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上拐點的十大關鍵人物

龍大祥

<p>　　1462公里，上海到北京的空間距離。然而，從誕生于上海到北京執掌全國政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解放奮斗歷程，走了整整28年。之后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復興中華民族之路又奮斗了70年。多少危急時刻，多少重大關頭，中國共產黨人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氣，推動了一次次偉大的歷史轉折。在那些關節點背后，有多少幕后人物給力了領袖人物扭轉乾坤的巨手！本篇著力挖掘歷史內幕，再現生動細節，并藉此向革命先輩致以崇高的敬意！</p> <p>　　李漢俊:機警應對闖入中共一大會場的密探和巡捕</p> <p>　　李漢俊(1890.4一1927.12.27)，原名李書詩，又名李人杰，湖北潛江人，生于一個窮教書先生的家庭。1918年，畢業于東京帝大學，獲工科學士學位。1920年與陳獨秀共同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曾任上海共產黨代理書記。中共一大代表和創始人。“二七大罷工”領導人之一。</p><p> 1921年7月2晚8時，中共一大在李漢俊的住宅上海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正式開幕。7月30日晚，代表大會舉行第六次會議。會議剛開始不久，一個身穿灰色長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李漢俊住宅，后匆忙退了出去。對于這一問題的敘述有不同的版本:一種認為：李漢俊認定這個人一定是“包打聽”，建議會議立即停止(來源:中華讀書報)。另一種敘述：“李漢俊發現這不速之客，問道:你找誰?’‘我找社聯的王主席。’作為屋主，李漢俊頗為詫異。‘對不起，找錯了地方。’那人一邊哈哈腰，一邊匆匆朝后退出。馬林的雙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語詢問李漢俊剛才是怎么回事，李漢俊當即用英語作了簡要的答復。馬林用手掌猛擊大餐桌，機警的他當機立斷:‘一定是包打聽！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迅速離開。”(2020年5月20日文匯網)。另據《中國共產黨歷史上1000個為什么》和《中共一大代畫傳》、《中共‘一大’南湖會議》記載:“7月30日晚上8時許，會議開始不久，一身穿灰色長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李宅，掀開門簾朝室門人的各位代表掃視一周。這個陌生人含糊說要找社聯組織的王主席，找錯了地方，并表示歉意后匆忙離開了。這個陌生日人的出現引起大家警覺，具有秘密工作經驗后馬林警覺的到這個人一定是‘包打聽’，當機立斷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趕快離開。”現場李漢俊、陳公博兩人留下應付。10多分鐘后，法租界的巡捕包圍了李漢俊的住宅。三個法國警官帶著四個中國密探進入了室內，他們首先控制李漢俊、陳公博，接著進行了搜查。“一個巡捕厲聲質問李漢俊:‘你們開什么會？’李漢俊以房主身份，鎮靜地用法語回答:‘我們在編輯新時代叢書，不是開會。’‘他們都是什么人？’‘北大的教授。’‘那兩個外國人是什縱？’‘也是北大教授，趁暑假之便來滬談談。’”(《中共一大代表畫傳》)法國警官一行在搜查中未發現政治活動的證據，又得知此處原是李漢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的李書城(新中國第一任農業部長)將軍的公館，緊張的氣氛才所緩和，警告后離開了這所位宅。“李漢俊機智擺脫巡捕的糾纏，以自已的沉著機智掩護了中共‘一大’會議，也保護了共產際代表的安全(2012年7月19日中國網《李漢俊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后鮮為人知的故事》)”。此種說法諸于多種文獻。第二天上午，李漢俊和一大代表乘車趕往嘉興，在南湖繼續召開會議。會議通過選舉，選出陳獨秀、李達、張國燾三人組成中央局。這是中共中央第一個全國性的領導機構。黨的一大完成了預定的議程，宣告結束，中國共產黨由此為起點開始了偉大的航程。在這段瞬間里若不是李漢俊、馬林等機警察覺并在危急關頭巧妙應對，新生的中國共產黨或許會被中外反動勢力扼殺在搖籃之中。</p><p> 李漢俊是中共第二、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然而，對黨的組建盡過心力的李漢俊卻先是被排擠出中央，后又因與中央及某些領導意見分歧。1924年，鑒于他自動脫黨，中共中央開除了他的黨籍。但他并未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仍然在反帝反封建的戰場上堅持斗爭，他在武昌高師籌建了歷史社會學研究會，團結進步師生開展活動，產生積極影響。1926年春，應陳獨秀的邀請，赴滬到上海大學執教，主講《唯物史觀》，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1926年北伐時入國民黨。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秘書、湖北政務委員會委員、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他旗幟鮮明地主張討伐蔣介石。“七一五”汪精衛叛變革命后，在新的復雜形勢下，他繼續堅持革命立場和孫中山“三大”政策，同省黨部和政府內反共右派勢力進行了堅決斗爭，營救和保護了大批共產黨的干部。1927年12月17日，李漢俊與詹一人悲一起在武漢寓所被桂系反動軍閥、武漢衛戍區司令胡宗鐸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當晚9時許在漢口濟生三馬路(今單洞門)殺害，年僅37歲。</p><p> 在中共的歷史上，李漢俊是一位與李大釗齊名，同樣被國民黨反動派暗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為早期在中國傳播馬主義做出了杰出貢獻、為建立中國共產黨立下了汗馬功勞。建國后，李漢俊被首批追認為革命烈士。1952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為李漢俊家屬簽發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證書上寫著:“李漢俊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1986年，潛江人民為緬懷革命烈士的豐功偉績在潛江袁橋為李漢俊建立了墓碑和紀念館。</p> <h3> 中共黨史上“三李”:李大釗、李漢俊、李達(從左至右)</h3> <h3>　　李漢俊與共產國際馬林。</h3> <h3> 馬林:國共合作的引路人</h3> <h3>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號一棟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里，15個人圍著一張長方形大餐桌召開了一個重要的會議，這便是舉世聞名的中園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一大會議的除了13位中共代表外，還有兩位則是來是遠方的共產國際代表，他們是馬林和尼柯爾斯基。</h3><h3> 馬林(1883.5.13一1942.4.13)，本名亨德利庫斯.斯內夫利特，筆名馬林，生于荷蘭海港城市鹿特丹的一個工人家庭。荷蘭共產主義者，印尼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學畢業后，他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入荷京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開始接觸無產階級革命理論。1902年，19歲的馬林加入了荷蘭社會民主黨，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青年時代，他曾在荷蘭鐵路工會任職員，從事鐵路工人運動。1911年，被推選為荷蘭工會聯合會主席。1913年，被指派到荷屬東印度從事革命運動。1920年7月，他作為荷屬東印度一一印尼的共產黨的代表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并當選為共產國際執竹委員會委員和民族殖民地委員會書記。馬林的工作才能和在荷屬東印度領導殖民地革命斗爭的豐富經驗得到列寧的賞識和器重。1921年6月3日，受列寧委派，以共產國際使華代表，馬林來到上海，幫助陳獨秀籌劃召開了中共一大。會后，馬林向陳獨秀提出，中共應讓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到國民黨中間去進行政治活動。當年12月23日，馬林到桂林會見了孫中山，就國共合作問題進行了詳細會談。