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前一段觀看36集電視連續劇《井岡山》，感受頗多，我想起了我黨建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想起了“朱毛”井岡會師，想起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更想起了袁文才、王佐這兩位農民武裝的領袖。</p><p>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從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總共堅持了兩年零四個月，毛澤東在井岡山也只待了一年三月零8天。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中國革命從井岡山出發，走過瑞金、走過遵義、走過雪山、走過草地、走過延安、走過西柏坡、最后走到北京，走向全國的偉大勝利。</p><p> 下面我從袁文才、王佐這兩位農民武裝領袖被錯殺的前前后后，引導大家重讀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斗爭時期的那段歷史，感受當時革命斗爭的艱苦性、復雜性和殘苦性，以激勵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砥礪前行的不竭動力。</p> <h1>（一）婉轉拒絕毛澤東</h1> <p> 袁文才，1898年4月生，小名選三，江西寧岡縣茅坪馬源村人，屬客籍人，1921年考入鄰縣永新的禾川中學。早年曾經歷了家被抄、妻被占、哥被抓、母被殺的痛苦遭遇。為報仇雪恨，1923年參加了井岡山的綠林武裝“馬刀隊”，因有文化，點子多，不久便擔任了參謀長。1926年9月，在當地農民運動的影響下，他率部舉行了寧岡暴動，并建立了農民自衛軍，任總指揮。同年11月經龍超清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p><p> </p><p> 王佐，1898年5月生，又名王云輝，綽號南斗 。出生于遂川縣下莊村水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屬客籍人。他16歲開始學裁縫，期間又投靠當地有名拳師王冬文，練就一身武藝。他1923年參加綠林武裝，1927年在遂川農民協會的幫助下，將所部改為農民自衛軍，支持遂川農民運動。</p><p> 1927年7月26日袁文才、王佐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率農民自衛軍攻打永新縣城，從監獄中解求出永新縣委王懷、劉真、賀敏學等黨員干部和群眾80多人。</p><p> </p><p> </p> <h3>王佐.袁文才</h3> <p>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留存下來的余部（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余灑度）向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轉移，9月29日到達永新縣三灣村。當天毛澤東就派何長工給井岡山茅坪的袁文才送去一封信，表示愿與袁、王二人合作，共建紅色根據地。</p><p> 袁文才收到信后，心中大為惶恐，因為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基層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上下聯系十分困難，他不知道毛澤東來井岡山的真實意圖，對毛澤東率領的這支部隊心中沒底，心存戒備。他一方面將部隊分散在茨坪步云山一帶埋伏，以觀動靜；另一方面招集他的軍師和部下商議研究對策，經過慎重思考，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措辭婉轉的回絕信：</p><p> 毛委員：</p><p> 敝地民貧山瘠，猶汪池難容巨鯨，片林不棲大鵬，貴軍馳聘革命，應另擇坦途。</p><p> 敬禮</p><p> 袁文才叩首</p><p> （注： 這封信2001年11 月在吉林省吉林市被發現。是吉林市一位叫皮福生的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發現的。他一次出差去湖南株洲，在一個舊書市場買了一部清光緒年間的線裝本《四書》竟意外地發現書里夾著兩張寫有毛筆字的宣紙，就是袁文才寫給毛澤東的這封信的原件。2001年11月12日新華社長春分社發了電文，11月1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第四版也登轉了此消息。）</p><p> 信寫好后，袁文才派陳慕平與寧岡縣中共黨組織負責人龍超清一道趕往三灣，毛澤東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并誠肯反復地向他們說明了工農革命軍的來意，希望同袁合作，共同建立紅色革命根據地。為表誠意，毛澤東還分別贈送他們短??各一支，并約定擇日和袁會面。</p> <p> 大革命失敗后，袁文才率部退出寧岡，在茅坪一帶堅持斗爭。為站穩腳跟，他和山上的王佐結為“老庚”（同年出生），彼此約為兄弟，相互支持。 </p><p> 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澤東對部隊進行了改編，把師縮編為團，下轄兩個營，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從此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發端于南昌起義、奠基于三灣改編、定型于古田會議）。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10月3日當天部隊抵達寧岡古城（古城是永新——寧岡公路上的一個小鎮），在古城的聯奎書院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即“古城會議”。10月6日，毛澤東按約定的時間到茅坪大倉村林鳳和家會見了袁文才。</p><p> 他們的會面非常成功，談話十分融洽，從上午一直談到太陽快落山時方才結束。雙方答成合作協議，謀劃在井岡山共創大業。</p><p> 毛澤東大為高興，日暮天殘，兩人作別時，毛澤東又送100支槍給袁部。為表誠心，袁文才也捧出1000塊大洋，送給工農革命軍做給養。</p><p> 第二天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從古城來到茅坪，并在此設立了后方醫院和留守處。由于毛澤東腳疾復發，袁文才特派自己的貼身警衛給毛澤東當勤務兵，并親自送毛澤東到壩上村李筱甫家養病。</p><p> </p> <h1>（二）井岡山的斗爭歲月</h1> <p> 對于毛澤東的住處，袁文才也十分慎重，開始他將毛澤東安排在攀龍書院，考慮到那里房子寬敞，后來感到不合適，因為工農革命軍后方醫院在那里，比較吵雜，他又將毛澤東安排在八角樓居住。為了照顧師長余灑度的情緒，毛澤東建議袁文才將余灑度安排在攀龍書院居住。</p><p> 修整幾天后，毛澤東率部隊下山到湖南茶陵、酃縣一帶去打土豪，為部隊籌糧籌款。</p><p> 1927年10月15日晚上，在酃縣水口鎮葉家祠堂的閣樓上，毛澤東為6名新黨員（陳士榘、賴毅、劉炎、歐陽鍵、李恒、鄢輝）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毛澤東帶領6名新黨員舉起右手，面向“c.c.p”黨旗宣讀了入黨誓詞，通過了6名新黨員的入黨手續。