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延安軍委二局(上)~進攻就無堅不摧無敵不克

白鹿西行

<h3>集體編制</h3><h3>責編：白鹿西行、安亞</h3> <p class="ql-block">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共雙方達成了團結抗日的協議。11月底，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帶來共產國際“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p> <h3>　　王明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主張，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h3> <h3>　　這一時期，延安的環境比較寬松，軍委二局的工作也不那么緊張了。大家利用空閑時間讀書學習，不少人開始考慮去留。</h3> <h3>　　龍舒林回憶：二局一時人心思散，“認為技術偵察工作是為戰爭服務的，現在內戰停止了，應該早日改行。有的要求上前線，有的想進紅軍大學，有的想考摩托車學校，有的想考中華社的新聞訓練班。”</h3><h3>　　有高級領導談到二局工作時表示：國共合作了，二局不要再搞了，要搞到內蒙去搞。在此背景下，胡備文回憶：二局大規模縮編，不少同志調離，技術力量持續削弱，1938年機器減至3部，偵收人員減至10余人，工作陷于低潮。</h3> <h3>　　毛主席從曾希圣局長匯報中了解到二局的情況后強調：這支力量不能削減，更不能散伙。</h3> <h3>　　1938年11月20日，日軍飛機轟炸延安，二局遷至延安西北約60華里的安塞碟子溝，一住就是9年。彭富九幾十年后仍然記得轟炸時的情景： “當時二局一些同志正在打球，第1架飛機來時，聽見警報。開始沒注意，緊接著又來了2架、3架，后來就跑，原地趴下。結果炸了毛主席的窯洞。毛主席原來住在延安城鳳凰山腳下，以后搬至楊家嶺。于是二局搬到安塞，第2、3天就搬了。”</h3><h3>　　傅英杰說：延安轟炸時，毛主席說，要保護二局，要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就把二局遷到安塞。剛來的時候，把老百姓都請走了；老鄉把自己的房子騰出來，擠到旁邊的村子去住了。不久又向西北擴展到黃崖根、嚴家灣等方圓幾里的范圍。二局的局部和研究、校譯、通報部門駐碟子溝，偵收和訓練部門駐黃崖根。</h3> <h3>　　碟子溝在安塞老城旁邊。溝里窯洞多，還有個小學校，是人口比較集中的地方。溝不深，1、2里地。</h3><h3> 軍委總參謀部作戰局參謀楊迪這樣描述延安時期的二局：“二局是負責截收、破譯國民黨及其軍隊的電報。為了保密，將二局安置在距延安以北有60公里（應為60華里——引者注）的安塞縣城郊，……。延安人誰也不知道有這個機關，更不知道住在那里了。”</h3> <p>　　軍委二局的同志們在安塞</p> <h3>　　1938年11月曹祥仁正式接任局長后，時常當面聆聽毛主席的教導。</h3> <h3>　　毛主席對二局的工作方針、重點、力量部署，高瞻遠矚地做出明確指示。</h3> <h3>　毛澤東為二局題詞，1939年7月</h3> <p>　　在毛主席的指導下，二局重又走上發展、壯大的道路。圖為1939年“八一”二局全體工作人員合影。</p> <h3> 朝氣蓬勃的新生力量</h3> <h1><b>一、注重訓練壯大隊伍</b></h1><p> 1937年4月，面對中日民族矛盾加劇的新形勢，二局組織人員學習日語，兼學文化、黨史等知識。訓練班設在延安城內的孫家大院。曹祥仁率援西軍二科歸建后，立即投入日語學習，任訓練班班長。</p><p> 龍舒林回憶：有關方面購置課桌、板凳，在駐區內設立教室。曾希圣同志親自安排課程，并聘請伍修權同志講社會發展史，朱光同志講中國革命史，丁玲同志講語文，一位新從日本回來的同志教日語。第一批參加學習的約二十人，由曹祥仁同志任班長，大家的學習熱情很高。但兩三個月后，因抗日戰爭爆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并開赴華北前線，直接與日軍作戰。在這種情況下，軍委二局的任務隨之加重，訓練班只得停辦，部分同志參加八路軍總部的偵察機構奔赴前線。"</p><p>  彭富九記述如下： “1937年，二局根據軍委指示準備開辟對日軍的偵察，于5月開辦了日文訓練班。訓練班抽調有一定文化基礎、業務素養較好的20余人，由曹祥仁帶領開始了日文學習，我也參加了。訓練班駐在延安城內的孫家大院。