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我的母親王文瑞，抗戰老兵，傷殘軍人，1928年1月6日出生，很小就參加了革命，1945年1月入黨，1946年與我父親結婚，1947年孟良崮戰役勝利后，在轉移路上遭國民黨飛機轟炸，臉部負傷，一只眼失明。<br>1949年春隨部隊渡江后，進駐上海，分配在中共中央華東局機要處辦報科工作，不久調任華東局辦公廳專職團總支副書記。<br>1954年華東局撤銷，被分配到上海市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工作，任黨總支副書記、審干辦公室副主任、人事科長。<br>1957年，被組織上調到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任黨支部書記、副院長，在保健院工作至離休。<br>大約在本世紀初，為了迎接抗戰勝利六十周年，我母親開始寫下自己的一生經歷，因眼睛不好及健康原因，斷斷續續寫了不少時間，終于完成了回憶錄《我的一生》初稿，由我幫助核對修改，于2005年10月6日完稿。</h1>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每當我翻開母親的回憶錄，腦海里就映出了母親的家鄉——文登縣高村鎮下夼村，一個偏遠的農村山村，小時候，我去過母親家鄉，在我的回憶錄《童年》里，我記下了這段經歷：</span></p> <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1966年，秋，我即將滿十三歲，我有了一次“偉大”的行動，孤身一人闖膠東。</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文革開始，小學畢業，進不了中學，閑逛了一年，倍感無聊，我向父母提出，爸爸家鄉去過了，媽媽家鄉沒去過，我想去，上舅舅家玩玩，父母同意了。文革亂世，小孩子學不到好，上農村大山里吸吸清新空氣也好。</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告別父母，我上路了。放眼今日，家長們天膽，也不敢讓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孤身出門。</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海輪靠上青島碼頭，天已黑，沒有時間瀏覽青島城市風光及海邊景色，隨人流過地道，穿小巷，抄近路趕往火車站，搭上去煙臺的列車。</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煙臺蘋果萊陽梨，山東多水果。我在煙臺一毛錢一堆梨撐開肚子吃，吃得鬧肚子，在旅館里躺了一天。</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長途汽車至文登縣高村。高村，出了個類似于陳永貴的勞模——張富貴。機緣不同，此貴不如那貴。文革中，陳永貴官居副總理，張富貴名列中央委員，僅此，高村百姓已覺大大地露臉了。</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站在汽車站門口，我孤立無援，一臉的驚慌。此時，我才想起，我根本不知舅舅家——下夼村在哪個方向，我已分不清東西南北了。</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一個大姐姐朝我走來。大姐姐在縣城讀高中，收割季節，學校放農假，大姐姐回鄉幫家里干活。見我一個小孩呆呆地站在汽車站門口，問清事由，大姐姐替我背上了包，領我上了路。</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走了三十多里山路，路過大姐姐家，她放下行李繼續送我。時而，羊腸小路，時而，趟過小河，時而，翻山越嶺。休息時，大姐姐給我講了許多城里孩子感覺十分新奇的農村故事。</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終于，下夼村到了。舅舅、舅媽拉著大姐姐千恩萬謝，大姐姐連水也不肯喝一口，匆匆踏上歸程。我真不懂禮貌，連“謝謝”都忘了說，只是感激地呆望著大姐姐逐漸遠去的背影。我尚年幼，但我已經深深地感受到了家鄉人民的品質，感受到了這一種濃濃的鄉情、親情。</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b></h1><p><br></p> <h1>下面是我母親的回憶錄《我的一生》</h1> <h1><b><font color="#b04fbb">我的老家在山東省膠東地區的文登縣高村鎮下夼村。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我父親和母親組成了家庭，1928年父母生下我時，家中已有一個哥哥和姐姐，我排行老三，之后幾年，家中又添了一個弟弟和妹妹，兄弟姐妹五人，加上父母全家七口，生活十分貧困。那時候，家里只有二畝山地和三間破草房，貧瘠的山地常年打不出多少糧食，為了養家，父親長年給地主家賣命的干活，年終只能獲得一些粗糧，作為家中來年的口糧。父親由于長年勞累過度，再加上患有肺病，經常吐血，得不到醫治，在我年幼時就早早地離開了我們。父親一走，可就苦了母親，一個寡婦帶著五個年幼的孩子，拖著纏過足的小腳，將地里的活和家中的事一個人擔了起來，就是這樣一位任勞任怨、堅強不屈的母親，在日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更是做出了許多讓后人稱贊的事，這些留待后面再說。</font></b></h1> <h1><font color="#b04fbb"><b>我哥哥為了家里少一口人吃飯，很小的時候就被人帶到東北撫順的煤礦打工；姐姐則帶我去山上挖野菜、剝可以吃的樹皮、摘樹葉、拾撿地主家扔棄的玉米棒芯子當口糧，即使這樣，我還是覺得餓得難受，有一次，我實在餓得不行，再加上嘴饞，就偷偷地跑到地主的葡萄地里偷摘葡萄充饑，地主為了防范窮人偷吃，用鐵絲網將葡萄地圍起來，我大著膽子，把頭慢慢的伸到鐵絲網內，剛要摘葡萄，突然看到游過來一條大毒蛇，頓時嚇得大哭，一下子從鐵絲網縫里滾到山底下，頭發也被鐵絲網揪去一大把。