這就是我黨我軍歷史上有名的“水口建黨”。</p><p> 水口建黨是我黨把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付諸實踐的第一次黨建活動。</p><p> </p><p> </p> <p> 也就是這一天，師長余灑度脫離部隊，毛澤東百般挽留，他依然我行我素。他于1927年10日19 日輾轉到達上海，向中央遞交了一份工作匯報告后就脫離了黨的組織，后投靠國民黨，1933年被委任為61軍政訓處少將處長。因貪圖享樂、紙醉金迷，利用職權販賣毒品，1934年事情敗露，蔣介石親自下令將其槍決。</p><p> 1927年10月24日（也是這天朱德派特使毛澤覃來到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的部隊取得了聯，本月5日毛澤東也派何長工去尋找朱德和陳毅，何長工歷時兩個多月，從井岡山出發，途經長沙、武漢、上海、廣州，于12月底在廣東韶關的犁鋪頭找到了朱德、陳毅、王爾琢和他們領導的南昌起義的余部。實現了朱毛兩支部隊的聯系，為井岡山會師奠定了基礎，毛澤東和朱德兩人雖沒謀面，但神交已久。）毛澤東從湖南水口經江西大汾來到茨坪王佐的防地荊竹山，王佐率領他的農民武裝到荊竹山迎接毛澤東，毛澤東站在雷打石上向眾人宣布了“三大紀律”即：行動聽指揮，打土豪要歸公，不拿群眾一個紅薯。三個月后的1928年1月25日，毛澤東在遂川縣泉江鎮李家坪又提出了“六項注意”即：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p><p> 1928年3月，部隊南下湘南到根據地外活動，嚴明紀律顯得更加重要，4月3日，毛澤東在湖南桂東縣沙田圩旁的三十六擔丘將他在荊竹山提出的“三大紀律”和李家坪提出的“六項注意”綜合在一起，并作了簡要修改補充，正式定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予以頒布。經過革命戰爭實踐的修改和充實，毛澤東1947年10月10日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于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又稱《雙十訓令》，對其內容作了統一規定后頒發全軍執行。從此《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成為人民軍隊組織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p> <p>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湖南省委秋收起義前任命，由毛澤東、盧德銘、余灑度、余賁民、蘇先俊等人組成，毛澤東任書記。盧德銘當年9月22日在蘆溪戰斗中犧牲、余灑度當年10月15日出走，蘇先俊在他前一天出走，。后又增選了宛希先、張子清、何挺穎等為前委委員）明確規定部隊必須執行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工農革命軍首先在邊界各縣建立縣、區、鄉各級工農武裝政權。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攻陷茶陵縣城，成立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譚震林任主席。1928年1月，工農革命軍攻占遂川縣城，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至此，奠定了井岡山根據地的基礎。</p><p> 從1927年冬到1928年冬，井岡山根據地在發動群眾打土豪的基礎上，開展分田斗爭。1928年夏，寧岡全縣，永新、蓮花的大部分地區，遂川、酃縣的部分地區實行了分田。</p><p> 為加強黨對井岡山斗爭的領導，毛澤東注重恢復、整頓和發展各縣的黨組織。到1928年2月，先后成立了寧岡、永新、茶陵、遂川四個縣委和酃縣特別區委，蓮花縣也開始建立黨的組織。</p><p> 在加強部隊建設的同時，前委還對袁文才、王佐的地方農民武裝進行了改造，并積極幫助湘贛邊界各縣建立縣赤衛隊和鄉暴動隊。這些地方武裝不僅配合工農革命軍作戰，而且還是正規軍兵員補充的重要來源。</p><p> </p> <p> 1928年2月上旬，袁、王的部隊完成了由農民武裝向正規的工農革命軍轉變的關鍵性一步。在寧岡大隴朱家祠堂前寬敞的草坪上，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宣布袁文才、王佐的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任團長，王佐任副團長，何長工任黨代表。4月，王佐在何長工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p><p> 1928年2月，國民黨反動派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進剿”，贛軍27師楊國軒部一個團加一個營的兵力進攻寧剛新城，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制訂了三面攻擊，一面埋伏，在運動中殲敵的作戰方案，即“圍三闕一、開門打狗”的戰術，率領我根據地軍民于2月18日向敵人發起進攻，全殲敵正規軍一個營和一個靖衛團，擊斃敵營長王國珍，活捉敵縣長張開陽，取得了新城戰斗的勝利。2月21日，在礱市沙洲召開工農商學兵2萬人大會，慶祝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推舉活捉敵縣長張開陽的大江邊暴動隊隊長文根宗任第一屆主席；會上宣布成立中共寧岡縣委，龍超清任縣委書記，公開掛牌，在“劉德盛”藥店辦公；同時成立了縣赤衛隊，石敬庭任隊長。龍超清和文根宗分別代表縣委縣政府講了話，人民群眾群情激昂，大會最后公審處決了敵縣長張開陽。</p> <h3>余賁民</h3> <p> 井岡山根據地在發展過程中，曾受到“左”傾錯誤的干擾。1928年3月，湖南省委派湘南特委軍事部長周魯到井岡山，傳達中央和湖南省委對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失利的處分決定（撤消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后補委員），周魯在傳達時誤傳為開除毛澤東黨籍，并且將前委取消，改組為師委，何挺穎任書記，毛澤東任師長，變成單管軍中黨的機關，對地方黨不能過問。同時又將毛部調往湘南支持暴動，造成“三月失敗”，結果使井岡山根據地被敵人占領一個多月。</p> <p> 1928年4月28日（三月初九），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部隊余部和湘南農軍10000余人到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5月4日，會師后的毛澤東部和朱德部合編，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士兵委員會主任。下轄第10、第11、第12三個師9個團。袁文才、王佐的二團被編為第32團，袁、王分別任正、副團長。5月底湘南農軍8000余人在鄧宗海、黃克誠帶領下又撒回湘南，部隊隨即取消師的編制，軍部下面編4個團。即28團（南昌起義的部隊）、29團（湘南宜章農軍）、31團（秋收起義的部隊）和32團（袁文才、王佐的部隊）。6月4日，奉中共中央指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192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指示黨代表改為政治委員。