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 遠眺現在的隆林縣者浪鄉者浪村那畔屯</h5><h3><br></h3> <h1><br></h1><h1>《那個邊遠的地方》</h1><h3><br></h3><h3><br></h3><h3>文 / 張 一 兵</h3><h3><br></h3><h3><br></h3><h3>謹以此文，獻給曾在廣西隆林縣者浪公社者浪大隊下鄉插隊的知青們，和在那片土地上，與這些知青結下深厚情誼的鄉親們
</h3><h1>目錄</h1>
前言
一、少年人生的逆轉
二、磨難生活的開始
三、純樸友善的鄉親
四、從不適應到適應
五、知青政策的變化
六、得以傳承的情誼
后記<br><h3><br></h3> <h5>▲ 1972年，知識青年（后排左起）李敏、雷德愛、張爾利和龍傳英與生產隊要好的小姐妹們一起合影</h5><h3><br></h3> <h5>▲ 2018年9月11日，雷德愛（后排左二）、張爾利（后排左三）、李敏（后排右二）和龍傳英（后排右三），在那畔屯與當年房東和要好姐妹的喜悅重逢</h5><h3><br></h3> <h1>前言<br></h1><h3><br></h3><h3><br></h3><h3>今年9月16日，是老伴張爾利下農村插隊49周年日。為緬懷和銘記近50年前那段令她魂牽夢縈的歲月，爾利和摯友雷德愛提前就發出邀約，請曾在同一個生產隊插隊的中學同學李敏和龍傳英，于9月11日，一同前往插隊的地方，看望當年那些仍然健在的鄉親們。在此之前的不同年份，她們當中或結伴或獨自，都曾回去過。而此次是她們首次聚齊同往，實屬不易。我作為車夫有幸隨往，并有機會目睹了許多感人的情景和場面。</h3><h3><br></h3><h3>我與爾利相識42年了，這些年來，她時常向我講述她當年下鄉插隊那段經歷。和她一樣，我也曾當過知青。作為同代人，我們相仿的年齡，相同的命運，相似的經歷，卻演繹出不同的人生故事。他們的這些故事，以及故事后來的延續，雖然樸實無華，卻很有感染力，我常為之思緒涌動，終于禁不住有感而發。
爾利幼時隨父母支邊，從遼寧撫順來到廣西南寧，她那時剛滿5歲。平時父母工作較忙，家中有4個孩子，她多與奶奶相處。奶奶源自傳統的言傳身教，對她童年的成長，有過較大的影響。<br></h3><h3><br></h3><h3>南寧現在的天桃小學和二中，多少年來，一直是全市中、小學的佼佼者。這兩所學校，曾是爾利當年的母校。因文革期間的串聯活動和停課鬧革命等原因，初中階段基本上沒念成什么書，雖名義上拿到畢業證，卻又適逢上山下鄉運動。那個年頭，可謂是命運多舛。<br></h3><h3><br></h3><h3>文革期間，爾利的父親在單位的領導崗位上被打倒，定為走資派，三天兩頭被批斗。父親受到的政治迫害，對尚在讀中學的4個孩子，產生過很大的消極影響，事實上還造成過很不公正的對待。1968年，毛主席號召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爾利父親所在單位，對職工子女上山下鄉的去向，有過不公正的干預，存在歧視性的區別對待。<br></h3><h3><br></h3><h3>當時二中校方根據有關規定，認為爾利年齡尚小，而且其姐姐和哥哥已經下鄉插隊，不屬于必須上山下鄉的對象，就考慮讓她升學繼續念書，并上門征求學生家長的意見。爾利父親也很贊同學校的建議。但在征求學生父母所在單位意見時，單位革委會有關領導堅決不同意學校的建議，認為爾利屬于走資派子女，必須要下鄉插隊，而且要求送往條件艱苦的邊遠農村，老老實實接貧下中農再教育。<br></h3><h3><br></h3><h3>在當時，凡屬于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子女、走資派子女、招工參軍政審不合格的學生，通常會被安排到邊遠貧困的農村去。當然，被分到邊遠貧困農村去的知青，并不都屬于上述三類情形。</h3><h3><br></h3><h3>就這樣，1969年9月16日，爾利告別父母，被送往廣西最邊遠的隆林各族自治縣插隊，而她那時還不滿16歲！不難想見，當時爾利的父母，對自己這個尚未成年，從小在城市長大的女兒，不得不去往那個邊遠的地方，內心會是多么牽腸掛肚和放心不下。
不得不說，現代社會，凡在法規上實行株連無辜的制度，或在社會上對殃及子女命運的行為予以漠視，甚至縱容，都是歷史的嚴重倒退。</h3> <h5>▲ 1969年夏天，爾利（后排左二）下鄉前，與姐姐、哥哥、妹妹和父母合影</h5><h3><br></h3> <h3><h1>一、少年人生的逆轉</h1>
1969年9月18日，爾利和二中的13名同學，以及另外兩個南寧鐵中的學生，被送往廣西邊遠的山區一一隆林各族自治縣者浪公社者浪大隊，開始他們尚未成年的插青生涯。爾利和雷德愛、李敏、龍傳英4位女知青，分在第一生產隊（即現在的那畔屯）。該隊的村民基本上是壯族，當時大多數村民只會講壯話，只有少數人才會說類似桂柳話那樣的語言，幾乎沒有人會說普通話。她們4人中，李敏年齡稍大，雷德愛次之，爾利最小。據雷德愛后來說，最初聽說要安排她到南寧郊區農村的瑯東插隊，她嫌離家太近不好玩，便主動要求到更遠的農村去。也正是這樣的機緣巧合，結成了爾利和她后來的終身情誼。
另外10個二中同學和兩個鐵中學生，分在其他生產隊，其中楊江東、王健、黃念和陳肇榮被分到紅星生產隊（即現在的那弄屯）；陳柳任、謝瑤華、李旭鮮被分到高峰生產隊；周援朝和張蚌京被分到第三生產隊；李振寧、王元善、黃任有和梁爵華被分到千金生產隊。據說在這批知青中，王健和楊江東的年齡最小，王健剛滿15歲，而楊江東還不到14歲。
成行那天，二中革委會領導、工宣隊員和老師，在校歡送1969年應屆畢業生首批下鄉同學，并全體合影留念。<br></h3> <h5>▲ 1969年9月16日，南寧二中1969年應屆初中畢業生，第一批到農村安家落戶的學生合影留念</h5><h3><br></h3> <h3>隆林各族自治縣位于廣西的西南邊陲，緊鄰貴州省，地處云貴高原的東南邊緣，境內海拔較高，以中山為主，無平原，地勢南部高于北部，自西向東傾斜；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夏無酷熱，冬無嚴寒。所在區域在古時被稱為夜郎國，是人們常說的 “ 山高皇帝遠 ” 那種地方。<br></h3><h3><br></h3> <h5>▲ 隆林縣在廣西地圖上所處的位置（箭頭處）</h5><h3><br></h3> <h3>隆林是個多民族的自治縣，主要居住著苗族、彝族、仡佬族、壯族、漢族5個民族。這里民風純樸，人民友善，治安良好。