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解放后，1951年，父親曾進入西南革大黨訓班“學習”，這個班，實際上是為清理甄別川西地下黨而設立的。父親順利“畢業”，并領到一枚“解放大西南”紀念章。 </h3><h3> 父親在四川大學擔任過校辦印刷廠廠長、圖書館副館長、教務處秘書等職務。</h3><h3> 在我記憶中，那時應該是我幾歲的時候。我家住在成都東門法云庵川大印刷廠的院子里，隔壁就是寺廟，長著幾株茂盛的氣柑（柚子）樹，枝丫間掛滿了皮球大小的青色果子。每逢寺廟做法事，僧人就會向天上拋撒帶殼的花生、糖果等零食，讓我們這些看鬧熱的小孩子去撿。</h3><h3> 母親回憶說：“那時候法云庵每天晚上都要敲鐘，聽起來怪嚇人的……” </h3><h3> 離我家不遠就是田壩。夏天，父親會帶我和姐姐去粘“丁丁貓”（蜻蜓）。有一次我們挽起褲腿，光腳下到秧田水中，用撮箕撮了許多“貓貓魚”（小魚）。回家后，裹上面糊油炸，酥脆可口，現在回憶起來，仿佛仍唇齒留香。</h3><h3> 父親的同事梁其英（原地下黨成員）仼職于成都市婦聯，推薦我母親到婦聯工作。母親工作積極，能力較強，是福利部兒童保育科（管全市幼兒園）的業務骨干，曾當過科長，十八級干部，工資80多元（在50年代算是“高薪階層”了）。</h3><h3><br></h3> <h3>母親30歲（1952年）</h3> <h3>50年代初</h3> <h3>1952年7月，成都市婦聯參加市上某次會議或祝賀活動（牽錦旗前排右一是母親，背景為成都舊皇城明遠樓，可惜今已不復存在）。</h3> <h3> 時任婦聯主任王澤（市委書記廖井丹的夫人）很欣賞我母親的工作能力，準備升任為副部長。但后來因為母親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被黨組織拒之門外，當然也就失去了“升官”的機會。</h3><h3> 市婦聯位于成都西門的寧夏街。從我們住家的東門到西門要穿城而過，當時交通遠不如現在方便，母親為了工作，有時幾天才回一次家。婆婆（父親的母親）與父親在家里照看撫育我和姐姐的時間更多一些。</h3><h3> 婆婆有時買菜帶我上街，給我買糖吃。父親做的白糖浸生番茄，則是我和姐姐的最愛。</h3><h3> 1952年，成渝鐵路通車典禮，父親帶我到成都火車站（北站）看熱鬧。除了第一次看見火車時的新奇感與興奮勁，還有鐵路部門免費發放的咸面包，都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深刻印象。后來，我再也沒有嘗到過如此美味的咸面包。</h3><h3> 父親從里到外都浸透了知識分子的習氣，不是當官的材料，也不擅長行政工作，一心只想教書與學術研究。50年代，國內政治氛圍是反英美、親蘇聯，學校不開設英語課，父親的英語專長“無用武地”了。如果想教外語，只能教俄語。高教部規定，教師通過培訓或自學俄語，只要通過相應考試，便可教書。父親刻苦自學，通過了考試，本以為可以上崗，豈料教務處長劉xx（黨外人士）卻偏偏想讓他繼續從事行政工作。情急之下，父親與他爭執起來。川大黨委認為，父親作為一名黨員，與黨外人士爭吵，影響不好，必須寫檢討。但父親認定“錯不在我”，不愿檢討。黨委見他如此“不聽話”，從此不再通知他過“組織生活”，實際上是停止了他的黨籍。</h3><h3> 從此，父親成為“無黨派人士”。</h3><h3> </h3> <h3>1985年3月，母親寫的關于我父親黨籍問題的申訴材料（草稿）</h3> <h3> 大概也就是那段時期，我們舉家搬到市婦聯機關大院居住。我和姐姐被送到西馬棚街的市級機關第一幼兒園“全托”（一周才能回一次家）。每次母親帶我倆坐黃包車去幼兒園時，我們都“悲痛欲絕”，嚎啕大哭，不愿離家到一個陌生的地方。</h3><h3> 現在，只要提起市級機關一幼，母親便會略帶自豪地說：“那還是我幫他們辦起來的呢！”</h3><h3><br></h3> <h3>1952年，母親（左三）在樹基幼兒園</h3> <h3> 1955年，新津中學需要俄語教師，父親自愿從川大調到新津中學教書。1956年當選新津縣人民代表。我六歲半時，從幼兒園畢業，還差半歲才能讀小學，而當時也沒有什么“學前班”可讀，就隨他到新津縣生活。