裝方面的總指揮。</h3><h3>我的幾位大學同學看到了父親這張照片和我發表的感慨，告訴我他們的第一感覺就是：這不又是一個“鐵人”王進喜嗎？我也感覺我的父親在很多方面都像王鐵人、像焦裕祿，正直無私，堅韌不拔、艱苦奮斗、踏實苦干，身先士卒等等是他們這些人的共同特征。</h3> <p class="ql-block">父親出生在黃河之濱，他對黃河、對祖國有著樸素、深厚的感情。在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仍然用最后的力氣教育陪伴在身邊幾個孫子和外孫子，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報效祖國、造福社會。多么平凡而偉大的父親，他不但是我們的好父親、好爺爺，也是優秀的黃河兒女，盡責的龍的傳人。</p><p class="ql-block">2011年5月，父親在秦皇島因病去世，享年84歲。我們全家一片悲痛，我曾工作過的中信戴卡公司老總非常重視此事，他安排公司有關部門協助我們處理后事并由公司和家人共同籌辦追悼會。許多集團公司領導都來參加了追悼會，給予我父親追悼會高規格的待遇。</p><p class="ql-block">父親安祥地去了，他雖沒有給我們提供良好的經濟條件，也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物質財富，但他言傳身教，教導我們勤奮做事、真誠做人，教育我們全面地分析問題和認識問題等等，這可是一筆留給我們的無比珍貴的精神遺產，比萬貫家財更為珍貴。父親早年四處漂泊，務工務農，歷盡艱辛，晚年兒孫繞膝、四世同堂、妻賢子孝、盡享天倫之樂。這既是社會的進步，也是好人有好報的真實寫照。</p><p class="ql-block">在父親的追悼會上，我代表家人總結回顧了父親平凡而偉大的一生，總結歸納了以爺爺、爸爸為代表的周氏家風“正直、誠信、勤奮、進取”，指出我父親周烈勛是這一家風的繼承者和傳承者，是我們的好榜樣。</p><p class="ql-block">后來，我們將周氏家風鐫刻在父親的墓碑后面，希望這是周氏家族永遠的精神財富，一代接一代繼續傳承下去。</p> <h3>（圖：父親墓碑上鐫刻的周氏家風）</h3> <h3>（圖：我家全家福：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堂姐、姐姐、我、弟弟、妹妹于家鄉舊居）</h3> <h3><br></h3><h3>三、我和我弟弟</h3><h3>我父母共生養了四個孩子，即我姐姐、我、弟弟和妹妹，我們都受到了家風的影響，繼承了周家的傳統和許多優秀品質，在工作中都表現出色。為了簡潔起見，我還是按照中國古老的家族傳統習慣，只敘述我家的男丁吧。</h3><h3>我叫周昭喜，出生于新中國1958年那個火紅的年代。我不僅老家在黃河岸邊，又是出生在同樣在黃河南岸的鄭州市，是喝黃河水長大的，所以我小時候常常自詡為真正的“黃河兒女”。</h3><h3>在社會上工作多年，常有人問我家鄉在哪里？在哪里工作？我一般簡潔回答為四句話：“生在河南上小學，長在湖南至大學，讀研工作在北京，事業發展在上海”，這些是我分別持續十年以上的四段經歷，其中在上海工作時間最長，長達近20年。</h3><h3>回想這一生至退休，我“工農商學兵”五大領域都干過。“工”：1976——1977年是正規工廠的一線工人，干過爐前工、打煤工和冷作鉗工；“農”1975—1976在家鄉做過回鄉知青（農民），干過各種體力勞動；“商”：博士畢業后在中信公司和其它幾家公司都從事經營活動甚至直接的商貿外貿活動；“學”，僅在上大學開始就攻讀過學士、碩士、博士，赴英國攻讀過工商管理，后來又是兩個大學的兼職教授；只有“兵”有點牽強，只在工廠和大學時期做過民兵，不是正規軍。另外從我工作單位的性質來說，我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合資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都干過，做過員工、中層干部和高管，也做過股東，經歷是比較豐富的。