在第四軍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共紅軍第四軍軍委書記。</p><p> 井岡山會師意義重大：從此武裝起義的兩大主流合在了一起；兩雙改變中國革命命運的巨手握在了一起；井岡山之路與中國革命的勝利連在了一起；兩位偉人的姓氏也合在了一起。“朱毛”這一時代凝成的詞匯，在長達22年的時間里成為中國革命軍隊乃至整個革命力量的象征。</p><p> </p> <h3>井岡山會師</h3> <p> 5月20日至23，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謝氏慎公祠召開， 會議總結了井岡山根據地創建以來的經驗，明確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指出革命根據地和紅軍能夠長期存在并發展。會議選舉產生湘贛邊界黨的最高機關——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任書記，統一領導湘贛邊界紅軍和根據地的革命斗爭。特委成立后，紅四軍軍委書記改由陳毅擔任。5月下旬，湘贛邊界統一的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在茅坪蒼邊村成立，袁文才任主席，張子清任軍事部長、余賁民任財政部長、譚震林任土地部長。王佐則擔任湘贛邊界特委委員，井岡山防務委員會主任。</p><p> 11月2日，特委和軍委收到中央6月4日的指示信，信中肯定了毛澤東建立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計劃。11月6日，依據中央指示，重新組建了前敵委員會，統轄特委、軍委和地方黨的領導。由毛澤東、朱德、譚震林（地方黨支部書記）、 宋橋生（工人代表）、 毛科文（農民代表）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11月14日至15日，紅四軍召開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新的軍委，由中央指定的朱德擔任書記。</p><p> 1928年7月以后，根據斗爭形勢的發展，根據地黨、政、軍各機關逐漸遷到茨坪。</p><p> 12月11日，彭德懷、滕代遠等率領平江起義后組成的紅五軍700多人，從湘鄂贛邊的平江、瀏陽地區到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師。這兩支紅軍的會師，進一步增強了井岡山地區工農武裝的力量。</p><p> 這期間，毛澤東結識了賀子珍，袁文才做媒，在朱德和陳毅的撮合下，毛澤東與賀子珍于1928年5月在永新縣澧田鄉塘邊村正式結為革命伴侶，當時由于條件所限，沒有舉行結婚儀式，也沒有擺酒祝賀！只是熱心的袁文才做了幾個菜，大家熱鬧一下就算完事了。</p> <h3>賀子珍</h3> <p> 紅四軍成立后，由于南方各省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處于暫時穩定時期，國民黨軍隊繼續向井岡山根據地“進剿”。為了打退敵人的進剿和發展井岡山根據地，湘贛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如深入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的黨、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的武裝、對敵人力量較強的湖南取守勢、對敵人力量較弱的江西取攻勢、反對分兵、反對冒進等等。與此同時，毛澤東、朱德把紅軍和赤衛隊的作戰經驗，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作戰方針。對紅軍的游擊戰爭起到了有效的指導作用。紅四軍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在同國民黨軍隊八九個團甚至十八個團兵力的戰斗中，擊破了敵軍第二、第三、第四次“進剿”。使割據地區日益擴大。1928年6月23日取得龍源口戰斗的勝利，井岡山根據地達到全盛時期，范圍擴大到寧岡、永新、蓮花三個縣，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以及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p><p> </p> <h3>龍源口大捷</h3> <p> 龍源口戰斗之后，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又醞釀對井岡山根據地舉行聯合“會剿”。6月30日，受盲動主義影響的中共湖南省委派杜修經為特派員到達井岡山，要求紅四軍“立即向湘南發展”。當晚毛澤東在永新召開紅四軍軍委、湘贛邊界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認為當前統治階級正處于暫時穩定時期，分兵去湘南必將不利于堅持羅霄山脈中段政權，會議決定報告湖南省委，不能執行向湘南發展的意見。</p><p> 7月中旬，紅四軍分兵兩路迎擊湘贛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會剿”。當28團、29團占領酃縣的時候，杜修經不顧永新會議的決定，附和紅軍中部分宜章籍官兵欲回家鄉的情緒，引導28團、29團向湘南冒進，軍委也未加有力的阻止，結果造成紅軍主力損失很大的“八月失敗”。29團全軍覆沒，28團團長、紅四軍參謀長王爾琢也英勇犧牲。這時毛澤東正在永新率31團和地方武裝同敵人作戰，在永新附近15公里范圍之內將湘贛敵軍11個團圍困達25天之久，這就是“永新困敵”。雖然困敵很久，但由于寡不敵眾，結果各縣縣城和平原地區均被敵人占領。不久，江西國民黨軍隊發生內訌，圍攻井岡山根據地的敵軍相繼退去。湘贛邊界特委根據紅四軍主力在湘南受挫的困難處境，決定由毛澤東率紅軍31團3營去桂東迎還主力，以另一大部堅持井岡山地區的斗爭。8月30日，湘贛國民黨軍隊乘紅四軍主力欲歸未歸之際，又對井岡山地區發動第二次“會剿”。井岡山留守紅軍在朱云卿、何挺穎、袁文才等率領下，廣泛發動群眾，憑險抵抗，打破敵人的“會剿”，取得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9月，毛澤東率部回到井岡山，連續打了幾個勝仗，收復邊界大部分失地，鞏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根據地。</p> <h3>杜修經</h3> <h1>（三）困局中的柏路會議</h1> <p> 1928年底，國民黨調動了3萬余人的兵力，對井岡山根據地實施第三次“會剿”，由于這一年冬天來得特別早，加之經濟上的封鎖，籌糧籌款十分困難，以前井岡山只有袁、王的隊伍600人（32團），現在4000多人（毛澤東秋收起義隊伍1000多人（31團），朱德陳毅南昌起義隊伍1000多人（28團），彭德懷平江起義部隊1000人），紅四軍上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之中。</p><p> 為打破困局，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澤東、朱德等在寧岡縣柏路鄉柏路村的橫店主持召開了著名的“柏路會議”。決定實施由毛澤東提出的“圍魏救趙”戰略，由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率紅五軍和袁文才、王佐的32團留守井岡山，朱毛率紅四軍主力28團、31團揮師下山直出贛南，從而達到內線堅守與外線作戰相結合的目的。</p><p> 1月7日中午，柏路會議正式結束。