<br></h3><h3><br></h3> <h5>▲ 隆林各族自治縣行政區劃圖</h5><h3><br></h3> <h3>從二中分到邊遠農村插隊的學生，很多都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在填寫家庭出身時，很多人會填寫 “ 革干 ”。李振寧當時不太明白 “ 革干 ” 的意思，就問他老爸老媽，他們回答說，“ 革干 ” 就是革命干部啊。其實他父母都是學生，一個是上海人，一個是田東人，50年才參加工作，均為基層財務干部，屬于很普通的本份人。不過在者浪插隊的同學里，確實有老紅軍、老八路的子女。</h3><h3><br></h3><h3>李振寧回憶，他下鄉的當天，只有三個妹妹來為他送行，最小的妹妹那時還在讀小學。父母之所以沒有來，一是因為來不了，父親當時下放到外地農場勞動；二是因為不便來，母親在單位被批斗，怕影響到兒子的前途。四個均未成年的兄妹含淚作別，內心充滿著不舍和酸楚！</h3> <h5>▲ 當年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宣傳畫</h5><h3><br></h3> <h5>▲ 當年到者浪大隊插隊的部分知青合影</h5><h3><br></h3> <h3>據李敏回憶，1969年9月16日，她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當時她滿腔熱情，偷拿家里的戶口本，報名到最艱苦的農村去。她和二十幾個同學帶著大紅花，坐在卡車上，唱著革命歌曲，來到隆林縣者浪公社。他們4個女生被分到者浪大隊那畔小隊插隊，受到鄉親們的熱情歡迎。她感到在農村三年的艱苦生活，其實是對自己意志品質的磨礪，并在艱難困苦中懂得了珍惜。三年的知青生活，她和村民一道插秧，割稻、曬谷、打場、碾米、砍柴、加工米粉，正是這一次次難忘的經歷，在她飽嘗了人生的艱辛、痛苦和幸福之后，豐滿了她人生的羽翼。在后來的生命歷程中，已無畏被困難所壓倒，這是作為知青的最大收獲。<br></h3><h3><br></h3><h3>被分在高峰生產隊的陳柳任回憶，9月16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49年前的這一天，走上了人生新征程，現回想起，無限感慨！他插隊的生產小隊，是地處山頂上僅有15戶的小村寨。進到村寨，有一種頭頂藍天，腳踩白云的感覺。他當時心涼了一大截，第二天竟然跑到公社吵鬧，要求調換生產隊。在公社吵鬧了兩天，自然于事無補，才怏怏不樂回到小隊。</h3><h3><br></h3><h3>那時在隆林農村，很容易找到馬騎。有次公社辦知青學習班，楊江東因回河北老家時，學會了騎馬。那天他騎著馬奔跑，威風凜凜，陳柳任看見羨慕極了，于是提出也要騎。當時他對江東說自己不會騎，你可不要趕啊。江東嘴上說，不趕，不趕。等他騎上馬后，江東就拿樹枝抽打馬屁股，馬受驚一路奔跑。陳柳任駕馭不住，從馬上摔倒在田里。陳柳任怒火萬分，回頭找到江東，和他從公社辦公二樓扭打到樓下。過后，我們兩人又在學習班坐到一起。現在想起來，感覺十分好笑。</h3><h3>
半年后，與貧下中農分開吃住，陳柳伍和李旭鮮、黃元善到縣城買裝稻谷的竹婁，買到后準備回小隊。這時碰上縣城隆中一些較調皮搗蛋的學生，雙方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眼看就要打架。他們三人當時人少，背靠背，手拿竹桿，準備應付這些小流氓。因為是趕圩日，也有許多知青慢慢聚攏過來支援我們。一場群毆眼看爆發，好在縣里及時出面制止。事后公社書記說，這些小孩調皮，要嚴管。<br></h3><h3><br></h3><h3>李振寧后來還透露一件事，他們十幾個知青當時是怎么分到者浪的來龍去脈。鄧玉杰當時是隆林知青代表，陪胡老大（隆林縣知青辦負責人，當時知青都這么稱呼他）到南寧二中接收知青。他們一看名單，怎么這批二中學生都這么小啊！大多是53、54年的，還有55年的！家庭出身大多是革干，鄧玉杰就對胡老大說，這些學生太小了，還是分到靠近者浪一點的生產隊吧，沒想到胡老大竟然應允了。鄧玉杰也在者浪插隊，他所在的生產隊離千金生產隊大約4里路，所以我們才有緣在一起相識。</h3> <h5>▲ 準備奔赴廣闊天地的知識青年（圖片源自網絡）</h5><h3><br></h3> <h3>隆林距南寧400多公里，直線距離看似不算很遠，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道路交通狀況十分落后，從南寧到百色為三級公路，而百色到隆林為四級公路，行走在這樣的公路上，平均車速也就二、三十公里每小時。從南寧市去到插隊的村子，須耗時兩天半。第一天從南寧坐早班車到百色，夜宿百色；次日一大早再坐班車從百色到隆林，夜宿縣城；第三天就沒有交通工具了，需要步行二十余里，才能走到村里。</h3><h3><br></h3><h3>十一年前，廣西建成從南寧通往百色的高速公路，八年前，廣西又建成從百色通往貴州的高速公路，并從隆林經過。現在從南寧駕車前往隆林，可全程走高速，僅需5個小時就可抵達。隆林一一那個曾被視為邊遠的地方，別的方面暫且不提，僅從道路交通的發展，已今非昔比。</h3><h3><br></h3><h3>第一生產隊座落在半山腰的地方，當時有13戶人家，屬于窮鄉僻壤之地。初來乍到，沒有現成的房舍，只能兩人一組，安排住在干部家中。李敏和龍傳英借住的人家，房東梁順達是公社武裝部部長，其妻熊金定帶著4個男孩住在屯里務農。這4個男孩的年齡，都比李敏和龍傳英要小，他們都管她倆叫姐。一年多后，他們家又添了個男孩。爾利和雷德愛借住的人家，房東是者浪公社供銷社的會計，其妻帶著3個女孩住在屯里務農。同樣，這戶人家的3個女孩也都比爾利和雷德愛要小，故管她倆叫姐。</h3><h3><br></h3><h3>頭一年，她們是免費在村民家吃住的。因那時家家的日子過得都不寬裕，而且借住房東家的子女較多，為不加重房東家的負擔，隊里把每兩人中的一人，分別安排到另外兩戶人家吃飯。管爾利吃飯的這戶人家姓班，家中沒有男孩，故為女兒招了個上門女婿。爾利管班家的女兒叫嫂，那時班嫂還不到30歲，不僅為人善良，還長得很標致。她至今仍健在，今年已滿80歲了，看上去還挺精神。爾利她們這次去看望她，大家在聊起過去時，她顯得很興奮，雖然年紀大了，但對許多往事，仍記憶猶新，如數家珍。</h3> <h5>▲ 張爾利和李敏看望班嫂</h5><h3><br></h3> <h1>二、磨難生活的開始</h1><h3><br></h3><h3><br></h3><h3>小小年紀，又是女孩，突然從城市來到山村，無親無故，對她們幾個知青來說，不難想見，會有多么不習慣和不適應。