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我們的插隊小組

正泓

目錄??跟隨父母下放農村??知青小組親如一家??廣闊天地大有可為??丙辰龍年動蕩不安??蹉跎歲月苦中有樂??磨煉意志增長才干 　　現在的80后、90后對知青這個稱謂是陌生的，但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幾乎家家都有知青，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起始于1968年12月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那以后的近十年間，城市里的中學生大批的去了農村，去了祖國最需要的地方，這些從城市到農村的有文化的青年就是知識青年，簡稱知青。我也是千千萬萬個知青中的一員。 　　 ??跟隨父母下放農村 我在農村“抗戰”八年。1969年11月28日我全家跟隨作為下放干部的父親去了和縣姥橋公社，我清楚的記得，那天馬鞍山市政府門口敲鑼打鼓，幾十輛卡車整裝待發，每輛卡車裝載的是每家的全部家當。 　　我當時上小學六年級，只是覺得要跟同學分別換新學校了，有些難過。大人們很傷感，想的是從此告別城市扎根農村，我家落戶在和縣姥橋公社喬山大隊蔡莊生產隊，午后到達目的地，生產隊給我家騰了三間草頂土坯房，卸行李，支床，父母忙的不亦樂乎，我和妹妹坐在方桌上不敢下地，因為好幾條狗對著我們叫還要舔我們，隔壁老鄉給我們送來晚飯。剛到農村一切都不習慣，尤其是那個露天的，只有齊腰高土坯壘砌的茅坑，始終無法適應。 　　12月1日，父親帶我和妹妹去了鎮上的姥橋學校（小學連初中），學校離我所在的村莊三里路。鎮上的學校還是比較正規的，大隊小學就要簡陋許多，幾個年級在一個教室，輪流上課。到了學校一問，他們沒有六年級，校長說要么上五年級，要么上初一，我爸怕上初一跟不上，就讓我上五年級。上了一個多月的課，就放寒假了，寒假結束，1970年初我就升入初一，馬鞍山同學此時上七年紀，第二年五、六、七三個年級一起升的初一，所以我比馬鞍山的同學提前一年高中畢業。 　　到學校上課，開始聽不太懂老師講的和縣土話。我是在內蒙古出生的，上學前全家來到馬鞍山，我所在的十七冶小學北方人多，我當時說的是帶北方味的普通話，所以語文老師經常叫我領讀課文。小孩學話快，沒多久我就能說一口流利和縣話了，在和縣幾年下來，我的普通話也不普通了。每天上學三里路兩個來回，我的小腿比較粗，估計是那時走路走的。1971年，我上初二時，學校陸續來了幾個從兵團分來的大學生，徐大經和徐大緯是姐妹倆，大徐老師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的，小徐老師是復旦大學畢業的，一個教英語，一個教化學；王亦佩老師是華東師范大學數學系畢業的，當然教數學，她們三個都是上海人。教物理的張益炳老師是安徽師范大學畢業的，教語文的章善華老師和高思德老師都是大學畢業，連政治老師都是大學生。真的很幸運，在農村中學還有那么好的師資隊伍。大、小徐老師博學多才、能言善辯、能歌善舞、會好幾種樂器，她倆為學校宣傳隊編排了整臺節目，還教住校的學生學樂器。我上初二時，組建有高中的姥橋中學，戴帽子的初中部從小學剝離出去了，新建的中學跟小學相鄰，我們搬到新校舍上學，學校資金不足，課桌是水泥砌的，每個學生自帶板凳。學校蓋教室還讓學生撿碎石和磚頭，每人必須完成額定指標。初三下學期，正值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學校從學農學軍到大搞競賽，數學、語文競賽、物理、化學競賽此起彼伏，到11月傳出要考試升高中，那年姥橋區所轄的幾個公社中學就錄取一個班，考試公布分數，擇優錄取。 