毛澤東又將彭德懷、譚震林以及湘贛邊界特委書記鄧乾元，中共永新縣委書王懷，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等人留了下來。</p><p> 大家坐定后，毛澤東拿出中共六大（黨的六大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蘇聯召開，5個月后文件才送達井岡山，正是這份晚到的文件給袁文才、王佐后來被錯殺提前定好了調子。）《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說：“讓大家留一下，是要傳達一個文件。上午傳達時袁文才、王佐在，我跳過了這一段” 。</p><p> “這是中央‘關于與土匪的關系’一節?！泵珴蓶|念道：“暴動前可以同他們聯盟，暴動后則應解除其武裝并消滅其領袖。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暴動前可以適用。暴動之后，宜解除其武裝并嚴厲地鎮壓他們。土匪而浸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便危險異常，絕不能位置他們于蘇維埃政府范圍之內”。</p><p> </p> <p> 念完這一段，毛澤東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說：“你們聽明白了吧？，就這一段我上午沒念。怎不曉得中央怎么弄出這一條政策來？要是老袁、老王曉得了，不知道有啥事？你們幾個議一議，該咋辦？”</p><p> 王懷和龍超清最先站起來表態：“既然中央有這樣的指示，我們應當執行，對于井岡山的土匪，我們也應堅決殲除。”</p><p> 快人快語的陳毅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說：“前幾天，我們紅四軍才發了《告綠林兄弟書》，號召綠林兄弟們加入紅軍，與共產黨齊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變了調頭？再說老袁、老王他們早就是革命同志了。”</p><p> 朱德也表示了異義：土匪的稱呼是土豪劣紳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產黨理應團結他們。再說，中央這么做，不是讓紅四軍干過河拆橋的事嗎？自相殘殺，怎么也說還去。</p><p> 譚震林則從戰略的角度支持了朱德、陳毅的觀點，井岡山上的任何事都離不開袁文才、王佐，尤其是在當前的困境下，更應該倚重他們協助紅五軍守山，可出不得亂子。</p><p> 毛澤東聽到這里，心里一下寬尉多了，他一錘定音說，袁文才、王佐的問題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疇內。對于袁文才、王佐兩位同志，我們不能把他們當作土匪看待。經過一年多的考驗和共同的戰斗，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為黨的事業，為根據地的鞏固，為紅軍的壯大，兢兢業業，立下了許多功勞。他們是功臣。當然情況還得向中央報告淸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遺癥。（這就是當年“柏路會議”對袁王二人的結論。）</p><p> 王懷、龍超清只得不再爭辯。</p> <p> 然而，剛在上年底接替譚震林擔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的鄧乾元（當時邊界特委書記是楊開明，他因生病請假，譚震林代理書記，陳正人是副書記）對毛澤東的決定有異議。在他看來，中央文件對土匪的處置不是憑空制定的。袁文才、王佐二人過去確屬土匪頭目，現在參加了紅軍、進入到蘇維埃政權，不能不引起重視。有鑒于此，他認為應該將袁文才的蘇維埃政府主席一職免去，另行換崗，不讓他與王佐糾結在一起。</p><p> 毛澤東也覺得這個提議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斷地提出了將袁文才調離井岡山，改任紅四軍參謀長，隨大部隊一起遠征贛南。</p><p> 朱德也同意了毛澤東的主張，袁文才，有文化，能打仗，完全可以勝任這一職。為了照顧袁文才的情緒，毛澤東又建議并通過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的決定。</p><p> 次日，毛澤東找到袁文才，通報前委對他的任職方案，希望他能顧全大局，出任紅四軍參謀長，隨軍行動。</p><p> 袁文才心中當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岡山，但最終還是表態：愿意無條件服從組織決定。</p><p> 毛澤東知道，湘贛邊界特委一班人大多與袁文才、王佐的32團關系緊張，為了平衡關系，也為了能真正黏合住邊界特委與王佐等人，他將自己一貫器重賞識的黨務工作者宛希先留下來任湘贛邊界特委組織部長，并反復作了特別交待。</p><p> </p> <p> 1月14日，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第28團、第31團、特務營和獨立營3600余人南下贛南，經過艱苦的惡戰，最終在贛南站穩腳跟，開辟了以瑞金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據地，并發展為中央蘇區。</p><p> 1日26日，以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為總指揮的“會剿”大軍將總部從萍鄉移至遂川，1日27日，五路“會剿”敵軍叫喊著：“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口號向井岡山發起猛攻，敵人瘋狂的燒殺搶掠給井岡山根據地造成嚴重的破壞，守山紅軍危在旦夕。</p><p> 為避免更大損失，彭德懷緊急收擾部隊，在荊竹山集結，經遂川方向向南突破敵軍封鎖線，前往贛南尋找紅四軍主力；留守的第32團在王佐的帶領下轉入深山密林，繼續堅持游擊戰爭；直到2月底，蔣、桂戰爭爆發，“會剿”敵軍大部撒走，約一個月的第三次“會剿”基本結束；我堅守井岡山根據地的軍民乘機反攻，很快恢復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基本地區。</p> <h1>（四）袁文才私自離隊</h1> <p> 毛澤東、朱德率領南下紅軍在國民黨部隊圍追堵截、反動民團偷襲阻撓的艱難條件下歷經坎坷、顛沛流離、千辛萬苦終于于2月17日到達江西東固的螺坑壩與李文林、段月泉領導的江西紅軍獨立第2、第4團會師，部隊得到了一個禮拜的休整，安置了傷員、補充了給養、添加了裝備。此時獲悉井岡山已被敵攻占，于是決定到閩、贛邊界開展游擊活動?！?lt;/p><p> 4月下旬的某一天，部隊正在休整，袁文才來到紅四軍前委秘書長劉輝霄處，準備和他敘敘舊。這天陽光融融，劉輝霄正在住所整理文件，為防文件受潮，他將文件擺放在院內兩條長凳上亮曬，袁文才悄悄地走到門口，他正欲跨門而入，卻本能地回頭一瞥，只見長條凳上一溜地擺著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鉛筆畫了粗粗的黑杠，在陽光的映襯下，顯得異常醒目。</p><p> 袁文才收住腳，好奇心頓生。他返身仔細一看，那粗黑的鉛筆下畫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動他神經的標題——“與土匪的關系”。</p><p>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讀了下去。這一讀不要緊，一讀完，袁文才倒吸一口涼氣，頓覺寒徹肌骨，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劉輝霄聞聲而出，看見袁文才如此驚魂落魄，心中頓時明白了一切。