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1932年10月，在周恩來、朱德領導下，曾希圣、曹祥仁首破密碼成功，專事無線電偵察的紅一方面軍總部二局隨之成立，國民黨的機要通訊從此被紅軍牢牢掌控。周恩來回憶：“我們那個時候只有十幾個人”。</h1> <h1><b>一.密碼攔路血灑贛州</b></h1><h3><b><br></b></h3><h1> 1931年1月初，江西的紅一方面軍第一次反“圍剿”勝利，教育爭取被俘技術人員，利用繳獲的電臺建立了無線電隊，隊長王諍，政委馮文彬。</h1> <h1> ??遵照朱德、毛澤東的命令，無線電隊開辦訓練班，培訓技術人才。后來進入軍委二局的學員有：一期的李力田、胡立教、李建華；二期的鄒畢兆；三期的錢昌鑫(錢江)、唐道德(唐明)、李行律、鐘福祥(鐘夫翔)、肖森；四期的胡備文；五期的劉少宏、賀回仔(賀子明)、賀俊偵；六期的雷永通，以及紅三軍團訓練班(教員吳如生、韋文宮、黃慶元)一期的曹祥仁，二期的趙賓玉、黃榮，三期的葉根等。</h1> <h1> 教員王錚、王子剛、劉寅</h1><p><br></p> <h1> ??無線電隊偵聽，開啟紅軍技術偵察，功不可沒。</h1><h1> 馮文彬說：“在第二次反”圍剿”中，我們所以能打得那么好，是同收譯敵人的電報有關的”?！澳莻€時候，王錚起了不少作用” 。</h1><h1> 隨后，紅軍在福建建寧建立了第一部偵察臺，由新任無線電隊政委伍云甫負責。</h1> <h3></h3><h1> 第三次反“圍剿”期間，見習報務員曹丹輝用繳獲的密本“壯密”，偵譯到何應欽發給屬下的密電，受到毛總政委的表揚。</h1>
<h1>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后，無線電偵察劃歸方面軍總指揮部諜報科，無線電隊專事通訊。</h1><h1> 12月，中央軍委機關參謀部諜報科長曾希圣從上海來到江西，任紅一方面軍參謀部諜報科科長。</h1> <h1> ??12月14日，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在寧都起義，紅軍增加了1萬7千人，包括40多名無線電技術人員及8部電臺。不久，國軍通訊全面加密，紅軍的無線電偵察陷入困境。</h1><h1> 劉寅回憶：開頭國民黨根本不知道紅軍有無線電，等到反三次“圍剿”，他們知道了，慢慢就警惕了。特別是寧都起義又來了那么多隊伍，國民黨就更警惕了。</h1> <h3></h3><h1> 1932年2月的贛州戰役，紅軍傷亡3000余人，其中10余名師團級干部犧牲，歷時33天的攻城失利。失敗主要因臨時中央的錯誤指導所致，但也突顯紅軍情報能力薄弱。</h1><h1> 因不能譯出加密電報，紅軍對國軍的增援、夜襲和反包圍毫無察覺，攻城部隊猝不及防，受夾擊，遭重創。</h1><h1> 此役對偵察工作的警示是：單憑偵聽電臺明談，已無法及時獲取敵情，密碼是攔路的高山。</h1> <h1><b>二.破開密碼二局誕生</b></h1> <h1> 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 毛澤東</h1> <h1>??<b>攻克</b><b>“展密”</b></h1><h3><br></h3><h1> 贛州重挫使曾希圣認識到，破開密碼才能打破困局。他向周恩來、葉劍英、朱德報告，得到熱情支持。</h1> <h3>