</h3><h3> 父親喜歡川戲，晚上經常帶我上街聽戲。臺上那些連比帶劃、連唱帶念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我看得似懂非懂，只盼著散場后每次都會買的半只“兜兜雞”吃。這是一種放在竹兜里，沿街叫賣的鹵雞——“資格”土雞。味道真的“不擺了”（成都話：好得無以言表），現在想起都要流口水！長大后，我吃過的鹵雞，沒有一種能與之相比。</h3><h3> 星期天，父親帶我去爬城外的老君山，捉山澗里的蝌蚪及小青蛙（請原諒那時我們沒有環保意識）。父親喜歡游泳，跟著他，我在新津南河學會了游泳，這也成為我向小伙伴吹噓的資本之一。</h3><h3> 7歲時，我進入寧夏街小學讀書，又回到婦聯大院生活。</h3><h3> 婆婆是一位典型的家庭婦女，小腳，勤勞，沒什么文化，喜歡抽水煙。令我感到神奇的是，她拿著草紙搓成的捻子，用嘴一吹，其頂端的暗火便能冒出火苗，點燃水煙嘴里的煙絲。而我卻怎么也吹不出明火。行筆至此，婆婆抽水煙時“咕嚕咕嚕”的聲音，仿佛還在耳邊回響。</h3><h3> 我兒時和婆婆睡一床，睡她腳頭給她暖腳。我有尿床的毛病（成都人稱為“湳尿”、“畫地圖”），半夜，她總要叫我起床小便。小孩子貪睡，常常喊不醒，或者半夢半醒不愿起身，她就會用腳蹬我，當然不是使狠勁。</h3><h3> 后來，婆婆因高血壓摔斷腿，不久去世。</h3><h3><br></h3> <h3>1957年，我們全家福（父親46歲，母親35歲）</h3> <h3> 1957年，重慶師專（重慶師范大學前身）成立，經友人介紹，父親前往教授外國文學，別妻離子，孤身赴渝。</h3> <h3>1957年</h3> <h3> 50年代，成都到重慶，坐火車需要10多個小時，算是相距較遠的地方了。雖然遠在他鄉，父親依然關心我們幾姐弟的成長與學習，每月領到工資，總會給我們買圖書寄來，其中包括《三國演義》、《水滸》等等連環圖。家里書多，我們就辦起“家庭圖書館”，給大院的小伙伴們發“借書證”，免費借書給他們看。</h3><h3> 暑假期間回到成都，父親每天安排我們與婦聯機關大院的小伙伴上午做作業，下午跟隨他到西北橋府河游泳，享受童年的歡樂時光。因此，每到放暑假時，婦聯的小孩們都會眼巴巴地盼望“楊伯伯”早點回來。</h3><h3> 1960年，我讀小學5年級下學期時，跟著父親去重慶，轉學到師專附小。其中緣由，大概也有母親為解父親獨在異鄉寂寞之苦的考慮吧。</h3><h3> 因為我是長子，父親對我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父親雖然教授外國文學，但對中國傳統文學也很精通。他每天給我講解古文古詩，例如《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等等，還要求我熟讀并背誦。有時我記不住，他會毫不留情地用竹尺打我手板心。挨打后，我總會跑到附近沒人的土坡上抹淚傷心，西望家鄉，念及與姐弟及小伙伴們相處玩耍的“好日子”，更覺孤單與失落，恨不能插翅飛回成都。</h3><h3> 父親愛書，除了自己購買、收藏外，還經常到校圖書館借書讀，同時也給我借一些外國文學名著，比如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雨果的《悲慘世界》、司湯達的《紅與黑》等等，指導我閱讀（這些大文豪的作品，也是父親教學的內容）。雖然因為年齡尚小，我不能完全理解書中所表達的深刻含義，但至少對我興趣愛好的培養以及素質的提高，起到了雨過留痕、潛移默化的作用。</h3><h3> 隨著歲月流逝，我越來越真切地體會到，父親在文學方面對我的孜孜教誨與嚴格要求，令我終生受益。</h3><h3><br></h3> <h3>父親(前排中間)與重慶師專的學生</h3> <h3>50年代末期，父親（前排左一）在四川高師外國文學編寫組（拍照具體時間不詳）</h3> <h3> 父親潛心教學與學術研究，獨善其身，不合流俗，不想“當官”，更不會處理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師專領導一直希望父親“從政”，兼任中文科主任。