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

暖水瓶

<h3><br></h3><h3>我的父親如果沒有后來的坎坷曲折，他或許是另外一個人生。</h3><h3><br></h3><h3>人生無常，父親就有了現在的人生。</h3><h3>父親的人生影響了我們一家，我們一家也就有了另一個軌道，它雖異常，但飽含了深深的時代烙印。</h3><h3><br></h3><h3>從一個人看一類人，從一個小家看一個國家，因為每個人、每個家庭都必定有時代的烙印，這就是我寫此文的意義。</h3><h3>但愿某個觸點能擊中你的某根神經，點燃我們的共同記憶。<br></h3><h3><br></h3><h1><i><u><b>（）進學堂改變人生近赤者傾向革命</b></u></i></h1><h3><i><br></i></h3><h3>我家祖籍河南省孟州市南莊鎮上口村，父親原名鄧賜江，參加革命<b style="">后改名鄧洪波，</b>生于1917年8月5日。 1925年，我父親8歲，給別人當長工的爺爺想讓家里出個能做點小生意的人，咬牙讓父親進了學堂。</h3><h3>我父親先在本村讀初小，后來到幾里之外的孟縣三完小走讀高小，雖然每天帶干糧喝白開，但他刻苦用功，成績一直在班級名列前茅。<br></h3><h3><br></h3><h3>當時三完小地下共產黨員、國文教師李望亭看我父親勤奮，開始將魯迅、郭沫若、蔣光慈的小說借給他閱讀。后來李望亭奔赴延安，我父親思想也從此開始傾向革命。</h3><h3><br></h3><h3>1931年9.18事變后，我父親對馬占山在嫩江沿岸打響抗日第一槍甚為崇拜，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滿，自編《所謂抗戰英雄》新話劇，和進步同學一起走上街頭演出，被孟縣教育局當做“共黨嫌疑”追究，在老師和同學庇護下僥幸過關。</h3><h3><br></h3><h3>1933年，我父親高小畢業，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孟縣師專，其時我家開始置辦一些黃河灘薄地，生活有了一些變化，在親戚的慫恿下，爺爺答應供我父親繼續求學。</h3><h3><br></h3><h3>到孟縣師專后，我父親和進步學生董奧林（1938年任孟縣工委書記，以后不祥）、耿一林（解放初期在獲嘉一中任校長，后到北京大學）終日對進步書刊手不釋卷，在東北淪陷后，他們組織“萌芽社”進行宣傳抗日活動，這年我父親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h3><h3><br></h3><h3>1933年暑假，因校長與事務長勾結貪污，我父親和席公權等發動學潮，要求清理學校賬目，被校方視為“嫌疑分子”，以“思想不純”將我父親除名。我父親在組織幫助下設法轉入沁陽師范。</h3><h3><br></h3><h3>沁師素有革命傳統，當時在校的王毅之領導了“晨鐘社”新文學讀書會，我父親是重要成員之一。在這個時期我父親的革命熱情日益高漲，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經常秘密深入鄉村宣傳抗日，多次被當局迫害，1936年雙十二事變后，我父親因為發表文章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扣蔣而被校方禁閉，后來和北京大學學生李磐、矢鋒策動沁陽全城各中等學校游行示威，被視為“異黨分子”，被當局跟蹤，在沁師時期我父親一直被列為嚴加監視對象。</h3><h3><br></h3><h3>上世紀80年代中期，時任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毅之到焦作視察，我去拜訪，他非常明確的告訴我：“你父親讀書多，思想成熟，多才多藝，在沁陽師范期間特別活躍，后來組織推薦他去華北軍政干校學習，我去開創早期的晉豫邊革命根據地。”</h3><h1><br></h1><h1><i><u><b></b></u></i></h1> <h1><u><i><b><br></b></i></u></h1><h1><u><i><b>（）華北軍政干校熔煉抗日游擊隊嶄露頭角</b></i></u></h1><h3><br></h3><h3>1937年七.七事變，國共開始合作，八路軍辦事處在新鄉舉辦華北軍政干部訓練班，我父親被組織介紹，從沁師到新鄉學習，成為該訓練班第一期學員。