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下四十年(上)實習生 <h3> 在著名風景區岳麓山的腳下，有一所創辦于五十年代的公立醫院—長沙市第四醫院。我與這所醫院的情緣要從改革開放恢復高考說起。1978年我以知青身份在望城縣桐木公社參加高考，隨后收到通知到蓮花區衛生院體檢。當時的體檢工作人員當然以蓮花衛生院的醫護人員為主，但聽說內科主檢和五官科體檢人員是長沙市四醫院的醫生。我們同一個知青點的一位男生在檢查時被發現肝臟略為腫大，需要到長沙市第四醫院抽血檢查肝功能，我陪同這位同學一起來到這家醫院，這是我第一次走進這所醫院的大門。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后來我竟然就在這所醫院工作了一輩子。</h3><h3> 這一年我們知青點一共考取三人，一名女生被衡陽醫學院錄取，檢查肝功能的男生被湖南中醫學院錄取，我被湖南醫學院(湘雅)錄取，有趣的是三人都進入了醫學院。就這樣我帶著滿身的泥土氣息走進了大學校園。</h3> <h3> 從小到大，自己曾有過各種理想或夢想，但從沒有想到自己將會成為一名醫生。進入醫學院以后，老師們就拼命地把你往醫生方向進行訓練。首先是繁重的課程、厚重的課本，然后有很多做不完的各種實驗，最要命的是需要背誦的內容太多，而沒有多少練習題目可做，與其他學科的學習方法完全不一樣。這一切，我們都默默地承受著、適應著，因為我們太珍惜這樣的學習的機會。有多少與我們類似的青年卻無法跨進大學的校門呢？</h3><h3> 找到一些崇高感是在學院舉行的一次授銜大會上，據說這是十年浩劫結束以后的第一次授銜大會。由學院副院長何鴻恩教授主持，黨委書記佟英同志給十位專家授予教授學銜。他們有些是從國外歸來的學者、有些是排除干擾堅持科研的骨干，正因為他們有鍥而不舍精神才能在這一天走上舞臺。他們的人生經歷感染著我們，在這種莊重的儀式上我們開始慢慢地感受到醫學事業的崇高，這成了我們刻苦學習的新動力。</h3><h3> 在校學習期間，我們家庭也從南門口搬遷到溁灣鎮居住，我離岳麓山就越來越近了。</h3> <h3> 大學五年中的最后一個學年我們開始臨床實習，我們這一組的安排是一半時間在寧鄉縣人民醫院，另一半時間在湖醫附屬第一醫院(湘雅醫院)。在縣醫院實習收獲也很大，兒科見識了營養不良，外科做了不少手術，傳染科看了很多流行性出血熱。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劉滌文院長的一次查房。一位發熱待查的青年，內科各級醫生查房均未確診，劉院長看過病人后又親自檢查了痰盂里病人的尿液，尿液表面一層薄薄的膜狀物，用棉簽一挑呈拉絲狀，痰盂的底部還有顆粒狀管型，于是他得出結論，這位病人患的是流行性出血熱。他這么一說大家恍然大悟，因為病人三痛三紅很明顯，既有低血壓又有腎功能障礙，但誰也沒有關注過他的尿液。劉院長親自關心病人的排泄物和分泌物，并且有正確的思維方法，所以他能解決貌似疑難的臨床問題。這次查房使我們很受啟發。</h3><h3> 后半年在湘雅醫院的實習那又是另一個層面的提高，教授們一言九鼎來自豐富的知識和對國內外進展的把握。在骨科實習期間每周一次柳用墨教授查房十分精彩。記得有一次366醫院的王望生院長帶著病人和照片來會診，專家們各抒己見、想法不一。柳教授一邊聽一邊看片子，最后他搖搖頭說“跨關節的腫瘤只有一種，就是滑膜肉瘤。這個人從片子上看腫瘤跨過了關節，這就是滑膜肉瘤，趕快做手術。”會診結論就這樣明晰了。</h3><h3> 這半年我們一邊實習，一邊準備醫學院校畢業生的全國統考。由于湖南醫學院77級統考在全國奪冠，所以我們的壓力很大，學院也組織了各專業最強的教學力量輔導我們，白天實習晚上考試真可謂夜以繼日，不少同學的健康狀況直線下降，有的還出現心理應激現象。好在最后78級和79級都很爭氣，終于實現全國統考三連冠。我想當時其他院校都會對湖南醫學院刮目相看吧。</h3> <h3> 畢業后我從長沙市衛生局人事科拿到工作介紹信來到長沙市第四醫院報到，這一次我才開始仔細打量這家醫院。院門口有一條水渠像條護城河，從橋上走進醫院的大門。最高的建筑是兩層樓的紅磚房，建筑物之間垂柳掩映，人們的步伐相對緩慢，真有點像一所療養院。</h3><h3> 正在辦公樓尋找人事科，一位矮胖的老者問我找誰？