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傅一中</h3><h3>一件險被當成料石的碑刻檔案</h3><h3>6月7日，縣里的文史愛好者李維全先生通過微信發(fā)給我一張圖片。第二天清早打開一看，是一塊鐫刻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石碑，距今325年。瀏覽碑文內(nèi)容，既不是墓碑，也不是路碑、功德碑，而是一塊縣署衙門的公文碑。</h3> <h3>我馬上意識到，這是一件彌足珍貴的歷史檔案。于是，立即將它抄錄下來。由于圖片中部分字跡看不清楚，便同李維全先生取得聯(lián)系后，由他邀約最先提供信息的屈春曉先生一道，冒著大雨，驅(qū)車前往離縣城約20公里的石碑收藏者家中。</h3> <h3>到達目的地后，首先抄錄碑文，然后同屋主談起石碑的來歷。他介紹說，1992年縣工商銀行修建職工宿舍，他用拖拉機運碴石。開挖基槽時，挖出一塊長方形料石，由于到家的公路尚未修通，于是將它拉到親戚家，2015年到家的公路修通后，把它拉回家。經(jīng)過沖洗，發(fā)現(xiàn)是塊石碑，上面刻有文字，于是將它保存下來。同時出土并被他拉回家的還有縣署衙門用過的碾槽、類似豬槽的石制器具以及建筑衙門的青磚、鑿制青石等。</h3> <h3>我敏銳地意識到，工商銀行的職工宿舍，恰好地處建始縣城老衙門的門口。后來得知，早在2008年，縣文物部門已經(jīng)給這塊石碑做過拓片。</h3> <h3>小石碑記錄湖廣填四川大背景</h3><h3>石碑不大，比普通墓碑還小。橫刻大字標題為“巡撫四川地方提督軍務(wù)督察院條約碑”。基本內(nèi)容是四川巡撫為各府縣下達的關(guān)于招民墾荒的八則條約。</h3> <h3>為什么會有這么個條約碑？要從明末清初的四川說起。</h3><h3>四川，古稱巴蜀，自古以來，四川便被稱為天府之國，是西部最大的錢糧之倉，人丁興旺，百業(yè)興盛。然而，這個夢幻般的天府之國，卻在明末清初遭到一場浩劫。</h3> <h3>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張獻忠率大西軍入川，至此揭開了四川百年浩劫的第一步，此后一直到1646年，即清順治三年，張獻忠戰(zhàn)死，大西政權(quán)瓦解，清軍入川。</h3><h3>清王朝雖然拿下了四川，但仍是兵燹連年，戰(zhàn)火不斷。先后又遭遇了和大西軍余部的戰(zhàn)爭，平定三藩之亂以及和川東十三營的戰(zhàn)爭。三十多年的戰(zhàn)火，加上戰(zhàn)爭引發(fā)的瘟疫大肆流行，“大頭瘟”“馬蹄瘟”等瘟疫每流行一次，往往一個縣數(shù)月之內(nèi)便成空城。</h3> <h3>《四川通志》載：“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明朝末年，戶部記載四川有人口400多萬，但是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統(tǒng)計，全省人口竟然只剩9萬多人。</h3><h3>建始當時屬四川省夔州府。再看清嘉慶版《建始縣志·戶口志》的記載：“建始舊編坊郭、大安、長受、景陽、新隴、永福、革塘凡七里。明季流氛薦禍，容美土司乘機肆虐，革塘等里在清江河以南，皆被侵擾，縣中絕人煙者數(shù)十年。康熙二十年后，寇亂削平，百姓復(fù)業(yè)者僅八十戶，編坊郭里，余里裁汰。”《建始縣志·田賦志》載：“明季寇亂，地無居人，田盡荒蕪，糧額全虧。”</h3> <h3>清道光版《建始縣志》對建始縣明末清初所遭受的連年戰(zhàn)火作了更加詳盡地記載。先后遭受張獻忠所率大西軍的屠掠，與川東十三營的戰(zhàn)斗，以及吳三桂統(tǒng)治期間與清政府對建始這塊地方的你爭我奪，導致民不聊生，哀鴻遍野，地盡拋荒，生靈涂炭，以致絕滅人煙的地步。</h3><h3>早在康熙七年，四川巡撫張德地面對四川滿目瘡痍，人煙稀少，難以恢復(fù)一省之民力，無法完成朝廷稅賦的嚴重現(xiàn)狀，上奏康熙帝，建議朝廷下旨移民填充四川。</h3> <h3>這個意見得到康熙帝的支持。在三藩之亂平定后，四川局勢趨于穩(wěn)定時，朝廷開始考慮天府之國的重建問題。經(jīng)過朝中大臣們的商議，決定從兩湖、兩廣地區(qū)遷移人口填充四川。</h3><h3>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正月，康熙皇帝正式頒布《招民填川詔》。康熙三十二年上任的四川巡撫、提督軍務(wù)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于養(yǎng)志接到詔書后，根據(jù)詔書精神，于二月二十四日給四川各府、縣下達八則“條約”，要求各府、縣將條約勒于石，立于署前，令軍民人等一律遵守。</h3> <h3>夔州府建始縣知縣李新命接到“條約”后，立即將條約刻于石碑，立于縣署衙門頭門口。</h3><h3>此碑文雖然由于時間久遠，部分文字已漫漶不清，但主要內(nèi)容十分清楚。一是對有主荒田，限時開墾，若不開墾，概作荒地處理；二是對新招徠墾荒之戶，給予6年內(nèi)不征糧、免除6年雜差、貸牛借種等惠民措施，同時，豁免復(fù)業(yè)之民以前的公私欠賬，宥免從前的一切過犯；三是對招徠墾荒之戶，編入保甲戶籍；四是對霸荒和詐騙勒索的地方土豪劣紳給予嚴厲制裁，同時對包庇袒護霸荒行為的官員一并進行參處。