這是在國家大發展、大改革、大轉型中才會有的獨特的現象和機會。</h3><h3>1977年恢復高考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個人命運大轉折，之前主要是從事體力勞動，覺得舞臺太小、前途渺茫、報國無門；之后是柳暗花明、苦盡甘來、天高海闊、大展身手。</h3><h3>受到爺爺和爸爸的教育和家風的熏陶，我在各學校和各單位都是踏踏實實、埋頭苦干、熱愛學習、樂于助人，當領導時能夠以身作則、身先士卒、清正廉潔，管理隊伍盡量做到公平公正。所以，我的成績或者工作業績一貫比較好，比較受到群眾和領導的肯定，也幾乎獲得了所在學校和單位的各種榮譽，例如湖南大學的歷次三好學生（其中兩次為全校標兵），清華大學“優秀研究生”，尤其值得一提的較高榮譽是在大學期間獲得“湖南省直系統新長征突擊手”，工作后在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部級）獲得“集團優秀共產黨員”光榮稱號，集團榮毅仁董事長（他是我當時的偶像之一，后來曾任國家副主席）為我們發了獎并與我們合影留念。</h3> <h3>（圖：榮毅仁等中信集團領導接見優秀黨支部代表和優秀黨員，本人在后排右四）</h3> <h3>（圖：周昭喜青年突擊手證書）</h3> <h3>上個月我與清華同學幾家人一起晚餐，某同學說起“昭喜在清華救過人”，我愛人脫口而問：“哪一次”？同學驚訝道：“難道還有很多次嗎”？我愛人說：“據我所知，他救人救火都是多次”。原來此同學知道的這一次是這樣的：1985年在清華大學讀研究生時，一天晚上8點多鐘，我在中關村的路上看見一輛卡車撞到了一位騎自行車的女學生，當時肇事卡車逃離了現場，我見狀立即招呼被撞女生的女同學（她們剛上大一，當時有些手腳無措），一起將受傷的女生送往醫院。經檢查女生的腿骨被撞斷了，我又幫助她們辦理了住院手續。幾個月后我在實驗室做實驗時，校長辦公室來了電話，通知我速去校辦，原來是女生治好之后，她本人、她所在的北師大領導和幾位學生代表，帶著紅色大字報表揚信來到了清華大學向我表示感謝。我還在納悶，我沒有給她們留過任何個人信息呀？怎么找到我的？原來女學生在我跑來跑去為他們辦理入院手續時，為我拿著書包，從書包里的書上她早就記下了我的學校和人名。</h3><h3>1994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我與一位來上海出差的朋友（秦皇島邦迪金屬公司楊總）在上海外灘散步時，忽然聽到江面上傳來呼救聲，我們迅速沿著江堤追下去幾十米，一起用纜繩救出了一位掉入黃浦江的女同志。</h3><h3>去年回到母校湖南大學與大學老師、同學們一起吃飯聊天，有一位同學突然向我敬酒，說是我救了他一命，是他的救命恩人。我很愕然，問道“什么時候的事”？他說在大學時代，在炎熱的夏季我們一起在湘江（就是毛偉人經常游泳的地方）游泳時，他是初學，不識水性，陷入水中的深坑，嗆水后慌忙掙扎并大聲呼救，我聽到后立即游來將他拖出了深坑。這件事我早已忘記了，可他還記得，所以一定要敬酒。我們老班長在旁邊講了句話：“這對昭喜來說不算什么。不要說你是同班同學，即使他不認識你，也會去救你”。真心謝謝老班長這么認可我。</h3><h3>最難忘、最危險的救火經歷發生在湖大，1981年11月的某個凌晨一點鐘左右，湖大土木系南樓失火，烈焰逐漸蔓延，我和同學們發現之后，第一時間從宿舍趕來沖入已經是熊熊大火的大樓中，與消防戰士們一起救火，一起搶救寶貴的圖書資料。烈焰灼人，樓板坍塌，我和幾位同學在一線臨危不退。35年之后，當年一起救火的機械系學生會主席陳兆平專門寫作了回憶文章《烈火丹心》，他寫道：“二樓西側有四個與人等高的焊接用氧氣瓶，如果他們被引爆，整個南樓現場的人員將會有極大的傷亡...... 我大聲呼喊：‘黨員們、團員們、干部們，我們趕快把他們搬下去。’話音剛落，只見鑄造班一米八的大個子周昭喜挺身而出，大聲應道‘我來第一個’，其他的同學也蜂擁而上，抱著四個危害極大的定時炸彈搬出了南樓”。</h3><h3>這些救人、救火的事情，都是我發自內心的、出自血液中流淌著的本能，這既是受到社會教育的結果，也是我們家助人為樂、無私奉獻、精忠報國的家風潛移默化的結果。