說明來意后他看了我的介紹信，隨即告訴我明天來報到。后來我才知道這位老者叫劉健，他是解放前溁灣鎮的地下黨員，時任醫院的黨總支書記(當時醫院還是科級單位)。第二天接待我的是院長成晉臨，他問我對工作有什么要求？我說自己喜歡外科，要求到外科工作。他笑了，說“這個要求可以滿足，外科正需要你這樣的人。”就這樣我成為了一名外科醫生。</h3><h3> 醫院的建筑雖其貌不揚，但外科的內涵和技術實力卻足可以讓人眼睛一亮。醫院有自己的解剖標本陳列室，由本院外科和病理科醫生們自己制作的各種標本琳瑯滿目，其中包括肝臟三系管道的鑄型標本，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外科的規模約40張床位，業務范圍涵蓋普外、神外、泌外和骨科。外科值班室里還有一具完整的人體骨骼標本，我們值夜班時與骷髏相伴而眠并不覺得害怕。科室有數位高年資且很敬業的醫生，他們的甲狀腺手術、胃腸手術和膽道手術都做得比較好，例如胃大部切除術、肝臟左外葉切除、Roux-en-Y內引流術和間質空腸術等等在這個科室算是很常見的手術，甚至有寧夏回族自治區的病人慕名到我們科室做膽道手術。還有在那個年代，外科的醫生們做絕育手術也很熟練。</h3> <h3><font color="#010101"> 剛剛參加工作，我自然成為了科室的勞動力。那時夜間急診和病房值班只有一個人，我剛剛在急診科看完一個病人，開了住院證收住病房，接下來自己寫病歷、作術前準備、開手術通知單，等上級醫生來看過病人后再進手術室。有時一個晚上連做幾臺急診手術根本沒休息，做完還有一大堆的記錄要寫。次日晨又安排了我的擇期手術是食道癌根治術，查完房開完醫囑跟上級醫生上臺，拉鉤從上午九點一直到天黑，出手術室還要開醫囑寫術后記錄，實際上是24小時沒有休息。有時真的累病了，處理的方法也就是開幾片藥吃了，在寢室里蒙頭睡一覺，第二天再繼續干活。很快我就消瘦了下來，這張照片就是當時為了辦工作證而拍攝的照片。</font></h3><h3> 從業務上來說，急診工作是對我們的第一個考驗。先說院前急救，雖然我沒積累什么經驗，但卻經歷不少事情。醫務科曾派我與一位護士去馬坡嶺槍斃罪犯的現場做醫療保障工作，到達現場的時候見圍觀群眾已人山人海，我們穿著工作服從救護車上跳下來群眾就以為我們是法醫，立即為我們讓開一條道路。罪犯被槍斃的整個過程我們親眼所見、那情景多年以后仍然揮之不去。又一次我與護士胡昱瓊清早出診，到西站附近一個建筑工地，瞭望塔上有一間小屋，我爬上去一看一男一女死在里面，女的趴在桌上口吐白沫，男的靠在墻上眼睛圓睜，就像俄羅斯油畫《伊凡雷帝和他的兒子伊凡》中描繪的場景。尸體已經冷卻，肢體已經僵硬，我趕緊下來讓工友們報警。</h3><h3> 內科急診農藥中毒特多，洗胃困難時就找外科做切開洗胃，我們就在急診留觀床上手術，切開洗胃的病人還真的恢復特好。外科急診以創傷、闌尾炎、腸梗阻、胰腺炎、膽道休克較多。我們<span style="color: rgb(1, 1, 1);">的臨床經驗也在處理急診的過程中得到積累、思維方法得到訓練。</span></h3><h3><span style="color: rgb(1, 1, 1);"> 當一名醫生遇到診斷問題時常常很自然地回想起過去成功的經驗，但那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有了寧鄉縣實習的經歷，我在四醫院急診科又成功地診斷了由其他醫生誤以為是膽道休克的出血熱病例。這種思維定勢對后來的工作也會產生不良影響。一次遇到一名發熱病人診斷不清，我又想到會不會是出血熱？反復觀察又覺得不夠典型。在把握不定的情況下我請來當時醫院的一位原來在湘雅醫院傳染科工作過的老師，文革期間她被下放最后調到四醫院。她檢查病人后認為不像出血熱，倒是病人肝區總有些觸痛，她建議給病人做一次肝臟A超檢查，結果發現了肝膿瘍。</span></h3><h3><span style="color: rgb(1, 1, 1);"> 急腹癥的診斷和處理是我們不可回避的另一個難題，在此類診治中上級醫生的指導尤為重要。一次我接待了一名婦女抱著一名胖胖的嬰兒就診，因為腹痛小孩一陣陣哭鬧，我當即就考慮到會不會是腸套疊？但檢查了腹部沒有發現包塊，問了問家屬說沒有果醬樣大便，我就把病人安排在觀察室留觀。