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舊文：中國攝影的發展脈絡與現狀分析

姬鋮

<p class="ql-block"> 中國攝影的發展脈絡與現狀分析</p><p class="ql-block"> 姬鋮</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一）攝影器材</p><p class="ql-block"> 大家都知道，攝影的基本原理是小孔成像，現在公認的現代攝影術誕生時間1839年8月19日，是后人將法國政府買下達蓋爾的『銀版攝影法』的日子。實際上小孔成像的發現和提出者是2400多年前，我國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墨家學派的創始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墨子，墨子關于光線的方向性與針孔成像原理，是世界最早的小孔成像學術，是世界古代光學的重要組成部分。</p><p class="ql-block"> 墨子所著的《墨經》比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所著的《論問題》（西方最早記載關于小孔成像現象的文獻）早了幾十年。我國北宋政治家、科學家沈括(1031-1095)的《夢溪筆談》里用『格術』對小孔、凸透鏡（網絡資料為：凹面鏡，筆者以為有誤，應該為：凸透鏡）成像做出了解釋，開辟出『格術光學』的新領域，這也比西方早的多。但是由于中國農業社會重農輕工商的傳統，在攝影術由原理付諸于實踐的過程中，我國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直到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后攝影術才由西方傳入中國。</p><p class="ql-block"> 中華民國時期雖然曾有“仙樂”照相機的曇花一現，20世紀40年代，中國攝影家張印泉研制的135相機的各種長鏡頭，與后來德國人的產品構造原理相似，但是真正的起步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基本都參考歐美及蘇聯的設計，后來轉而參考日本的產品。當時生產照相機的工廠大一點的有北京相機廠（前身叫大來相機廠，解放后轉國營）、上海相機廠、南京相機廠及天津相機廠四個。主要的產品有北京相機廠的“長虹”、“紅光”、“北京”、后來易名為“長城”牌；上海相機廠的“上海”58-系列、“紅旗20型”、“東風”、“海鷗”系列；南京相機廠的“紫金山”、“長江”以及“南京”牌，及天津相機廠的“幸福牌”、“晨光牌”等，其他各地有不少小廠生產各自的牌子，不過外型、設計和技術參數都跟這四大相機廠的產品一樣，只不過是換上了自己的牌子而已。20世紀60年代，曾經研制成功中國的高檔相機，“紅旗20”135可更換鏡頭的旁軸取景照相機并配套生產了3款定焦鏡頭，“東風”牌120單反照相機不僅配套生產了3款定焦鏡頭而且快門速度超過了“哈蘇”當時的1/500秒達到了1/1000秒。</p><p class="ql-block"> 改革開放初期，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照相機走下神壇步入平常百姓家庭，中國照相機工業迅速發展，市場上已有眾多牌號的國產相機和國產膠卷。著名的有“海鷗”、“鳳凰”等照相機品牌和“公元”、“廈門”、“上海”、“樂凱”等膠卷品牌。照相機廠林立于全國各地，從大型座機到135、120雙反、單反到120、135旁軸取景照相機再到智能照相機都有生產，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攝影產業體系，由中國制造的照相機、照相機快門也曾向西歐、日本出口。那時，中國不僅是照相機消費大國也是照相機生產大國。但是曇花一現，在“造不如買”等錯誤的思想指導下，在私營企業偽冒假劣產品的影響下，崇洋媚外風氣席卷全國，在面目猙獰來勢洶洶的進口產品的威逼下，許多國有企業紛紛下馬、不少民族工業體系迅速垮塌，本來就薄弱的中國照相機工業很快全軍覆沒。中國照相機市場上基本清一色成了日貨和少量的德貨，就連國內給及其低檔的卡片照相機配的外包裝袋也掛上了洋商標，民族尊嚴、民族自信消失殆盡。</p><p class="ql-block"> 但愿中美貿易戰的打響，能警醒沉睡了許久的國人，沒有自己的品牌是不行的，中國應該有自己的照相機工業品牌，希望“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能重新塑造起國人的自信與尊嚴，但愿照相機工業和那些垮塌的其他民族工業體系都能夠再次沖破牢籠重振雄風，但愿中國照相機行業“海鷗”、“鳳凰”這兩只“大鳥”能夠再次重返藍天展翅飛翔；但愿“東風”浩蕩，“紅旗”再次高高飄揚；但愿“長城”不倒，“華夏”再次崛起。</p> <h3>（二）攝影活動</h3><h3> 我國的攝影活動開始于屈辱的鴉片戰爭，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中國向外國開放五個通商口岸。隨著“五口通商”大批外國商人、傳教士來到中國，攝影術也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傳入中國的香港、廣州等地。</h3><h3> 在攝影術傳入之前，人們要把自己的形像保存下來需求助于畫師和他們開設的“畫樓”或者“影像鋪”（這里的“影像”實際是“畫像”，下同。），利用傳統的繪畫技法把人的容貌留在紙上。