</h3><h3><br></h3><h3>“華干”是一所培養我黨革命干部的學校，由中國工農紅軍著名將領和杰出的政治工作領導者朱瑞創辦。</h3><h3>朱瑞奉中央之命，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軍委書記。朱瑞與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協商，在新鄉設立了十八集團軍駐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聯絡處，朱瑞任聯絡處主任。聯絡處辦公地點在新鄉火車站附近的交通旅社，主要對一戰區做統戰工作，聯絡國民黨上層軍官，宣傳黨的團結抗日方針，爭取友軍堅持華北抗戰。</h3><h3><br></h3><h3>1937年12月，日寇迫近河南，華干由河南新鄉遷往山西晉城，校址在崇實中學（現晉城一中），先后培訓學員500余人，大多被編入唐天際的晉豫邊區游擊縱隊,1949年2月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軍44師130團，在抗美援朝上甘嶺戰役中表現突出，一戰成名。</h3><h3><br></h3><h3>朱瑞將軍是江蘇省宿遷市宿城區龍河鎮朱大興莊人。1928年入黨，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第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朱瑞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軍委書記，在晉豫邊區、太行南區等地創建抗日游擊隊。</h3><h3>1939年5月任八路軍第1縱隊政治委員，與司令員徐向前赴山東統一指揮中共在蘇魯的部隊。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軍委正式任命彭德懷兼軍委總參謀長，葉劍英任第一副參謀長，朱瑞任第二副參謀長。1946年10月起先后任東北民主聯軍和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1948年10月1日，在遼沈戰役攻克義縣戰斗中犧牲，是解放戰爭時期犧牲的最高級別將領，時年43歲。</h3><h3> 其妻陳若克早在1941年落入日軍之手，她在獄中第二天孩子出生，但她打下敵人送來的牛奶，和孩子一起絕食，抱著孩子奔赴刑場，一路高呼口號，高唱歌曲，她和孩子一起被敵人用刺刀扎死，犧牲時年僅22歲。</h3><h3><br></h3><h3>1937年冬天，我父親華干班畢業，由于我父親有孟師、沁師的文化底蘊，加上他的組織能力和進步思想，很快就進入了朱瑞的視線。</h3><h3>朱瑞成立豫北政治工作隊，我父親被任命為第二隊副隊長，下分3個小隊，分駐輝縣、焦作、博愛，做國民黨豫北師管區部隊及地方抗日宣傳工作。</h3><h3>后國民黨把師管區部隊調往黃河南，當時正值日寇進犯豫北，我部政治工作隊又被劉剛帶到晉城。1938年1月，劉剛受朱瑞之命在晉城舉辦第二期華干班，我父親被朱瑞親自點名前去協助劉剛，此時我父親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21歲。</h3><h3><br></h3><h3>不久日寇進犯晉城，華干轉移陵川，并以此為基礎成立了太行南區游擊隊，劉子超任司令，我父親被任命為一支隊政委，活動在修武和武陟一帶。</h3><h3> 而劉剛則留地方，先后任陽城、沁陽縣委書記，豫北地委書記，解放后先后任平原省新鄉地委書記，河南省委宣傳部長、省委副書記，文革后任天津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1997年病逝。</h3><h3><br></h3><h3>1938年3月下旬，以華北軍政干部訓練所干部為骨干，加河北民軍名義成立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訓練所所長劉子超任司令員。4月，劉率一支隊（父親是一支隊政委）由山西進入修武，宣傳、發動群眾，打擊日偽、漢奸，開展敵后游擊戰爭。</h3><h3><br></h3><h3>5月，司令部移駐武陟，訓練抗日骨干，吸收抗日武裝，發動民眾抗戰，并在武陟小高組織2000余人的抗日自衛團武裝游行。</h3><h3>當時三支隊合并到五支隊，我父親繼成洲政委之后為第二任五支隊政委。