一會馬老師出來查房后指示我給小孩做鋇灌腸檢查，我雖然心里并不情愿，但還是執行上級醫生指示為患兒做了鋇灌腸。檢查的結果出乎我的預料，正是腸套疊，馬上手術挽救了一條生命。另一次接診一名下腹疼痛的女學生，在下腹正中捫及一個胎頭樣的包塊，而且還有浮動感。經過詢問病史排除了妊娠的可能，于是我去請當時的主任。主任聽了情況后立即就說“你描述的情況有點像卵巢囊腫蒂扭轉，你先去做術前準備，我看了病人就進手術室。”剖腹探查的結果真的是</span>卵巢囊腫蒂扭轉，這對我觸動很大，不得不佩服老專家的臨床經驗。</h3> <h3> 在簡陋的條件下要治病救人對醫生的診斷和決策能力要求很高。有一次龔義林主任的岳母因口服大活絡丸發生消化道大出血，那時醫院不做急診胃鏡，更沒有DSA或CT。眼看病人心率加快、血壓不穩，龔主任決定剖腹探查。龔主任自己做術者，我做一助，洗手護士拉勾。開腹后見胃粘膜廣泛點狀滲血，再不手術病人必死無疑，我們三人用局麻完成了胃大部切除術。正確的決策和精湛的技術再次挽救了生命。</h3><h3> 雖然外科的工作繁忙而又充實，每天都會有不同的收獲。但作為年輕人我還是不安心，一是覺得工作條件太差，二是不能忍受人們的思想觀念。思想觀念與健康事業有很大關聯。以農村病人為例，他們常常不愿意做檢查而只要求醫生開藥，他們認為檢查無用而藥物可以吃進自己得肚子里，比較實惠。殊不知道正確的診斷才是正確治療的前提。以醫務人員為例，人們普遍對新技術比較抵觸，對明明不合理的現象也不愿意去改變，銳意進取的人很可能被看成是驕傲自滿；行政人員遇事不是根據情況研究方法解決問題，而是首先問“別的醫院是怎么搞的呢？”完全缺乏敢為人先的魄力。年輕人在這里似乎看不到前途。加上我自己一些個人原因，使得我還是想離開長沙、遠走高飛。</h3><h3> 當時國家提出開發大西北，報紙上刊載著很多遼闊無垠的西北照片，在我的心里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幾經聯系我決心到新疆去找一找我期盼的工作。春節期間我先多值幾個班，辦好補休手續，只身一人向西北出發了。那時從長沙到新疆乘火車要費好幾天的時間，在鄭州下車后休息幾個小時再轉車去烏魯木齊。我的旁邊有一位姓孫的老師他主動跟我聊天，得知我到新疆找工作他十分高興，與他同行的一位女同志就是吐魯番某礦區醫院的職工，她的先生就是該院醫務科的科長，他們邀請我在吐魯番地區鹽湖東站下車與來接站的醫務科長見面，這張照片就是在站臺上與他們一家人的合影。如果我當時愿意在他們醫院工作就可以在此下車跟他們走了，但我的目標是烏魯木齊，所以我只好與他們短暫交談幾句然后揮手告別。</h3><h3> 在烏魯木齊我住在一位熟悉的兵團老戰士家里，他通過各種途徑幫我了解醫院的用人情況，結果發現新疆并不像宣傳中所說的那樣渴求人才，或者說真正需要人的醫院比我正在工作的醫院級別更低，以我們年輕人的、比較短淺目光看不出在那里會有更廣闊的前途，所以我最終沒有下決心留在新疆。</h3> <h3> </h3><h3> 此時內地的情況在悄悄發生變化，國家正在興建經濟特區，改革開放的力度逐步加大，長沙市與日本鹿兒島市締結為友好城市，我們有了對外交流的渠道，雙方交流的項目之一就是醫學研修生的交流。為此，長沙市衛生局辦了一個日語學習班，我報了名并幸運地得到領導的同意。在后來的時間里我刻苦地學習日語，為了尋找一個安靜的學習環境，我晚上就在放射科或檢驗科的空房子里閱讀，累了就睡在放射科照片用的床上，身上根本不蓋任何被單，因為三更半夜回寢室必然有響動，吵醒別人實在不好。次晨天亮再回寢室，洗臉刷牙后去食堂抓兩個饅頭，然后就去病房上班。</h3><h3> 當時的衛生局領導為了保障選拔人才的公正性，在日語學習班實行淘汰制。每次考試后班上就會少幾個人，這倒是年輕人非常歡迎的形式，所以大家都非常刻苦，最后學習班僅僅剩下十名學員。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最后的結業考試中我的成績名列前茅，為自己出國研修創造了有利條件。從報名學習日語開始到去鹿兒島研修，當時的院長歐俊民同志給了我極大的支持。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國門剛剛打開，多少人都想去國外看看，其中也包括領導班子成員自己。