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中的母親

疏香園筆記

自序 再過幾天就是我母親的出生紀念日了，每年這個時候恰逢母親節，微信會有很多寫母親的文章。我正是去年這個時候看過《江上的母親》，文章哀婉凄涼讓人倏然淚下，想象得出野夫是含著淚花寫完文章的吧；前兩天又看到任正非先生寫的《我的父親母親》，文字不多但字字真切，任先生文末的感傷正好觸動了我心中積郁多年的對母親的愧疚之情。于是拾筆續寫2009年未寫完的文章，想是真有所感，當年下筆艱難，而今如涓涓細流汩汩而出，寫起來極為順利，寫完后心里也舒暢了許多。 一 十年前的這個寒冬，在離春節不到半月的日子里，母親終于徹底擺脫了病痛的折磨，溘然逝去。我和父親白天黑夜的守在母親床前，看著母親身體衰竭氣息奄奄，最后眼睜睜的看著母親撒手人寰離我而去，每每念此，我總是淚流滿面，悲從中來。 母親去世的最初幾年，我常在夜晚重復著同樣的夢境：躺在床上病痛纏身的母親，站在病榻前無可奈何、不知所措的我，那種凄涼哀傷痛入心扉。每夢到此，總會驚醒， 而伴隨我的，是打濕的枕頭、無盡的傷感及又一個不眠的夜晚。在這十年的時間里，逝去的母親以這樣的方式反反復復出現在我的夢中，雖是凄清傷痛，但能常在夢中見到母親，于我來說也是一種莫大的安慰。 二 母親生日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初七，外公是宜良草甸走街的貨郎，母親的母親是何許人，母親自己也說不上來，從記事起就跟著我的外公、外婆生活，外公是親生父親，而外婆并非生身之母。外公、外婆走街賣貨，到了嵩明邵甸，也就是后來的白邑鄉現在的滇源鎮，不知是何原因，就在馬腳村定居下來。外公、外婆頭腦活絡，通過做小買賣、種植鴉片，沒過多少年就積攢了一份不錯的家業，家道還算殷實。但這樣的境況并不長久，新中國的土地改革運動，把外公、外婆幸苦掙得的家業全部沒收充公，還被劃為地主份子，天天在村里挨批受氣。外公、外婆共有兩女四子，母親是老大，再加上不是外婆己出，在家總會受些冷遇，家中田地比一般人家多些，家務活、田地活計自然不會少，讀了兩年小學，就回家幫著料理家務和農地活計了。照理說也是“地主”家的大小姐，但母親自小就沒有享受過 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悠閑時光和快樂生活。土改以后，境遇更是每況愈下，田地、房屋都已充公，村里重新給外公家分了一間兩層的耳房，家中缺食少衣擁擠不堪，于是一家人都盼著母親能早點嫁出去。家里藏有母親30歲左右的照片，那時的母親長得非常的端正，在我眼里是非常漂亮的了，因是地主子女成高，確實難找人家嫁不出去，后來每每談及此事，母親總是耿耿于懷。母親嫁給父親時，已經19歲，在那個年代也算是晚婚了。 父親能夠娶得母親，卻是因為家境過于貧寒，本村難得找到媳婦。從后來的情況看，這應該是父親的福氣，也是我們弟兄姐妹的福氣。父親比母親長一歲，八歲那年奶奶突然去世，沒過多久，抽大煙的爺爺就拋下父親，一個人跑到河對面的村子入贅上門去了。成了棄兒的父親只能跟著他當兵回來的二叔一起生活，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雖然父親聰明好學，娶母親時已是遠近聞名的小木匠，但家徒四壁，與母親倒真是門當戶對的了。 母親共育有五個子女，從1958年大姐出生，到1977年弟弟臨世，生養子女持續了二十多年，從三個姐姐到我的出生，每個間隔三、四歲，我和弟弟又相差了8歲，我曾問過母親， 為何我們弟兄姐妹年齡間隔如此均勻，不似一起長大的鄰里親戚，大多是一年、兩年就生一個。母親笑答：主要是那個年代營養太差，想生也生不出來。