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難忘的情誼之五衛疆 <h3>知青情第五篇:我的知青生涯</h3> <h3>前面發了四篇特殊難忘的情誼，主要記述2018年4月到上海、淅江與原在云南版納東風農場的部份上海知青相聚，大家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話題，過去，現在……那一份牽掛，是那么真摯！<br>里面我提到由于政治的原因吧，換連隊最多的恐怕我數第一。九年在過七個基層單位。<br>1968年2月8日和北京55名中學生一起，經周恩來總理批示，天安門廣場宣過誓，滿懷建設祖國第二橡膠基地，保衛祖國邊疆的激情，于2月21曰到達云南西雙版納東風農場。<br>當時的55人同在疆鋒5隊，一個由退伍軍人，湖南支邊工人，昆明、重慶支邊青年共同組建的新建的生產隊。隨著政治運動一場接一場，雖說不介入派性是我們的初衷，但當時的運動摻雜派性在所難免。單純幼稚的我們靠著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認為主張正義，公正發表意見就可以了。結果兩種不同見解，被上面領導說成是兩派。我們多數派被說成是明八暗炮，路線斗爭覺悟不高，站錯了隊。我們所在的5隊被看成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派駐了工宣隊，進行整頓。正值1968年底上海知青要來，為了政治的需要，強行將這55名北京知青分散到四個不同的分場，十來個不同的生產隊。<br>我們一行17人被分到東方紅農場三個不同的生產隊。<br>1969年云南大的政治運動，一是三月份劃線站隊，二是八月份整黨，隨后還有一個整黨補課。運動中，我們又對不執行黨的政策，將站錯隊的人從扔河里打落水狗到扔到廁所糞坑里打落屎狗的作法提出質疑，并寫材料秘密向省里反映，在總場部召開大規模劃線站隊的現場打落水狗大會時，我們三分場的老北京知青劉安陽，王開平又出面保護疆鋒五隊隊長楊春文不被打落水狗，被圍攻，老北京知青和掌權派在街面上形成對峙，更被說成路線斗爭覺悟不高。劃線站隊運動后，我們55人中的蘇北海、張勁輝本來擔任不同連隊革委會成員，被免職了。隨后又莫名其妙將三分場我們所在的三個隊各提拔了一女生為革委會委員。三隊是李小素，四隊是我，五隊是林力。接下來的整黨運動中，天天晚上在學習班上，"幫助"我們提高認識，中間，總場一把手，革委會主任，軍代表宋天明驅車到四隊，把正在山上干活的職工召集到文化室訓話，把我們大罵了一頓，其中引用我們55名中盧小平給其姑姑的家信中的話語，"其實老工人對我們很好"，被斥責為，什么老工人?工人階級的叛徒！結果，整黨結束，我們這些在學校就是共青團員的團組織關系被掛了起來，整黨補課后才恢復了我們的組織生活。這是我在的第二個隊的經歷。<br>(注:盧小平家信，訴說在農場不公正待遇的現狀，其家人擔憂，將信轉寄了周恩來辦公室，信又被轉到了東風農場。)<br></h3> <h3>這是在疆鋒五隊我們種植的花果山三年芒前同班同去云南的林寶玉，鮑希平和我的合影。</h3> <h3>這是老北京55部份女生在親自種植的橡膠樹前合影</h3> <h3>這是曾上過大版面的一張照片</h3> <h3>返城后，老北京55相聚。</h3> <h3>老北京55部份女生</h3> <h3>攝于1999年夏</h3> <h3>回京后，僅見過一、二次面的伍明。姐弟倆同去的老北京55之一。</h3> <h3>這是老北京55名知青當年在農場的合影</h3> <h3>去云南的北京知青春節團拜會留影</h3> <h3>1969年底還是70年初我被調到三分場六隊，宣布我為六隊團支部副書記，文書。六隊離分場部也是最遠的，55個老北京知青中獨自一人在一個隊的，當時我可能也是獨一份。當年去六隊，是在四隊擔任司務長的張勁輝趕著牛車送的我。年令小點的上海知青來到農場，我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文書要往返于場部，領工資，領工具，手拿肩扛的，吃了不少苦，雖說吃苦精神得到領導認可，知青佩服，但我身體卻出了問題。主因是營養不良，胃出血，人浮腫?；ㄉ?、黃豆地里中耕一天回來，臉腫的都變了形。