而我參加工作才三年，這么淺的資歷就送到國外去學習，想必在職工中有不少非議。而歐院長頂住了壓力，堅持送年輕人出國學習，不得不承認他是一位非常開明的領導。這張照片中中間那一位男士就是歐俊民院長。</h3> <h3> 經過嚴格選拔，我終于獲準去日本研修。當時長沙市每一批送兩人去鹿兒島市立醫院，與我同行的醫生是長沙市三醫院消化內科的王醫生。出國前我們作了分工，由王醫生攜兩人的行李去上海，我取道北京拿簽證然后去上海與他匯合。在北京，我按照長沙市外事辦的安排住在東交民巷外交部招待所，辦妥一切事宜之后僅剩半天寬裕的時間。于是，我一大早起床，退房后冒著雪步行到向往已久的天安門廣場。這是我第一次到天安門廣場，一邊漫步一邊默念著多少年來在自己耳邊回響的那首歌：</h3><h3> 雄偉的天安門，</h3><h3> 雄偉的廣場，</h3><h3> 第一面五星紅旗升起的地方，</h3><h3> 打從這面戰旗在這里升起，</h3><h3> 中國人民的心中，</h3><h3> 從此充滿陽光，</h3><h3> 從此充滿陽光……</h3> <h3> 從上海起飛到大阪著陸，艙門打開的那一瞬間就感到一股現代化的氣息撲面而來，日本社會的發達程度和緊張的節奏給我們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震撼。海關人員檢查了我的行李，然后跟我說在日本停留的時間不得超過簽證的允許的時間，否則擔保人也會受罰等等。我淡定地答復他說擔保人是鹿兒島的市長，他就不再說什么了，在簽證上蓋章后放行。</h3><h3> 鹿兒島市是位于日本九州最南端的一個城市，風景優美、氣候宜人，這里有著名的櫻島火山(每日噴發)。但在我們到達后的不幾天內竟然飄起了瑞雪，這在當地是極其罕見的，所以醫院里有不少人碰見我們就說“鹿兒島為了歡迎你們都下雪了”。</h3><h3> 鹿兒島市立醫院是鹿兒島規模最大的醫院，比鹿兒島大學附屬醫院規模更大。按照日本的體制大學里一個教研室只聘一位教授，而且不是終身制。所以很多高水平的醫生不一定在大學醫院工作。鹿兒島市立醫院能人很多，正副院長都獲得過南日本文化獎。院長時任純孝是神經外科專家，他自己曾中過風，但還能做手術，而且手術非常漂亮。我親眼見他做腦出血手術可以把血管暴露得一清二楚，暴露充分后可見血管還在搏動性出血，然后兩頭用銀夾一夾，立即止血。手術過程中對腦組織損傷很小，所以術后恢復好。副院長兼婦產科主任，曾兩次成功接生五胞胎，照片中的新生兒簡直像小老鼠一樣，而在我學習時兩家五胞胎且均已長大成人。可見他們不僅接生技術高超，而且圍產期治療技術也高超。</h3><h3> 我在日本的研修生活比國內更加勞累。早上7點鐘到醫院，跟著我的老師為病人做鋇餐或鋇灌腸。8點開始跟著主任查房，主任每個病人都要看，邊查房邊開醫囑邊換敷料。查房以后所有醫生去看門診。門診病人上午全部看完，然后大家到食堂吃午餐。中午1點準時進手術室開始手術。每組醫生一般都做三臺，一臺淋巴結活檢、一臺疝修補之類的小手術、再做一臺胃癌根治術或結腸癌根治術。日本醫生手術非常認真，以胃癌手術為例，把淋巴系統解剖圖譜放在手術室，對著圖譜一個一個淋巴組群地尋找，必須找到。剔除的淋巴組織縫上標簽送病理檢查，術后癌組織轉移到第幾站淋巴結清清楚楚。從手術室出來往往天已經黑了，把病人送進麻醉恢復室、寫好術后記錄、開完醫囑再去吃飯。由于日本注重鋇餐和胃鏡相結合檢查，早期胃癌發現率高，手術淋巴清掃徹底，術后配合腹腔內熱療，所以胃癌病人的五年成活率較高。</h3> <h3> 我的帶教老師菊池二郎先生是一位病理學博士，他對胃癌的病理很有研究，所以對早期胃癌的診斷很有經驗。同時他也非常敬業，早上的鋇餐、鋇灌腸檢查等操作他都親力親為，不要其他年輕醫生代勞。研修期間無論是理論學習、手術操作還是查找文獻乃至語言的學習他都會耐心地指導我。在科室里他的職位是科長(主任為部長，次于部長的醫生為科長)。他不僅僅是普外科醫生，但還兼任著小兒外科的工作，所以在新生兒中心還有一間專用的手術室由他管理。那時日本已經實行了醫師準入制度，沒有日本的醫師執照是不能做手術的，所以通常我在中央手術室只能拉勾，原則上不允許做其他操作。但進了新生兒中心的手術室就不一樣，他只帶著我一個人上臺(我做一助)。因而在研修期間我參加了數例先天性肛門閉鎖、先天性食管氣管瘺等新生兒手術。但遇到先天性膽管畸形這樣的復雜手術，他就會約鹿兒島大學附屬醫院小兒外科的醫生來一起來做。