但據我所知，母親每隔三年或是四年生育一個子女，與大多數鄰家生七、八個僅能成活四、五個相比，母親所生子女個個都能健康長成，以當時的生育條件和生活條件，雖不能稱之為奇跡，但絕對算得上得上是優生優育了，母親是如何做到的，我想不出來，但這足可看出母親不凡的智慧了。 三 我出生的時候，母親已經31歲了，和那個年代走過來的大部分小伙伴不一樣，在我童年以至于整個成長的過程中，即便是生活艱困、吃穿用度經常難以為繼，但記憶依然是那樣的美好。這既是我天生性格養成，又是在成長過程中深受母親的影響所致。剛有記憶時，母親是典型農村已婚婦女打扮，挽著一個不小的發髻，頂著花頭巾，穿藍色棉布連襟衣服。再后來，母親和鄰家幾位嬸嬸伯母一起同時剪去長發，改為齊肩短發，額前留有整齊的劉海，穿藍色棉布披領上衣，這種裝束，基本就是我對母親衣著的主要記憶。 一家人的衣服鞋子，都由母親一人親手縫制， 衣服的式樣不變，但母親總能做出些別致的地方，棉布褲子膝蓋和屁股部分最易磨損，經母親多次縫補后穿在身上也很得體。大人小孩穿的布鞋，底子用舊布片一層層粘在一起、一針一線穿納而成，針腳細密費力費工。那個年代做新衣服雖不是常有的事情，但一家人的縫縫補補，母親大多在參加生產隊勞動的間隙來做，雖是手巧實在辛勞。 我七歲在村里上小學，臨時才想要取個讀書的大名，父親不在家，母親鄭重其事與我商量，按照家族輩份，給我取名孝春，我很是喜歡，比之鄉下常用的取名用字，我覺著多了幾分文氣。上學的新書包是母親趕制的，全新的藍色棉布書包，凡有棱有邊的地方都用白布鑲上細邊，正面繡個紅五星，書包蓋用兩個暗扣扣緊，幾十個新同學，我的書包是最最好看的了。 吃飯是那個年代農村婦女面對的最大問題，在生產隊集體的機制下，口糧從來沒能夠滿足社員的需求，白邑主產大米，但多數時候都是主雜糧混食，雜糧是麥面、包谷、洋芋和蕎面，青黃不接的時候，就連雜糧也可能斷炊。吃麥面的時候，母親還會摻合面蒿、苦老頭等植物一起做成面絲兒，面皮搟的極薄，面絲切得很細，摻入嫩綠植物，有股淡淡清香，好看也好吃。家里吃飯雖不用按人分飯， 但年歲大的要多吃雜糧，我最小，母親總是給我盛米飯，可我還偏愛吃母親做的的雜糧，甚而會在飯桌上撿食姐姐們挑揀出來的包谷飯、蕎疙瘩等難于下咽的雜糧。直到現在，只要餐桌上有雜糧就不吃米飯，和那個年代走過來、吃厭了雜糧的同齡人不同，我的這種情結主要是來自于兒時對母親的美好記憶。 四 兒時的回憶固然美好，但母親生活的現實卻是很殘酷的，母親成家后境況之艱難，是我們后面出生的人無法想象的，貧困是那個年代所有家庭的最基本特征，只是母親和父親的困難程度遠甚于其他人家，結婚時雙方家里都沒有一件象樣的嫁妝。婚后一年大姐出生，正趕上全國在開展轟轟烈烈的的大躍進，二姐出生又遇到三年自然災害，三姐出生后就開始文化大革命。國家的命運折射到一個普通農家，那個年代一般家庭經歷過的艱難困苦，母親一樣也沒能幸免，而一般家庭沒有經歷的，母親也不能幸免，家中沒有老人幫忙帶孩子，母親要把孩子背在背上去出工，給地主富農子女分配的都是又臟又重的活計，晚上還要集中開會學習，身體的疲累和精神的折磨，可以壓垮一個壯漢，可母親卻挺了過來。 我的記憶始于70年代初，這時家中情況已有所好轉，三個姐姐漸次長大，大孩子可以帶小孩子，還可以幫忙做些家務和輕省的田地活計，地主富農也不在批斗了。村上給每家分了菜地，還允許有一塊自留地，日常生活的菜蔬自給自足，自留地每年種一季包谷、一季洋芋，可補充分配口糧的不足。父親參加生產大隊的基建隊，常年在外，家里一應事情均是母親操勞。弟弟出生后，緊接著就是田地下放到戶，母親要承擔全家人約七畝水田、七八畝旱地和山地的耕作，幾個姐姐可以分擔一些，但最勞心勞力的還是母親。大姐在二十多公里外讀高中，周末返校時母親都要去找鄰里借錢，常常是走好幾家也不一定能借到，姐弟幾個都在讀書，學費、書本費、生活費著實是讓母親費勁了心思。 