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母親

門福生

<h3>紀念平凡而偉大的母親誕辰九十四周年！☆</h3> <h3> 門和利</h3> <h3>　　2019年5月1日，晴空萬里，春意融融。我從石家莊出發，沿著京昆高速公路北上，驅車230公里，來到了山西省靈丘縣莊兒溝門村。</h3><h3>     莊兒溝門村是一個只有二十來戶的小山村。別看它不起眼，可對我，卻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地方。</h3><h3>     73年前，我的父輩們曾在這里生活，學習，戰斗有半年時光，并從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h3><h3>     我的老家是河北省完縣(今順平縣)東安陽村。那里是貧困山區，士地貧脊，靠天吃飯。</h3><h3>    1933年，由于連年大旱，生活實在過不下去了，我的爺爺奶奶，帶領當時只有6歲的父親及哥姐四人，舉家北上。在親朋好友的幫助下，在北平南口鐵路道班謀得一養路工差事，全家便在南口定居了下來。</h3><h3>     不幸的是，兩年后，爺爺被笨重的體力勞動壓垮了，吐血而亡。全家生活又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h3><h3>     1937年，大伯在張家口列車段，找到了一份工作，全家生活才略有好轉。5年后，經大伯介紹，父親也在張家口火車站上了班。這一年，全家又來到了張家口。</h3><h3>    1945年，經過8年的抗戰，日本終于戰敗投降。當時，張家口是察哈爾省首府，戰略位置十分重要。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八路軍迅速接收了張家口。9月，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和邊區政府，也從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進駐到了張家口。</h3><h3>    1945年，父親只有十八歲。接觸共產黨只有幾個月時間，就認定了共產黨。1946年2月光榮的成為一名共產黨員。隨后，大伯，六爺六奶等門家多人，都先后參加了共產黨。                                                               </h3><h3>   1946年6月，蔣介石國民黨，在完成內戰準備后，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撕毀了“雙十協定”，悍然發動了全面內戰。</h3><h3>      9月底，國民黨傅作義部隊，第105軍大舉進攻張家口。晉察冀軍民進行了張家口保衛戰，殲敵2萬余人。</h3><h3>     由于敵強我弱，10月11日聶榮臻率部主動撤離了張家口。      </h3><h3>     9月中旬一個下午，在接到撤離通知后，我的奶奶母親等近百人，連夜坐火車緊急撤離。火車從張家口站出發，走走停停，一宿才到柴溝堡站。</h3> <h3>這時，國民黨的飛機己經把鐵路線炸毀了，</h3><h3>火車不能坐了。又換乘馬車，繼續向南撤退。怕白天遭到國民黨軍隊飛機轟炸，所以，只有晚上才能趕路。三四天方到達蔚縣境內。此時，完成護廠護段任務后的父親等一批人也撤了出來，與家屬們匯合在一起，繼續南下撤退。</h3><h3>  要撤到什么地方，誰也不清楚。是各地兵站，按照上級指示周密安排的。</h3><h3>     大約又向南走了四五天，便來到了莊兒溝門村。通知終于來了，不走了，要在這里駐扎，聽侯命令。</h3> <h3>柴溝堡火車站</h3> <h3> 莊兒溝門村，位于晉察冀邊區根據地的腹地，群眾基礎好。村莊在一個小山溝的盡頭，不易被外人注意。所以，在這里駐扎很安全。       </h3><h3> 人們駐扎下來后，大伯，六爺等人先后去晉察冀邊區根據地的黨校培訓。</h3><h3>        1947年4月，根據黨中央鞏固東北根據地的指示，黨組織決定，除了我父母，全體人員開赴東北，去支援東北根據地的革命事業。而我的父母則參軍入伍。</h3><h3>        他們被編入平綏支隊，后平綏支隊又整編為察哈爾軍區獨立團。(當時察哈爾軍區司令員是開國上將王平將軍)。父親擔任偵察班長，機槍班長。母親做后勤工作。至此，從張家口撤退下來的百余人在莊兒溝門村住了一個冬天后，各自奔向了不同的革命崗位。</h3> <h3>今日的莊兒溝門村</h3> <h3>  我的母親于1926年正月初9，出生在北京大清縣深溝村一個窮苦家庭。