例如：生活方式不習慣、衛生條件不習慣、環境氛圍不習慣、語言習俗不適應、農活技能不適應、勞動強度不適應 . . . . . .。雖然困境重重，但她們卻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更不敢辱沒自己肩負的使命。現在之所以還這樣表述，我是想還原歷史語境。雖說那一代知識青年，從忠誠的毛主席紅衛兵，突然變身為需要被再教育的知識青年，身上的光環驟然退去，但在這些被文革洗禮過，且又少不更事的年青人身上，或多或少還留存有著浪漫主義色彩和理想主義鉛華。</h3><h3><br></h3><h3>初到農村，爾利不僅不會干任何農活，而且連擔水劈柴、生火做飯和縫補織繡這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都不會。隊里沒有自來水，需到山下的小河中去擔。爾利擔水不會換肩，一換肩扁擔就會滑落，所以她不敢直腰挺肩擔水，只好佝僂著行走，讓背部來承受扁擔重壓，像個駝背人一樣，看上去令人忍俊不禁。擔水行走還走不穩，水桶擺動大，水容易晃出，擔到地方也就剩一半水了。就這看似不算很難的活，爾利楞用了近一個月才完全學會。
雷德愛從小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為照顧老人，會做一些家務，到農村后的適應能力顯得較強，所以她經常不厭其煩地教爾利做這做那。在爾利眼里，雷德愛就像個大姐一樣，心里對她充滿欽佩和感激。兩人相處久了，很自然就從普通的同學成為了要好的朋友。<br></h3><h3><br></h3><h3>最初感到語言是個問題，村里大多數人只會講壯話，而爾利卻只會講普通話，壯話她一句聽不懂，與人溝通都成了問題。沒辦法，她平時帶著個小本，用普通話發音來標注壯話發音，死記硬背，并嘗試著用壯話與村民對話。久而久之，她居然能夠與村民進行日常對話了。</h3><h3><br></h3><h3>隊里除農業生產外，還依靠一些副業來增加隊里的經濟收入。主要的副業就是為公社供銷社的米粉店做米粉和賣米粉，并在圩日派她們幾個知青，到米粉店幫賣米粉。圩上的米粉店僅此一家，圩日這里是個很熱鬧的地方。那個時候有放肉的米粉吃，實在是一種美食。據王健回憶，者浪大隊的男知青們，有時得閑會來趕圩。來趕圩通常會到粉店吃粉，一是來品嘗一下美食，二是來看望一下女知青，與她們閑聊幾句。粉店的女知青也挺照顧他們，總會往碗里給他們多加幾片肉，多添一點油。由此可見，他們之間尚存的同學之情。</h3><h3><br></h3><h3>米粉店有兩項繁重的勞動，一是用石磨磨米漿，這是個簡單的辛苦活，大家輪流干。人工磨米漿效率很低，又太過耗費體力。但磨米漿雖然很累，但畢竟是在街上店里，不存在讓她們感到畏難的問題。</h3><h3><br></h3> <h5>▲ 石磨磨米漿的實圖（圖片源自網絡）</h5><h3><br></h3> <h3>二是每人每周要為米粉店提供一百斤木柴，這可是個艱巨的定額任務。為了教她們學會砍柴，大隊民兵連長班應才，帶她們上山學砍柴。那天出門時天氣還很好，故沒帶雨具。到了山上，班應才帶她們找到樹叢較多的地方，教她們如何選柴，如何用刀。待砍下不少樹枝后，又告訴她們怎樣用細韌的枝條扭作繩索，來梱綁砍下的樹枝。最后又教她們選較直的粗枝做扁擔，削尖兩頭扎進樹枝梱，就變成柴擔了。</h3><h3><br></h3><h3>沒想到天氣變化，開始下起雨來，等他們都扎好柴擔準備下山時，雨已下得較大了。因無處藏身躲雨，她們只好擔著沉重的柴擔，艱難走在濕滑的山路上。山路狹窄坡陡，兩旁都是參差不齊的樹叢。班應才挑擔會巧避樹叢，而她們這些剛學打柴的人，空身走山路都不很穩，更不用說擔著柴擔躲避樹叢了。爾利擔著柴梱，跌跌撞撞跟隨大家往山下走，一束樹叢突然掛住柴擔，她一下沒站穩，連人帶柴擔，一起順斜坡滾落到下邊的溝里。跌倒在溝里，看到自己一副狼狽不堪的樣子，揉摸著身上的疼痛處，她難過的淚水禁不住涌出來。當時身上已被雨水淋濕，淚水、汗水和雨水滲合在一起，感覺整個人都被淹沒了！在眾人的幫助下，才把她和柴梱拉扯到路上，后來她咬著牙，好不容易才把這擔柴挑回隊里。<br></h3><h3><br></h3><h3>這次上山砍柴的經歷，令爾利刻骨銘心，她說她今生絕不會忘記！關于上山砍柴的難忘經歷，不僅爾利有，李敏一樣身同感受，她在給爾利的微信中寫道：<br></h3><h3><br></h3><h3>三年的農村生活，讓我記憶最深、最刻骨銘心事情，就是上山砍柴和擔柴下山。我們小隊負責供銷社粉店的米粉供應，規定每個勞動力要按每天所得工分，來上交給小隊柴火。我們插青每天10個工分，就是每個星期要交100斤柴火給小隊。除交小隊的柴火外，自己也要用柴，燒水做飯，冷天還要木柴烤火。所以砍柴挑柴算是最繁重的體力活了。每天做完農活，中途休息時間就得上山砍柴。最要命的是捆柴，這個看似簡單的事情，對于我來說卻是非常非常的難。如果捆扎不好不結實，柴火就沒辦法擔起，或在途中散落。后經鄉親們手把手地教，逐步學會了捆柴。在擔柴回家時，因為柴火大多超過自己的體重，下山時腳打抖站不穩，時常連滾帶爬。小隊地處半山腰，晚上收工回家必須擔柴爬坡，此時擔柴像是千斤重壓在肩上，氣都喘不過來。沒辦法，眼看快捱到家門口了，只得咬緊牙關，一步一步艱難地往上挪，感覺自己快要休克了！
我聽爾利說，在她們4個知青中，論挑擔李敏是最能干的一個，她個頭最矮，體重最輕，卻挑得最重。她對挑擔尚且如此畏懼，可見擔柴對其他幾個知青而言，就可想而知了。<br></h3><h3><br></h3><h3>在學做農活方面，龍傳英深有感觸，她記述道：春耕耙田，本來是男人干的活，我們也爭著要學。第一次學耙田，牛欺生人，我要它走，它偏不走，走走停停，時而慢悠悠，時而又瘋快。有時人隨耙具突然被拖倒在田里，當我掙扎著爬起來，臉上身上全是泥水，活像一個泥人，全身上下泥水汗水混合在一起，十分狼狽，當時真想哭啊！在農村的那段日子里，從犁田、耙田、插秧、耘田、收割、脫谷、曬谷到碾米，這一系列農活，讓我真切體會到，那首著名唐詩：“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 所表達的感懷！
務農都有出遠工的時候，一般每戶人家都會留人送飯。她們這戶四人，也得留人煮飯送飯。那時候沒飯盒，送飯都是用芭蕉葉或別的較大張葉子來包。每次輪到雷德愛煮飯送飯，葉子用得最多，而飯菜又包不好。送到地方后一打開，不是葉子弄破了，就是飯菜漏出來了。她對自己很不滿意，心里罵自己笨。同時也暗下決心要學會，可又總是包不好。<br></h3> <h5>▲ 知青留影，左起：謝瑤華、李旭鮮、陳柳任</h5><h3><br></h3> <h3>陳柳任是南寧鐵中的學生，對于當年的插隊生活，他寫道：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我小時受到電影《鐵道游擊隊》的影響，長大夢想開火車。然而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打破了我的夢想。我家五兄弟，四個上山下鄉，我是去到最遠的一個。<br></h3><h3>
