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中的赤子心鴻儒志——張伯英書法與鑒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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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英作為二十世紀一位集官員、學者、詩人、書家于一身的集大成者，是在個人修為、藝術成就、政治抱負、民族氣節等方面都具有垂范意義的一代翹楚。他之所以在他所涉足的領域里都能做到成就卓然，除個人的天資、學養、勤勉、謹嚴等“小我”因素外，更源于他深刻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儒家思想的“大我”訴求。正因為張伯英效力國家的政治抱負在生不逢時的狀況下難以實現，繼而投身于非政治抱負，即潛心于文博藝術事業的建樹中。“大我”與“小我”之契合，成就了張伯英成為近現代史上集文章、道德與知行并重的一座“文化豐碑”。唯有將張伯英置于中華歷史長河中進行審視，才能還張伯英以應有的歷史高度。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張伯英像</h5> 張伯英(一八七一—一九四九)，字勺圃，別署云龍山民，晚號東涯老人，文武兼備，詩書俱佳。父親張仁廣善詞章，工書法，久居河南三十載，為官通判，兩袖清風，一塵不染；辛亥革命后，終老鄉里，詩書自娛。因祖父、父親宦游在外，母親陳夫人持家有道，致使張伯英兄弟四人皆有德才。張伯英幼承庭訓，五歲習字，加之天資超邁，又酷愛詩書，十歲時所臨《勤禮碑》已初具氣象。十八歲隨祖父赴金陵，得包世臣之《吳安四種》，受其《藝舟雙楫》影響，尊崇北碑，常年著力于《龍門二十品》和《張玄墓志》的研習。此亦為其后來在書法創新與碑帖鑒評中打下了相當堅實的基礎。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張伯英《黑龍江志稿》題箋</h5> 張伯英能以一代書法翹楚而聞名于世，植根于他知行并重的全面修養。張伯英精于碑帖評鑒，著書立說，品評歷代各家書法流派之優劣，他在《小來禽館筆記》中自言：“叢帖自淳化以迄今日，無一刻不雜偽書。吾病閱帖自遣，悉為剖析無遺，平生無他長，獨目力似勝前人耳”，此言可知張伯英于歷代法帖精研之深和自信之程度。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張伯英《泉閣三帖》簽題</h5> 張伯英之所以精于鑒評，這與他在徐州的經歷和后來生活在北京不無關系。年輕時，其叔張從仁與之年齡相仿，精于書畫，熱衷于收藏，收藏之豐在當地最為有名。他與張伯英同住于榆莊，同就讀于蕭縣李輔中家之私塾，受業于當地名仕徐葵南。徐氏幼子徐樹錚與張伯英同窗伴讀，友情深厚。此外，張伯英受教于精擅書畫的外叔祖陳遜齊，因而于丹青金石領域打下堅實基礎?？梢哉f“翰墨書香”于張伯英而言，絕非泛泛之語，這一得天獨厚的家庭影響也是成就張伯英終成大家的重要因素之一，仿如晉之王羲之、清之何紹基。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張伯英《魏志録文》書冊選一《石婉墓志銘》</h5> 另一重要因素是，一九一二年經同窗好友徐樹錚引薦，張伯英赴京供職，任北洋政府陸軍部編纂，一九一六年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張伯英為官后的經濟狀況和京都濃郁的文化氛圍都為他的書法鑒藏提供了便利。在京期間，張伯英有機會于故宮古物陳列館探究碑帖。從一九一二年應邀來京做段祺瑞政府要職至一九二五年摯友徐樹錚被殺，再至一九二六年爆發“三·一八慘案”，張伯英目睹了官場的黑暗，憤然辭職，從此靠鬻字維持生計，于一九四九年在京貧病去世。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張伯英李煜詞</h5> <p>張伯英在京生活了三十五年，北京可算是他的第二故鄉。“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張伯英雖生活貧苦，老病纏身，但始終堅守民族氣節，閉門謝客不出，讀書筆耕不輟。日本人想以重金高位誘使北洋旗下老臣張伯英出山，并派王克敏“三顧茅廬”，張伯英答曰：“我自知無諸葛亮之才，然愿仿諸葛亮之德也?！鼻叶啻沃聲嵝旬敃r任徐州偽市長的叔父張云生毋事倭寇，以免遺罵千古。其民族氣節、其高風亮節曾名動京城，當名垂千古。因此，研究二十世紀北京書畫史，就不能不關注這位彭城翹楚張伯英的為人為藝。</p><p><br></p><p>張伯英的深厚學養和道德文章是他書藝的內在支撐，他認為書家的學養直接影響書法品位的高下。他說：“書之為藝，本與學通，胸無書卷，則工力雖深亦難免俗，篆隸真草，其道一也?！狈駝t易于格調不高、俗不可耐。我們看到張伯英在品評歷代書家時往往是目光如炬、一語中的。這來自張伯英精深的造詣、高古的格調、充分的自信以及直言不諱的性格。<br></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張伯英使夫嵇阮之倫</h5> 張伯英在京期間收藏了諸多珍貴碑帖拓片和書法真跡。他在寫給好友鄭坦之的信札中寫道：“魏志近年出土頗多，擬集為百種，求之三年僅獲八十余通，然費力已不小矣。俟有暇歸里，當攜請評定。不盡精關，唯尚未有質石。洛中近多偽刻，以文體、書體衡之，自可一望而知?！庇纱丝梢姀埐⒌氖詹厥怯眯牧伎嗟?。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張伯英書贈彬卿先生</h5> 張伯英在書法鑒藏過程中也結識了諸多書畫同道，如張伯駒、傅增湘、溥心畬、姚茫父等。張伯英在《小來禽館詩草》中錄有多首修禊詩作，如《癸未三月三日北海畫舫齋修禊得游字》《甲申靜心齋修禊得祥字》等，參與者正是上述名家。與張伯駒、傅增湘等資深書畫鑒藏家的交往切磋，對張伯英的書法鑒評應是獲益良多的，他所收藏的碑帖拓片、書法真跡可以說不計其數。僅《十七帖》拓片，張伯英所見多達百余種。張伯英鑒評之功力令人嘆服，同時他嚴謹與率直的治學態度連同他的論著一并垂范后世。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張伯英致敬民先生札</h5> 張伯英的藏品中最著名的有唐摹王羲之《此事帖》，宋拓唐弘文館刻王羲之《十七帖》，北魏《張黑女墓志》原拓(孤本)等，都是價值連城，難得一見的珍品。其中《十七帖》曾有日本人出兩萬銀元索要，張伯英不為所動，后囑托其子女捐贈給上海圖書館珍藏。如今所見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此帖便是張伯英藏本，其恩澤后世之舉可與張伯駒相比肩，表現出他們共有的令人敬仰的高風亮節。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張伯英致文子先生札</h5> 可以認為，無論是書法創作中的銳意創新，還是碑帖鑒評中的慧眼識珠，都承載著張伯英本人的大智慧與大格局，這不是常態下僅靠勤奮和功夫就能達到的高度。成就張伯英藝術造詣深湛的內在動因，正是他的“鴻儒志”和“赤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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