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元朝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元朝的第二位皇帝成宗鐵穆耳在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的中心位置敕建了一座赫赫有名的寺廟——大天壽萬寧寺。如今，它的殘址坐落于東城區鼓樓東大街路北的草廠胡同12號（原草廠七十四號），距今已有700多年的歷史了。</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元成宗鐵穆耳</h5> <p class="ql-block"> 元代皇家崇佛，佛教被定為國教，尊藏傳佛教薩迦派高僧為帝師，有元一代諸帝登基前，須由帝師灌頂授戒。踐祚之后則在大都城內或郊區敕建自己的寺廟禮佛。如元世祖忽必烈修建大圣壽萬安寺（即今日的白塔寺）。世祖之后，成宗鐵穆耳建大天壽萬寧寺；武宗建大崇恩福元寺；仁宗建大承華普慶寺；英宗建大永福寺、大昭孝寺（此寺在壽安山，是在唐兜率寺的基礎上修建的，冶銅五十萬斤鑄臥佛，精美肅穆，至今仍存，被稱為臥佛寺）；文宗建大承天護圣寺；明宗建大天緣延圣寺等等。</p><p class="ql-block"> 在諸帝敕建的寺廟中，帝后御容與神祗佛像一并供奉，享受祭祀。據史書記載，忽必烈影像供奉于萬安寺、成宗在萬寧寺、武宗在福元寺。《新元史.第五十二. 禮五》記載稱：神御殿，舊稱影堂。所奉祖宗御容，皆紋綺局織錦為之。</p><p class="ql-block"> 大德十二年（至大元年），新皇帝命丞相脫脫、平章禿堅帖木兒：“成宗及貞慈靜懿皇后御影，依大天壽萬寧寺內御容織之?！边@段文字說明，在成宗皇帝去世之前，萬寧寺內就已經供奉了他和皇后的御容了。</p><p class="ql-block"> 敕建寺廟因皇室的關系，其建筑等級和規模都較一般寺廟為高，享有特殊待遇，經常受到元廷各種恩賜。</p><p class="ql-block"> 萬寧寺在大都時代規模宏大，是大都城中軸線北端最大的建筑群落。據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所繪元大都復原圖，萬寧寺占地甚廣，大約占據了今天的草廠胡同和鐘鼓樓一帶的很大一部分。皇城北門厚載門外的天橋（今天的后門橋），那時也稱之為萬寧橋，可見萬寧寺名氣之大。萬寧寺內的中心閣，大概位置在今天的鼓樓或鐘樓一帶，它是元大都城市的中心點，處于南北中軸線上的最北端，因而是元大都重要的城市標志，備受矚目。</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上世紀初的鼓樓及其北部空地，萬寧寺中心閣的位置或在此處</h5> <p> 據《元史》（卷一百一十四?列傳第一）記，“京師創建萬寧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丑怪，（卜魯罕皇）后以手帕蒙覆其面，尋傳旨毀之?！?lt;/p> 元代時稱之為“秘密佛”者，大多為雙身本尊造像或護法神造像。 因“秘密佛像”因其形象“丑怪”而致皇后用自己的手帕蓋住塑像并最終下旨拆毀，這說明蒙古王室在接受藏傳佛教時，經歷了一個觀念轉變的過程，這也許是藏傳佛教造像在內地傳播時逐漸加上罩衣的開始。<br> 成宗皇帝原有一子，但早夭。故成宗死后由侄子海山（武宗）繼位，相沿數代，支脈漸遠，成宗影響式微?？梢韵胂?，萬寧寺亦隨之逐漸冷落，不復當初的氣象。<p> 元朝自忽必烈登基，大力尊崇藏傳佛教，但同時也不排斥漢傳佛教。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元代皇家寺廟雖普遍供奉藏傳密宗，但寺廟的住持卻往往是漢傳佛教的高僧。