</h3><h1> 紅軍既無經驗，又無教員和教材，破解國軍密碼十分艱難。曾希圣布置偵察臺抄收敵臺密電，按部別和時間登記，通過戰況分析敵軍電報；同時向加入紅軍的原國軍電臺人員了解國軍密碼情況，并和黨的無線電通訊創始人周恩來一同探討編碼規律。</h1> <h3></h3><h1> 1932年5月，總部給諜報科增調1部偵察臺，調來無線電二分隊(紅三軍軍部電臺)報務員胡立教和九分隊(紅三軍團軍團部電臺)最優秀的報務員曹祥仁。</h1><h1> 曹祥仁回憶：偵察臺抄的報有幾大筐，行軍時用扁擔挑著，越積越多。7月，曹祥仁在報務當班之余，參加破譯研究，與曾希圣一起苦苦分析、思索，但仍無明顯進展。</h1> <h1>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總政委</h1><p><br></p><h1> 8月20日，出現突破契機。紅軍攻占宜黃，曾希圣從繳獲國軍第二十七師1個軍官的公文包中，發現1份第九路軍指揮部發給守城部隊的電報，其中30來個字已譯出，密名為“展密”。以這份電報稿為基礎，曾希圣與曹祥仁共同猜譯余下的部份。曾希圣文字功底好，曹祥仁熟悉碼子，二人密切配合，參照國軍情況，將不斷偵收的“展密”電報拿來對照研究。國軍電文繁雜，文辭生僻，遇疑難軍語，朱德和周恩來也湊過來猜字、推敲。經反復鉆研，終于該年10月將“展密”貫通。</h1><h1> “展密”破開后，第一次完整譯出的國軍電報是一份作戰命令，大家對猜譯出的電文是否準確還沒有把握，因此在發往前方指揮部的情報上還注明“不知確否，僅供參考”。當前方根據這份情報打了個漂亮的伏擊戰后，大家非常高興。朱總司令激動地說：“真了不起，如虎添翼！” 還摸著曹祥仁的頭說：“還是你這個小孩子行?！?lt;/h1><p><br></p> <h3><h1> 曾、曹破開密碼后，國軍每發1份電報，經過電磁波的自由傳播，等于讓紅軍也得到1個副本，由此打通了一條源源不斷獲取敵方核心情報的途徑，成為紅軍戰斗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h1><h1> 2008年1月，張震將軍評論首破國軍密碼“展密”的意義時說：“密碼技術的掌握，使紅軍的偵察能力發生了革命性的飛躍，成為技偵情報工作的獨特優勢，在我黨我軍的情報工作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lt;/h1></h3> <h1>彭富九將軍緬懷曾希圣、曹祥仁</h1> <h1> 技偵部隊首長、原晉察冀軍區二局和第四野戰軍二局局長彭富九將軍回顧二局的奮斗史，書寫感言：江山代代出英豪，吾輩前驅數曾曹。</h1> <h3></h3><h1><b>??成立二局</b></h1>
<h1> 突破“展密”，標志著紅軍掌握了無線電偵察的關鍵手段。曾希圣、曹祥仁摸索到國軍密碼的編制規律和語言習慣后信心大增，一鼓足氣，在2個月的時間里又連續破開17本密碼。1932年底，中央蘇區周圍國軍的通用密本全部被破解，紅軍對國軍的動向了如指掌。</h1><h1> 為了更好地給方面軍首長提供情報，紅一方面軍總部成立二局，專事無線電偵察，曾希圣出任局長。</h1><h1> 劉寅回憶：開頭是一家，分得不那么清，后來偵察工作從通訊部門分出去，單獨成立技術偵察臺，再后來由曾希圣、曹祥仁等專門負責，成立了二局，二局、三局也分開了，那我就說不清楚了。我們和曾希圣、曹祥仁等同志都很熟，兩個局是兄弟局，有親密的關系。</h1> <h1> 福建建寧紅一方面軍總部</h1> <h1> 12月，鄒畢兆自紅三軍軍部電臺調入二局，在報務當班之余參加破譯，很快成為行家里手。曾曹鄒遂成為二局的破譯核心。</h1> <h1> 此時，二局的偵察臺增至3部，技術人員達10余人，其中有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胡立教、李力田、王震、李廉士、李作鵬、葉楚屏、盧偉良等。</h1> <h1><b style="font-size: 20px;"> 1967年5月13日</b><span style="font-size: 20px;">，周恩來在軍隊內部的大會上，回顧創建二局的艱難歲月時深情地說：“</span><b style="font-size: 20px;">回想35年前，我和你們一道創立這門工作的時候</b><span style="font-size: 20px;">，可以說，是工作在一起，戰斗在一起……我們那個時候只有十幾個人……”。