還有一次，我到地主家門口去拾撿他們扔出的玉米棒芯子，被地主家的狗追著在我大腿上狠狠的咬了一口，鮮血直流，現在腿上還留有個很大的傷疤。到了過年的時候，看見別人家吃餃子，我們也盼望可以吃上餃子，母親就想辦法將蘿卜煮熟后弄碎，與少許面粉摻在一起做成餃子皮，餃子餡里根本沒有一丁點肉，全是野菜。那時吃著野菜餃時高興的感覺，現在的小孩是絕對體會不到的。<br></b><b>從我記事起，我就沒有穿過新鞋子和新衣服，那時撿到一雙被人扔掉的破鞋子，藏著舍不得穿，春天、夏天和秋天全是打赤腳，到了冬天再拿出來穿，以抵擋冬天的寒冷。<br></b><b> 日子一天天過，我也一天天長大。到了識字的年齡，我渴望著能上學讀書，但家中沒有錢，無法供我上學，小伙伴朗朗的讀書聲又吸引著我，我就在挖野菜之余，搬上幾塊石頭墊在學堂窗外，站在上面，從窗口往里看老師上課，天長日久用這個方法認識了不少字。有時，我還與那些上學的孩子們交朋友，經常向他們借書，或者請他們教我認字。白天一有空我就練字，晚上家中沒錢買燈油，我就在月光下用樹枝在地上比劃著練寫字。聰明加上勤奮，使我在日后上學時學習成績非常好，十一歲上小學讀一年級的時候，我就將二年級的課程學會了。十二歲我跳讀三年級時，又把四年級的課程內容全學會了，并且門門課程考試都名列前茅。第三年后我就直接讀了小學五年級和六年級。<br></b><b>我雖然是個女孩子，但是村里人都不叫我的名字，而管我叫“假小子”。地里的活在母親的指導下，我樣樣都拿得起，干得象模象樣，我力氣很大，時常幫鄰里老人干點農活、家務活，他們都夸我是母親的好幫手、鄰里的好孩子。<br></b><b>抗戰初期，我們村成了敵后抗日根據地，村里成立了兒童團，由于我在孩子們中的威信很高，我擔任了村里的兒童團團長，與那些窮孩子們相處得很好，成為捆得很緊的小團體，做任何事情都是一呼百應，他們都非常擁護我。有時候見到別人欺負窮孩子，我就招呼小伙伴們上前對打，有時候見到誰家的父母打罵孩子，我也帶著一批小兄妹前去講理。<br></b><b>那時候，村里的孩子在我的帶領下，手持樹枝站崗放哨（沒有紅纓槍），監督行人，干得可歡了。</b></font></h1> <h1>兒童團站崗查路條（資料圖片）</h1><h3></h3> <h1><font color="#b04fbb"><b>哥哥王文郁很早就離家到撫順當礦工，由于早期接受黨的教育，一九三七年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后來受黨組織派遣，回到家鄉擔任地下黨區委書記，之后姐姐王文華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縣武工隊，后來，我的母親在一九四三年也加入了黨。受家庭的影響，我也向往著黨，那時雖然還不知道黨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他們是打日本鬼子、斗地主、求解放，為窮人辦事。他們給我們兒童團的要求就是站崗放哨。每當看到他們聚在一起時，我就主動出門躲藏在隱蔽的小街上或者爬到樹上為他們放哨。記得一次我爬在樹上放哨時，看到地主家的人帶著一些陌生人走過來，我就放聲假哭，以示告知有壞人來了。地主和陌生人看見我哭，就罵我：你這個小兔崽子哭什么？我故意把腳刮破說：我的腳被樹枝劃破了，他們看到我腳上有血，就罵罵咧咧的離去了。還在聚會的黨員聽到我的哭聲，很快就翻墻轉移走了。還有一次黨員們聚在一塊雜草地里商量事情，我見到一個陌生人從遠處向他們走去，我急忙從地上抓了一把石頭向雜草地扔去，聽到動靜黨員們及時的四處分散開來，安全的離開了。<br></b><b>一次，一個黨員負責人派我到另一個村子送封信，他把信小心的塞進我的破棉衣領口里，說：這封信很重要，必須送到李村當面交給一個打鐵鋪的李爺爺。接受了任務，我很興奮，也很緊張，生怕出事，大約走了半天的路程，到了李村找到打鐵鋪，見到一位老人，他問我干什么，我說有人叫我來找李爺爺，他說他就是，我指指衣領口，他取出信，十分欣喜的說你這個小姑娘真行，事后他遞給我一個窩窩頭吃，讓我離開時不要走原路，要我繞道另一個村子再轉回我家。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覺自己已是黨的人了。<br></b><b>有一次日本鬼子進行大掃蕩，黨組織試圖摸清敵人的具體軍事裝備情況，黨的負責人讓我去了解一下，我就拎著討飯的破籃子，到附近的幾個敵人駐守處，心里數、腦子記，鬼子有多少大炮、機槍，馬騾，幾個鬼子掛大刀，把情況向黨的負責人作了匯報。我們的抗日獨立大隊和武工隊，利用山區的有利地形，發動襲擊，打死了一些鬼子漢奸，還繳獲了一批武器和糧食。說不定，這其中還的我的一份功勞呢。<br></b><b>1941年，我哥哥被中央社會部調到丹東做情報工作，因叛徒出賣，被日本鬼子抓去。敵人對他嚴刑拷打，哥哥受盡毒刑，但他豪氣凜然，寧死不屈，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最后日本鬼子綁住我哥哥的雙手，將人用繩子連在馬背上，在冰天雪地里沿著大街小巷揚馬飛奔，活活的給拖死了，情景真夠殘忍的。（哥哥犧牲的詳細經過，還是粉碎四人幫后，我到大慶參觀的返滬途中，路過丹東去看望原村黨支書王輝宗時才知道的。）哥哥剛犧牲不久，姐姐王文華在一次武工隊襲擊敵人時，不幸倒地，也光榮犧牲了。</b></font></h1> <h1>2013年8月2日，民政部下發通知，正式啟用統一式樣的《烈士通知書》和《烈士證明書》，同時換發《烈士證明書》。</h1> <h1><b><font color="#b04fbb">我媽媽姓田名乃本，我前面已經提到過，她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女人，為了新中國的解放事業，在已經失去了大兒子和大女兒的情況下（我母親被定為犧牲兩個子女的烈屬），她還是把我的妹妹送到了前線，并且加入了共產黨。她本人當時擔任鄉婦救會長，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在解放戰爭中，由于支前工作成績優越，多次受到黨的表揚。我的妹妹王文芬和妹夫黎明離休后一直居住在浙江省寧波市，我弟弟王文鑒擔任生產大隊大隊長多年，現在家鄉安度晚年，子孫滿堂。