三個月之后即1922年3月回到上海。在這次考察中，馬林認真思考了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深入分析了國共兩黨的優勢與不足。他找到了自己在中國開展工作的切入點一一國共合作。同年4月24日，馬林啟程離滬。到了莫斯科匯報和介紹了中國的情況，共產國際執委認為馬林在華工作非常有力而且是很成功的，他們接受了馬林對中國問題的觀察和認識，認為在中國應立即實行國共兩黨合作。1922年8月5日，孫中山再次邀請李大釗、林伯渠以及馬林，在白家寓所的樓上客廳進行極為秘密的談判，確定國合作和細節問題。1922年8月12日，馬林拿著共產國際的“八月指示”經北京回到上海。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在杭州西湖舉行，討論國共合作問題，馬林以共產國際代表參加了會議，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定。會議同意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并釆納了陳獨秀提出的基本原則。會后，馬林和陳獨秀、李大釗一起拜訪孫中山，磋商合作的具體問題。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上，馬林的國共合作方案才被通過，倡導的把國共合作的方式作為中共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最終確立起來。馬林在中國期間，出席了中共一大和三大，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對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對國共合作的促成和國民革命運動，作出了杰出貢獻。毛澤東曾稱贊馬林是一個由“共產國際派來的”、“精力旺盛和富有說服力的人”。1923年10月，馬林離開中國后，再也沒有回來，雖然他一直希望重返中國工作。1942年，馬林因參加反法西斯斗爭被捕，慘死在法西斯的屠刀下。</h3> <h3> 李立三:南昌起義的發起者</h3> <h3>　李立三(1899一1967)，湖南醴陵縣陽三石村人。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人運動的杰出領導人。南昌起義發起者，時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h3><h3>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以失敗而告終，中國共產黨被逼入“四面楚歌”的艱難境地。當時，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與國民黨的張發奎聯手回到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卻認為對革命態度搖擺不定的張發奎不可靠，倒不如就在南昌發動一場暴動，或許還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1927年7月19日，李立三等中央領導人抵達九江，召開了黨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與會人員在聽取了李立三的意見后，均贊成發動南昌起義，并決定在30晚發動暴動。隨后，李立三將會議情況告知了瞿秋白，瞿秋白表示同意，并將此事匯報給了共產國際。不料，此事遭到了蘇共的堅決反對，斯大林甚至親自擬發電報稱:“如有成功把握，可以把軍隊(國民革命軍)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農民中去。”共產國際隨后發電禁止駐華的共產國際代表在任何情況下參加南昌暴動。基于此等情況，中共中央派張國燾赴九江阻止南昌起義。1927年7月30日早晨，張國壽抵達南昌，隨即召開了前委會。張國燾拿著斯大林的電報要求必須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雖然遭到了眾人的反對，但張國燾依然堅持己見。會議結束后，譚平山萌發了“張國燾如再反對起義就把他殺掉”的極端想法。周恩來感覺此舉不妥，及時加以勸阻:“黨內斗爭不能這樣做。”作為起義的發起者，同時也是態度最堅決的李立三，隨后與張國燾進行了一番唇槍舌劍的較量。但隨后發生的事情，讓張國燾不得不妥協。葉劍英從廬山到達九江，通報了他于7月29日參加汪精衛、孫科、張發奎在廬山舉行的“清共會議”的情況。在這種緊急情況下，中央特使張國燾只能默認這個現實，表服從多數意見。經過一番折騰，原定于7月30日晚舉行的起義，不得不改為8月1日凌晨4點舉行。南昌起義打響了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在中共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整個起義過程中，雖然擔任起義指揮的是周恩來、葉挺、朱德、劉伯承和賀龍等人，但若不是李立三據理力爭力主發動起義，中共或許會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從而走上更加危險的道路。中共能夠最終走出敵人包圍圈，實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李立三功不可沒。</h3><h3>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少年時代，他聰慧好學，立志救國救民。1919年9月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他同趙世炎等同志一道組織勞動學會。10月，李立三受法國當局迫害，被遣送回國。12月抵達上海，隨即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受中共湖南支部書記毛澤東同志委派，赴安源開展工人運動，和劉少奇同志一道，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完全勝利。他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擔任工人運動領袖。1923年春，李立三出任中共武漢區執委會委員長。1924年4月，任中共上海地方執委會工農部主任兼工會運動委員會主任，在工人最集中的上海領導工人運市。1925年2月，他和鄧中夏同志一道領導上海日資紗廠工人舉行規模空前的罷工。五卅慘案發生后，李立三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參加組織和領導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1926年9月，李立三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漢口辦事處主任，負責指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運動。10月起，他先后擔任中共湖北區職工運動負責人、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兼湖北省總工會黨團書記等職。1927年1月，李立三參與領導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反帝斗爭。他先后三次參與主持召開數十萬人參加的反英示威大會和游行，同武漢國民政府的外交談判相配合，迫使英國政府作出讓步，將在武漢、九江的租界交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反帝斗爭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勝利。李立三在黨的創建和大革命時期，作為直接參與者、組織者、領導者之一，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早期工人運動作出了卓越貢獻。1927年5月，在黨的第五次全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上，李立三分別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起任中央臨時委員會委員，八七會議后任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開始擔任黨中央重要領導職務。他是南昌起義的決策者和重要領導人之一，在起義前后付出了艱苦努力，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1928年6月至7月，李立三在蘇聯莫斯科出席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參與大會領導工作，并向大會作農民問題報告和結論。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隨后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候補常委。