</span></h1><p class="ql-block"><br></p> <h1><b><font color="#010101">三.指揮作戰“如虎添翼”</font></b></h1><h3><br></h3><h1> 無線電偵察情報具有來源權威，準確、可靠、快捷，經濟、安全等特性，是紅軍以少勝多的法寶。1933年1月的楓山埠戰斗是二局保障總部首長指揮作戰的一個范例。</h1> <h3></h3><h1>??<b>敵變我變</b></h1>
<h1> 1933年1月初，紅一方面軍殲滅了國軍第五師第十三旅。為了報復，蔣介石命令吳奇偉率第九十師、第二十七師進攻金溪附近的左坊墟、黃獅渡，周至柔指揮第十四師和第五師在瑯踞一帶牽制紅軍。</h1> <h1> 1月6日紅一方面軍總部命令紅一、紅三軍團和紅二十二軍分路迎擊。6日午夜至7日凌晨，曹祥仁獨自當班守機。</h1><h3></h3><h1> 按常規，電臺此刻應是激戰前夜的沉寂。不料午夜剛過，5個國軍電臺突然發出“十萬火急”的呼叫。信號稍縱即逝，曹祥仁集中精力，聽、譯并用，幾乎是同時對五個臺的信號進行選擇、處理。他憑借扎實的報務功底，和對多種密本的超強記憶，以及對國軍情況的跟蹤，通過報頭和前幾組電碼，迅速分辯出對方使用的密型，并在腦海中瞬間轉化為電文漢字，即時作出判斷、處理。</h1><h1> 一開始他認為吳奇偉既已下達進攻命令，不會有新情況，于是首先偵聽第十四師電臺。抄了10多個字后，發現電文很長，像是個宿營報告。即轉聽第五師電臺，電報是發往南昌的，想必與當前戰事無關……。最后再轉到吳奇偉部電臺，從滴滴嗒嗒的信號中，他立即分辨出：“如下：（1）”三個字。他當即判斷，這是吳指揮部電臺正在下達新命令，敵情將有重大變化。他毫不猶豫地盯住這個臺，把后續電報抄完并譯出。</h1> <h3></h3><h1> 雖然這份電報前面已發的90多個字沒有抄到，但恰好抓到國軍臨時改變部署，兵分兩路合擊紅軍主力的核心內容：吳奇偉率第二十七師和第九十師第二六八旅為左路，沿大道東進，經楓山埠進攻左坊墟，周至柔率第十四師、第五師為右路，由牽制改為迂回至楊家渡渡河，進攻瑯踞、左坊墟、黃獅渡，企圖切斷紅軍后路，形成大包圍。<br></h1> <h1><b>??果敢應對</b></h1><h1> 軍情緊急，部署不變，將受損失，左坊墟后龔村的紅軍總部也很危險。</h1><h1> 周恩來、朱德領導二局創立，了解新式偵察的原理和工序，認識二局每一位同志，對二局情報堅信不移。他們聞訊立即調整部署：命紅一軍團，第二十二軍星夜轉移到楓山埠附近，伏擊吳奇偉；紅三軍團仍向瑯踞進擊；增派紅五軍團到黃獅渡西南，阻擊國軍第十四師和第五師。</h1><p><br></p> <h1> 8日凌晨，周恩來、朱德來到二局工作現場。偵聽人員緊盯著吳奇偉部電臺，等待該部的出發報告，紅軍則在途中休息待命。大約8點多鐘，偵知吳部向左坊墟進發，紅軍各部即分頭向指定陣地開進。</h1> <p><br></p><h1> 9點30分，紅一軍團在楓山埠附近發起正面進攻，重創吳奇偉的鐵軍第九十師。在此過程中，二局偵知敵旅長夏夢中被擊傷，大家都很高興。黃昏，羅炳輝率紅二十二軍占領滸灣，追擊直抵撫州對岸，紅軍大獲全勝。</h1><p><br></p><h1><b>??技術過硬</b></h1><p><br></p><h1> 曹祥仁用手指選定電臺、耳朵捕捉信號、大腦隨即把電波信號轉換成數碼，再根據數碼從多本已破密本的記憶中選出相應的密本，最后再根據密本把密碼轉換成對應的文字，在瞬間完成如此之多的工序，沒有純熟的偵收和破譯技巧與實踐，沒有高度的責任心是不可能做到的。</h1><h1> 中國工農紅軍在苦難中尋求解放而激發出來的熱情、智慧和毅力，常人很難理解。數十年后，還有不少人以為紅軍的破譯人員是洋人培訓出來的。