</h3><h3><br></h3><h3>1938年10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磨擦，11月劉子超率部重返山西，在陵川編入八路軍一二九師晉東南獨立游擊支隊。</h3><h3>在文革中紅及一時的聶元梓曾經是這個隊伍中的一員，聶元梓文革時期是北京大學的系主任，因率領北大學生沖擊北京市委受到毛澤東的肯定，文革中和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范大學的譚厚蘭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統稱為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h3><h3><br></h3><h3>聶元梓在她寫的《太行抗日根據地.豫北篇》里這樣記載：</h3><h3>1938年初，我到華干學習，結束后，我就參加了太南游擊隊。1938年5月，劉子超組織了太南游擊隊，調了一批華干的學生給他當骨干，又在太行山下的武陟縣等地聯系了一些當地的同志，組成了一支游擊隊，我在司令部里做青年工作。當年秋天我派往中共北方局黨校學習，從此離開河南。</h3><h3><br></h3><h3>1938年3月下旬，朱瑞決定以華北軍政干部訓練所的骨干為基礎，組建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從3月至5月，太南游擊司令部發展到4個支隊，達1千多人。</h3><h3>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把幾個支隊的武裝，分布在武陟縣東牛文莊、小巖、水寨、圪垱店，縣西小高、寧郭以至焦作以南廣大地區，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對日軍、土匪、漢奸展開武裝斗爭。</h3><h3><br></h3><h3>1938年10月后，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根據上級指示，率一、二、五支隊和整編后的四支隊，離開武陟，北上太行山，在山西陵川縣柏寨編入一二九師獨立游擊支隊。</h3><h3>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亦告結束。</h3><h3><br></h3><h3>八路軍一二九師，也就是劉伯承任師長、鄧小平為政委的劉鄧大軍。我父親曾經任一、五支隊政委，河南的資料里只字沒提，這和我父親脫黨有關，但在山西資料里有我父親任一支隊政委的記錄。</h3><h3><br></h3><h3>《太行南區抗日游擊司令部舊址位于奪火鄉奪火村北廟》史料里這樣記載：</h3><h3>太行南區抗日游擊司令部在陵川奪火鄉奪火村成立，由劉子超任司令員，經中共長治特委同意，將第二行營游擊隊陵川支隊第一大隊一部調往司令部，編為太行南區抗日游擊司令部直屬隊，后改為一支隊。一支隊先后由陳子植、莊林、王化成任支隊長，成洲、鄧世江任政治委員。（鄧世江就是我的父親）</h3><h3><br></h3><h3>王化成解放后任哈爾濱市委書記，陳子植建國后曾任西藏軍區日喀則警備區司令員，西藏軍區副參謀長，四川省軍區副司令。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在那個極左年代，他經河南赴京參加會議，還在新鄉交際處停留約見我的父親，足見戰爭時期生死之交的情意。</h3><h3><br></h3> <h1><i><b><br></b></i></h1><h1><i><b>（）部隊奉命再進太行山患瘧疾奉命做地下工作</b></i></h1><h3><br></h3><h3>1938年10月部隊奉命進太行山時，我父親正發瘧疾，不停打擺子，隨軍不易，組織指示我父親先回家養病，后在當地以教師做掩護開始搞地下工作，組織關系也隨即轉入地方。</h3><h3><br></h3><h3>孟縣黨史：</h3><h3>1938年底，縣委領導人員有所變動，劉峰任縣委書記，許克明任組織部長，宣傳部長是李勃然，城東區分委書記劉健，后由鄧洪波為書記。</h3><h3><br></h3><h3>此時史向生任沁濟溫孟中心縣委組織部長，我父親的關系由他介紹給孟縣。今年1月23日，史向生嫡孫史兆強來我家做客，特意帶來一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向生》一書，這個接點的細節和此文完全吻合。