記得在第一次打谷收工挑谷回去，村里的年輕人惡作劇，把我的籮筐裝滿后搖晃震實，再用扁擔沖實。當時我心里直打鼓，挑得動嗎？不好說什么，只能咬牙去挑。我們小隊在山頂，勞動在山下，艱難地挑著一擔谷子慢慢上山。一開始憋著勁走，在我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時，我是真的走不動了。房東見狀后，馬上叫了另一青年，一起從我籮筐里分出一筐谷子，這樣我才挑回小隊。晚上摸著又紅又腫，痛疼難忍的肩膀，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沒辦法，第二天還得出工。
<br></h3> <h5>▲ 四名女知青的唯一合影，前排左起：李敏、張爾利；后排左起：龍傳英、雷德愛</h5><h3><br></h3> <h1>三、純樸友善的鄉親</h1><h3><br></h3><h3><br></h3><h3>艱難困苦的生活，繁重單調的勞動，相對閉塞的環境，沒有希望的日子，前途茫茫的憂慮，影響和壓抑著幾乎每一個知青。很難想象，這幾個十幾歲的女孩，靠著什么精神和力量，能夠隱忍堅守在那里。我問過爾利這個問題，她告訴我，能堅守在那里，首先是沒有退路的高壓政策，這對每個知青是一樣的。但如果僅因此而不得不堅守，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她們幾個既能堅守而又不感到很痛苦，得益于當地那些老實巴交和心地善良的鄉親們。</h3><h3><br></h3><h3>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隆林縣，和很多同類地區一樣，地理位置偏僻，道路交通不便，外界消息封閉。所以這里的環境是原生態的，而這里的人民，也是純樸、仁厚和友善的。</h3><h3><br></h3><h3>曾在紅星生產隊插隊的楊江東，后來成為廣西著名國畫家。2012年，他在自己創作的《少數民族風情畫專集》的開篇寫道：早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初，我在廣西的西北部大山區，廣西隆林各族自治縣插隊當農民，與當地的少數民族山民們生活在一起，用當時流行的說法，即是與山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跟老實憨厚的山民們生活的這段日子里，我每天都要畫寫生、速寫、素描。田間畫、地頭畫、篝火爐旁畫，總之是有時間、有機會就畫。畫山民們勞作的情景，畫山民們田間地頭小憩時的各種姿態，畫他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畫他們勞動的愉快，畫他們豐收的喜悅，. . . . . .</h3><h3><br></h3><h3>畫家楊江東飽含深情的回顧，不僅是在抒發他個人的藝術情懷和追憶自己走過的藝術之路，更是對那片邊遠土地和那里的人們，充滿感恩的敬意和懷有深深的眷戀。</h3><h3><br></h3> <h5>▲ 2012年元旦，楊江東攝于澳大利亞陽光海岸</h5><h3><br></h3> <h5>▲ 楊江東據實畫下他當年插隊住過的房子</h5><h3><br></h3> <h5>▲ 楊江東創作的少數民族風情畫作</h5><h3><br></h3> <h5>▲ 楊江東創作的少數民族風情畫作</h5><h3><br></h3> <h5>▲ 楊江東創作的少數民族風情畫作</h5><h3><br></h3> <h5>▲ 楊江東創作的少數民族風情畫作</h5><h3><br></h3> <h3>爾利在生產隊里，當過記分（工分）員、赤腳醫生和農科組成員。她一個未成年女孩，在生產勞動中，雖然體力和能力有限，但村民們始終把她視為標準勞動力，給她評記最高工分。從利益分配的邏輯看，這看似不合情理。但從村民們仁厚友善的人格看，又感覺不難理解。<br></h3><h3><br></h3><h3>雷德愛在回憶那段歲月時，講述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們4人吃了中飯，便結伴上山砍柴。已不記得是第幾次上山砍柴了，只記得那天天氣晴朗，我們信心滿滿，以為會很順利。沒想到柴捆沒扎緊，下山途中，柴梱散掉了，并卡住山路，不得已又重新整理梱綁。下山的路不算很遠，那天見鬼了，同樣的情況發生了好幾次，把人累得夠嗆，還是沒走出多遠。天漸漸黑了下來，我們還迷失了方向，大家又累又急，甚至感到驚恐，爾利和龍傳英害怕得哭了起來。就在大家手忙腳亂和驚慌失措之際，有人看到遠處有幾個火把，原來是生產隊的隊長農保明和大隊民兵連長班應才，親自帶人來尋找接應我們，大家的恐慌情緒才打消。后來我想，如果生產隊的人，不知道我們幾個上山砍柴，沒有來找我們，那后果真的難以想象。<br></h3><h3><br></h3><h3>陳柳任沒有忘記，在與鄉親們同甘共苦和摸爬滾打的過程中，他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上山開荒砍伐中，他一不小心，腳上的大拇趾被斧頭砍傷。好在當時有穿高筒水鞋，有膠皮的阻擋，要不腳就完了。隊長見到立即撕破自己的衣服，幫他包扎好傷口，與李旭鮮和謝瑤華，輪換背他下山到公社衛生院治療。養傷期間，同住插青細心照顧他，同時又要出工，比平時艱辛許多。他在家中不能出工，不想坐等飯吃，就主動煮飯，讓他們出工回來馬上有飯吃。雖然遭到他們回來罵，但他內心感到溫暖，因為都知道，傷口破裂難以愈合。真是患難見真情啊！<br></h3><h3><br></h3><h3>許多年后，有關知青上山下鄉（包括那些下到農墾兵團的知青）遭遇到的負面消息，開始在全國各地流傳開來。人們才知道，很多地方的知青，在當地并沒有得到有關方面的關心、幫助和愛護，有的知青受到受到不公正地對待，有的還受到打擊和傷害，有的女知青甚至受到侮辱和性侵。<br></h3><h3><br></h3><h3>爾利她們插隊的這個地方，雖然邊遠落后，偏僻閉塞，但這里的人們，以寬厚友善待人，以同情關懷助人，展現出少數民族的仁慈情義，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有句成語說得好：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那些視邊遠山區為蠻荒之地者，那些認為到這種地方生活，與流放無異的人，他們永遠不會知道，在那個邊遠的地方，不僅有原始的生態，有清新的空氣，有綠色的植被，有迷人的景致，還有友善的人民！