<br>這是我在過的第三個生產隊。在六隊期間，老北京中唯有劉青曾去過一次。</h3> <h3>不同時間段，回訪東風農場時，與三分場六隊的湖南老工人張伏秋、易家仁夫婦分別合影留念。</h3> <h3>為照顧我，將我調到三分場五隊。五隊有我們老北京知青4人，林力、張春榮、周長生、王開平和開達。這是個種植水稻的隊，林力是司務長，張春榮是文書。這個隊有所三分場小學分校，一排茅草房，分隔三間，分別為一至三年級教室，有三位教師。我被分配教一年級，有十來個學生。<br>我和老同學一起開伙，大家也很關照我，慢慢的我的身體好了起來。<br>隨著大批知青的到來，農場擴建，大家又各奔東西，到新分場，新的生產隊戰天斗地。林力去了十五分場，開平、開達哥倆去了九分場，長生去了十四分場，張春榮要去十二分場。這時的我心中盤算，大家都去了艱苦的新分場，我留在老隊里，感覺不好意思。更為擔心的，我們一直處在挨整的境地，剩我一人，往死整可咋辦？我專程跑到四分場找到在那的總場領導李秀奇，向他訴說堅決要到新建場隊的決心。當時他未同意，勸說我當老師挺適合我。<br>私下里，我和張春榮說好，只要她走，我就和她一起走，不辭而別。<br>十二分場拖拉機來接張春榮，我將木架子床和我的行李一起搬了上去。拖拉機到三分場場部裝抖笠，停放在場部球場邊，分場一把手丁才該發現車斗里有兩張床，下令搬下一張。我不敢吭聲，怕再把我人扣下，這樣我到了十二分場一隊。</h3> <h3>就是高舉這這面戰旗，一路高歌到的版納。</h3> <h3>十二分場一隊，是我在的第五個生產隊。張春榮在一隊待的時間不長，調到分場部任黨委秘書去了。我在一隊，那時正是建設兵團建制，我曾被連隊樹為四個知青（俞可英、朱德龍，？）標兵之一，后提為連隊的副連長。在小上海知青到達連隊后，由我主要負責組織新知青的學習。因都是年青人，帶他們到大勐龍趕街，關系還是很融洽。<br>一連的指導員和連長都是六四年的退伍軍人。指導員黃文彩性格溫和，連長徐定平有些霸道，倆人有些不合。我年輕、簡單，還有些幼稚。1971年我請探親假回了趟北京，返回連隊后，好幾位連隊的骨干，班排長向我講述連隊搞了次整風，把他們整的灰頭灰臉，歪風邪氣上升。</h3> <h3>十二分場一隊和文書一一北京知青肖昭平，重慶知青雷飛琳、戴元惠。那時不大會照相。</h3> <h3>為此，我也搞了點小調研。還沒等怎么著，連長對我開了炮。發動針對我寫小評論，張貼在文化室的竹笆墻上，晚上全連大會，矛頭直指我，給我提意見，且不讓我發言，說這是群眾意見。就連當時24歲的我尚未談戀愛，只是在帶他們到大勐龍趕街時，碰到老北京男同學站在一起聊天，也被他們攻擊為作風不正，談戀愛……，為此，總場部(團部)還專門派了工作組到一連調查。事情結束后，將我調往離場部更遠的條件更艱苦的五連任副連長。臨換連隊時，營副教導員張振谷找我談話，說我入黨申請未能解決，主要是路線斗爭覺悟還不夠高，一連班子的矛盾，我也有責任。<br>我調出一連后，連長徐定平強奸女知青敗露，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只可憐他那少數民族的婆娘帶著四、五個不懂事的孩子是怎樣挨過那漫長的時日？<br>在一連有趣的一段故事，我還想說說。那年，出了林彪9.13事件。團里組織骨干在團部辦學習班，學習中央文件。我趕街時，恰巧遇到三分場六隊和我同校的同學，她邀我到她那去看中央文件，我也答應了。后巧在街上飯館吃飯時，又碰到老北京同學王惠民，他在十二分場衛生所當大夫，飯后，我們就一起到總場部到老北京同學何龍江那看了文件，之后，一路返回十二分場。不巧的是三分場那位同學的中央文件丟失了，當時，這可是大事件。我成了懷疑對象。再巧的是，總場部晚上有演出，我連上海男知青應關毓，患有癲癇病，腦子有些問題，演出結束后，盲目爬上一輛車，被拉到了三分場武裝連三連，跳下車，他傻眼了，詢問他，一問三不知。只說出了劉衛疆的名字。因我是從三分場出來的，都認識我，才確定了他的身份，被送回十二分場。后這位知青被病退回了上海。<br>這些插曲，當然我要被審查，總場專案組都找過我。</h3> <h3>有前邊這么多過程，到十二分場五隊的我，其實是最消沉的階段。不愿多管事。但不能忘，初到五連，我沒木架床，是睡在竹樁裁地下的全竹子簡易床，后曾同在過三分場六隊的湖南老工人張伏秋的老公易家仁給我做了一張木床頭單人床，從總場畜牧隊翻山走路挑到我在的十二分場五隊。