二局推翻迷信，“泥腿子”在技術上壓倒了傲慢的國民黨。</h1><h1> 實戰證明：戰場情況瞬息萬變，二局情報又快又準，是紅軍快速應變的重要助力。</h1><p><br></p> <h1><b>四.破“猛密”保障反“圍剿”</b></h1><h3><b><br></b></h3><h1> 1933年2月初，蔣介石坐鎮南昌，調集50萬大軍，分左、中、右3路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h1> <h3></h3><h1> 戰前，中央軍的通訊密碼換成了特別本“猛密”。然而，“熟練而富有想象力的密碼分析家，很快便能識破極復雜的密碼”。敵之“猛密”使用不久，即被曹祥仁、鄒畢兆在南豐破開，為第四次反“圍剿”的情報保障奠定了基礎，同時表明二局的破譯能力在實踐中有了長足的進步。</h1>
<h1><b>??守株待兔</b></h1>
<h1> 2月12日紅一方面軍強攻南豐城受挫。23日主力向東韶、洛口撤退，另以紅十一軍偽裝主力向黎川佯動。</h1><h1> 26日，二局偵知：國軍誤以為紅軍主力退向黎川。陳誠率3個縱隊向黎川分進合擊，令第一縱隊司令羅卓英率第十一師由宜黃南下，在樂安的第五十二、五十九師向東，進至黃陂與第十一師會合，爾后繼續向東，切斷紅軍歸路。</h1> <h1> 第四次反“圍剿”戰役示意圖</h1><h3><br></h3><h1> 據此，紅軍主力分左右兩翼隱蔽接敵，對分別沿摩羅嶂大山兩側東進的第五十二、五十九師設伏。27日下午，細雨蒙蒙，左翼的紅一軍團對進至登仙橋的第五十二師發起突擊，隨后紅三軍團加入戰斗，該敵被全殲，師長李明被俘。同時，右翼的紅五軍團圍殲五十九師大部，活捉師長陳時驥。</h1><h1> 戰斗期間，二局偵悉羅卓英率第十一師自宜黃南下馳援。周恩來、朱德當機立斷，率主力撤離戰場，至小布、東韶、南團地區隱蔽待機。</h1><h1><b><br></b></h1><h1><b>??迅雷手段</b></h1><h1> </h1><h3><br></h3><h1> 3月中旬，陳誠改分進合擊為中間突破，分前后2個縱隊交互掩護，向廣昌推進。為創造戰機，紅十一軍進至廣昌西北地區，引誘國民黨軍加快推進。紅軍主力迫近草臺崗、徐莊一帶待機。二局偵悉國民黨軍果然將紅十一軍認作紅軍主力，命令前縱隊速進。前后2個縱隊之間的距離拉大到50公里。</h1> <h3></h3><h1> 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于20日凌晨3時下達命令：消滅前出的國軍第十一師。此時，二局又截獲2份密電：先得悉第十一師報告發現紅一、三、五軍團均在其附近，羅卓英怕吃虧，命令第十一師撤退到五里牌；隨后再獲悉，第十一師自恃是王牌不肯撤。</h1><h1> 總部首長隨機應變，先根據羅卓英的電令準備調整部署，其后又根據第十一師的復電決定維持原部署不變。</h1><h1> 20日晨7時，重新下達作戰命令，集中優勢兵力“于21日拂曉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滅草臺岡[崗]、徐莊附近之[十]一師”。</h1><h1> 21日，紅軍一舉消滅國軍第十一師，擊傷師長蕭乾，在已消滅第五十二、五十九師的基礎上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完全勝利。</h1> <h3></h3><h1> 對于第十一師之被殲，蔣介石在寫給陳誠的手諭中說：“此次損失凄慘異常，實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h1><h1> 4月，紅一方面軍總部移駐崇仁東南。此時，蔣介石正在崇仁城內視察陳誠的中路軍指揮部。二局偵獲敵報：蔣介石要乘船走水路回南昌，顯示國軍雖敗，斗志未減。紅軍派兵設伏，準備截擊蔣介石。