11月，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參加黨中央主要領導工作。黨的六大后，李立三熱情支持毛澤東、朱德領導的工農武裝割據斗爭，贊揚他們“是革命農民之武裝的先鋒隊，又有無產階級的政黨為之領導”。他同周恩來同志一道，明確支持毛澤東同志在紅四軍前委中的領導地位，妥善解決紅四軍內部爭論，為古田會議的召開和古田會決議的形成發揮了積極作用。他還特別重視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和文化工作，在中央宣傳部內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領導組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及中國社會科學家、戲劇家、美術家、教育家聯盟等左翼文化團體，有力促進了左翼文化運動的形成和發展。1929年后，李立三一度掌握著中央的實際權力，受到共產國際“左”傾指導思想的影響，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左”傾錯誤主張。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人(周恩來同志這時在蘇聯未歸)，通過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至此，“左”傾冒險錯誤在黨中央取得得統治地位。這次史稱“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要求以武漢為中心舉行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使黨和革命事業遭到嚴重損失。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對中國共產黨的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敵人破壞后的恢復重建等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1930年9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李立三就認識改正，接著便離開中央領導崗位。同年底，按照共產國際要求，李立三前往莫斯科，其后15年，在共產國際莫斯科工作，盡自己所能繼續為革命工作。1936年與蘇聯莫斯科師范學院法語系學生李莎(俄羅斯人，原名莉莎.基什金娜)結婚。之前，李立三結過三次婚，17歲那年娶張氏為妻，生了一個男孩，張氏不久生病離世；1921年冬，與李一純結為夫妻，也生了男孩，1925年李一純離開了李立三；1926年李立三在上海地下黨與黨內李崇善同志結婚，生了三個女孩，1930年到蘇聯學習，由于叛徒出賣，李崇善同志被捕，不久便犧牲了。在蘇聯，李立三始終心系國內革命斗爭。抗日戰爭爆發后，多次要求回國“到抗日斗爭第一線去”。1945年，中共黨的七大召開，李立三沒有有參加大會，仍然被選為中央委員。1946年初，李立三回國后，曾任軍事調處執行部東北執行小組成員、中共首席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敵工部部長、城工部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等職。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后，他隨黨中央進入北平，參與創建新中國的一系列內政外交事務。他作為新政協籌委會常委和新政協籌委會黨組干事會五名常委之一，為新政協會議文件的起草和會議的召開做了大量工作。在斗爭歲月中，他曾經“死”過三次，組織和同志們為他開過三次追悼會。新中國成立后，李立三繼續主持全國總工會的工作，同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勞動部部長、交通部部長、中共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等職，中央政治局委員。后歷任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和工業工作部副部長、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等職，是第八屆中央委員，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李立三作為新中國首任勞動部部長，為開創新中國勞動保障事業付出了艱辛努力，并為推動新中國工會事業發展，做了大量奠基性、開拓性的工作。李立三在文革”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殘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一所造反派私設的牢房里服用大量的安眠藥蒙冤謝世。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復名譽。2015年5月12日，李立三夫人李莎，這位經歷過蘇聯十月革命、“肅反”時期和中國“文革”的傳奇世紀老人、被譽為中國“俄語教母”、著名教育家告別了她漫長的一生，享年101歲。</h3> <h3>　　開國大典上的李立三(左五)與劉少奇、毛澤東、劉伯承、陳毅在天安門城樓上(左起)。</h3> <h3>　　范石生:保住井岡山革命火種的國民黨上將</h3> <h3>　　范石生(1887一1939)，云南玉溪人，國民黨上將，國民黨左派的杰出代表。1927年5月，蔣介石清除共產黨的命令下達到范石生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對此命令，范石生置若罔聞，根本不予執行。共產黨照舊在十六軍內活動，共產黨的組織在十六軍中完好無損。這樣堅決地抵制蔣介石命令，努力保護共產黨人的行為，在當時的國民黨軍中是絕無僅有的。中共南昌起義爆發后，范石生密切關注起義軍的動向，得知起義軍在廣東潮汕一帶戰敗后，他立即派心腹將領前往粵北、贛南等地尋訪朱德。此時的朱德率領僅剩800人的部隊，來到湘、粵、贛三省交界的山區江西祟義縣西南的上堡。有一天，朱德意外地從報紙上看到范石生率國民革命軍十六軍從廣東韶關移防到湘南郴州的消息，興奮不己。他立刻找來陳毅等人商量，決定寫信給范石生，希望同他合作。范石山立刻回信，告知朱德想與之在汝城一會。朱范汝城密談后，兩人達成了協議。朱德率領的起義部隊將成建制地隱蔽在范石生的軍中，另外，范石生還運來了可以裝備一個整團的軍需物資。在合作期間，范石生任由朱德在當地聯絡和發展革命武裝，進行武裝暴動的準備和開尸長土地革命。土豪劣紳跑到廣州，向廣州行營主任李濟深報告，李濟深打電話給范石生“你部有共產黨，要查究”，但范石生不予理睬。范石生還任由朱德率部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廣州起義，甚至準備和朱德公開拉起反對蔣介石的大旗。1928年初，蔣介石發覺南昌起義軍余部隱蔽在范石生的部隊里，下令范石生解除起義軍的武裝，逮捕朱德。接到蔣介石密令，范石生考慮再三，決定讓朱德暫時離開，躲過眼前的災難。朱德部隊離開時，范石生又派人送來了幾萬元大洋和一批槍支彈藥及其它軍需裝備，這些物資足以武裝一個整師。當朱德部隊離開之后，范石生未予理睬有人提出派兵佯茫追擊，以迷惑蔣介石的建議，按兵不動，連裝模作樣的追擊令都沒發。事后，范石生以“朱部叛變”上報蔣介石，了結了此案，然后以身體欠安為由前往廣州養“病”去了。此后，朱德率部趕赴井岡山，與毛澤東順利會師，開創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極端困難的時候，如果沒有范石生的幫助，或許就沒有朱毛井岡山會師，朱德率領的這支革命火種也難以保存下來。正如朱德所說:“如果沒有范石生的幫助，我們這支部隊很可能就打光了。”</h3><h3> 范石生與朱德早在云南講武堂做同學時就結下了金蘭之交，如朱德所說:“我們始終心心相印”。范石生，因其母為家中庶母，遂誕于古城山，草莽間，得名“石生”。范石生幼從父讀書，稍長從伯父兼習中醫。1903年中秀才，不久考入云南優級師范，在校期間受教師影響加入中國同盟會。畢業后經世交李鴻祥介紹到新軍蔡鍔部任文書。1909年考入云南講武堂，參與學員中的秘密革命活動，與同學朱德、鄧泰中、楊蓁等人志同道合，遂結為金蘭之交。畢業后被分到新軍19鎮75標任見習排長，見習期滿轉為少尉排長。1911年和朱德等參加蔡鍔領導的云南“重九”起義，推翻清廷在云南的統治，成立云南省軍政府。1915年底組織護國軍出師討袁，任炮兵團團長。討袁成功后，被委任為師參謀長。1920年任唐繼堯部少將參謀，隨第1縱隊入川。1921年，孫中山命為北代先遣司令之職，率部駐滇、黔、桂也界。1922年陳炯明叛變革命攻打廣州，情況危急之中范石生率滇軍保衛廣州，與孫中山并肩血戰擊退叛軍。孫中山親自題寫“功在國家”四個大字和軍刀一柄相贈，以表彰他的功績。后升任直轄滇軍第3師師長。1923年大本營授予他陸軍上將，升任第2軍軍長。大革命時期，1925年援桂受挫，駐軍平馬(今廣西田東縣)休整。1926年所率滇軍第2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6軍作為北伐軍總預備隊。1929年初第16軍被編為第8路軍第5師，繼后又改編為51師，任師長兼襄樊警備司令。