這是我和妹妹在我們全家下放的村口池塘邊拍的。我們站在樹干上，那棵大樹從塘邊橫著長，拍照時是汛期，水大，平常樹干是露出水面的，村民蹲在樹干上洗衣淘米。想去看看那棵大樹長成啥樣了。 　　恢復高考的1977年我能考上大學以及我們那屆高中班高考錄取率高，也是緣于當年高中的考試入學，高一新學期開學，學校大抓教學質量，對學習抓的還是蠻緊的，上高二后，由于張鐵生的白卷事件，狠批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學習又松懈了，又是學農，又是野營拉練，很多課程都沒學，考試都是開卷。學校排批林批孔的節目，我寫過群口詞《批林批孔當闖將》、活報劇《一唱一和皆一夢》、朗誦詩《當我們高唱國際歌的時候》等等。我的“創作”始于大批判小分隊。 　　??知青小組親如一家 1975年1月我高中畢業，此時父親接到了回馬鞍山的調令，經詢問，馬鞍山的知青辦讓我留在當地，但算馬鞍山知青。為了互相照應，我落戶到鄰村的父母也已返回馬鞍山的女知青葉林（現在是青島科技大學的教授）所在地姥橋公社油坊大隊沈楊生產隊，我和葉林都跟隨父母來農村幾年了，所以不像初來乍到的那些知青什么都不會，燒火、做飯、炒菜、擔水、洗衣，種自留地，都難不倒我們，隨后，我們小組又來了個馬鞍山女知青名叫洪光（現在是馬鞍山市120急救中心的主任）。從此我們三人組成一個插隊小組，葉林最大，我最小。她倆都是一米七的高挑個，按說我凈高一米六三不算矮，但跟她倆在一起我就是小矮個。葉林快人快語、做事麻利、心靈手巧、能文能武。我和洪光的性格有些相似，不溫不火的。葉林干農活，除了挑擔子，其他手頭活，隊里的農村婦女都沒她手快。葉林手快到一天就能織好一件她自己的毛衣，那天下雨沒出工，從早上織到半夜全妥了，我和洪光目睹全程，真呼佩服。初來乍到隊里給我們8分工，一年后是9分工，兩年后是一個工。每個知青，國家給180元的生活補貼，第一年拿80元，第二年拿60元，第三年拿40元。因為有這個補貼，我插隊的幾年間基本沒向父母伸手要錢。　　我們知青插隊小組三人，左邊是我，中間是葉琳，右邊是洪光。 　　我們和村里人關系相處的很好，我們跟她們干一樣的活，同工同酬，從不挑肥揀瘦，我考上大學，臨走時，村里人把我送到公路邊，依依不舍，隊長派了壯勞力幫我挑行李，一直送我上船。2008年我和洪光去隊里，大家喜出望外，拉著我們的手，忙不迭地搶著告訴我們村里這家那家的情況，遺憾的是葉琳沒能同去，我們一直約葉琳回來，我們三人故地重游那該多好啊！ 2008年5月3號我和洪光回隊里，中間是原來住我們隔壁的一對夫妻，男的是隊里會計，兩口子對我們挺好的。 　　我們插隊小組是區里的模范知青小組，我們三人在一個屋檐下共同生活三年多，吃一鍋飯，睡一個屋，干一樣活。家人工作不在一起，同事回家不在一起，而我們24小時在一起。親密無間的牙齒和舌頭也有打架的時候，我們卻從未吵過架，這在知青小組中是難能可貴的，三個人性格不同，生活習慣和愛好也不盡相同，相處之道就是互相包容，我們過的是“共產主義”生活，每個人分的糧食，從家里帶來的食物和趕集買的東西都是大家一起吃，我們三人插隊早晚不同，工分不同，分的糧食不同，從家里帶的東西不同，大家從不計較，也沒記過賬，誰的同學朋友來，都是共同招待。有人犯錯，比如弄壞東西打碎碗，一笑了之從不埋怨。我們三人總是搶著干活，種自留地，洗衣、做飯、喂雞，從不計較誰干多干少。我們干家務活是各盡其能，揚長避短，葉琳腌咸菜好吃，每次都是我們洗了由她腌。俗話說千年修的同船渡，我們朝夕相處的緣分那是萬年修不來的，我們的友誼一直延續了四十多年，還將永遠延續下去。 　　1992年8月我們三人重聚。 　　2008年11月我們仨又重聚。