大圣壽萬安寺、大天壽萬寧寺、大崇恩福元寺、大天源延圣寺、大承華普慶寺等處的住持多是來自于南城寶集寺的高僧。</p><p> 清《順天府志》卷七“寶集寺”記載：“至元二十二年，世祖皇帝建圣壽萬安寺于新都，詔（<b>知</b>）<b>揀</b>公開山主之，仍命同門圓融清慧大師妙文主領祖剎，……吾寺自揀文二師分主大剎，若圣壽萬安、天壽萬寧、崇恩福元，天源延壽，泊覃懷之龍興，以至海內十六名剎，何啻千百。雖支分派別滋多，實皆出于寶集，此其原之當堂?！笨梢?，由漢地佛教僧人住持敕建的藏傳佛教寺廟，其影響遠播海內，萬寧寺亦是其中之一。</p><p> 上面提到的知揀大師是萬安寺的第一代住持。他有一個弟子名叫德謙，《佛祖歷代通載》中有其傳記。德謙俗姓楊，寧州（平涼）定平人。自幼出家，跟從僧人讀佛書。長大后周游秦洛汴汝等地，遍訪名師。后到京師，隨知揀大師學習華嚴圓頓大教。知揀看他博學多能，對他格外器重，開始讓他住持大天壽萬寧寺，后又讓他住持大崇恩福元寺。延（祐？）四年（1317）正月二十八日圓寂于隱所，世壽五十一，僧臘四十三?；侍筚n錢五千緡厚葬，并敕有司備儀衛，集京師諸寺幡蓋鼓樂相送?；鸹螳@舍利數十顆，塔葬于南城之南。 </p><p> 大天壽萬寧寺和大崇恩福元寺分別建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和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而派遣德謙出任萬寧寺住持的知揀大師圓寂于皇慶元年（1312），故此可以推知德謙住持萬寧寺大概是在1305年至1312年的某一段時間。德謙大師應該是萬寧寺早期的住持僧人之一。 </p><p> 另據《元史》記載，元延祐三年（1316年）仁宗皇帝曾下詔，申飭萬寧寺住持僧人米普云濟（從名字來看，該住持可能是一位蒙藏人士）以所佩國公之印移文官府有司，干預地方行政。詔禁止之。此處米普云濟住持可能是前面提到的德謙大師的繼任?！皣敝Q號一般由皇帝頒賜，萬寧寺住持僧人能佩有國公之印，足見其地位之崇高。</p><p> 以上是史書記載的元代萬寧寺早期的兩位住持僧人。</p><p> 萬寧寺建成后，元朝政府還專為其設置了管理衙門。據《元史?百官志（三）》記，“萬寧營繕司，秩正四品。大德十年（1306年）始置萬寧規運提點所。天歷元年（1328年），改營繕司。定置達魯花赤、司令、大使、副使、都目各一員?！闭钠饭賳T相當于今天的正廳級干部，以這樣的官員管理萬寧寺的土木工程及經費報銷事務，可見該寺地位非同一般。</p><p> 史書雖記載大天壽萬寧寺位于大都金臺坊，但其寺廟建筑布局和規制規模沒有明確記載。</p><p> 今天當我們談起萬寧寺時，“中心閣”被認為是萬寧寺里的重要建筑，是供奉元成宗“御容”的地方?？季科饋?，中心閣建筑年代要早于萬寧寺。</p><p> 據有關文獻記載，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四年（1267）委派太保劉秉忠營造大都城。劉秉忠依建造上都城的模式，先在規劃中大都城里，確立一個中心點，建造一座巨型閣樓，取名中心閣。然后以此閣為基準點向四面拓勘城址，遂成大都。中心閣的位置約在今天鐘鼓樓一帶。所以中心閣建于元大都建城之初，實際上它是整個大都城的中心閣。后來在大德元年（1297年），成宗以中心閣為主體建造了大天壽萬寧寺（1305年建成），把中心閣括入了萬寧寺中。所以中心閣較萬寧寺早建約30年。</p><p> 但是，中心閣作為成宗神御殿，其年代又較萬寧寺本身晚了22年。據《元史》“祭祀志”與“泰定帝本紀”記載，泰定四年（1327年）五月，泰定帝于萬寧寺內建造神御殿，奉安成宗御像，稱為廣壽殿。