</h3><h3><br></h3><h3>我父親病癒后，開始地下黨工作，在這個時期發展共產黨員和民先隊員以及介紹到延安上學數十人，并積極組織“青救會”、“婦救會”、“農救會”等抗日救國團體，我父親的活動遭到當時縣長張伯華的仇視，他特派國民黨縣黨部特務先后抓我父親4次，說他在搞非法活動，均被我父親的抗日正義辯服而不得不釋放。</h3><h3><br></h3><h3>我父親回到地方后，和我母親結為夫妻，我母親生前回憶：那個時期家里人來人往，你爸爸一批一批往外送人，有的暫時走不了，就在咱家住個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在咱家住的時間最長的是個女的，大概住了一個多月，在一個深夜你爸爸秘密把她送走了。</h3><h3><br></h3><h3>孟縣黨史對這個時期的記載：</h3><h3>從1937年至1939年前半年，孟縣共有2500多人到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工學、華北干部學校去學習。這是孟縣黨在此階段取得最大成績，為未來的全面抗日反攻培養了大批干部。</h3><h3><br></h3><h3>我的三叔鄧賜淮就是在那個時期被我父親送到山上，參加了八路軍129師，后在河北涉縣犧牲。</h3><h3><br></h3><h3>1939年春節前后，在縣委指示下，我父親利用自己的文藝特長，組織地下黨員和“民先”隊員為骨干，組建了40余人的“墨林劇團”，演出抗日救國劇目，后國民黨當局強行干預，“墨林劇團”被迫解散。</h3><h3><br></h3><h3>“墨林劇團”雖然被迫解散，但涌現出了一批先進分子，我父親這段經歷的證明人常延青就是“墨林劇團”的積極分子。“墨林劇團”被解散，更加激勵他的抗戰熱情，他1940年春和我父親這批人被捕逃脫后，奔赴延安陜北公學學習，以后就留在了陜、甘、寧，解放后歷任甘肅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等職，2008年在蘭州逝世。</h3> <h3></h3><h1><i><b><br></b></i></h1><h1><i><b>（）被逮捕羈押集中營獄中脫黨迫入三青團</b></i></h1><h3><i><b><br></b></i></h3><h3>1940年春，國民黨開始第一次反共高潮。孟縣縣長張伯華和特黨部解希文認為共產黨活動猖獗，窮兇極惡地大肆逮捕進步人士，派出軍警將我父親與李勃然等16人逮捕，押送到咸陽又轉至西安東北新村勞動營。<br></h3><h3><br></h3><h3>孟縣黨史記載：</h3><h3>1940年3月25日，孟縣政府和國民黨縣黨部對李勃然、荊利九、李增祥（劉漫君）、常延青、梁富海、畢秀云、鄧洪波、張淼亭、李敬芝、張延令、劉謙如、姚安民、徐吉祥等16人突襲逮捕，原因是這些青年以抗日民族先鋒隊名義對抗政府。這些被捕青年沒有一個流露出恐懼悲觀情緒，相反大家表現的更為樂觀和激動，一整天歌聲不斷。</h3><h3>次日，這些青年被送到洛陽勞動營，隔日又被送到陜西省咸陽集中營。不久，這些同志大部分在日寇飛機轟炸咸陽之空隙逃跑，張淼亭和鄧洪波沒跑出，被列為可疑人員被轉移到西安勞動營。</h3><h3><br></h3><h3>關于這段經歷焦作黨史也有記錄：</h3><h3>1940年2月13日，國民黨孟縣當局以開會為名誘捕進步青年李勃然等16人，（其中黨員6人），15日押往洛陽勞動營，3月14日再押陜西咸陽集中營。李組織難友采取多種形式與敵斗爭、周旋，終在一次緊急防空中乘敵不備，逃出虎口，李等5人轉赴延安，8人轉赴西安等地。（此處孟縣黨史和焦作黨史時間表述基本事實不錯，但時間有出入，還有3人沒有表述，除了我父親和另一同志沒跑掉，還有一人不知道是誰。）</h3><h3><br></h3><h3>在此要特別感謝李勃然叔叔。我16歲到修武良種場當下鄉知青，已經去世5年的父親，歷史問題又被放大，文革有人在修武縣城西門張貼大字報，要揪我父親的“叛徒”問題，說我是“黑五類”子弟。我反駁無力，身心受到極大傷害，從此要下決心弄清父親的歷史。1967年秋，我帶著3元錢，從修武縣城騎自行車到武陟老田庵，掏5毛錢坐火車過黃河，到鄭州找到正在醫院住院的鄭大教務長李勃然。他當時也在刀尖上度日，他原來在北京高教部工作，因為抗戰時期孟縣一個很大的“民先事件”受處分，因為他是縣委書記。</h3><h3><br></h3><h3>孟縣“民先事件”是孟縣黨史上一個很重大的事件。事件起因是在1939年10月初，共產黨員解子恭不慎將縣委會議通知丟失，為國民黨縣黨部書記解希文所得。