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我雖然在農村呆了幾年，但我在上學，基本沒干過農活，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五谷基本能分的文弱女孩，當時不到17周歲，一切重頭學。我是1975年初高中畢業后去插隊的，最先干的活是挑土，開始挑的很少，多了挑起不來，放土的藤筐上的繩子亂晃悠，步履蹣跚，一天下來，肩膀紅腫生疼，還磨破了皮，第二天肩膀疼的不能碰，我們就在衣服里面的肩上圍條毛巾，那樣還是疼，到家一看毛巾上血跡斑斑。就這樣，肩膀紅了又腫了，腫了又紫了，最終肩膀的皮膚變得很厚，漸漸地我們學會了挑擔子，走起來也穩當了，一手扶住肩上的扁擔，另一只手拉著筐上的繩子，換肩輕松自如，倒土也很瀟灑。三年里我挑的最多的一次是100斤棉花稈，隊里稱重量分給我們當柴火的。 　　我們的生產隊長叫楊大華，當時三十歲來歲，長的很瘦小，其貌不揚，他老婆跟他站在一起，人高馬大、性格剛烈，他們有有兩兒一女。楊隊長高小文化，肚子里有點墨水，能侃大山，鬼點子多。在那批判“三自一包”，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他就敢采取干農活計件取酬，鋤草、插秧、割稻等活均按壟承包，摘棉花等活按重量計工分，曾經被當活靶子批判。粉碎“四人幫”后，他成了大紅人，作為縣里的典型，在全縣范圍到處作報告，介紹他在“四人幫”橫行的年代就敢實行計件取酬承包制。楊隊長勇于接受新生事物，區農技站推廣棉苗缽，他率先響應，七十年代都沒見過韭黃，他不知在哪學來培育韭黃的技術，韭菜割了一茬的根分到各家各戶，白天地里干活，晚上全村人都在家里剪韭菜根，也是按重量計工分。天天剪韭菜根，我們的眼睛看東西都模糊了。但每天看著韭黃一點點的長起來，很欣慰，那年的韭黃為隊里發了筆小財。正因為楊隊長的精明能干，當時很多生產隊一個工就幾分錢，我們很自豪地告訴知青伙伴我們一個工八毛錢，他們可羨慕我們了。2008年回村時，聽說楊隊長前些年可能是得了抑郁癥，自殺了，真可惜。　　我下鄉的第一年就分了二百八十斤糧食和36元錢，我喜顛顛地回家向媽媽呈上我的勞動成果，媽媽當即讓我把這36元錢寄給我的奶奶，我奶奶樂得逢人就夸我，她九十幾歲高齡時還跟我女兒提起此事。媽媽的言傳身教使我跟婆婆處的親如母女。 　　“雙搶”是農村最忙的時候，既要收割早稻又要插栽晚稻，天天“披星戴月”，我們的楊隊長那可不把我們當外人，凌晨三點半就來叫我們起床去拔秧，拔秧到天亮，回家吃完早飯后插秧，到了中午，皎陽似火，水田里的水被炎炎烈日曬的滾燙，腿都燙紅了，還不時被水田里的螞蝗叮咬，叮咬之處立刻紅腫一大片，水田里還有水蛇，葉林膽大，竟敢抓蛇，我和洪光都怕蛇，她居然往我們身上扔，嚇的我們尖叫。中午太陽最烈時，回家休息二、三個小時，到下午三、四點出工，外面還是很熱，光腳走在泥地上，燙得直跳腳，每天晚上要干到八點半以后回家。幾天下來，我們精疲力盡，楊隊長依然三點半來敲門，我們不理他，他鍥而不舍使勁拍門，不見回應不走人，對我們真是關懷備至。數日連續作戰，我們腰酸背痛，腰簡直就像要斷了，彎下起不來，起來難以彎下，實在堅持不住，就爬到田埂上躺下，任憑烈日灼烤，我自巋然不動，幾天皮膚就曬得黝黑，胳膊和腿都曬得脫皮。有次晚上到家，我們三人卸下門板，大門是對開的，兩塊門板，還有房門門板，一人躺一個，有現成的飯（中午連晚上一起燒的），困乏至極不想吃，倒在門板上就睡著了，半夜睡醒爬起來吃飯，還沒菜吃，有菜也沒勁燒，啊！那時要有袋裝榨菜，就是神仙過的日子了。葉林爭強好勝，干活是拼命三郎，總想爭第一，她插秧的速度是全隊最快的，因為計件制，社員還嫉妒她多掙工分。我和洪光的速度在隊里屬中等水平。我腿粗，影響了我的插秧速度，后退時腿從淤泥里拔出，腿細的話，留下的窩很快就合上了，而我腿拔出的窩合不上，還要撈一把淤泥填上，我插的秧苗老漂，就是腿粗惹的禍。