</p><p> 那么，廣壽殿位于萬寧寺內何處呢？據《析津志輯佚》載：“原廟 行香 完者篤皇帝中心閣。正官正月初八日。”意思是，每年的正月初八日皇帝遣官員到原廟（萬寧寺）中心閣行香，祭祀完者篤皇帝。完者篤皇帝即元成宗蒙古可汗的稱號。</p><p> 綜上述兩條記載，可以理解為，中心閣于泰定四年（1327年）被改成了祭祀成宗的神御殿（廣壽殿）了。</p><p> 萬寧寺寺院的其它建筑布局，元史無記載。</p><p> </p><p> 元朝末年，順帝北奔，明軍入城，敕建寺廟多在動亂之中被毀壞，許多寺廟規模只能通過文獻材料或碑銘石刻等推知其格局，略見些許端倪。 </p><p> 清朝的《日下舊聞考》引述明末清初的《析津日記》說：“天壽萬寧寺在鼓樓東偏，元以奉安成宗御像者，今寺之前后皆兵民居之。從湢室而入，有穹碑二，尚存，長各二丈余。西一碑國書，不可讀，東一碑，歐陽原功文，張起巖書，姚慶撰額，題曰:成宗欽明廣孝皇帝作天壽萬寧寺神御殿碑。其北列明碑四，一為馮祭酒夢禎文，一為焦太史文?！边@段文字給出了有關萬寧寺的豐富信息。</p><p> “從湢室而入”為我們了解大天寧萬壽寺建筑規制提供了線索。古語所謂“湢室”即是浴室之意。而在寺廟中建有湢室之制僅見于漢傳佛教的禪宗叢林。由此可以推測萬寧寺的寺院是漢傳佛教的建筑風格。在后來的清乾隆《京師全圖》中，依稀可以看到萬寧寺的這種布局。</p><p> 漢地禪林也稱湢室為宣明，沐浴在洗塵除垢之外，于佛教上還有修行、供養與除病三方面的意義。禪寺視沐浴法為禪修實踐，叢林清規中多有關于入浴法的規定，如宋代的《禪院清規》卷四“浴主”章有入浴之法，元順帝后至元間頒行的《敕修百丈清規》規定“寒月五日一浴，暑天每日淋汗”，可見元代禪林中設宣明已成定制。萬寧寺中的湢室，顯然受宋元禪宗的影響。歷史文獻中對萬寧寺的湢室未做特別記載，可以推想，湢室之設在元代寺廟中比較普遍，或者至少并非孤例。</p><p> 至于明末清初之時，人們為什么要經浴室進入萬寧寺，其中緣由，不得而知。不過，結合“今寺之前后皆兵民居之”一語，當時的萬寧寺已湮沒于民宅兵營之中，其落魄困頓之狀可以想象。</p> <h3> 明朝永樂年間，朱棣皇帝遷都北京，為建鐘樓鼓樓，拆除占用了萬寧寺的中心閣。這樣一來，萬寧寺的規模大大縮小，偏居鼓樓東北一隅，地位尷尬。</h3><h3> 《析津日記》記載：“……有穹碑二，尚存，長各二丈余。西一碑國書，不可讀，東一碑，歐陽原功文，張起巖書，姚慶撰額，題曰:成宗欽明廣孝皇帝作天壽萬寧寺神御殿碑?！?lt;/h3><h3> 文中提到萬寧寺內有元代石碑兩通，西邊一碑鐫刻的是“國書”即蒙古文字，《析津日記》的作者（周筼1623-1687）看不懂。東邊一通石碑為《成宗欽明廣孝皇帝作天壽萬寧寺神御殿碑》，由歐陽原功撰文，張起巖書寫，姚慶題額。</h3><h3> 歐陽原功（1283～1358），名玄，字原功，號圭齋，湖南瀏陽人，元代文學家。公元1315年（延祐二年），歐陽原功取中進士第三名。原功為官40余年，先后六入翰林，兩為祭酒。以史學和詩文而聞名天下，有“一代宗師”之稱。</h3><h3> 張起巖（1285年—1354年），字夢臣，祖籍章丘，移家禹城，元代著名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仁宗延祐二年（1314年），元朝首開科舉，張起巖獲左榜狀元及第，歷任集賢院修撰、國子監丞、國史院編修、監察御史，禮部尚書、中書省參議、翰林院侍講、陜西行臺御史、中書侍御史、燕南廉訪使、御史中丞，入翰林為承旨，遼、金、宋三史總裁等職務，對元朝中期政治貢獻很大。</h3><h3> 姚慶史書無記。</h3><h3> 以上三人為萬寧寺題寫《成宗欽明廣孝皇帝作天壽萬寧寺神御殿碑》，雖然碑文不得而知，但內容應該是為泰定四年（1327）落成的神御殿題記。