我們以學日語為主，兼學語文和黨史。日文教員是一個姓張的臺灣人，語文教員是剛由上海來到延安的丁玲，黨史教員是董必武。“</p><p> “七七事變爆發后，我們奉命組建八路軍總司令部二科（對外稱三分隊），由鄒畢兆任隊長，張有年任副隊長，隨朱總司令開赴前線。這個日文訓練班開辦僅兩個月就提前結束了，僅學習了日文字母、少量單詞和簡單的會話。”</p> <h3>　　1938年2月，二局正式開辦日語訓練班。這是二局在延安正式開辦的第一期訓練班（習稱一訓班），為開辟日本方向工作打下了基礎。</h3> <h3> 鄒畢兆回憶：“一九三八年二月，曾局長組織二局的日語訓練班。二局的主要人員都參加日語訓練班，分特別組、普通組。特別組為原二局的工作人員，普通組為調來二局工作的來延安的青年學生，日語教員為屠廷容同志和石佗同志。算是認真的學習日語了。”<br></h3> <h3>　　教員屠廷容曾留學于日本早稻田大學。他談到二局開辦一訓班時的教學情況：“迨‘七七’事變，抗戰爆發，國民黨的消極抗戰，導致平津陷落，上海失守，民族危亡，形勢日益嚴重。軍委二局為進一步加速對日技偵工作的建立，于1938年2月正式開辦日語專業訓練班，經過中央批準由陜北公學調集一批青年學員，計有李曾頡、于璐琳、胡舜華、冀步芳、朱桂淑、劉秀清、郭竹軒、陳永捷、王新吾、徐化民、趙潤溥、張洪追、劉德振、武桓、胡曉嵐、晉蘭生、薛震虎、高宗恒，以及兩名紅軍干部：姜鐘、符世文等共20名，加上由前總調回的馮維精、黃華炳二同志及工作中抽出的王必恭、羅木青、阿智三同志合計25名，組成日語訓練班的普通組，訓練期定為一年。我是先期于2月2日由陜北公學調來二局，擔任日語教員的。……</h3><h3> 普通組開訓不多幾天，原調前總工作的同志回局了，局里決定組成一個特別組，吸收前總回來的大部分同志專學日文。特別組的成員有：鄒畢兆、戴鏡元、彭富九、胡備文、錢江、雷永通、李行律、劉少宏等8名紅軍干部以及抗大在學中的曹祥仁同志。……</h3><h3> 兩個組的學習緊張地開始了。當時，延安機關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很艱苦，訓練班當然也只能因陋就簡，克服困難，開展教學。被稱為“大教室”的一間平房作為普通組的課堂，木板釘成的課桌和凳子，在高低不平的土地上，要用磚石填平。特別組則以寢室窯洞兼作教室，擺著幾排長條桌，后排同志以炕沿代替凳子，彎著腰聽課、作筆記。語法教材等要靠自編、自刻、自印，作業本是本地產的麻紙，厚薄不勻還帶小孔。為了延長鉛筆使用壽命，以鐵皮、彈殼做筆套，到無法使用時才舍得丟掉。晚上，窯洞里大家圍坐在一盞麻油燈前，搶做一天的作業。因為燈油有限，有的同志借月光夜讀，或就爐灶余燼復習，有些同志索性在黑暗中互相提問，背生字和課文。在這樣艱苦條件下，同志們卻是斗志昂揚，開展革命競賽，你追我趕，克服了發音上、文法上以及文化知識水平等方面的困難，使教學得以順利開展。全班同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雄壯激昂的抗戰歌聲，常常縈回在教室與庭院內外。為了鍛煉日語聽說讀寫能力，提倡日語生活化，并用日語寫日記、作文，特別組同志把自己在長征中的戰斗經歷，也用日語寫出了生動感人的‘作文’。同志們頑強刻苦的學習精神和可喜的成績，激勵我傾注全力于教課、編教材和修改作業之中，更加努力鉆研日語結構與語法規律以提高水平，改進教學，常常加班加點，有時徹夜不眠，也不誤課。以后，組織上為加強教學力量，又調進石佗、楊明等兩名教員，負責普通組的教學，我則除專力于特別組的教學外，仍兼負普通組一段時間的語法課。”</h3> <h3>　　9月18日，日文訓練班特別組結業，周恩來到二局參加畢業典禮，并講話予以鼓勵。</h3><h3> 彭富九作為學員代表在畢業典禮上用日文發言。他回憶：“因工作需要，日訓隊特別組提前于1938年9月18日畢業，周恩來副主席親自參加畢業典禮。因為我學習成績較好，被指定在畢業典禮儀式上用日語致歡迎辭。周副主席曾留學日本，聽了我的歡迎辭后鼓勵說：‘噢，學了六個月，日語講得不錯嘛！’周副主席在畢業典禮上還給我們講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指示要盡快開辟對日偵察，并且要大力加強國內的偵察工作。日訓隊特別組畢業的學員，一部分組建了二局四科（鄒畢兆任科長），一部分分到一科（科長王永浚）。”</h3> <h3>　　除了日文能力，日文訓練班對大家的文化水平和漢語文字能力的提高也很有幫助。</h3> <h3>　　李行律回憶：“1938年一月[自一一五師]被調回延安日文訓練班(軍委二局辦的)學習日文，經過極其緊張的八個月學習，每天正式學習十一小時，由于能積極苦學，到畢業時已達到可閱讀和翻譯一般的書籍報紙。