他走過去，用力將袁文才扶進室內，卻又不知說什么好，兩人默坐一陣，袁文才怏怏地告退。</p> <p> 從此，袁文才好象掉進了冰窟，陷入了恐懼，終于有一天，部隊到達廣昌苦竹壩，覺得自己已陷入了無妄之災的袁文才，決心脫離紅四軍，再回井岡山。他拉上劉輝宵、謝桂標、劉天林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樣的革命”為由，將一張“告假條”放在軍部，珍著黑夜悄悄地離開部隊。當時，袁文才、劉輝霄、謝桂標三人各帶一支手槍，袁文才化裝成做小買賣生意的商人，肩挑一個爛籮筐，籮筐里放些辣椒和大算，籮筐是雙層底，槍就放在籮筐底中間；謝桂標挑著兩個布袋，布袋里裝著花生和一桿小稱，手槍夾在手腋下；劉輝霄和劉天林裝成買牛皮的商人，劉輝霄拿一把雨傘，手槍夾在傘里面，名為買牛皮的商人，劉天林扛一個掛著繩子的扁擔，名為擔牛皮的商人。一路上，他們晝伏夜行，繞山路走了20多天到達永新南鄉新源背，與周桂春（原紅軍32團特務連連長）接上了頭，當即反回寧岡，住在柏路犁樹山，時間是1929年4月（農歷5月）。</p><p> 5月中旬，袁文才回到井岡山，藏在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對王佐說：“我們再怎么忠心，他們還是信不過?！贝藭r邊界已組建紅軍獨立一團，王佐任團長，王佐見袁文才回來，很高興，就想把團長之位讓給袁文才，袁文才自知私自離隊的錯誤，執意不肯。</p><p> 幾天后，中共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向特委書記鄧乾元報告了袁文才不辭而別，悄悄從贛南逃回了井岡山，現藏在王佐那里的情況。</p><p> 鄧乾元大為吃驚！始覺不信，后確證了消息。三天之后，他與龍超清、謝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請袁文才“出來工作。”</p><p> 尷尬自責和無奈無助中，袁文才默默地應允了。</p><p> 5月下旬，中共寧岡縣委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對已經出來工作的袁文才作擅離紅四軍的處理。湊巧特委組織部長宛希先也前來巡查工作，列席了會議。</p><p> 會上， 龍超清、謝希安等土籍的常委力主從嚴處理，開除袁文才的黨籍；而劉克猶、李筱甫兩名客籍常委則堅決反對。一時，土、客籍的兩派委員激烈交鋒，相持不下。</p><p> 身為特委組織部長的宛希先，不得不以上級領導的身份在下一級黨委會上加以仲裁。</p><p> 宛希先經過反復勸解調停，引導會議采取了折中辦法，給袁文才留黨察看3個月的處分，仍參加縣委常委工作，負責32團軍事及寧岡地方武裝的領導。</p><p> 這件事雖然對袁文才影響不大，但卻惹怒了龍超清和特委一班人，他們認為宛希先偏向袁文才、王佐，在特委班子里宛希先就是袁、王二人的保護傘。</p> <h1>（五）兩任特委書記的意見</h1> <h3> 1928年8月，鄧乾元被調往湘鄂贛蘇區，擔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兼紅八軍政委。上任前夕途經武漢時，他在一家客店里向中央寫了一份長達1.2萬字的報告《關于湘贛邊界五至八月工作對中央的報告》。專門報告邊界特委工作，重點突出了他對袁、王二人的認識和看法。</h3><h3> 報告稱：“危害邊界政權的第一勢力是土匪，稱邊界政權不是真正的共產黨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政權……”“袁、王現在對我們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征兆。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的關系日益惡化”。“要是不能肅清土匪，則土匪必將與我們為敵，國民黨若因有益而利導之，以夾攻我們，則我們危矣?！?lt;/h3><h3> 最后，鄧乾元以湘贛邊界特委的名義，對袁、王的處理提出了調開、敷衍、殺之上、中、下三策。</h3><h3> </h3> <p> 他的前任楊開明（楊開慧堂弟）也與袁、王二人格格不入，他離開邊界后曾專門向中央匯報過用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問題。1929年2月25日，他補寫給中央的《關于湘贛邊區情況的綜合報告》第十部分關于土匪問題中寫到：“邊界的土匪有兩部分，一為袁文才部，一為王佐部……袁王二人非常狡猾，有能力，對黨的認識薄弱，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信仰個人，不信仰群眾，他們是‘邊界特殊黨員’……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須特別加以注意才行”。</p><p> 兩任特委書記楊開明和鄧乾元的意見都是受中共六大“左傾”思想的影響，混肴了“土匪”與“綠林”的概念，忽略了袁、王已參加革命、已參加紅軍、已加入黨組織、已為革命做出了突出貢獻的客觀事實，否定“柏路會議”的決定，是純粹的“左”傾教條主義。正是這種“左”傾教條為袁、王二人后來被錯殺提前定了調子。</p> <h1>（六）根據地土、客籍矛盾</h1> <h3> 土籍是指 世代久居的籍貫；客籍是指居住本地的外地籍貫。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土客籍矛盾由來已久，土客不通婚、學子不同校。 袁文才、王佐是客籍人，邊界特委一班人龍超清、王懷、謝希安、朱昌偕等都是土籍人。革命初期他們之間關系都很好，龍超清既是袁文才的革命引路人，又是他的入黨介紹人，還是他派去給毛澤東的送信人和接頭人；袁文才、王佐還是王懷、劉真的救命恩人，當年是袁、王二人率農民武裝攻打永新，把他們從監獄里解救并保護起來的。同時袁文才的兩個好友劉輝霄和劉克猶分別是龍超清的兩個姐夫哥。</h3><h3> 正是因為土、客籍互不相容的矛盾，導致了特委與袁、王二人的根本對立，說開了就是敏感的“黨與槍”的關系。</h3><h3> “土籍的黨，客籍的槍”這句話形象地道明了邊界特委與袁、王二人之間的現狀。</h3><h3> </h3><h3><br></h3> <p>清朝咸豐同志年間土客械斗圖</p> <h3> 工農革政權建立后，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由于土籍土豪的數量遠遠多于客籍，由此客籍人高興了，土籍人卻認為吃了大虧，加上一些反動分子趁機挑撥，一時間根據地內因打土豪、分田地而引發的土、客籍糾紛層出不窮。<br></h3><h3> 1928年2月18日成立的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推薦選舉工農兵政府主席時，土籍與客籍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結果達成妥協：由兩籍人士輪流擔任，任期三個月。待到土籍人士文根宗任期屆滿后，客籍人推舉的主席甘金皇上任屁股還未坐熱，就被士籍人把持的寧岡縣委以“沒文化、水平低”為由撤換下來。這一下差點激起客籍人的民變。袁文才以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的名義否決了寧岡縣委的決議。</h3><h3> 官司打到毛澤東處，他對龍超清、袁文才等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隨后，在毛澤東的安排下，寧岡縣委在步云山開辦了兩期黨員訓練班，繼續圍繞著土、客籍爭端進行思想教育，毛澤東也抽時間到訓練班講課。</h3><h3> 遺憾的是，這些舉措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土、客籍間的爭端。