估計當時這三人可能同時在國子監或翰林院任職。</h3><h3> 文中還提到“……其北列明碑四，一為馮祭酒夢禎文，一為焦太史文?！?lt;/h3><h3> 一般寺廟是在建廟之初或修繕之后立碑以記其事。由此可以推測在明代萬寧寺曾有過繕修，并且立碑記事?？上н@些石碑都已遺失，甚至連碑文拓片也沒留下來。找不到明確的文字記載，便無法了解萬寧寺的建立與修繕過程。也不知道萬寧寺是在何時變成漢傳佛教的大僧廟了。</h3><h3> 馮夢禎（1548-1605），浙江秀水（今嘉興）人。 萬歷五年會試第一，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馮氏為晚明時期重要的文學家、著名的佛教居士。</h3><h3> 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號漪園，又號澹園。生于江寧（今南京），萬歷17年（1589年）會試北京，得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皇長子侍讀等職。他博覽群書、嚴謹治學，尤精于文史、哲學，為晚明杰出的思想家、藏書家、古音學家、文獻考據學家。有“焦太史”之稱。</h3><h3> 馮、焦二人同是萬歷朝的文豪學者，馮夢禎于1593-1597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而焦竑于1589-1599為北京翰林院編修、皇長子侍讀。雖二人官場不在一地，或少有交集，但從時間上可以看出他們為萬寧寺撰碑可能是因同一事件。筆者推測明朝萬歷22年至25年（1593-1597年）之間，萬寧寺可能曾有過一次較大規模的重修。馮、焦二人分別為重修萬寧寺題寫了碑文。</h3><h3> 至于另外兩通明碑，《析津日記》沒有說明。可能是題寫碑文的人在名頭上沒有馮、焦二人響亮，也可能僅僅是功德題名碑，不值一書。</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乾隆年間《京師全圖》中的萬寧寺</h5> <h3> 到了清代，萬寧寺有了較清楚的記錄。</h3><h3> 據清《雍正廟冊》登記，萬寧寺時為大僧廟，有殿宇十三間、禪房九間。住持僧人法號照輝。</h3><h3> 乾隆年間的住持法號叫通福。</h3><h3> 萬寧寺在乾隆時期的《京城全圖》上被寫為“萬福寺”。從圖上看，此寺坐北朝南，無山門，但似有東西兩處院門可供出入。西門開于鼓樓東北的小胡同最北端，先經兩處小跨院，院內各有北房四間，方能進入正院。東門開于草廠胡同，雖非山門式建筑，卻也非隨墻門之簡陋。進門后可直達正院。正院有大殿三間帶東耳房三間，前有東配殿三間，西配殿四間，西配殿之后似乎還有西房若干?！毒熑珗D》在這里為兩排之間的接縫處兼有破損，圖像漫漶不清，很難看清萬寧寺的全貌。</h3><h3> 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日下舊聞考》對萬寧寺有記載：“萬寧寺今存?！鼋蛉沼浰o四碑，撰文姓名只標其二，此外二碑想無足傳，故原書略之。今寺中止存焦竑一碑，余俱無考?！?lt;/h3><h3> 從《析津日記》成書至乾隆三十九年，其間約130年的時間里，萬寧寺中的元碑和明碑大部分已經軼失。</h3><h3> 清代道光朝為避宣宗（旻寧）諱，此寺一度改稱“萬靈寺”。</h3><h3> 道光以降，官家廟冊記載了萬寧寺廟產的頻繁轉手。同治八年（1869年），住持和尚洪寬將寺廟轉給順寧，次年順寧又再轉出，至光緒十二年（1886年），壽寬將寺廟交給法徒全祥，然而宣統二年（1910），在僧錄司中更名登記并立手本的住持卻是續旺。究竟續旺是全祥的另一法號，抑或其中更有波折，如今已不可得知。