攝影術傳入中國后，因為相對于畫像，攝影不僅價錢便宜，而且形像更逼真，這給畫像行業造成了很大的威脅，于是很多“畫樓”和“影像鋪”的畫師們想方設法學習照相技術，他們很快就學會了攝影這門技術，成為中國最早學會照相術并從事攝影活動的人。</h3><h3>由于當時照相技術和設備尚不成熟，人像攝影一時還不具備大規模推廣的條件，尤其是當時照相還不具備放大技術，很多中國人想要“大照片”，畫樓只能是先拍攝一個小照片，然后再根據照片畫像放大。也有一些畫像，是照相與畫師之筆相結合的產物，如一些列祖列宗身著正裝像，男為頂帶花翎，女為鳳冠霞披，各幅畫像形式基本差不多，畫中人的穿戴是畫的（也不例外先按固定格式畫好然后拍成底片，再用照相底片套印制成照片），人的臉是照相底片直接印制的。所以畫樓、影像鋪同時經營攝影和繪畫并且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h3><h3> 后來隨著油畫等西洋畫派傳到中國，傳統的肖像畫又注入了新的內容。肖像畫與照相之間的關系逐漸地得以固定，從競爭對手演變為具有互補性質的關系。不僅如此，當時，由于中國勞動力便宜，很多美國和歐洲的商人還把本國的根據照片畫像的業務搬到了中國的香港、廣州等地，于是當時香港的皇后大道、廣州的十八甫等地方畫樓、影相鋪林立，中國畫師們根據照片給外國人畫像，再由外國商人運回國內銷售，這種交流促使畫樓、影像鋪里攝影師的攝影技術水平迅速提高。</h3><h3> 就像人們喜歡畫樓、影像鋪的人的畫像一樣，攝影術傳入中國以后，國人首先感興趣的就是人物攝影，所以人物肖像攝影是中國攝影藝術開始時的主要表現對像并且持續了幾十年之久。</h3><h3> 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隨著攝影技術的發展，照相業的影響逐漸超過了畫像業，畫像業逐步萎縮。在東南沿海的廣州、福州、廈門、上海等地，照相館蓬勃發展，而這時照相館大部分起名為“照相樓”，比如上海早期的公泰照相樓、寶記照相樓等。為什么叫“樓呢”？原來，那時的照相使用的絕大部分是玻璃底片（濕片），感光速度很慢，很多時候要2—6秒，有時需要數到20個字。而當時又沒有燈光和其它人造光，必須利用日光，因此攝影室一般都在樓上開設，還得在天氣晴朗的時候拍攝，以充分采光。日光強就在頂棚上拉起白布遮擋直射光，光弱則用反光板幫助加光。因為拍照時間較長，坐的椅子和頭部都有靠背，以保持被照者穩定不動。拍照時，攝影師敲一下木板子（據說“拍照”二字由此而來）大喊一聲，打開鏡頭蓋，然后“一、二、三...”數下去，數到九、十個字，甚至二十個字，才算大功告成。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照相才用上了人造光，很多照相樓才開始了“日夜照相”。所謂照相“樓”的意義才相對減弱了。</h3><h3> 不論畫樓、影相鋪，還是像館、照相樓，他們都是一個商業化的經營實體，攝影術登陸中國就被賦予了商業的色彩。但由于攝影技術的限制，這些照相實體基本上還是局限于室內人像自娛自樂的拍攝，雖然有的照相館也競相為名伶名花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圖片，迎合市儈娛樂需要，但畢竟還僅僅限于室內拍照，規模也不大。</h3><h3> 而隨著玻璃干片的發明（1880年左右），攝影師可以方便地走出攝影室，突破了個人的小圈子，開始面向家庭、社會團體，并逐步開始了城市風光、建筑、民俗的拍攝，中國攝影藝術活動跳出了單一的“人像攝影”的狹小圈子，開始了多元化發展的歷史。</h3><h3> 許多照相館可以大規模印制所拍照片，向市民或旅游者出售，攝影的商業色彩更加明顯，當時出現的“照相號”就是一個明顯的說明。就像很多“銀號、商號”一樣，“照相號”更多重視規模化的商業銷售。例如天津“元彰照相號”就特別聲明可以進行“集體和建筑攝影”，他們的攝影師不僅拍攝了京師的眾多名勝古跡，還奔赴外地拍攝了“天下第一關”——山海關等優秀風光照片，大量印制銷售。上海的“同生照相號”于1909攝制了大型專題攝影集《京張路工攝影》，并且在這一照片冊的封里裱貼著：本號精究放大時裝照像鋪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門牌第3052號"、"上海公興印字館制造，開在虹口西武昌路"兩小張印簽出售。很多照相號還大規模印制當時十分流行的明信片相片，向旅游者兜售，一些大規模銷售照片的照相館直接就叫“照相店”、“寫真店”或“畫景店”了。</h3><h3> 畫樓、影像鋪、像館、照相樓、照相號、寫真店等等，這些中國早期照相館的名稱更替是中國攝影藝術活動發展過程的一個很好的反映。</h3><h3>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社會主義祖國欣欣向榮，70年來各項事業蓬勃發展，攝影藝術也空前繁榮，手機攝影的加入更是推波助瀾，目前幾乎是全民攝影了，攝影組織五花八門，官方的、民間的應有盡有，一個小縣城、一個企業內部有時候就</h3> <h3>有幾個攝影協會、學會。現在是網絡時代，對于這70年中國的攝影活動情況這里就不多熬述了，有興趣的同志可以上網搜一搜。下面本人對目前中國攝影界存在的問題分析一下，供業界人士磋商。</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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