過去我會這樣，將來遇到關鍵時刻，我也仍然還會挺身而出。</h3><h3>博士畢業后已經工作了30多年，工作中我的座右銘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拼搏進取，事業報國”。自認為工作一貫積極主動，業績比較突出。這里僅講在中信戴卡的工作事例。</h3><h3>1987年底在清華大學讀完博士后，我婉言放棄了學校和導師柳院士要我留校的安排，懷著振興中華、實業報國的美好理想，到國務院直屬的綜合型企業、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工作，投入到自己感興趣的、嶄新而又陌生的經濟和管理領域。在這個不錯的平臺上，我虛心學習，努力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有幾年時間，工作幾乎成了我的全部生活。1988年夏，暫別家人和剛出生不久的兒子，被公司派到秦皇島擔任中國第一家汽車鋁輪轂項目的項目經理和因此成立的合資企業“戴卡輪轂制造有限公司”（以后簡稱為“中信戴卡”）第一任總經理助理，摸爬滾打在第一線，克服重重困難，想方設法加快項目進度，使中信集團的這個重點項目做到了當年施工、當年進口并安裝設備、當年成功試生產，由此受到了集團的表彰，成為集團為數不多的第一批優秀共產黨員（全集團共十名）。</h3><h3>1989年8月我作為公司培養的業務骨干派往英國Bournemouth University 工商管理學院學習企業管理一年多。那個時期由于國內在許多方面都相當落后、經濟收入低，再加上工作、科研條件和其它因素，知識分子出國留學然后定居國外的現象成風。我在英國留學時，根據我的個人條件以及當時的歷史條件，也有很大機會留在歐美國家，但是我熱愛故土，精忠報國、振興中華之愿望和信念始終占據上風，所以在國外學習結束后我立即回國。</h3><h3>1992年2月，在當時的中信戴卡秘總經理緊急調到美國中信鋼廠工作時，我被他和中信公司總部再次派往戴卡，再次在這里工作了7個多月。我負責銷售、質控、財務、人事、公司辦公室五個部門的工作，與廣大干部職工一起拼搏努力，采取有力措施，使戴卡公司走出虧損困境，開始逐月盈利，為此榮立戴卡“扭虧為盈特等功”。1992年十月，根據工作的需要，我被調動到成立不久的某大型房地產集團公司工作，忍痛惜別了戴卡公司和中信集團。</h3> <h3>2006年起我作為發起人和主要捐款人之一在第一母校湖南大學設立了“朝陽優秀學生干部獎學金”，以感恩母校、回報社會，也希望我的學弟學妹也能像我們一樣精忠報國，以此獎學金來鼓勵和幫助他們健康成長。應該說我在許多方面做的還不夠，真心覺得對于國家、社會的貢獻也不夠大，雖然我基本盡力了，但還需要繼續努力。</h3><h3><br></h3><h3>關于我就說到這里，我再講講我弟弟周昭勇。</h3><h3>周昭勇，生于1962年，在邵陽高中畢業后1979年參軍入伍，在秦皇島地區人民海軍某部隊服役四年。在部隊曾被派往南疆前線，在危險環境中為前方運送軍事物資，因此榮立三等功，也獲得在軍旗下照相的殊榮，這些在和平時期都是不容易的事情。1983年轉業回到邵陽二紡機廠從事電工工作，以后又考上紡織部的職工大學。后來由于多種原因，他想回到曾經服役的秦皇島工作，當時我已經在英國學習，經當時戴卡公司秘總經理批準，1990年弟弟調動到位于秦皇島的戴卡公司工作。至今他已經在戴卡工作了29年。</h3> <h3>（圖：弟弟周昭勇）</h3> <h3>每個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主要作品，如果說我父親的主要作品是邵陽二紡機的話，我弟弟最美的畫卷就是中信戴卡。</h3><h3>弟弟幾乎完全繼承了父親的工作作風、父親的精神、甚至父親的職業，也擔任類似的職務。他從電工做起，后來一直負責全廠的設備、動力、能源方面的工作。他對工作具有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他也是風雨無阻、全心全意、不辭勞苦地投入工作。在工作之余，他注意不斷學習、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不到40歲就獲得了“高級技師”職稱。