但是，畢業后并沒有被調作日文工作，而是被調作機要技術工作，由于所學非所用，實際上使我得到不久[的日文知識]就逐漸的忘光了，即使如此，也還是有收獲的，就是對我的語文文法方面得到了不少的知識。”</h3> <p class="ql-block">　　二局工作，偵收是基礎，破譯是關鍵。針對國共合作后“和平思想”一度削弱了二局工作的情況，二局連續舉辦了3期偵收訓練班，以恢復和加強偵收能力。</p><p class="ql-block"> 1938年6月，在王家坪開辦第1次報務訓練班(習稱二訓班)，學生19名，隊長蕭榮昌，教員李松青(蕭純)等。當年9月畢業，機器增加到6部，偵收人員20余人。</p><p class="ql-block"> 同年10月，開辦第2次報務訓練班，學生9名。第2年1月畢業，機器增加至7部，人數增加至30余名。</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此期間，還有同志通校畢業后直接調入并參加二局工作。</span></p> <h3> 1939年2月，開辦第3次報務訓練班(習稱四訓班)，隊長劉少宏，指導員童銑。</h3> <p> 學員35名，均從八路軍通訊學校選調，其中有李凱、張曉冰、王濤、王錦堃、曹振江、魏紫仙、洪輝、魏逸才、郭勇、牛鳳菊（何真）、李仲秋、蘇軍（杜克宇）斗爭（程彬）、栗林（朱書明）、張保和、趙承紀、羅久也、陳藝、楊金浦、孫建國、楊京川、李鵬、陳延、何琦、羅林等。學生分二個排，一排是男生，二排是女生，女生排排長郭竹軒。</p> <h3> 教員都是身經百戰的老紅軍</h3>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四訓班畢業的曹振江在工作中埋頭苦干、認真負責，受到朱總司令題詞表彰。</span></p> <p class="ql-block">　　四訓班當年7月畢業，使全局機器增加至12部，人數增加至60余名。至此，二局的偵收能力恢復，并超出2年前紅軍3大主力會師時的狀況。</p> <h3>　　另有2期外勤訓練班，一是于1938年8月開辦的諜報訓練班，習稱三訓班，隊長馬文波，曾局長親自授課，并編寫教材《諜報勤務》，學員中何津、賈鳴(王同剛)等結業后留在二局工作。</h3> <h3>　　另一是1939年4月舉辦的徒步偵察訓練班（習稱五訓班)，班主任賀俊偵，教員有馬文波、何津、賈鳴等。</h3> <p>　　與此同時，二局抓緊破譯技術骨干的培訓。曹祥仁意識到，過去從優秀報務員中選人，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學習破譯，已跟不上工作發展的需要，于是提出開辦訓練班，以集中學習的方式培訓密碼破譯人員，學習密碼學的基本知識和數學等相關課程，進行系統訓練。1939年8月底，二局從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中選調學生，由實戰經驗豐富的老紅軍彭富九任隊長，開辦第六期訓練班（習稱六訓班），學員先后共42人。</p> <h3> 六訓班沒有專職教員和現成教材。破譯課老師由曹祥仁、王永浚兼任，彭富九輔導學員做練習。彭富九回憶：曹祥仁和王永浚講授的都是在自己在破譯實戰和帶徒弟過程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有基本功，也有技巧。</h3><h3> 背明碼是破譯的基本功，郭蘭軒和陳松祿兩個人明碼記得又快又多，學員們給郭蘭軒起了一個“明碼本”的綽號。這兩位后來都成為了破譯骨干。破譯技巧需要通過大量練習、案例分析來理解掌握，學員作練習的時間大大超過聽課的時間。掌握破譯訣竅需要有悟性，有的學員文化底子差，但悟性好，肯鉆研，參加工作后的戰績并不差。</h3> <p>　　六訓班學習期間，又有一些同志插班學習，其中有從新疆來到的：岳新(岳軍)，康立澤，嚴炳武，林杉(李景興)，周澤紀，胡杉(張振邦)，林原(李振興)，方明(楊朝東)，曾振仁(魯義)等。</p> <h3>　　彭富九說：“第六訓練隊原定學制一年，由于國共兩黨摩擦加劇，急需加強二局的工作，遂提前于1940年4月結業。曹祥仁局長在畢業典禮上講話稱贊說：‘這期訓練隊是辦得最好的。’他和王永浚同志在后續的多次培訓班上繼續傳授破譯技術。"</h3><h3>　　“六訓班的學員后來大多成為二局技術業務尖子，為革命戰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有些還為技偵事業培養出新的破譯人才。”</h3> <p class="ql-block">　六訓班畢業的康立澤、陳松祿成績突出，朱總司親筆題詞嘉獎。