有一年清明節前后天還很冷，穿著棉衣插早稻秧苗，我們不同程度都落下了病根，葉林腰肌勞損尤為嚴重，數年來陰雨天常犯病，犯病在床上一躺一個星期。 　　干農活也要技術，比如拔秧，兩只手的小指、無名指、中指要一邊拔一邊旋，兩只手上的秧苗拔滿了，左手、右手兩把秧苗捆在一起，這樣插秧時，拆開來就是分開的兩把秧苗，把其中一把拿在左手上，因為是旋著拔的，秧苗自然散開，左手用大拇指和中指不斷分出一小撮秧苗，右手接過左手分好的秧苗只管栽下。 　　我們三人摘棉花的速度都很快，老鄉教我們一手扶棉蒂，另一只手拽出幾瓣棉花，我們沒有照葫蘆畫瓢，葉林率先左右開弓，眼疾手快，兩只手同時拽棉花，眼睛還要左右兩邊掃，我們也跟著學，隊長說這樣速度是快了，但有的棉纖維被我們扯斷了，棉花也容易掉地下，為了速度，我們還是左右開弓，摘棉花也是按重量計工分，每人帶兩個大麻袋，腰里系一塊大布，摘下的棉花放在腰里的布袋里，布袋放滿了，去田頭裝進麻袋里，布袋快裝滿時腰墜的可酸了，布袋實在塞不下了才去田頭卸下，沒裝滿去卸浪費時間，收工時，在田頭每個人的麻袋過磅，葉林總是第一名，我和洪光也能在十名以內，每人還要負責把自己麻袋里的棉花扛到隊部，摘的多扛的多。從棉花田到隊部最遠的有兩里多路，每次我們三人連拖帶拽把滿滿六麻袋棉花弄到隊部筋疲力盡。 　　我們小組三人在生產隊一直干農活，知青中有的當了赤腳醫生、民辦教師、會計、小賣部營業員，而我們干的最輕的活就是夏天在西瓜地里看瓜，頭兩年是全隊婦女輪流看，1977年傳說要恢復高考，楊隊長發善心讓我們三人一人一天輪流看西瓜，我們就在西瓜棚里邊看瓜邊復習。 　　1976年的冬天特別冷，洗臉水放在臉盆里，一會兒就能結冰，洗完臉的毛巾掛在家里，一會就硬邦邦的，我手上長滿了凍瘡，手指腫的像胡蘿卜，現在還能看出外側手腕上的凍瘡疤。12月的一天切胡蘿卜，手凍的不聽使喚，不小心切到左手中指，指甲連著肉切掉一小塊，我有從家里帶去的小藥箱，自己涂了紫藥水，用紗布包上了，那時還沒有創可貼，幾天后手指感染化膿了，疼的鉆心，十指連心我深有體會，只能回家，去十七冶醫院看了，醫生說要拔掉指甲，沒法只能聽醫生的，指甲拔掉后，里面膿沒處理干凈，幾天后又開了一刀，冬天傷口不易愈合，三個多月后春暖花開手指才好，但指甲長的好慢好慢，三十幾年了還沒長全，而且新長出的指甲很厚很丑，還是歪的。 　　 ??丙辰龍年動蕩不安 1976年，農歷的丙辰年，那一年動蕩不已，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跌宕起伏的一年。周恩來總理和朱德委員長，還有毛澤東主席都在那一年去世，天安門事件和奪走24萬生靈的唐山大地震都發生在那一個龍年。1976年1月8日，敬愛的周總理病逝，早上從村里的廣播喇叭里聽到噩耗，我們愣住了，都哭了。那時全國人民都悲痛欲絕，我們的好總理走了，有誰能擔當總理重任，后來對總理的深切悼念演變為老百姓的憂國憂民和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痛恨，4月5日清明節的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活動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全國上上下下查繳天安門詩抄，當時我也抄了許多懷念周總理的詩歌，我沒上繳，我的那本詩抄本，至今還在。我還留下了報紙上的周總理照片，1986年紀念周總理逝世十周年時，各大報刊雜志都整版刊登了周總理在各個時期的各種照片，我收集了許多報紙，剪下照片，連同1976年留的照片，貼了滿滿一個相冊。