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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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h3><h3>2017年高六七畢業五十周年合影</h3> <h3>　　1955年，我發蒙上學讀書了。從那以后，一上就是十多年，直到1968年2月走進軍營，才結束了學生生涯。<br></h3><h3><br></h3><h3>人生最美好的回憶是童年，童年最美好的記憶在校園。人人都要上學，人人都有同學。上邊是我發蒙上學讀書時，最早學到的三篇課文。</h3><h3><br></h3><h3>那個時候，學校開的課程有國語、算術、勞作、唱歌、畫畫、體育等。《國語》課后來改稱語文，學過的這三篇課文在我心中始終沒變。</h3><h3><br></h3><h3>那個時候，課文文字豎排，全是繁體字。字數雖然不多，筆劃卻是不少。當時寫字用毛筆，書包里天天背著“文房四寶”，上學寫字首先得學會磨墨，寫完字還要學會把筆插進筆筒里。大概到三年級時才有了鉛筆和鋼筆。<br></h3><h3><br></h3><h3></h3><h3>那個時候，語音是注音字母，至今仍被《新華字典》在語音系統里保留著。現在用的漢語拼音，我們是到五年級時才學的；</h3><h3><br></h3><h3>那個時候，以傳統的甲、乙、丙、丁為序，老師評改作業，用珠筆畫個紅色大圓圈，寫上一個大“甲”字，在甲字最后那筆長長的尾巴上，再細分為“上、中、下”，“甲上”算是最高獎勵。中途有段時間一度照搬過蘇聯老大哥的5分制，后來才改成現在的百分制。<br></h3><h3><br></h3><h3>　　我在當地縣城讀完小學和中學，上學地點在老城的江南館。館東邊的教室是甲班和乙班，我們丙班的教室在館西邊的一個角落。建國初期學校學生多，教室少，完小就把一年級的三個班和三年級一個班放在了江南館。<br></h3><h3><br></h3><h3> 印象中上小學時幾乎年年都在搬家：一年級在江南館；二年級在黃州館；三年級時搬到好漢坡新修的二完小；四年級時，趕上修建石泉電站，學校被占用，我們在石泉中學上了一年；五年級的時候，老城一完小臨街的兩層教學樓完工，我們住上了新教室，一直讀到小學畢業。</h3> <h3>江南館小學舊址和小學畢業像</h3><h3><br></h3><h3></h3><h3>童年時期小學的印象很美。一完小的梧桐樹和梧桐樹上的陣陣鐘聲；二完小的桐子花和教室窗外的牽牛花，看蜜蜂和蝴蝶在花叢中飛來飛去；看藍天白云下雄鷹在自由翱翔，看一群群小燕子“去了又來，來了又去”；還有那南坡的荊棘叢，是“躲貓”和“捉特務”游戲的好去處。那個時候的校園“味道”真是好極了，長大后再也沒有找到過那種感覺。</h3><h3><br></h3><h3></h3><h3>客居石泉中學的那間簡陋的四年級教室，位置在學校水井東側，是一間緊挨校教務處的偏房。房前有棵香緣樹，院子里長滿了層層青草和鮮花。教室中央有根很顯眼的大柱子。上課時得把頭偏來偏去避開柱子，才能完整地看清楚黑板上老師寫的板書。就在這間教室，譚國儉老師教了一首時代感很強的歌曲： </h3><h3><br></h3><h3></h3><h3>推開長江千層浪，</h3><h3>踢倒攔路萬重山。</h3><h3>春雷一聲震天響，</h3><h3>千軍萬馬奔向前。