</font></b></h1> <h1><font color="#010101" style="">我的外婆和我的父母合影（攝于50年代）</font></h1> <h1>我的外婆和我的姨媽姨夫合影（攝于50年代）</h1><h3></h3> <h1>母親和弟弟合影（1974年1月攝于上海）</h1> <h1><font color="#010101">母親和妹妹合影（1984年10月攝于寧波）</font></h1><h3></h3> <h1><b><font color="#b04fbb">1952年，由于我工作太忙，一沒時間料理家務，二其實我也不會干家務，所以就請母親來到上海，讓她幫著操持家務；誰知她的名氣很大且又很能干，被選為里委黨支部書記，一干就是將近30年。由于她的經歷和事跡，經常被邀請去機關、學校、工廠等做革命傳統報告，粗略估計不下萬人聽講過。里弄里大人、小孩都親切地稱呼她為田大娘。七十年代中期她被任命為徐匯區建襄小學黨支部書記，退休后在我家養頤晚年，1996年去世，享年94歲。</font></b></h1> <h1><font color="#b04fbb"><b>1941年我已經13歲了，當時的我認為黨員都是好人，都是可以信賴的，所以我也提出要當個黨員。我找到村黨支部書記王輝宗同志，要求做一名共產黨員，他對我說你年齡太小。我說：你們做的事我都知道，是打日本、斗地主、求解放，我年齡小為什么不能入黨？如果不讓我入黨，我也可以參加你們的會，大家輪流站崗放哨。黨支部書記被我反復要求，我甚至抱住他的大腿，大有不同意我就不放過的架勢。過了一年，支部書記悄悄找我談話，說你入黨年齡太小，你做的事與黨員做的是一樣的，現在經過組織討論請示，批準你參加“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隊”（簡稱“民先”），那是在1942年秋，我當時十四歲。就這樣，我正式地被批準參加了革命工作。支部書記告訴我：“民先”是黨的外圍組織，主要是做黨的情報工作，是保密的，對任何人都不能講。從此，我的革命工作勁頭更足了，積極參加了站崗、放哨、送情報、摸敵情、監督地主漢奸等的活動，樣樣都認真。<br>那時，我還在讀小學，說是讀書，其實很多時間是在做抗日救亡工作、情報工作。我的公開身份是擔任中心小學區學生會長，實際上是積極組織宣傳隊、歌詠隊，號召人們“空舍清野”（把糧食藏起來不被鬼子漢奸搶走），宣傳青年男女參軍到前線去打鬼子、保家鄉，宣傳、動員老者支前抬擔架送彈藥，宣傳、動員婦女為軍隊做鞋做襪。我還組織學生把鞋襪運輸到前方。<br>我十五歲那年，黨組織為了讓我做工作有個掩護，讓我在村里當一名小學教員，這時我也得到黨組織給的生活補助，每月三十斤苞米。可是，我僅讀過四年書，只能湊合著給一、二年級的孩子認認字，但要我在識字班給大姐、大嫂、大娘們講課，就非常難了，可以說很多事我都不懂，比如說在春天草、樹為什么會發芽、發綠等等，我都不明白其中的原理，講不出個所以然，經常有發窘的時候。有一次，一位從縣中學畢業回家的地主兒媳婦在課堂上問我：“老師，豬為什么會長肥肉？”我講不出道理，但隨口說：“豬和地主一樣，光吃不活動，所以愛長肉。”弄得這位嫂子很難堪，但是課堂上大嫂、大娘們有的舉起了大拇指，有的甚至拍手。事后我想，這可能是階級恨的一種本能的發作吧。<br>當小學教員沒有幾個月，黨組織為了培養干部，就保送我到山東文榮威聯中學讀書。我帶著區委給的兩份介紹信，一是入學通知書，一是“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隊”的介紹信，背著破被子，到了榮城縣的一個村莊報到。校組織先把我領到初一（四）班，指導員姓李，又介紹我與姓秦的指導員接上組織關系——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隊。說是學校，其實學校沒有校址，沒有課堂桌椅，沒有書本，講課也是不定期的。為了防備鬼子漢奸來襲擊，每住幾天就要換一個地方。口糧都是學生自己憑介紹信到指定地點去領，然后肩挑背扛回來。平時吃住都是在老百姓家時，晚上打地鋪，鋪上草就睡了；晚上大家輪流站崗放哨，站崗的人沒有槍，只發一枚手榴彈。在四班我是副班長，籃球場上我是神投手，唱歌時不是我領唱就是指揮，稱得上是一個活躍分子。<br>秦指導員看到我在學校的機靈勁，一天，派給我一個任務，讓我一個人到威海敵占領區的一個地方，去了解給鬼子當翻譯的人進出家門的時間，以便黨組織捉個活舌頭了解敵情，我在街頭呆了一天一宿，又向周圍的大娘大爺了解了情況，順利的完成了任務。<br>1944年，那年我十六歲，學校四班黨支部全票通過我為中共候補黨員，但是校黨委沒有批準，告知我年齡不夠，直至1945年1月1日校黨委批準我入黨了。候補期為三個月。當時校黨委的組織部長（他是傷殘軍人）看上了我，托人介紹，要與我結婚，可是我才17歲，此事被我拒絕。結果是校黨委沒有按時批準我轉正為中共正式黨員，理由是我驕傲自滿。延期一個月后我才被轉為中共正式黨員。</b></font></h1> <h1><font color="#b04fbb"><b>1945年5月份，到了抗日戰爭末期，黨組織為了給抗日戰爭輸送力量，將文榮威聯中學撤銷，部分同學分配到抗戰前線，部分到了山東抗日軍政大學，部分來到延安的學校，部分回到抗日后方工作，我被分配到山東威海市羊亭區擔任婦救會干事，兩月后被任命為區婦救會會長，主要任務一、為支前做群眾工作，抗租減息；二、為解決婦女本身的工作。<br></b><b>我與農救會、青救會的同志一起組成抗日宣傳隊，動員青年參加八路軍、為部隊運輸糧草、彈藥，發動婦女為部隊戰士做軍鞋、襪。我工作所在的機關沒有固定辦公地址，白天在一個村開展工作，夜間就轉移到另一個村住宿，每人隨身攜帶一枚手榴彈，遇見敵人寧死不屈，手榴彈一拉，我死你也活不了，多炸死一個敵人就多賺一個。有一次我與青救會一個干事到敵后去工作的途中，只見遠處一陣塵土飛揚，聽到隆隆馬達聲，我想一定是遇上鬼子、漢奸的巡邏隊了，這時我倆急忙跑進高粱地的溝里躲藏起來，把手榴彈緊緊的握在手上，在高粱地溝里藏了一晚，還好敵人沒有發現我們，天亮后我們又急忙趕到另一村莊去做宣傳工作。<br></b><b>1945年夏天，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了，鬼子炮樓的日本太陽旗也降下來了，人們興高采烈，拍手歡呼。