但民國時期的寺廟登記中住持仍是全祥和尚。</h3><h3> 光緒十一年（1885年）的《光緒順天府志》記述萬寧寺時說：“今存焦竑一碑?！比绱丝磥恚垢f碑到1885年時仍還在廟中。</h3><h3> 民國初年，萬寧寺已經委頓破敗。1915年5月北洋政府京師警察總監（后來的古物陳列所長）周肇祥曾造訪萬寧寺，親見寺內佛殿殘破，當時已被用作煤鋪，“佛坐破室中，四面瓦礫。業煤者壘煤作堵，黑暗如地獄，如修羅場。佛無凄容，額間嵌琉璃，依然明澈”。不過，廟雖破敗，但住持和尚全祥卻是富翁，他于1922年花錢買下了德勝門內果子市之廣仁寺，從此成為兩寺的住持。實在是廟窮僧富的一個奇怪現象。</h3><h3> 1928年北平特別市政府對全市的寺廟進行了登記。當時萬寧寺的記錄為：“本廟面積南面十二丈，北面九丈五尺，南北長十九丈五尺，房屋三十二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自用三間，出租與商人十八間，余房空閑。廟內法物有大銅像三尊，木像一尊，泥像十二尊，香爐三個，蠟扦兩支，小鐵鐘、鐵磬各一口，金剛經一部，另廟外有井一眼?！?lt;/h3><div> 1930-31年北平研究院為編纂《北平志》而開展了全市的廟宇調查，由此留下了相當珍貴的調查記錄和照片，其中對萬寧寺的調查使我們能夠一瞻萬寧寺昔日的容顏。</div><div> 下圖是北平研究院當年實測的萬寧寺平面圖。與乾隆《京師全圖》中的萬寧寺對比，可以看出寺廟的占地規模明顯變小。</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上世紀30年代萬寧寺布局圖</h5> <div> 北平研究院的調查記錄相當詳細，值得全文抄錄：</div> “萬寧寺，鼓樓東大街草廠門牌七十四號。<br> 山門東向，石額‘敕賜萬寧寺'。內設'義源祥染紙局'。前槐樹二株，井一眼。南大門一，東向為旁門。大門內壁，琉璃綠邊三黑字'萬靈寺'，系因避清宣宗名諱，'寧'字改稱'靈'。<br> 山門三間，空閑。門內南房四間，又二間。西房四間。北房四間。<br> 前殿三間，南向。內供關帝一尊，坐高五尺。木五供一分。二郎一尊，坐高五尺。鐵五供二分，'乾隆庚子年'。韋陀一，坐高五尺。周倉、關平等配像六分立，高五尺。馬童各一，高四尺余。土地夫婦像各一，坐高三尺，系由他處移來。上像均泥塑。大鐵磬一，'隆慶四年三月吉日造'。木魚一。后面韋陀一尊，木像，立高二尺。<br> 中殿五間，南向。內僅剩釋迦佛一尊，泥塑金身，連座高五尺。童像一，已殘。西有北房三間。東配房二間，北耳房一間，南耳房二間。西配房三間，南北耳房各一間。殿東有東房二間。大楸樹一株。棚鋪存杉木竿多根。<br> 第三北殿五間，南向。內供千手佛一尊，木像，立高三尺余，連光座高六尺余。前面銅三世佛三尊，坐高二尺一寸。銅磬一。東西配房各三間，染紙局租用。前井一眼，系元時穿，廟亦建自元朝。<br> 住持僧泉祥，即全祥，傳臨濟正宗。"<br> 下面的幾張照片也是北平研究院在1930年代初寺廟調查時所拍攝的，再現了上世紀30年代萬寧寺的原貌。如今萬寧寺原有建筑均已拆毀，所以這些照片顯得十分珍貴。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萬寧寺關帝殿（前殿），后面的高大建筑是鐘樓</h5> 從前殿的外貌（尤其是屋頂）看，具有明顯的明清時期的建筑特點，但是前面的抱廈還多少保留了一些元代建筑的元素。鑒于萬寧寺在清代沒有留下大規模修繕的記錄，可以推斷這樣的建筑應是明朝萬歷年間那次大規模修繕遺留下來的。