</h3><h3><br></h3><h3></h3><h3>小學一年級，我的班主任是何中南老師，她后來當過二完小的教導主任。聽說她當年奔赴延安只走了一半，差一點就是老延安、老革命。代課的老師有劉鳳英、蔣鳳鳴、袁鳳仙，陳澤榮老師的夫人習老師教過我們算術。</h3> <h3>1961年城關小學六二班畢業像</h3><h3><br></h3><h3>熨斗街小個子的呂紹卿，同學們叫他小呂老師，后來我在南區工作時，他在那里教書。三年級時班主任劉尤賢老師生病，請的代理老師叫何定中，他和小呂老師一樣，上代理課喜歡講故事。小呂老師講的是一只鳥兒的故事，何老師講的是《說岳傳》。</h3><h3><br></h3><h3>1955年在江南館上學的丙班同班同學有：</h3><h3>劉天明、劉國新、陳儒香、吳立桂、陳為國、劉賢華、吳柱貴、張運芳，張文豪，杜近英、崔金華、喻盛英、李少學、董家華、鄒定時、吳大銀、陳昌華、凃啟饒、陳秋英、秦培蓮、陳建華、朱智和、戴庸太、戴晴明、袁道芝、曹日華、徐世興、王化折、王早成、傅成興，劉鳳祺、劉天蘭、范世榮、張長秀、張新秀、蒙正明、蒙正坤、黎啟富、黎啟鳳、</h3><h3></h3><h3>在甲班、乙班的同學有：</h3><h3>陳緒珍、劉秀家、夏紅兵、劉元林、段永康、彭仕其、劉惠珍、彭述憲、黎培金、胡甲奎、</h3><h3></h3><h3><br></h3><h3>小學同學：</h3><h3>夏西芝、夏西龍、夏西銀、夏玉清、鄭詩禮；陳佑仙、胡華科、黃花春、李茂清、高世廣、黃啟成、陳良學、王書歉、程維芬、胡明蘭、王可仙、海文勝、周本泉、王瑞蘭、沈以蘭、郭堂萍、慕希榮、韓志國、任玉玲、李萬秀、馬志新，紀大敏、紀大翠、王全美、馬德意、余保琴、舒成蘭、胡玉風、張福興；</h3><h3></h3><h3><br></h3><h3></h3><h3>初中同學：</h3><h3>王淑賢、候南玲、楊曉玲、楊弟成、馬志蓮、劉大全、胡憲清、翟家桂、左秋星、劉選成、周建中、蔡中朋、謝鉄嘴、劉子平、陳世友、沈蘭芳、張厚明、朱良彩、武學蘭、王西風、田秀蘭、張運芳、華永明、譚明芝、邱枝奇、石友玉、傅宏俊、王義選、陳建明、凌世江、焦榮志、李生田、柯友國、李巧珍、馬光鳳、吳明友、鄧成和、候定明、金陽。</h3><h3><br></h3><h3>高中同學：</h3><h3>劉家吉、蔡景霞、劉聲奎、劉國新、陳緒珍、官正國、沈東馳、夏紅兵、官靖芝、孫富德、黨秀蘭、金玉蓮、劉秀家、王朝和、李景夷、陳文林、蔣鐵輪、付永友、陳遠祿、楊寧森、劉天明、陳衛國、蔡中鵬、呂夢光、徐榮清、殷正榮、陳朝民、蔣禮珍、楊文倉、郝長生、陳更新、鄒鏡、郭勇、趙軍、張涵、張玲；</h3><h3>姚仕明、張俊值、吳立桂、陳儒香、范楊威、譚文亮、羅聲安、程紀元。</h3><h3><br></h3><h3></h3><h3>其中，劉家吉、劉天明、劉國新、夏紅兵、陳緒珍、劉秀家，陳衛國、吳立桂、陳儒香等九個同學、一直從小學同到高中畢業，算上文革，我們足足同窗共讀了十三載。</h3> <h3>1962年石泉中學初一二班合影</h3> <h3>1964年石泉中學初三一班畢業像</h3><h3><br></h3><h3></h3><h3>寒窗苦讀、我們往返在求學路上，班里的同學有來的，有走的，有走的，又有來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鐵打的學校，流水的學生。</h3><h3></h3><h3>如今“奔八”了，都老了。