日本兵縮在他們的軍營里不敢出來，那些二鬼子、漢奸們也垂下了腦袋，到處求饒。這時黨組織臨時調我到威海市城區，所執行的任務不是去接受日本兵投降，而是要我到日本軍官住的別墅區，去保護日本官兵家屬免受不法之徒趁機搶劫，這樣工作了一段時間，到秩序相對穩定后，我仍回到羊亭區婦救會工作。<br></b><b>1945年秋天，上級黨委經過挑選，派我到膠東軍區機要訓練隊學習譯電。十七歲那年，我終于成了一名真正的軍人，穿上了軍裝，心里覺得神氣得不得了。可接著在學習譯電課程時，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由于我的文化水平不高，既要背明碼，又要學習文化，我只能花費更多的時間才能盡快的掌握所學的知識，經常是熄燈以后我還不能入睡，在被窩里死記硬背白天老師們所傳授的東西。功夫不負有心人，通過幾個月的學習，靠著我的勤學苦練，在學業結束時我的成績達標不錯。當時學機要、做譯電員工作，紀律是很嚴密的。組織規定：個人不能單獨活動，外出要兩人同行，不能與家中通信，必要的聯系要用假地址，這都是我們必須遵守的紀律。</b></font></h1> <h1>這是母親17歲剛穿上軍裝時，也是受傷前留存的唯一照片，右邊戰友叫楊磊光，1945年春攝于山東萊陽膠東軍區駐地</h1> <h1><font color="#b04fbb"><b>1946年機要訓練隊結業后，我被分配到膠東軍區司令部機要科做譯電員工作，1947年春，又被調到第三野戰軍九縱隊后勤部機要組任代組長。我們的做的工作，雖然不在最前線，但是每天的行軍很艱苦，夜行軍一百二十余里是常有的事，往往是太陽西下離營急行軍，天亮前又轉回到原駐地，目的就是為了迷惑敵人。當時領導給我們機要組配了一匹大馬、一個警衛員。但是在行軍的路上，誰也不肯騎馬。當時我還可以邊行軍走路、邊打瞌睡。<br></b><b>在戰爭間隙，領導批準我與李鈞同志結婚（當時部隊中男人結婚的條件是28、9、團，即28歲、9年軍齡、團級干部），九縱隊司令員許世友同志是我們的證婚人，他叫警衛員向老鄉買了幾把花生作為新婚志喜的禮品，戰友們聚在一起每人幾顆。床是老鄉家的門板，鋪上兩床軍被一合就成了新婚之夜。婚后三日，我就又回到了后勤部。</b></font></h1> <h1>父母合影（1949年6月攝于杭州）</h1><h3></h3> <h1><font color="#b04fbb"><b>在孟良崮戰役中，我雖然不在第一線，但是看到部隊頻頻調動，戰士們能到第一線參戰是最大的愿望，到不了第一線的都在摩拳擦掌，有的戰士急紅了眼，渴望早日上第一線。我特別看到支前的民工們肩挑、背抬、小車推、毛驢馱，日夜不停的向前線運送彈藥糧草，他們那種忘我的犧牲精神，是我一輩子難以忘懷的。<br></b><b>1947年孟良崮戰役勝利后，敵人軍隊向山東膠東地區進攻，妄想把我軍逼向海邊消滅掉，我軍在轉移的路上，在山東萊陽縣大沙河，遇到敵機狂轟濫炸，我處在后勤部機關的馬匹很多，目標很大，我眼看著敵機機槍掃射、炸彈亂扔，在看到炸彈在我頭上向下落時，我沒有多想，本能的將我背著的密碼背包向屁股底下一放，怕炸彈將密碼背包炸飛，我習慣的知道密碼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我當時疼痛的感覺是就像有人在我的臉部打了一拳。不知道我負傷了，我用手摸摸頭，我的軍帽沒有了，從頭部向臉部一摸，發現了一把血肉，我才知道受傷了。我當時昏迷了，稍候又清醒了，我雙手抱牢皮包（即密碼背包）走到一個山坡倒下了，又昏迷過去。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機要組的同志找到了我，我迷迷糊糊地將皮包交給他們，又昏迷過去。不知多久，也不知道我是怎樣被包扎的傷口，把頭部全部用紗布包牢，眼睛看不到人，也不知道我是怎樣被抬上擔架、由民工抬著向后方轉移。出發時，李鈞從前方來看望我，他只能握住我的雙手，囑咐我好好治療。在轉移的路上，又遇到敵機亂炸掃射，但是我感覺到民工同志沒有離開我去躲藏，他們趴到我的身上掩護我，怕我再受傷。老鄉們的這種魚水情、軍民情和忘我犧牲精神，我至今記憶猶新。</b></font></h1> <h1><font color="#b04fbb"><b>我被擔架抬著，轉移到山東膠東海陽縣的一個村莊，住到一個農民的家里，身邊跟隨了一個衛生員。他怕我發現傷口的慘狀，就將老百姓家里的鏡子都藏了起來。換藥時沒有酒精消毒，用的是紗布蘸鹽水泡洗。<br></b><b>我的嘴部全部腫了，沒法吃東西，農民大嫂用口將山芋嚼爛，口對口給我喂下，有時吃苞米糊，也是口對口給我喂下。敵軍進攻膠東、逼近我住的村子，農民為我挖了一個山洞，給我一串米餅掛在脖子上，一盆水、一枚手榴彈，將我藏在山洞里。過了些時間，敵人走遠了，把我又接回農家。這時候黨組織愛護我，將我與當時負傷的團級以上的一批干部（我當時是連級，因為是譯電員，所以被特別照顧）向東北轉移，可能的話就轉送到蘇聯去治療。<br></b><b>我們這一批傷員都化裝成老百姓，由擔架抬著，經過數天，轉到榮城縣城山角渡口，乘了一只小船，經過幾天，搖搖擺擺地渡海到了大連口岸。但是大連市當時是被蘇聯軍隊占領，他們不允許我們上岸，我們只得又被抬回到一只船上，又搖搖擺擺地到了安東市（現在的丹東市）大沙河登陸。在冰天雪地里，我的頭部全部包在破被里。我們到了丹東城區，得到的回答是：前方形勢緊張，無法通往。在安東市第三野戰軍駐東北辦事處，組織上想讓我就近治療，但是當地的中國醫生無法治療我的傷口，領導又設法找到一個法國私人醫生，他的答復亦是：無法治療，并說可能到夏季我會因傷口感染影響腦部而死亡。辦事處的領導又將我們這批傷員轉到大連市治療，先把我送到旅順蘇聯在那里開辦的康復醫院，他們仍說不能治療。回到大連市，領導通過當時大連市黨委（當時對外稱為大連公安交警總隊），找到大連滿鐵醫院（現在是大連醫學院附屬醫院）一個沒有回日本的有名的日本醫生，領導派員帶我去了他家，他說可以試試。領導覺得有希望了，就買了兩袋大米、兩箱雞蛋、幾斤鮭鮭魚和一些大對蝦，送到他的府上。我化名王玨，職務是小學教師。住進醫院后，他親自檢查傷口，先進行傷口爛肉的剮除，沒有麻醉，剮時疼得我兩手把腿部都抓破了。第一次手術是將我胳膊部位的皮肉割開一大塊，然后縫到我面部傷口處，用石膏固定，經過約四十天，胳膊的肉已長牢在面部傷口處，就拆掉石膏，傷口洞被堵住了。四十天里我無法洗頭，頭上已經生出了許多虱子。