蔣介石令范圍剿中共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賀龍部，范令152旅派隊尾隨，并不與紅軍接觸，以應付蔣命。1932年提請辭職，1934年獲準寓居廬山。范石生晚年又以行營為業，不問政事。1939年3月在出診途中被人行刺于昆明街頭，終年52歲。范石生案是蔣介石的政治陰謀。</h3> <h3>　　晚年的范石生</h3> <h3>　　錢壯飛:挽救中共臨時中央于覆滅之災</h3> <h3>　錢壯飛(1896一1935)，浙江湖州人，曾長期在國民黨系統臥底，中共隱蔽戰線的“龍譚三杰”(錢壯飛、李克農、胡底)之一。</h3><h3> 1931年4月24日，負責中央特科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被捕叛變，交代了大量情報，并供出了中共在武漢的地下聯終站，甚至要求面見蔣介石，承諾上海中共臨時中央的所有信息和盤托出。25日晚，一艘專輪迅速從武漢駛向南京一一顧順章就在這條船上。與此同時，國民黨武漢綏靖公署行營連續發了五封加急的絕密電報給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幾個小時后，在南京中央飯店旁邊的正元實業社里，這幾份絕密電報交到了調查科負責人徐恩曾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手上，五封電報全部標注“徐恩曾親譯”。正元實業社實際上是國民黨特務機構在南京的大本營，各級特務機關的情報都匯集于此，再發向目的地。讓徐恩曾沒想到的是，錢壯飛正是中共布置在他身邊的一枚棋子。這天是周末，好色的徐恩曾又到外面花天酒地，正好給了錢壯飛機會。錢壯飛開始破譯這五封絕密電報:1、黎明被捕；2、黎明已歸順，要面見蔣先生；3、請求調軍艦到漢口，已押解黎明赴寧；4、慮事十萬火急，已征招商局客輪一艘，即刻押解赴寧；5、調配科特派員蔡孟堅飛抵南京，向鈞座稟報。此時，客輪已經在幾個小時前啟航，大概30個小時后抵達南京。錢壯飛剛譯完，第六封電報就到了:“切勿讓鈞座以外的人知道，否則將中國共產黨上海地下機關一網打盡的計劃會落空！”</h3><h3> 錢壯飛不動聲色地把六封電報恢復原狀放好。事態已到千鈞一發之際，客輪會在27日上午到達南京，客輪一到，國民黨很快就準展開搜捕。時間緊迫，情報必須在26日傍晚前送到上海。考慮到自己不便馬上離開，錢壯飛決定先派女婿劉杞夫趕往上海帶一個口信給‘舅舅(李克農)’，告知顧順章已叛變，中央立即轉移。陡后，錢壯飛趕往隔壁中央飯店四樓的“長江通訊社”，他便用小刀在辦公桌上的地圖上劃了一個“十”字。希望隱藏在“長江通訊社”的中共特工能看到這個暗號。27日凌晨，錢壯飛跳上南京開往上海的火車，他選擇提前跳下火車，繞道進入上海市區。27日夜，身在天津的胡北風(即胡底)收到李克農來電:“胡底，克潮(潮即錢潮，錢壯飛化名)病篤。”天津方面也迅速撤離。接到密報后，周恩來在危急關頭果斷處理了這一緊急情況，瞿秋白、王明、博古、鄧小平、陳云等人迅速從上海撤離，黨中央也轉移到蘇區。28日清晨，國民黨大搜捕開始。面對幾十處雜亂的處所，軍警和特務們大失所望。國民黨企圖在三天之內將中共中央一網打盡的如意算盤，就這樣落了空。當顧順章被捕叛變，嚴重地威脅了中共臨時中央機關的安全，周恩來等多位中共領導人身處險境時，危急時刻，錢壯飛冒險送出絕密情況，及時挽救了黨中央。多年后，周恩來還不止一次深情地說:“要不是錢壯飛等同志，我們這些人是要死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上的”。</h3><h3> 錢壯飛，生于浙江湖州一個商人家庭。1915年考入北京醫科專門學校，1919年畢業后在醫院工作。后留京行醫，還教過美術和解剖學，演過電影，擅長書法、繪畫和無線電技術。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錢壯飛曾到馮玉祥西北軍當軍醫，曾一時失去組織聯系。1928年初到上海，入上海無線電管理處任職。1929年底，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任徐恩曾(同鄉)的機要秘書。1931年4月后，錢壯飛自知身份暴露，轉移上海左奉命進入中央蘇區，歷任中革軍委政治保衛局局長等重要職務，仍負責情偵工作。1934年10月參加長征，遵義會議后被任命為紅軍總政治部副秘書長。1935年3月末，錢壯飛隨軍長征到達貴州省黔西縣第七區(現屬金沙縣)，為偵察南渡烏江路線只身進入黔西縣沙土區長壩鄉梯子巖一帶附近的叢林，隨即失蹤，后被判定為犧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民政部追認為革命烈士。2009年9月14日，錢壯飛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h3> <h3>　　莫雄:冒死送絕密情報促使紅軍長征</h3> <h3>　　莫雄(1891一1980)，廣東英德人。生于貧困的手工業者之家，僅上了3年私塾。早年畢業于陸軍講武堂，16歲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走上革命道路，參加過著名的黃花崗起義、護國討袁、討伐陳炯明和北伐戰爭等，是辛亥革命時期赫赫有名的粵軍將領，在中國國民黨中有“莫大哥”之稱。莫雄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和主張，支持共產黨的隱秘戰線工作。1934年10月，紅軍被迫走上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路。鮮為人知的是，促使中共中央作出戰略大轉決策的，是一份由莫雄送出的絕密情報。莫雄提供的絕密情況，被定義為“一份關系到紅軍命運的情報”，莫雄為中共作出戰略轉移的重大決策作出了重要貢獻。</h3><h3>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大軍，開始對中共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由于戰略指導上失誤，紅軍陷于極度被動之中。蔣介石覺察到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計劃給中共中央紅軍致命一擊。1934年9月下旬，蔣介石在廬山牯嶺秘密召開軍事會議，在第五次“圍剿”的基礎上重新調整兵馬部署，制定了一個徹底“剿滅”中共中央紅軍的“鐵桶計劃”。該計劃的主要內容是:集結150萬大軍、270架飛機和200門大炮，以瑞金為圓心，在距瑞金150公里處形成一個包圍圈。各參戰部隊在圓周線上部署完畢后，于同一指定的時間統一行動，實行向心攻擊，分進合擊，鐵壁合圍；在瑞金四周構建起30道鐵絲網和火力封鎖線，斷絕交通，封鎖紅軍的一切信息和物資往來，最后將紅軍主力壓迫到狹小范圍內，與之決戰。蔣介石對“鐵桶計劃”抱有極大期望，稱“剿共大業，畢其功于此役！”會議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進行，每份會議文件都打有“絕密”字樣，莫雄以地方長官身份參加了會議。會議一結束，莫雄就沒法帶出全套“鐵桶計劃”，幾經輾轉把這一絕密情報送到了周恩來后手里。中共中央立刻意識到中央紅軍面臨極度的危險，經過分析于10月10日作出戰略戰移的決定。10月21日，8萬中央紅軍趕在敵人“鐵桶”包圍合攏之前撤離江西根據地，開始了舉世聞名的漫漫長征之路。蔣介石精心鑄造的“鐵桶”，最終成了一只四處漏水的破桶。</h3><h3> 此后，莫雄還曾參與了營救方志敏的行動，幫助中共特科人員打入國民黨軍政要害部門，并掩護他們工作。1935年春，莫雄調任貴州畢節行政公署專員兼保安司令，任職期間，他設法摁住國民黨中央軍第六十三師，使紅軍長征時留下的7000多名紅軍傷病員、游擊隊員得以轉移。1936年2月，莫雄又有意率部避讓，使中共賀龍率領的紅二、六軍團在三方面受敵的危急情形下安然脫險，且不費一槍一彈地進駐畢節城，在城里休整了半個月。不久，“畢節讓路”一事泄露，莫雄被蔣介石以“通共嫌疑”逮捕，關押在羊皮巷南京軍法處監獄，直到同年6月才經楊永泰、張發奎、薛岳、陳誠等人保釋出獄。歷任韶關專員兼保安司令、“北三十二挺進縱隊”司令、北江交通警備指揮所主任、余漢謀部少將參議、廣東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清剿司令、省府顧問。1946年10月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期間，莫雄堅守自己對中共的諾言，以“白皮紅心”的方式全力協助中國革命事業。1949年，國民黨廣東當局指責莫雄“剿匪”不力，薛岳懷疑他是共產黨，將他列入暗殺名單。莫雄得悉后，立刻攜家屬逃往香港。10月廣州解放后，葉劍英邀請莫雄回廣州，莫雄欣然歸來。葉劍英親切接見了他，并轉達了毛澤東的一句話:“他是我們黨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無論他過去犯過什么罪，一定要安排他工作。”莫雄聽后深受感動。</h3><h3> 新中國成立后，莫雄被委任為北江治安委員會主任，為穩定大小北江的治安發揮了作用。1951云2月任廣東省參事室參事，1955年3月任廣東省參事室副主任。1956年10月，受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之邀，到北京參加國慶典禮，并受到葉劍英、李克農接見。