歲月蒼桑，給我們留下的是揮之不去的同學情，是青少年時代最美好的回憶。</h3><h3><br></h3><h3>我和夏紅兵一塊在西關斗巷子長大，有著共同的經歷和相似之處，以至于前幾天還有人當面問我，說分不清我和夏紅兵。</h3><h3><br></h3><h3></h3><h3>我們的父母親公私合營后都在雜貨商店工作。我倆搭伙玩抓子游戲，小時候能贏斗巷子小伙伴一大片；初中時班上殺象棋成風，我們又常是老師辦公室的“座上賓”；</h3><h3><br></h3><h3></h3><h3>小學時我們一起戴紅領巾；中學時一塊兒升初中，考高中；“文革”中都在文藝宣傳隊，還成立了兩個人的《學魯迅》戰斗組，刻印個幾本小冊子。直到1968年2月，我倆又一起應征入伍，一塊兒去部隊當了兵。</h3><h3><br></h3><h3>夏紅兵原名唐學坤，外婆過世時從習俗隨母姓，改名夏西能，“文革”中兩度改名，最終叫夏紅兵。</h3> <h3>1961年小學畢業合影</h3><h3></h3><h3><br></h3><h3></h3><h3>1968年海軍招兵，學校走了十幾個同學，我們班去的最多，我和鄒鏡、夏紅兵、郭勇、陳遠祿一塊去了部隊。那個年代，算是給學校，給高六七長了臉。從那以后，我們是同學加戰友，從同學情到戰友情，把友情延續到了千里之外的秦皇島。</h3><h3></h3><h3>在部隊我做過連部文書和營部“專職新聞報道員”，整天忙著出板報，畫偉人像，寫語錄牌，給軍隊報刊投稿件，多是寫寫畫畫的文字工作；他在連里、團里、海后搞文藝宣傳，忙著唱歌跳舞演節目。</h3><h3></h3><h3>1969年建國二十周年大慶時，我們都被抽調到北京去執行任務：我去參加籌備全軍技術革新展覽會（海軍館）；他去參加國慶文藝調演。</h3><h3></h3><h3>超期服役后我們又一前一后回到家鄉，巧的是我倆都被安排在縣計劃委員會工作。單位送我去財院學習計劃、統計，送他去冶院學習建筑。可惜的是我只搞過了一年統計年報就下鄉任職了，他卻干了一輩子建筑，至今還留戀在工地上。</h3><h3><br></h3> <h3>1968年城關鎮歡送新兵入伍</h3><h3><br class="Apple-interchange-newline"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h3> <h3>高六七有兩對同學夫婦，一對是鄒鏡和陳緒珍，一對是張涵和王朝和；其中，我和鄒鏡、緒珍夫婦走的近。原因是緒珍和我是街鄰，從小兩對門，一塊同學，一塊長大。</h3><h3></h3><h3>鄒鏡和我入伍后分在同一個營，他在一連，我在三連。1970年我們同時任連隊連部文書。那年夏天我倆騎自行車游覽北戴河，他為我拍攝了這幾張海景照。</h3><h3></h3><h3>1970年騎自行車游覽北戴河海濱留影</h3><h3></h3><h3>剛入伍那年感冒，高燒不退，部隊送我到秦皇島溫泉堡海軍408醫院住院治療，有了一次同郭勇和陳遠祿見面的機會。他倆都在四營，離溫泉堡醫院不遠。后來部隊調整，陳遠祿去了山西，郭勇不久退役后分到縣革委會政法組工作。</h3> <h3>2016年同學＋戰友再度相聚</h3><h3></h3><h3>兩年后我和陳遠祿、夏紅兵也都退役回鄉參加工作。那些年大家都年輕，同學間走動的很勤，每年過年都少不了的轉轉席，印象最深的一是陳遠祿的打火點煙動作，能“親熱”到燒到鼻子；二是郭勇酒桌上的“五”字拳，能從頭到尾一個“五”字舞到底。