住院期間，領導給請了一個幫工，每月30斤玉米，我的口糧也是30斤玉米，領導又給買了一只煤油爐煮飯吃。<br></b><b>由于黨組織和我愛人的尋找，打電報到大連市委機要科，他們找到辦事處的領導，知道了我的下落。機要科的張憲文科長（也是我愛人在膠東軍區機要科時的同事）把我接到了機要科的駐處。這樣，我的生活就由機要科給解決了。住院期間，組織上怕我傷口感染，設法從香港買來兩瓶盤尼西林，但是我一直藏在身邊沒有用，回到三野部隊后交給了部隊。<br></b><b>在大連治傷的過程中，我產生了一種想法：我不想回部隊，結束與李鈞的夫妻生活，感到面部的傷口太難堪了。但是經過張憲文科長及他愛人呂淑琴的勸導，我打消了這個念頭。<br></b><b>1948年春末，我的傷口在大連也沒有新的治療方法，三野電告我返回三野部隊。回部隊后，我被分配到三野機要訓練大隊，擔任大隊機關黨支部書記、指導員。1949年春隨部隊渡江后，進駐上海，分配在中共中央華東局機要處辦報科工作，不久調任華東局辦公廳專職團總支副書記。</b></font></h1> <h1><font color="#b04fbb"><b>進駐上海后不久，我患了腸結核腫瘤，上不能吃，下不能瀉，腸阻塞了，身體瘦得只剩下80斤。還是黨組織的關懷，請了時任中山醫院院長的沈克非教授親自動手術，切除了腸瘤，身體恢復的很快，不到兩個月我就上班了。<br></b></font><font color="#b04fbb"><b>又是靠黨的關懷，進駐上海后，領導先把我送到長征醫院、同濟醫院、中山醫院修復傷口，但是均稱無法手術，而后住進眼耳鼻喉科醫院，由郭秉寬教授親自給我做了眼部修補手術，但假眼仍然裝不上。后又住進瑞金醫院，由張滌生教授（后為第九人民醫院教授）多次、反復地手術，我的面部才修復到現在這個樣子。<br></b></font><font color="#b04fbb"><b>對我在治傷、治病過程中那些給予我關心、照顧的人們，特別是沈克非教授、郭秉寬教授、張滌生教授、吳學愚教授等專家，原華東局辦公廳的同志們，中國福利會原秘書長李云同志、郭敏同志和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的同志們，他們給予我的無私的、感人的恩德幫助，我終身難忘。</b></font></h1> <h1><b><font color="#b04fbb">1957年，我29歲，被組織上調到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任黨支部書記、副院長，一干就是27年。</font></b></h1> <h1><font color="#010101">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International Peace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是前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為保護婦女和兒童的健康，于1952年以她榮獲的"國際和平獎金"所創建的一所市級婦產科專科醫院，又名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坐落在上海西南繁華的商業中心——徐家匯。</font></h1><h1><font color="#010101"><br>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今貌</font></h1> <h1>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創始人宋慶齡和產婦在一起</h1><h3></h3> <h1><font color="#b04fbb"><b>初時，黨支部辦公室設在用破碎的舊磚頭壘起的，屋頂是用破鐵皮、破瓦片蓋住，地是泥土地，外面下大雨，屋內下小雨，冬天地面結冰，黃梅天滲水的破房子內辦公。我到保健院后，張佩珠為使行政工作與黨支部密切配合，也搬到這個所謂的屋子辦公。<br></b><b>我到保健院報到的第一天，副院長張佩珠（主任醫師、醫學博士，后升為院長）馬上給我介紹醫院情況，她愁眉苦臉地對我說，醫院目前很困難，缺少技術人員，辦不成事，一個全子宮切除手術都沒有人能夠做，孕婦、嬰兒死亡率很高。對于她的這種人才觀，我是非常有同感的。在她的殷切渴求下，我很快地找到了時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的李云。這個同志上世紀二十年代就參加革命，做地下秘密工作和機要工作，她平易近人，深入基層，體察民情，關愛下級。當我向她匯報了醫院缺技術人員的實際情況后，她很同情。不久，她親自帶著我，一去見時任市衛生局局長王聿先、黨委書記何秋澄，二去見二醫黨委書記張明秀（紅軍將軍夫人），三去見一醫黨委副書記、副院長王洛三（老紅軍），懇求他們能夠忍痛割愛，抽調幾名好的主任、副主任醫生到宋慶齡創辦的醫院來充實醫學力量。很快，一、兩年之內，醫院就一下子調來了九名主任、副主任醫生，又從市人事局半路“截”來了幾位醫生。這樣，張佩珠如虎添翼，把他們分別安排在產科、婦科、計劃生育科、兒科、中醫科、病理科等部門擔任學科帶頭人，醫院一下子興旺起來了。當時青年醫生、青年助產士、護士大都住宿醫院，醫院有事、特別是遇到搶救病人的緊急情況時，要人有人，要血有血，（張佩珠帶頭獻血）。醫院又聘請了婦產科醫院王淑貞院長、 第六人民醫院婦產科胡志遠主任、中醫學院陳大年名中醫師、市兒童醫院的宋杰教授做醫院的顧問。他們經常來醫院傳授中外醫學先進理念和技術，幫助我院醫生選定科研選題，修改科研論文，在張佩珠的帶領下，我們這樣一個專科醫院，在上海市醫務系統率先進行了城鄉勞動婦女婦科檢查、子宮脫垂防治，率先成立了臨床計劃生育科、中醫科，率先實行了產婦病員食堂制度（當時上海各醫院實行的都是統一的六角錢一天的伙食，市衛生局為此在本院召開全市推廣交流會），率先實行產前檢查一貫制，率先成立圍產期保健實驗室，從1961年至1963年，醫院近三年沒有發生產婦死亡。1962年中央召開全國文教群英會，我院被選為上海市醫療系統的八面紅旗（包括中山醫院、第六人民醫院、龍華醫院、瑞金醫院、華東醫院等）之一，張佩珠代表醫院赴北京出席會議，受到中央領導的接見。