</p> <p>　　1940年5月舉辦猜譯偵收訓練班，習稱七訓班，班主任胡備文，教員胡田植、郭城等。</p> <p class="ql-block">　　學員35人，他們是潘斯福、肖明、何勝、王朝敏、趙英、何本先、毛慎義、馬俊、謝震、陳濤、曲玉武、郇向前、余定禮、孫愈之、王萬通、羅光理、陳友平、劉漢成、孫久珍、杜世德、高育民、趙華、郇向前、蔣永利、周克、任楚、任安云、張聲良、趙興禮、羅忠伯、馮十豪、馬友成、禹甲丁、郭占英、郝毅、李泰豫(洛風)、石養民等。1940年6月下旬發生洪災，孫愈之為救助同學而獻出寶貴生命。</p> <h3> 何勝工作表現優秀</h3><h3> 朱總司令題詞鼓勵</h3> <p class="ql-block">　　1941年2月舉辦猜譯偵收訓練班，習稱八訓班，學員264人。八訓班不僅人多，學員的文化水平也較整齊，多數是中學生。</p><p class="ql-block"> 八訓班分3個隊，第一隊猜譯，62人。一隊學員佐伊回憶：“我到延安時就想到前方打鬼子，組織部找我談話，說：不要你出門，也不要你到前方，到比前方還重要的地方去。我就到了二局，進了八訓班…… 當時不知道在二局是搞什么名堂，但碰到這個東西很有意思。”</p> <p class="ql-block">　　佐伊說，“八訓班的還有賈朝群、周博雅、范理、席振德、夏廷敏、洛冰、劉平等。八訓班也在黃崖根。雷永通管我們訓練班，也講課。六訓班的人來教課，余湛教公文程式。講數學，記不住誰講了。曹祥仁講破譯。”</p><p class="ql-block"> "八訓班結束后，挑了幾個人到研究室。我曾經也不安心，但越干越有意思，鉆進去了。有時半夜睡不著覺，腦子里想想想，一下子想出來了。很有意思。”</p> <h3>　　八訓班第二隊和第三隊偵收，分別為83人和119人。三隊教員金瑞英(金靜英)是從軍委三局調到二局工作的技術骨干，她回憶：3月下旬，選調的100多名學員來到二局，他們當中有9名來自女大，其他都來自抗大，年齡從17歲到24歲，各方面素質都較高。隊長唐明，指導員徐思鐸。教員有趙承紀、胡田植、申仲義、武榮華、梁樹生和我，管理員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黃天堂同志。</h3> <h3>　　金瑞英記得，三隊甲班的學員有解天游，杰狀，郭映華，趙賓，王國棟，趙湘榮，趙民意，杜培文等。學員畢業后幾乎都成為各單位的業務骨干，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骨干作用。<br></h3> <h3> 焦道遠多次立功</h3><h3> 朱總司令題詞嘉獎</h3> <h3>　黃波表現突出</h3><h3> 朱總司令題詞表彰</h3> <p> 朱總司令在延安</p> <h3>　　1941年10月舉辦猜譯、校對訓練班，習稱九訓班，隊長雷永通，指導員徐思鐸。學員46人，其中有藍聚祥、劉金若、雅克等。</h3> <h3>　　1943年3月至1944年12月二局在安塞候家溝門又舉辦了干訓班，習稱十訓班，班主任陳福初，人員85名。</h3> <h3>　　從事報務工作和訓練的同志們</h3> <h3></h3><h3> 王永浚回憶：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二局工作也要求大發展，但技偵人員又很缺乏，矛盾十分突出。為此，曹祥仁不失時機地連續辦了多期訓練班，解決了這一青黃不接的問題。1938年2月到1942年，共舉辦了9期訓練班，培養各類人員430多名，在職干部中70%以上都經過訓練班學習，具有技術業務工作的基本知識和技能。這說明訓練班辦得及時、有效。二局干部隊伍發展得這樣快，與曹祥仁的努力是分不開的。</h3><h3> 訓練班培養的各類技術人員畢業后立即投入工作，使二局的技術力量和干部隊伍空前壯大。彭富九說：有了這樣一支技術隊伍，二局“不僅擴大了軍事方向的偵察范圍，而且開辟了對國民黨[中統、軍統]兩大特務系統的偵察。到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期間，所有國民黨[的]黨、政、軍、特各系統的密碼全部被破譯和掌握，使二局的技偵業務發展到一個興盛時期。”</h3> <h1><b>二、總結經驗，突破創新</b></h1><p><br></p> <h3>　　編碼和猜碼是一個斗爭的兩方面，隨著斗爭的激化正在“飛速地進步”；“誰的技術落后，誰就會被斗爭的另一方所消滅”。</h3><h3> 抗日戰爭時期，二局的新對手——日本的科技、工業在亞洲遙遙領先，密碼學研究的總體水平接近歐美；在高級別無線電通信中普遍使用機械加密、一次一密和密本加亂碼等技術。二局的老對手——國民黨的編碼技術也在迅速發展、變化，已開始使用密本加密表技術。