若不是蔣介石臨時改變路線，已被紅軍俘獲。</h1> <h1><b>五.中革軍委二局成立</b></h1><h3><br></h3> <h1> 周恩來在福建建寧</h1><h1> 與紅一方面軍部分領導合影</h1><p><br></p><h1> 在反“圍剿”斗爭中，有了二局，紅軍首長指揮作戰就像“玻璃杯中押寶”，“睜著眼睛打瞎子”。</h1><p><br></p> <h1><b>??軍委二局</b></h1><h3></h3> <h1><br></h1><h1> 1933年5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成立。同時，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第二局（簡稱中革軍委二局）在瑞金烏石垅成立，任命曾希圣為局長，負責前方二局（總部二局）；錢壯飛、譚震林（不久調走）任副局長，領導后方二局。</h1><h1> </h1><h3><br></h3><h1><b>??前后二局</b>
前方二局有電臺3部，重點偵控國民黨北路軍。前方二局將偵收和破譯工作分開，增加破譯科建制，列為第四科，曹祥仁任科長。鄒畢兆調后方二局負責后方二局的破譯工作。</h1> <h3></h3><h1> 除破譯科曹祥仁外，前方二局的工作人員有：譯電校對李作鵬、段連紹、葉楚屏、盧偉良、林茂源、吳元、陳仲山、李云卿；偵收胡立教、李力田、李建華、賓玉、李廉士、胡備文、葉根、朱謀生等人。<br></h1> <h3></h3><h1> 后方二局的人員有：副局長錢壯飛；破譯鄒畢兆；譯電校對有嚴重、鄔一之、鐘鼎新、戴鏡元、鐘能??；偵收有王震、錢江、唐明、李行律、賀俊偵、劉少宏、蕭蒲德、林仁貴、陳銘興等。后方二局有電臺3部，主要偵察對象是福建十九路軍、廣東陳濟棠、湖南何鍵等。</h1>
<h1><b>??科學分工</b></h1>
<h1> 1933年底，前方二局隨周恩來、朱德回到瑞金烏石垅，與后方二局合并辦公。1934年1月，前、后方二局正式合并，仍稱中革軍委第二局，局長曾希圣，副局長錢壯飛。下設三個科：第一科破譯，科長曹祥仁；第二科偵收，科長王震，副科長李廉士，報務主任胡立教；第三科校譯，科長李作鵬。</h1> <h3></h3><h1> 合并后陸續調來的有雷永通、張樹才、賴際發、郭顯勛，還有機務員曾慶標等。合并后又增加1部電臺，共有機器7部。至此，二局健全了組織，偵收——破譯——校譯分工協作、各司其職，專業化程度和工作效率又有明顯提高。軍委最高層領導直接指導二局工作?？偛繉⒓紓汕閳笸▓蠼o部隊時，為了掩護二局，都用“諜息”、“密息”作來源；軍委機關內部進行嚴格的保密教育，要求全體干部嚴格保守軍事機密。</h1>
<h1><b>??秘密聯絡</b></h1>
<h1> 除了偵察，二局還承擔一些特別機密的通信任務，如鄒畢兆即負責與十九路軍及廣東軍閥的電臺聯絡。鄒回憶：“福建事變前，與十九路軍就建立了電臺聯絡，張云逸同志是派駐福建人民政府的軍事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后，廣東陳濟棠又與紅軍建立了電臺聯絡。這兩處來往的密碼電報，都不經中央機要科，而是由二局譯報，具體由我負責。”</h1> <h3><h1> ??二局成立以來，一直在總部首長親自關懷下工作、成長。周副主席、朱總司令幾乎天天都要到二局來。</h1><h1> 賀俊偵說：在瑞金的時候，周總理、朱總司令經常來視察，基本上每天都要跑一次，來分配任務，今天聽哪里，明天收哪個。他講的時候，我們的科長就寫在黑板上面。許多任務是周總理親自在那兒下達。緊急的時候，他一個是打電話，一個是直接跑上來?！爸軠喸?，你們好好注意周渾元的?！本蛯懮?。一個是周總理，一個是朱老總，主要是他們兩個。</h1><h1> 在總部首長親自培育下，長征前二局已是一支裝備精良，技術熟練，敢于攻堅，戰功卓著的技偵力量。