解依據會議通知傳訊解子恭和代理縣委書記李勃然及席明亭、席廣平等多名共產黨員。逼他們承認黨員身份并交待黨的組織。李勃然等為保全黨的組織，并鑒于解子恭已承認“民先”身份，決定被傳訊人員僅承認為“民先”隊員，不暴露黨員身份和黨的組織，爾后通過具結“悔過書”獲釋。事后，沁陽中心縣委認定暴露“民先”也屬變節行為，李勃然等被撤職，涉及同志被牽連，直到1977年撥亂反正，孟縣“民先事件”才得到平反。</h3><h3><br></h3><h3>“民先事件”的包袱讓李勃然背了一輩子，文革時期他和鄭大校長郭曉堂一起被打倒。這時候我去醫院找到他，他是擔著風險的。他沉思了一會，對我說，如果讓我證明和你父親在一塊工作時的情況，毫無問題，我和你父親是孟師同學，鬧學潮時你父親能講善辯，演講很有煽動性。你父親從部隊留到地方工作后，我開始是孟縣縣委宣傳部長，后來是縣委書記，你父親安排縣東一個區分委書記，但他工作積極，成績十分突出。我們一起被捕，到陜西咸陽集中營時，孟縣大多數人趁日本飛機轟炸逃脫，你父親和另一個同志被圈沒能跑掉，我投奔了延安，從此和你父親再沒有工作交集。按黨的紀律和原則，以后你父親的情況我不清楚是不能亂說的，何況我現在自身難保，但是我可以這樣說，你父親是當時孟縣地下黨的重要干部，孟縣地下黨的體系他一清二楚，解放后我研究了我們離開孟縣后的情況，你父親脫黨后沒有因為他的原因，牽連到任何一個地下黨員，而且他還掩護過同志。</h3><h3>李勃然讓我去找一下劉峰，看是否能提供一些情況。并給劉峰寫了個便條。劉峰是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副秘書長、兼河南省人民委員會秘書長，便條的大概內容是請劉峰在任孟縣地下黨縣委書記時，根據他對鄧洪波的了解，給鄧紅波之子一個說明。可惜那時時局太亂，我在省委門前轉了又轉，連大門都沒進去。</h3><h3><br></h3><h3>后來我去北京國家城建部找和我父親一塊被捕、解放后他們還見過面的李增祥，她時任建工部監委副書記，她對我說：你父親就是因為集體參加了三青團，被迫給國民黨工作過，把他查了個底朝天，雖沒查出叛黨，但那經歷就是歷史污點，解放后他申請歸隊，入黨申請書寫了多次，誰敢為他說話？但你父親這個人人緣不錯，他所以能被新鄉行署審查近兩年，又分配到孟縣公安局這個要害單位，必有原因。關于你父親的問題你心里清楚就行了，以后靜觀其變吧。送我時，李增祥還給我塞了回河南的路費。</h3><h3><br></h3><h3>撥亂反正后，我見到了李勃然的兒子李依民，我們做了一次長談，他告訴我，孟縣“民先事件”獲平反后，他父親的歷史終得清白，去世時《河南日報》還發了消息。</h3><h3><br></h3><h3>李勃然他們逃走后，特務加強了戒備，經常突然提人，時間不定，兩年時間我父親所在的第五隊就被提走約20人，只要被提走則有去無回。</h3><h3><br></h3><h3>到那時，國民黨企圖掩蓋破壞統一戰線的罪責，宣稱勞動營為青年訓練機關，一面逮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一面對外廣告招生，報考者絡繹不絕，我父親乘機混入了招生人群，被編入學生隊伍。</h3><h3>到勞動營后我父親脫黨，沒有組織的支撐，他天天處于白色恐怖之中，心里承受能力已處于崩潰。</h3><h3><br></h3><h3>1942年元月，有部分學生被安排工作，安排工作的當天，突然要求這些人和西安西關區的青年集體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父親被這突發事情驚呆了。兩年來雖然情緒低沉，但是他從來沒有暴露組織和共產黨員身份，一旦參加三青團，則是信仰的變節，可是不參加就會暴露，在沒有組織可以證明的情況下，我父親出于自保，只能當場胡亂找個介紹人蓋章，走完了這個程序后，我父親在勞動營的“中山室”做管理工作。</h3><h3><br></h3><h3>1942年4月，勞動營一職員無意中透露，上次安排工作的人，有人仍然有共產黨嫌疑，還要再次考查。當晚，我父親將一快信寄洛陽一朋友，并附言“父病危速歸”字樣。隔日電報來，我父親持電報找隊長送營部批，在營部還沒有批復的情況下，私自逃走。</h3><h3>人是僥幸脫離了魔窟，但參加“三青團”成了父親的心病，從此一蹶不振。