宋慶齡在北京的寓所接見了張佩珠，宋慶齡非常開心，說保健院的同仁為中國福利會增了光，囑咐張佩珠今后更好的實行實驗性、示范性、科學研究的方針，更好的為廣大婦幼服務。</b></font></h1> <h1><font color="#b04fbb"><b>1960年，時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的李云同志打電話通知我說：宋慶齡要見我。他同時告訴我，宋慶齡問他：醫院的那個王同志怎么樣？李告知說：工作還可以，就是厲害一點。我聽后想：我豈止厲害一點，我很厲害，批評起人來不講情面，不分場合，弄得人家很難堪，因此有人怕我。但是我有一條原則：批評應當嚴厲一點，以后再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絕不給人組織處理。<br></b></font><font color="#b04fbb"><b>我跟隨李云到了淮海西路宋慶齡住處，帶著受批評的心情，但是一進到會客室，只見宋慶齡祥和的坐在沙發上，微笑著讓我坐下，請人送給我一杯茶水，宋慶齡親手用叉子送給我一只小蘋果（那個年代上海沒有大蘋果）說：“你吃吧!吃蘋果不要削皮，皮有營養，已經消毒了。”空氣很緩和。我順便向她匯報醫院的工作情況：一年要接生近萬人，張佩珠同志工作的情況，新調來醫技人員的情況等。宋慶齡聽后很高興地說：“張佩珠是個好人，是個好醫生”。我又告訴她醫院現在最大的困難是缺房子，最忙的時候甚至要把職工食堂、辦公室都讓出來加病床，所以很容易發生交叉感染，她點點頭。<br></b></font><font color="#b04fbb"><b>逢過春節時，宋慶齡多次設宴招待中國福利會系統各單位領導，有一次她還親手叉了一只雞腿給我。<br></b></font><font color="#b04fbb"><b>1962年中國福利會執行委員會在宋慶齡的寓所召開執委會會議，到會的有柯慶施、陳丕顯、劉季平、金仲華以及文化、教育、出版、衛生等局長們。當討論到要給保健院建造病房樓時，中福會的領導提出造個四層樓200張病床。我聽后急了，當即提出200張床位不夠，根據發展需要頂少300張床位六層樓。中福會的領導給我打手勢，不讓我講。等到散會了，我趁領導們與宋慶齡告別時，趕快溜出去，急忙跑到柯慶施車前，對柯慶施說：“柯老，200張床位確實不夠，請批300張床位。”還好，市政府確實批準建造300張床位六層樓，還有一個大地下室，外加一幢鈷60鐳錠放射治療室房子。<br></b></font><font color="#b04fbb"><b>幾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我，說我狗膽包天，竟敢伸手向中央政治局委員要錢造修正主義大樓，說的就是這么回事。</b></font></h1> <h1><b style="color: rgb(176, 79, 187);">我和張佩珠共事近30年，可以說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我倆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姐妹。她是我一生遇到的好人之一。她幾乎沒有節假日，不顧家庭、孩子，是一位常年的“住院”醫生。醫院一遇有搶救病人的情況，她都把我叫到搶救現場以助她一臂之力，或者請會診醫生，或者給參加搶救工作的人送水送飯，或者做患者家屬的工作。每逢我在家中，深夜街上有喊“老王”的聲音，我就知道醫院又在搶救病人了。有一次深夜我被喊醒，由工人同志用自行車騎帶到醫院，一進搶救現場，我發現張佩珠又在挽袖子，就知道她又要獻血了。我說：請別人獻血，你還要負責搶救！她斬釘截鐵地說：“我是共產黨員，應該抽我的！”遇有醫患矛盾，我挺身而出，保護醫護人員躲開。有一次，醫院為了試驗天花粉引產，受術者被感染了，雖經大力搶救，但是仍不治身亡，醫患矛盾一時尖銳。我站在死者丈夫、子女面前，誠懇地認定是事故。由于我是站在死者家屬立場、用感情說話，不回避醫院責任，后來取得諒解。嘉定縣馬陸公社派大卡車來接送尸體，我和死者家屬坐在卡車上尸體旁，伴送尸體到了馬陸公社一村莊。我只身找到公社黨委書記，說明事故真相，取得了諒解，當即說好埋掉尸體，他們和家屬沒有讓醫院出一分錢。對于這件事，當時醫院大多數人是不讓我去的，怕我挨打，但是我悟出一個道理：錯了就承認錯誤，我是醫院的負責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人民是通情達理的。</b></h1><h1><b style="color: rgb(176, 79, 187);">我與張佩珠共事的過程中，凡是她提出的為醫院發展的事，對人民群眾有好處的事，與實驗性、示范性、科學研究有關的事，我都予以支持，密切配合，并肩戰斗。從調配人員、選拔人才，到做思想工作、處理矛盾，我都甘當配角、做善后工作，讓她牽頭大膽干。</b></h1><h1><b style="color: rgb(176, 79, 187);">1962年，在國家困難時期，張佩珠把多年積蓄的四萬元人民幣作為黨費，委托我代為轉交給中福會當時主管組織工作的一位黨員干部。屆時此人說張佩珠很好。</b>（在文革中，此人參與了對我母親、張佩珠等領導、老醫療專家的批斗）</h1><h1><br></h1><p><br></p> <h1>張佩珠（1916～1990），女。浙江鄞縣人。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195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3年調入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擔任副院長，1962年任院長，1984年任名譽院長，1980年兼任上海市計劃生育技術指導所所長。她積極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堅持派出并經常親自參加醫療小分隊，深入工廠、街道、農村、邊疆，進行婦幼保健、計劃生育和防癌普查普治，經過長期努力，保健院的孕、產婦死亡率大大降低，達到上海市的先進水平。