</h3><h3><br></h3><h3>很遺憾！爾利和雷德愛三年來，先后兩次去那畔屯，均沒有見到當年寄宿房東家的人。據屯里其他人說，他們家的3個女兒，現在都是阿婆了，都到外地去幫帶孫輩啦。</h3><h3><br></h3> <h5>▲ 雷德愛和李敏雙雙上大學，張爾利和屯里幾位要好姐妹專程到縣城照相，拍下的告別合影</h5><h3><br></h3> <h1>四、從不適應到適應</h1><h3><br></h3><h3><br></h3><h3>在鄉親們的教導和幫助下，她們逐漸學會了做農活和家務話，身體也漸漸比剛來時強壯了，像擔柴走山路、擔水、插秧、收割這類農活，慢慢地適應了。都說萬事開頭難，她們終于撞過了這一關。<br></h3><h3><br></h3><h3>人一旦適應了所在環境和所處條件，原來那些不安、局促、壓抑、苦悶、甚至恐懼，就會很快消除，開始感覺到內心的放松和敞亮；就會放下包袱，開始在各方面積極向上和奮發努力；就會點燃希望，開始憧憬未來的前景和方向。</h3><h3><br></h3><h3>大約過了一年，生產隊幫她們蓋好了新房，她們4人終于住到了一起，成為屯里第14戶人家。經過一年時間的磨煉，她們已經適應了當地的環境和條件，大家動手做家務、種菜、飼養禽畜，各顯其能，各司其職，過起了山村人家的尋常生活。</h3><h3><br></h3><h3>爾利告訴我，她們在新家飼養過的禽畜，有雞、豬和狗，唯有雞活得比較好。因為大家都沒有飼養經驗，而且要同時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家里又沒有老人，有時早上出工來不及喂，有時出遠工中午不回來，豬得不到正常喂養，瘦得皮包骨。也沒專人喂狗，狗到處找不到吃的，不但瘦小，還不長個，看上去十分可憐。雞則不一樣，放養在房前屋后，會自己覓食，還會找隱蔽處下蛋孵小雞。有時早晨起來，開門后會突然發現，有母雞帶著一群毛茸茸的小雞，在門前覓食，她們既感到驚訝，又覺得神奇！</h3><h3><br></h3><h3>螞蟥是南方常見的一種水生物，以噬血為生，下過水田的人，都遭遇過螞蟥附體吸血，很多人對螞蟥十分恐懼。她們剛開始也很怕螞蟥，下田勞動最忌憚的就是挨螞蟥咬。正在噬血的螞蟥，直接拉扯很難把它拉離皮膚，正確的方法是搓，一搓它就松開了。久而久之，她們也就不怕螞蟥了，雷德愛甚至捉到螞蟥后，喜歡用草梗把它從里翻過來，像翻洗雞腸那樣。</h3><h3><br></h3><h3>在那個年代，城里的文化娛樂生活都很單調，沒有電視，只有廣播，現在想起來覺得有點不可思議。而在那個邊遠的地方，就連廣播也沒有，她們幾個也沒有收音機，可見環境有多閉塞。但年青人總愛追求和向往美好的事物，為了看上一場電影，偶爾在農閑時，她們會在下午結伴一起，步行去縣城看電影。往返50里地，雖然沿途人煙稀少，路上黑燈瞎火，卻擋不住她們那幾顆執著的心。由此亦可佐證，那時當地的社會治安有多好。</h3><h3><br></h3><h3>有一次，她們在做工的地方發現有幾棵楊梅樹。休息的時候，她們幾個都爬上樹去摘，脖子上掛著個口袋。她們先飽吃一頓，然后往口袋里裝，直到裝滿才下來。那天回到家，雷德愛發現自己的衣服褲子都染上了殷紅的楊梅汁。雖然弄臟了衣服，但卻很開心。那種苦中有樂的日子，只有在農村才會體驗到。<br></h3><h3><br></h3><h3>她們搬新家住一起后，有一年過七月十四，生產隊把集體養的鴨子，按勞動力分給大家過節，每人半只，她們4人分到兩只。有些人家舍得不吃，暫時養起來。有兩戶人家商量著只吃半只，即我家殺一只分你家半只，等哪天你家殺一只再分我家半只。她們那時的生活太艱苦了，吃肉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很久吃不到肉是件常事。突然分到兩只鴨子，讓她們內心對肉食的渴望，頓時噴涌而出。一不做，二不休，七月十四這天，干脆把兩只鴨子都殺了，還煮上兩斤米飯，最后吃了個鍋底朝天！個個吃得癱坐不起。</h3><h3><br></h3><h3>據插隊到千金生產隊的李振寧回憶，有一天，阿有（即黃任有）母親突然來到隊里。原來她聽說兒子在農村和房東家女兒談戀愛，心里著急，忙從南寧趕來勸阻兒子。到后問明情況，才知是場誤會。阿有母親的到來，讓我們幾個知青大飽口福，她帶來的食品，讓我們吃了個精光！說實話，阿有房東家對他確實好，房東家的女兒也長得著實漂亮，只因當時他們年少，情竇未開，所以才沒劃出愛情的火花。多年后我們聚會，一提起這事就歡笑不已！</h3><h3><br></h3><h3>大約兩年后，國家有一項重大的鐵路工程一一枝柳鐵路上馬，需要龐大的建設隊伍參與施工。經者浪公社指定，那畔屯的龍傳英和那弄屯的王健等人，被派往參加枝柳鐵路項目的建設。龍傳英從此離開那畔屯，很多年沒再回去過。1999年，她和李敏曾結伴去看望鄉親們。</h3><h3><br></h3> <h1>五、知青政策的變化</h1><h3><br></h3><h3><br></h3><h3>爾利雖說拿到了初中畢業證書，但實際知識水平只相當小學畢業。她記得在下鄉第四年個頭時，有一天上山砍柴，挑著柴擔往山下走，天色已黑。在經過附近一所公社中學時，教室里透出的燈光，映照著中學生們認真讀書的情景。想到自己在同樣年齡時，卻沒有機會好好念書，內心的遺憾、委屈和難過，一下子涌了上來，淚水情不自禁往下流！當時心想，今后再有機會讀書，我一定要發奮念好。</h3><h3><br></h3><h3>陳柳任還提起，他在農村最艱難的是患了一場大病。如果不是知青們的幫忙和照顧，可能就去見馬克思了。</h3><h3>