能否打破困局，將技術提高到一個新水平，關乎二局的存亡。光吃老本，必然會被遠遠地甩在后邊。二局一定要發展新技術，迎頭趕上。</h3><h3> 曹祥仁強調：“二局是技術決定一切的機關”，歷史上曾經成績輝煌，是黨的眼睛，是戰勝敵人的法寶，被譽為航海的指針；但是在新的形勢下，我們的技術已落在敵人的后面；因此，創造發明新技術是今后迫不容緩的急務。</h3><h3> 對于技術落后的現狀，二局著重從自身找原因。曹祥仁說：這固然有許多客觀原因，同時也由于我們本身有許多弱點所形成，還有老[墨]守成規的毛病；對于科學是老實學的訓示不夠認真，對技術研究抓得不緊。他充滿激情地號召，二局要“總結經驗、發展技術、加強領導的核心”；要“揭發我們在各方面的弱點，發揚我們好的方面”，使我們團結得像一個巨人，使每個同志安心做一個隱蔽戰線上英勇善戰的士兵。</h3> <p class="ql-block">　　<b>梳理戰例，提煉規律</b></p><p class="ql-block"> 二局在紅軍時期自主創造和積累的技術工作經驗彌足珍貴。總結經驗，認識規律，發揚傳統，建立信心，繼續前進，老同志們責無旁貸。曹祥仁與王永浚、胡備文、李廉士等其他技術骨干一起群策群力，開始新的創造與發明。</p><p class="ql-block"> 1941年，二局成立研究室。研究室分2個組，白楓（余湛）領導的一組幫助總結經驗。陳國樞記敘了他跟隨曹祥仁總結經驗、撰寫《密碼學總論》的過程：“1941年春軍委二局成立研究室時，從一、四科調來白楓（余湛）、江波、劉德振和我，辦公室就在局部小院子里。曹祥仁局長早有總結工作經驗的愿望，因戰爭和繁忙的領導工作未能如愿。在研究室的工作安排就緒后，即組織大家來實現這一計劃。他將長期積累的豐富的密碼破譯工作體會，經過深思熟慮和周密準備，按問題多次向研究室的同志口述由白楓同志負責記錄整理。”</p><p class="ql-block"> “他首先講述了二局從開始到1941年的密碼破譯工作概況，進而分析研究各種密碼為什么能夠破譯，從中引出了可供我們掌握利用的在密碼中存在著的很多規律性的東西。然后將這些規律東西進行高度概括，提升為[幾]大規律。這些規律存在于任何密碼之中，是不以編碼者意志轉移的。長期以來的實踐證明：不斷努力發揮主觀能動性，掌握好[這幾]大規律，盡管敵人的密碼有千變萬化，在一定條件下總是可以破譯的。”</p> <p class="ql-block">　　1941年2月，開辦八訓班。其時曹祥仁正在撰寫《密碼學總論》，并首次在八訓班上講授。</p> <p class="ql-block"> 陳國樞說，“初稿寫出后，曹局長與白楓、江波兩同志反復進行討論、修改。為了更好的論證問題，我們又統計了許多有關[幾]大規律的數據。在二局第八期訓練班上第一次講述了這個經驗總結。我們幾個人都跟著去聽，回來后又作了一些修改，總結基本上完成了。”</p><p class="ql-block"> “這個經驗總結，經過科學的概括和提升，將密碼破譯經驗，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它抓住了破譯工作的基本規律，是技偵工作的經典總結。這些普遍真理在以往研究工作中發揮了很大的指導作用，今后仍有著重要意義。當年我有幸聽到這個重要的經驗總結，盡管那時理解水平不高，但受益非淺，對于以后做好密碼破譯工作幫助很大。"</p><p class="ql-block">　　白楓（余湛）回憶：“曹祥仁同志為了工作需要，刻苦學習，積極總結工作經驗，用以指導工作，提高同志們的工作能力和堅定同志們破譯密碼的信心。他出身貧苦，文化水平本來不高。由于他參加革命后學習勤奮，肯于鉆研，還在青年時代，就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總結破譯密碼的經驗。他說，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規律性，都是可以認識的，密碼也是如此。孫猴子七十二變，最后變座廟，但旗桿在廟后，露出了猴子尾巴，還是被認出來了。認為密碼不能認識，那是康德的不可知論，是唯心的。當然認識客觀事物還需要主觀條件，只要我們努力，很難破譯的密碼也終有一天會破譯出來。當我第一次聽到他發這種議論時，既覺得聞所未聞，也覺得他講得非常深刻，非常令人信服。他的這種看法，一直激勵著我從事破譯工作的信心。”</p> <h3>　　由于當時工作太忙，曹祥仁寫下的只是這部專著的總論，另有3篇接續章節因為沒有時間，而未能完成。多年之后，李濤邀曹祥仁為《密碼學總論》再版寫序。曹祥仁寫道：“本文只是根據我們破譯工作開創頭十年的經驗寫成的，嗣后十多年來我們工作的技術情況有了很大發展，有些問題需要根據新的情況加以充實，有些新的問題需要補充論述。