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們幾個從馬鞍山返回和縣，在姥下河下了船，在大埂上見到一個挑擔子的老農，大喊不得了了，天要塌了。原來毛主席又離開了我們，中共中央下午4點發的訃告，舉國上下都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相繼離世憂心忡忡。9月18日下午三點毛主席追悼大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我們全部集中到大隊部門前的空地，追悼會由華國鋒主持，王洪文致悼詞。我們跟著大喇叭里北京追悼會的實況廣播一起默哀、一起鞠躬、一起哭泣。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定性“四人幫”為反黨集團，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從此結束。全國各地紛紛召開“雙慶會”，慶祝粉碎“四人幫”，慶祝華國鋒上任，姥橋區也召開了萬人大會，洪光的同學，我們公社的陳治明代表全區的知青上臺發言。那時人人喜笑顏開，祖國上下歡呼雀躍，撥亂反正百業待興。 　　 ??蹉跎歲月苦中有樂 1975年冬天，大隊組織宣傳隊，知青都參加，我五音不全，也濫竽充數。葉琳是骨干，能寫能唱能跳，當時她還寫了個劇本，我也寫了對口詞、群口詞、三句半什么的，我們一個大隊的宋淼，笛子吹得很好。那一冬我們排了一臺節目，在各個生產隊演出，后來又去公社會演，公社會演選出的節目去區里會演，最后還有節目去縣里會演。 　　農村的生活是艱苦的，沒有經歷過是體會不到的，下地干活渴了就在水塘邊用手捧塘里的水喝，我們村幾個水塘的水還算清，有的村莊水渾他們也照樣喝，從地里拔起的沾滿泥土的胡蘿卜，用手抹兩下就送進了嘴里，可那時還身體倍兒棒，吃飯倍兒香。農村除了蚊蟲叮咬，還有跳蚤，叮的渾身發癢起紅點，我們就在床板上打農藥。幸好我們下放在和縣，那里沒有虱子，否則更遭罪。我們住的是三間土屋，中間是堂屋，西屋是我們的臥室，東屋是大灶和柴火間。夜里老鼠亂竄，吱吱亂叫，一天夜里兩只老鼠順著蚊帳桿爬到我的蚊帳頂上打架。我塞緊蚊帳躲在被子里。有次她倆回馬鞍山了，我下午偶然發現房間土墻開裂的大縫里藏著一條蛇，有大黃鱔那么粗，蛇頭伸出向外窺探，長度不得而知，我趕緊去找人，等帶了人來，蛇不見了，用竹竿往墻縫里捅，沒任何反應。那一晚我膽戰心驚，用夾衣服的所有木夾子把蚊帳接頭的縫夾上，村里人說家蛇不咬人，可我還是害怕。說來也奇怪，后來再也沒見蛇的蹤影。還有吃棉籽油的經歷，也是記憶猶新，隊里分的棉籽油，不吃浪費，可棉籽油真難吃，油下鍋，煙大氣味卡嗓子，口感也不好。后來我們就跟菜油兌著吃。 　　知青每月去公社學習一次，還記半個工，去學習那天是我們的節日，我們每月就盼那一天，那天也是當時唯一的會友方式。通常是學最高指示，讀文件讀報紙，學習知識青年的典范邢燕子、侯雋等先進事跡，大家表決心，什么“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廣闊天地干革命、青春獻給新農村”、“扎根農村一輩子，戰天斗地干革命”、“我是黨的一塊磚，東南西北任黨搬”等等，什么口號響亮喊什么，每次學習結束回來的路上，葉琳走路快，大步流星，一下就把我和洪光甩老遠，每次都是我倆到家，葉琳米已淘好下鍋煮開了。在我們小組，葉琳主外，她是我們的主心骨，經常是她在自留地忙活，我和洪光做飯。外出開會也是她，大事小事都她說了算。說起我們的自留地，我們前前后后種過好多種菜，還在馬鞍山買來和縣沒有的蔬菜籽種，現在再也沒吃過那么好吃的西紅柿了，個大肉厚，粉紅色的，掰開里面幾乎沒有籽，陽光下淺粉的瓤亮閃閃的。我們種的大甜椒肉很厚，特好吃，黃瓜那個新鮮，還有我們種的大毛豆，豆粒又大又飽滿，當地叫大鼓豆，拔一株就能剝一大碗，炒好一股清香。