一次耙田，牛尾巴搖擺，掃到他的眼睛，后來發炎了，出現眼瞼下垂，左眼好了右眼又出現下垂，如此反反復復。為此，他咨詢在百色讀醫的肇榮，到底是什么原因？肇榮幫他查詢資料并寄給他，同時交待要有心里準備，否則不要看。他想死馬當活馬醫，管不了那么多了。見到資料才知道，這是一種叫重癥肌無力的病狀，該病狀如發展將導致全身無力而死亡。知道原因后，需要看中醫，但藥費付不起。黃任有當時已調到縣氣象站，可以公費看病，于是黃壬有用他的名字，到醫院幫他抓中藥。由于中藥要長期服用，為了解決中藥不足，他自做中藥丸，將中藥捻成粉末，摻入蜂蜜做藥丸，這樣基本保證時常有藥。同時向小隊請假，每天上午工不出，在山后跑步，練氣健身。經過多年努力，他終于逃過了鬼門關。</h3><h3><br></h3><h3></h3><h3>李振寧回憶，他在隊里插隊的日子，得到幾個知青兄弟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心幫助，可以說，他們雖不是兄弟，但關系勝似兄弟！只是其中的爵華同學，自抽到廣西冶建工作后，就失去聯系，不知現在是否安好？</h3>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經過一段時間之后，在各地發生了很多事情，出現不少問題，給城里的知青父母帶來不少困擾和擔心。福建省一位知青家長李慶霖，是位老師，斗膽給毛主席寫了封信，客觀反映了他孩子下農村插隊的遭遇。后來，這封信和毛主席的回信在《人民日報》公開了。根據上面的要求，各地開始清查涉及知青的問題，并認真落實有關政策。<h3><br></h3><h3><br></h3> <h5>▲ 知青家長李慶霖寫給毛主席的信（原件照片）</h5><h3><br></h3> <h3>李慶霖在長達2000多字的信中，陳述了上山下鄉知青生活上的困境，和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一些陰暗面。他在信中寫道：<br></h3><h3><br></h3><h3>尊敬的毛主席：</h3><h3>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h3><h3>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份是貧民。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后，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
……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可是，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后，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谷兩百來斤，外加兩三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谷，經曬干揚凈后，只能有一百多斤，這么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會吃飯的。</h3><h3>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置）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個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說來見笑，他風里來，雨里去辛勞種地，頭發長了，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h3><h3>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孩子上山下鄉后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h3><h3>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h3><h3>
在我們這里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勞動，并不認真磨煉自己，并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系，走后門. . . . . .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盡快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于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h3><h3>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h3><h3>
謹此敬頌大安！</h3><h3><br></h3><h3>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李慶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br></h3><h3><br></h3> <h5>▲ 毛主席寫給李慶霖的回信內容</h5><h3><br></h3> <h5>▲ 中共中央關于知識青年政策的文件</h5><h3><br></h3> <h3>后來，知青政策做了調整，規定凡身體存在疾病，不適合上山下鄉的知青，經醫院檢查證明，可以返城并安排工作。龍傳英那時患有后天性心臟疾病，經醫院查明屬實，具備返城的條件。她是在第一生產隊的插青中，頭一個獲準返城的知青。只是她當時不是直接從隊里離開的。</h3><h3><br></h3><h3>不久，國家恢復了了大學和中專教育，并實行新的招生制度。改由各基層單位的工農兵群眾，推薦他們當中的優秀青年去學習。1972年，雷德愛和李敏爭取并得到公社的推薦，雙雙上了大學。奇怪的是，爾利1972年也參加考試，并得到大隊的推薦，但就是榜上無名，她為此感到很失落，也很彷徨。為此，她曾找過公社領導與理據爭，但卻沒有任何說法。<br></h3><h3><br></h3><h3>同伴們走后，爾利孤零零一個人留在隊里，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和失望，內心充滿無助和無奈。在這種情況下，鄉親們對她更關心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會拿一點來給她分享。隊里那些好姐妹們，也時常過來陪她。這是爾利人生中最灰暗的一個階段，鄉親們對她的關愛，她無以回報，只有更加發奮努力地勞動，才不愧對鄉親們的關懷和照顧。<br></h3><h3><br></h3><h3>1973年，國家又開始招生，大學大專那一批招生又與爾利無緣。在接下來的中專招生時，到隆林招生的廣西交通學校校長周培源和曾寶霖老師，根據備選材料選中了爾利。之后他們又到西林縣去招生。等他們再回到隆林縣落實招生名額時，發現爾利被縣里一名本地青年換掉了。周校長和曾老師頗為不滿，在與縣招生辦交涉時，向他們指出，根據招生政策，廣西交通學校在隆林招收的兩個名額中，必須要有一個知青。