</h3><h3> 生活中他是一位很有風度的紳士，他的夫人是一位鋼琴教師。他們住在城郊別墅區，房頂上還有天文望遠鏡，供小孩觀測星星月亮。但他非常注重節儉，他告訴我戰后的日本非常貧窮，他在讀博士期間還在鐵路上掃煤渣賺錢填補日用。菊池先生除了在工作學習上指導我以外，在生活上對我和王醫生也很關照，例如朋友送他兩條魚他就會送一條給我們，并當面告訴我怎樣吃生魚片。開始我對吃生魚比較排斥，因為我擔心有寄生蟲。他了解我的想法后告訴我不用擔心，海里的魚有些種類是有寄生蟲的，但他們都認識。為了解除我的顧慮，他當著我的面切下魚片吞了下去。在他的影響下，我也慢慢適應了生吃海鮮。</h3> <h3> 業余時間菊池先生除了回家以外就基本上和我在一起，他帶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學術會議。經過菊池先生介紹倒是認識了不少小兒外科專家，但那時我的主要興趣不在小兒外科而是在普外，所以更愿意參加普外的會議。日本胃癌發病率高，內窺鏡技術又發達，他們十分強調X光技術與內窺鏡技術相結合，對早期提高胃癌的確診率很有幫助。但正因為是早期胃癌，術中病理表現并不明顯，尋找病灶十分困難，常給手術者造成困擾。有一次在會上，一位年輕的專家提出把胃看成是一個地球儀，用經緯線劃區，讓胃癌病灶得以精確定位。盡管他的建議在會上飽受質疑，但我卻非常感興趣，可惜后來再沒有看到這樣的文獻。</h3> <h3> 伊集院醫生除了普外工作還兼做腎臟移植術。他的工作態度非常認真，但脾氣卻不好，我親眼看見他對一位研修醫生不滿意，用手術器械敲打那位醫生手。圖中這位小女孩患先天性腎臟疾病需要腎臟移植，她的母親毅然決定自己給孩子提供腎臟。手術前伊集院召集所有相關人員開會討論，然后從病人進手術室開始到出手術室結束的整過過程進行演練。演練中一位洗手護士不小心把器械盤上的彎盆掉在地上，無疑又遭到伊集院的嚴厲批評。手術當日氣氛緊張，我有幸被允許觀摩全過程，只是不能動手。手術在大手術間分兩臺同時進行，一臺取供體的腎臟，另一臺切除患者的腎臟，然后把供體移植到受體上。由于事先進行了演練，加上他們技術確實過硬，整過過程非常順利。我雖是個旁觀者，但由于心理緊張，手術結束時也覺得非常疲憊。上圖是病人從監護病房轉出后我與他們的合影，此時因病人還在服免疫抑制劑，所以還戴著口罩。后排右三是伊集院一成。</h3> <h3> 雖然日本在胃癌的診斷治療領域領先我國，但我所工作的醫院腫瘤病人不多。而上消化道出血是我們經常面臨的問題，其中出血最兇險的當屬肝硬化、門脈高壓癥、食道靜脈曲張破裂出血。因此，在研修的后期階段，我決定把方向定在門脈高壓癥的治療方面。在這方面，豐平修先生是專家，他曾研究過《脾肺固著術治療肝前性門脈高壓癥》。</h3><h3> 為了這一目的，我不僅到處觀摩門脈高壓的手術，而且查閱了大量資料。為了回國后向國內的同道們介紹日本在這方面的進展，我在豐平修先生的幫助下寫出了一篇述評性文章《目前在日本流行的食道靜脈曲張斷流術》。文章寫成后豐平先生呈交給土持昭男部長(主任)閱讀了，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問我準備把文章投給哪個雜志？我說沒打算投稿，只是準備回國后向同事們介紹，因為擔心有錯誤所以請您審閱。他說那就在《鹿兒島醫師會報》上發表吧。我當然很高興，從他辦公室出來我問豐平先生：“真能發表嗎？”豐平先生回答說：“他說能發表就能發表，因為他就是那個雜志的編輯。”后來，這篇文章還呈交給迫田晃郎先生審閱過，他才是鹿兒島地區研究門脈高壓癥的權威。他閱讀了文章并與我交談了一陣，對我的老師菊池先生說：“まじめな人ですね!”(很認真的一個人呢！)，這是他對我的評價。</h3> <h3> 文章見刊是在我回國以后，他們郵寄到了我的家里。真沒想到成為醫生后我撰寫的第一篇論文竟然用日語行文并且發表在日本的期刊上。這篇文章在我后來的晉升職稱中沒起什么作用，倒是數年以后在我找工作時很起作用。一次是在深圳大鵬醫院，我把簡歷和雜志交給院長看了以后，他立即問我什么時候可以到他們醫院上班？另一次是在北京，我參加去利比亞的勞務輸出面試，那位黑人考官看了文章后馬上就讓我簽合同。但由于各種原因，這兩次工作機會我都放棄了。