她重視吸收國外經驗，在國內率先開展孕期家庭自我監護、實施圍產期保健，提倡母嬰同室、推廣母乳喂養。她支持計劃生育咨詢，組織開展宮內節育器科學研究，作出了很大的成績。</h1> <h1><font color="#b04fbb"><b>我在保健院擔任黨支部書記27年，沒有人稱我是書記、院長，我深知黨務工作者是黨員的服務員，是黨的基層組織的辦事員，應當成為一塊吸鐵石，把黨內外一切積極因素都凝聚起來，為共同的目標作戰。<br></b><b>我一般的沒有休假日，在業余時間、休假日、夜晚訪問職工家庭。當時醫院有600余人，差不多人的家庭我都訪問過一次幾次。哪家的家境如何？哪家的家庭成員關系如何？我心中一清二楚。遇到家庭有大困難的職工，就從我微薄的工資中抽出一點讓他家糊糊口。我對長年累月在保健院工作的職工深感謝意，有時我還跑到這樣的職工家中當面向家屬感謝。<br></b><b>那時，醫院的黨政領導班子、干部是非常廉潔的，近30年時間，醫院的財務方面沒有發生任何問題。財務科科長顧延芳是一個把關很緊、一絲不茍的人。</b></font></h1> <h1><font color="#b04fbb"><b>1975年秋，我時任保健院黨總支書記、革委會主任，我申請到農村醫療隊去，做一名普通隊員。在醫院赴南匯農村的醫療隊里，我不懂醫療，就時而幫醫療隊生生煤爐，買買菜，時而到農家田頭灑灑漂白粉滅蚊蠅，到村里宣傳計劃生育等，精神很好。<br></b><b>1976年夏天，唐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大地震，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到唐山去，到抗震救災前線去。我連續三次打電話給醫院申請，未獲批準。九月底我回家休息，傍晚去醫院看一下，適逢醫院第三批赴唐山醫療隊即將出發，我再次申請去唐山未準。我又申請陪送醫療隊去唐山，獲準。我急急忙忙回家取了生活日用品，趕往火車站與醫療隊會合，隊長是莊留琪。在行進的列車上，隊員們的心情是沉重的，但大有“雄赳赳、氣昂昂”、奔赴抗震前線大戰一場的架勢。到唐山后我先被安排在庫房睡覺，但是我不休息，我不懂醫，就一起幫助隊員搬運糧草和飲用水……</b></font></h1> <h1>母親回憶錄里提到的赴唐山醫療隊隊長莊留琪，婦產科專家，曾任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院長</h1><h3></h3> <h1>很可惜，我母親赴唐山未留下照片，當時我愛人參加了第二批赴唐山抗震救災醫療隊，前排左二是我愛人（攝于1976年9月，唐山災區現場）</h1> <h1><b><font color="#b04fbb">幾天后我該返滬了。在返滬的火車上，我突然想順便赴京拜訪一下老首長肖光同志（他是長征干部，時任中共中央機要局局長）。下了火車，在去中南海的路上，驚見馬路上遍布解放軍戰士持槍巡邏，我納悶今天為何首都警備這樣森嚴？摸到中南海邊門，我向警衛戰士反復說明來意，戰士很不情愿的報了信，肖局長派身邊的工作人員把我領進他的住處。他很高興，帶我到中南海里邊遛了一下。晚上他請我吃飯，親手給我一只雌性大閘蟹，我感謝他，但是不明白其中含意，但是肖光非常開心。住了一夜，返滬后第二天我趕赴南匯醫療隊（當時醫院在批我，說我赴唐山是為了去游山玩水）。第二天，只見農村人們沸騰了，到處敲鑼打鼓，橫幅是“打倒四人幫”，我激動了，振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這時我才意識到肖光同志給我吃雌性大閘蟹的含義和首都戒備森嚴的道理，原來他已經知道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font></b></h1> <h1 style="text-align: left;"><font color="#b04fbb"><b>1983年12月28日，醫院正在召開職工大會，安排元旦、春節工作。會議當中突然接到中福會來電，通知我三件事：一是已經給我辦理了離休手續；二是下個月我的工資在退休職工中取；三是可以馬上交接工作。我說好的，然后繼續到會場開會。<br></b><b>第二天我正在辦公室清理辦公桌抽屜，張佩珠興沖沖地到辦公室找我商量工作，見狀就說你在搞衛生大掃除啊！我笑笑說：中福會讓我離休，辦交接手續。她吃驚地呀了一聲，并說她要到總會去要求我與她再共事幾年。我說：不要，黨員在行動上要聽從上級安排。她當時一下子就哭了，哭得很傷心，久久不愿意離開辦公室。我對她承諾：我會常來看她的，我會繼續關心醫院。<br></b><b>張佩珠同志先后獲得了全國勞動模范、三八紅旗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上海市優秀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br></b><b>張佩珠患了重病、住進腫瘤醫院，我經常去看望她。一天她已經是病危了，我去看她，將右手放在她的腹部輕輕按摩，想減少她的疼痛。她的右手用力握著我的左手，輕輕的問：醫院好嗎？我點點頭。她又詢問我說：我一生對得起黨嗎？我被感動了，緊緊地握著她的手，用力點點頭。張佩珠同志一生為人民服務，為婦幼保健事業拼搏奉獻，臨終前還惦記著事業，懷念著黨，她有多么深的黨的理念啊！當時我禁不住流下了感動的淚水，這一場景又使我終身難忘。正在這時，不知是哪位攝影師給我們拍了一張合影，這是我們相處30多年來唯一的一次合影。當時我還不知道合影的事。這張合影直到90年代初期，中共上海市委在中共一大紀念館展覽廳展覽上海市優秀共產黨員先進事跡的版面上，我在參觀時，才發現我與張佩珠的合影。我沾了張佩珠同志的光，照片被掛在中共一大紀念館展覽廳里。</b></font></h1> <h1>母親和同事合影（1983年3月攝于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病房大樓前）</h1> <h1><font color="#b04fbb"><b>剛剛退下來的時候，我還身強體壯，四十多年忙慣了，一下子空下來，實在不習慣。我天天乘上公共汽車到處跑，從浦西到浦東，從滬南到滬北，大大小小的公園都跑過了。再就是跑老戰友家，談談心、敘敘舊，但是還是有空余時間。家里訂有十幾種報紙，翻來覆去閱讀，差不多每一個字都看過，還是有多余的時間。