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莫雄身心均遭嚴重摧殘。直到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后，才落實政策。1979年后曾任廣東省人大代表、廣東省政協常委、副主席及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等重要職務。1980年2月12日在廣州病逝。</h3> <h3>　　曾思玉:送“雞毛信”粉碎張國燾分裂陰謀</h3> <h3>　曾思玉(1911.2.2一2012.12.31)，原名曾世裕，江西省信豐縣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h3><h3> 中共紅軍長征途中，張國燾依仗紅四方軍人多勢眾，妄圖分裂紅軍、另立中央。1935年9月9日，張國燾拍電報命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妄圖謀害黨中央。機緣巧合，正在開會的陳昌浩將電報給了他的參謀長葉劍英，葉劍英立刻派人將此情況報告了毛澤東。面對這一緊急情況，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立即開會磋商，決定連夜率紅一方面軍一、三軍團和中央縱隊脫離危險境地。先行北上一天后，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來到紅二師駐地緊急開會，由毛澤東給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寫信告知情況，以避免紅軍相互殘殺的悲劇發生。紅二師的通訊主任曾思玉接受了這個十萬火急的任務。他立即帶著六團一營官兵和一部電臺，在蒙蒙細雨中火速啟程。曾思玉雖然不知道信的內容，但他意識到，在重要的時刻，毛澤東召開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這封信一定非同小可，是一封十萬火急的“雞毛信”，要不怎么會動用一個營的兵力護送，而且還帶上一部十分珍貴的電臺？經過急行軍，當天下午2時左右，曾思玉和六團一營趕到了徐向前部隊必經的岔路口，立即進行東西道路的觀察。判斷徐向前尚未經過此地，曾思玉心情振奮，完成送信任務有了把握。他與營長和教導布置警戒，派出了觀察哨，規定了聯絡暗號。下午4時許，觀察哨用旗語報告，東面有大隊騎兵來了。曾思玉判斷這是徐向前的馬隊，他站在高處揮動著手中的信高喊:“同志們停下，停下，徐總指揮來了嗎7？”馬隊停下后，曾思玉立刻將信給了徐向前。徐向前一看信封是毛澤東親筆所寫，便迅速拆開。看著看著，徐向前不免怒火中燒起來:“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徐向前接到毛澤東的親筆信，解開了心中的謎團，并在歷史緊要關頭果斷采取措施，使張國燾的陰謀未能得逞。</h3><h3> 曾思玉回到師部后，將徐向前的簽字收條交給了陳光師長，并匯報了送“雞毛信”的經過。蕭華政委說:“你走后我們一直惦記著你，剛才我們還談到能否把毛主席的信交給徐總指揮，聽了你的匯報，我和師長放心了，在危急時刻，你冒著生命危險完成了一項光榮和重要的使命。”曾思玉受毛澤東之命將張國燾的陰謀告知徐向前，及時阻止了紅軍互相殘殺的慘劇，為保存紅軍有生力量作出了重大貢獻。</h3><h3> 曾思玉，1927年2月參加本地農民請愿斗爭。1928年2月參加信豐縣農民武裝暴動，次年參加鄉、縣赤衛隊。1930年8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先后任紅十二軍第三十六師一O六團宜傳分隊長、師政治部宣傳中隊長、第一O八團二連政治委員。1932年春紅軍大學第四期上干隊學習。之后，歷任紅三十六師一O七團代理政治委員、紅一軍團第二師五團俱樂部主任、第二師司令部通信主任、紅一軍團司令部偵察參謀。1936年春再入紅軍大學一期學習，1936年冬起先任軍委警衛第三團、第一團政治委員。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一至五次反“圍剿”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時，歷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五團民運股長、冀魯豫軍區第八分區(后為第二軍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野戰軍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冀察軍區副司令員、冀察熱軍區司令員、華北軍區第四縱隊司令員、第十九兵團六十四軍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思玉仍任第六十四軍軍長。1952年9月任志愿軍第十九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率部參加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積極防御作戰和反擊馬良山、高旺山等戰斗。1954年5月入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后歷任沈陽軍區司令部參謀長、副司令兼參謀長、武漢軍區司令員、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濟南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顧問等職。1983年離休。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先后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勛章、一級解放勛章、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一級國旗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相繼任中央軍委委員。。2012年12月31日上午9時20分，曾思玉病逝于遼寧省大連市，享年102歲。</h3> <h3>　　王稼祥:遵義會議上“關鍵的一票”</h3> <h3>　　王稼祥(1906.8.15一1974.1.25)，原名嘉祥，又名稼薔，安徽省涇縣桃花潭鎮厚岸村人。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早期重要和卓越領導人，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對外工作的開拓者之一，儒雅的學者，紅色教授。曾是紅軍四大領袖之一，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重掌軍權，在中國革命最關鍵的時候投了毛澤東一票，為中共的發展壯大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于1943年7月著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個系統地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慨念，并進行了理論上的闡述；他是新中國成立第一位外交大使……，他對中共和中國貢獻巨大，卻淡泊名利，不了解他的人，遠遠多于了解他的人。他的骨灰盒上刻著“立黨為公，光明正大”八字大字，他的一生無愧于這八個字。</h3><h3> 1930年，王稼祥剛從蘇聯回國時，曾與王明等人一樣，認為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被人諷刺為王明“左傾”陣營中的“第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不過，王稼祥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盡管王稼祥曾批判毛澤東的“經驗論的落后思想”，但他發現凡是按照毛澤東的主張去辦的，總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辦的，往往適得其反。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在政治和軍事觀點上越來越傾向于毛澤東。1932年10月初，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江西寧都舉行，會議的主題就是批判毛澤東的“右傾機會主義”。不料，王稼祥在會上卻力挺毛澤東:“我認為毛澤東同志仍然應該留在前線，繼續指揮紅軍作戰。即將開始的第四次反‘圍剿’，正需要毛澤東這樣的指揮者與領尋人。總之，我的意見是:大敵當前，不可易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王稼祥的發言震驚了全場，連毛澤東都感到意外，不過，王稼祥的發言并沒能改變毛澤東被革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的結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王稼祥找到毛澤東，商量要把博古、李德“轟”下來。