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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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966年北京串聯天安門</h3><h3><br></h3><h3>大串聯前的陜南比較閉塞，出門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讀高二了我還沒去過行署安康縣城，不知道外邊的世界有多精彩！</h3> <h3>1966年西安串聯示意圖</h3><h3><br></h3><h3>記得串聯到西安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火車站去看火車，想知道火車長什么樣。那天，火車站的大木門被一把大鐵鎖和一串鐵鏈子緊緊的鎖著。我們只能透過門縫往里看，貓來貓去看不全一節完整的火車車廂。</h3><h3><br></h3><h3>我在小學五年級下鄉秋收時染疾，大便帶血。那時家里條件差，沒有多余的錢去醫院及時檢查治療。母親一直以為是痔瘡，先是看中醫，后來就用偏方。</h3><h3><br></h3> <h3>鴉膽子</h3><h3><br></h3><h3>據藥書記載：鴉膽子是一種植物果實，作中藥，味苦，性寒，有清熱解毒、止痢疾等功效。</h3><h3><br></h3><h3>鴨膽子既苦又澀，實難下口。我那時作蔽，把它壓在舌根下，假裝漱口時再吐掉。有一次終于被母親發現了，挨了一頓飽打；為治病還讓我吃過“腸扎刺”，用料是切段十來公分的肥大腸頭，上邊扎上野外采集的樹刺，用大火清燉，蒸熟透了吃。碗里油膩的大腸，敵不過母親手里的竹條子，每次都只有咬咬牙，吃得萬般無奈。</h3><h3> </h3><h3>我在學校體子一直單簿，從小學五年級到“文革大串聯”前，病魔整整折磨了我六、七年，始終不見好轉，身體日漸消瘦。1968年春我報名應征入伍體檢時，體重差點沒走成。標準體重要求45公斤，我當時剛夠下限43公斤。</h3><h3><br></h3><h3>上高二時在“文革”大串聯前，我去醫院化驗檢查后才知道，得的不是痔瘡是阿米巴痢疾。醫生給我開了藥，讓我帶著藥去串聯上路。可喜的是，中途藥還沒吃完，大便不再帶血，病全愈了。當年的大串聯，我比同學們多了一喜：多年的病患治斷根了。</h3> <h3>1966年11月11日革命串聯介紹信</h3><h3><br></h3><h3></h3><h3>當年串聯，夏紅兵（夏西能）、劉翔峰（劉家吉）、蔡劍（蔡景霞）、呂蒙光（呂志堅）、楊文倉（楊帆）、殷葵（殷正榮）還有張玲（張堅），一共七人是一個串聯隊。</h3><h3><br></h3><h3>別看這張不起眼的“革命串聯介紹信”，當年憑它走遍天下，吃遍天下。出門時帶的全國通用糧票，一兩都沒用上。</h3><h3> </h3><h3>串聯出發前，我為串聯隊畫過一張圖。精心繪制的串聯路線圖上，那時羨慕的革命圣地和大城市，全都繪了進去。那時候，好像圖能畫到哪里，路就能走到哪里，人就能到達那里。</h3> <h3>1966年精心繪制的串聯路線圖</h3><h3><br></h3><h3>1966年11月11日，石泉汽車站的一輛大卡車，車上裝滿花花綠綠的背包，背包上坐了滿滿一車串聯的學生。</h3><h3>清晨8:30卡車從石泉站出發；下午17:40翻越秦嶺；18:40車出豐峪口；19點卡車多達南關汽車站，隨后安排到省團校接待站，我住在二樓209號房間。</h3><h3><br></h3><h3>我們在西安住了五、六天，見到了先期去延安的陳緒珍、劉秀家一行，她們延安沒去成，一直滯留在西安；見到了從新疆串聯來的蔣禮珍；見到了家住西安的趙軍同學；在西安北大街有個紅霞商店，殷正榮的姐姐在那里上班，那段時間紅霞商店成了老高二的“聯絡站”，大家常去那打探班上同學的信息。</h3><h3> </h3><h3>1966年西安外地革命師生臨時乘車證</h3><h3>在西安的那些天，串聯日記是這樣記載的：</h3><h3>1966-11-12日（六）</h3><h3>飯后去財經統計學院，路遇陳緒珍、劉秀家、蔣禮珍等同學；</h3><h3>財經統計學院文革指揮部接待并交談，給了兩份傳單。返回時遇大雨。</h3><h3>1966-11-13（日）</h3><h3>去西安交大參觀文化大革命展覽館。因西安三干會參觀，11點的票推遲到12點入場，頗受感動。