那些都是真正的綠色食品。 　　1976年，早稻被水淹了，改種山芋和玉米，秋收時分了一大堆的山芋和玉米，我們把玉米棒磨成玉米面，玉米面做糊糊，大鍋上面一圈貼玉米餅，山芋切塊煮稀飯，有次我們煮了一大鍋山芋，三個人吃的山芋皮在小桌上堆得像小山，幾個月的山芋和玉米輪番吃下來，每人都胖十多斤。 　　七十年代的業余生活就是看露天電影，本大隊和鄰大隊放電影，我們早早吃了飯，扛著長凳去占位子。我那時有兩樣家用電器，手電筒和半導體收音機，那臺收音機也是我們小組唯一的一臺收音機。農閑時，認識的知青和同學之間互相串門，我們出去的少，很多人喜歡來我們這玩。徐金寶是故事大王，他有講不完的故事，從帝王將相到妖魔鬼怪，無所不能；劉季友嗓音好，什么歌都會唱；還有人是來借書的。我們三人都不愛打牌，我們用撲克牌玩24點，就是抽出4張牌，用加減乘除的方法算出答案24。我們經常玩的還有猜謎語，連成語，有一陣實在無聊還翻出數學書，做幾何證明題，那時還不知道要高考。 我的下鄉日記。 　　下鄉那幾年，雖然日子清苦，但我們無憂無慮，過的很快樂。我們經常在被窩里天南地北的聊天、逗樂、尋開心，我們比起老三屆的知青要小許多，他們比我們心事重，怕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我們當時很單純，認為只要表現好，就能招工上調。剛插隊那會還時興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握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匯報一天中自己的表現，還要斗私批修，指出自己要改正的缺點。后來我們小組把這些程序都偷偷免了。葉琳還是運動健將，短跑、長跑、跳遠、跳高、游泳樣樣好，安徽省排球隊當年要抽調她，她沒去，因為她不愿意把體育作為職業，在全區的游泳比賽中，她得了女子青年組的冠軍，我和洪光不會游泳，有天葉琳突發奇想說要教我和洪光游泳，我們害怕，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我倆推下了門前的水塘，那個水塘水很深，我倆下水就直往下沉，嚇的大喊大叫，她顧此失彼，幸好不遠處有人，那人見狀立馬來幫忙，我倆都嗆了水。我們三人都后怕，如果沒有那人幫忙，沒準會淹死。我倆后來再也不敢下水了，至今還是旱鴨子。 　　現在的生活條件好了，吃山珍海味都不覺得好吃，那時粗茶淡飯格外香甜，有次我們鋤草到午后2點才回來，因為那片地很遠干完下午就不過去了。到家我們下了一大鍋西紅柿雞蛋面條，餓極了，酸酸的湯面，太好吃了。每個人吃了大碗五、六碗。肚子漲了，可嘴巴還想吃。最后吃的都動彈不了。那次吃驢肉我至今記憶猶新，鄰村的一頭老驢干不動活了，主人殺了它，賣驢肉，我們也去買了幾斤驢肉。鹵了一部分，還有一部分剁餡，我們找來了鄰村的知青，一起包餃子，宋淼抓起搟面杖，技高一籌，搟餃子皮的速度超級快，據說他一人搟皮能供8人包，反正當時幾個人，來不及包，宋淼搟完又幫忙包，他包的大肚圓餃，一次成型餡還特多，我們數天不沾葷腥，那頓驢肉餃子真是好吃解饞。　　一起下鄉插隊的知青，后左一是宋淼。 　　 ??磨練意志增長才干 幾年的農村生活，對我們的人生受益匪淺，首先學會了吃苦耐勞，在農村我除了沒挑過大糞（屬男勞力干的），婦女干的活我都干過，鋤草、拔秧、插秧、割稻，割麥、打場、收油菜、收芝麻、摜麥子，摘棉花、刨花生、在池塘里挖荸薺等等。其二學會了勤儉節約，那幾年，衣服破了都自己補，干農活費衣服，我們干活的衣服到處是補丁，我補衣服的技術就是那時練就的，解放鞋壞了也是自己修補。剛下鄉那年，就學會了做鞋，從糊納鞋底的千層布，到納鞋底、做鞋面，把鞋底鞋面上在一起，全是自己獨立完成。