毛澤東考慮到，畢竟追隨博古、李德的人還占多數，表示擔心。但王稼祥很堅定，說到了遵義要開會，那時再把他們“轟”下去。毛澤東說:“好啊，我很贊成，那要活動活動。”王家祥欣然應允，他先是找到了張聞天，張聞天對此建議深表贊同。他又分別找了聶榮臻、劉伯承、彭德懷、楊尚昆、林彪等人，紛紛表示贊成王稼祥的提議。最后，王稼祥又與張聞天商量，決定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博古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作總結，片面強調敵強我弱等客觀因素，回避自己在指揮方針上的錯誤。周恩來、張聞天發言后，毛澤東對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尖銳批評，更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他講了近兩個小時，與會者都有茅塞頓開之感。王稼祥在聽完毛澤東的講話后，更堅定了支持毛澤東的信念。他旗幟鮮明地表示贊成毛澤東的發言，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提議應當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王稼祥此舉，說明了王明“左傾”路線的破產。事后，毛澤東非常感激王稼祥在這次會議上的支持，稱之為“關鍵的一票”，他常對人說:“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個同志從‘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決定了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三人團’，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并確定了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組成新“三人團"。從此，中國革命的歷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h3><h3> 王稼祥和毛澤東的第一次會面，是在1931年的龍岡地區。這是第一次反“圍剿”首戰告捷，并且活捉了敵師長張輝瓚的著名地點。那時年25歲的王稼祥剛留蘇近五年回國，他十分渴望把在蘇聯中心大學和紅色教育學院系統學習和掌握的馬列主義用于中國革命的實踐之中。王稼祥向毛澤東匯報了己在蘇聯學習的情況和四中全會的經過，而毛澤東則向他詳細地敘述了紅軍中爭論的歷史以及當時的爭論問題，并拿了一些文件給他看。這次會面給王稼祥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后來回憶說:毛澤東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不相同，他是獨特的，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的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新鮮和有說服力。而與一身學者氣質的王稼祥的交談中，毛澤東對他的理論功底也頗為贊賞，認為他對立三路線的批判論文寫得有理有據，頗為見地。交談中，毛澤東還興致勃勃地揮筆寫下一幅蘇區軍民人人會背的對聯送給王稼祥:“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進，敵疲我打，游擊戰里操勝券；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入。”王稼祥欣喜地接過對聯，方知蘇區軍民就是靠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打贏敵人又發展自己的。他感到自己選擇回國參加第一線革命斗爭是對的。王稼祥和毛澤東在龍岡地區的會見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從此以后，這對革命家為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壯大，建立了終生的友誼。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投了毛澤東關鍵的一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主席又主動為王稼祥拉選票，這絕非簡單世俗的政治交易或庸俗的知恩報恩，而是革命家之間深情厚誼的見證。</h3><h3> 王稼祥，1925年入上海大學附中部學習，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192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宣傳部干事。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和《紅旗》、《實話》總編輯。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后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1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外交人民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負重傷。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參加長征，王稼祥腸子流膿，甚至爬出蛔蟲，仍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堅持下來。1935年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重掌軍權，投了“關鍵的一票”，毛澤東曾多次說過，王稼祥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勞的。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會后，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組成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9月任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政治部主任。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后后，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936年10月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相當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1937年6月，由于傷情惡化，去莫斯科治傷。11月，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8年8月回延安，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39年1月，兼任華北華中工作委員主任和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1941年任中央研究組副組長。1942年6月，同陳云負責領導軍委直屬系統的整風。1944年傷病復發，脫離工作。1946年再次去蘇聯治病。新中國成立后，成為首任駐蘇大使、外交部副部長。1951年起，長期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在此期間，王稼祥參與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外交方面的許多重大決策，并在對外工作中提出了許多正確看法。1953年3月任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57年1月參加周恩來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波蘭、匈牙利三國。1958年11月至12月出席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959年3月陪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會見外賓。同月作為以朱德為團長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赴華沙出席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4月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三屆常委會委員。