</h3><h3> </h3><h3>1966年11月13日西安交大文革展參觀證</h3><h3> </h3><h3>1966-11-14（一）</h3><h3>經過革命公園到人民體育場參加“炮打劉瀾濤、火燒霍士廉，批判假檢討，粉碎真反撲，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大會；</h3><h3>15日本來應該是去北京的日子，我在16日的日記中記載道：</h3><h3>夜晚九點左右到五局一中，同蔣（禮珍）、陳（緒珍）上街去找張（玲）、殷（珍榮），未見。路遇張涵，告訴我晚12點去北京的車。走的這樣急，使我全然不信。同歸回省團校，他們幾個均在辦理離站手續。我慌忙捆了被子，托蔣、陳代寄，草草而走。到站后方知上車不易，686次沒人下車，我等有票而不能入。 </h3><h3>在上天橋時，我被人群沖斷，喊數聲，不見應，自此只好繞車尋，終未見......。上海之車，我因顧慮重重，故下車不去......回省團校，雞已鳴。</h3> <h3>1966年西安外地革命師生臨時乘車證</h3><h3><br></h3><h3>在西安的那些天，串聯日記是這樣記載的：</h3><h3><br></h3><h3>1966-11-12日（六）</h3><h3>飯后去財經統計學院，路遇陳緒珍、劉秀家、蔣禮珍等同學；</h3><h3>財經統計學院文革指揮部接待并交談，給了兩份傳單。返回時遇大雨。</h3><h3><br></h3><h3>1966-11-13（日）</h3><h3>去西安交大參觀文化大革命展覽館。因西安三干會參觀，11點的票推遲到12點入場，頗受感動。</h3><h3> </h3><h3>1966年11月13日西安交大文革展參觀證</h3><h3> </h3><h3>1966-11-14（一）</h3><h3>經過革命公園到人民體育場參加“炮打劉瀾濤、火燒霍士廉，批判假檢討，粉碎真反撲，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大會；</h3><h3>15日本來應該是去北京的日子，我在16日的日記中記載道：</h3><h3>夜晚九點左右到五局一中，同蔣（禮珍）、陳（緒珍）上街去找張（玲）、殷（珍榮），未見。路遇張涵，告訴我晚12點去北京的車。走的這樣急，使我全然不信。同歸回省團校，他們幾個均在辦理離站手續。我慌忙捆了被子，托蔣、陳代寄，草草而走。到站后方知上車不易，686次沒人下車，我等有票而不能入。 </h3><h3>在上天橋時，我被人群沖斷，喊數聲，不見應，自此只好繞車尋，終未見......。上海之車，我因顧慮重重，故下車不去......回省團校，雞已鳴。</h3> <h3>1966年11月13日西安交大文革展參觀證</h3><h3>　　</h3><h3>1966-11-14（一）</h3><h3>經過革命公園到人民體育場參加“炮打劉瀾濤、火燒霍士廉，批判假檢討，粉碎真反撲，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大會；</h3><h3><br></h3><h3>15日本來應該是去北京的日子，我在16日的日記中記載道：</h3><h3><br></h3><h3>夜晚九點左右到五局一中，同蔣（禮珍）、陳（緒珍）上街去找張（玲）、殷（珍榮），未見。路遇張涵，告訴我晚12點去北京的車。走的這樣急，使我全然不信。同歸回省團校，他們幾個均在辦理離站手續。我慌忙捆了被子，托蔣、陳代寄，草草而走。到站后方知上車不易，686次沒人下車，我等有票而不能入。 </h3><h3><br></h3><h3>在上天橋時，我被人群沖斷，喊數聲，不見應，自此只好繞車尋，終未見......。上海之車，我因顧慮重重，故下車不去......回省團校，雞已鳴。</h3> <h3>1966年串聯日記</h3><h3><br></h3><h3>到西安聽到一些消息后，我們沒再堅持徒步串聯，把鋪蓋寄存后，急急忙忙的找票去北京，去趕“毛主席接見”的末班車。</h3><h3><br></h3><h3>火車票是晚上12點的。那天晚上進站一看，根本上不了車。呂蒙光個子大，背上背著包，手里抱著包，左右開弓想擠出一條道，無奈，站臺上想坐車的人實在太多，擠來擠去就是擠不上車。最后大家決定：從天橋繞過去碰碰運氣。</h3><h3><br></h3><h3>我是我們串聯隊第一個走丟的。上天橋時，我彎腰系了一下鞋帶，很快就被人流沖散了。上到天橋后一看，到處是黑壓壓的人群，到處是尋人找車的吆喝聲。我后悔那天看火車時忘了問“天橋”是咋回事，其實，咋問呢？壓根就不知道火車站有天橋，更不知道天橋上會有那么多岔道。</h3><h3><br></h3><h3>我試著繞著一列列火車邊找邊喊，始終沒有看到他們的身影，只好稀里糊涂的先擠上一列火車。