他與父親的性格有所不同，父親無論在工作、生活中經常都是帶著嚴肅的面容，而我弟弟臉上總是帶著微笑，與同事、部下、家人們的關系更親近、更隨意。</h3><h3>由于我媽媽常住在弟弟家里，所以我們春節常去弟弟家過年。在這二十多年里，每個春節他總是在加班，搶修和維護工廠設備，七天長假他頂多能休息一天。因為工廠設備在正常工作日都要不停地工作，停機檢修尤其大修一般只能在春節長假進行。在建廠初期的幾年里，他作為技術骨干或者基層領導，只要設備有問題停機，不管白天黑夜他總是隨叫隨到，立即維修，有時一夜就要從家里趕到工廠三、四次。</h3><h3>隨著中信戴卡公司的發展壯大，跨出國門，我弟弟的腳步也不再限于國內秦皇島、無錫、寧波、長沙、成都等地，他也經常前往戴卡設有分廠的摩洛哥、德國等地工作。最近在中信戴卡摩洛哥新廠工地，原來是由當地人安裝動力設備（包括風、水、電、汽），但當地隊伍工作效率低，造成工程進度比預定計劃嚴重拖期。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弟弟帶領7名戴卡員工緊急奔赴摩洛哥，苦干加巧干，只用了一個多月就完成了預定任務，保證該新廠一期工程于2019年6月按期竣工、按期投產。該項目是中國企業在非洲投資規模最大的項目之一，是中摩兩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重點項目。中信集團總經理和摩洛哥工貿大臣都參加了該廠第一期的投產典禮。</h3><h3>由于長期工作努力、業績出色，我弟弟歷年都是企業的“先進工作者”，曾經四、五次被評為“戴卡集團勞動模范”。他們幾千人的大企業集團每年只有十幾位勞模，連續多次被評上，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最近他又一次被評為“戴卡公司優秀共產黨員”。</h3> <h3>（圖：周昭勇優秀共產黨員證書）</h3> <p class="ql-block">中信戴卡董事長多次夸獎我弟弟，他說：“昭勇真是個好同志，不畏艱難，帶頭苦干，群眾評價很好。他為戴卡新廠區和許多分廠籌建時的動力安裝工作，對老廠的設備維修工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你們家真是有個好家風、好傳承！”</p><p class="ql-block">經過幾代公司干部職工的努力，中信戴卡公司從無到有，勇立潮頭、引領行業，已經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鋁輪轂生產和設計企業，成為世界汽車零部件行業百強之一（2019年名列第65位），年產鋁輪轂約5000萬件，年銷售額為30多億美元，國內市場占有率近50%，全球市場占有率近20%，在中國和世界各地有十幾家分公司和分廠。</p><p class="ql-block">中信戴卡的發展是改革開放后我國工業發展的一個縮影。2018年9月，中信戴卡創立30周年紀念大會在秦皇島舉行，中信集團董事長常振明講話：“中信戴卡的發展和壯大，得益于一代又一代戴卡人的團結奮進、頑強拼搏和無私奉獻，得益于自成立以來歷屆勤奮務實的領導班子”。這其中也有我和我弟弟、我們家其他戴卡人一代又一代的拼搏奉獻！</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我認為，我們家族的百年經歷，就是中國社會百年變遷的一個縮影，是廣大布衣草履階層百年生活經歷的一個縮影，我們的家族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邵陽二紡機廠（現名為邵陽紡織機械有限公司）、戴卡輪轂公司（現名為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的創立和發展，是中國三線工業建設和改革開放后工業企業變遷及發展的兩個典型代表。