</h3><h3></h3><h3>2015年夏季兩個燦燦在一起</h3><h3></h3><h3>一轉眼，幾十年過去了，如今都老了，班上同學都成了爺爺、奶奶。我和夏紅兵都有了小孫女，取的名字都叫“燦燦”，大人只好在稱呼前加上大、小來區別，于是有了“大燦燦”、“小燦燦”。</h3><h3></h3><h3>2016年春節兩個燦燦在一起</h3><h3></h3><h3>“大燦燦”在重慶，常惦記著老家的“小燦燦”，兩個燦燦一年能見一兩次面，她倆就像我們小時候一樣，從小玩得好。</h3><h3></h3><h3>兩個小孫女異地出生，先后都取名“燦燦”，完全是巧合。但細細一想，又不全是巧合，就像他們爺爺一樣，兩個“燦燦”從小也在一起玩得好！</h3> <h3>2003年陳緒珍、劉秀家、張玲在農家樂</h3><h3></h3><h3>陳緒珍和劉秀家都是我們西關人，她倆從小玩的好，初中來了個張玲后，無論是知青歲月，還是招工走上工作崗位，她們幾十年彼此相隨，算得上是班上的一個“鐵三角”。她們的共同之處是人情味足，看重同學友情，待人隨和。</h3><h3></h3><h3>2016年高六七聚會“鐵三角”漫步石泉街頭</h3><h3></h3><h3>2017年高六七聚會 “鐵三角”表演詩朗誦</h3><h3></h3><h3>同陳緒珍、劉秀家、張玲一樣，官正國，劉聲奎、沈東馳則是老高二的男鐵三角。老高二好多好多的“鐵三角”共同鑄成了高六七的大三角，穩固的同學關系，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經歷了“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承受了歲月的磨礪，接受了歷史的檢驗。</h3> <h3>又一個“鐵三角” 官正國、劉聲奎、沈東馳</h3><h3></h3><h3>我們班有兩位“師”級同學，一位沈師，一位官師，奇怪的是“鐵三角”的劉聲奎一直沒能晉升“師”。</h3><h3></h3><h3>我到總工會工作后才知道，“師”是廠礦企業里彼此間的尊稱。我們班的“師”，源于沈東馳的大哥當時是石中校工，是名副其實的沈師，起初可能就是這么來的。</h3><h3></h3><h3>至于官師，就不清楚是咋回事了，很大程度上應該是沾了沈師的光。數年之后，官正國成了名副其實的師，叫他官師的人也就越來越多。</h3><h3></h3><h3>馬池的劉聲奎是班上的老團員，班干部，他為人忠厚，招人喜歡。1984年，中組部招收電大黨政班，聲奎和我有幸再度同學，那年還有官正國夫人弓鳳林，我們一起脫產學習兩年，共同圓了大學夢。</h3><h3></h3><h3>1998年春節相聚在劉聲奎家</h3><h3></h3><h3>沈東馳原名沈繼貴，漢陰人，上中學后就來到石泉和我們同學。去年聚會班上同學同游九寨溝，收獲頗豐。尤其是沈夫人，收獲是前所未有。</h3><h3></h3><h3>沈師煙癮大，戒煙多年，就是不改，沈夫人十分頭痛。在去九寨溝的旅游車上，揭發的揭發，炮轟的七嘴八舌炮轟，一場大批判后，沈師招架不住，只得當眾表態接受監督：痛改前非，堅決戒煙。</h3><h3></h3><h3>2016年楊文倉夫婦邀請西安同學在咸陽小聚</h3><h3></h3><h3>如同楊文倉前兩天在群里說的，五年級時我們就相識了。那時是大石泉，與漢陰、寧陜三縣合一。校門臨街，他在三班，我在二班，教室在教學樓的東、西兩側，窗外有一排高高矗立的梧桐樹。