車廂里人擠人，沒有立足之地。又聽說這車不去北京，要一天一夜去上海。我慌慌忙忙又從窗口擠下車。出站后，一個人凄凄慘慘的步行回接待站，當我一屁股在省團校接待站大門臺階上坐下時，周圍村子里的雞都叫了。</h3><h3><br></h3><h3>天大亮后，我去五局一中也沒有見到蔣禮珍和陳緒珍他們。日記中我寫到“自與他六人分開后，心里一直不好受。”</h3><h3><br></h3><h3>走投無路，正打算弄張票回石泉時，在接待站大廳遇上高三的程洪、方靜和封嵐，他們說也都是走丟的，讓我和他們一起，先到北京，再去找人。就這樣，加上高一走丟的李秀珍和初三走丟的的周洪芝。我們一行掉隊的六人，重新組成了一支新的串聯隊。16日我們先上682次，后換690次，在車上熬了整整一夜。直到1966年11月17日中午11點左右，這趟西安去北京的火車才終于開了。</h3> <h3>1966年11月16日西安至北京串聯火車票</h3><h3><br></h3><h3>離開西安不久，火車在窯村車站停了很長一段時間。西安到北京足足走了一天半，1966年11月18日的晚上，火車終于到達北京。隨后，汽車把我們送到北京馬神廟接待站（北京市教育行政干部學校，電話：893717），我們在行政干校走廊休息，一切安排就緒后，到夜里兩點多才吃上飯。</h3><h3><br></h3><h3>1966年11月19日，是北京串聯的第一個清晨，我們很早就起床編班，我被編入“第100師四團二營三連四排二班”，同班的還有四川萬縣建筑學校的崔吉林，西安音院附中的郭新民。</h3><h3><br></h3><h3>這天上半天學習訓練；下半天出去串聯。下午，我和高三程洪一起去看天安門，去游中山公園，去登人民英雄紀念碑。晚上回到接待站，房間作了調正：我們由二營搬到一營三連四排。串聯在京的日子，接待站由部隊實行軍事化封閉管理，管理我們的班長是一名河南籍的解放軍戰士。</h3><h3><br></h3><h3>接下來的幾天“總部通知：一律不準外出”，我們在接待站呆了四天，連續兩、三天的軍訓，一整天的唱歌。學唱《三八作風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直到23日晚上，才宣布放假兩個小時，可以外出。</h3><h3><br></h3><h3>據相關資料記載：</h3><h3>“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紅衛兵更多了。無奈，毛澤東決定當月的11日接見紅衛兵。這是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了。這次接見結束后，毛澤東焦急地問周恩來:“我已經幾次接見紅衛兵了，為什么北京還有這么多紅衛兵要接見？”周恩來回答說:“你不見他們，他們不走啊。”毛澤東又問:“中央不是決定停止串聯，要紅衛兵回原地鬧革命嗎？”周恩來回答說:“這些紅衛兵已經來北京了，天氣又漸漸冷了，北京市的壓力很大，要盡快想辦法見他們，讓他們回去。”于是，毛澤東當即決定:“11月25日、26日連續兩天接見紅衛兵，讓在北京的紅衛兵都參加接見。接見完畢后，再不接見紅衛兵了。由中央起草一個通知，以后串聯再不實行免費了。”</h3><h3><br></h3><h3>班上同學大都趕上了第八次接見的末班車，11月25日我參加了天安門前的游行接見，我的串聯日記記載：</h3><h3><br></h3><h3>1966-11-25（五）</h3><h3>夜里起床，隨隊伍行進到天安門東長安街等候；中午12點路過天安門，見到了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領導人周總理、林彪等。毛主席身體很好。</h3><h3><br></h3><h3>1966-11-26（六） </h3><h3>奉命不外出，接待站文藝會演，軍隊文藝工作者演唱《長征組歌》；</h3><h3>至今還記得那個激動人心的24日夜晚，我們按統一要求，作了認真準備，鞋子必須用繩子捆扎，《毛主席語錄本》必須用細繩連在手腕上。串聯隊伍由解放軍帶隊，在北京黑乎乎的夜里走街串巷，天蒙蒙亮時才趕到指定位置。</h3><h3>天漸漸亮了，能看到寬闊的長安街上，擺滿了密密麻麻的隊伍，聽慣了的晨曲《東方紅》，在那天早晨響得最帶勁。</h3><h3>高音喇叭宣布游行開始，在解放軍的帶領下，每個人胳臂挽著胳臂，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聲中開始游行。我們一邊走，一邊有節奏的唱歌、呼口號。