</h3> <h3> 在日本的研修時間雖然不算很長，但充分接觸到了當時發達的影像技術、內鏡技術、手術技術、綜合治療技術以及高效率的醫院管理和普遍存在的敬業精神。還有那種不分貧富懸殊人人都能享受到基本醫療服務和醫療保險制度。通訊、交通、工商業的發達使整個社會高效地運轉，這也間接地影響著醫療技術水平。例如海島上有急診病人需要到大醫院治療，可以動用自衛隊的直升飛機接送病人；再如救護車接送病人可以直接開到任何一個家庭的門口，因為當時的日本不是村村通公路，而是只要某處有座房子就必然有柏油馬路通到建筑物的門口。這一切都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們迫切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趕上發達國家的醫療技術水平，但這決不僅僅是依靠醫務人員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更有賴于整個社會科技水平的發展、經濟水平的提高和管理思想的更新。每每想到這些問題，自己的心情難以平靜。就像一位日本古詩人借助櫻島火山所描述的那樣：“我が胸のもゆる思いにくらければ煙りはうすし桜島”(與我胸中的烈焰相比櫻島的煙霧是淡的)。這張照片就是我在櫻島火山前的留影。</h3> <h3> 攜帶著大量的文獻和書籍，懷揣著報效祖國和單位的夢想，我從鹿兒島回到長沙。然而正如照片所反映的那樣，醫院的條件、工作的節奏、人們的觀念都還沒有太大的變化，欲想開展些許新技術項目舉步維艱，甚至想向同道們介紹一些新技術也受條件限制。例如我回國時帶了兩盒影帶，是經皮腎造瘺取石術的錄像。這兩盒影帶在海關就扣押了很久，等我回到長沙后一段時間才檢查完畢寄過來。當時我們工會已經有一臺放像機，我跟工會主席說好并召集一些年輕人準備放影像給大家看，結果影像放不出來，等于是鬧了個笑話，據說原因是中日兩國影像制式不同。在工作中我想保持在日本的那種工作效率和節奏，結果難免與他人發生矛盾，甚至連歐院長也對我產生誤會。類似的現象在其他單位的研修生中也有發生，當時的行政領導只考慮到送人出國學習，還沒有考慮到學習歸來怎樣發揮他們的作用？怎樣創造條件幫助他們發揮作用？但不管是否發揮作用，我的個人素質通過研修已經提高，對這一點我有足夠的自信。另外，由于中國處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個體經濟和企業經濟快速發展，而事業單位的改革相對滯后，社會上出現了“勞體倒掛”現象，知識分子在抱怨“做原子彈的不如賣鹽茶蛋的”，人們的心目中普遍彌漫著一種不良情緒，這也給工作帶來不小的阻力。</h3> <h3> 盡管社會輿論是“讀書無用”，盡管現實社會中確實存在“分配不公”現象，但我還是尋找一切機會學習提高，對自己的事業執著地追求。89年1月我有幸在常德市血防院參加湖南省門脈高壓癥會議，時值隆冬大雪紛飛與會者不多，會議室不大還燒著炭火，這使我有機會近距離 (幾乎是促膝談心式的)聆聽了大專家們的討論，對國內有關門脈高壓癥的進展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h3><h3> 89年10月，我又有幸參加湖南省腫瘤學會的學術年會。當時的我，作為一名還沒有晉升主治的醫生，本來參加會議的機會不多。能夠參加這次會議完全都得益于一位病人。某日接診一位自述腹部發現包塊的患者，我讓病人平臥、屈曲雙膝、仔細捫診，但卻沒有觸到包塊。正欲結束檢查時，病人告訴我有時坐起來包塊明顯些。于是我讓病人坐起，再次觸診，果然發現包塊，于是我建議她住院治療，最后為她做了手術。術中發現胃內一個帶蒂(很長)的腫塊，病檢的結果是“胃嗜酸性肉芽腫”，臨床上比較少見。龔主任指示我寫成病案報道，正值腫瘤醫院周伯勛教授編輯《湖南省抗癌協會年會資料匯編》，我們這篇報道得以付印，所以主任派我到韶山參加這次年會。在會上意外地遇到附屬二院外科的韋德博老師，他詳細詢問了我畢業后的情況，然后問我愿不愿意讀研究生？那時對我們公派到國外研修過的人員，既不允許報名考研、也不允許調離單位。所以我只好婉言拒絕老師的好意。這張照片就是韋德博老師幫我拍攝于韶山虎歇坪。</h3><h3> </h3><h3><br></h3> 在日本由于受《醫師法》的限制不能做手術操作，回國以后難免顯得眼高手低。