</h3><h3> </h3> <h3> 1928年3 月，縣委書記龍超清組織寧岡縣黨、政、軍主要負責人開會，當時他佩帶了一支在新城戰斗中繳獲的新手槍比較顯眼，袁文才見了很不舒服，便當眾下了他的槍說：“縣委書記管黨務，又不上戰場，帶槍干什么？”弄得龍超清十分尷尬。<br></h3><h3> 巽峰書院是土籍子弟讀書的最大書院，袁文才竟以該書院是土豪劣紳的大本營為由放火將其燒毀，引起土籍人的不滿，為此龍超清與袁文才大吵一架。</h3><h3> “八月失敗”以后，袁文才、王佐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紅四軍32團，9月24日在茅坪居然無組織無紀律地槍殺了土籍人、原寧岡縣工農兵政府第一屆主席文根宗。土籍人大為恐慌，一下子逃往臨縣達6000人之多。后經邊界特委和紅四軍前委采取斷然措施，方才平息了這場風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間的仇恨卻愈加難解。</h3><h3> 不善謀身也是袁、王二人與特委一班人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懂軍事、能打仗、擁有一支部隊，這是袁、王二人的資本，他倆在內心深處瞧不起龍超清、王懷、朱昌偕等一班黨務干部，認為他們年輕、實際經驗少、只會耍嘴皮子、施手段。相反，特委這些人認為袁、王二人覺悟低、黨性差、恃武而驕、不易約束與相處。袁、王與特委工作分岐爭辯時，時常出言不遜：“除了毛委員，天王老子也莫把我怎么樣？”</h3><h3> 此外，袁文才與一個叫陳白英的女人相好，寧岡縣委委員、赤衛隊隊長謝希安慕陳姿色，也想插手，二人明爭暗斗，時常彼此制肘。</h3> <h1>（七）宛希先替罪被殺</h1> <p> 毛澤東將宛希先留在井岡山，是希望他能平衡、協調、緩解袁、王二人和特委之間的關系，從而達到保護袁、王的目的。 在特委班子里，他是唯一的外籍干部，（他是湖北黃梅人）。這位時年24歲的黨務工作者是土、客籍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聲望都很高，尤其與袁文才、王佐過從甚密。自朱毛率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邊界特委內唯一的依靠和緩沖。同時也由于他和袁、王二人關系比較密切的原因也使他成了邊界特委一班人的眼中刺和肉中釘。</p><p> 邊界特委與袁、王二人的關系形同冰炭之際，他的地位愈加凸顯出來。因此土籍人把持的邊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連同他們的32團，則必須搬開宛希先這塊橫亙其間的巨石。</p><p> 鄧乾元調走后，接替特委書記的朱昌偕和龍超清、王懷、劉真等人便對宛希先動了殺機。他們便密謀借機除掉宛希先。碰巧宛希先也有把柄落在他們手上：</p><p> 一是1928年8月，紅四軍主力下山攻打郴州，宛希先率31團兩個連留守邊界期間，永新縣大地主縣聯防團團總龍慶樓率民團200多人偷襲了永新縣赤衛隊，赤衛隊遭受了巨大損失，犧牲隊員18人。因龍慶樓是永新縣委書記劉真新婚妻子時任永新縣委婦女部長龍家衡的胞兄，有人懷疑是龍家衡向龍慶樓通風報信，赤衛隊一排長汪某帶著8名隊員找到赤衛隊隊長賀敏學，堅決要求把龍家衡抓起來。賀敏學極力勸慰，以龍家衡矢志革命，早與家庭及兄長決裂，且又無強有力的證據，故不能隨便抓人。郁憤難平的汪排長競越級上告，徑直找到了宛希先，而宛希先未加審慎考慮，同意暫行關押龍家衡。這些已被失去戰友的義憤燃燒的失去理智的赤衛隊隊員，在路上居然失手殺害了龍家衡。</p><p> 劉真痛失新婚愛妻，他將失妻的仇恨完全記在宛希先的頭上。同樣，朱昌偕、龍超清、王懷也認為宛希先擅自加害地方婦女干部，是對永新縣委的蔑視。宛希先也為自己的處置失當與草率懊惱不已。不久，朱毛重回井岡山，這件事暫時平息下去。但卻為他們日后加害宛希先埋下了禍根。</p><p><br></p><p><br></p> <p> 二是1929年10月底，遠在湖南茶陵的宛希先收到了特委的緊急通知，令他火速趕回，會同袁、王所部與各縣赤衛隊進攻永新縣城。宛希先不敢怠慢，立即率部往回趕，因國民黨正規軍的阻襲，宛希先耽誤了行程。在戰斗結束后的第三天方才趕到永新大灣村。這就成了他們加害宛希先的又一把柄。</p><p> 剛到大灣村的宛希先還未跨入房門，特委副書記王懷就板著臉指斥說：“身為特委組織部長，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調度，貽誤戰機，要老實交待出自己的問題。”</p><p> 宛希先正欲分辯，卻被幾名荷槍實彈的赤衛隊員綁入一間土屋內，關押了起來。</p><p> 宛希先明白，特委一幫人對他早就恨之入骨，殺身之禍就在眼前，既使有百口爭辯，也已無濟于事，唯一的出路就是趕快脫身趕到袁文才、王佐之處。這天夜里，他趁看守疏忽，用力掀開了土屋的木窗，跨出窗口逃上了山?？墒怯捎谔旌谝拱?、心急火燎，轉來轉去始終辨不明方向，情急之下，他決定先躲起來，等天亮再走。</p><p> 王 懷 等人很快發現宛希先逃走，便立即組織千余農民搜山尋找，天亮時，宛希先被發現 ，沒等他開口就被幾個赤衛隊隊員推到一口用于保鮮的主姜窖中，被亂槍射死。（宛希先犧牲前，曾用炭代筆在關押他的土屋的墻壁上留下了他的絕筆詩：“斷頭今日已成局，煮豆燃箕我未泣，希先之志報國死，悲者成仁一墻戲”）。</p><p> 袁文才、王佐得知消息后，極為憤怒。兩人帶著人馬次日便趕往大灣村，一面安葬宛希先，一面痛斥王懷等人。此次變故后，袁、王與特委完全走向了對立。</p><p><br></p><p><br></p> <h3> 宛希先是毛澤東的愛才， 在秋收起義和井岡山根據地初創時期，宛希先堅定地追隨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br></h3><h3> 1927年9月19日，在瀏陽文家市的前委擴大會上，他堅決擁護毛澤東“向井岡山進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英明決策，反對余灑度“直取瀏陽、攻打長沙”的錯誤主張；</h3><h3> 1927年9月30日，在三灣村前的楓樹坪，面對情緒低落的部隊，他堅決支持毛澤東，大聲喊出了“跟著毛委員打天下、堅決革命到底”的豪言壯語；</h3><h3> 1927年12月27日，在茶陵湖口，他協助毛澤東及時平息了要帶部隊投靠國民黨方鼎英部的“陳浩叛變”事件，保留了秋收起義的骨干和精華，挽救了年幼的工農革命軍；</h3><h3> 1927年12月28日，在井岡山，他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民政府，成為全國紅色政權的典范；</h3><h3> 1928年7月，在永新，他擔任北路行動委員會書記，帶領九隴山軍事基地的地方武裝和31團一部將敵人11個團圍困在永新城附近30里之內達25天之久，史稱“永新困敵”。創造了紅軍史上的奇跡；</h3><h3> 1945年，黨的七大追認他為革命烈士，毛澤東1965年5月，重上井岡山，在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等人談話時曾專門提到宛希先，并滿懷深情地說：“實踐證明，宛希先是一個很優秀的同志。”</h3> <h1>（八）羅克韶事件</h1> <p> 日月如梭，光明似箭 。在尖銳的對立中袁、王二人與邊界特委共同迎來了1930年的新春。一天，袁文才與他的供給處長李筱甫坐在屋里圍爐烤火，默默無語。 他們正為 井岡山地區日益惡化的軍事環境感到不安。由于外圍的封鎖，32團的后勤補給捉襟見肘，槍支彈藥已經到了難以維系的地步。</p><p> 突然，一個大膽的想法從袁文才的大腦中冒了出來，何不借雞生蛋，將國民黨茶陵、酃縣、寧岡三縣聯防團團總羅克韶抓上山來？這樣來個變害為利，將他那可以制造小型步槍、子彈和手留彈的兵工廠為紅軍所用。