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萬寧寺大雄殿（中殿）</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萬寧寺菩薩殿（后殿）</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菩薩殿中供奉的千手佛和三世佛</h5> <div> 1936年北平市政府再次進行了寺廟登記，當時的記錄是：“寺廟坐落內五區鼓樓東大街草廠七十四號（即今草廠胡同12號）……不動產土地約三畝，房屋四十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自行管理，所有殿房除供佛僧人住外，余房外租。廟內法物有佛偶像三尊，神偶像九尊，禮器六件，法器兩件，另有水井一眼。”時有兩名僧人，住持叫全祥。<br></div><h3><span style="color: inherit;"> 民國二十六年（1937）住持全祥和尚圓寂，由其徒弟步云接任住持。1946年，步云將廟傳給了徒弟玉峰。老住戶們說玉峰是好人，廟內住滿外地來京求生的小販，他每月只收一塊錢房租。但規定只能住男人，不許帶家眷。</span><br></h3><h3> 到了上世紀50年代，萬寧寺已無僧人，原廟基仍在，僅余山門與一座大殿。山門坐西向東，大殿坐北朝南。山門與大殿均為三間，硬山筒瓦箍頭脊。此時的萬寧寺已成為大雜院，當地人俗稱為“大廟”。</h3><h3> 筆者的同學康先生少年時期曾在大廟居住。他根據自己的回憶，繪制了一幅上世紀50-60年代萬寧寺的布局圖。從圖中可以看到，大廟前部基本上沿襲了30年代的布局，只是原來的三進院落變成了二進。不過仍可依稀看到乾隆時期的影子。</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康先生所繪上世紀50年代的萬寧寺</h5> <h3> 據老住戶講，50年代后，萬寧寺山門封閉，改成民居，山門南側原來的車門保留下來供居民出入。院內僅余的殿宇亦被拆除，只有大門外還殘存幾個石座，院內全部是民居。他們說，萬寧寺的毀壞是由于解放后院內居民人數暴增，人們無序搭建臨時住房所致。60年多前，萬寧寺的殿房基本沒有改變，大殿佛像都在，門口的水井還在使用。據說，還有一座石碑被砌在居民房屋的墻壁里。如果此說屬實，極有可能是明代焦竑太史撰文的石碑，這無疑是研究萬寧寺的彌足珍貴的文物。 </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如今草廠胡同12號（萬寧寺殘址）的大門</h5> <h3> 2018年初，筆者再次造訪萬寧寺舊址。如今的萬寧寺已經在歷史的變遷中淹沒于雜亂無章的民居之中，再無700年前的豐采。院內擠滿了后來搭建的臨建房屋，原來的寺廟格局已經無法辨識。不過知名學者王彬先生曾對萬寧寺進行過實地調查。他認為，萬寧寺雖然殿宇已經拆毀，但原建筑的基礎仍然還在，寺廟格局仍然可以清晰辨認。山門的位置也很清楚。這對今后在遺址的基礎上適當修復萬寧寺，無疑是個好消息。 </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阿禮先生家地面上的石碑</h5> <p class="ql-block"> 2021年的夏天，筆者有幸到草廠胡同12號（萬寧寺殘址）拜訪一位名叫阿禮的先生。在布滿了大大小小臨建房屋的院子里，穿過迷宮一樣的小路，我來到位于大廟最北邊阿禮先生的家。阿禮從小住在這里，他家的房子按萬寧寺平面圖上看，正好是在大雄殿（或菩薩殿）的位置上。房屋舉架高大，室內進深6.1米。凈空目測高約4.5-5米。應是以前寺廟的主要殿宇。</p><p class="ql-block"> 在他家的屋內，地面上鑲嵌著一塊漢白玉石碑，規格為205*78*12cm，長寬為現場測量，厚度為阿禮口述。