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h3><h3> 耄耋之年憶往昔</h3><h3><br></h3><h3> 文/王世榮</h3> <h3> 1938年，15歲的我考取了“武鄉縣青年救國公學”，本指望好好學點文化報效國家，誰料日寇侵占太原后，分兵九路圍攻我晉東南抗日根據地，戰火燒到我的故鄉，學校為了繼續辦學，無奈轉移鄉下。敵人一來我們就轉移，敵人一走我們照常上課，就這樣斷斷續續維持到了畢業。畢業后組織上安排我到“民族革命中學”深造，爾后參加了革命工作，投身于民族的解放大業。</h3><h3> 我本是教員出生，卻沒有想到轉行干了文藝，還為三晉戲劇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說起來有些偶然，但也是必然。自己幼時就喜歡唱歌、跳舞和體操，卻也聽人說：“王八、戲子、吹鼓手”是下等人。子我參加工作后，看了新文藝工作者的演出，特別是《白毛女》、《血淚仇》等等，那激動人心的場面，反而覺得戲劇藝術有形象、有立體感，更能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毛主席說：革命戰線“就中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所以我就常常萌生了做文藝工作的念頭。這樣的機遇終于不期而遇。1945年，我在馬村學區擔任聯合校長時，當時根據地的群眾性的文藝活動已普遍興起，我身在文化戰線工作能無所作為嗎？于是我便下定決心一試身手。首先在馬村學校組織起兒童打“霸王鞭”隊，自己編舞、編曲、編唱詞進行排練，一支“霸王鞭”隊出現了。接著又組織起青年婦女的“高蹺”隊，這樣就活躍了該村的文藝氛圍，同時在區上競賽會上又都獲了獎。名聲在外，進而該村劇團要參加縣上匯演，我也勇于應邀為他們寫了四場秧歌劇《魏森林家庭》。后來此劇本竟然獲得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文藝征文特等第二獎。進一步激發了我寫劇本的興趣。隨之縣里調我去創建“民教館”（文化館前身），從此我就從事了文藝工作。</h3><h3> 在民教館的一年半中，我負責整頓了縣盲宣隊、鼓書隊，幫他們整理傳統劇目，鼓勵他們創作新節目，并不時地組織他們會演、交流經驗，以促進提高。我還為他們親自創作了新鼓書段子。如：《張先生覺悟》《頌太行勞動英雄李馬保》《歌唱太行文教模范陳全忠》《地主與長工》（改編）等。《地主與長工》竟成了我縣名鼓書隊員史海珍的保留節目，他幾乎將此劇目唱遍了太行區域及晉中、太原等一些地方，深受群眾喜愛。</h3> <h3> 1948年我到縣翻身劇團任職了編導，這就園了我寫劇本的夢。于是，我不斷地借鑒探索編、導經驗，既編又導了大中型現代劇有《光榮牌》《兩種作風》《兩家人》《綁住結婚》（此劇于1949年《太行文藝》第二期發表、推廣）。改編的現代戲有《葵花》《高乾大》，歷史劇有《秦明上梁山》。導演的有歌劇《王秀鸞》《劉胡蘭》《王貴李香香》《圈套》等。這樣就保證了劇團每晚的現代戲的演出。1950年冬我離開翻身劇團，調任長治專區宣傳隊創作組長。此期間寫了兩個小歌劇，創作出中型歌劇《女社長》（省音協主席副主席夏洪飛、張沛作曲）。此劇于1952年各專市宣傳隊在省城集中整風時，向省委領導及文藝界進行了專場匯報演出，獲得好評。而后將劇本送往中央《劇本》月刊，復信讓修改一下發表。不妙的是，不久，中央決策取消文工團、宣傳隊的建制，我即將調往省文聯，就在這人員四散、人事忙亂之際，一時粗心，將唯一的一本劇稿遺失！實為遺憾！</h3><h3> 1953年調省文聯任聯絡處處長至“文化革命”，12年時間，主要是做文藝組織工作。如和省直各協會及專、地、市文聯及一些會員的通聯工作。負責編輯了《山西文藝通訊》刊物。還負責編選了《山西散文特寫選》《山西詩歌選》《山西小劇本選》等選集。在接觸各種文藝作品的影響下，也嘗試為報刊寫了一點特寫、劇評、詩歌等短篇文章。經發表出版的小劇本有：《小算盤》《遠大的路子》《風波》《下馬看花》《揭紅榜》《小蘭上山》等。發表后丟失的小劇本有：《小心眼》《馬大友過關》《狗急跳墻》（活報劇）等。寫的大型劇本有戲曲電影劇本《澗水東流》（改編。由我執筆、合作），此劇由《電影文學》發表，由長春電影制片廠攝制影片。未發表的有電影劇本《地下小學》（改編，初稿）原約拍片，因下鄉搞四清又逢文化大革命而停寫，劇本創作也由此中斷。</h3><h3> 文化革命后期，我隨省文聯干部全體又到中央辦得學習班近一年進行整頓，而后插隊農村搬家鄉下。二年后，才返回省城，調任山西省戲劇研究室副主任（戲研所前身）、《戲友》刊物主編等職。</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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