如果縣招辦不改正過來，他們會把縣招生辦提交的兩個當地青年都放棄，一個名額也不招。在這種情況下，縣招生辦才不得不妥協，重新換成了爾利。<br></h3><h3><br></h3><h3>這個情況，爾利很多年來一直不知道。大約在2002年，爾利從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由廣西交通學校升格成立）的一個退休老師那里，了解到當年這個情況。她后來詢問當時還健在的周培源老校長，得到了證實。</h3><h3><br></h3><h3>爾利作為知青，她爭取上學的遭遇，原委之曲折，過程之坎坷，真不知她到底得罪過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人因有什么想法，而從中作梗？一直無法得到證實，她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也實在耐人尋味！<br></h3><h3><br></h3> <h1>六、得以傳承的情誼</h1><h3><br></h3><h3><br></h3><h3>人世間，很多事物是可以傳承的，歷史可以傳承，文化可以傳承，精神可以傳承，財富可以傳承，習俗可以傳承，唯有情誼不易傳承。情誼通常發生在當事人之間，一旦當事人不在了，很難延續至后人。</h3><h3><br></h3><h3>我在最近三年里，陪爾利前后兩次到過她插隊的地方，親眼目睹了那種可以傳承的情誼。當年待她們有如親人的那些成年人，現在絕大多數都過世了。爾利她們4個知青，受過他們的關懷、照顧和恩惠，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當年那些比她們知青小很多的弟弟妹妹，基本上還處在尚不怎么懂事的時期，客觀地說，他們與她們幾個知青之間，并沒有建立起深厚的情誼。當年與她們要好的幾個姐妹，現在已成為名符其實的阿婆了。盡管她們顯得熱情洋溢和興高彩烈，但仍掩飾不住她們當中，有的記憶衰退，有的行動遲緩，有的反應遲鈍。</h3><h3><br></h3><h3>我前后兩次去都發現，在歡迎和招待我們的主人當中，清一色是當年那些小弟弟和小妹妹。從他們興奮和喜悅的臉上，我們能夠看出他們在延續老一輩人的真誠、熱情和好客。很多情景和畫面，我無法用語言來準確描述。我下面用一組照片，來回放那些美好的瞬間：</h3><h3><br></h3> <h5>▲ 遠眺現在的那畔屯</h5><h3><br></h3> <h5>▲ 大家在一起噓寒問暖</h5><h3><br></h3> <h5>▲ 張爾利和當年的好姐妹們在一起言歡</h5><h3><br></h3> <h5>▲ 雷德愛在向好姐妹指認當年的什么</h5><h3><br></h3> <h5>▲ 鄉親們特意為客人做滋粑，李敏在試著沖糯米</h5><h3><br></h3> <h5>▲ 龍傳英和當年管她吃飯人家的房東合影</h5><h3><br></h3> <h5>▲ 大家在一起開心地包滋粑</h5><h3><br></h3> <h5>▲ 當年管張爾利吃飯的班嫂家的樓房</h5><h3><br></h3> <h5>▲ 班嫂家堂屋里的陳設</h5><h3><br></h3> <h5>▲ 班嫂家用美食熱情款待客人</h5><h3><br></h3> <h3>華燈初上，在熱情似火的邀請下，大家最后來到李敏和龍傳英當年寄宿的房東家。當年的破舊屋舍，現如今已被別墅式的樓房所取代。</h3><h3><br></h3> <h5>▲ 令客人們驚羨的住宅樓房</h5><h3><br></h3> <h3>進入客廳，又看到極為豐盛的家宴，年輕主人們的濃情盛意，由此可見一斑。</h3><h3><br></h3> <h5>▲ 主人家備好盛宴，等待客入們入席</h5><h3><br></h3> <h5>▲ 熱情洋溢的年青主人們</h5><h3><br></h3> <h5>▲ 梁家年富力強的幾兄弟</h5><h3><br></h3> <h5>▲ 好多既陌生又親切的面容</h5><h3><br></h3> <h5>▲ 張爾利舉懷向主人們致謝，感謝盛情款待</h5><h3><br></h3> <h5>▲ 一頓晚飯，先后在兩家吃，飯后還有滿桌的水果</h5><h3><br></h3> <h3>從當年同吃、同住和同勞動的哥嫂和小姐妹那里，她們感受到所結成的那種情誼，仍然那么醇厚濃郁；而從現在更年輕的鄉親們身上，她們卻體驗到更清新并且帶有傳承性的情誼。作為本文作者的我，感到能支撐我寫完這篇長文的動力，主要源自這種可傳承的情誼。<br></h3><h3><br></h3><h3>最后，我要濃墨重彩寫一下那畔屯現在的變化。總感到如果不寫出來，不僅是自己內心的莫大遺憾，也對不起國家四十年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h3><h3><br></h3><h3>如今的那畔屯，還是在那片地上，家家戶戶住上了鋼筋水泥建的樓房，村民生活條件也和城里人無異，家電和手機成了平常不過的物件。多說無益，還是上圖吧，現在的網友，太強調有圖才有真相了。</h3> <h5>▲ 隨處可見的村民樓房，讓城里人也羨慕</h5><h3><br></h3> <h5>▲ 李敏和龍傳英當年寄住房東家現在的樓房</h5><h3><br></h3> <h3>大家還記得她們房東家的5個小男孩嗎？按長幼排序，他們是 ：梁正師、梁正新、梁正林、梁正敏、梁正武。現在這家人是村里的人口大戶，5兄弟幾十年來從沒分家，逢年過節全家人在一起團聚，多達20多人，真令人羨慕！</h3><h3><br></h3><h3>當然，他們也是村里的富裕大戶，5兄弟個個精明能干，老大梁正師，原在廣西石化公司隆林加油站工作，現已退休；老二梁正新，原在縣銻業公司工作，現已退休；老三梁正林，現在縣政府工作；老四梁正敏，原在縣五金公司工作，后辭職出來自主創業；老五梁正武，現在中國農業銀行隆林縣支行工作。</h3><h3><br></h3><h3>據梁正林介紹，這些年來，他們5兄弟，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信息渠道和人脈關系，帶領全屯的鄉親們，勤勞致富奔小康。他說，一戶人家富不算富，全屯人家都富了才算富。我們從屯里鄉親們的住房狀況和交通工具，見證了他的理想和目標。</h3><h3><br></h3> <h5>▲ 梁正武和張姐、雷姐、龍姐合影，張爾利最后離開那畔屯時，他還不滿3歲</h5><h3><br></h3> <h1>后記</h1><h3><br></h3><h3><br></h3><h3>9月11日出發去隆林的那天早起，爾利告訴我她昨晚又做夢了，我一聽就知道她做了什么夢。