</p><p class="ql-block">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40年前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我國從過去長期的的一盤散沙、積貧積弱、戰亂不斷、民不聊生狀態，經過近百年來我國四、五代人的不屈不撓、團結拼搏、艱苦奮斗，我們已經基本豐衣足食、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步入小康，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偉大成就。近幾年某國領導集團宣稱：中國的發展是他們的賜予，是剝削他們取得的，我聽了嗤之以鼻。我們的發展主要靠國家發展改革的正確路線，靠中國億萬人民包括我家幾代人的艱苦奮斗和勤奮智慧！國際上和平穩定的環境是我國快速發展的因素之一，與此同時我國的富強也為世界和平和穩定提供了更大的保證。</p><p class="ql-block">近期看到習近平總書記對于家庭和家風一些論述，如“家庭是人生第一個課堂，”“家風是一個家庭的精神內核，家風是社會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我非常贊同，也覺得我們家族的家風及其傳承充分印證了這些觀點！盡管時代在變遷，科技在發展，社會在進步，知識在爆炸，但是人的優良精神品質和優秀家風散發著真善美、勤奮、誠信等人性的光芒，它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是可以超越時代的，是應該繼續傳承、發揚光大的！同時這對于良好的社會風氣、精神文明的樹立，也具有重要的意義。</p> <h3>（圖：我與小孫子）</h3> <h3>如今我祖父已經有了第四代、第五代，即我的兒子代和孫子代。兒子一代基本上都正直真誠，工作努力，爭取早日建功立業。不管他們現在認識如何，最終都會認識或體會到：周氏家風體現了人生的優秀品質，它不僅是重要的精神財富，也是工作和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基礎。</h3><h3>我的孫子已經一歲多了。周家后代散居在祖國各地，如北京、上海、秦皇島、廣州、長沙、洛陽、長春等等，但我們流著相同的血脈，我們有著共同的家風。相信在家風的熏陶和社會的培育下，我們家族的后代能夠發揚“正直、誠信、勤奮、進取”的周氏家風，同時加強對于新知識、新科學、新技術、新事物的學習，繼續發奮圖強，不斷進取，能夠對祖國、對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把我們祖國建設得更加民主文明、更加美麗宜人、更加繁榮富強、更加和諧公平。</h3><h3>黃河之水源遠流長、奔流不息，我們黃河兒女繼承黃河邊祖輩傳下的家風和傳統，恰似黃河之水連綿不絕、薪火相傳......</h3><h3> </h3><h3>今天恰逢新中國70周年華誕，謹以此文獻給我親愛的祖國。</h3> <h3>周昭喜</h3><h3>2019年10月1日于北京</h3><h3> </h3><h3><br></h3><h3><br></h3><h3>作者：周昭喜，湖南大學77級本科，清華大學碩士、博士，曾兩次獲得省部級科技成果獎。1989—1990年在英國留學。曾任中信戴卡輪轂制造公司首任項目經理和總經理助理，四方房地產集團副總裁兼上海、北京公司總經理，正大置地公司副總裁等職，開發建設了上海“香港廣場”、“四方新城”等知名建筑群。現任上海銀宜投資管理公司副董事長，湖南大學校友總會副會長、湖南大學兼職教授、蘭州大學MBA校外導師。2006年起在湖大發起設立了“朝陽優秀學生干部獎學金”。</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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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三代人與家風

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