、1962年2月和劉寧一、伍修權一起寫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信，提出處理中蘇、中美等國際關系的意見，后被指責為“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修正主義外交路線。在黨的歷史上，王稼祥在職務上幾次起落。30年代他是黨中央領導核心成員之一。1945年召開“七大”時，一些代表對他有意見，經毛澤東親自動員，他才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后來，他在東北局擔任委員、城市工作部部長、宣傳部代理部長，過去的下級成了他的領導，仍兢兢業業地工作。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遞補為中央委員。1956年2月參加蘇共二十大。8至9月出席黨的七屆二中會。9月在中共“八大”再度當選中央委員，隨后任中央書記處書記。9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會會。會后休養。毛澤東曾經屢次挽救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從1962年以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實上終結了。1963年，他又被免除了職務。但王稼祥沒有消沉，仍然對黨和國家的前景特別是國際處境潛心研究。他一向不好玩，總愿意沉思問題，屬于“搖羽毛扇“的“智襄”型人物，是一位有見地的思想家。1965年1月當選為全國政協第四屆常委會委員。1966年3月中央決定王稼祥出任中央外事組副組長。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長期從事的外交工作被污蔑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義路線，遭受到嚴重的迫害。1968年4月被隔離審查。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陽。1970年底回北京治病。1972年5月給黨中央、毛澤東寫信要求分配工作。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發起“批林批孔”運動，預感黨和國家又要遭受新災難，憂心如焚。次日凌晨，夫人朱仲麗喚他起床時，發現他已全身冰涼，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終年68歲。1979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才得到平反。</h3> <h3>　　王稼祥(左)與毛澤東、鄧小平在一起。</h3> <h3>黎天才:勸張學良做獅子的西安事變的“鼓動者”</h3> <h3>　　黎天才(1900一1961)，山東蓬萊縣人。原名李渤海。黎天才初為其筆名，后為常用名。黎天才曾被評價為“為人有才干”、“亦有文采，工書法，書宗北魏”。是“在張學良身邊唯一主張造蔣介石反的人”。他曾是中共的“叛徒”，后來成了張學良的幕僚，西安事變中起草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后因蔣介石的一篇日記聲名大震，以至于臺灣的小學生都知道他是“西安事變”的幕后推手。</h3><h3> 黎天才，1919年在山東參加“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中，他與早期中共黨員李大釗、羅章龍、劉清揚等熟識。1920年夏北京大學讀書。1923年，黎天才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共黨員，介紹人高君宇、付何孟雄。后曾任團北京地委委員，并參加全國鐵路總工會工作。1925年秋，調至中共北方區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曾任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宣傳部長。1927年4月，中共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的李大釗遇難，5月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9月，市委改組，任委員兼科書處負責人。夏秋以后，“左”的組織方針和工作方式給中共北方黨組織造成新的損失，黎天才是年10月在“飛行集會”中散發傳單，被東北憲兵司令、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被捕。據有關史料稱，黎天才的叛變幾乎給中共北京市委造成毀滅性影晌。張作霖和楊宇霆識黎為人才，留任北平公安局政訓部任秘書并宣傳科長，從此他投向奉系，并把名字改成黎天才，替東北軍效力。1931年1月參加了“中央非常委員會”，成為“叛徒”被開除黨籍。但黎天才身在奉系，心在"非委”，暗中釋放“北方非委”被捕人員，并幫助“非委”的部分骨干進入東北軍。張作霖懷疑他是奸細，曾經要殺他，是張學良見他聰明，能寫文章，就力保他做了自己的私人秘書。黎天才于是成了張學良的核心幕僚，并在西安事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h3><h3> 黎天才受張學良的倚重，主持東北軍系統的情報網，與中共地下組織北方特科、中國國民黨復興社等均有聯系，游刃于方方面面之間。蔣介石也視他非同一般，不止一次單獨召見他，曾直接委任黎天才為軍委會北平軍分會政訓處的副處長，黎天才的“西北剿總”政訓處副處長一職，也是蔣介石所授，可見他十分明白黎天才的分量。張學良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后，黎天才改任“西北剿總”政訓處副處長，他牢牢控制住了政訓處，出色地應付與防備了南京方面對西北數十萬大軍的監控與滲透。國仇家恨令張學良堅決主張抗日，黎天才趁機介紹張學良與中共取得聯系，共謀抗日大計。</h3><h3> 1936年的古城西安波濤洶涌，蔣介石多次嚴斥張、楊“圍剿不力”，拒絕他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赴西安，這是“西北剿總”成立一年后，他以“剿總”總司令的身份第一次到來，并隨同帶來大批國民黨軍政要員。這一切都顯示蔣此來目的非小，決心解決東北軍、西北軍剿共不力的問題。張學良、楊虎城面臨如此險峻的形勢，輪番向蔣介石陳述利害，決心抗日，但仍然受到蔣介石的嚴詞拒絕。29日，蔣介石離開西安，以避壽為名去洛陽，實則調集嫡系重兵分布于西安周邊。其間，張學良仍多次赴洛陽，不泯諍柬之心，面蔣時一再陳述停止內戰全面抗日的主張，遭到蔣介石的嚴斥后，決心改取“兵諫”之策。從洛陽回西安后，張學良向楊虎城交底，分頭調兵遣將，只待蔣介石再來西安，實施“兵諫”逼蔣抗日。12月4日，蔣介石果然乘專車來西安，住在臨潼并調動自己的嫡系部隊靠近西安，眼看在西北的一場大規模內戰即將爆發。12月1月，蔣介石忽然召見黎天才，蔣介石說:“數年來，我一直把你看作是我的學生。”接著，他嚴厲遣著張學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你知道張副司會究竟是何居心，要干什么？″他們談話將近一個半小時，黎天才離開臨潼時，已是晚上8點多。剛回到家中，黎天才就接到張學良的電話。他趕到張公館，張學良說:“你不是勸我要做獅子、不要做綿羊嗎？我現在問答你，從今天起，我要做獅子了！”張學良授權黎天才負責整個行動的宣傳工作，動手起草通電。黎天才成竹在胸，迅速完成了通電的草稿。這就是關于救國八項主張的“張楊通電”，西安事變當天便向全國發出。在黎天才的多重政治身份中，“非委”東北軍支部的領尋人，是他最隱秘的職務。西安事變中，黎天才等前中共黨員的義舉，可視為“非委”最后的組織行為。事變后期蔣介石也注意到了黎天才的特殊作用，故而在扣押了張學良之后，隨即扣押了來探望張學良的黎天才。戴笠曾就扣押黎天才之舉作過解釋，“天才兄恢復自由一時尚不能辦到”，“主要原因”乃是“最高當局”懷疑西安事變的發生，黎天才“頗有暗中鼓動之嫌”。不久，蔣介石發表了《西安半月記》，開篇“痛切誡斥”的第一人就是黎天才。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后，蔣介石的那篇日記被選入臺灣的中小學生讀本，黎天才幾乎一夜間就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h3><h3> 1937年全面括戰爆發，黎天才獲國民黨政府保外就醫的許可，恢復自由。此后他堅持不西撤，留居上海，化名王文德，無正式職業，亦脫離政治。抗戰勝利后，黎天才重新介入社會事務，初為某造紙企業顧問，后經營小店，1948年應周偉龍(后去臺灣，以通共罪被處置)之邀，兼任上海交警局顧問；是年秋開始與中共地下黨人員接觸，工作積極無誤；次年上海解放前夕，陪同地下黨人員面見他的老關系，時任原市政府秘書長的茅以升(橋梁專家)，布置保證水、電、交通及保存檔案等大事；共產黨得天下，黎天才選擇留居上海，“工作關系由市公安局轉交華東聯絡局”，數年間任某公司董事長，繼為經理，還特邀為靜安區人民代表，任區抗美援朝支會副主席。