打那之后，我們一起升初中，讀高中。一直同學。</h3> <h3>2016年楊文倉夫婦邀請西安同學在咸陽小聚</h3><h3></h3><h3>如同楊文倉前兩天在群里說的，五年級時我們就相識了。那時是大石泉，與漢陰、寧陜三縣合一。校門臨街，他在三班，我在二班，教室在教學樓的東、西兩側，窗外有一排高高矗立的梧桐樹。打那之后，我們一起升初中，讀高中。一直同學。</h3><h3><br></h3><h3>從我家斗巷口到石泉中學上學有兩條路：走斗巷子是捷徑，另一條就是走大北巷。時間充足時，我愛繞道走老城大北巷上學，一是喜歡去老街新華書店看不要錢的書，二是喜歡路過大北巷看看黑板報。</h3><h3></h3><h3>楊文倉父親辦的防疫板報很有特色，我喜歡看他父親寫字，看他父親排版。楊文倉也像他父親一樣，重視寫字，他那首1968年寫的《贊帆》，一打眼就能看出，是他從小就喜歡的北魏體。</h3><h3><br></h3> <h3>1968年楊文倉《揚帆》</h3><h3></h3><h3>同學中劉天明和劉國新自幼一塊長大，他倆的家離江南館很近，那時，學校午睡可以回家，我去他倆家都玩過。天明從小二胡拉得好，聽說是民間藝人梁瞎子教的。</h3><h3></h3><h3>天明和劉國新都愛好體育，在江南館丙班讀書時，一次天明帶我玩兩人翻，動作是頭腳顛倒，相互抱腰，在地上連續翻滾。由于我個子小、體質單薄，那天沒能翻過去，我們倒在地上，天明受傷最重，額頭皮破，血流不止。</h3><h3></h3><h3>上小學的時候我就認識呂蒙光，他個子大很顯眼，和他妹妹在一個班。我們升中學那年，呂蒙光幸運的趕上了“大躍進”。學校搞速成教育試驗班，他和他的試驗班同學，從五年級跳級和我們一起考中學。畢竟催熟的果子耐不得久，像馬拉松賽一樣，后來那批速成學生一個一個掉了隊，升高中時就只剩下他一個。</h3><h3><br></h3> <h3></h3><h3>1966年蔡景霞、張玲、殷珍榮在北京串聯</h3><h3><br></h3>蔡景霞是在四年級時到的石泉，那年她用泥做的一只繡球，參加過學校的六一兒童節手工展，那時我始終沒弄清楚，一層套一層的泥繡球，她是咋雕刻掏空的。<h3><br></h3><h3>離開學校后我見過郝長生一面，那年我還在統戰部工作。郭勇帶他來后，我看他變化不大，還是那么健談，我們三人在辦公室一直聊到下班。走出政府樓剛好碰上從人大下班的何老校長，他趕忙迎上去打招呼。郝長生在西安太陽鍋巴廠工作時，給過我名片，可惜的是，他很忙，我們一直沒有聯系上。</h3><h3><br></h3> <h3>1990年石泉縣人大九屆常委會合影，后排第四人為李景夷老師</h3><h3></h3><h3>同學李景夷，做過工人，當過老師，自學成才，能為單位畫圖，搞設計。他在石泉做過縣政協委員，還和我一起做過縣人民代表、縣人大常委。李景夷是隨父親工作變動來的石泉，后來又隨父親工作變動離開石泉，去了安大。</h3><h3></h3><h3>景夷是班上的足球隊長，那時連我這?育方面一毛不拔的也動員上了球場，封了個“后衛”，交代給我的任務是“踢大腳”：“球來了，使勁一腳把它踢回去”。</h3><h3></h3><h3>2017年聚會時的李景夷與劉秀家</h3><h3></h3><h3>景夷聰明、好學，受他和天明影響，在經濟拮據的年代，我也學他們做木匠活，給自己做茶幾，包沙發，給小孩做小桌子、小凳子。自已制作，自己刷土漆。他倆的手藝比我高的多，結婚時居然敢給自己做“陪嫁”。