艱苦</h3><h3>的環境，從小她就磨煉出不怕吃苦，不向困難低頭的堅強性格。</h3><h3>    1946年5月10日，她與父親結婚。結婚是一個新生活的開始，而對于母親卻是一個磨難的開始。</h3><h3>    與父親結婚剛剛4個月，就遇到了戰爭動蕩。黨員家屬要隨大部隊全部撤離，母親一點準備都沒有，說走就走了。撤離是艱苦的。翻山越嶺，晝伏夜行，異常艱辛，一般人是體會不到的。 </h3><h3>    參軍后，時不時從前方抬回陣亡戰士的尸體安葬，生死考驗沖擊的每一個人的心理。母親從沒懼怕過。</h3><h3>    有一天，部隊一名炊事員，下山采購物資，遇見我母親，就問:“要不要上山見老門？”母親一聽很高興。跟著炊事員就上山了。</h3><h3>    那時，前方與后方相距幾十里。幾個小時后，父親見到母親上山來了，大吃一驚:“你怎么來了，這里太危險啦”。</h3><h3>    父親一著急，一場大病突然降臨。一連幾天，流鼻血不止，用我母親的話說:流血量大概有全身血量的5分之一。而且高燒不退，人一下子就臥床不起。跟著，母親也出現了同樣的癥狀，兩人生命垂危。</h3><h3>    當時，部隊缺醫少藥，也不知道他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用現在醫學看，不是出血熱，就可能是傷寒。無耐，部隊用擔架，將母親送到老鄉家，只能聽天由命吧。</h3><h3>    老鄉心眼忒好。見母親這么年青，死了太可惜了。她們就用當地的土方法，將母親頭發剪掉一些，用當地的瓦片焙干研細后，給我母親灌服。</h3><h3>    說來也神奇，母親的鼻血居然止住了。但喉嚨卻堵的厲害，象是快要憋死一樣。母親掙扎著起來，扶著墻，用力咳嗽，一塊血疙瘩，從母親口里噴出。由于用力過猛，隨著“啊”的一聲，母親懷孕7個月大的女嬰，不幸早產夭折了。</h3><h3>    母親命保住了。父親怎么樣了？一天晚上，母親用擔架抬著，又跟上了部隊。巧得很，當晚行軍，擔架隊休息時，父母的擔架竟放在了一起。透過夜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發現倆人都還活著，而且身體都有了好轉，一顆懸著心終于落地了。幾天后，父母二人都被送到了后方的休養連。</h3> <h3>　　隨著張家口第二次解放，父母的軍</h3><h3>旅生涯也劃上句號。</h3><h3>     1947年11月，父親轉業，被分配</h3><h3>到了老家順平縣委工作。父親認為，在老</h3><h3>家工作不好干，毅然辭去這份工作。只身</h3><h3>來到位于曲陽縣的華北兵工局15兵工廠，</h3><h3>當了一名工人。我的母親也跟隨而來，在</h3><h3>附近一個叫葡萄口村住了下來，一住就是</h3><h3>兩年。我的大哥就誕生在這里。                        </h3><h3>    1949年7月，兵工廠整體搬遷到太原。父親的鐵路情結，又使他回到了張家口站工作了。</h3> <h3>六十年后重訪大哥出生的小屋</h3> <h3>  由于父親工作積極，成績突出，再加上部隊的經歷，1955年11月調到了北京鐵路公安處。第二年5月全家搬到了北京。1959年，父親升任石家莊鐵路公安段副段長。 1965年8月，全家又從北京搬到了石家莊。</h3> <h3>大哥與父母在張家口</h3> <h3>四個哥哥在張家口</h3> <h3>張家口家的原址</h3> <h3>父母六十年代在北京</h3> <h3>全家在北京</h3> <h3>　　在此之前，數不清的搬遷和磨難，對于己是6兒1女的母親來說，都在話下。然而，她那里會想到，更大的磨難還在后頭。</h3><h3> 1966年5月，隨著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下達，一場席卷全國的 “文化大革命”發生了。這場運動，波及范圍之廣，受害人員之多，是空前絕后的。而給我們家庭帶來的災難是毀滅性的。</h3><h3> 運動一開始，我的母親就感覺不對勁。原本鄰里關系不錯的人，由于出身不好，一夜之間就成了“黑五類”，遭到關押批斗。街道造反派，動員母親加入到看管“犯人” 斗爭中。母親心想，我與她們無冤無仇，以后還怎么和人家相處，所以她拒絕參加。但又不好明說，就和我父親商量，找一份臨時工，以躲開這些煩心事。</h3> <h3>父親在石家莊鐵路公安段</h3> <h3> 多年沒有工作的母親，幾天后，很順利找到一份臨時工作，在石家莊市第一托兒所，當了一名保育員。</h3> <h3>媽媽與妹妹在托兒所</h3> <h3> 隨著“文革”的深入，砸爛公檢法的口號越叫越響，公檢法受到的沖擊也越來越嚴重。終于，父親被打倒了。