……”“由于當時受著歷史條件和思想水平的限制，只能根據當時的情況和認識水平論述一些問題，希望同志們學習時，應當注意當時歷史情況。” “本文是當時準備寫作的《密碼學》第一篇總論，后因事忙，其余三篇一直未能動筆，故定名為《密碼學總論》。”</h3><h3> 《密碼學總論》是我軍技偵工作第1部理論性著作。有關專家評論，它科學地論述了密碼本身存在的客觀規律，以及如何利用其破譯的問題，是二局多年工作的結晶，是破譯工作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一個飛躍，成為一部權威性的經典著述，在我軍密碼破譯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h3> <h3>　　李廉士、胡備文分別于1938年和1942年底編寫了無線電偵察專著。</h3> <h3>　　經過2年多的努力，王永浚于1941年7月完成破譯學專著，系統地介紹了破譯的理論依據和技術方法。</h3> <h3>　　二局將這些經驗總結和專業指導規律用在教學和工作當中，使訓練水平和工作質量明顯提升。</h3> <p><b>　　知難而進，開拓創新</b></p> <p class="ql-block">　　密碼學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延安的軍委二局面臨著2大技術難題：日本軍用密本的無限亂數和國民黨特務及軍隊系統開始使用的密本加表技術。在曹祥仁和王永浚的帶領下，二局的同志們對這2大難題勇敢地發起了攻擊。</p><p class="ql-block">　　曹祥仁根據敵人密碼不斷進步的情況，預感到密碼將會發生質的變化，而現有的破譯方法不足以攻破這個堡壘。他竭力主張下大力氣從技術理論上探討解決這些難題的途徑；同時也意識到數學研究在密碼分析中的重要性，強調要研究數學，今后要用數學方法解決密碼破譯問題。</p> <p class="ql-block">　　研究室的另一工作組由江波帶領，負責研究日軍的無限亂數密碼。組員有洛冰（黃志庚）、曾憲奎、夏廷敏（女）等。</p> <p class="ql-block">　　江波回憶這個組的情況：“我這一組負責研究如何破譯一種叫做一次一密的密底碼加密表（日本人叫做無限亂數）的工作，[這是一種]更高級難破的密碼。這種密碼當時日本人有時使用，國民黨尚未使用。從這一點可以看到他（指曹祥仁——引者注）對工作的深謀遠慮，對黨負責的精神。”</p><p class="ql-block"> 曹祥仁對數學的應用十分關注，王永浚、彭富九、藍聚祥和陳國樞都有回憶：“1941年他(曹)成立研究室對它進行研究，其中有一個無反復密碼的課題。這個路子如何走法，是一個很復雜很艱巨的問題。在當時尚無實踐經驗作依據的條件下，他有勇氣對它進行探索，這種不怕困難的進取精神是可貴的。他還多次提出要用數學解決密碼破譯問題，并說要用‘群論’作工具進行試試看。從而使我們得到啟示。從具體密碼實際出發，適當利用數學進行密碼破譯研究，是一個需要采用的方法。”</p><p class="ql-block"> “第一次聽破密碼要學數學，是聽曹局長講的，什么群論、排列組合……是將來密碼的發展方向，要靠數學。這是1943年之前就講到的。”</p><p class="ql-block"> “曹局長很重視數學的應用，提倡運用數學知識結合密碼規律解決一次一密問題。他把懂數學的人集中在一起，成立研究室，有江波、白楓、黃志庚、夏廷敏等，這些都是骨干，高中生，當時就想以數學探求結果。我來時受到曹局長的啟發，借來一本高等代數，當時叫大代數。后來我在工作中體會到曹局長的這個提倡是很正確的。所以進城以后，我到北大數學系旁聽數學近5年，學了微積分、概率論和解析幾何。”</p><p class="ql-block"> “研究室根據曹局長關于……的破譯設想，制[作]了一套……破譯工具，先后做了很多練習，證明這個思路是可行的。”</p> <p class="ql-block">　　1930年代，國民黨的密碼編制技術，從依照明碼本簡單移位和替代的普通密本，進化為脫離明碼本的特別密本，再發展到收發使用不同排序的來去密本（二部本），不斷向更高階段演變。密碼的下一發展階段是加表。1939年初，國民黨軍事系統啟用密本加表新技術，并于1940年推廣。跟上這一變化，探尋新式密碼的破譯方法是這一時期研究工作的關鍵任務。王永浚憑著深厚的經驗、扎實的技術功底和所掌握的數學知識，在同志們的協助下，埋頭鉆研，刻苦實踐，終于在1939年夏實現了突破；提出了破譯密本加表密碼的思路和方法，為攻克高難度密碼開拓了新路。</p> <p class="ql-block">　　江波回顧了早期破譯技術的發展和王永浚在延安二局的重要技術貢獻：密碼分3個階段，一是普通本，簡單代替法；二是特別本，這些曹祥仁都完成了。