</h3><h1><u><b><i><br></i></b></u></h1> <h3></h3><h1><u style=""><b><i><br></i></b></u></h1><h1><u style=""><b><i>（）委曲求全進國軍兩次掩護地下黨</i></b></u></h1><h3><u style=""><b><i><br></i></b></u></h3><h3>父親逃出勞動營后，孟縣已經淪陷，只能在洛陽逗留。在洛陽要生計，正好碰到在國民黨“戰干團”畢業的老鄉宋靜夫，他正協助國民黨27軍在洛陽收編豫西的地方武裝，便去幫忙。又隨他到山西陵川。我父親以娛樂干事名義幫助管理俱樂部，幫助賑災放糧，幫助獨立營游藝室，茍且偷生又一年。<br></h3><h3><br></h3><h3>1943年4月，日寇到山西掃蕩，國民黨部隊開拔，我父親孤注一擲潛回了老家。</h3><h3><br></h3><h3>回到家后，我父親不敢出門，兩個月后，還是被地方團隊的人發現，送我父親進集中營的縣長張伯華說我父親是個人才，派特務到家脅迫為他工作，我父親數次拒絕，張伯華非常惱怒，放話說如不就范要拿全家人說事。</h3><h3>我父親屈從了，這主要原因有四：一，我父親牢獄之時，我有一姐，因為誤醫而夭折，他愧對母親；二，有人捎信我三叔死在戰場，是我父親送他當兵的；三，雇工出身的爺爺摳縮十幾年把家弄的有了起色，還置辦了馬車，怨我父親對家沒貢獻；四，深知國民黨政府的手段，怕家庭受牽連。</h3><h3><br></h3><h3>我父親委曲求全后，暫時接受了被安排到區公所，搞些文墨和文娛工作。</h3><h3>在過去的對手里忍辱偷生，父親痛苦異常。當時父親心中橫豎有個底線，決不出賣我黨，如有機會當為我黨做點事情。</h3><h3><br></h3><h3>1944年冬，和我父親曾經在游擊隊打游擊的老同事劉培蘭打入了國民黨縣政府，被列懷疑對象，特務兩次傳我父親，我父親堅稱不認識此人，保護了她的安全。</h3><h3><br></h3><h3>1945年初，我父親隨國民黨地方團隊路過逯村，猛然看到曾經的同事、地下工作者姚守倫，我父親急中生智，設法引開隊伍，幫助姚守倫脫了險。解放后，姚守倫任孟縣糧食局局長，對我父親幫他脫險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說明。</h3><h1><br></h1><h3></h3> <h3>我的爺爺</h3> <h1><i style=""><b><br></b></i></h1><h1><i style=""><b>（）心想之事身不由己一人變故影響一家</b></i></h1><h3><br></h3><h3>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不久，國民黨挑起內戰，我父親聞聽過去的太行南區游擊隊部分老戰友被分配到八路軍129師新編第一旅，在博愛、焦作一帶活動，就趁國民黨慌亂之際，他逃出孟縣，徒步北上，希望找組織說明情況，結果剛到博愛就被舉報收容。</h3><h3><br></h3><h3>9月孟縣第一次解放，我父親被遣送回孟縣公安局，以后國民黨反攻回來，幾次拉鋸，我父親自愿隨組織活動。后來為了調查歷史問題，到新鄉行署公安處教育所，反省1年多，直至確認我父親在勞動營和國民黨時期沒有暴露組織和黨員身份，沒有叛黨行為，于1947年2月結束對我父親的調查。</h3><h3>孟縣再次解放后，我父親被安排到孟縣公安局任教育所長，和從部隊回來的秘書股股長李庸夫一塊整理敵偽材料，一塊參與審訊和羈押案犯工作，前后約8個月。</h3><h3><br></h3><h3>后來我父親轉教育行業，一年中先后任禹寺完小校長，縣直機關業余學校教導主任，五完小校長。李庸夫則重新歸回部隊參加渡江作戰，建國后官至上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上海司法局長等職。</h3><h3><br></h3><h3>在孟縣工作3年多后，1951年10月，我父親拿著新鄉專署調令到修武一中任教導主任，時年34歲。</h3><h3>我父親為什么由孟縣到修武，沒有佐證，我只能憑空猜想：他反省后屬于第二次重新工作，也只是股級干部，不應該新鄉專署直調，我猜想是父親老戰友所為，解放后，他過去的同事高的是省部級干部，低的也是縣級干部，他面子上過不去，當時在新鄉專署做領導工作的老同事有好幾個，可能有人征得他意見，幫他離開了孟縣。</h3><h3><br></h3><h3>其實到修武后，我父親的日子并不好過。“三反”、“五反”、“整風”，“反右”，無休無止的運動，每次都要翻一次燒餅，就他的“革命意志衰退”的結論，在當時歷史背景下，次次膽戰心驚。