</h3> <h3>2017年聚會時的李景夷與劉秀家</h3><h3></h3><h3>景夷聰明、好學，受他和天明影響，在經濟拮據的年代，我也學他們做木匠活，給自己做茶幾，包沙發，給小孩做小桌子、小凳子。自已制作，自己刷土漆。他倆的手藝比我高的多，結婚時居然敢給自己做“陪嫁”。</h3> <h3>2013年在北京鄒鏡、緒珍家小聚</h3><h3></h3><h3>班上的能人還有官正國，那段時間，流行柴火抽風灶，他四處忙碌，幫人改灶，我弄抽風灶就是當年跟他學的。</h3><h3></h3><h3>官正國和鄒鏡，一個在省城作郵運局長，一個在京城人民日報社機關當紀委書記，他們都做官不像官，就像天明在聚會時說的：我們高二的同學，沒得大富的人，也沒得很大貴的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普普通通的人過普普通通的生活，他長遠，他長久。</h3><h3></h3><h3>2013年在北京鄒鏡陳緒珍家小聚</h3> <h3>2013年在北京鄒鏡陳緒珍家小聚</h3> <h3></h3><h3>2015年受付永友夫婦邀請在后柳水鄉小聚</h3><h3><br></h3>說到孫富德，我喜歡聽他滿嘴的馬池俏皮話；<h3></h3><h3>說到付永友，班上公認他和劉國新的水性最好，2015年高六七同學聚會時，付永友和黨秀蘭兩地隔空通話，他問北京的黨秀蘭：“你還記得我教你在漢江河劃水嗎？”</h3><h3><br></h3> <h3>高六七還有不少是從初中開始同學的，板橋子的蔡中鵬、馬池的孫富德、迎風的蔣鐵輪、后柳的付永友，熨斗的張俊值，還有外地來的官正國、金玉蓮、蔣禮珍、陳文林。</h3><h3></h3><h3>到了高中，一下子又添了好些同學，他們是西安來的趙軍、陳更新；寧陜來的黨秀蘭、郝長生、陳朝民和南京來的張涵；安康來的王朝和，以及徐榮清、官靖芝、殷正榮、楊寧森、程紀元，范揚威等，班里一下子更加鬧熱起來了。</h3><h3></h3><h3>高二的女生不太喜好文藝，我幾乎沒聽過殷正榮、徐榮清、金玉蓮還有陳為國唱過歌。2019年，陳為國在老家山東的演唱，讓我大開眼界。</h3><h3></h3><h3>金玉蓮和我做過同桌，他的老公還是我部隊的戰友。金玉蓮上學時喜歡數學，最終選擇當了數學老師，選擇自己的喜好過了一輩子。</h3><h3></h3><h3>老高二的女生都很緬甜，好靜不好動，黨秀蘭是個例外，她性格開朗、活潑。那時上山下鄉演出，是班上唯一登過臺的“半邊天”，她唱《共產黨來了苦變甜》，唱《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我都會為她笛子伴奏。</h3> <h3>1968年 “戰斗的友誼”</h3><h3></h3><h3>陳為國是我們班上的“紅二代”，她父親是山東來陜南的老干部，“文革”前任石泉縣委組織部部長。1980年恢復政協、統戰部后，做過一屆政協主席，讓我有機會直覺認識這位老領導。</h3><h3></h3><h3>記得那年我從部隊回家探親，在街上碰到陳為國，帶我去她家小坐。那次印象最深的是她家里的那只電燈泡。</h3><h3></h3><h3>他家和城里百姓一模一樣，房子不大，臥室和客廳用竹笆子隔開，竹笆子上方開了個洞，掛著一只電燈泡，一個泡子照兩邊。那時小縣城自發電點亮的的燈泡有些微微發紅，但在我印象中要比煤油燈亮的多。</h3><h3></h3><h3>陳為國的性格如同她父親，也如同那只電燈泡，他們普通了一輩子，低調做人了一輩子，把光明永永遠遠的留在了人世間。