中午12點，隊伍行進到天安門前黃金地段時，腳步開始放慢，人群開始沸騰，眼淚開始外流，我們一個個都激動的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h3><h3><br></h3><h3>見毛主席的當天夜晚，大家都激動難寐。第二天，接待站奉命不準外出，安排看軍演，由部隊文藝工作者演唱《長征組歌》。演出中途有過一陣騷動，校外街上有車隊一驚而過，后來才知道：第二天26日，毛主席繼續接見了串聯學生。</h3><h3><br></h3><h3>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長檢閱后，接待站自由活動時間多了，除30日在家整風外，每天都能上街。27日我們去過亞洲最大動物園——北京動物園；28日去過前門大街，去過西單；29日去參觀過軍事博物館；12月5日還去過新北大（北京大學當時改名為新北大）。</h3><h3><br></h3><h3>北京的歲末，冬季很冷，那年我身上只穿了件拉鏈薄棉衣，從照片看，沒拉拉鏈，外衣暢穿，腳上那雙球鞋，是為徒步串聯準備的。在北京的十多天，我們一直睡地鋪，說是睡地鋪，其實就一張高梁席，沒有被子，沒有枕頭，睡覺也不用脫衣服，完全靠暖氣御寒，夜里還常常熱得滿頭是汗。</h3><h3><br></h3><h3>白天的串聯就有些慘了，街上寒風呼呼，把人凍得受不了，我們一邊走一邊找店鋪取暖，那時沒有空調，也沒有電暖氣，店鋪大堂中間是個大煤爐，大家圍著半人高的煤爐烤火取暖。稍暖和一點就繼續趕路，繼續串聯。在北京快半個月了，天越冷大家也越想家，打算早點回去，等開春暖和了再出來繼續串聯。</h3><h3><br></h3><h3>我日記記載：</h3><h3><br></h3><h3>1966-12-07（三）大雪</h3><h3>我們是于昨天4:40離開北京的。和我們一塊生活了半個多月的解放軍同志把我們送上火車后，他們才離開。我的紀念章上車時丟了，一位解放軍（軍事院校）知道后就摘下自己的贈給我了......他在洛陽下的車。</h3><h3><br></h3><h3>每個串聯人都有兩個小小心愿：一是在天安門前照像，二是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這兩件事對我來說，更加來之不易。那天離開北京擠上車后，就發現胸前毛主席像章不見了。當時我悶悶不樂，同學們也替我惋惜。一塊坐車的解放軍知道后，把自己胸前的像章摘下來給我佩戴上，這些軍人是在洛陽車站下的車。</h3> <h3>1966年12月7日解放軍在列車上送的毛主席像章</h3><h3><br></h3><h3>多年來，我一直惦記著這位沒留下姓名的戰友。近些年，看倪萍《等著我》的電視尋人節目，本想碰碰運氣，卻苦于實在沒有線索，只好放棄。我珍藏了數枚毛主席像章，這枚不是最大的，不是最精致的，但它是最早的，是我心中最重的。</h3> <h3>1966年串聯北京天安門留影</h3><h3><br></h3><h3>再說這張在天安門照的像片，串聯回到石泉后，同學們都陸陸續續收到了自己的天安門留影，我的照片卻遲遲沒來。抱著一線希望，我給天安門攝影部去了一封信，寄去了自己的半身照，訴說了山里孩子的“不容易”和“渴望”，請求他們幫我查找。最后，總算在數千張照片中為我找到了。攝影部在寄照片的同時，給我回了一封道歉信，述說了照片的查尋過程。那時候的工作人員的素質和社會風氣可見一斑。</h3> <h3>1972年北京天安門（立等可取的一次成像照）</h3><h3></h3><h3>我當兵后，出差、探親、退役，在北京天安門照像的機會更多了，每次照相總想找找1966年那次照像的感覺，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在天安門前照像，是在祖國的首都照像，是在毛主席的身邊照像。</h3> <h3></h3><h3>天安門留影<br></h3><h3><br></h3><h3>1966年12月7日，我滿載而歸，回到西安后先住胡家廟接待站，后轉省團校接待站。12月9日去紅霞商店打探到串聯隊同學的消息，12月11日在陜工大見到了夏紅兵等人。12月17日我們一塊兒回到石泉，第二天，12月18日一塊兒張貼公告，聲明加入石中臨委，那一天，學校正在大操場開大會。</h3><h3><br></h3><h3><br></h3><h3>2017年3月19日寫在高六七紀念“畢業50周年”聚會前夕</h3><h3>初稿：2017-03-19<br></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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