之前她多次告訴我，很奇怪，幾十年來，她做的夢境，全是在農村插隊的那些事情，沒有別的。我想過這個問題，認為確有可能，因每個人的經歷各異，印象有別，觸動不同。有人容易幸福入夢、有人容易快樂入夢、有人容易情感入夢、有人容易險境入夢、有人容易驚悚入夢， . . . . . . 而爾利這種情況，應該屬于磨難入夢。這就如同花粉過敏一樣，不同的花粉會令不同的人過敏。</h3><h3><br></h3><h3>末了，我作為代言人，想再做幾項交待：</h3><h3><br></h3><h3>1、我懷著進入晚年后少有的激情和沖動，記述并寫下以上的長文。目的有三：一是紀念爾利和她的中學同學們，在者浪大隊那段難忘的插隊歲月；二是有感于她們和當年鄉親的后人們，那種得以傳承的情誼；三是驚羨那個邊遠的地方，受益國家改革開放40年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現在目的達到，心愿終于了卻。</h3><h3><br></h3><h3>2、文中提到的知青們，有必要在此介紹一下他們離開者浪大隊后的各自簡況，以便現在相互了解，以示故事的圓滿。</h3><h3><br></h3><h3>張爾利：1973年離開第一生產隊，到廣西交通學校學習，畢業后留校任教；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1978年考入吉林工業大學，學習內燃機專業；1982年大學畢業，自愿回到中專母校任教；2002年，廣西交通學校升格為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一直在此工作，2014年退休。</h3><h3><br></h3><h3>雷德愛：1972年離開第一生產隊，到廣西大學農學院農學系讀大學；1975年大學畢業后回到隆林縣，先后在巖茶公社農業技術推廣站、縣農業科學技術研究所工作；1981年從隆林縣調到樂業縣科委科技情報研究所工作；1992年調回南寧，先后在南寧市郊區農業委員會和南寧市郊區農辦工作；2001年在南寧市興寧區政府工作，直至退休。</h3><h3>
李 敏：1972年中旬離開第一生產隊，到廣西壯族自治區皮膚性病防治院附設衛校醫士班讀中專；1975年中專畢業后，分配到廣西龍州縣皮膚性病防治院工作；84年調入廣西軍區幼兒園衛生室任保健醫生，直至退休。</h3><h3>
龍傳英：1971年離開第一生產隊，去參加紅茂鐵路等地建設工作，直至1974年辦理病退，返城回到南寧市；先后在南寧市康樂食品廠、南寧市醫藥公司等單位工作了12年；后退謀在江南區淡村市場自開藥店，直至退休。</h3><h3>
楊江東：1974年離開紅星生產隊，到南寧機械廠工作；1977年考入廣西藝術學院中國畫專業本科就讀；畢業后到南寧市廣告公司、南寧書畫院等單位工作至退休；擔任過書畫院院長、南寧市政協常委、南寧市美協付主席等職務，現已退休。</h3><h3>
王 健：1971年離開紅星生產隊，到百色火柴廠工作；1978年到廣西大學機械制造專業讀大學；大學畢業后分別在南寧市食品工業公司、南寧市一輕局及南寧自行車總廠工作；任過南寧自行車總廠廠長，現已退休。</h3><h3>
陳肇榮：1973年離開紅星生產隊，到百色醫專讀醫士中專；1975年畢業分配到隆林縣德峨公社衛生院工作；1984年調到隆林縣醫院口腔科工作；1990年調回南寧市自行車總廠當廠醫，直至退休。</h3><h3>
黃 念：1973年離開紅星生產隊，到廣西工業機械學校讀中專，1976年畢業，分配到廣西農業機械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h3><h3>
謝瑤華：1971年離開高峰生產隊，到柳州鐵路局中等專業技術學校蒸汽機車專業讀中專；畢業后分配到柳州鐵路局南寧機務段工作，直至退休。</h3><h3>
李旭鮮：1974年離開高峰生產隊，招工進柳江造紙廠；79年進電大電子專業學習，82年電大畢業后，回柳江造紙廠工作；93年南寧造紙廠籌備處到柳江紙廠商調技術人員，調到南寧造紙廠工作，現已退休。</h3><h3>
陳柳任：1974年離開高峰生產隊，到南寧機械廠工作，在廠工作期間，就讀廣西大學在南寧機械廠辦的函授工業企業經濟管理專業，并取得大專畢業證書，現已退休。</h3><h3>
黃任有：1971年離開千金生產隊，到縣氣象臺工作；工作期間，參加了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專業函授學習并取得大專文憑；1995年調回南寧，在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廣西分公司工作，直至退休。<br></h3><h3><br></h3><h3>王元善：1971年離開千金生產隊，到樂業縣農機廠工作；1972年到廣西機械工業學校機械制造專業讀中專；中專畢業后，回樂業農機廠任技術員；1982年調到百色礦山機械廠沒備科工作，一直到退休。</h3><h3><br></h3><h3>李振寧：八三年底落實處遺政策回邕，分配在百貨大樓工作，回來后復習功課一年，1985年考上杭州商學院，畢業后到南寧商業技工學校任教，在校入黨、提干，1992年調市商業局人教科，2002年在市旅游局提前退休。</h3> <h5>▲ 1999年，當年南寧二中和鐵中到隆林插隊的部分知青，在南寧歡聚，紀念下鄉30周年</h5><h3><br></h3> <h3>3、寫作期間，王健向我提及，當年他們都是少男少女，少不更事，更不懂情，而且男女同學都是同性分隊，男女同學間鮮有交往，連春節回家都是男女生各走各的。者浪大隊男女知青的接觸機會，就是每月參加公社的知青學習班，再就是逢趕墟去那畔屯隊辦的粉店吃粉，才有見面的機會。
我后來問爾利，當時情況是否如王健所說？她說的確如此。因那時大家年紀尚小，情竇未開，加上生活艱難，前程未卜。對于談情說愛，既不具備心理條件，又不具備環境條件，更不具備精神條件。愛情作為人之常情，尤其對于年青人，我文中竟只字未提，故后記中須應做個交待。
4、最后，感謝大家的支持！為我提供了許多翔實、生動和感人的素材，讓拙文得以一氣呵成。同時，還要感謝那畔屯的鄉親們，尤其是當中年輕的一代，他們從上一輩那里傳承過來的情誼，是引發我產生激情和寫作沖動的主要動力。
2018年9月20日寫成于南寧<br></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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