</h1></h3> <h1><b>??紅星閃閃</b></h1><h3></h3> <h3></h3><h1> 1933年7月9日，中革軍委以代主席項英名義頒布《中央軍委關于頒布紅星獎章命令》，授予“領導全部或一部革命戰爭之進展而有特殊功績的”和“經常表現英勇堅決的”的紅軍官兵以紅星獎章。</h1><h1> 紅星獎章由錢壯飛設計，一等獎章金制，二等銀質，三等銅質。二、三等紅星獎章獲獎者（一等獎章獲得者僅朱德、周恩來、彭德懷3人），多是紅軍初創時期的著名將領和戰斗英雄。同時，還有在隱蔽戰線上的3位密碼破譯人員：軍委二局局長曾希圣、破譯科長曹祥仁和破譯能手鄒畢兆。</h1><h1> 曾、曹、鄒在受獎群體中的出現，標志著紅軍的無線電技術偵察隊伍已走向成熟。此時，二局已破譯密碼100本。在二局全體干部參加的慶功會上，朱德總司令親臨會場，周恩來總政委親手為曾希圣掛上了二等紅星獎章，為曹祥仁、鄒畢兆掛上了三等紅星獎章。周恩來在會上講話，對二局工作給予高度評價，鼓勵大家為革命戰爭把情報工作做得更好。會后，朱總司令和周總政委與二局的同志會餐、聯歡，親自動員說唱、講故事，熱鬧到了深夜。</h1><h1> 當時的總司令部作戰科參謀呂繼熙（呂黎平）親眼目睹了周恩來給曹祥仁授獎的場面，并親耳聆聽了周恩來的講話：“軍委總司令部特意召開了為情報機要人員慶功受獎的秘密大會。周恩來副主席親自到會，表彰總部的情報、報務、機要人員，為立功受獎的同志祝賀，給曹祥仁同志親自佩戴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頒發的勛章。周恩來同志在大會上說：軍委總部的無線電臺、情報、機要工作很重要，任務極其艱巨繁重，紅軍作戰的勝利，固然依靠黨的正確領導，指揮的正確，全體指戰員的英勇善戰和武器的裝備，但是情報工作準確與否是有關鍵性作用的。因此，紅軍的情報、機要和報務人員，應該受到重視和尊敬。現在聽說有少數同志不愿意做情報機要和參謀工作，說這些工作單調，枯燥無味，不主動，無自由。有的甚至說，寧愿到前方去當個雞頭也不想在后方做牛尾巴。意思是說，雞頭雖小，但能啼鳴發號施令，牛尾巴雖大，可老在后頭默默無聞。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紅軍的情報、機要、報務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雖然不能說是望遠鏡，顯微鏡和千里眼，但把這些工作比喻為軍委首長的‘助聽器’、‘放大鏡’、‘得力幫手或有力助手’總可以嘛！各項工作如同一部機器中的一個部件，是不可缺少的，都是革命戰爭所需要的，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什么大小高低貴賤之分。這次大會，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育，大家都一致表示堅決服從組織上的決定，不鬧情緒，安心工作。”</h1><h1> 呂黎平認為，二局是默默無聞的英雄集體，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為勝利起了關鍵作用：“曾希圣、錢壯飛、曹祥仁等同志就是我軍最早的情報專家。他們與無線電臺的報務人員密切合作，不間斷地從事這項情報研究工作，搞到了許多機密情報，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為紅軍作戰勝利起了關鍵作用，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墒?，為了保守機密，當時對這批同志既不能公布他們的姓名，也不允許宣揚他們的事跡。所以，紅軍的情報機要電臺人員，是默默無聞的英雄模范人物?！?</h1> <h3></h3><h1><b>六.