</h3> <h3>招民墾荒政策帶來建始人口的繁衍</h3><h3>就這樣一塊小小的石碑，反映的是康熙年間清王朝“湖廣填四川”這項重大經(jīng)濟政策和民生政策。</h3> <h3>康熙皇帝的《招民填川詔》和四川巡撫的“八則條約”頒行實施后，一場曠世大移民從康熙三十三年一直持續(xù)到道光年間才停止，移民人數(shù)前后超過100多萬人，涉及十多個省份，其中主要以湖北、湖南、廣東等地為主。</h3> <h3>位于川東的夔州府建始縣，是川鄂交界之地，也是鄂省入川的陸路交通要道，明末清初的兵燹，建始首當其沖。</h3> <h3>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戰(zhàn)亂結(jié)束，社會秩序稍趨穩(wěn)定時，漸有復(fù)業(yè)之民返鄉(xiāng)，但調(diào)查全縣戶籍，只有80戶，大約為300至400人。這是建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人口的最低點。當時建始的建制由七里縮編成一個坊廓里，余、里皆裁汰。</h3> <h3>“召民墾荒”政策的推行，一是誘使流亡農(nóng)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二是“荊州、湖南、江西等處流民競集”。據(jù)《侯氏族譜》載，乾隆初，僅江陵縣侯氏一家先后有數(shù)十人“扶老攜幼，伯仲偕行”，遷居建始花坪、高坪、貓坪、天生等各地。查建始各姓氏宗譜，不少家族由清康乾時期或之后由荊州、湖南、江西等地播遷而來。</h3> <h3>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時，建始人口猛增到1.6萬戶，7萬多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戶增到2.4萬多，人口增到14.4萬多。21年時間，人口翻了一番多。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戶增為3.57萬，人口達17萬多人。道光三年(1823年)，清查“土著流寓煙民”，建始人口又上升到19.34萬多人。道光二十三年至咸豐十年(1843年～l860年)，建始人口有所減少，但仍為18.1萬多人。</h3> <h3>清乾隆至道光初，是建始歷史上人口增長幅度最大的時期，這與清政府招民墾荒和穩(wěn)定的賦稅政策不無關(guān)系。</h3> <h3>被埋藏近兩百年的“條約碑”</h3> <h3>建始縣流傳下來的清代縣志共三部。第一部是纂修于嘉慶十五年至十八年（1810年～1813年）的嘉慶版《建始縣志》，第二部是纂修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道光版《建始縣志》，第三部是纂修于同治五年（1866年）的同治版《建始縣志》。查這三部縣志，均沒有關(guān)于四川巡撫于養(yǎng)志頒發(fā)“條約碑”的記載。</h3> <h3>對于清王朝推行這樣一項大的經(jīng)濟和民生政策的公文，縣志卻沒有記載，于理不通。</h3><h3>同時，查嘉慶《建始縣志·職官志》記載，在康熙二十六年至四十年（1687年～1701年）的14年中，歷經(jīng)三任知縣。第一任為史晟，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任；第二任為李新德，無任職時間；第三任為武令謨，康熙四十年（1701年）任。而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條約碑”上署名的知縣“李新命”，應(yīng)該就是嘉慶縣志記載的“李新德”。無獨有偶，道光版《建始縣志·官師志》又將這位知縣誤寫成“李德新”，同治版《建始縣志·官師志》亦沿襲道光志的錯誤。</h3> <h3>綜上所述，其一，清代的三部《建始縣志》均無“條約碑”的記載；其二，三部縣志均錯記條約碑上知縣的署名。這種現(xiàn)象只有一種解釋，即纂修第一部縣志嘉慶志時，此條約碑已經(jīng)因某種原因埋于地下，縣志編纂者并不知道曾經(jīng)有這樣一塊“條約碑”。</h3><h3>查清道光版《建始縣志·名宦志》，在知縣楊兆杏名下記載：“建自嘉慶元二年被兵后，書院即成官廨，文教日衰。”由此初步推斷，嘉慶元二年，農(nóng)民起義軍“白蓮教”在建始與清兵作戰(zhàn)，衙署遭受兵災(zāi)毀壞，被迫遷至書院，而衙署門前的“條約碑”，也連同一些器具和建筑材料被埋于坍塌的衙署廢墟中。后來，在廢墟上重建縣署衙門，“條約碑”因此沉睡于地下近200年。</h3><h3>“條約碑”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刊刻，約于100年后的嘉慶元年（1796年）被埋于地下，根據(jù)石碑的材料和碑文風化毀損程度，完全說得通。埋藏近200年后，于1992年再見天日。自刊刻之年至今，已歷時325年。</h3><h3>如今，一塊距今325年、被埋于地下近200年的公文碑終于面世，從而給建始的歷史檔案增添了新的內(nèi)容，也是建始歷史的重要佐證。</h3><h3>（該文物現(xiàn)已被建始縣文物局收藏）</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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