還好，中福會成立了離休干部聯合黨支部，黨員們選我做支部書記，當時有四十多個離休干部，大家都談得來。我主要做三件事：一是組織學習，永葆理念常存思想常新；二是進行家訪，每個老同志家里我都去訪問過，老同志想些什么？要求些什么？必要的話向黨組織匯報，向離休干部原單位匯報，想當好一個好的服務員；第三件事，就是想為老同志謀點經濟利益，貼補一點家庭生活。我們以支部的名義向中福會、保健院借了十萬元，投資到一家公司，公司每年分給一點利潤后再分給老干部們，大家很高興。<br></b><b>幾年后，中福會黨組將離休支部撤銷，離休干部各回原單位成立黨支部，我又被保健院離休黨員選為支部書記，一干又是十幾年至今，每月過一次組織生活，事情很少。</b></font></h1> <h1><font color="#b04fbb"><b>回憶我的一生，我從不對上級領導拍馬奉迎討好，從不邀功求榮，有錯率先承擔責任，有話直說，從不講違心的假話，有時講話尖銳，因而有時遭到白眼或者不公正的處置，我毫無悔意，即使事后證明我的意見是對的，但是我也不沾沾自喜、自我吹噓。最苦惱的事是我們這個黨內還有不正之風，我疼心。<br></b><b>徐匯區衛生局聘我為醫德醫風監督員，永嘉路派出所聘我為警風警紀監督員，我盡心盡力，跑遍徐匯區各大小醫院，發現不少問題。我與有關的醫務人員個別談心，耐心勸導，他們都表示以后改進。里委派我為安全巡邏保衛員，我愉快地承擔，與一位退休老者一起，戴上紅袖章巡邏，還蠻神氣呢。</b></font></h1> <h1>1986年，母親被永嘉路派出所聘為警風警紀監督員，配發的檢查證</h1> <h1><font color="#b04fbb"><b>一次，一對中年夫婦告訴我，他們的兒子每周六晚上外出不歸，十分焦急。我就找到這個男孩，曉之以理，并借書給他閱讀。這個男孩逐漸變好了，學習成績也上去了。<br></b><b>聽說醫院老職工或者老戰友患病，我總是到他們家中或者醫院探望，祝他們早日康復。他們的親屬為之致謝，我也感到心里欣慰。<br></b><b>我不太會燒飯燒菜，家里請了幫工。因為我是二等甲級革命傷殘軍人，民政局每月還補貼一點費用。我與家人相處得很好，同居兒、媳悉心照顧，外住兒、女、婿、媳常來家看看，我很舒心。醫院的領導、職工，里委的干部也經常來家探望，我也是很開心。我與老伴相互恩愛，是一對幸福的老人。<br></b><b>承蒙國家的照顧，我的經濟生活是富足的。但是醫院已經退休多年的七、八十歲的老職工，他們深感醫院分配不公，照顧不夠，向我求訴，要我代他們呼吁。我作為老者，非常同情他們，于是有時就向我的后任提點建議，希望他們善待老人。很好，自2005年以后，在保健院的領導和同志的過問下，醫院對退休職工的待遇大有改善，老職工們很滿意。不少人對我說，要我代他們向醫院的領導和同志表示感謝。<br></b><b>我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人總是要死的，死了就是了了。我與老伴李鈞多年前就一起到公證處公證：死后遺體交給醫院解剖、火化，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免除后人的麻煩。如果他們愿意，在過年、過節的時候追思一下我的一生，我就滿足了！<br></b><b>（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時候，胡錦濤同志向老戰士、革命傷殘軍人、老支前模范、老民工鞠躬致敬，我感動得流下了淚水，黨沒有忘記我們，人民沒有忘記我們，我們黨的光榮傳統、我們中華民族的抗戰精神代代相傳。我很喜歡觀看關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電影、電視連續劇，特別喜歡觀看《苦菜花》、《野火春風斗古城》的電影和電視劇，因為劇中的劇情很像我的家庭，我的媽媽就像劇中的媽媽，劇中“小燕子”做的事情，我都做過。）</b></font></h1> <h1>攝于2000年6月</h1> <h1>2005年1月，父母攝于家中</h1><h3></h3> <h1>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所攝</h1> <h1>2008年5月，為支援汶川地震救災，母親上繳特殊黨費1萬元</h1> <h1>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9·3”前夕，中央決定，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名義，向約21萬名抗戰老戰士老同志、抗戰將領、為中國抗戰勝利作出貢獻的國際友人或其遺屬頒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表彰他們的歷史功勛，彰顯他們的榮譽地位。<br>我們的父母親都是抗戰老戰士，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 》的獲頒者。</h1> <h1>2015年9月，為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記者采訪了我母親，以“戰爭傷痛鑄就堅定信念”為題作了報道</h1> <h1>2019年7月4日，母親參加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黨務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座談會，右側為李國維，著名婦產科專家，曾任副院長，今年99歲，仍每周2次開門診；左側為黃荷鳳，現任院長，院士</h1><h3></h3> <h1>母親的回憶錄寫好后，當時印刷了500本簡裝本，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要求并取走一部分，作為科級以上干部的讀本，后來應多方需求，陸續發送完畢（我保留了電子版本）。<br>感謝母親，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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