后五隊的重慶知青小弟陳錫文又給了做了一張更精致些的木床。這些往事，終生難忘。五連上?？h的年輕人居多，當年成雙成對確定戀愛對象的居多，茅草房大間隔成小間，拉上簾，就是兩人世界。當年，年僅19歲的王亞花為生老二大出血而去世，留下人間悲劇。這個連隊的氛圍和我走過的連隊確實有些不同。那時，我也苦悶著，怎么辦？就在這地方待一輩子了嗎？家中親戚也在張羅給我介紹對象。一天，總場領導李秀奇來到我們這山洼，特意等著要見我，那天，正下著雨，我這負責后勤的副連長上山去挖木薯當連隊的下飯菜去了，下山時，一身泥水……可能觸動了領導的側隱之心！再則，就在五隊那段時間，我和蘇北海的戀愛關系也確定了下來。時隔不久，就要調我到農場的農業中學去任教。農中的副校長，教務主任張振芬坐著手扶拖拉機專程到五連催我上任。也就在這時，營長張家瑞親自過問我的入黨問題，對我說，把組織問題解決了再去農中，農中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去了，組織問題怕不好解決。就這樣，五連的指導員丁生桂、副指導員山明花作為我的入黨介紹人，一周后，黨委會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我帶著喜悅走上了新的崗位。那是1973年的9月。這也是我在過的第六個生產隊。這個隊的知青除了陳錫文為我打制木床外，昆明知青好友任清富、上海李躍民在我結婚時，都幫我打制了實用家具，雙人床、餐桌、折疊騰椅、木靠椅等。真是終生難忘。知青情，情似海。</h3> <h3>到農中后，我先后接手初二的語文課，后又接手初一新生班，帶了兩年，又轉手接高一，一直教語文和政治。擔任班主任期間，我所帶的初一2班曾被評為先進班集體。除了任課和擔任班主任外，還分配我負責學校紅衛兵的工作。在那段時間，和高中學生紅衛兵大隊長解建泉，賀家敏也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在農中工作的三年半時間，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出席了西雙版納州的先進生產者，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br>但，說實在的，我一個高68屆學生，高中只讀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教書，實在是誤人子弟了。<br>這是我在農場的第七個單位，也是最后一個單位。<br>1977年2月，我結婚半年后，享受照顧夫妻關系，調到云南省農科院工作，1979年底又調到云南省檢察院工作，1990年又享受知青有關政策回到北京，在北京市檢察院從事相關業務工作。從198O年到2004年相對穩定的檢察工作中，也曾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并榮立個人二等功。<br>知青的特殊經歷，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種精神財富。對我來說，曾遭遇過的不公正，不公平政治待遇，也造就了我要公正，要主張正義的司法品格！</h3> <h3>在農中和一個應屆畢業班師生大合影</h3> <h3>曾經共過事的農中教師</h3> <h3>69年回京探親天安門前</h3> <h3>76年探親在頤和園</h3> <h3>曾在十二分場一連的</h3> <h3>我到重慶與一連戰友相聚</h3> <h3>十二分場北京知青在我家相聚</h3> <h3>十二分場的</h3> <h3>回城后還常相約一起活動，爬香山。</h3> <h3>都到了古來稀的年令了</h3> <h3>一個學校不同年級不同渠道一批去的云南</h3> <h3>現在可聚不齊這么多人了</h3> <h3>回訪云南在昆明，與曾一起在農場共過事的知青戰友們合影留念。</h3> <h3>云南的劃線站隊，中央在1975年？正式發文，給予否定與糾正了。</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