第五次反“圍剿”失敗</b></h1> <h1> 1933年夏季，臨時中央一改紅一方面軍所善長的集中兵力、機動殲敵的作戰原則，提出“主動進攻”、“分離作戰”和“兩個拳頭打人”的作戰方針。以紅一軍團為主組成中央軍，看守蘇區北大門；以紅三軍團為主編成東方軍，開辟閩北新蘇區，使本來處于弱勢的紅軍，無法集中兵力，更顯勢單力薄。</h1> <h1> ??9月，蔣介石籌措大量資金，調集50萬大軍，上百架飛機，分東、西、南、北4路，以集中大量嫡系部隊的北路軍為主，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h1> <h1> 蔣介石吸取以往的教訓，采取持久戰與“堡壘主義”新戰略，實行“以守為攻”，“廣筑堡壘”，“層層鞏固，節節進逼，對峙則守，得隙則攻”的作戰原則；同時，加緊對蘇區的經濟封鎖，要“抽干塘里水，活捉塘里魚”。紅軍和蘇區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br></h1> <h3></h3><h1> ??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于1932年秋到達上海。他驚訝地發現紅軍有很強的無線電偵察能力。李德回憶：1933年，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期間，幾乎每天都能夠看到最新的國民黨電文抄件，從中清楚地了解國民黨軍隊的情報和作戰命令。那時他就已經明白中央蘇區紅軍的無線電偵察工作做得非常出色：當時，“關于國民黨軍隊的情況，我大體上是相當了解的，有些是通過中央蘇區發來的電報，在這些電報里，幾乎敵人的全部無線電通訊都被有組織地竊聽和譯了出來。”</h1><h1> 進入江西紅軍最高軍事指揮機構后，李德對此感受更深。而他和博古到達建寧時卻驚奇地發現，從事這項工作的都是一些年輕的娃娃：“第三天晚上，我們到達建寧。朱德和周恩來在前敵指揮部會見了我們。他們領著我們穿過了指揮部。指揮部有十幾間房子，包括警衛人員有幾百人，其中有整整一連被親熱地稱為‘小鬼’的情報科的年輕工作人員，他們日夜值班，竊聽和破譯國民黨的無線電報?！?“無線電不僅用于聯絡，也用于偵探，國民黨司令部的很大一部分的消息和命令都是靠無線電竊聽和破譯的。”</h1> <h3></h3><h1> 作為軍事顧問，李德本來只有建議權，沒有決定權。但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在作戰指揮上倚重他，其他領導人對他也很尊重，李德因此享有很高的權威，在軍事決策層中舉足輕重。</h1><h1> 李德非常注意了解敵我雙方的情況，很快就從二局“相當準確的情報”中得知：國軍計劃從7個方向進攻蘇區，其中3個方向在北路，每個方向上都有3~4個師，東北面還有陳誠10~12個師準備增援，要“把堡壘象楔子一樣插進蘇區的心臟。” 李德有一定的軍事理論素養和正規作戰經驗，但對中國的情況不了解，不懂得應用紅軍在實際斗爭中形成的一套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他不切實際地使用正規戰原則來指導反“圍剿”戰爭，使紅軍的處境愈發不利。因此，盡管李德對二局的情報很重視，卻不能很好地使用。</h1> <h3><h1> 1934年1月，蔣介石平息“福建事變”后，重新開始對蘇區的大規模進攻。李德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戰對陣地戰的作戰指導，使紅軍像“叫花子與龍王比寶”，東堵西擋、節節失利，陷于被動。</h1><h1> 廣昌失守后，蔣介石對蘇區組織6路進攻。紅軍分兵6路，消極防御，大量減員，根據地日漸縮小。</h1><h1> ??7月中旬，在紅軍大學學習的原湘鄂贛軍區總指揮孔荷寵叛變，將事先標好瑞金中央機關駐地的地圖交給國民黨。蔣介石決定派飛機轟炸瑞金中央領導的駐地。