</h3> <h3>金玉蓮、陳為國、殷正榮合影</h3><h3></h3><h3>徐榮清的父親是栲膠廠的老工程師，她理科學的不錯，記得有次搶答數學題出了點意外。徐榮清搶答提問后，教數學的程建基老師面向黑板一邊審視著數學題，一邊用手中的粉筆下意識地敲打著另一只手，不快不慢的說了她一句：你這怕是“徐氏定理”。之后，同學們叫她“徐氏定理”，她總是笑笑，從不發氣。</h3><h3></h3><h3>官正國的姐姐我記得叫官敬芝，可她自己卻說叫官靖芝，還強調“靖”是李靖王的“靖”，官正國也為他姐姐作證，我和同學們也就只好認了。官靖芝是四川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四川人，她說話做事總是那么響當當。</h3><h3><br></h3> <h3>2016年聚會時的官靖芝和張玲</h3><h3></h3><h3>相比之下，殷正榮要斯文些，除偶爾說幾句俏皮話外，在同學印象中她是“大家閨秀”。去年楊文倉邀同學小聚咸陽，聽說殷正榮要去的消息后，大家都著實高興了一陣子。遺憾的是她最終因身體不支，未能成行。后來她告訴我，說楊文倉帶著夫人專程去看望過她。今年清明節同學聚會，她再次因身體欠佳未能參加，我和大家都祝愿她多多保重，盼望她明年再來，若明年不行后年再來，再不行了就大后年來。</h3><h3>女同學中，張涵是從南京轉來的，學習底子好。那年我在長水公社工作，她在長水學校教書，恢復高考時，我去學校動員她高考，結果她一考就中，如愿走進了大學校園。</h3> <h3>1966年趙軍和張涵串聯在北京</h3><h3></h3><h3>張涵性格溫順、老好，幾乎沒聽她說過高聲話，也不知道她發火是什么樣子。那年她小孩在工作中遇難出事，班上同學都為之惋惜，景夷約我騎自行車過江進山，去二師她家中看望。見到她時，她還是那樣平靜，但我們知道，她內心在痛，一個母親思念女兒的痛在無聲的呻吟。</h3><h3></h3><h3>張涵和王朝和是班上兩對同學夫婦中的一對，聽王朝和講，當年來石泉讀書時家里比較困難、身體染病、后來下鄉，教書，都有點坎坷。在我看來，王朝和來石泉能遇上張涵，是那些小不幸中的大幸。就像張玲在聚會時當面祝愿的：佩服王朝和在高六七找到了張涵這樣的好媳婦！</h3><h3><br></h3> <h3>蔣禮珍的近照和老照片</h3><h3></h3><h3>照片中的蔣禮珍，現在定居在福建廈門，上初中時她就是班上的美女同學，聽她自我介紹說：“我是初二轉學去石中，高一上完就轉去新疆。后因先生調廈大工作，就定居在此。”</h3><h3></h3><h3>“高六七”前兩年聚會，同學們都念及蔣禮珍和趙軍，一些同學說記不起來了，一些同學說記得清清楚楚。</h3><h3></h3><h3>那是因為蔣禮珍和趙軍都只在高六七班只上了一年學。說起來該是蔣禮珍和趙軍倆相互沒印象，她們一個上完高一走了，一個讀高二時才來。</h3><h3></h3><h3>蔣禮珍和我初中、高中一起同過三年學；趙軍是上高二來的同學，1966年在西安串聯，班上同學都見過她倆。</h3><h3></h3><h3>記得那天急著趕車去北京串聯，是蔣禮珍和陳緒珍兩人一塊幫我們存放的背包。至于趙軍，在西安串聯時大家還去過她家。西安一別，細算起來，和她倆分別也有半個多世紀了。</h3> <h3>2017年楊寧森在聚會時演唱漢劇</h3><h3></h3><h3>在班上同學中，楊寧森是個故事比較多的人，我知道的是他很能吃苦。