我做的鞋很漂亮，有松緊口的，搭攀的，系鞋帶的。不是我能干，而是我有上海親戚寄來的鞋樣。我還學會了繡花，繡過幾對枕套和臺布。當然也學會了打毛衣，葉琳手特快，兩天能織好一件毛衣，但我打毛衣的技術一直不怎么樣，每次尺寸都掌握不好，總要拆一、兩回。我看葉琳會做衣服，農閑時回馬鞍山探親也學著做，用上海寄來的衣服紙樣裁剪，做了幾件襯衣和長褲，穿上樣子很好。別人都以為我買的。那張1976年我們三人合影里我穿的襯衫就是我自己做的。后來女兒小時候各式各樣的衣服裙子都是我親手做的，而且一大半是用舊衣服改的。一條舊牛仔褲改了條背心裙，胸前和裙擺繡上貼花，一件白襯衫和一件花襯衫改了一條別致的鑲色連衣裙。在美國定居的周小姍同學回國探親，我給她的混血女兒做的連衣裙她直夸好看。我補衣服的技術也不錯，只要有相同的布和線，基本能補的天衣無縫。這一切要感謝上山下鄉，如果不當知青，出中學校門就進大學校門，我也許就不會這些針線活。上山下鄉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計算工齡。有些找門路留城的人現在后悔莫及，從農村直接考上大學的，大學期間還連續算工齡，留城待業的跟我們的工齡差了好多。工齡可是計算退休工資的一個重要參數。 　　比起現在豐富多彩的業余生活和日新月異的電子技術，當年農村的精神和物資生活極度匱乏，現在的孩子無法理解，我們所在的村莊雖然有電，但斷電是家常便飯，我們有煤油燈，但老鄉說自制的油燈省油，我們就跟老鄉學做簡易的油燈，用一個洗凈的廢墨水瓶裝煤油，瓶口用白鐵皮剪一個圓蓋，圓蓋中間鉆個孔，再用白鐵皮做一根小鐵管，納鞋底線編成辮子塞管中作燈芯。點燃后微弱的燈光，忽閃忽閃的，黃色的火苗上部總是裊繞著一縷黑煙，看書可遭罪了，煙霧熏人，個個鼻孔是黑的。最終還是用帶燈罩的煤油燈，中間的寬捻子，用旋鈕可以調整高低，火柴點亮后將燈罩罩上，比自己做的油燈亮很多。冬天農閑村里人為了省燈節油八點多就睡覺了，他們看我們睡得晚，還說我們浪費煤油。 我們用過的幾種煤油燈，右側就是上面說的自制省油款。 　　我父母返回馬鞍山時，把家里的好多書都留給我了，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書，我家書多，父母喜歡買書，1967年抄家時，那些屬于封資修的書都抄走了，留下的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古麗婭的道路》和高爾基的書、魯迅小說集，還有一些英雄模范的書，如《紅巖》、《歐陽海之歌》等等，還有長篇小說《艷陽天》，還有一套十幾本，每本1公分厚的外國偵探小說集，我帶到知青小組幾十本書，當時我那個兩層的寶書臺放滿了書，那些書反復看，那本《海涅詩選》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一個大隊、一個公社的知青都找我借書，我考上大學回馬鞍山時，那些書一本都沒有收回來。 　　光陰似箭，我們全家下放至今五十年了。八年的農村生活，在我們的人生中舉足輕重，用過去的話說那幾年是我們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用現在的話說那幾年的磨練為我們人生道路做了鋪墊，當年我們播種青春的夢想，今天我們收獲人生的閱歷。回首往事，多少快樂與痛苦，多少自豪與懊悔，多少幸福與不幸，多少喜悅與辛酸，無不縈繞心頭，永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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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