為了讓我達到一種理論和操作平衡的程度，領導再次送我到附一院外科(湘雅醫院)進修。在進修期間我對湘雅的嚴謹和嚴格有了進一步深刻體會。例如有進修醫生值夜班給腹痛的病人打了杜冷丁，次日就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又如在一次出院病歷討論會上，有人報告了一份胃穿孔的病例，韓明教授問病檢的結果是什么？然而當時是由總住院做的急診手術，未做病檢。次日，這位總住院的職務就被撤銷了。<br> 在我進修的這個階段，劉潯陽教授已經從美國回來了，他綜合國內外治療門脈高壓癥的優缺點，提出并推行了食道靜脈曲張的套扎術，使肝硬化、食道靜脈曲張破裂大出血的治療效果又向前跨越了一步。從剛參加工作時參與做Hassab手術，到在日本觀摩食道胃底離斷、吻合器吻合術，再到接受劉潯陽教授的食道胃底靜脈曲張套扎術，前后應該不到五年時間，醫學的進步加快了，病人享受的治療先進了，這里面當然離不開中外文化(包括醫學)交流，也離不開醫學專家們的嘔心瀝血。然而病人卻不一定知道醫學專家們為了救治他們所付出的努力，有的病人甚至把醫生的努力看成是理所當然。<br> 此外，在附一醫院進修期間還經歷了兩件大事，一是盧文能教授出診時遭遇車禍，發生多根多處肋骨骨折，很長時間才慢慢恢復；二是沈立榮教授在湘西教學期間突發黃疸，手術結果出人意料。沈教授不僅手術做得好，而且教學概念清晰、說話斬釘截鐵、給人印象深刻，他患這種疾病大家心里都很難受。 <h3><font color="#010101"> 由于我進修的目的非常明確，所以總是非常積極主動地爭取上臺機會 ，在老師們的指導下手術技能當然也在迅速提高。然而萬事萬物都是有利有弊，手術機會多發生問題的概率也高。在一次手術中遭遇“職業暴露”使我意外地染上了乙型肝炎，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潛伏期后突然發病了，從此我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人生境遇也跌入了低谷…</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躺在傳染病醫院的床上，我把自己的人生經歷仔細地想了好幾遍。我想到了李英姬老師教給我們的那句日語："桜のように咲き、桜のように散る。"除了死亡的威脅以外，病痛的折磨也不堪忍受。我無法看書、無法看電視，因為看東西就眼睛疼痛，這大概就是中醫所說“肝開竅于目”吧？我閑極無聊，想拖拖地板，拖了一個房間就再也無力拖另一個房間，只能躺倒在床上休息。時刻想嘔吐但又嘔不出來，時刻想睡覺又睡不著，那種折磨難以言表，我常常想起話劇《哈姆雷特》中的那句臺詞“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以前，我作為醫生很厭惡抽煙。但在中醫科住院期間一位朋友來看我，偶然遞一根煙給我抽。我當時懷有一種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就抽了。意想不到的是本來飽脹、不斷呃逆的胃突然感覺到餓了，似乎幽門括約肌松弛了。次日我告訴楊凌閣主任，他贊同說：“煙有一點理氣的作用，你想抽就抽吧。”從此，我就變成了一個煙槍。但也不得不承認，抽煙對幫助我度過疾病纏身的艱難時期起了很大作用。</font></h3><h3><font color="#010101"> 在我病重期間，組織和同事給了我深切的同情和關懷。院長找了傳染病醫院的領導，要求給我使用白蛋白；麻醉科主任安慰我，萬一不能做外科醫生的話還可以做麻醉科醫生；內科主任找中醫研究院的醫生專門為我炮制中藥；食堂的師傅帶我到鄉下尋求民間的祖傳秘方…這一切都使我感恩戴德，這也是后來我有在數次機會可以離開四醫院而最后終于沒有離開的重要原因。</font></h3> <h3> 在我休病假期間，鹿兒島大學醫學部的小兒外科醫生有馬榮德博士來張家界參加中日電鏡技術交流會議，同時希望我幫助他安排在長沙與兒外醫生交流先天性膽道疾病的診斷治療技術。我當時貧病交加、十分為難。不得已請我的好友、檢驗科丁建文(他已下海，條件稍好。)幫忙接待，同時聯絡附屬醫院小兒外科專家陳展碩老師，分別在長沙市第四醫院和附屬第一醫院進行了兩場演講，我自己擔任翻譯。