如此一來，既拔掉了一個威脅自己的釘子，又可以解決武器的供應，為堅持長期斗爭作好準備，豈不是一箭雙雕？</p><p> 袁文才的設想很快得到了王佐和32團骨干李筱甫、謝角銘的贊同。這年元霄節（1930年2月2日），袁文才派32團周桂春率特務連趁著雪夜，潛行90多里，在茶陵一個名為獵狗垅的地方，將在姘婦家過夜的羅克韶抓了起來，然后威逼他交出了14名造槍工人和所有的機械設備，神不知鬼不覺地連人帶廠搬回了寧岡。</p><p> 按照組織程序，袁、王二人在行動前，應將“抓羅奪廠”的行動預案報上去，至少應與特委通個氣?？墒?，較著勁的袁、王二人自認為出于公心，又為部隊建設著想，加上心中多少瞧不起那些人，心中順不了這口氣，居然自始至終沒有對特委言語一聲。</p><p> 對此，頗有遠見的32團一營副營長、袁文才的妻叔謝角銘不無憂慮地勸到：“這種做法有些不妥，干脆將羅克韶殺了，以免授人以柄。”</p><p> 袁文才沒有采納他的意見。一是考慮到殺了羅克韶，兵工廠生產所需的鋼鐵、硫磺、洋硝等原材料就無法從長沙購得進來，兵工廠就無法生產；二是考慮到羅克韶的妹妹羅夏英又是王佐的小老婆這一層私人關系。</p> <p> 時任寧岡縣赤衛隊隊長的謝希安向縣委書記龍超清報告說袁文才、王佐勾結茶陵土豪羅克韶。</p><p> 本就對袁、王懷有偏見的特委一班人得到信息后，既不調查核實，又不按原則辦事，用“左”的調子，以形同幫派方式的處理方法，認定袁王已反水，不借機除掉，后患無窮。</p><p> 恰在這時，中央巡視員彭清泉（潘心源）悄然來到邊界。</p><p> 彭清泉在中央收到了兩任特委書記楊開明、鄧乾元對事關袁、王的報告后，帶著中共六大對土匪處置的教條，先入為主，定下基調，確定以非常手段解決袁、王問題。這與邊界特委的想法不謀而合。“土籍的黨”發難“客籍的槍”終于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和依據（有資料顯示，彭清泉來邊界視察工作，1930年1月18日至21日，他組織湘贛邊界特委、贛西特委和紅五軍軍委在遂川縣于田召開了一次聯席會，會上錯誤地作出了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的決定，這就為錯殺袁、王做了組織上的準備，但也有人說是彭清泉私下里和湘贛邊界特委幾個人作出的決定）。</p><p> 然而令 他們擔心的是袁、王的32團擁有1000余人，700余槍，還有一座兵工廠，靠“霸王硬上弓”的辦法是行不通的。幾經商量，他們決定采用智取的辦法，將袁、王二人誘至永新縣城，然后借著正游弋在安福、永新邊界的紅五軍解決他們。</p><p> 首先 他們盜用毛澤東的名義，模仿毛澤東的筆跡給袁、王修書一封。信的大致內容為：紅四軍前委決定，邊界六縣的赤衛隊合編為紅六軍第三縱隊，以袁文才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2月22日在永新縣城合編，隨后配合紅五軍攻打吉安。</p><p> 其次朱昌偕、王懷等人連夜趕到安福游說紅五軍。彭德懷在睡夢中被驚醒，急忙出室迎見，朱昌偕上前拉住他的手，焦急地說：“彭軍長，出大事了，袁文才、王佐要叛變?！?lt;/p><p> 彭德懷驀地一驚，忙扶來人坐定，安慰到：“不要急，慢慢講?！?lt;/p><p> 朱昌偕說：“袁文才、王佐勾結羅克韶叛變了革命。他們在特委聯席會上，強迫特委改編地方武裝，統歸他們指揮，王佐講話時手拿駁殼槍，囂張得很?？礃幼尤绻煌ㄟ^他們提出的要求，出席會議的同志有被一網打盡的危險?！?lt;/p> <h3>彭德懷</h3> <h3> 說到此，朱昌偕請求道：“情況已到萬分危險的地步，我們特委務求紅五軍即刻出動，挽救這場危機?！?lt;/h3><h3> “情況有這么嚴重？”彭德懷將信將疑，“去年五、六月間，王佐率領特務營和紅五軍共同行動打酃縣、桂東、城口、南雄等地表現還不壞，怎么變化的這么快呢？”</h3><h3> 朱昌偕忙解釋道：“這都是袁文才挑撥的。他在紅四軍前委看到了六大決議案關于土匪那一段原話，回到井岡山后對王佐說，我們怎樣忠心，也不會被信任?！?lt;/h3><h3> 鑒于事態如此嚴重緊急，彭德懷未作慎重思考，就答應派張純清率紅五軍第四縱隊隨朱昌偕趕往永新縣城。</h3><h3> 第二天凌晨，紅五軍第四縱隊300人槍，悄悄地開往了永新。與此同時，特委又將寧岡、茶陵、遂川、永新、蓮花五縣赤衛隊調往永新縣城，宣稱“成立紅六軍第三縱隊，然后與紅五軍攻打吉安?！?lt;/h3><h3> </h3><h3> </h3> <h3>彭清泉（潘心源）</h3> <h1>（九）永新城的“鴻門宴”</h1> <h3> 1930年2月23日下午，袁文才、王佐率紅四軍32團700人槍，進駐永新縣城禾川鎮。特委組織了上千民眾，在城東浮橋頭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大家一陣寒喧，便在城內的肖家祠堂擺酒設宴。席間，彼此推杯換盞，觥籌交錯，紛紛祝賀“袁、王二人榮升新職?！?lt;/h3><h3> 一時間，袁、王二人與特委之間出現了罕有的融洽和諧。</h3><h3> 當睌，酒足飯飽之后，袁文才被安排到永新縣城尹家巷22號，那是一所干凈寬敞的宅院，王佐住進了尹家祠堂，其余官兵則散居于附近早被騰空出來的店鋪與百姓家里。</h3><h3> 隨后，特委會議在永新縣城一座民房里召開。一開場，彭清泉就公開批評袁、王道：“有人背著特委，勾結茶陵土豪羅克韶，破壞蘇維埃政府，破壞分田，受編不受調……”</h3><h3> 袁、王二人一聽，頓覺頭皮發麻。</h3><h3> 袁文才雖是綠林出身，但到底讀過幾年書，見過世面。他忍住氣，站起身，將他們這段時間的所做所為一一向特委作了匯報，最后又把抓羅克韶的動機和經過一一詳陳。說得彭清泉、朱昌偕等人啞口無言。</h3><h3> 會場出現了短時的沉寂。</h3><h3> 按奈不住的王佐也站起來幫腔：“你們這邦人，整天無中生有，你說我老庚破壞蘇維埃，他是蘇維埃政府主席，有自己反對自己的么？寧岡在邊界各縣中分田最早，袁團長要是反對，這田能分成么？”</h3><h3> “王佐！你別太放肆了，當心我處分你”。彭清泉“叭”地一聲把手槍拍在桌子上。</h3><h3> “處分算個屁，老子照樣吃飯、睡覺”。性格豪爽、粗狅不羈的王佐也火了，將身上的駁殼槍取下來，使勁摔在桌子上，震得灰塵飛揚。</h3><h3> “你這個土匪，眼里還有沒有上級領導？”<br></h3><h3> 如同睛天霹靂，喧鬧的會場霎時死一般寂靜。</h3><h3> “土匪”這在當時是一個敏感的字眼，早已知道中共六大文件內容的袁、王最擔心聽到的就是這兩個字？</h3><h3> 然而，這兩個字競然從中央巡視員的嘴里喊出來。</h3><h3> 僅僅沉默了幾秒鐘，不甘示弱的王佐幾乎是在怒吼：“你敢罵我們是土匪？老子的槍也不是吃素的！老子今天就做個土匪的樣子給你看看！”</h3><h3> 會場氣氛劍拔弩張，一觸即發。</h3><h3> 朱昌偕急忙出來圓場：“大家息怒！息怒！暫時休會”。大家不歡而散。</h3><h3> 23日午夜，特委向紅五軍第四縱隊和五縣赤衛隊傳達了軍事部屬：“稱袁、王二人勾結茶陵團總羅克韶，已叛變革命，明天借成立大會之機，務必除掉兩位叛徒，各部要牢記口令，左臂纏繞白毛巾，一定完成鋤奸任務。”</h3><h3> 近在咫尺的袁文才、王佐 哪里知道這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鴻門宴”？他們高高興興帶著32團從寧岡趕往永新已經邁上了一條永遠不歸的黃泉路； </h3><h3> 身在安福的彭德懷，哪里知道其中的奧秘，他這次輕率地派兵帶來了平生最大的遺憾，以致于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時常內疚于心；</h3><h3> 遠在閩西的毛澤東哪里知曉，特委一幫人竟敢在他離開井岡山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先殺了他一慣器重、賞識的愛才宛希先，進爾又將殺害與他同甘共苦的戰友袁文才和王佐呢？！