于20世紀60年代初把已經下過結論的歷史重新定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將我父親由修武一中教導主任降級調往五里源修武二中當普通教員。</h3><h3><br></h3><h3>父親被貶二中后幽幽寡歡，突發疾病，逝于1962年，享年44歲。</h3><h3><br></h3><h3>父親死后，全家無依無靠，1968年，修武縣為了完成“不在城里吃閑飯”的城市居民下農村指標，我51歲的母親和分別是16歲、14歲的妹妹弟弟被下放到農村，為了家里有個支事的，18歲的我放棄了相對條件較好的青年隊，和他們在一起到了李萬鄉仇化莊落戶，直到國家上世七十年代后期“撥亂反正”，全家才過上正常人的生活，母親又開始享受干部家屬撫恤金，我們也都安排了合適工作。</h3><h3><br></h3><h3>我父親是黨培養的知識分子干部，有部隊和地方工作經驗，如果正常發展，前途無量。但是就因為被逮捕后脫黨，又參加了三青團”，歷史從此改寫。</h3><h3><br></h3><h3>我父親是個才俊，寫一手好文章，可以編劇，辦刊物；拉一手好京胡，臨去世當晚還在用琴聲表述心頭郁悶；寫一手好書法，修武前烈士陵園的三塊主碑的行草碑“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就出自他手；體育玩的有模有樣，他帶領修武一中籃球隊在縣城所向披靡；有天生的文藝細胞，話劇，歌劇，京劇樣樣拿的出手；演講口才出色，在街頭、在學校他的演講感染過無數人。可惜他命運多舛，鬧學潮被開除學籍，部隊黃金時期患疾病，地方工作剛剛上手遭逮捕，解放了又進了反省院，解放后10年各項運動無休止，國家昌運前又英年早逝。可以說我父親的一生都在跌宕起伏中，基本沒有舒心日子，我為懷才不遇的父親深感遺憾。</h3> <h1><span style="font-size: 20px;"><i><b><br></b></i></span></h1><h1><span style="font-size: 20px;"><i><b>（）國情太多共性家事能引共鳴</b></i></span></h1><h3><span style="font-size: 20px;"><i><b><br></b></i></span></h3><h3>我父親的人生是個悲喜劇，他的人生對于我們家庭影響巨大，但回看中國歷史，一切釋然。比起有些人，比起有些家庭，還有很多更唏噓的故事，這是曾經的國情，它有太多的共性。</h3><h3><br></h3><h3>今年是我父親100歲壽誕，書寫此文，是我半個世紀的心結，也是對我父親最好的紀念，同時對有些人或許觸到心底共鳴。好在歷史翻篇，悲劇不會重演。</h3><h3><br></h3><h3>現在，客觀認識歷史已成國共共識，三青團的詞意概括如下：蔣介石為把全國的青年組織起來﹐使人人信仰三民主義﹐1938年7月9日﹐三青團在武昌正式成立。蔣介石任團長。由陳誠﹑陳立夫﹑康澤等三十一人組成中央干事會﹐陳誠﹑張治中先后任書記長。成立之初﹐三青團為籠絡青年﹐在抗日救國的名義下﹐開展了一些活動。在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逐漸奉行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三青團成了國民黨反共的工具。他們著力擴大組織﹐在學校﹑機關﹑團體﹐到處出現了“集體入團”﹑“舉手入團”等拉夫現象。1947年9月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暨中央黨團聯席會議決定實行“黨團合并統一”﹐將三青團并入中國國民黨。</h3><h3><b><br>（為了撰寫此文，我于上世紀60年代末去北京，拜訪了和我父親一塊被捕的前國家建工部監委干部劉曼君；到鄭州拜見了我父親沁師的同學、后來一塊被捕的鄭大教務長李勃然；采訪了到焦作視察工作的原輕工部副部長王毅之。還查閱了孟縣黨史和焦作黨史，走訪了一些和我父親曾經有過交集的老同事，百度了很多相關資料，寫成此文，了卻了我半個世紀的心愿，欣慰至極。）</b></h3> <h3> </h3><h3>     《我的父親》再發后，我祖籍孟州的史學專家宋志道老師給我發來了他編著的《孟州史話》政治社情篇，這是我迄今搜集到最詳細記錄孟縣著名“民先事件”的史料，特簡發于此。</h3><h3>再次感謝宋老師</h3><h3><br></h3><h3>   鄧少勇老師，您好！</h3><h3>        最近再次看了您寫的回憶《我的父親》，感觸良多，很受教育，為您點贊！