記得當時我院條件極差，既無幻燈放映機也無電影放映機，他帶來的36mm電影膠片根本無法放映，主要依靠我的口譯向大家講解。好在我的翻譯還能滿足雙方的溝通，會議結束時一位兒科醫生感嘆說“真沒想到我們醫院還有這樣的人才”。</h3> <h3> 有馬榮德致力于研究先天性膽道疾病，組織成立了一個包括香港、臺灣等地專家在內的“胰膽管合流異常研究班”，并且吸收我為研究班成員。能為醫學研究做一點貢獻這本是一件好事，一開始我只是幫他提供了我們醫院的病例資料，不想后來他把中國大陸資料收集的工作全部委托給我。他完全不明白當時我正處在病中需要休養，我沒有充分的精力幫他完成這項工作，因為我連寫信的氣力都不足，他的委托對我來說實在有些勉為其難。但我并不愿意把自己患病的詳情跟外國人講得那么清楚，只好先應承了下來。不過，在那么早的年代我就參加了多中心研究。</h3> <h3> 由于有馬榮德的委托國內各個醫院的材料、信件像雪片飛來，其中多數人是因為不懂日語無法與他直接溝通所以通過我進行中轉。這種工作量極大，我的病體實在難以承受。而且當時與日本之間的郵寄費用也相當昂貴，有馬榮德承諾把郵寄費通過信件寄來，但國內的研究參與者都沒有收到這筆郵寄費用，類似問題我無法解決，所以最后我只好向他表示終止擔任他的委托人，此前所做的工作權當我為中日醫學交流所做的些許貢獻。</h3><h3> 2008年我隨市民友好代表團第二次訪問鹿兒島時還與有馬榮德通過電話，當時他的健康狀況還不錯。但由于我們的代表團的行程是由官方預先安排好了的，所以我沒有時間與他見面。現在他的情況我已經不得而知了。</h3> <h3> 整個生病治療及修養的過程用了好幾年的時間，真是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啊！在這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先是湖南醫學院已經發展成湖南醫科大學，在我進修結束前附屬第三醫院已經成立，劉潯陽教授擔任院長。醫院需要大量醫務人員，我們進修班的班主任蔣先鳳老師建議我爭取調到附三醫院工去作，我也為此作過努力，但后來我生病了也就不可能了。其實就算不生病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與我一起在鹿兒島研修的王醫生盡了很大努力想調往附三醫院，那邊也非常愿意接受他，但市衛生局不放檔案，最后以失敗而告終。</h3><h3> 后來湖南醫科大又創辦護理學院，急需一名外科教師，又有人推薦了我。我按照學院的安排進行了試講，老師們提了很多寶貴意見，但他們心里對77、78、79這三屆同學是歡迎的，試講順利通過了。可惜體檢時我的乙肝表面抗原陽性，按照當時學校的政策不能調動工作。學院領導把我叫去，問我自己的想法，要不要再復查一次？我表示既然學校政策不允許那就算了，再說調進醫學院必然有一個打拼過程，身體不好也難承受。</h3><h3> 再后來醫院安排我在質控辦上班，我看了幾年的病歷，這段時間經歷了醫院創建“二甲”，質控辦所有人員都承擔了很重的任務，全院數年時間迎檢的病歷都要由我們負責，我們所付出的艱辛努力可想而知。最后“二甲”創建成功了，醫院的規模也擴大了，我們質控辦的四人先后都調到新開的或擴大的臨床科室去工作。1997年底，我被聘任為外科十病室副主任，再次開始做臨床外科工作了。</h3><h3> 在那以前醫院的條件也開始改善了，門診大樓是改革開放以后修建的第一幢大樓，大樓落成剪彩的時候主管文教衛的副市長也來了，從此醫院結束了僅有兩層樓紅磚房的歷史。后來又修建了住院大樓，當時的市長親自出席現場辦公會議，解決了一系列問題，使這所醫院終于初具規模。這張照片是我和兩任黨委書記在門診大樓前的合影。</h3><h3> 從1978年第一次走進四醫院，到1998年兼任ICU主任，我在岳麓山下耕耘了20年。這段時間主要做外科工作，挽救過不少河西人的生命，當然也有過很多無奈。那些人命關天的驚險時刻，那些與同事們共同度過的朝朝暮暮，總是令人難以忘懷。甚至還有與我同資歷的好友，因為疾病沒有走到職業生涯的終點，每當回想起他們總是令人唏噓不已。后來我是怎樣從外科工作轉入到重癥醫學領域的？各位看官若感興趣且聽下回分解。</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