那年他在西門里修了一棟兩層樓的紅磚房，我們縣水電局的譚局長在老陵園溝口蓋了幾間平瓦房，那時都被人瞅上，說他們是“暴發戶”。說句實在話，他的紅磚小樓和譚局長的平瓦房，現在未必有人能看得上。</h3><h3></h3><h3>楊寧森是縣農機廠的工人，被師傅看上做了女婿，被縣上看上后當了經理。</h3><h3></h3><h3>當年幫公司討賬，楊寧森住在賴賬的家中討不到賬不走；還有一次聽說為討賬只身滯留武漢，只好在橋頭幫人算命，討幾個盤程后才回到石泉。</h3><h3></h3><h3>楊寧森小孩多，上老下小一大家子人要吃要喝，他說不累點咋行？同學印象中，沒聽到他叫過苦，沒聽到他喊過累，他把個人困難看成是自己的私事，從不叫街罵娘，總是自己去想辦法解決。下崗后，他在老街西門里擺攤炸過油條，在西安藥王洞幫女兒賣過陜南蒸碗子，那個時候沒有誰來拉一把“暴發戶”！</h3><h3></h3><h3>我聽說過楊寧森在火車站掃水泥車皮的故事，那棟紅磚土樓就是他辛辛苦苦掃出來的。他掃水泥修房，擺地攤養家，都是靠自己的辛勤勞動來養家糊口。他不是黨員勝過“黨員”，他沒官帽但比“官”強。他從不罵娘，從不麻煩政府，他是十幾億普普通通百姓中的一員，是他們默默的支撐著自己的小家，默默的支持著我們這個國家。</h3><h3></h3><h3>高中三年，上了兩年文化課，搞了一年運動。1968年當兵的當兵，下鄉的下鄉，當年的高六七老高二連個畢業像都沒照下就各散五方。</h3><h3></h3><h3>幾乎就在那一年，兩大縣的四十四個高中生，還沒來得及踏入社會就走掉了三個。半個世紀后再次點名，又有五位同學不再答“到”，他們是：姚仕明、吳立桂、張俊值、陳儒香、范楊威、譚文亮、羅聲安、程紀元。尤其是姚仕明、吳立桂、張俊值三人，實在是走得早了點。</h3> <h3>1967年9月19日姚仕明在宣傳隊合影</h3><h3></h3><h3>第一天姚士明還在和我們一起照相，第二天卻從我們身邊悄悄地走了。那天我順著槍聲看他時，沒聽到他說一個字，只見身子慢慢的后傾，一條生命就這樣倒了下去。</h3><h3></h3><h3>景夷幫他清理遺物時，給我留下他的兩本書，成了我對他的永久懷念。</h3> <h3>1967年9月20日姚仕明遇難</h3><h3></h3><h3>吳立桂和張俊值的死，我是在部隊后知道的，先是聽說吳立桂結婚了，后又聽說她去世了。一個返鄉知青，就這樣匆匆忙忙、草草的了結了自己；</h3><h3></h3><h3>張俊值的死，聽到的更慘，說一頓亂棒打死后扔進了漢江河，尸骨難尋。人死多年了，長眠地下也半個世紀了，</h3><h3></h3><h3>想起他們我已無話多說。我在想，如果重洗人生牌再來一遍，他們仍然會選擇做我們的高六七同學；如果重洗人生牌能夠再來一遍，他們都不會再去選擇上一次走過的人生路，他們會和我們現在一樣，在人世間明明白白地走自己該走的路。</h3><h3></h3><h3>感謝老同學提供部分照片</h3><h3></h3><h3>2017年3月10日寫在高六七紀念“畢業50周年”聚會前夕</h3><h3></h3><h3>初稿：2017年3月10日，</h3><h3>再稿：2019年3月15目</h3><h3><br></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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