因為日本統治時期，父親當過鐵路工人，就被懷疑是“日本特務”。因為是單位領導，“走資派”的高帽就給戴上了。這</h3><h3>些莫須有的罪名，使父親遭受到了非人的磨。批斗，做噴汽式，隔離不讓回家，甚至遭到羞辱扇耳光。                      </h3><h3> 人呀，一旦被洗腦，比什么都可怕。      昨天還是同事，今天就成魔鬼。父親無法理解，身心受到了巨大傷害。</h3><h3>    1968年8月15日，是我們全家最黑暗的一天，也是我們永世難忘的一天。我們敬愛的父親含冤，永遠離開了我們。</h3><h3>    消息傳來，全家頓時陷入了巨大悲痛之中，哭聲一片。父親才41歲呀！怎么可能走了呢？</h3><h3>    我是最后看見父親的人。當時，我12歲，上小學5年級，正在放暑假。按照學校的要求，正在父親單位對面的飯店刷盤洗碗，搞所謂的社會實踐活動。</h3><h3>    8月14日，母親對父親不放心，讓我去飯店前，先去看看多日不讓回家的父親。大概是上午九點左右，我來到了父親的辦公室，只見他一個人在辦公室里，抽著悶煙，眉頭緊鎖。我把母親寬慰的話，轉告給了父親，父親只是點點頭。那時的我，根本不懂事，傳達完母親的話，就去飯店了。晚上回到家，我把見到父親情況，跟母親講了。母親更加擔心了。因天色己晚，母親決定第二天，親自去看我父親，去安慰他。</h3> <h3> 可萬萬沒想到，第二天凌晨5點，父親就出事了。這對母親打擊太大了。而我也深深地陷入了自責之中。明明看到父親心情不好，為什么不馬上回家，先告訴母親，再去飯店?如果是這樣，父親可能就不會出事了。</h3><h3>    這種自責，使我多年無法擺脫。以致過了許多年，我總在夢里夢見父親。他告訴我，他沒有走，而是逃回老家避難了，文革結束，他又回來，我們又團聚了。可一覺醒來，總令我嘆惜悲痛。</h3><h3>    父親走了，天塌了。政治上的歧視和生活上的壓力，如同兩座大山，一齊向我們襲來，壓得母親幾乎要窒息。然而，母親沒有倒下，而是帶領我們一步步艱難的前行。</h3><h3>    當時，我們兄妹7人。大哥19歲，正在北京南口司機學校上學。二哥17歲，在石家莊鐵路運輸學校讀書。三哥四哥讀初一，我和弟弟妹妹都在讀小學。</h3><h3>     父親在世時，每月工資104元，這在當時，全家生活還是可以的。突然經濟來源沒有了，只靠母親打臨時工掙來的27元，根本就養活不了一家8口人。</h3><h3> 母親思來想去，決定讓我三哥退學，找工作，掙錢養家糊口。剛上初一的三哥，不得己退了學，15歲就開始替母分憂，代父盡責了。</h3><h3>    經過四處奔波，三哥終于在石家莊酒廠，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每月15元。由于三哥踏實肯干，廠里準備給他轉正，到街道開具證明時，卻遇到刁難。街道被造反派把持著，不但不給出證明，還跑到酒廠告訴廠里，這是反革命的孩子。結果，三哥轉正不但沒戲，臨時工作也丟了。</h3><h3>     街道造反派們，還將大字報，貼到了我母親工作的托兒所，說單位不能用反革命家屬  ，企圖把母親的工作也攪黃了。母親在托兒所己工作了兩年，她的人品，所領導是認可的，不但沒有辭退我母親，還將她轉成了正式職工。對此，母親一輩子都在念叨所領導的好。她們的正義感，使我母親沒有墜落進萬丈懸崖。</h3><h3>    </h3> <h3></h3><h3> 造反派們，沒有就此罷手。他們三番五次到我們家搗亂，攆我們走。說房子不能讓反革命家屬住。母親心想，房子是單位分配的，和街道有什么關系？硬是頂著不搬。</h3><h3>     生活的壓力是多方面的。我們兄妹7人都處在長身體年齡，如何填飽肚子，讓母親操碎了心。</h3><h3>     當時是計劃經濟時代，糧食定量供應，那點糧食根本不夠我們吃。每個月初，母親就找鄰居，把全家的白面，換成玉米面。1斤換4斤，從而增加口糧數量。那個時候，我們沒吃過白面。除了窩窩頭，還是窩窩頭。為了讓我們吃好，母親想辦法不斷變著花樣，花1角錢，買一堆白菜幫子，給我們做玉米面菜團子，烙玉米面菜餅，熬玉米面疙瘩粥。為了省錢，每年她都腌兩大缸咸菜，咸菜是我們副食的標配。即使是這樣，餓肚子也是常事。挖野菜，摘榆樹花充饑。那時飯店出售豆腐渣，幾分錢1斤，實在餓得不行，就買幾斤豆腐渣炒著吃，豆腐渣特別難吃，現在想想，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下咽的。</h3><h3> </h3><h3>     穿衣服，那可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而且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一件衣服有七八塊補丁，一點都不奇怪。