五 母親最終是因肺心病過早離世，而其病因可以追朔到更早的時候，據母親自己說，還在未嫁之時就常年在田間地頭勞作，家鄉到處都是清泠泠的水溝，熱了就抄一把冷水洗臉，渴了就捧涼水解渴。家里沒有人幫帶孩子，不論寒暑夜間常要招呼孩子喝水撒尿，感冒咳嗽是家常便飯，生病不能及時打針吃藥，即便到了公社衛生所看病， 也是缺醫少藥療效甚微，久而久之感冒咳嗽就拖成了支氣管炎，晚上尤其咳得厲害，經常是夜里一陣接一陣的咳嗽，大家似乎都習以為常了。再后來姐姐們出嫁，我也到昆明讀書，聽不到母親的咳嗽聲，也就漸漸的沒有再當一回事了。 大學畢業后我在昆明大板橋工作，忙著上班、忙著結婚生子，除逢年過節極少回家，也很少會去想父母親的生活，只有母親在默默的忍受著病痛的折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母親的支氣管炎影響到肺部，肺部病變又影響到了心臟，心肺功能嚴衰退，已經病得很重了，可我還是沒有去關心照顧她。家中已經不再種田種地，父母親在村中守著小雜貨店辛苦賺錢，供弟弟讀書，日子過得一點也不輕松。 及至1994年我兒書城出生，我接母親來昆明幫忙帶孩子，鄉下鄰里親戚都以為母親可以跟我到城里享福了。此時母親身體已很不好，從早上我和愛人出門上班，要她一個人料理小孩子的吃喝拉撒睡覺玩耍，心力實已不濟，可她勉力撐著從不抱怨、不叫苦叫累。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意識到母親咳疾的嚴重，每天晚上都長時間不停的咳嗽，我找了各種止咳藥物都沒大用，按中醫藥方吃了很長時間，療效不大卻把胃口吃壞了，后來大量服用抗生素藥物，倒有一定的療效。 孩子再大一些，母親實在帶不動了，只得送給岳母去帶領，我只好把母親再送回鄉下老家。 疾病就此再也沒有放過母親，回到鄉下后感冒咳嗽成了家常便飯，不停的吃各種藥，1998年春節過后，我與家人商量后把母親接到昆明部隊醫院住院治療，一送進醫院醫生就確診肺心病晚期，并下了病危通知，先前也想過病情嚴重，但手捧病危通知我是既驚恐又害怕。母親在醫院住了約二十天，這段時間是我長大后與母親最親近的時光，上午守著母親打針，陪著母親說話，下午扶著母親在過道上慢走幾趟。母親得空就跟我說話，講了好多過去的往事：有待字閨中的情景、有婚后生活的艱辛、有子女兒時的趣事、有村中流傳的舊聞以及帶孫子時的開心，她知道自己的病情，但在言談舉止間卻看不出絲毫的哀傷和怨恨。 病情一有所好轉母親就要求回家，疼每日近五百元的住院費用，不想讓我們再花錢。經醫生同意出院回到鄉下老家，鄰里親戚帶著雞蛋糖果來看望的，每日絡繹不絕，讓母親頗為感動。這時候雖然在家里可以打針吃藥吸氧，但病情還是反反復復，母親不想上昆明看病，于是就在縣醫院和鄉衛生院間多次輾轉，到了1998年底，病情愈發惡化，就把母親拉回家了， 用農村人的話說，這其實就是在等日子了。母親以其超強的耐受力，安詳平靜的走完了人生的走后一段路程。后來我才明白正是這種超強的忍耐與樂觀平和的心態，支撐著母親度過了她短暫而苦難的一生。 六 回憶這幾十年走過來的日子，我最最有愧的就是都不起我的母親，年輕的時候沒想到要照顧她，屬無心，條件不好時沒有照顧好她，屬無力，可后來條件好了也沒有好好去照顧她，就實在是有愧。我至今能做的，就是照顧好仍然健在的老父親，使其能愉享晚年；在每年清明、冬至時節盡量約齊家人到母親墓前去憑吊祭掃，節假日兒子回到家中，我一定要帶著兒子陪著父親到母親墓前坐一坐，母親生前極喜歡她的這個長孫。 而所有這些都是在寬慰我對母親的愧疚之心。 母親依然在我的夢中，母親永遠在我的心中。 二Ο一六年五月六日寫成于嵩明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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