石碑表面平滑無文字，據阿禮先生介紹，從他記事起此碑就一直臥在這里，聽老人們講此碑放在這里已有上百年了，沒有人知道這塊碑的另一面是否鐫刻有文字。前幾年大廟房屋大修時，更換地磚，他趁機用手探摸過石碑的另一面，有凹凸感，像是雕刻的文字或花紋。 阿禮先生介紹說，當年人們管這塊石碑叫做“磕頭石”。不過從石碑的形狀大小看，筆者認為紀事碑的可能更大些。結合上文所說的“焦太史碑”，筆者對此碑充滿了期待。</p><p class="ql-block"> 據阿禮介紹，整個大院在2017年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房屋整修，房子落架按原來的結構體量重建。但是原來居民私搭的臨時房屋也在那時一并重建，由此得到了房管部門的承認。</p><p class="ql-block"> 阿禮先生說，他從小在這里長大，對這個大院充滿感情，希望能夠恢復萬寧寺的原貌。在大院重修時，他將拆下來的舊磚舊瓦以及基址中出土的破碎瓷片都仔細集拾起來，心中期待著將來可能會派上用場。</p><p class="ql-block"> 攀談中我才得知，我與阿禮原來竟是發小，因為年齡相差四五歲，所以兒時交流不多，如今大家都已是花甲老叟，說起往事不禁百感交集。我們在他的那間古屋里，談論著萬寧寺的前世今生，一種古往今來的穿越感油然而生。</p><p class="ql-block"> 近年來，為配合北京中軸線申遺，鐘鼓樓周圍一些片區正在騰退居民住房，重新進行規劃建設。草廠胡同12號正好也在騰退范圍。筆者近日再次造訪了大廟殘址?，F在的大廟里大部分居民住戶已經搬離，院內許多居民的自建房已經拆除，大廟原先的規模布局已初步展現出來，原基址上的房屋也正在修葺裝飾。不過這些保留下來（或重建）的房屋仍然是普通民居的風格樣式。筆者擔心，盡管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大廟仍然有再次成為一個大雜院的可能。</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如今的萬寧寺殘址</h5> <h3> 元代大都城是一座歷史名城，也奠基了后世的明清北京城，直至今天。歷經七百多年的歷史沉淀，如今元大都時代的建筑或遺跡，保存下來的已不多見。從這個意義上講，元代皇家寺廟萬寧寺殘址需要而且值得我們后人予以善待。誠如上面所述，我們甚至可以期待在這個破舊的大院之中，還隱藏著某些久已失聞的歷史遺跡。</h3><h3> 真心盼望在未來的某一天，北京城市的規劃建設者們能對萬寧寺的殘址加以適當修葺整理，以此向逝去的700年歷史致敬，將體面和尊重還給老北京。</h3><h3></h3><h3><br></h3><div>（明）宋濂等：《元史》</div><div>（明）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div><div>（清）英廉等：《日下舊聞考》</div><div>（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div><div>呂敏：《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div><div>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廟宇調查資料匯編》</div><div>陳宗藩：《燕都叢考》</div><div>北京市檔案館：《北京寺廟歷史資料》</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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