三是加表，王永浚做的是剝表，解決剝表問題是王永浚完成的。</p><p class="ql-block"> “39年10月我去訓練班，曹講第一課，王講的剝表；40年我在四科，王在一科；41年我到研究室，與曹祥仁在一起，研究日本的無限亂數。日本叫亂數，國民黨叫加碼、假碼，我們叫加表。我在研究室1年，研究無限亂數。42年，復興方面要人，我調到王的一科，搞復興方向。這時就整風了，星期天也搞；43年，我就被整成了“特務”了。王永浚被俘后，很害怕，想家，想女兒，就哭。王永浚對我講，知識分子有軟弱性，誰講清道理就為誰服務，共產黨的道理我就信。共產黨要用他，又不信任，就監視他。當時很多人都去抗大學習。王永浚不能去，他很難過、很痛苦。他就搞這個，就像‘孫子臏腳，兵法修列' ”。</p><p class="ql-block"> “CC的工作，40年就有了；復興方向是41年開辟的。這兩個工作的開始是王永浚。復興是從“五原[組]”突破的。那時，王永浚常常抱著兒子延生在一科的院子里轉，一邊轉一邊想。一會兒站住，寫下個“站”字；又過了一會兒，再寫下個“組”字…… 王永浚全身心為這個，密碼就是他的命，對它如癡如醉。他腦子并不很靈，但契而不舍。牛頓吃面包、喝墨水。王永浚就是這種狀態。他抱著延生，走來走去，要是有人給他換根木頭，他也會抱著。”</p><p class="ql-block"> “我們工作中有了苗頭，有了進展，向王匯報，王高興地叫他的妻子：嘉元，嘉元，煮面條……”</p><p class="ql-block"> “曹對沒加表的密碼，破的很有辦法。曹成立研究室為的是搞無限亂數，日本的密碼。破加表就是王了,二局比較難的本，特別本加表，都是他搞，胡宗南、湯恩伯、李宗仁……。[剝表]這一關不過，二局就關門。[從這點上講，]王是劃時代的。”</p> <p class="ql-block">　　王永浚的這一特殊貢獻具有里程碑意義，被業內人士稱為“剝表技術之父”。在工作中，王永浚帶領同志們攻關，破譯了蔣介石軍隊及特務系統的大量密電，為中共中央粉碎國民黨的反共高潮，保衛陜甘寧邊區、各抗日根據地和地下黨組織立了大功。</p> <h3>　　為了表彰王永浚的突出功績，毛澤東在獎給王永浚的大筆記本上親筆題字“在奮斗面前沒有什么困難”。這是王永浚的崇高榮譽。</h3> <h1><b>三、健全機構，完善規章</b></h1> <h3>　　1939年1月，二局提出：應將情報研判工作從基礎上建立起來，培養有政治、經濟、戰略、戰術眼光并兼備整理翻譯能力的人才，打破過去僅限于抄寫技術偵察所得之現象，于是設立整理通報科，專事情報整理通報工作。</h3> <h3>　　該科最早的工作人員之一石養民回憶：“我到二局時，當時二局只有百把人，有幾個科，一科王永浚，彭富九是王永浚那個科的；二科馬文波，副科長雷永通；三科李廉士，四科鄒畢兆。二局通報破譯材料，向中央幾大常委送。我來時搞通報的只有2個人干，我是第3個。另外一些人搞整理工作，都是長征過來的，文化低，很困難。我們復寫后送上去。”</h3><h3> “我搞復寫，曹局長跟著屁股后面，一個一個跟，從偵收開始，看到國民黨十萬火急、萬萬火急，最重要的情報，從抄報開始看，到破譯處等著，弄到差不多就跑到整編的地方看著我。他對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情況都很熟，看著不對，就給改了，誰慢一點都不行。”</h3> <h3>　　康立澤回憶：“1940年初，我到二局時，二局的組織機構、人員配備很精干。全局不過百人，卻起著黨中央、中央軍委的耳目作用。局部和一科、二科、四科、管理科，分散駐在安塞縣城南郊碟子溝兩側的窯洞，三科和六訓班分散駐在安塞舊城西郊兩側的窯洞，局部僅有局長曹祥仁、秘書阿克和勤務員3人；一科的科長是王永浚，下有3個股，一股股長李行律、二股股長甄俊儒、三股股長李鑒禹，全科17人。其中紅軍9人，是技偵工作的骨干，抗日愛國優秀青年8人是生力軍。任命彭富九為新成立的一科四股股長，調一股的蕭榮昌為副股長，調二股的高彩璋，三股的陳永捷和六訓班畢業學員姜楨、白楓（余湛）、高振剛、宋兆宜、林原、林杉、嚴炳武、陳松祿和我等到四股工作。后來又調來李培基同志。一科四股的任務是開辟對陳果夫、陳立夫控制的國民黨的黨務、特務系統的技偵工作，探悉國民黨的政治動向和陰謀，加強我黨、我軍防特保衛工作。”</h3> <h3>　　“1941年，國民黨的中央全會，公然確定了反共‘以軍事為主的方針’，‘把反共列為第一，抗日列為第二’。親日派軍事頭目何應欽在最高國防會議上詭稱：‘綜觀全局，敵對我進逼已無可奈何，惟共黨乃心腹大患。’在蔣介石、何應欽的策動下，在各地挑起了一系列的反共軍事磨擦事件。