</h3><h3> </h3><h3>  </h3><h3>      實在揭不開鍋了，母親只好向親戚張嘴。每次都是母親說，我來寫。向東北工作的大伯，叔叔發出求助信，可每次都石沉大海，杳無音訊。后來才得知，他們也同樣受到了沖擊，跟我父親的處境一樣，身不由己。</h3><h3>    令我們一生無法忘記的是，陽泉的二姑和蘭州的大姑，是他們伸出了援手。特別是蘭州的大姑，每次寫信求助，都給我們寄來50元錢。50元，現在看起來不算什么，可在當時，那可是我們全家8口人，一個月的生活費呀。這對母親，就象是行走在無垠沙漠里，突然看見一片綠州一樣。她們的恩情，我們沒齒不忘。</h3><h3>    為渡過難關，每到寒假，母親就把我和四哥弟弟送回老家過年。一連幾年都是如此。這樣可以緩解母親的壓力。</h3><h3>    1970年，由于中蘇關系破裂，為了備戰，</h3><h3>上級決定，托兒所要搬遷到，距石家莊30多里外的元氏縣農村去。這著實給母親出了個大難題。不去吧，工作沒了。去吧，孩子們無法照顧了。權衡再三，母親決定還是去。否則，撫養孩子無法保障。</h3><h3>    為了兩頭兼顧，己44歲的母親，學起了騎自行車。短短幾天時間，她競然學會了。她還不厭其煩手把手，教我們怎樣和煤泥，怎樣生火，怎樣做飯。能想到的，母親都想到了。</h3><h3>    每周一，凌晨5點，天還沒亮，母親就蹬上自行車，奔向30里外的元氏，上班去了。</h3><h3>    兩年里，不論刮風下雨，天寒地凍，母親不停地往奔波在元氏與石家莊兩地。這期間，母親摔過多少次跤，淋過多少次雨，只有天知道。</h3><h3>    俗話說: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此話一點不假。母親在元氏工作期間，我們兄妹幾人都學會了做飯，學會了自己照顧自己，生活能力得到了煅練提高。而更重要的是，從小就把我們培養成了愛勞動，有事靠自己和勤儉持家的作風。比如，我們哥幾個結婚時，需要房子，我們就打坯和泥，在小院門前蓋起了一間13平米小房。結婚需要家俱，三哥和四哥就學起了木工，利用四哥車輛廠每年分到的一車舊木材，拉鋸鑿笷，打造家俱。我們哥幾個結婚，沒為家俱犯過愁。</h3><h3>    1977年8月，隨著黨的十一大召開，給黨和人民帶來災難的“文革”終于結束了。在我們不知道吃過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后，我們終于等來了這一天。1978年4月24日，父親在蒙冤受難10年后，終于得到平反昭雪。</h3><h3>    上級黨組織給父親的評價是:“門漢君同志參加工作后，二十多年來，認真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忠于黨，忠于人民，工作積極負責，聯系群眾，團結同志，在公安保衛工作中做出了貢獻。門漢君同志是我們黨的好黨員，好干部。”</h3><h3>    父親的平反昭雪，我們得到了解放。對母親無疑是莫大的安慰。</h3><h3>  </h3> <h3>　　</h3> <h3>全家在自建小房旁合影</h3> <h3>　　隨著相關政策的落實，我們家庭狀況也漸漸好轉起來。我被照顧招入到鐵路，參加了工作。妹妹被安排到父親生前的工作單位，繼承了父親的事業。“文革”中，被“發配”到柳州鐵路局麻尾機務段的大哥，也終于回到了母親的身邊。</h3><h3>    在母親的教育下，我們嚴格要求，積極進步，埋頭工作，先后都入了黨，提了干。大哥二哥和我，還一起進入了石家莊鐵路分局機關工作，被同事們戲稱，分局機關“門氏三兄弟”。</h3> <h3>孫輩們在奶奶的壽宴上給奶奶敬酒</h3> <h3>媽媽高興的參加卓卓的婚禮</h3> <h3>　　 每當母親看到我們有了新的進步，都特別高興，燦爛的笑容溢于言表。我們清楚，這都得益于母親的言傳身教，得益于偉大的紅色基因。</h3><h3>我們感謝她，我們親愛的平凡而偉大母親。</h3><h3>     </h3><h3>                        </h3><h3> 門和利</h3><h3>  2019年5月于石家莊</h3><h3> </h3><h3> </h3><h3>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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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母親

門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