</h3> <p> 王佐回到住地，立刻拉上袁文才就要回去，并不停地說：“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切莫老虎上了狗當”。</p><p> 袁文才制止了他。</p><p> 第二天，特委對前事只字不提，繼續殺豬宰羊招待袁、王及其他縣里來的地方武裝。睌上又請來一戲班子，在城里唱起了采茶戲《劉?？抽浴?，一派太平無事的景象。</p><p> 看完戲后， 夜已很晚，王佐說夜里睡不著，要求給袁文才換換地方住，就這樣王佐住到尹家巷22號，與刁輝林同住一寶，袁文才住到了尹家祠堂，與李筱甫同住一寶。</p><p> 悲劇終于定格在1930年2月24日的凌晨。5時左右，特委書記朱昌偕帶著10余名荷槍實彈的赤衛隊員沖進了尹家祠堂，袁文才的幾名毫無防范的衛兵則被逼到了墻角。</p><p> 朱昌偕徑直趕往袁文才住室門口，敲門喊道：“袁司令，我是朱昌偕，有事找你?！?lt;/p><p> 與袁文才同居一室的李筱甫遲疑了一下，還是輕輕地扯開了門。袁文才剛睜開睡意朦朧的眼，朱昌偕抬手就是一??，子彈正中袁文才眉心。隨著另幾聲槍響，李筱甫與與袁文才一起倒在了血泊中。</p><p> 負責解決王佐的永新縣蘇維埃政府主席 彭文祥還沒有趕到王佐的住地，聽到槍聲的王佐從床上一躍而起，大聲叫道：“不好，出事了?！睅系筝x林沖出宅院，來到萊地邊，跨上幾匹未曾卸鞍的戰馬，飛馳而去。</p><p> 然而，當他們沖到城東浮橋邊時，卻發現浮橋已被撤掉，寬闊而幽深的東關潭令人望而生畏，無奈他們只能牽馬跳進潭中，抱著馬脖子，拉住??尾巴拼命地向對岸游，快到岸邊時，守候在此的紅五軍第四縱隊突然鉆出叢林，喝問口令。</p><p> 他們哪里答得上來，只是回答說是32團王佐副團長。話音未落，岸上子彈一起射向潭中。伴隨著戰馬凄厲的聲聲嘶鳴和幾人聲嘶力竭的爭辯，東關潭回旋著一汪血污，繼而漸漸趨于平靜。</p><p> 王佐就此命喪東關潭。</p><p> 住在城中的32團除逃脫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繳械控制起來。特委清點現場，找到了袁文才、王佐、李筱甫以及32團6個連長在內的17具尸體。</p><p> 緊接著，袁文才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謝桂林、陳慕平、謝華光、朱游庭等先后被抓住槍殺。在這次事件中，袁王所部被槍殺淹死40余人。</p> <h3> 袁文才王佐被殺一年后，特委書記朱昌偕在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中被打成AB團成員招至錯殺，而龍超清、王懷等人連同二十軍上至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在內的副排以上的干部700多人一同被冤殺。</h3> <h1>（十）歷史最后的評判</h1> <h3> 袁、王被殺不久，3月初，袁文才的部下謝角銘、謝益謀、陳次謀、曾李生等牽頭，聯系客籍黨員干部劉克猶、朱開卷等16人，寫信給彭德懷并轉贛西南特委和軍委及各路行委，希望上級能主持公道，為袁、王等人的枉殺作出正確處理。信中寫道：特委“設此圈套”將袁、王等包圍處死‘’，“殊令人犀疑滿腹、切齒痛心”，是不正確之執行。信中懇切表示“舍共產而無他從”，“若得奉命，自當加倍工作”。“期待上級之明了我們苦衷也”。</h3><h3> 但信送出后如石沉大海，包括彭德懷在內的上級黨組織并沒有派人向他們解釋或安撫。</h3><h3> 3月中旬，袁文才舊部以謝角銘為首，將一直關押的羅克紹放回湖南茶陵，他們等了幾天，見西路行委仍然無人來找，心感失望。3月下旬，謝角銘聯絡王佐部下王云?。ㄍ踝舻母绺纾巴姺闯唷薄Ｋ麄冊趪顸h湘、贛兩省政府的支持下，于4月上旬在茅坪成立寧（岡）遂（川）邊防保衛團，謝角銘任團總，王云隆任團副，隊伍很快擴充到700人槍，實力與以前的32團相差無幾，他們分別盤踞茅坪、茨坪、大小五井等據點，掌控了紅軍苦心經營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從此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淪陷成為白區達20年之久，后來紅軍部隊數次上山，力圖恢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但均未奏效，直到1949年8月才由前身為朱毛紅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四十八軍部隊全部收復。革命的紅旗才重新插上井岡山。</h3> <h3> 在黨的歷史上，袁文才、王佐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劉志丹、徐海東十分相似。劉志丹、徐海東開辟的陜甘蘇區為中央紅軍結束兩萬五千里長征提供了落腳點；而袁文才、王佐兩支綠林武裝占領的地盤則為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部隊進軍井岡山提供了棲身地。他們兩人與毛澤東以誠相見、同仇敵愾，生死相依，昔日井岡山綠林雙雄正式成為毛澤東帳下的兩員驍將。</h3><h3> 井岡山根據地斗爭的 實踐也證明：袁、王參加革命，井岡山根據地得以鞏固和發展；袁、王被錯殺 ，井岡山根據地最后徹底失守。</h3><h3> 袁、王被殺，是我黨我軍早期歷史上的一個冤案。當年，袁、王被殺的消息傳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扼腕嘆道：“這兩個人殺錯了?！睆拇?，這句話毛澤東念道了幾十年。1936年毛澤東在陜北與斯諾談話時說：“王佐、袁文才雖然過去當過綠林頭目，可是率隊伍投身革命，準備與反動派作戰，我在井岡山期間，他們是忠誠的共產黨員，是執行黨的命令的。”1950年，時任江西省委書記的陳正人請示毛澤東同意為袁文才、王佐平反，黨和政府追認他們為革命烈士。 </h3><h3> </h3> <h3> 1965年5月22日，毛澤東重回闊別38年的井岡山。24日在八角樓，毛澤東想到袁、王二位老戰友，深情地說：“他們兩位是好同志，他們是‘左傾’路線的犧牲品。”；28日，毛澤東分咐汪東興按排接見井岡山老紅軍、老黨員和烈士遺孀時特別囑咐：“臨走前要見見，得請兩位嫂子?！?；29日，在井岡山賓館，毛澤東會見了袁文才的遺孀謝梅香、王佐的遺孀蘭喜蓮，并同她們合影留念。毛澤東對她們說：“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边@是毛澤東時隔38年后又一次對袁、王二人的高度評價。<br></h3> <h3>毛澤東65年重上井岡山</h3> <h3>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斗爭時期，井岡山人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付出了很大犧牲，作出了巨大貢獻，留下了寶貴的的精神財富——“井岡山精神”。</h3><h3> 今天，歷史進入了新時代，我們一定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學習、踐行、弘揚“井岡山精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繼續前行。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務實的工作作風、果敢的擔當勇氣邁向2020，邁向2035，邁向2050，邁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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