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軍委指示：‘發展二局，提高二局’。擴大技偵機構。同年6月，把一科擴編為一處，擔任國內軍事政治方面；四科擴編為二處，擔任日偽方面；三科擴編為三處，擔任偵收工作。將七、八、九3個訓練班的學員陸續畢業充實到一、二、三處，加強了技偵業務力量。擴編后的一處處長王永浚，副處長彭富九，指導員馮志陸，下設3個科，每科設兩個股。一科、二科擔任軍事方向。三科擔任政治方向，任命蕭榮昌同志為三科代科長。”</h3> <h3>　　1941年6月，二局實行局、處、科體制，一處處長王永浚，副處長彭富九；二處處長戴鏡元，協理員陳福初；三處處長馬文波，副處長胡備文。</h3> <h3> 研究室主任白楓（余湛），副主任江波；政治處主任鄺善榮，整理科科長雷永通，以及總務科。</h3> <h3>　　1942年，二局創辦內部刊物《隱蔽戰士》。曹祥仁撰寫發刊詞《創造新技術，攀登新高峰》，開宗明義：二局是技術決定一切的機關，強調“科學是老實學”，號召在新的形勢下，發奮創造新技術，做克服困難的勇士。</h3><h3> 上級主管之一康生為刊物命名并題寫刊頭；中共中央撥出專項基金，鼓勵技術人員在刊物上登載學術稿件。曹祥仁在《隱蔽戰士》上發表文章，介紹經驗，談論自己對二局工作的認識。在介紹楓山埠戰斗經驗的短文中，他強調：“經驗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字字珠璣'，有時一字系全軍之安危，必須以最高的政治責任感和主人翁態度，滿腔熱情地、千方百計地把它做好。’情報工作無和平’，必須保持警惕，任何時候也不容有絲毫的麻痹大意。我們的工作并不完全是被動的，相反地，在工作中更應強調發揮主觀能動精神，提倡機動靈活。在一定條件下，‘技術決定一切’，因此，必須不斷提高技術水平，熟練掌握手中武器。”</h3> <h3> 為表彰何津的突出成績</h3><h3> 朱總司令為他題詞并發邊幣1萬元</h3> <h3>　　何津回憶：1940年前后，密碼破譯工作還比較順手的時期，二局根據敵人密碼不斷發展變化情況，預感到密碼將會發生質的變化，而我們現有的破譯方法不足以攻破這個堡壘。因之成立了研究室，專門從技術理論上探討解決這一難題的途徑。</h3><h3> 研究室初步研究了一些問題，主編了《隱蔽戰士》，總結交流技偵工作主要是破譯工作的經驗，探討有關密碼學方面的問題，對活躍當時的學術研究風氣，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密碼學總論》就是在《隱蔽戰士》上發表的。研究室存在時間不長，當時人們的認識能力有限，對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當然不可能在當時就取得突破。但這種對密碼發展動向的科學預見和著手研究的勇氣，卻是非常難得的。</h3><h3> 還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就是在曹祥仁擔任局長期間，特別尊重當時擔任工業局長的掌握無線電技術的李強同志，多次就二局業務建設問題向他請教。</h3> <h3>　　1941年12月，二局頒布《二局機要條令》；強調保密和紀律，規范各項業務工作的流程和秩序。此后，還頒布了分工職責、行政工作制度、各級干部工作要點、發明獎勵條例，以及總務工作條例等。二局的規章制度逐步建立。各項工作走向正規化，技術裝備也有明顯改善。<br></h3> <h3>　　彭富九總結，“我軍技偵工作有幾個快速發展期，曹祥仁任軍委二局局長時，是其中之一。在安塞這段時期，技偵系統許多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優良傳統，得到了完善和發展。”</h3><h3> 二局在人員培訓、經驗總結、技術研究及機構與制度建設等方面的一系列努力，壯大了技術干部陣容，提高了技術水平，服務于抗日戰爭，也為隨后而來的解放戰爭做好了扎實的準備。</h3> <h1><b> (上篇完)</b><b style="font-size: 17px;">??????</b></h1><h3></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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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延安軍委二局(上)~進攻就無堅不摧無敵不克

白鹿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