二局偵悉蔣的上述計劃，軍委搶在轟炸之前，連夜將大部分中央機關安全轉移到了瑞金以西15公里的云石山地區。</h1></h3> <h3></h3><h1> ??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時，蔣介石嫡系部隊使用的密碼已完全是自編本，許多升級為五位數，變換頻率加快，但很快被破譯科攻克。</h1><h1> 二局的同志們晝夜加班，監控各個方向的敵情。在經濟封鎖下，每天的菜只是鹽水煮竹筍，大家頑強地挺著。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們共破譯當面及周圍國民黨軍密碼352本。</h1><h1> 當時中央紅軍周圍有40多萬國軍，師一級的密碼100%都破譯了，團一級的臨時抄臨時破。鄒畢兆回憶：“凡是蔣介石及各派軍閥的密碼，只要是與紅軍有關的，都一個不漏地破譯了出來?！?lt;/h1><h1> 然而，在敵強我弱、損失嚴重的情況下，李德仍命令全線抵抗，分兵把守，紅軍英勇拼殺，終無力抗衡。建寧失守，永安陷落，會昌筠門嶺、福建連城、江西永豐龍崗被攻占。8月，廣昌以南陣地全部喪失。</h1><h1> 10月6日，石城淪陷。中央蘇區僅剩下瑞金、會昌、于都、寧都、長汀等狹小地區，人力物力瀕臨枯竭。中央紅軍處境危急，只剩下一條路——突圍，且刻不容緩。</h1> <h3></h3><h1><b>七.敵情有變提前轉移</b></h1>
<h1> 按原計劃，中央紅軍突圍轉移的日期為10月底或11月初，而實際上提前了近1個月。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二局及時向黨中央報告：國民黨軍將提前發動大規模進攻。</h1><h1></h1> <h3></h3><h1> ??李德回憶，提前長征的原因有三：</h1><h1> 一是“國民黨加強了封鎖區的堡壘設置”，緊縮對蘇區的封鎖，根據地的人力、財力已無法支撐；其二，9月初廣東省主席陳濟棠秘密向紅軍“突然遞交停戰聲明”，我方擔心隨著形勢進一步惡化，陳濟棠會違背與紅軍達成的默契，不僅不給紅軍讓路，反而會積極參加蔣介石的圍攻；第三個原因：“我們從破譯的電報中獲悉（這對我們來說當然是極其重要的情報），蔣介石指示把發動新的大規模進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約一個月。” “在九月的最后幾天中，蔣介石的主攻部隊的確同時行動起來了。由于我們的偵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黨和軍隊的領導才能及時對計劃作出相應的修改。”</h1> <h1>
1934年10月江西中央紅軍被迫向西轉移，1年多的征程“山高路險溝深”。在這股鐵流之中，軍委二局擔負著為長途行軍作戰的中央紅軍，不間斷地提供及時、準確情報的重大任務，系全軍之安危。在險象叢生的萬里轉戰之中，二局為長征的勝利，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br></h1><h1> 1939年初春，毛澤東在安塞對軍委二局的同志們說：“如果沒有二局，長征是否能順利達到陜北都很難說”。</h1> <h1> 彭德懷認為，具有“極大的冒險性長征”，之所以“免于覆滅達到陜北”，“幸賴紅軍的英勇和巧妙的偵察工作”。</h1> <h1> (完)</h1><h3><br></h3><h1> ??本篇制作為白鹿西行和賀安亞，其間得到鄒雪芳魏華、彭宏遠、李征東吳大蘇、李松華鄭智、何慶元、余敬東、曹索菲石鼎，以及伍星的鼎力支持。??</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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