在我的拙作《孟州史話》和《孟州民國史志大全》中，都有關于你父親鄧洪波的一點記載，現轉發給你，不知是否有用。</h3><h3>        另外，是否可以把你父親的材料發給我，也許對我有用。</h3><h3>                                    孟州宋志道</h3><h3>                                                  2019年9月18日</h3><h3><br></h3><h3>轟動豫北的孟縣“民先”事件:</h3><h3>1937 年“七七事變”后，孟縣建立起一個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抗日先鋒隊，簡稱“民先”。地下黨通過“民先”這一外圍組織，來宣傳、發動和組織群眾抗日救亡；地下黨組織發展進步青年，也是先通過“民先”組織培養、鍛煉和考察后，再吸收為中共黨員。</h3><h3><br></h3><h3>1939年1月，蔣介石召開了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革命政策。當年6 月，為加強孟縣的反共力量，國民黨河南省黨部調任解希文任孟縣縣黨部書記長。</h3><h3>此時的縣長張伯華已由抗日轉為反共。</h3><h3><br></h3><h3>1939 年9 月，中共孟縣地下縣委書記劉鋒到晉城參加晉豫邊區黨代會，宣傳部長李勃然代理孟縣地下縣委書記。10月初，孟縣地下縣委橫澗區委委員解子公參加縣委擴大會議，不慎將通知丟失，落入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解希文手中。</h3><h3>解子公供出了孟縣“民先”組織的領導人李勃然和許克明。</h3><h3><br></h3><h3>第二天，二人被傳訊，和他們一起被傳訊的還有地下黨員鄧洪波。</h3><h3>鄧洪波由于發展教育局長鄧洪瑞為“民先”隊員，而被鄧洪瑞出賣，供認他是“民先”領導人。</h3><h3><br></h3><h3>在審訊中，三人既不承認自己是“民先”領導人，也拒絕說出誰是“民先”領導人。</h3><h3>夜里，三個人住在一個房間，對白天的審訊進行了研究后決定:“民先”身份已經暴露，他們只承認是公開抗日的“民先”組織領導人，而不承認是地下黨的組織。</h3><h3>后被取保釋放。</h3><h3><br></h3><h3>李勃然借取保之機，找到時任第八小學校長的地下黨黨員荊利九，要他告知所暴露的民先隊員，若被傳訊，只能供認是“民先”隊員，決不能承認是地下黨員。</h3><h3>之后，這些人員在傳訊中都承認了參加“民先”組織，并在填寫了“不再參加民先活動”的“悔過書”之后被釋放。</h3><h3><br></h3><h3>“民先”事件后，沁陽中心縣委認這是叛變行為，上級特委也認為這是自首變節行為，對自首人員分別給予停止黨籍和留黨查看處分。</h3><h3>當年10 月，新的縣委決定：</h3><h3>對涉及“民先”事件中的李勃然、許克明、姚安民、關永康、席鳴辛、徐吉祥、張清河、席廣平、鄧洪波、解子公等縣委、區委負責人停止黨籍。</h3><h3><br></h3><h3>1940年，張伯華、解希文為配合國民黨的反共高潮，在孟縣制造了鎮壓共產黨人、破壞抗日組織、逮捕抗日青年的反革命事件。</h3><h3>3 月17 日，國民黨縣政府在全縣范圍內進行大逮捕。李勃然、荊利九、劉謙和、李增祥、畢秀云、姚授杰、王敬詩、張延令、武光福、姚安民、徐吉祥、鄧洪波、李敬之、常延青、梁福海、張苗亭等16被捕。</h3><h3>這就是孟縣著名的“民先事件”。</h3><h3><br></h3><h3> “民先”事件不僅在當時轟動全縣，在此后的各項政治運動中，當事人也受到很大影響。</h3><h3>1981年5月，河南省委經過研究，給因受“民先”事件牽連含恨而死的李勃然平反昭雪。</h3><h3>河南省委還作出決定：凡在“民先”事件中承認參加“民先”而登記悔過的，一律不按“向敵人投降”對待；凡因為“民先”事件受過處分而沒有其他自首行為的，都給予昭雪平反。</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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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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