1955年5月，黎天才被捕入獄，滬市檢察院批準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實質是受潘漢年案株連，審訊的重點是同汪偽的關系，1958年被判無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斃于獄中；1981年上海地方法院撤銷原判，予以平反(改判書的大意為:根據中央文件精神，對李渤海歷史上的問題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對待，重新審理判決，改為撤銷原判，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h3> <h3>熊向暉:葉劍英與華國鋒由試探走向聯手的牽線人</h3> <h3>　　熊向暉(1919.4一2005.9.9)，山東掖縣人，中共情報工作“后三杰”之首，譽為古今中外最特殊的間諜，中共情報工作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曾任總理助理、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等職。“文革″末期粉碎“四人幫”是中共的又一個重要轉折，熊向輝試探華國鋒，為其與葉劍英聯手起到了穿針引錢的作用。</h3><h3> 1975年，周恩來病情加重，鄧小平的處境也很艱難，“極左派”′愈加器張，熊向暉感到前所未有的苦悶。他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誰將出任總理？按照國務院的排位，周恩來、鄧小平之下，就是張春橋了。如果由他接掌行政大權，這個國家會亂成什么樣子？對這一局面，老干部們有束手無策之感。不僅如此，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葉劍英也陷入了困境。1976年1月21日，“四人幫”風頭正盛，有人建議葉劍英到南方去避一避風頭，熊向暉認為不該去南方，應留在北京，稱病不出，進可攻，退可守。葉劍英接納了他的建議，以健康問題為由向中央請假。然而，誰都沒想到的是，出任國務院代總理的是華國鋒。熊向暉在慶幸大權沒有落到“四人幫”手中的同時，也產生了一個疑惑:華國鋒和“四人幫”是不是一伙的？很快，熊向暉得到與華國鋒接觸的機會，這個機會，來源于楊振寧的采訪。負責接待的熊向暉，就接待上的一些問題當面向華國鋒匯報情況。他提到楊振寧來北京前，先到上海，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的徐景賢見了他，跟他大談“批鄧”，并送給他上海復旦大學“批鄧”大字報選。楊振寧不收，說自己的箱子裝滿了，并且對“批鄧”也不表態。華國鋒開腔了:“何必送那些東西呢，不能強加于人嘛！”而后在說到見不見楊振寧的問題時，華國鋒也談了自己的意見:“原來安排是我見，如果我不見，誰見呢？”一次倉促的接觸，令熊向暉暗喜，他故意用敏感話是試探華國鋒，而華國鋒的回答中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他絕不“四人幫”一伙的！因為如果華國鋒不接見楊振寧，按照新的排位順序，就應該由張春橋接見，華國鋒顯然不希望讓張春橋接見楊振寧。</h3><h3> 幾天后，熊向暉前往葉劍英在西山的住所，將之前的試探一事告訴了葉劍英。熊向暉還告訴葉劍英，在一次會議結束后，華國鋒問熊向暉，怎么好久不見羅青長了？在得知羅青長身體狀況不佳、政治上被邊緣化、無法住進北京醫院之后，華、熊二人己經走到人民大會堂外的臺階上。華國鋒站住，就在臺階上坐下來，從公文包里拿出一張紙，寫了條子:北京醫院并報衛生部劉湘屏部長，安排羅青長同志住院。“你看他這個作風也很好啊。”熊向暉說。葉劍英頷首道:“這個人，是含而不露。”熊向暉建議:“華國鋒立足未穩，葉帥是否幫他一下？”葉劍英論他想見見華國鋒，于是，在1976年7月28日下午，兩位領導人見面了。當葉劍英抵達華國鋒家里時，華國鋒己經等候在門口，提前守望，這讓葉劍英很是感動。葉劍英下車時，華國鋒親自上前攙扶，扶著葉劍英步入院子，到客廳就座，并且稱葉劍英是“九億人民的元帥”，又令葉劍英動容。葉劍英事后告訴熊向暉，他對和華國鋒的這次見面和談話，非常滿意。</h3><h3> 1976年10月6日晚間，“四人幫”被一舉粉碎。得知喜訊的熊向暉，特意讓老伴開啟了葉劍英贈送給他的茅臺酒，自斟一杯，一飲而盡。</h3><h3> 熊向暉這個名字，是他在1937年初剛接到任務時受當組織要求改的，直到解放后，他才道出這個名字的寓意:“向暉”，取意當時形容隱蔽戰線工作境地的一句話:“面對著黑暗，懷揣著光明”。原名熊匯荃，出身于一個官宦家庭，其父當時任掖縣的推事(也就是縣長)，后任國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院長。熊向暉1936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秘密加入中共。1937年12月，遵照周恩來指示，到國民黨胡宗南部“服務”，從事秘密情報工作。董必武對熊向暉說:“你要像天津蘿卜一一白皮紅心”，“恩來和我送你八個字:‘不入虎六穴，焉得虎子。’”1938年黃埔軍校第七分校14期畢業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成了胡宗南的親信，負責處理機密文電和日常事務，起草講話稿。1943年，熊向暉獲得了一份胡宗南為進攻陜北地區而作的戰略部署的情報，并立即報告了黨組織，黨中央向外界及時揭露了這個陰謀，使之破產。后又巧妙地送出國民黨“西安軍事會議”等諸多重要情報，為保衛中共延安黨中央等屢建奇功。毛澤東稱贊熊向暉，說他“一人可以頂幾個師”。周恩來也稱贊:“我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人員工作卓越，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屬于前三杰；解放戰爭期間，又有三位突出的情報人員(熊向暉、陳忠經和申健)，同樣一人能敵萬千軍，創造了情報工作的奇跡。他們就是后三杰。”1947年2月，熊向暉和相戀多年的戀人湛筱華結婚，蔣經國是證婚人。1947年9月被胡宗南派赴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先后獲政治經濟學碩士、社會科學碩士學位。之后不久，胡宗南知道了熊向暉的真實身份，氣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暉接到周恩來的邀請，來到中南海勤政殿。當他走進勤政殿時，看見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原國民黨高級官員也在里面。這些人見熊向暉走進來，親切地問:“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周恩來哈哈大笑，說:“他可不是起義，他是歸隊。今天，我請你們大家來，一是和你們聚聚，談談心，二是向大家公開一個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來指指熊向暉，說“他是1936年入黨的中共黨員，是我們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說完，周恩來爽朗地大笑。眾人為之掠訝。國民黨前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說:“怪不得胡宗南老打敗仗。”周恩來看了熊向暉一眼，說:“以后我們打算讓他搞外交工作……”后來，熊向暉長期在外事工作。1962年任中國駐英國代辦處常任代辦。1971年和1972年，作為周恩來總理的助理，參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動。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代表。1972年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1982年退崗后，受榮毅仁的再三邀請，熊向暉出任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副董事長兼黨組書記，又成為改革開放浪潮中的弄潮兒。2001年，中央電視臺為慶祝建黨八十周年播放了特別制作的節目《一個人頂幾個師》，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看后，深受感動，立即趕到醫院看望這位“立過赫赫戰功的英雄”。兩位清華校友感慨良多。2005年9月9日，這位孜孜不倦的“共產主義戰士”終于停止了步伐，享年86歲。</h3> <h3>　　本篇以2011年1月15日(紅星號)出版的《今古傳奇.人物》雜志為主要內容并參閱有關歷史材料編輯而成，目的重溫中共黨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感謝原作者給了大家學習與啟迪。如有史料不妥或出錯之處，請與教正為感！</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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