但父親有了在川大的教訓，自認為不善于搞行政工作，只想專心教學與學術研究，便對此“好意”一再推拒，惹得領導很生氣，后果很嚴重。再加上父親又從不巴結、討好領導，從此領導便對他多有為難甚至打壓， 不評“教授”職稱，也不準調回成都搞文化研究（父親曾聯系好四川省文史館調去從事古文學研究工作，但師專有關領導卡住不放，因此未能如愿）。</h3> <h3>父親編寫的教學講義</h3> <h3> 雖然當時我少不更事，但與父親朝夕相處，也能明顯感覺到他郁郁不得志的心態。例如有天晚上，酒醉后，他不斷呼喊：“我要飛、我要飛……”可見平時心情的壓抑與苦悶。</h3><h3> 父親歷來節儉度日。他每月工資80余元，寄回成都家里60元，只留20余元作為我們兩人的生活費。身上最值錢的東西只有一塊很早買的懷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為生活所逼，忍痛當了糊口。</h3><h3> 重慶夏日，酷熱難耐，我們就用冷水潑在居室的三合土地面降溫（其三合土質量很差，常常翻砂揚塵）。但“好景不長”，過不了多久，水汽蒸發散盡，暑熱依舊。</h3><h3> 冬天寒冷，被蓋單薄，父親就從圖書館借回許多厚重的精裝書，壓在腳頭，防止體溫流失（是“有辱斯文”的不當還是“被逼無奈”的悲哀，讀者自有判斷）。</h3><h3> 俗話說“饑寒起盜心”。某年夏季某日晚上，趁我和父親熟睡之機，盜賊從居室敞開的窗戶外伸手進來偷走了我的褲子。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損失啊！為此我們心疼了好一陣子。</h3><h3> 父親平常除了教書就是讀書或編寫教材，只有星期天可以抽時間帶我玩。我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師專旁邊的沙坪壩公園。我自己到處找玩的，而父親則坐在茶館里喝茶讀書，桌上擺著憑票證買的一二兩古巴黑糖做的水果糖。在“困難時期”，能吃到這種糖果，已經是難得的口福了。</h3><h3> 有次父親帶我登師專背后的歌樂山，我撿了一塊白砂石石板，回來后刻成浮雕圖像（好像是鴨子與花草），還頗有“成就感”呢。</h3><h3><br></h3> <h3>60年代初，我讀小學時送給父親的畫</h3> <h3> 放寒暑假是我最高興的時候，父親帶我坐火車“搖”回成都（那時的火車速度不快，尤其是“慢車”，中途要停很多站），與母親、姐弟團聚。如果有時我們小學已經放假，而父親還未放假，父親便托付同路的同事，帶我上火車先回成都。</h3><h3> 有一年暑假，也是我們小學先放假。因為找不到同路的大人帶，父親只好讓我獨自回成都，他將我送到菜園壩火車站上車。晚上，火車剛開出不久，好像是到大渡口吧，聽說前方鐵路塌方，火車返回菜園壩，改期（不知何時）再出發。</h3><h3> 菜園壩火車站到師專（沙坪壩）有10多公里，公交車已經收車，當時又沒有出租車（即使有車，我也沒錢），我只能坐“11號車”——邁開雙腿，步行回去。</h3><h3> 走到沙坪壩小龍坎，已是半夜時分。街邊公交站三個小混混見我單身一人，便過來圍住我索要食物。他們年紀都比我大，打，肯定打不過；跑，又“身陷重圍”，無法脫身。我只得將書包里帶的兩個“杠子饅頭”奉上（所謂“杠子饅頭”，即是師專食堂用摻合了糠麩等雜糧的面粉蒸的饅頭，長約十幾二十厘米，狀似杠子，顏色發黑）。那三人得寸進尺，還想動手搜我書包。情急之下，我護住書包大聲道：“我要喊人啦！”他們才罷手放我一馬。</h3><h3> 其實，當時街面幾乎沒有行人，我就是呼救，恐怕也沒誰前來“見義勇為”。幸好，這三位并非窮兇極惡的慣匪，大概只是因為饑餓難忍，才行事不軌的，所以沒有“斬盡殺絕”。萬幸萬幸！</h3><h3> 驚魂未定的我，猛踩“11號車”油門，一路狂奔，逃回師專。</h3><h3> 小學畢業，我回成都讀初中。父親依然留在重慶。</h3><h3><br></h3><h3>（未完）</h3><h3><br></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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